著名的货币经济学家、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教授于上周辞世，在自由经济的领域，可说少了一根重要的支柱。但基于弗里德曼并不只是一位经济学者，而且是对20世纪下半叶的社会思想、公共政策、经济策略等方面都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所以这株大树凋零，应该说是跨领域、跨学界的损失。从东欧铁幕中解放出来如今享有自由天空的人们，应该会对他感到特别怀念。
推崇经济自由
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伯克南说：“弗里德曼的思想对现代货币经济理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无法估量。在经济学家中无出其右。”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则说他是“学术界的自由战士”。
前者是对弗里德曼在货币学说的贡献给予最高的评价，而后者则点出了他在许多领域奋战不休的事实。这也说明，他并不是坐在象牙塔里的经济学大师，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学术斗士。
弗里德曼当然首先是当代货币学派的掌门人。他不能苟同另一位经济学大师凯恩斯所提出的、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来解决经济问题的凯恩斯理论。尤其是他认为，凯恩斯理论根本不能有效的解决通货膨胀。他研究自1867至1960年这百年的美国货币史，提出通过控制货币供应来解决通膨问题的理论。
他延续自由派经济学的传统，相信市场的价格功能，推崇绝对的经济自由，反对政府的干预，认为企业本身的效率和企业之间的竞争行为，能够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让消费者受惠更大。他的经济主张，在1980年代影响了三位美国总统和撒切尔夫人的经济政策，而他的货币供应理论，也成为美国联邦储备局的重要决策基础。
但作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他所扮演的角色远不止于此。他毕生都在倡导人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他的名著《自由选择》，便在于鼓吹这套理论。他相信，只有经济自由，才有政治自由可言。
他将他的理论引申到兵员制度。在越战期间，他提出了反对征兵制的论调，呼吁政府转而采用志愿兵制。他的理由是，征兵制无形中是向青年征税，强制他们放弃外间较为丰厚的薪水，接受微薄的军俸，这基本上并不合乎自由经济的原则。他的目的，在于强调年轻人应有选择当兵与否的自由。经过他的努力，美国政府终于在1973年废除征兵制。因此，许多美国人都应该感谢他的仗义执言。
同新加坡的渊源
在1980年，当时的副总理兼金融管理局主席吴庆瑞博士曾经邀请弗里德曼到新加坡演讲，以及向新加坡政府提建议。在一个座谈会上，吴庆瑞向他提问。
首先，吴庆瑞问他，既然官方经营的企业总是效益不彰，为什么新加坡政府的旗舰企业新加坡航空公司会取得那么高的绩效呢？弗里德曼当时的问答是，那是一个例外。他的解释是，在一个像新加坡那样的新兴国家，由于拥有一群任劳任怨的开国元勋，所以能够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效率，让新航成为出类拔萃的航空公司。不过，长远而言，政府行为仍然无法超越私人企业的效率。他并没有承认他的理论在新加坡失效，而是认为长远而言他是正确的。
谈到因应通货膨胀问题时，弗里德曼认为只有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一途。对他来说，过剩的货币供应，便是通胀的根源。但是吴庆瑞却指出，新加坡在控制通胀时，根本不看货币供应，此言一出，真是语惊四座，因为这几乎是挑战货币权威。
吴庆瑞的说法是，新加坡对付通胀的方法是控制汇率。这主要是因为新加坡的出口中，进口的原材料占了很大的比率，所以只要将新元汇率调升，便能将通胀拒于门外。
这两点正好说明，并不是所有的教科书都能够提供所有的经济答案，对于毫无天然资源、毫无腹地的新加坡而言，世界级的经济大师竟然帮不上忙。
三度到中国访问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和举世知名的经济学家，他经常受邀到各地向政府提建议。在他和妻子合著的自传中提到，他到中国的三次访问是他毕生最神奇的经历之一。
他是在1980年受到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邀请首度访华，那也是三次访华中唯一的一次官方邀请。邀请者请他就世界经济、通货膨胀、计划经济中的市场运用发表看法。他当时观察到，中国的改革进程才刚刚开始，人们对自由经济简直毫无所知，对于未来的走向更是茫然。
1988年，在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的安排下，他第二度访华，但却是三次中最重要的一次。这回他不仅看到中国中央领导人，而且由于访问范围较大，所以能对中国有更深入的观察。但更重要的是，他得以更清楚地将他的观点向政府决策人和学术界表达。
到1993年他第三度访华时，他所看到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摆脱之前反复不定的状态，走向快速发展的阶段。他到北京、上海、成都和重庆等地考察，私营企业的发展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让他感到遗憾的却是，中国政府开始强调日本和韩国式的经济控制。
在三次访华中，他亲身见证中国如何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也本着自由派经济学家的立场，尽量向有关的领导人、官员、商家建言。他的观点对许多人来说正是醍醐灌顶，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中国能够在短短20余年间取得惊天动地的发展，弗里德曼的建议以及他一贯秉持的自由经济理论，应该说功劳不小。
弗里德曼的一句名言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他是要告诉人家，凡事都有个代价。而他毕生宏扬最力的一个理念则是“阁下有选择的自由”。奇怪的是，当政府提出公共政策时，最喜欢强调的是前一句话，下一句话通常按下不表。
● 郑英豪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