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国法庭每年平均处理五到二十起逃兵事件，但像钢琴家陈万荣的案件一样引发逃兵议题的，实属罕见。不过，深一层看，这个议题的出现，其实有其更深层的意含。
最令公众人士，尤其是服过兵役的公民不满的，应该是陈万荣所受到的罚款处分。不少人质疑，他是不是因为名成利就而获得“优待”和轻罚？当然不是。
11月24日国防部的第一次回应，并没有消除疑虑，反而是激发了更多的情绪反应。国防部投函报章，一般性地指出，严正看待逃避服役事件，而逃役者也须面对后果，受到法律制裁，按《征召法令》，可被罚款高达五千元，或监禁不超过三年，或两者兼施，至于实际的处罚，由法庭决定。
这样的回应显然比民众在这个课题上的情绪慢了半拍。有人要国防部表明立场，到底逃役者是该罚款还是坐监？11月30日，国防部不得不再次回应，透露该部正在检讨《征召法令》，在检讨完毕后，将给予公众完整的回复。
有关方面接着也才透露，陈万荣的罚款数额是三千元，同时，当年他父母保送他出国的三万元保证金也被没收。随后则是国防部长张志贤在一个公开场合回答记者的问题，表示当局正在检讨有关法令，他个人倾向于对明知故犯的逃役者处以监刑。
一场风波总算暂时平息。但是，重要的疑问还是没有解开。最令许多人疑惑的，是《征召法令》中明明有规定，对逃役者可以处以最高五千元罚款，或最高三年监禁，或两者兼施。但为什么法庭一路来都只选择罚款了事，甚至只罚三千元，而不动用监刑？这是出于什么考量
有报道还说，曾有逃役者在地方法庭被处监，但上诉后都改为罚款，这是由于受到高庭判决先例的约束。？相信这种法律上的论说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和信服的。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国防部并没有寻求增加罚款额和监刑？一连串的疑问，都还有待解开。
撇开逃役与相关刑罚的争论，我想，陈万荣案最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是一般当过兵的公民对这一事件的心理和情绪反应。它所折射的信息是很清楚的，那就是，经过将近四十年的积淀，国民意识已非常的厚实，新加坡人已经普遍地把服役和对国家的效忠与牺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以服役为荣，逃役为耻。
服役之苦，军令之严，只有真正当过兵的阿兵哥们才有深刻的体验，少数人不幸在军训的事故中丧生，不少人因军训而受伤，在这些公民心目中，执干戈以卫社稷，乃是公民义务，无怨无悔，但他们肯定也希望得到国家和人民的体认与感激。
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求公正。国民服役是一视同仁的，不管你出身什么家庭背景，什么种族，什么宗教，都得接受同样的训练，穿同样的军服，吃同样的米饭，没有特权，没有优待。
正因为大家都经过这一过程，公平、公正的概念也就更加根深蒂固。陈万荣案之所以激起波澜，正因为它使许多服过兵役的国民有不公正之感，甚至愤慨。大家都觉得，三千块钱罚款与逃役的严重性落差太大了。因此，这次的经验，应该能使国防部更深切体察当过兵的公民心目中的这种公正感。
● 吴俊刚
·作者为《联合早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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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 Melvyn Tan case from a positive angle
About five to 20 National Service evaders go before the Singapore courts each year, but none has sparked a debate on the issue of punishment for NS defaulters as in the case of pianist Melvyn Tan.
When we look deeper into the controversy, we will understand better its underlying significance.
What the public, especially Singaporeans who have served NS, are most unhappy about is that Mr Tan has got away with a fine.
The question many have raised is this: Has he been given "special treatment" and let off with just a slap on the wrist because of his fame and achievements? Of course not.
When the Ministry of Defence first responded to the case on Nov 24, instead of clearing doubts, it generated more emotional reactions from the people.
In a letter to the press, Mindef said that it takes a serious stand on all defaulters who will have to bear the consequences of their action and will be dealt with by the courts under the Enlistment Act.
On conviction, they are liable for an imprisonment term not exceeding three years or a fine not exceeding $5,000, or both. But the exact sentence will be determined by the courts.
The reply obviously was not good enough and some began asking Mindef to state its position categorically - should defaulters be fined or jailed?
The ministry responded again on Nov 30 by saying that it is reviewing the Enlistment Act and will give a full response on the matter when the review is completed.
And then it was revealed by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that Mr Tan was fined $3,000 and that his parents also lost a $30,000 bond pledged as a guarantee that he would return to serve NS.
Subsequently, responding to media queries on the Melvyn Tan case earlier this month, Defence Minister Teo Chee Hean said that Mindef is reviewing the Enlistment Act. He also added that he is personally in favour of imposing custodial sentences for people who deliberately evade NS.
The furore may have died down. But one important question remains unanswered.
What the people find most puzzling is this: Since the punishment for failing to serve NS is an imprisonment term not exceeding three years or a fine not exceeding $5,000, or both, why have the courts so far chosen to impose only a fine ($3,000 in Melvyn Tan's case) and not a jail term? What are the considerations?
There have been news reports that some draft dodgers who were sentenced to jail by the Subordinate Courts managed to have it converted to a fine when they appealed because there is such a precedent in the High Court.
The average person may not understand the legal complexities involved. Neither would they be convinced.
Why has Mindef so far not sought to increase the maximum fine and jail term for NS evaders? This is yet another question that needs to be answered.
The issues of draft dodging and the penalties for it aside, what truly deserves our attention from the Melvyn Tan case is the reaction of Singaporeans who have served NS.
The message is clear. After close to 40 years, there is now a strong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For Singaporeans, our system of National Service is now intertwined with a sense of loyalty and the willingness to sacrifice for the country. To serve NS is an honour and to evade it is a disgrace.
Only people who have gone through NS understand what military training and discipline is. Many have suffered injuries in the course of training and a few have even lost their lives.
To them, to be trained to defend the country is a duty that they must fulfil. Naturally, they hope that what they have done will be recognised and appreciated by the nation and fellow Singaporeans.
More importantly, they want fairness. The same treatment should be extended to all who serve NS, regardless of family background, race or religion. Everyone goes through the same training, wears the same uniform and eats the same food. No one gets special privileges or favours.
This sense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has taken root precisely because everyone goes through the same process.
That the Melvyn Tan case has caused an uproar is because many who have served NS feel resentment at something they believe is unfair.
They feel strongly that a fine of $3,000 is inadequate for evading NS which is a serious offence.
This episode should help Mindef understand better this sense of fairness that Singaporeans who have served NS hold dear to their hearts.
By Goh Choon Kang. The writer is a leader writer of Lianhe Zaobao. Translated by Yap Gee Poh.
Saturday, December 17, 2005
Thursday, December 15, 2005
爱情:寻找相似的灵魂
...... 崇拜，是对深邃灵魂的向往渴望，对方身上反射的自我期许，让翁帆和扬，甘愿付出年轻的生命相迎。陈文茜和平路讨论杨翁之恋时曾说，智慧的长者是一所绝佳的学校，成为杨振宁妻子，拉高了翁帆人生的起点。
青春和青春的相悦自有无可替代的天然之美，但爱情旅途有着不同出发点，从仰望出发也可到达目的地。爱情最终的真义，不就是要寻找相似的灵魂？
摘自 翁帆和扬·安德烈
青春和青春的相悦自有无可替代的天然之美，但爱情旅途有着不同出发点，从仰望出发也可到达目的地。爱情最终的真义，不就是要寻找相似的灵魂？
摘自 翁帆和扬·安德烈
人生的跑道
傍晚下班回家，一看到屋子里的情况，气便不打一处来了。
大厅里没人，灯亮着、风扇猛猛地开着，桌子上，狼籍不堪地弃置着吃了一半的罐头鱼、喝了半瓶的汽水、还有，咬了一半的面包；厨房里，橱门大大地敞开着；楼上呢，传来了收音机震天价响的噪音。
气鼓鼓地跑上楼，发现次子正坐在电脑旁，全神贯注地敲打着键盘。
我生气地数落他的“罪状”，数数数，数着数着，连过去的旧账也一并翻了出来，婆婆妈妈、唠唠叨叨，彻底忘记了被我数落着的这个孩子已经成年而且站起来时比我足足高了三尺余。
静静地听着、听着，他的脸，突然闪出了一种痛苦的表情，像一只受伤的犬。
次日，长子对我说道：
“妈妈，弟弟已经长大了，您不应该为了这些芝麻绿豆的小事而责备他，您应该设法找出让他心烦的原因呀！”
寥寥数语，醍醐灌顶。
身为父母的，常常忘记一个基本的事实：孩子会长大、孩子已长大。我们老是高高在上地摆出长者的姿态，而这一摆，有时可能便摆上长长的半个世纪而不自觉。
实际上，我们应该和孩子一起成长，我们应该随着他们的需要而改变自己的教育方式。一个两岁的孩子，将吃喝一半的食物随意丢在桌上而走开，他需要的是父母耐心的教导；一名十二岁的孩子做同样的事情，父母便得好好地骂一骂了，然而，当一名二十一岁的孩子犯上这个错误时，他需要的，不是教导、不是斥责、不是提醒，而是理解与宽容。在他疏忽行事的背后，肯定有着需要我们深入去了解的内在原因、有着需要我们伸出援手以共同解决的问题。一开口便不分青红皂白地骂，不但于事无补，还会使亲子关系蒙上重重阴影。
事后，经过详谈，果然发现了次子当日的确有个难解的心结，结果便因心不在焉而出现了有异于常的行为。
从上述事件，我发现了为人父母者常犯的另一个毛病是：我们惯于指责而吝于赞美。
性好整洁的次子做事一向秩序井然，自个儿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衣服鞋袜，永远各就各位。家里哪儿东西凌乱，他总自动自发地整理；哪儿有蚊虫蚂蚁的踪迹，他总不嫌麻烦地大事歼灭。我把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的，从来不曾美言称赞，然而，一旦出现状况，便理直气壮地大发雷霆。
我执教鞭，常常有机会与学生家长接触。我发现两代间的冲突常常源于父母没有与孩子一起成长。孩子的胃是饱的，身子是暖和的，可是，他们胸腔里已经茁壮成长的那颗心，却仍然被父母看成是襁褓期间的婴儿心。父母为了浮在生活表面许许多多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喋喋不休，却不知道青春期的少男少女真正需要的是贴心的关爱。这种情形，就好像看到黑烟从车里冒出时，不去探究车子冒烟的内在原因，反而啰啰唆唆地嫌黑烟污染空气、嫌黑烟有碍瞻观，全然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
生活，是一条长长的跑道，当孩子比我们矮了一大截时，我们是孩子的教练，指导他们正确的跑姿、指引他们正确的跑向；可是，有一天，当他们与我们高与肩齐时，我们便得与他们并肩而跑了。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及早赢取孩子永远的尊敬。
● 尤今
大厅里没人，灯亮着、风扇猛猛地开着，桌子上，狼籍不堪地弃置着吃了一半的罐头鱼、喝了半瓶的汽水、还有，咬了一半的面包；厨房里，橱门大大地敞开着；楼上呢，传来了收音机震天价响的噪音。
气鼓鼓地跑上楼，发现次子正坐在电脑旁，全神贯注地敲打着键盘。
我生气地数落他的“罪状”，数数数，数着数着，连过去的旧账也一并翻了出来，婆婆妈妈、唠唠叨叨，彻底忘记了被我数落着的这个孩子已经成年而且站起来时比我足足高了三尺余。
静静地听着、听着，他的脸，突然闪出了一种痛苦的表情，像一只受伤的犬。
次日，长子对我说道：
“妈妈，弟弟已经长大了，您不应该为了这些芝麻绿豆的小事而责备他，您应该设法找出让他心烦的原因呀！”
寥寥数语，醍醐灌顶。
身为父母的，常常忘记一个基本的事实：孩子会长大、孩子已长大。我们老是高高在上地摆出长者的姿态，而这一摆，有时可能便摆上长长的半个世纪而不自觉。
实际上，我们应该和孩子一起成长，我们应该随着他们的需要而改变自己的教育方式。一个两岁的孩子，将吃喝一半的食物随意丢在桌上而走开，他需要的是父母耐心的教导；一名十二岁的孩子做同样的事情，父母便得好好地骂一骂了，然而，当一名二十一岁的孩子犯上这个错误时，他需要的，不是教导、不是斥责、不是提醒，而是理解与宽容。在他疏忽行事的背后，肯定有着需要我们深入去了解的内在原因、有着需要我们伸出援手以共同解决的问题。一开口便不分青红皂白地骂，不但于事无补，还会使亲子关系蒙上重重阴影。
事后，经过详谈，果然发现了次子当日的确有个难解的心结，结果便因心不在焉而出现了有异于常的行为。
从上述事件，我发现了为人父母者常犯的另一个毛病是：我们惯于指责而吝于赞美。
性好整洁的次子做事一向秩序井然，自个儿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衣服鞋袜，永远各就各位。家里哪儿东西凌乱，他总自动自发地整理；哪儿有蚊虫蚂蚁的踪迹，他总不嫌麻烦地大事歼灭。我把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的，从来不曾美言称赞，然而，一旦出现状况，便理直气壮地大发雷霆。
我执教鞭，常常有机会与学生家长接触。我发现两代间的冲突常常源于父母没有与孩子一起成长。孩子的胃是饱的，身子是暖和的，可是，他们胸腔里已经茁壮成长的那颗心，却仍然被父母看成是襁褓期间的婴儿心。父母为了浮在生活表面许许多多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喋喋不休，却不知道青春期的少男少女真正需要的是贴心的关爱。这种情形，就好像看到黑烟从车里冒出时，不去探究车子冒烟的内在原因，反而啰啰唆唆地嫌黑烟污染空气、嫌黑烟有碍瞻观，全然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
生活，是一条长长的跑道，当孩子比我们矮了一大截时，我们是孩子的教练，指导他们正确的跑姿、指引他们正确的跑向；可是，有一天，当他们与我们高与肩齐时，我们便得与他们并肩而跑了。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及早赢取孩子永远的尊敬。
● 尤今
天地有大美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是庄子在《知北遊》篇说的。蒋勋新书用了前面五个字作书名。
有一个分辨真假钻石的说法。一个人从小到大接触的都是真钻石，长大了把一堆真假钻石摆在面前，他可以不假思索地把真假分开。因为从小接触了真东西，耳濡目染之下辨识能力成了直觉本能。
多看多接触正是培养美感的一个方法。新世代新精神特质就是爱美——美比生命还大（larger than life）。
从商业包装到精神修炼都是在追求“美”，不同的是手段，前者强调有外就有内（结果只有外），后者认为有内就有外（结果忽略了外），完美的应该是内外同修。
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在的美，要看到接触到才能培养出美感，发扬活着的美学。蒋勋的新书从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谈美和美感，比从哲学角度或艺术理论分析美感经验，更能说明美的感受无处不在。
去年有一本书《汉宝德谈美》谈美感教育，提出“美感教育的第一步是张看眼睛”。忙碌的人有时过马路都不张眼，更别说打开心灵视野。
12月到农历新年是新加坡最好感受美感的季节。这个时候张开眼睛收获一定不少。
从圣诞节到农历新年，街道张灯结彩，购物中心橱窗以致银行邮政局都布置得喜气洋洋。喜气总离美不会太远，因为当中蕴含了相信美好的心情，还有积极奋发的生命力。
这段时间也是新加坡时雨时晴，气候落差比较强烈的季节。灰天微雨使热带岛国有早秋的写意；雨后阳光，建筑物和柏油路被打得发亮，树影斑斑衬得南洋情调特别浓艳娇媚。
而人，紧张忙碌的新加坡人沾上了不同程度的festive mood。虽然是商业宣传催生出来的节日气氛，但是长周末假期打散了日常忙碌的节奏，慢下来让自己记得要对身边的人包括自己好一点，这是生活中的“大美”。
美就美，干吗还分大小？《汉宝德谈美》作者提醒大家，光是感官愉悦只是“美”，“结合了真与善而形成的至美状态”是“大美”。
家居布置得美丽，人看了开心住得舒服，那是“小美”。那份使家人住得安稳，客人坐得自在的心意，就有了“大美”的光泽。
美本身无价，也不用花钱。你对身边的人体贴包容些，对陌生的人善意耐心些，世界就这样一点点的美丽起来。
蒋勋在新书里写到——宋代绘画里的亭子总设计在景观最好的地方。“因为这个亭子表示说：你人生到了最美的地方，应该停一停，如果不停下来就看不到美”。
有些人，包括笔者常抱怨岛国不够美丽。风景看多了，发现要发觉美，追根究底是一颗追求美的心灵，还有成就美的行动力（愿意慢下来）。
生活在其中，我们是不是视这座花园城市为不见，只在人家门口停驻看风景，却忘了停下匆忙的步伐欣赏自家庭院也有的树影花香。
写这篇文章时，心情放假，思绪随性。在这个新旧要交棒的时刻，我们慢下来吧。这篇专栏就让笔者随便扯过去吧。
希望你发现美丽。
● 赵琬仪
电邮: www.mytissue.com
有一个分辨真假钻石的说法。一个人从小到大接触的都是真钻石，长大了把一堆真假钻石摆在面前，他可以不假思索地把真假分开。因为从小接触了真东西，耳濡目染之下辨识能力成了直觉本能。
多看多接触正是培养美感的一个方法。新世代新精神特质就是爱美——美比生命还大（larger than life）。
从商业包装到精神修炼都是在追求“美”，不同的是手段，前者强调有外就有内（结果只有外），后者认为有内就有外（结果忽略了外），完美的应该是内外同修。
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在的美，要看到接触到才能培养出美感，发扬活着的美学。蒋勋的新书从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谈美和美感，比从哲学角度或艺术理论分析美感经验，更能说明美的感受无处不在。
去年有一本书《汉宝德谈美》谈美感教育，提出“美感教育的第一步是张看眼睛”。忙碌的人有时过马路都不张眼，更别说打开心灵视野。
12月到农历新年是新加坡最好感受美感的季节。这个时候张开眼睛收获一定不少。
从圣诞节到农历新年，街道张灯结彩，购物中心橱窗以致银行邮政局都布置得喜气洋洋。喜气总离美不会太远，因为当中蕴含了相信美好的心情，还有积极奋发的生命力。
这段时间也是新加坡时雨时晴，气候落差比较强烈的季节。灰天微雨使热带岛国有早秋的写意；雨后阳光，建筑物和柏油路被打得发亮，树影斑斑衬得南洋情调特别浓艳娇媚。
而人，紧张忙碌的新加坡人沾上了不同程度的festive mood。虽然是商业宣传催生出来的节日气氛，但是长周末假期打散了日常忙碌的节奏，慢下来让自己记得要对身边的人包括自己好一点，这是生活中的“大美”。
美就美，干吗还分大小？《汉宝德谈美》作者提醒大家，光是感官愉悦只是“美”，“结合了真与善而形成的至美状态”是“大美”。
家居布置得美丽，人看了开心住得舒服，那是“小美”。那份使家人住得安稳，客人坐得自在的心意，就有了“大美”的光泽。
美本身无价，也不用花钱。你对身边的人体贴包容些，对陌生的人善意耐心些，世界就这样一点点的美丽起来。
蒋勋在新书里写到——宋代绘画里的亭子总设计在景观最好的地方。“因为这个亭子表示说：你人生到了最美的地方，应该停一停，如果不停下来就看不到美”。
有些人，包括笔者常抱怨岛国不够美丽。风景看多了，发现要发觉美，追根究底是一颗追求美的心灵，还有成就美的行动力（愿意慢下来）。
生活在其中，我们是不是视这座花园城市为不见，只在人家门口停驻看风景，却忘了停下匆忙的步伐欣赏自家庭院也有的树影花香。
写这篇文章时，心情放假，思绪随性。在这个新旧要交棒的时刻，我们慢下来吧。这篇专栏就让笔者随便扯过去吧。
希望你发现美丽。
● 赵琬仪
电邮: www.mytissue.com
Wednesday, December 14, 2005
全球化真有那么好吗？
近几年我们也常说全球化，但对其实质性，我们是否有作过深入的探讨呢？它真的是那么完美无缺吗？真的是好到不容置疑、可以毫无条件全盘接受？或者是，我们自以为有能力去应付它所带来的冲击？就像吃有毒的河豚那样，可以啖其美肉而避其剧毒，设法吸收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却又绕过误区，避开一些似是而非的漏洞和陷阱？
老百姓对全球化的认识过于片面，或将它与现代化混淆倒还能理解。我曾经听说过，只要全世界的飞机都能停在我们够大的机场上，那就是全球化了。再说，所谓的全球化不就是接上全球网络吗？不就是学术与高科技的友善交换吗？不就是我们更多设施能提升到国际认可的水平，或者把经济项目尽量挤到前面去吗？
西方强调个人
纽约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张旭东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里指出：西方提出的全球化基本上可理解为一种普遍主义，这其中当然具有其本身的政治本体论，但它最为有利和最擅长的形式，并非具体的或带有关联的辩证思维，而是一种抽象的、割裂的、反本质及反文化的思维。它强调一种个人的原子式，它不强调浪漫的或地域性的内容；不强调社区与传统；不强调文化认同；而强调每个人都是原子，也因此采用了普遍性，拥有共同的公约性来作为支持点。
从上述论点，我们已可以模拟出一个全球化的人物典型：一位市场专才，只认同自己个人的价值观，完全不在乎自己原来的文化属性或任何其他文化传统。生活原则只讲实际利益，并以自身利益作为一切决策的依据。也许，他坐的就是头等舱，膝上是卫星网络，财产也能方便地任意挪移，但谁有钱谁就能当他的老板，哪处有利可图就往哪处靠过去。
这例子值得深思。因为它可以是一个人物，也可以是一个社会，甚至可以是一个国家。
人人价值有异，这种多元性应该得到尊重。对生命和宇宙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让基督教徒、回教徒、佛教徒去开个国际会议，大家限定一段长短相同的时间发言，那可以，说完大家承认说过的内容也就好了。根据这些认同，就能组织出一些人类价值的共同点。但要求真正大同是奢望，至少在短期的未来都无法实现。
不同的宗教、政治、经济与亲属制度组成每个地方的一体性和总体特征，这使到不同的人类群体能够生活在自己的宇宙观模式里。这些观念对群体的衣食住行、工作与娱乐、生产与消费、道德实践与伦常仪式，都有微妙的反射作用。时至今日，人类在步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其实也有自身价值观上某种程度的磨损。这是事实。但东方有个古老智慧叫做“变通”，“变则通，通则灵”，这个“变”跟西方的“change”是不同的，它其中还融入适合自己需要的过滤及应对方式，以维持“天（主流政治）、地（自然环境）、人（社会生活）的始终和谐。
中、印对全球化进行反思
这样的“变通”，其中包含着社会自身的觉悟、衡量、选择和决定。这也是为什么在“全球化时代”的语境里，最容易受到误导的是一些文化与传统薄弱的社会。至于中国与印度这两大文明古国，虽然也以本身能适应的方式步向现代化，但步伐却是谨慎的，而且也没忘记对全球化实质提出适当的质疑。这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文化底子深厚，比文化与传统薄弱的国家更有能力就全球化问题进行反思。
美国文博大学政治系副教授于滨在谈及全球化时说：“美国人现在谈起（全球化）已不如数年前那样一往情深了，他们也在对全球化的利弊得失进行检讨和反思。事实已经证明：全球化并不等于现代化。全球化仅仅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实现现代化可能性的某些必要机会，但并不能保证现代化的必然实现。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与国际体系‘接轨’的也不在少数，然而经过一段努力达到‘准’现代化的毕竟少之又少。”
不是没有可鉴的前车，问题是我们有没有鉴的能力。表面上我国似乎一派洋化，但其实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也未必如此悲观，只要细心分析我国的群体价值观就会发现，新加坡肯定仍拥有自己的专属文化价值。或许我们这方面该努力再做些论析、界定和归纳的工作，但我们绝对不是真空。
不过，在自己文化价值尚未完全成熟、抵御能力尚弱的时候就无条件接纳西方那套带有经济剥削居心的全球化论调，甚至呼之应之，那会不会更容易迷失自己呢？
● 吴韦材 ·作者是旅居北京的本地写作人
老百姓对全球化的认识过于片面，或将它与现代化混淆倒还能理解。我曾经听说过，只要全世界的飞机都能停在我们够大的机场上，那就是全球化了。再说，所谓的全球化不就是接上全球网络吗？不就是学术与高科技的友善交换吗？不就是我们更多设施能提升到国际认可的水平，或者把经济项目尽量挤到前面去吗？
西方强调个人
纽约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张旭东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里指出：西方提出的全球化基本上可理解为一种普遍主义，这其中当然具有其本身的政治本体论，但它最为有利和最擅长的形式，并非具体的或带有关联的辩证思维，而是一种抽象的、割裂的、反本质及反文化的思维。它强调一种个人的原子式，它不强调浪漫的或地域性的内容；不强调社区与传统；不强调文化认同；而强调每个人都是原子，也因此采用了普遍性，拥有共同的公约性来作为支持点。
从上述论点，我们已可以模拟出一个全球化的人物典型：一位市场专才，只认同自己个人的价值观，完全不在乎自己原来的文化属性或任何其他文化传统。生活原则只讲实际利益，并以自身利益作为一切决策的依据。也许，他坐的就是头等舱，膝上是卫星网络，财产也能方便地任意挪移，但谁有钱谁就能当他的老板，哪处有利可图就往哪处靠过去。
这例子值得深思。因为它可以是一个人物，也可以是一个社会，甚至可以是一个国家。
人人价值有异，这种多元性应该得到尊重。对生命和宇宙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让基督教徒、回教徒、佛教徒去开个国际会议，大家限定一段长短相同的时间发言，那可以，说完大家承认说过的内容也就好了。根据这些认同，就能组织出一些人类价值的共同点。但要求真正大同是奢望，至少在短期的未来都无法实现。
不同的宗教、政治、经济与亲属制度组成每个地方的一体性和总体特征，这使到不同的人类群体能够生活在自己的宇宙观模式里。这些观念对群体的衣食住行、工作与娱乐、生产与消费、道德实践与伦常仪式，都有微妙的反射作用。时至今日，人类在步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其实也有自身价值观上某种程度的磨损。这是事实。但东方有个古老智慧叫做“变通”，“变则通，通则灵”，这个“变”跟西方的“change”是不同的，它其中还融入适合自己需要的过滤及应对方式，以维持“天（主流政治）、地（自然环境）、人（社会生活）的始终和谐。
中、印对全球化进行反思
这样的“变通”，其中包含着社会自身的觉悟、衡量、选择和决定。这也是为什么在“全球化时代”的语境里，最容易受到误导的是一些文化与传统薄弱的社会。至于中国与印度这两大文明古国，虽然也以本身能适应的方式步向现代化，但步伐却是谨慎的，而且也没忘记对全球化实质提出适当的质疑。这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文化底子深厚，比文化与传统薄弱的国家更有能力就全球化问题进行反思。
美国文博大学政治系副教授于滨在谈及全球化时说：“美国人现在谈起（全球化）已不如数年前那样一往情深了，他们也在对全球化的利弊得失进行检讨和反思。事实已经证明：全球化并不等于现代化。全球化仅仅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实现现代化可能性的某些必要机会，但并不能保证现代化的必然实现。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与国际体系‘接轨’的也不在少数，然而经过一段努力达到‘准’现代化的毕竟少之又少。”
不是没有可鉴的前车，问题是我们有没有鉴的能力。表面上我国似乎一派洋化，但其实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也未必如此悲观，只要细心分析我国的群体价值观就会发现，新加坡肯定仍拥有自己的专属文化价值。或许我们这方面该努力再做些论析、界定和归纳的工作，但我们绝对不是真空。
不过，在自己文化价值尚未完全成熟、抵御能力尚弱的时候就无条件接纳西方那套带有经济剥削居心的全球化论调，甚至呼之应之，那会不会更容易迷失自己呢？
● 吴韦材 ·作者是旅居北京的本地写作人
‘七月流火’越来越‘火’
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咬文嚼字》创刊已经10周年了。该刊自创办以来，一直收到批评用“七月流火”表示天热的稿件，可是，一篇也没有用过。原因何在？
“七月流火”出自《诗经·豳风·七月》，是交代时序变化的，意思是：夏历七月大火星渐渐西下，到了暑往寒来的时候了。可是，现在许多人用它极言盛夏酷热，结果招来许多批评。然而，形容盛夏酷热的“七月流火”依然大行其时，而且越来越火。原因何在？
今年7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向到访的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一行致欢迎词时，一开头就说了句：“七月流火，但充满热情的岂止是天气。”校长先生用“七月流火”是想借以烘托人大师生接待贵宾之热情。
贵为大学校长，又是研究国学的，他这么一用，可谓火上加油。一个本来就有争议的用法，经高端应用，全球报道，立刻引发一场火热的讨论。
“百家会诊”讨论“七月流火”
《咬文嚼字》有个专栏叫“百家会诊”，编者早在今春就预告了“候诊”对象——“用‘七月流火’形容盛夏的酷热对吗？”“会诊”文章排在11月份的刊物上发表。编者说，此次会诊，参加讨论的来稿是近来最多的，原因跟纪宝成引发的争论有关。
“会诊”专栏共发表七篇文章，三篇反对用“七月流火”形容盛夏酷热，四篇表示赞成。反对者无不引经据典，结论是“七月”是夏历七月，天气要转凉了，不是公历七月，天气热得要命，所以“七月流火”并不热，怎能望文生义地用来形容盛夏酷热呢？赞成者则多角度地加以论证，分析“七月流火”之所以越来越火的原因。
张怡春认为“七月流火”是借形词，用的已经不是它在《诗经》中的本义了。他认为“七月流火”已经“变身”，舍其本义而借其词形，正可形象地描绘出暑热难耐的情形，言简意赅，恰到好处。反之，如果不翻新其语义，那么这个濒临死亡的词语就很难进入现代人的语用范围了，它将成为“死词”。借形，焕发了“七月流火”的新生命。要我说，这是语言用户让它起死回生，并给了它第二春。谁不喜欢能有第二春啊？
“会诊”者宋桂奇说，用“七月流火”表示天气炎热，是个“美丽的误会”。一是“形不变而义变的成语非常多”，如“出尔反尔”、“文质彬彬”等。二是变化后的“七月流火”通俗易懂、形象生动，望文生义正好开启读者想像之门，从字面就能感受到烈日当空，热浪如火。要我说，因误会而变得美丽，夫复何求！
第三位“会诊”者王国锋主要分析了“七月流火”之所以“火”的原因。第一，从构词角度来说，它与语汇发展的规律相符。“一种语言的词汇绝不应该视为一堆现成的、静止的材料。且不说新的词和词形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只要语言存活于人民的口中，它的词汇就是造词能力连续创造和再创造的产品。”（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语）如今的“七月流火”，正是对旧词的再创造，是对语言资源的开发。既能推陈出新，丰富词汇，又可减轻学习者的负担，一举两得。
其次，从接受的角度看，如今的“七月流火”能让大多数人无障碍接受。“七月流火”点明酷热的时间，塑造酷热的形象，语简义丰，易懂好用。让老词服务于今天的大众，它才能走得更远用得更火。要我说，这是“老树春深更着花”，在人们的语文生活中平添了一道风景。
辞典不收“七月流火”
第四位“会诊”者是顾黎明。他说“七月流火”有两义：天凉和天热。但是这些年来，他“上下求索”，讲天气转凉的只找到一例。如果没有特别说明，人们只会觉得“七月”热，不会觉得“七月”凉。所以“七月流火”不可能回到从前表示“天气转凉”的意义上去了。要我说，既然回头已不可能，那就只有大胆地向前走了。
“七月流火”在人们的语文生活中“火”成一片，可是在辞书中难觅踪迹。因此顾黎明建议词典收入“七月流火”，并将表示天气炎热的之义列入，以免有人继续犯以古匡今的错误。
编者对“会诊”的总结回答了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他们坚持不刊登那些批评以“七月流火”来表示天热的稿件，一是因为这种用法给了传统的“七月流火”新的生命，人们很难找出比它更鲜明更生动的形容天气炎热的表达方式了。二是因为在当前的语用实际中，以“七月流火”表示天气转凉的语例几乎为零。
编者还注意到，用“七月流火”表示天气炎热已经具有类推能产性了，如“五月流火”“六月流火”“九月流火”，笔者则看过“八月流火”。编者呼吁语言用户应当把眼界放宽些，他们对语文工具书未能及时将“七月流火”的新用法收录，表示遗憾。
（本文系据《咬文嚼字》2005年第11期“百家会诊”专栏文章综合改写而成，谨此声明，并向原作者和编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 汪惠迪 ·作者是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语文顾问，定居香港。
“七月流火”出自《诗经·豳风·七月》，是交代时序变化的，意思是：夏历七月大火星渐渐西下，到了暑往寒来的时候了。可是，现在许多人用它极言盛夏酷热，结果招来许多批评。然而，形容盛夏酷热的“七月流火”依然大行其时，而且越来越火。原因何在？
今年7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向到访的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一行致欢迎词时，一开头就说了句：“七月流火，但充满热情的岂止是天气。”校长先生用“七月流火”是想借以烘托人大师生接待贵宾之热情。
贵为大学校长，又是研究国学的，他这么一用，可谓火上加油。一个本来就有争议的用法，经高端应用，全球报道，立刻引发一场火热的讨论。
“百家会诊”讨论“七月流火”
《咬文嚼字》有个专栏叫“百家会诊”，编者早在今春就预告了“候诊”对象——“用‘七月流火’形容盛夏的酷热对吗？”“会诊”文章排在11月份的刊物上发表。编者说，此次会诊，参加讨论的来稿是近来最多的，原因跟纪宝成引发的争论有关。
“会诊”专栏共发表七篇文章，三篇反对用“七月流火”形容盛夏酷热，四篇表示赞成。反对者无不引经据典，结论是“七月”是夏历七月，天气要转凉了，不是公历七月，天气热得要命，所以“七月流火”并不热，怎能望文生义地用来形容盛夏酷热呢？赞成者则多角度地加以论证，分析“七月流火”之所以越来越火的原因。
张怡春认为“七月流火”是借形词，用的已经不是它在《诗经》中的本义了。他认为“七月流火”已经“变身”，舍其本义而借其词形，正可形象地描绘出暑热难耐的情形，言简意赅，恰到好处。反之，如果不翻新其语义，那么这个濒临死亡的词语就很难进入现代人的语用范围了，它将成为“死词”。借形，焕发了“七月流火”的新生命。要我说，这是语言用户让它起死回生，并给了它第二春。谁不喜欢能有第二春啊？
“会诊”者宋桂奇说，用“七月流火”表示天气炎热，是个“美丽的误会”。一是“形不变而义变的成语非常多”，如“出尔反尔”、“文质彬彬”等。二是变化后的“七月流火”通俗易懂、形象生动，望文生义正好开启读者想像之门，从字面就能感受到烈日当空，热浪如火。要我说，因误会而变得美丽，夫复何求！
第三位“会诊”者王国锋主要分析了“七月流火”之所以“火”的原因。第一，从构词角度来说，它与语汇发展的规律相符。“一种语言的词汇绝不应该视为一堆现成的、静止的材料。且不说新的词和词形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只要语言存活于人民的口中，它的词汇就是造词能力连续创造和再创造的产品。”（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语）如今的“七月流火”，正是对旧词的再创造，是对语言资源的开发。既能推陈出新，丰富词汇，又可减轻学习者的负担，一举两得。
其次，从接受的角度看，如今的“七月流火”能让大多数人无障碍接受。“七月流火”点明酷热的时间，塑造酷热的形象，语简义丰，易懂好用。让老词服务于今天的大众，它才能走得更远用得更火。要我说，这是“老树春深更着花”，在人们的语文生活中平添了一道风景。
辞典不收“七月流火”
第四位“会诊”者是顾黎明。他说“七月流火”有两义：天凉和天热。但是这些年来，他“上下求索”，讲天气转凉的只找到一例。如果没有特别说明，人们只会觉得“七月”热，不会觉得“七月”凉。所以“七月流火”不可能回到从前表示“天气转凉”的意义上去了。要我说，既然回头已不可能，那就只有大胆地向前走了。
“七月流火”在人们的语文生活中“火”成一片，可是在辞书中难觅踪迹。因此顾黎明建议词典收入“七月流火”，并将表示天气炎热的之义列入，以免有人继续犯以古匡今的错误。
编者对“会诊”的总结回答了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他们坚持不刊登那些批评以“七月流火”来表示天热的稿件，一是因为这种用法给了传统的“七月流火”新的生命，人们很难找出比它更鲜明更生动的形容天气炎热的表达方式了。二是因为在当前的语用实际中，以“七月流火”表示天气转凉的语例几乎为零。
编者还注意到，用“七月流火”表示天气炎热已经具有类推能产性了，如“五月流火”“六月流火”“九月流火”，笔者则看过“八月流火”。编者呼吁语言用户应当把眼界放宽些，他们对语文工具书未能及时将“七月流火”的新用法收录，表示遗憾。
（本文系据《咬文嚼字》2005年第11期“百家会诊”专栏文章综合改写而成，谨此声明，并向原作者和编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 汪惠迪 ·作者是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语文顾问，定居香港。
Monday, December 12, 2005
防别的锅里还有这种米
半年了，我们的话题还是绕不开NKF。其实，NKF本身或者它的前总裁未来的具体情况如何，已经不是我最关心的项目了。因为现在审计公司马上要公布结果，如果它有任何发现，当局会有后续行动，而NKF的临时执行委员会在“清理门户”之际，也已在改变现行做法和计划未来。
真正让人担忧的，是NKF事件所折射出来的许多现象。翻查旧报纸，上个世纪90年代也有人指NKF用钱有问题，杜莱出国时乘坐头等舱，作出这样评论的包括NKF的前义工。不过事件总是以杜莱起诉人诽谤，遭到起诉者后来道歉赔偿、庭外和解告终。
而上个星期，行动党前国会议员吴俊刚在报上的一篇《NKF式的形象工程》，披露他在当国会议员期间即因要协助患有肾脏病选民而同NKF打过交道，对NKF有所体会的情况。为什么就连执政党议员在隐隐感觉问题存在时，也只能“暗中劝导基层组织和中元会，不需要再那么落力为NKF筹款”？
NKF的问题，真的只是因为上一任NKF执行理事长只手遮天似的管理方式？那么，到底是怎样的社会条件容许只手遮天的情况出现和存在了这么长的时日？是执行委员会没有发挥好监管的作用？现在我们看，其他公营或非牟利机构该有的管理机制，出事前的NKF对外发言时也不是没有公布过——有专业知识、有威信、有社会地位的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世界著名的审计公司负责审计等等。事实上，NKF过去在受到外界批评的时候，也都搬出一套套存在的监管机制理直气壮地驳斥，让许多人哑口无言。那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许文远说，“如果我们一切由一个人控制，执委会又不监督，这人又有一定的领袖魅力，员工都把他当神那么崇拜，没有人愿意揭发内情，外人很难发现有何不妥”。
这当中不只是崇拜，而应该还有很缜密、庞大的体制运作，也有很实际的利益牵扯其中吧。我们的社会里，提出质疑者往往被怀疑有所企图，而社会倾向相信的是已经建立起形象的权威者。好像信任才是美德，质疑就是罪过。要揭发，等于要和一个庞大的，外表看来完美无暇，而且道德高尚的体制对抗。揭发需要清醒，需要勇气之外，前车可鉴，揭发者恐怕还要考虑自己是否有雄厚的资金背景。
NKF的事件最终会过去。现在政府有坚定的政治意志，也有政治压力，要使事情水落石出。不过，我们不能停止问的是很多“为什么”。
这些问题不止于NKF而已。我们需要问的，是我们的社会生态里，这样的事件为什么有机会发生。如果是一些与整个社会生态有关的更深层的原因，它昨天发生在NKF，那同样的，这锅米要在其他机构里蒸煮成饭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岛国廉正的信誉来之不易，经不起更多NKF事件的重演，发生公众看到的外表只是糖衣，往深层看时发现腐化的情况。公开与透明很重要，一个什么样的机构需要做什么样的事情的认识很重要。我们需要更多地讨论超越NKF的课题，包括怎样进行有效的监督。NKF有的监管机制，倒过来看，其他非牟利机构，包括接受许多公众捐款的慈善机构，还有使用公帑的机构也都有。但是要怎样建立信心，让大家都相信每一分钱都花在实际合乎公众利益的事情上？坐在那些管理委员会的成员、监管的机构，能够不碍于任何情面、不顾虑自己的利益受到影响，都像许文远所说的，“不必客气”，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 李慧玲
真正让人担忧的，是NKF事件所折射出来的许多现象。翻查旧报纸，上个世纪90年代也有人指NKF用钱有问题，杜莱出国时乘坐头等舱，作出这样评论的包括NKF的前义工。不过事件总是以杜莱起诉人诽谤，遭到起诉者后来道歉赔偿、庭外和解告终。
而上个星期，行动党前国会议员吴俊刚在报上的一篇《NKF式的形象工程》，披露他在当国会议员期间即因要协助患有肾脏病选民而同NKF打过交道，对NKF有所体会的情况。为什么就连执政党议员在隐隐感觉问题存在时，也只能“暗中劝导基层组织和中元会，不需要再那么落力为NKF筹款”？
NKF的问题，真的只是因为上一任NKF执行理事长只手遮天似的管理方式？那么，到底是怎样的社会条件容许只手遮天的情况出现和存在了这么长的时日？是执行委员会没有发挥好监管的作用？现在我们看，其他公营或非牟利机构该有的管理机制，出事前的NKF对外发言时也不是没有公布过——有专业知识、有威信、有社会地位的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世界著名的审计公司负责审计等等。事实上，NKF过去在受到外界批评的时候，也都搬出一套套存在的监管机制理直气壮地驳斥，让许多人哑口无言。那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许文远说，“如果我们一切由一个人控制，执委会又不监督，这人又有一定的领袖魅力，员工都把他当神那么崇拜，没有人愿意揭发内情，外人很难发现有何不妥”。
这当中不只是崇拜，而应该还有很缜密、庞大的体制运作，也有很实际的利益牵扯其中吧。我们的社会里，提出质疑者往往被怀疑有所企图，而社会倾向相信的是已经建立起形象的权威者。好像信任才是美德，质疑就是罪过。要揭发，等于要和一个庞大的，外表看来完美无暇，而且道德高尚的体制对抗。揭发需要清醒，需要勇气之外，前车可鉴，揭发者恐怕还要考虑自己是否有雄厚的资金背景。
NKF的事件最终会过去。现在政府有坚定的政治意志，也有政治压力，要使事情水落石出。不过，我们不能停止问的是很多“为什么”。
这些问题不止于NKF而已。我们需要问的，是我们的社会生态里，这样的事件为什么有机会发生。如果是一些与整个社会生态有关的更深层的原因，它昨天发生在NKF，那同样的，这锅米要在其他机构里蒸煮成饭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岛国廉正的信誉来之不易，经不起更多NKF事件的重演，发生公众看到的外表只是糖衣，往深层看时发现腐化的情况。公开与透明很重要，一个什么样的机构需要做什么样的事情的认识很重要。我们需要更多地讨论超越NKF的课题，包括怎样进行有效的监督。NKF有的监管机制，倒过来看，其他非牟利机构，包括接受许多公众捐款的慈善机构，还有使用公帑的机构也都有。但是要怎样建立信心，让大家都相信每一分钱都花在实际合乎公众利益的事情上？坐在那些管理委员会的成员、监管的机构，能够不碍于任何情面、不顾虑自己的利益受到影响，都像许文远所说的，“不必客气”，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 李慧玲
序 - 百年思索
在台湾，我大概一年只做一次演讲。今天之所以愿意来跟法学院的同学谈谈人文素养的必要，主要是由於看到台湾解严以来变成如此政治淹盖一切的一个社会，而我又当然不能不注意到，要领导台湾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政治人物里有相当高的比例来自这个法学院。总统候选人也好，中央民意代表也好，不知道有多少是来自台大政治系、法律系，再不然就是农经系，是不是？（笑声）
但是今天的题目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政治人」＿＿要有什麽样的人文素养。为什麽不是「政治人物」呢？因为对今天已经是四十岁以上的人要求他们有人文素养，是太晚了一点，今天面对的你们大概二十岁；在二十五年之後，你们之中今天在座的，也许就有四个人要变成总统候选人。那麽，我来的原因很明白：你们将来很可能影响社会。但是昨天我听到另一个说法。我的一个好朋友说，「你确实应该去台大法学院讲人文素养，因为这个地方出产最多危害社会的人。」（笑声）二十五年之後，当你们之中的诸君变成社会的领导人时，我才七十二岁，我还要被你们领导，受你们影响。所以「先下手为强」，今天先来影响你们。（笑声）
我们为什麽要关心今天的政治人，明天的政治人物？因为他们掌有权力，他将决定一个社会的走向，所以我们这些可能被他决定大半命运的人，最殷切的期望就是，你这个权力在手的人，拜托，请务必培养价值判断的能力。你必须知道什麽叫做「价值」，你必须知道如何做「判断」。
我今天完全不想涉及任何的现实政治，让我们远离政治一天。今天所要跟你们共同思索的是：我们如何对一个现象形成判断，尤其是在一个众说纷纭、真假不分的时代里。二十五年之後，你们之中的某个人也许必须决定：你是不是应该强迫像钱穆这样的国学大师搬出他住了很久的素书楼；你也许要决定，在「五四」一○五周年的那一天，你要做什麽样的谈话来回顾历史？二十五年之後，你也许要决定，到底日本跟中国跟台湾的关系，战争的罪责和现代化的矛盾，应该怎麽样去看？二十五年後的今天，也许你们也要决定到底台湾和中国应该是什麽样的关系？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历史发展上，又处在什麽地位？甚至於，西方跟东方的文明，他们之间全新的交错点应该在哪里？二十五年之後，你们要面对这些我们没有解决的旧问题，加上我们现在也许无能设想的新的问题，而且你们要带着这个社会走向新的方向。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共同思索是一个走向未来的小小预备。
人文是什麽呢？我们可以暂时接受一个非常粗略的分法，就是「文」「史」「哲」，叁个大方向。先谈谈文学，指的是最广义的文学，包括文学、艺术、美学，广义的美学。
文学---------白杨树的湖中倒影
为什麽需要文学？了解文学、接近文学，对我们形成价值判断有什麽关系？如果说，文学有一百种所谓「功能」而我必须选择一种最重要的，我的答案是：德文有一个很精确的说法，macht sichtbar，意思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在我自己的体认中，这就是文学跟艺术的最重要、最实质、最核心的一个作用。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代人熟不熟悉鲁迅的小说？他的作品对我们这一代人是禁书。没有读过鲁迅的请举一下手？（约有一半人举手）鲁迅的短篇《药》，讲的是一户人家的孩子生了痨病。民间的迷信是，馒头沾了鲜血给孩子吃，他的病就会好。或者说《祝福》里的祥林嫂；祥林嫂是一个唠唠叨叨的近乎疯狂的女人，她的孩子给狼叼走了。
让我们假想，如果你我是生活在鲁迅所描写的那个村子里头的人，那麽我们看见的，理解的，会是什麽呢？祥林嫂，不过就是一个让我们视而不见或者绕道而行的疯子。而在《药》里，我们本身可能就是那一大早去买馒头，等看人砍头的父亲或母亲，就等着要把那个馒头泡在血里，来养自己的孩子。再不然，我们就是那小村子里头最大的知识份仔，一个口齿不清的秀才，大不了对农民的迷信表达一点不满。
但是透过作家的眼光，我们和村子里的人生就有了艺术的距离。在《药》里头，你不仅只看见愚昧，你同时也看见愚昧後面人的生存状态，看见人的生存状态中不可动摇的无可奈何与悲伤。在《祝福》里头，你不仅只看见贫穷粗鄙，你同时看见贫穷下面「人」作为一种原型最值得尊敬的痛苦。文学，使你「看见」。
我想作家也分成叁种吧！坏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伟大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这是叁个不同层次。
文学与艺术使我们看见现实背面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在这种现实里，除了理性的深刻以外，还有直觉的对「美」的顿悟。美，也是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
谁……能够完整的背出一阕词？讲我最喜欢的词人苏东坡好了。谁今天晚上愿意为我们朗诵《江城子》？（骚动、犹豫，一男学生□腆地站起来，开始背诵）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学生忘词，支吾片刻，一位白发老先生朗声接下：「明月夜，短松岗。」热烈掌声）
你说这短短七十个字，它带给我们什麽？它对我们的价值判断有什麽作用？你说没有，也不过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欲言又止的文字，文字里幽渺的意象，意象所激起的朦胧的感觉，使你停下来叹一口气，使你突然看向窗外倏然灭掉的路灯，使你久久地坐在黑暗里，让孤独笼罩，与隐藏最深的自己素面相对。
但是它的作用是什麽呢？如果鲁迅的小说使你看见了现实背後的纵深，那麽，一首动人，深刻的诗，我想，它提供了一种「空」的可能，「空」相对於「实」。空，是另一种现实。我们平常看不见的、更贴近存在本质的现实。
假想有一个湖，湖里当然有水，湖岸上有一排白杨树，这一排白杨树当然是实体的世界，你可以用手去摸，感觉到它树干的凹凸的质地。这就是我们平常理性的现实的世界，但事实上有另外一个世界，我们不称它为「实」，甚至不注意到它的存在。水边的白杨树，不可能没有倒影，只要白杨树长在水边就有倒影。而这个倒影，你摸不到它的树干，而且它那麽虚幻无常：风吹起的时候，或者今天有云，下小雨，或者满月的月光浮动，或者水波如镜面，而使得白杨树的倒影永远以不同的形状，不同的深浅，不同的质感出现，它是破碎的，它是回旋的，它是若有若无的。但是你说，到底岸上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还是水里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然而在生活里，我们通常只活在一个现实里头，就是岸上的白杨树那个层面，手可以摸到、眼睛可以看到的层面，而往往忽略了水里头那个「空」的，那个随时千变万化的，那个与我们的心灵直接观照的倒影的层面。
文学，只不过就是提醒我们：除了岸上的白杨树外，有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更真实存在，就是湖水里头那白杨树的倒影。
哲学--------迷宫中望见星空
哲学是什麽？我们为什麽需要哲学？
欧洲有一种迷宫，是用树篱围成的，非常复杂。你进去了就走不出来。不久前，我还带着我的两个孩子在巴黎迪士尼乐园里走那麽一个迷宫；进去之後，足足有半个小时出不来，但是两个孩子倒是有一种奇怪的动物本能，不知怎麽的就出去了，站在高处看着妈妈在里头转，就是转不出去。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处境，当然是一个迷宫，充满了迷惘和□徨，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出路何在。我们所处的社会，尤其是「解严」後的台湾，价值颠倒混乱，何尝不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迷宫里，每一条路都不知最後通向哪里。
就我个人体认而言，哲学就是，我在绿色的迷宫里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晚上降临，星星出来了，我从迷宫里抬头望上看，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哲学，就是对於星斗的认识，如果你认识了星座，你就有可能走出迷宫，不为眼前障碍所惑，哲学就是你望着星空所发出来的天问。
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读几行《天问》吧。（投影打出）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何阖而晦何开而明角宿未旦曜灵安藏
两千多年以前，屈原站在他绿色的迷宫里，仰望满天星斗，脱口而出这样的问题。他问的是，天为什麽和地上下相合，十二个时辰怎样历志？日月附着在什麽地方，二十八个星宿根据什麽排列，为什麽天门关闭，为夜吗？为什麽天门张开，为昼吗？角宿值夜，天还没有亮，太阳在什麽地方隐藏？
基本上，这是一个叁岁的孩子，眼睛张开第一次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天上这闪亮的碎石子的时候所发出来的疑问，非常原始；因为原始，所以深刻而巨大，所以人，对这样的问题，无可回避。
掌有权力的人，和我们一样在迷宫里头行走，但是权力很容易使他以为自己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路，而且还要带领群众往前走，而事实上，他可能既不知道他站在什麽方位，也不知道这个方位在大格局里有什麽意义；他既不清楚来的走的是哪条路，也搞不明白前面的路往哪里去；他既未发觉自己深处迷宫中，更没发觉，头上就有纵横的星图。这样的人，要来领导我们的社会，实在令人害怕。其实，所谓走出思想的迷宫，走出历史的迷宫，在西方的的历史里头，已经有特定的名词，譬如说，「启蒙」，十八世纪的启蒙。所谓启蒙，不过就是在绿色的迷宫里头，发觉星空的存在，发出天问，思索出路、走出去。对於我，这就是启蒙。
所以，如果说文学使我们看见水里白杨树倒影，那麽哲学，使我们能藉着星光的照亮，摸索的走出迷宫。
史学--------沙漠玫瑰的开放
我把史学放在最後。历史对於价值判断的影响，好像非常清楚。鉴往知来，认识过去才能以测未来，这话都已经说烂了。我不太用成语，所以试试另外一个说法。
一个朋友从以色列来，给我带了一朵沙漠玫瑰。沙漠里没有玻瑰，但是这个植物的名字叫做沙漠玫瑰。拿在手里，是一蓬乾草，真正的枯萎，乾的，死掉的草，这样一把，很难看。但是他要我看说明书；说明书告诉我，这个沙漠玫瑰其实是一种地衣，针叶型，有点像松枝的形状。你把它整个泡在水里，第八天它会完全复活；把水拿掉的话，它又会渐渐乾掉，枯乾如沙。把它再藏个一年两年，然後哪一天再泡在水里，它又会复活。这就是沙漠玫瑰。
好，我就把这个团枯乾的草，用一个大玻璃碗盛着，注满了清水，放在那儿。从那一天开始，我跟我两个宝贝儿子，就每天去探看沙漠玫瑰怎麽样了？第一天去看它，没有动静，还是一把枯草浸在水里头，第二天去看的时候发现，它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已经从里头往外头，稍稍舒展松了，而且有一点绿的感觉，还不是颜色。第叁天再去看，那个绿的模糊的感觉已经实实在在是一种绿的颜色，松枝的绿色，散发出潮湿青苔的气味，虽然边缘还是乾死的。它把自己张开，已经让我们看出了它真有玫瑰形的图案。每一天，它核心的绿意就往外扩展一寸。我们每天给它加清水，到了有一天，那个绿色已经渐渐延伸到它所有的手指，层层舒展开来。
第八天，当我们去看沙漠玫瑰的时候，刚好我们一路邻居也在，他就跟着我们一起到厨房里去看。这一天，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完整的、丰润饱满、复活了的沙漠玫瑰！我们叁个疯狂大叫出声，因为太快乐了，我们看到一朵尽情开放的浓绿的沙漠玫瑰。
这个邻居在旁边很奇怪的说，这一把杂草，你们干嘛呀？我楞住了。
是啊，在他的眼中，它不是玫瑰，它是地衣啊！你说，地衣再美，美到哪里去呢？他看到的就是一把挺难看、气味潮湿的低等植物，搁在一个大碗里；也就是说，他看到的是现象的本身定在那一个时刻，是孤立的，而我们所看到的是现象和现象背後一点一滴的线索，辗转曲折、千丝万缕的来历。
於是，这个东西在我们的价值判断里，它的美是惊天动地的，它的复活过程就是宇宙洪荒初始的惊骇演出。我们能够对它欣赏，只有一个原因；我们知道它的起点在哪里。知不知道这个起点，就形成我们和邻居之间价值判断的南辕北辙。
不必说鉴往知来，我只想告诉你沙漠玫瑰的故事罢了。对於任何东西、现象、目题、人、事件、如果不认识它的过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现在到底代表什麽意义？不理解它的现在，又何从判断它的未来？不认识过去，不理解现在，不能判断未来，你又有什麽资格来做我们的「国家领导人」？
对於历史我是一个非常愚笨的、非常晚熟的学生。四十岁之後，才发觉自己的不足。写「野火」的时候我只看孤立的现象，就是说，沙漠玫瑰放在这里，很丑，我要改变你，因为我要一朵真正芬芳的玫瑰。四十岁之後，发现了历史，知道了沙漠玫瑰一路是怎麽过来的，我的兴趣不再是直接的批评，而在於：你给我一个东西、一个事件、一个现象，我希望知道这个事件在更大的座标里头，横的跟纵的，它到底是在哪一个位置上？在我不知道这个横的跟纵的座标之前，对不起，我不敢对这个事情批判。
了解这一点之後，对於这个社会的教育系统和传播媒体所给你的许许多多所谓的知识，你发现，恐怕有百分之六十都是半真半假的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从小就认为所谓西方文化就是开放的、民主的、讲究个人价值反抗权威的文化，都说西方是自由主义的文化。用自己的脑子去研究一下欧洲史以後，你就大吃一惊：哪有这回事啊？西方文艺复兴之前是一回事，文艺复兴之後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前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後又是一回事。然後你也相信过，什麽叫中国，什麽叫中国国情，就是专制，两千年的专制。你用自己的脑子研究一下中国历史就发现，咦，这也是一个半真半假的陈述。中国是专制的吗？朱元璋之前的中国跟朱元璋之後的中国不是一回事的；雍正乾隆之前的中国，跟雍正乾隆之後的中国又不是一回事的，那麽你说「中国两千年专制」指的是那一段呢？这样的一个斩钉截铁的陈述有什麽意义呢？自己进入历史之後，你纳闷：为什麽这个社会给了你那麽多半真半假的「真理」，而且不告诉你他们是半真半假的东西？
对历史的探索势必要迫使你回头去重读原典，用你现在比较成熟的、参考系比较广阔的眼光。重读原典使我对自己变得苛刻起来。有一个大陆作家在欧洲哪一个国家的餐厅吃饭，一群朋友高高兴兴地吃饭，喝了酒，拍拍屁股就走了。离开餐馆很远了，服务生追出来说：「对不起，你们忘了付帐。」作家就写了一篇文章大大地赞美欧洲人民族性多麽的淳厚，没有人怀疑他们是故意白吃的。要是在咱们中国的话，吃饭忘了付钱人家可能要拿着菜刀出来追你的。（笑）
我写了篇文章带点反驳的意思，就是说，对不起，这可不是民族性、道德水平或文化差异的问题。这恐怕根本还是一个经济问题。比如说如果作家去的欧洲正好是二次大战後粮食严重不足的德国，德国待者恐怕也要拿着菜刀追出来的。这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体制结构的问题。
写了那篇文章之後，我洋洋得意觉得自己很有见解。好了，有一天重读原典的时候，翻到一个畅销作家两千多年前写的文章，让我差点从椅子上一跤摔下来。我发现，我的「了不起」的见解，人家两千年前就写过了，而且写得比我还好。这个人是谁呢？（投影打出《五蠹篇》）
韩非子要解释的是：我们中国人老是赞美尧舜□让是一个多麽道德高尚的一个事情，但是尧舜「王天下」的时候，他们住的是茅屋，他们穿的是粗布衣服，他们吃的东西也很差，也就是说，他们的享受跟最低级的人的享受是差不多的。然後禹当国王的时候他的劳苦跟「臣虏之劳」也差不多。所以尧舜禹做政治领导人的时候，他们的待遇跟享受和最底层的老百姓差别不大，「以是言之」，那个时候他们很容易□让，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能享受的东西很少，放弃了也没有什麽了不起。（笑声）但是「今之县令」，在今天的体制里，仅只是一个县令，跟老百姓比起来，他享受的权力非常大。用二十世纪的语言来说，他有种种「官本位」所赋以的特权，他有终身俸、住房优惠、出国考察金、医疗保险……因为权力带来的利益太大了，而且整个家族都要享受这个好处，谁肯让呢？「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也」，原因，不是道德，不是文化，不是民族性，是什麽呢？「薄厚之实异也」，实际利益，经济问题，体制结构，造成今天完全不一样的行为。
看了韩非子的《五蠹篇》之後，我在想，算了，两千年之後你还在写一样的东西，而且自以为见解独到。你，太可笑，太不懂自己的位置了。
这种衡量自己的「苛刻」，我认为其实应该是一个基本条件。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前人走过的路，但是对於过去的路有所认识，至少是一个追求。讲到这里我想起艾略特很有名的一篇文学评论，谈个人才气与传统，强调的也是：每一个个人创作成就必须放在文学谱系里去评断才有意义。谱系，就是历史。然而这个标准对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毋宁是困难的，因为长期政治动汤与分裂造成文化的严重断层，我们离我们的原典，我们的谱系，我们的历史，非常、非常遥远。
文学、哲学跟史学。文学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哲学使你成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星，从而有了走出迷宫的可能；那麽历史就是让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
会弹钢琴的刽子手
素养跟知识有没有差别？当然有，而且有着极其关键的差别。我们不要忘记，毛泽东会写迷人的诗词、纳粹头子很多会弹钢琴、有哲学博士学位。这些政治人物难道不是很有人文素养吗？我认为，他们所拥有的是人文知识，不是人文素养。知识是外在於你的东西，是材料、是工具、是可以量化的知道；必须让知识进入人的认知本体，渗透他的生活与行为，才能称之为素养。人文素养是在涉猎了文、史、哲学之後，更进一步认识到，这些人文「学」到最後都有一个终极的关怀，对「人」的关怀。脱离了对「人」的关怀，你只能有人文知识，不能有人文素养。
素养和知识的差别，容许我窃取王阳明的语言来解释。学生问他为什麽许多人知道孝悌的道理，却做出邪恶的事情，王阳明说：「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在我个人的解读里，王阳明所指知而不行的「未知」就是「知识」的层次，而素养，就是「知行的本体」。王阳明用来解释「知行的本体」的四个字很能表达我对「人文素养」的认识：真诚恻怛。
对人文素养最可怕的讽刺莫过於：在集中营里，纳粹要犹太音乐家们拉着小提琴送他们的同胞进入毒气房。一个会写诗、懂古典音乐、有哲学博士学位的人，不见得不会妄自尊大、草菅人命。但是一个真正认识人文价值而「真诚恻怛」的人，也就是一个真正有人文素养的人，我相信，他不会违背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
在我们的历史里，不论是过去还是眼前，不以人为本的政治人物可太多了啊。
一切价值的重估
我们今天所碰到的好像是一个「什麽都可以」的时代。从一元价值的时代，进入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但是，事实上，什麽都可以，很可能也就意味着什麽都不可以：你有知道的权利我就失去了隐密的权利；你有掠夺的自由我就失去了不被掠夺的自由。解放不一定意味着真正的自由，而是一种变相的捆绑。而价值的多元是不是代表因此不需要固守价值？我想当然不是的。
我们所面临的绝对不是一个价值放弃的问题，而是一个「一切价值都必须重估」的巨大考验；一切价值的重估，正好是尼采的一个书名，表示在他的时代有他的困惑。重估价值是多麽艰难的任务，必须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或者说，社会里头的人有能力思考、有能力做成熟的价值判断，才有可能担负这个任务。
於是又回到今天谈话的起点。你如果看不见白杨树水中的倒影，不知道星空在哪里，同时没看过沙漠玫瑰，而你是政治系毕业的；二十五年之後，你不知道文学是什麽，哲学是什麽，史学是什麽，或者说，更糟的，你会写诗、会弹钢琴、有哲学博士学位同时却又迷信自已、崇拜权力，那麽拜托，你不要从政吧！我想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是「真诚恻怛」的政治家，但是它却充满了利欲薰心和粗暴恶俗的政客。政治家跟政客之间有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差别，这个差别，我个人认为，就是人文素养的有与无。
二十五年之後，我们再来这里见面吧。那个时候我坐在台下，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意兴风发的总统候选人坐在台上。我希望听到的是你们尽其所能读了原典之後对世界有什麽自己的心得，希望看见你们如何气魄开阔、眼光远大地把我们这个社会带出历史的迷宫----虽然我们永远在一个更大的迷宫里---并且认出下一个世纪星空的位置。
这是一场非常「前现代」的谈话，但是我想，在我们还没有属於自己的「现代」之前，暂时还不必赶凑别人的热闹谈「後现代」吧！自己的道路，自己走，一步一个脚印。
（这是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五日在台大法学院作的演讲）
但是今天的题目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政治人」＿＿要有什麽样的人文素养。为什麽不是「政治人物」呢？因为对今天已经是四十岁以上的人要求他们有人文素养，是太晚了一点，今天面对的你们大概二十岁；在二十五年之後，你们之中今天在座的，也许就有四个人要变成总统候选人。那麽，我来的原因很明白：你们将来很可能影响社会。但是昨天我听到另一个说法。我的一个好朋友说，「你确实应该去台大法学院讲人文素养，因为这个地方出产最多危害社会的人。」（笑声）二十五年之後，当你们之中的诸君变成社会的领导人时，我才七十二岁，我还要被你们领导，受你们影响。所以「先下手为强」，今天先来影响你们。（笑声）
我们为什麽要关心今天的政治人，明天的政治人物？因为他们掌有权力，他将决定一个社会的走向，所以我们这些可能被他决定大半命运的人，最殷切的期望就是，你这个权力在手的人，拜托，请务必培养价值判断的能力。你必须知道什麽叫做「价值」，你必须知道如何做「判断」。
我今天完全不想涉及任何的现实政治，让我们远离政治一天。今天所要跟你们共同思索的是：我们如何对一个现象形成判断，尤其是在一个众说纷纭、真假不分的时代里。二十五年之後，你们之中的某个人也许必须决定：你是不是应该强迫像钱穆这样的国学大师搬出他住了很久的素书楼；你也许要决定，在「五四」一○五周年的那一天，你要做什麽样的谈话来回顾历史？二十五年之後，你也许要决定，到底日本跟中国跟台湾的关系，战争的罪责和现代化的矛盾，应该怎麽样去看？二十五年後的今天，也许你们也要决定到底台湾和中国应该是什麽样的关系？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历史发展上，又处在什麽地位？甚至於，西方跟东方的文明，他们之间全新的交错点应该在哪里？二十五年之後，你们要面对这些我们没有解决的旧问题，加上我们现在也许无能设想的新的问题，而且你们要带着这个社会走向新的方向。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共同思索是一个走向未来的小小预备。
人文是什麽呢？我们可以暂时接受一个非常粗略的分法，就是「文」「史」「哲」，叁个大方向。先谈谈文学，指的是最广义的文学，包括文学、艺术、美学，广义的美学。
文学---------白杨树的湖中倒影
为什麽需要文学？了解文学、接近文学，对我们形成价值判断有什麽关系？如果说，文学有一百种所谓「功能」而我必须选择一种最重要的，我的答案是：德文有一个很精确的说法，macht sichtbar，意思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在我自己的体认中，这就是文学跟艺术的最重要、最实质、最核心的一个作用。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代人熟不熟悉鲁迅的小说？他的作品对我们这一代人是禁书。没有读过鲁迅的请举一下手？（约有一半人举手）鲁迅的短篇《药》，讲的是一户人家的孩子生了痨病。民间的迷信是，馒头沾了鲜血给孩子吃，他的病就会好。或者说《祝福》里的祥林嫂；祥林嫂是一个唠唠叨叨的近乎疯狂的女人，她的孩子给狼叼走了。
让我们假想，如果你我是生活在鲁迅所描写的那个村子里头的人，那麽我们看见的，理解的，会是什麽呢？祥林嫂，不过就是一个让我们视而不见或者绕道而行的疯子。而在《药》里，我们本身可能就是那一大早去买馒头，等看人砍头的父亲或母亲，就等着要把那个馒头泡在血里，来养自己的孩子。再不然，我们就是那小村子里头最大的知识份仔，一个口齿不清的秀才，大不了对农民的迷信表达一点不满。
但是透过作家的眼光，我们和村子里的人生就有了艺术的距离。在《药》里头，你不仅只看见愚昧，你同时也看见愚昧後面人的生存状态，看见人的生存状态中不可动摇的无可奈何与悲伤。在《祝福》里头，你不仅只看见贫穷粗鄙，你同时看见贫穷下面「人」作为一种原型最值得尊敬的痛苦。文学，使你「看见」。
我想作家也分成叁种吧！坏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伟大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这是叁个不同层次。
文学与艺术使我们看见现实背面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在这种现实里，除了理性的深刻以外，还有直觉的对「美」的顿悟。美，也是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
谁……能够完整的背出一阕词？讲我最喜欢的词人苏东坡好了。谁今天晚上愿意为我们朗诵《江城子》？（骚动、犹豫，一男学生□腆地站起来，开始背诵）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学生忘词，支吾片刻，一位白发老先生朗声接下：「明月夜，短松岗。」热烈掌声）
你说这短短七十个字，它带给我们什麽？它对我们的价值判断有什麽作用？你说没有，也不过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欲言又止的文字，文字里幽渺的意象，意象所激起的朦胧的感觉，使你停下来叹一口气，使你突然看向窗外倏然灭掉的路灯，使你久久地坐在黑暗里，让孤独笼罩，与隐藏最深的自己素面相对。
但是它的作用是什麽呢？如果鲁迅的小说使你看见了现实背後的纵深，那麽，一首动人，深刻的诗，我想，它提供了一种「空」的可能，「空」相对於「实」。空，是另一种现实。我们平常看不见的、更贴近存在本质的现实。
假想有一个湖，湖里当然有水，湖岸上有一排白杨树，这一排白杨树当然是实体的世界，你可以用手去摸，感觉到它树干的凹凸的质地。这就是我们平常理性的现实的世界，但事实上有另外一个世界，我们不称它为「实」，甚至不注意到它的存在。水边的白杨树，不可能没有倒影，只要白杨树长在水边就有倒影。而这个倒影，你摸不到它的树干，而且它那麽虚幻无常：风吹起的时候，或者今天有云，下小雨，或者满月的月光浮动，或者水波如镜面，而使得白杨树的倒影永远以不同的形状，不同的深浅，不同的质感出现，它是破碎的，它是回旋的，它是若有若无的。但是你说，到底岸上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还是水里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然而在生活里，我们通常只活在一个现实里头，就是岸上的白杨树那个层面，手可以摸到、眼睛可以看到的层面，而往往忽略了水里头那个「空」的，那个随时千变万化的，那个与我们的心灵直接观照的倒影的层面。
文学，只不过就是提醒我们：除了岸上的白杨树外，有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更真实存在，就是湖水里头那白杨树的倒影。
哲学--------迷宫中望见星空
哲学是什麽？我们为什麽需要哲学？
欧洲有一种迷宫，是用树篱围成的，非常复杂。你进去了就走不出来。不久前，我还带着我的两个孩子在巴黎迪士尼乐园里走那麽一个迷宫；进去之後，足足有半个小时出不来，但是两个孩子倒是有一种奇怪的动物本能，不知怎麽的就出去了，站在高处看着妈妈在里头转，就是转不出去。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处境，当然是一个迷宫，充满了迷惘和□徨，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出路何在。我们所处的社会，尤其是「解严」後的台湾，价值颠倒混乱，何尝不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迷宫里，每一条路都不知最後通向哪里。
就我个人体认而言，哲学就是，我在绿色的迷宫里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晚上降临，星星出来了，我从迷宫里抬头望上看，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哲学，就是对於星斗的认识，如果你认识了星座，你就有可能走出迷宫，不为眼前障碍所惑，哲学就是你望着星空所发出来的天问。
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读几行《天问》吧。（投影打出）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何阖而晦何开而明角宿未旦曜灵安藏
两千多年以前，屈原站在他绿色的迷宫里，仰望满天星斗，脱口而出这样的问题。他问的是，天为什麽和地上下相合，十二个时辰怎样历志？日月附着在什麽地方，二十八个星宿根据什麽排列，为什麽天门关闭，为夜吗？为什麽天门张开，为昼吗？角宿值夜，天还没有亮，太阳在什麽地方隐藏？
基本上，这是一个叁岁的孩子，眼睛张开第一次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天上这闪亮的碎石子的时候所发出来的疑问，非常原始；因为原始，所以深刻而巨大，所以人，对这样的问题，无可回避。
掌有权力的人，和我们一样在迷宫里头行走，但是权力很容易使他以为自己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路，而且还要带领群众往前走，而事实上，他可能既不知道他站在什麽方位，也不知道这个方位在大格局里有什麽意义；他既不清楚来的走的是哪条路，也搞不明白前面的路往哪里去；他既未发觉自己深处迷宫中，更没发觉，头上就有纵横的星图。这样的人，要来领导我们的社会，实在令人害怕。其实，所谓走出思想的迷宫，走出历史的迷宫，在西方的的历史里头，已经有特定的名词，譬如说，「启蒙」，十八世纪的启蒙。所谓启蒙，不过就是在绿色的迷宫里头，发觉星空的存在，发出天问，思索出路、走出去。对於我，这就是启蒙。
所以，如果说文学使我们看见水里白杨树倒影，那麽哲学，使我们能藉着星光的照亮，摸索的走出迷宫。
史学--------沙漠玫瑰的开放
我把史学放在最後。历史对於价值判断的影响，好像非常清楚。鉴往知来，认识过去才能以测未来，这话都已经说烂了。我不太用成语，所以试试另外一个说法。
一个朋友从以色列来，给我带了一朵沙漠玫瑰。沙漠里没有玻瑰，但是这个植物的名字叫做沙漠玫瑰。拿在手里，是一蓬乾草，真正的枯萎，乾的，死掉的草，这样一把，很难看。但是他要我看说明书；说明书告诉我，这个沙漠玫瑰其实是一种地衣，针叶型，有点像松枝的形状。你把它整个泡在水里，第八天它会完全复活；把水拿掉的话，它又会渐渐乾掉，枯乾如沙。把它再藏个一年两年，然後哪一天再泡在水里，它又会复活。这就是沙漠玫瑰。
好，我就把这个团枯乾的草，用一个大玻璃碗盛着，注满了清水，放在那儿。从那一天开始，我跟我两个宝贝儿子，就每天去探看沙漠玫瑰怎麽样了？第一天去看它，没有动静，还是一把枯草浸在水里头，第二天去看的时候发现，它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已经从里头往外头，稍稍舒展松了，而且有一点绿的感觉，还不是颜色。第叁天再去看，那个绿的模糊的感觉已经实实在在是一种绿的颜色，松枝的绿色，散发出潮湿青苔的气味，虽然边缘还是乾死的。它把自己张开，已经让我们看出了它真有玫瑰形的图案。每一天，它核心的绿意就往外扩展一寸。我们每天给它加清水，到了有一天，那个绿色已经渐渐延伸到它所有的手指，层层舒展开来。
第八天，当我们去看沙漠玫瑰的时候，刚好我们一路邻居也在，他就跟着我们一起到厨房里去看。这一天，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完整的、丰润饱满、复活了的沙漠玫瑰！我们叁个疯狂大叫出声，因为太快乐了，我们看到一朵尽情开放的浓绿的沙漠玫瑰。
这个邻居在旁边很奇怪的说，这一把杂草，你们干嘛呀？我楞住了。
是啊，在他的眼中，它不是玫瑰，它是地衣啊！你说，地衣再美，美到哪里去呢？他看到的就是一把挺难看、气味潮湿的低等植物，搁在一个大碗里；也就是说，他看到的是现象的本身定在那一个时刻，是孤立的，而我们所看到的是现象和现象背後一点一滴的线索，辗转曲折、千丝万缕的来历。
於是，这个东西在我们的价值判断里，它的美是惊天动地的，它的复活过程就是宇宙洪荒初始的惊骇演出。我们能够对它欣赏，只有一个原因；我们知道它的起点在哪里。知不知道这个起点，就形成我们和邻居之间价值判断的南辕北辙。
不必说鉴往知来，我只想告诉你沙漠玫瑰的故事罢了。对於任何东西、现象、目题、人、事件、如果不认识它的过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现在到底代表什麽意义？不理解它的现在，又何从判断它的未来？不认识过去，不理解现在，不能判断未来，你又有什麽资格来做我们的「国家领导人」？
对於历史我是一个非常愚笨的、非常晚熟的学生。四十岁之後，才发觉自己的不足。写「野火」的时候我只看孤立的现象，就是说，沙漠玫瑰放在这里，很丑，我要改变你，因为我要一朵真正芬芳的玫瑰。四十岁之後，发现了历史，知道了沙漠玫瑰一路是怎麽过来的，我的兴趣不再是直接的批评，而在於：你给我一个东西、一个事件、一个现象，我希望知道这个事件在更大的座标里头，横的跟纵的，它到底是在哪一个位置上？在我不知道这个横的跟纵的座标之前，对不起，我不敢对这个事情批判。
了解这一点之後，对於这个社会的教育系统和传播媒体所给你的许许多多所谓的知识，你发现，恐怕有百分之六十都是半真半假的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从小就认为所谓西方文化就是开放的、民主的、讲究个人价值反抗权威的文化，都说西方是自由主义的文化。用自己的脑子去研究一下欧洲史以後，你就大吃一惊：哪有这回事啊？西方文艺复兴之前是一回事，文艺复兴之後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前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後又是一回事。然後你也相信过，什麽叫中国，什麽叫中国国情，就是专制，两千年的专制。你用自己的脑子研究一下中国历史就发现，咦，这也是一个半真半假的陈述。中国是专制的吗？朱元璋之前的中国跟朱元璋之後的中国不是一回事的；雍正乾隆之前的中国，跟雍正乾隆之後的中国又不是一回事的，那麽你说「中国两千年专制」指的是那一段呢？这样的一个斩钉截铁的陈述有什麽意义呢？自己进入历史之後，你纳闷：为什麽这个社会给了你那麽多半真半假的「真理」，而且不告诉你他们是半真半假的东西？
对历史的探索势必要迫使你回头去重读原典，用你现在比较成熟的、参考系比较广阔的眼光。重读原典使我对自己变得苛刻起来。有一个大陆作家在欧洲哪一个国家的餐厅吃饭，一群朋友高高兴兴地吃饭，喝了酒，拍拍屁股就走了。离开餐馆很远了，服务生追出来说：「对不起，你们忘了付帐。」作家就写了一篇文章大大地赞美欧洲人民族性多麽的淳厚，没有人怀疑他们是故意白吃的。要是在咱们中国的话，吃饭忘了付钱人家可能要拿着菜刀出来追你的。（笑）
我写了篇文章带点反驳的意思，就是说，对不起，这可不是民族性、道德水平或文化差异的问题。这恐怕根本还是一个经济问题。比如说如果作家去的欧洲正好是二次大战後粮食严重不足的德国，德国待者恐怕也要拿着菜刀追出来的。这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体制结构的问题。
写了那篇文章之後，我洋洋得意觉得自己很有见解。好了，有一天重读原典的时候，翻到一个畅销作家两千多年前写的文章，让我差点从椅子上一跤摔下来。我发现，我的「了不起」的见解，人家两千年前就写过了，而且写得比我还好。这个人是谁呢？（投影打出《五蠹篇》）
韩非子要解释的是：我们中国人老是赞美尧舜□让是一个多麽道德高尚的一个事情，但是尧舜「王天下」的时候，他们住的是茅屋，他们穿的是粗布衣服，他们吃的东西也很差，也就是说，他们的享受跟最低级的人的享受是差不多的。然後禹当国王的时候他的劳苦跟「臣虏之劳」也差不多。所以尧舜禹做政治领导人的时候，他们的待遇跟享受和最底层的老百姓差别不大，「以是言之」，那个时候他们很容易□让，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能享受的东西很少，放弃了也没有什麽了不起。（笑声）但是「今之县令」，在今天的体制里，仅只是一个县令，跟老百姓比起来，他享受的权力非常大。用二十世纪的语言来说，他有种种「官本位」所赋以的特权，他有终身俸、住房优惠、出国考察金、医疗保险……因为权力带来的利益太大了，而且整个家族都要享受这个好处，谁肯让呢？「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也」，原因，不是道德，不是文化，不是民族性，是什麽呢？「薄厚之实异也」，实际利益，经济问题，体制结构，造成今天完全不一样的行为。
看了韩非子的《五蠹篇》之後，我在想，算了，两千年之後你还在写一样的东西，而且自以为见解独到。你，太可笑，太不懂自己的位置了。
这种衡量自己的「苛刻」，我认为其实应该是一个基本条件。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前人走过的路，但是对於过去的路有所认识，至少是一个追求。讲到这里我想起艾略特很有名的一篇文学评论，谈个人才气与传统，强调的也是：每一个个人创作成就必须放在文学谱系里去评断才有意义。谱系，就是历史。然而这个标准对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毋宁是困难的，因为长期政治动汤与分裂造成文化的严重断层，我们离我们的原典，我们的谱系，我们的历史，非常、非常遥远。
文学、哲学跟史学。文学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哲学使你成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星，从而有了走出迷宫的可能；那麽历史就是让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
会弹钢琴的刽子手
素养跟知识有没有差别？当然有，而且有着极其关键的差别。我们不要忘记，毛泽东会写迷人的诗词、纳粹头子很多会弹钢琴、有哲学博士学位。这些政治人物难道不是很有人文素养吗？我认为，他们所拥有的是人文知识，不是人文素养。知识是外在於你的东西，是材料、是工具、是可以量化的知道；必须让知识进入人的认知本体，渗透他的生活与行为，才能称之为素养。人文素养是在涉猎了文、史、哲学之後，更进一步认识到，这些人文「学」到最後都有一个终极的关怀，对「人」的关怀。脱离了对「人」的关怀，你只能有人文知识，不能有人文素养。
素养和知识的差别，容许我窃取王阳明的语言来解释。学生问他为什麽许多人知道孝悌的道理，却做出邪恶的事情，王阳明说：「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在我个人的解读里，王阳明所指知而不行的「未知」就是「知识」的层次，而素养，就是「知行的本体」。王阳明用来解释「知行的本体」的四个字很能表达我对「人文素养」的认识：真诚恻怛。
对人文素养最可怕的讽刺莫过於：在集中营里，纳粹要犹太音乐家们拉着小提琴送他们的同胞进入毒气房。一个会写诗、懂古典音乐、有哲学博士学位的人，不见得不会妄自尊大、草菅人命。但是一个真正认识人文价值而「真诚恻怛」的人，也就是一个真正有人文素养的人，我相信，他不会违背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
在我们的历史里，不论是过去还是眼前，不以人为本的政治人物可太多了啊。
一切价值的重估
我们今天所碰到的好像是一个「什麽都可以」的时代。从一元价值的时代，进入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但是，事实上，什麽都可以，很可能也就意味着什麽都不可以：你有知道的权利我就失去了隐密的权利；你有掠夺的自由我就失去了不被掠夺的自由。解放不一定意味着真正的自由，而是一种变相的捆绑。而价值的多元是不是代表因此不需要固守价值？我想当然不是的。
我们所面临的绝对不是一个价值放弃的问题，而是一个「一切价值都必须重估」的巨大考验；一切价值的重估，正好是尼采的一个书名，表示在他的时代有他的困惑。重估价值是多麽艰难的任务，必须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或者说，社会里头的人有能力思考、有能力做成熟的价值判断，才有可能担负这个任务。
於是又回到今天谈话的起点。你如果看不见白杨树水中的倒影，不知道星空在哪里，同时没看过沙漠玫瑰，而你是政治系毕业的；二十五年之後，你不知道文学是什麽，哲学是什麽，史学是什麽，或者说，更糟的，你会写诗、会弹钢琴、有哲学博士学位同时却又迷信自已、崇拜权力，那麽拜托，你不要从政吧！我想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是「真诚恻怛」的政治家，但是它却充满了利欲薰心和粗暴恶俗的政客。政治家跟政客之间有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差别，这个差别，我个人认为，就是人文素养的有与无。
二十五年之後，我们再来这里见面吧。那个时候我坐在台下，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意兴风发的总统候选人坐在台上。我希望听到的是你们尽其所能读了原典之後对世界有什麽自己的心得，希望看见你们如何气魄开阔、眼光远大地把我们这个社会带出历史的迷宫----虽然我们永远在一个更大的迷宫里---并且认出下一个世纪星空的位置。
这是一场非常「前现代」的谈话，但是我想，在我们还没有属於自己的「现代」之前，暂时还不必赶凑别人的热闹谈「後现代」吧！自己的道路，自己走，一步一个脚印。
（这是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五日在台大法学院作的演讲）
Friday, December 09, 2005
上海流水
那是好几年前了，我在读大学，孙甘露老师比现在要苗条，他来我们学校图书馆参加一个什么会议。自然，他一进来，秦罗敷似的引起会场一阵骚动。人长得好，已经难得；还是个男人，更难得；男人还写小说，还写迷幻诗，那就是人头马了。会议进行着，会场里的女生愈来愈多，到中场休息的时候，举办方不得不换了个大会议室，然而孙老师却浑然不觉会议的主题已经改变，他只在那里用他水汪汪的眼神荼毒生灵。
会议室一刻，人世间一日。结束的时候，竟然下起雨来，主办老师便叫我们去寝室拿伞，不能叫与会的著名作家评论家淋雨啊。亲爱的读者，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一个女孩的一生。我的一位室友被指派送孙老师到校门口，这一路，她是如何战胜颤抖的，她一直守口如瓶，但她当晚就开始写诗，她现在还在写，只要孙老师单着身，她就不会停止写诗。
常常，她会越洋电话来问，最近孙老师在干什么？然后，我打开电视翻看报纸，告诉他孙老师在主持谈话节目、孙老师在Party上弹钢琴，但她不满足，像所有似恋非恋的女人那样，她渴望知道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朋友两肋插刀，我们只好去当狗仔，去接近孙老师的朋友，托人打听和孙老师有关的细节。
大约是被各路人马千万露迷逼得无路可走了，孙老师突然神秘一笑，抛出《上海流水》，自己看去吧。
《上海流水》让多少人流了口水，无法统计了。与其说这是孙老师的私人浮世绘，毋宁说它是上海滩的集体红楼梦。他就是当代宝玉，千人同杯，万红缠绕，“吃”是最经常的主题，“宝爷买单”也是关键字，频繁出现的各路名流更是最大的看点，但“流水”的真正去向却是那些神秘的缩写字母，Y，Z，W……
听说《上海流水》马上要出版了，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孙老师非常非常忙，因为谁都想请他吃饭，被他补充到《流水》里去，要不然，书出来，整整二百页找不到自己的名字，以后还能在上海滩混？
● 毛尖 (传自上海)
会议室一刻，人世间一日。结束的时候，竟然下起雨来，主办老师便叫我们去寝室拿伞，不能叫与会的著名作家评论家淋雨啊。亲爱的读者，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一个女孩的一生。我的一位室友被指派送孙老师到校门口，这一路，她是如何战胜颤抖的，她一直守口如瓶，但她当晚就开始写诗，她现在还在写，只要孙老师单着身，她就不会停止写诗。
常常，她会越洋电话来问，最近孙老师在干什么？然后，我打开电视翻看报纸，告诉他孙老师在主持谈话节目、孙老师在Party上弹钢琴，但她不满足，像所有似恋非恋的女人那样，她渴望知道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朋友两肋插刀，我们只好去当狗仔，去接近孙老师的朋友，托人打听和孙老师有关的细节。
大约是被各路人马千万露迷逼得无路可走了，孙老师突然神秘一笑，抛出《上海流水》，自己看去吧。
《上海流水》让多少人流了口水，无法统计了。与其说这是孙老师的私人浮世绘，毋宁说它是上海滩的集体红楼梦。他就是当代宝玉，千人同杯，万红缠绕，“吃”是最经常的主题，“宝爷买单”也是关键字，频繁出现的各路名流更是最大的看点，但“流水”的真正去向却是那些神秘的缩写字母，Y，Z，W……
听说《上海流水》马上要出版了，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孙老师非常非常忙，因为谁都想请他吃饭，被他补充到《流水》里去，要不然，书出来，整整二百页找不到自己的名字，以后还能在上海滩混？
● 毛尖 (传自上海)
命中注定
有些事是命中注定的，注定会发生，不是人力所能抗拒。可人的天性里偏偏就有一种反叛的力量，想要去改变现实，但往往现实改变不了，还是朝那个既定的命运一步步走去。
法国来的杜教授说一口流利的华语，他说自己的女儿很有语言天才，但因为父母亲都是中文专家，因此决定不学中文，不接触中文，就为了不愿意和父母亲一样。
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这样的心理。年少时候总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可以超越父母亲的成就，甚至看轻父母亲的成就，因此对父母亲所从事的行业产生一种莫名的抗拒感。等到自己真正踏入社会，才发现其实一切并不如想象中简单。其实父母亲的成就，不容轻视。
K从小就想当医生。她看父亲在报馆工作，对她而言，报馆是老人工作的地方，四四方方的木桌子上堆满发黄的稿纸，桌子前面就伏着一个个戴着厚厚眼镜，从早到晚埋头写稿、食古不化的老头子们。她看母亲在文化部门工作，也同样觉得那是一群大叔、大妈聚集的场所。一点都不酷又不年轻时髦的大叔大妈们，搞一些老土、无趣的振兴中华文化、发扬华文华语的活动。
对K来说，她要和“生机勃勃”的主流文化挂钩，她要披着白袍、颈间吊着听筒在医院里冲来冲去。但事与愿违，全班二十三个同学，十五个够资格到医学院面试，结果只有三个被录取。她是众多被淘汰的一个。在众多被淘汰的同学里，她是没有成为医生的那一个，其他人都在父母的资助下远赴英国、澳洲，当上医生。只有她……
然后K迷失了一阵子。她从小追求的梦想一下子破灭，她不晓得自己到底该做些什么。她说她永远记得撕开大学通知书的那一刻，知道自己进不了医学系，心凉了半截。或许当时K应该去见一位辅导员，或许当时她应该仔细检视自己的内心。很多东西你十几年浸濡在里面，你呼吸着它、感受着它，它在你家里、生活周围无所不在。它对你而言无比亲切自然，其实将它扔掉你会更失落更难过，可是你不知道。
那种来自家庭的熏陶或遗传，早渗透了K的每一寸肌肤、每一寸神经。她如何刻意将他们抛开，其实也都是枉然的一种动作。最后K还是从事和媒体、文化有关的工作。在这样的工作里，她如鱼得水。那是她再熟悉不过的一切，包括文字、包括人、包括机制文化。她不用学，她本来就是。
那是命运的安排。让她走开，再让她走近；让她看轻，再让她尊重；那是她的命运。K每每讲起约翰·马科维奇在电影《危险迷情》（Dangerous Liaison）里头说的那句话，他要离开哪一个女子，总对她们的哭诉和质问重复地说：“这是命中注定。”（It's beyond my control）K相信那个角色。很多时候、很多事，确实是“命中注定”……
● 丹女
法国来的杜教授说一口流利的华语，他说自己的女儿很有语言天才，但因为父母亲都是中文专家，因此决定不学中文，不接触中文，就为了不愿意和父母亲一样。
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这样的心理。年少时候总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可以超越父母亲的成就，甚至看轻父母亲的成就，因此对父母亲所从事的行业产生一种莫名的抗拒感。等到自己真正踏入社会，才发现其实一切并不如想象中简单。其实父母亲的成就，不容轻视。
K从小就想当医生。她看父亲在报馆工作，对她而言，报馆是老人工作的地方，四四方方的木桌子上堆满发黄的稿纸，桌子前面就伏着一个个戴着厚厚眼镜，从早到晚埋头写稿、食古不化的老头子们。她看母亲在文化部门工作，也同样觉得那是一群大叔、大妈聚集的场所。一点都不酷又不年轻时髦的大叔大妈们，搞一些老土、无趣的振兴中华文化、发扬华文华语的活动。
对K来说，她要和“生机勃勃”的主流文化挂钩，她要披着白袍、颈间吊着听筒在医院里冲来冲去。但事与愿违，全班二十三个同学，十五个够资格到医学院面试，结果只有三个被录取。她是众多被淘汰的一个。在众多被淘汰的同学里，她是没有成为医生的那一个，其他人都在父母的资助下远赴英国、澳洲，当上医生。只有她……
然后K迷失了一阵子。她从小追求的梦想一下子破灭，她不晓得自己到底该做些什么。她说她永远记得撕开大学通知书的那一刻，知道自己进不了医学系，心凉了半截。或许当时K应该去见一位辅导员，或许当时她应该仔细检视自己的内心。很多东西你十几年浸濡在里面，你呼吸着它、感受着它，它在你家里、生活周围无所不在。它对你而言无比亲切自然，其实将它扔掉你会更失落更难过，可是你不知道。
那种来自家庭的熏陶或遗传，早渗透了K的每一寸肌肤、每一寸神经。她如何刻意将他们抛开，其实也都是枉然的一种动作。最后K还是从事和媒体、文化有关的工作。在这样的工作里，她如鱼得水。那是她再熟悉不过的一切，包括文字、包括人、包括机制文化。她不用学，她本来就是。
那是命运的安排。让她走开，再让她走近；让她看轻，再让她尊重；那是她的命运。K每每讲起约翰·马科维奇在电影《危险迷情》（Dangerous Liaison）里头说的那句话，他要离开哪一个女子，总对她们的哭诉和质问重复地说：“这是命中注定。”（It's beyond my control）K相信那个角色。很多时候、很多事，确实是“命中注定”……
● 丹女
旁观者
“就在十四岁生日前一个礼拜，我惊觉自己成了一个旁观者……”
深夜在书房中翻箱倒筴，满头大汗，一脸灰尘下，终于翻出那本已经微微泛黄的《旁观者》。
《旁观者》的作者为管理学界无人不知的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上两个星期，这位举世公认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大师级人物，以95岁高龄在美国辞世了。
在报上读到消息时，突然想念起这本曾经读得爱不释手的回忆录，想起读此书时，双眼随着作者的夹叙夹评，读得饶有兴味的感觉。
我对管理学所知有限，对管理学家也没有特殊的认识，除非工作所需，很少会主动将管理学著作列入个人的阅读书单，可多年前在朋友推荐下，初读这本厚达五百余页的书，捧在手上，沉甸甸的，一点也不嫌其厚，反倒有惊艳之感。
此书之所以令我着迷，固然因为杜拉克擅于说故事，读《旁观者》就好比读一本小说，人物与叙事方式都那么动人有趣，但，更大的原因毋宁是杜拉克在字里行间处处流露的灼见、视野与境界。
杜拉克在书中娓娓细说生命中走过的人物，他们的行事作风，待人处事的方式，他们的经历和遭遇。
书中涉及的人物，包括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美的精英才俊，如报阀亨利·鲁斯、心理分析学派创始大师佛洛伊德、通用汽车总裁史隆，其中也包括了默默无闻的小学老师，大智若愚的老祖母，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在杜拉克笔下活灵活现，而他们都在不同层次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实况。
不同于一般人之处是，杜拉克全然不以其笔下人物的社会地位来论英雄，相反的，在他眼里，小人物也满含生活智慧和对事情的真知灼见，众人眼中居高位的大人物在识见上也有着偏执与狭隘的一面。
杜拉克并不隐瞒他对大人物的负面批评。对于报阀亨利·鲁斯的管理模式，他的不以为然跃然纸上，他认为鲁斯属下的人马斗争激烈，经常互相中伤，正因为鲁斯的管理方法就是造成编辑互相对立，以方便掌控。
对于通用汽车总裁史隆，杜拉克也不苟同他那种只求专业表现而无视公共责任的价值观；对于美国国务卿季辛吉（基辛格）强权式外交手段，杜拉克也不表苟同，因为雅典覆亡的史实使他铭记在心：“争夺世界霸权最终会危害到自己”。
而杜拉克所缅怀的小时候的老师爱莎和苏菲小姐，读来令人起敬。这两位老师的最大人格特质是，她们都热心于激发学生去学习，而不是一味地批评。杜拉克认为，“教学最后的产物不是老师得到什么，而是学生到底学到什么？”
还记得当时读此书读得最津津有味的部分是杜拉克笔下那位自嘲为“笨老太婆”的老祖母。这位众人眼中“很好笑”的老太太，以一些表面看来令人忍俊不禁的行径，教人明白人生的许多道理，如尊重别人，站在对方的立场关心人。
一位熟悉杜拉克管理学的朋友说，杜拉克管理学最大的精神特质是“以人为本”，他关心的是如何在企业中改善人类的处境，不一味将人等同于“效率”，或视人为赚钱的工具。从这一点看，《旁观者》所传达的讯息其实与杜拉克一贯的管理学说是一致的。
忘了告诉你，关于旁观者，杜拉克是这样定义的：“站在舞台侧面观看的旁观者，能见人所不能见者。毕竟，他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并反复思考——他的思索不是像镜子般的反射，而是一种三棱镜似的折射。”
● 张曦娜
管理大师已去，企业理念凋零
深夜在书房中翻箱倒筴，满头大汗，一脸灰尘下，终于翻出那本已经微微泛黄的《旁观者》。
《旁观者》的作者为管理学界无人不知的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上两个星期，这位举世公认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大师级人物，以95岁高龄在美国辞世了。
在报上读到消息时，突然想念起这本曾经读得爱不释手的回忆录，想起读此书时，双眼随着作者的夹叙夹评，读得饶有兴味的感觉。
我对管理学所知有限，对管理学家也没有特殊的认识，除非工作所需，很少会主动将管理学著作列入个人的阅读书单，可多年前在朋友推荐下，初读这本厚达五百余页的书，捧在手上，沉甸甸的，一点也不嫌其厚，反倒有惊艳之感。
此书之所以令我着迷，固然因为杜拉克擅于说故事，读《旁观者》就好比读一本小说，人物与叙事方式都那么动人有趣，但，更大的原因毋宁是杜拉克在字里行间处处流露的灼见、视野与境界。
杜拉克在书中娓娓细说生命中走过的人物，他们的行事作风，待人处事的方式，他们的经历和遭遇。
书中涉及的人物，包括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美的精英才俊，如报阀亨利·鲁斯、心理分析学派创始大师佛洛伊德、通用汽车总裁史隆，其中也包括了默默无闻的小学老师，大智若愚的老祖母，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在杜拉克笔下活灵活现，而他们都在不同层次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实况。
不同于一般人之处是，杜拉克全然不以其笔下人物的社会地位来论英雄，相反的，在他眼里，小人物也满含生活智慧和对事情的真知灼见，众人眼中居高位的大人物在识见上也有着偏执与狭隘的一面。
杜拉克并不隐瞒他对大人物的负面批评。对于报阀亨利·鲁斯的管理模式，他的不以为然跃然纸上，他认为鲁斯属下的人马斗争激烈，经常互相中伤，正因为鲁斯的管理方法就是造成编辑互相对立，以方便掌控。
对于通用汽车总裁史隆，杜拉克也不苟同他那种只求专业表现而无视公共责任的价值观；对于美国国务卿季辛吉（基辛格）强权式外交手段，杜拉克也不表苟同，因为雅典覆亡的史实使他铭记在心：“争夺世界霸权最终会危害到自己”。
而杜拉克所缅怀的小时候的老师爱莎和苏菲小姐，读来令人起敬。这两位老师的最大人格特质是，她们都热心于激发学生去学习，而不是一味地批评。杜拉克认为，“教学最后的产物不是老师得到什么，而是学生到底学到什么？”
还记得当时读此书读得最津津有味的部分是杜拉克笔下那位自嘲为“笨老太婆”的老祖母。这位众人眼中“很好笑”的老太太，以一些表面看来令人忍俊不禁的行径，教人明白人生的许多道理，如尊重别人，站在对方的立场关心人。
一位熟悉杜拉克管理学的朋友说，杜拉克管理学最大的精神特质是“以人为本”，他关心的是如何在企业中改善人类的处境，不一味将人等同于“效率”，或视人为赚钱的工具。从这一点看，《旁观者》所传达的讯息其实与杜拉克一贯的管理学说是一致的。
忘了告诉你，关于旁观者，杜拉克是这样定义的：“站在舞台侧面观看的旁观者，能见人所不能见者。毕竟，他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并反复思考——他的思索不是像镜子般的反射，而是一种三棱镜似的折射。”
● 张曦娜
管理大师已去，企业理念凋零
管理大师已去，企业理念凋零
全球公认的管理学之父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于上个月以95高龄在美国加州去世。这位见证过经济大恐慌、纳粹暴行、二战乱世，也对日本经济崛起、美国经济鼎盛等作出贡献，并让管理学脱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大师于今亡故，似乎也象征着他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企业理念正逐渐式微。有人甚至形容杜拉克是“没落的品牌”。
无独有偶，曾于60年前聘请他担任管理顾问，让他接下有生以来第一个大型咨询管理项目的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于上月宣布，今年首九个月出现40亿美元的亏损，并且准备在未来三年内裁退3万名员工和关闭12个生产中心。面对严峻的商业竞争，这家在全球汽车市场占有15%份额的百年企业，从明年起便将退居全球第二大汽车制造商，将“全球第一”的地位拱手让给后来居上的日本丰田汽车。
杜拉克的辞世当然同通用汽车的亏损无关。事实上，他当年建议通用汽车采取分权管理的策略，或许还有助于通用汽车改善管理、巩固业务，稳居全球汽车制造业的龙头。而他的这项建议，也已经成为管理学中的经典案例。
但是，被称为“大师中的大师”的杜拉克，在管理领域的权威地位，在他去世之前数年便已开始下跌，同通用汽车在全球的市场占有率不断萎缩的情况，倒有几分相似。
通用电器(General Electric)前任主席兼首席执行员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给他的评价是：“全球都知道他是上世纪最伟大的管理学思想家。”这句话既肯定了他在管理领域无可动摇的地位，可是却也让人联想到他好像是上一个世纪的人物，如今影响力已逐渐走下坡，难免让人感到一种日薄西山的苍凉。
启发通用电器
韦尔奇是在1981年同杜拉克面谈之后大受启发，使通用电器不断壮大，终于成为全球最顶尖的企业。杜拉克给他的忠告是，通用电器旗下所有的子公司都必须是全球数一数二的佼佼者，否则大可脱手转售。这项策略，使得通用电器成为过去25年来美国最成功的企业，跃身为全球企业的巨无霸。
集现代管理学开创者、管理顾问、政治经济学家、大学教授、作家、未来趋势预言家、文化观察者等身份于一身、写下不少过38部著作的杜拉克，基于他敏锐的观察、慎密的思维、丰富的学识、广泛的兴趣，无论是对他本行的企业管理、商业文化，或者是对于带有“业余”性质、却毫无疑问是专家水平的社会观察、趋势预言、政治见解等，几乎都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所以，他的管理理念或许逐渐被人冷落，但却并不意味着他在企业管理及其他领域的贡献，在短时间内会被人遗忘。历史将证明，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具有人道精神的管理学大师。
杜拉克在管理理念方面的最大贡献，在于强调企业应当以人为本。这种理念，接近儒家以民为先的仁者思维。他认为员工绝非企业的成本，而是最有价值的资源。这种爱才、纳才、重才、用才的管理理念，也充分显露出他是以人道主义作为商业出发点。也就是说，企业的最终目标，不外在于造福人群，而一切的企业行为，都不能远离这项宏旨。基于此，他也反对鲁莽的合并与收购行动。
其次，他强调企业领导人除了具备领导才能之外，也必须要有良好的品德。而且，企业最高领导人的薪金，不应该超过最低薪员工的20倍。因此，只顾争取最大商业利益、满足个人财富需求的企业管理者，正是他最鄙夷的人物。不幸的是，在他去世前几年，随着美国网络泡沫破灭，企业问题层出不穷，恩龙、环球电讯、世界通讯等美国企业的会计丑闻和败德行为不断曝光，他最不想看到的企业弊端都一一出现了。
成就非凡却虚怀若谷
在他晚年，看着美国资本主义的漏洞逐渐浮现，企业领导人唯利是图，贪婪成为一种商业文化，他终身维护的资本主义已令他彻底失望，于是他决定不再提供企业咨询，转而将精力用在为非牟利机构服务，尤其是为一些弱势团体运筹帷幄，奉行他以人为本、服务人群的宗旨。
阅历丰富、洞察入微、料事如神、乐天知命的杜拉克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尽管有许多非凡的成就，可是却虚怀若谷。他年轻时还曾经做过记者和股票分析员。他完成大学教育后，在德国一份大报当记者时的第一个采访工作，便是报道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
他在1939年出版的第一本著作《经济人的末日》(The End of Economic Man)中，针对当时欧洲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问题作出分析后，预言希特勒将会屠杀犹太人。因此，在二战中领导英国对抗纳粹侵略的邱吉尔，曾经说他是唯一能够洞察欧洲局势的人。
在1950年，当电脑还没有脱离“贵族身份”走进一般家庭，只有银行、学府、研究机构、大型企业才用得上的庞然大物时，他已经预见电脑的重要性。当网络经济大行其道时，他认为互联网对文化的影响力，会比经济来得大，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而言。
他说：“他们会觉得自己不再是哪个国家的一分子。下一步的发展可能是：一群在心理上已经全球化的中产阶级将会诞生。”
● 郑英豪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无独有偶，曾于60年前聘请他担任管理顾问，让他接下有生以来第一个大型咨询管理项目的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于上月宣布，今年首九个月出现40亿美元的亏损，并且准备在未来三年内裁退3万名员工和关闭12个生产中心。面对严峻的商业竞争，这家在全球汽车市场占有15%份额的百年企业，从明年起便将退居全球第二大汽车制造商，将“全球第一”的地位拱手让给后来居上的日本丰田汽车。
杜拉克的辞世当然同通用汽车的亏损无关。事实上，他当年建议通用汽车采取分权管理的策略，或许还有助于通用汽车改善管理、巩固业务，稳居全球汽车制造业的龙头。而他的这项建议，也已经成为管理学中的经典案例。
但是，被称为“大师中的大师”的杜拉克，在管理领域的权威地位，在他去世之前数年便已开始下跌，同通用汽车在全球的市场占有率不断萎缩的情况，倒有几分相似。
通用电器(General Electric)前任主席兼首席执行员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给他的评价是：“全球都知道他是上世纪最伟大的管理学思想家。”这句话既肯定了他在管理领域无可动摇的地位，可是却也让人联想到他好像是上一个世纪的人物，如今影响力已逐渐走下坡，难免让人感到一种日薄西山的苍凉。
启发通用电器
韦尔奇是在1981年同杜拉克面谈之后大受启发，使通用电器不断壮大，终于成为全球最顶尖的企业。杜拉克给他的忠告是，通用电器旗下所有的子公司都必须是全球数一数二的佼佼者，否则大可脱手转售。这项策略，使得通用电器成为过去25年来美国最成功的企业，跃身为全球企业的巨无霸。
集现代管理学开创者、管理顾问、政治经济学家、大学教授、作家、未来趋势预言家、文化观察者等身份于一身、写下不少过38部著作的杜拉克，基于他敏锐的观察、慎密的思维、丰富的学识、广泛的兴趣，无论是对他本行的企业管理、商业文化，或者是对于带有“业余”性质、却毫无疑问是专家水平的社会观察、趋势预言、政治见解等，几乎都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所以，他的管理理念或许逐渐被人冷落，但却并不意味着他在企业管理及其他领域的贡献，在短时间内会被人遗忘。历史将证明，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具有人道精神的管理学大师。
杜拉克在管理理念方面的最大贡献，在于强调企业应当以人为本。这种理念，接近儒家以民为先的仁者思维。他认为员工绝非企业的成本，而是最有价值的资源。这种爱才、纳才、重才、用才的管理理念，也充分显露出他是以人道主义作为商业出发点。也就是说，企业的最终目标，不外在于造福人群，而一切的企业行为，都不能远离这项宏旨。基于此，他也反对鲁莽的合并与收购行动。
其次，他强调企业领导人除了具备领导才能之外，也必须要有良好的品德。而且，企业最高领导人的薪金，不应该超过最低薪员工的20倍。因此，只顾争取最大商业利益、满足个人财富需求的企业管理者，正是他最鄙夷的人物。不幸的是，在他去世前几年，随着美国网络泡沫破灭，企业问题层出不穷，恩龙、环球电讯、世界通讯等美国企业的会计丑闻和败德行为不断曝光，他最不想看到的企业弊端都一一出现了。
成就非凡却虚怀若谷
在他晚年，看着美国资本主义的漏洞逐渐浮现，企业领导人唯利是图，贪婪成为一种商业文化，他终身维护的资本主义已令他彻底失望，于是他决定不再提供企业咨询，转而将精力用在为非牟利机构服务，尤其是为一些弱势团体运筹帷幄，奉行他以人为本、服务人群的宗旨。
阅历丰富、洞察入微、料事如神、乐天知命的杜拉克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尽管有许多非凡的成就，可是却虚怀若谷。他年轻时还曾经做过记者和股票分析员。他完成大学教育后，在德国一份大报当记者时的第一个采访工作，便是报道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
他在1939年出版的第一本著作《经济人的末日》(The End of Economic Man)中，针对当时欧洲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问题作出分析后，预言希特勒将会屠杀犹太人。因此，在二战中领导英国对抗纳粹侵略的邱吉尔，曾经说他是唯一能够洞察欧洲局势的人。
在1950年，当电脑还没有脱离“贵族身份”走进一般家庭，只有银行、学府、研究机构、大型企业才用得上的庞然大物时，他已经预见电脑的重要性。当网络经济大行其道时，他认为互联网对文化的影响力，会比经济来得大，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而言。
他说：“他们会觉得自己不再是哪个国家的一分子。下一步的发展可能是：一群在心理上已经全球化的中产阶级将会诞生。”
● 郑英豪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NKF式的形象工程
18世纪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时，有位宠臣叫波将金（Potemkin）。据说，有次女皇出外巡游，所到之处，看到不少外观漂亮的村庄，心中大悦。殊不知，这些村庄都是假造的“形象工程”。
“波将金村庄”（Potemkinvillage）于是成了矫饰门面的代名词，用现代话说，是一种形象工程。
20世纪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欺上瞒下的“波将金村庄”。古往今来，由心术不正的人精心打造出来的各种波将金式形象工程，可谓琳琅满目，无奇不有。
波将金村庄固然是经典，NKF个案，看来也可以跻身现代的形象工程名榜。不同的是，波将金村庄也许全是造假，NKF却有真实的前台和布景。
随着调查内情的不断公开，NKF故事情节的演变，真叫人瞠目结舌，原来罐子里装着那么多虫子。至少有一个人已经看得火了。
记者问起卫生部长许文远，政府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对NKF事件负责时，部长说，也许，要等KPMG的独立审查报告出炉才知道。但他坦诚自己过去是过于信任NKF了。他说，如果一个人出于某种动机，存心要误导公众，那么，没有一个政府或监控机制是可以防止的。
许部长打了一个比喻，像报业控股这样一个大机构，其总裁如果因某种动机，把公司当成自己的生意来搞，董事局又极度信任他，他大权独揽，若加上他又具有领袖魅力，所有员工把他像神一样崇拜，没人敢告发，外人就很难知道内情了。
确实是如此。其实，当一个善于玩弄权术的人成功地制造了某种形象工程的光环后，即使有告发者，有所谓的吹哨者（whistleblower），在人们都已普遍被表象迷惑的情况下，也未必就能使内情曝光。告发者往往还会吃苦头，如被反控诽谤。
掩饰表象后面的一切
杜莱指称有诽谤性的《海峡时报》文章，刊登于2004年4月，距离杜莱提出诉讼案开审已经一年多，若不是因为有了这场诉讼，又有多少人注意到文章中所揭露的一切呢？又有多少人相信文章作者之所言呢？
又假定杜莱本人不提出诉讼，NKF的整个形象工程又是否会曝光？若不是杜莱本人犹如神差鬼使，决意要告《海峡》和报业控股，NKF这个罐子也许就永远不会被打开也说不定。
必须说，杜莱的NKF形象工程是非常成功的。因为成功，也就愈加显得真实，愈加容易打动人心，获取信任，获得捐款，也愈加能够掩饰表象后面在进行的一切。
现在，随着内情逐渐暴露，除了卫生部，相信还有不少政治人物也必然或多或少有后悔的感觉。长时间以来，大家就只知道是在支持一个成功的慈善事业，如今肯定会感觉若有所失。
精明的政治人物尚且如此，又何况是一般的市井小民！笔者当议员参与社区工作时，也曾经与NKF交过手：因为帮助一名患肾脏病需要洗肾的选民向NKF求助，使我对这个组织的看法完全改观。于是，我暗中劝导基层组织和中元会，不需要再那么落力为NKF筹款，因为它的基金钱已经很多了。但是，得到的反应顶多是将信将疑。
一次，出席一个中元会，在喊标福物时，为选区教育基金筹款的福物只筹得了几千元，而同场的NKF福物所标得的款项却比教育基金多出了十几倍。
我知道，NKF的形象工程已经深入民心，难以扭转。NKF事件发生，虽然是事隔多年，终于还是有人私底下告诉我：你当年说得对，无奈已无法挽回了。
同样的工程不会绝迹
NKF的剧情还在发展中，虽然不少人已经愤怒到决定停止捐款，但是，可以肯定的，NKF式的形象工程，犹如波将金式的形象工程，并不会因此而绝迹。这主要是人的弱点是难以改变的。
形象工程攻的都是人性的弱点，弄臣专攻皇帝个人的弱点，使他沉溺于所好，不顾国事，甚至杀害忠良（当然包括敢于直言告发者）；NKF式的形象工程则专攻人的恻隐之心，使人不知不觉地随着它筹款机器的巨轮转动。
会搞形象工程的人，大抵都不是等闲之辈，反之，他们深谙心理学的奸佞之徒。宋代大文豪欧阳修写《宦者传论》，就谈到古代最善于搞形象工程的一种人，宦官（太监）。他说，“宦者之害，非一端也。盖其用事也，近而习，其为心也，专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亲之。待其已信，然后惧以祸福而把持之……。”
以小善中人之意，做点好事，讨人欢喜；以小信固人之心，拿出些形象工程，使人相信不疑。这篇文章可以说已经把患者之害讲得非常透彻，然而，在以后的明朝，不还是发生了阉党之祸？
不过，这不等于说我们不能从历史吸取教训。卫生部长说，除非我们吸取正确的教训，不然这类不幸的事将会重演。是的，从历史的角度看，吸取教训容或无法完全避免类似事件在将来的某天重演，但至少可以减少发生的可能性。
独立审计公司KPMG的审计报告将在一两个礼拜内出炉，卫生部长已经要求该公司和新的NKF管理层不要手下留情，而要实话实说，把内情全盘托出，公诸网上，其政治勇气令人佩服。
审计报告又会爆出什么料，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但有一点早已可以肯定的，是NKF案将成为本地最大宗的慈善团体“形象工程”经典案例。据称，前阵子，有批美国的MBA学生特地前来研究NKF的成功模式，现在，不知道他们要怎样为自己的研究报告写结论？
● 吴俊刚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波将金村庄”（Potemkinvillage）于是成了矫饰门面的代名词，用现代话说，是一种形象工程。
20世纪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欺上瞒下的“波将金村庄”。古往今来，由心术不正的人精心打造出来的各种波将金式形象工程，可谓琳琅满目，无奇不有。
波将金村庄固然是经典，NKF个案，看来也可以跻身现代的形象工程名榜。不同的是，波将金村庄也许全是造假，NKF却有真实的前台和布景。
随着调查内情的不断公开，NKF故事情节的演变，真叫人瞠目结舌，原来罐子里装着那么多虫子。至少有一个人已经看得火了。
记者问起卫生部长许文远，政府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对NKF事件负责时，部长说，也许，要等KPMG的独立审查报告出炉才知道。但他坦诚自己过去是过于信任NKF了。他说，如果一个人出于某种动机，存心要误导公众，那么，没有一个政府或监控机制是可以防止的。
许部长打了一个比喻，像报业控股这样一个大机构，其总裁如果因某种动机，把公司当成自己的生意来搞，董事局又极度信任他，他大权独揽，若加上他又具有领袖魅力，所有员工把他像神一样崇拜，没人敢告发，外人就很难知道内情了。
确实是如此。其实，当一个善于玩弄权术的人成功地制造了某种形象工程的光环后，即使有告发者，有所谓的吹哨者（whistleblower），在人们都已普遍被表象迷惑的情况下，也未必就能使内情曝光。告发者往往还会吃苦头，如被反控诽谤。
掩饰表象后面的一切
杜莱指称有诽谤性的《海峡时报》文章，刊登于2004年4月，距离杜莱提出诉讼案开审已经一年多，若不是因为有了这场诉讼，又有多少人注意到文章中所揭露的一切呢？又有多少人相信文章作者之所言呢？
又假定杜莱本人不提出诉讼，NKF的整个形象工程又是否会曝光？若不是杜莱本人犹如神差鬼使，决意要告《海峡》和报业控股，NKF这个罐子也许就永远不会被打开也说不定。
必须说，杜莱的NKF形象工程是非常成功的。因为成功，也就愈加显得真实，愈加容易打动人心，获取信任，获得捐款，也愈加能够掩饰表象后面在进行的一切。
现在，随着内情逐渐暴露，除了卫生部，相信还有不少政治人物也必然或多或少有后悔的感觉。长时间以来，大家就只知道是在支持一个成功的慈善事业，如今肯定会感觉若有所失。
精明的政治人物尚且如此，又何况是一般的市井小民！笔者当议员参与社区工作时，也曾经与NKF交过手：因为帮助一名患肾脏病需要洗肾的选民向NKF求助，使我对这个组织的看法完全改观。于是，我暗中劝导基层组织和中元会，不需要再那么落力为NKF筹款，因为它的基金钱已经很多了。但是，得到的反应顶多是将信将疑。
一次，出席一个中元会，在喊标福物时，为选区教育基金筹款的福物只筹得了几千元，而同场的NKF福物所标得的款项却比教育基金多出了十几倍。
我知道，NKF的形象工程已经深入民心，难以扭转。NKF事件发生，虽然是事隔多年，终于还是有人私底下告诉我：你当年说得对，无奈已无法挽回了。
同样的工程不会绝迹
NKF的剧情还在发展中，虽然不少人已经愤怒到决定停止捐款，但是，可以肯定的，NKF式的形象工程，犹如波将金式的形象工程，并不会因此而绝迹。这主要是人的弱点是难以改变的。
形象工程攻的都是人性的弱点，弄臣专攻皇帝个人的弱点，使他沉溺于所好，不顾国事，甚至杀害忠良（当然包括敢于直言告发者）；NKF式的形象工程则专攻人的恻隐之心，使人不知不觉地随着它筹款机器的巨轮转动。
会搞形象工程的人，大抵都不是等闲之辈，反之，他们深谙心理学的奸佞之徒。宋代大文豪欧阳修写《宦者传论》，就谈到古代最善于搞形象工程的一种人，宦官（太监）。他说，“宦者之害，非一端也。盖其用事也，近而习，其为心也，专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亲之。待其已信，然后惧以祸福而把持之……。”
以小善中人之意，做点好事，讨人欢喜；以小信固人之心，拿出些形象工程，使人相信不疑。这篇文章可以说已经把患者之害讲得非常透彻，然而，在以后的明朝，不还是发生了阉党之祸？
不过，这不等于说我们不能从历史吸取教训。卫生部长说，除非我们吸取正确的教训，不然这类不幸的事将会重演。是的，从历史的角度看，吸取教训容或无法完全避免类似事件在将来的某天重演，但至少可以减少发生的可能性。
独立审计公司KPMG的审计报告将在一两个礼拜内出炉，卫生部长已经要求该公司和新的NKF管理层不要手下留情，而要实话实说，把内情全盘托出，公诸网上，其政治勇气令人佩服。
审计报告又会爆出什么料，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但有一点早已可以肯定的，是NKF案将成为本地最大宗的慈善团体“形象工程”经典案例。据称，前阵子，有批美国的MBA学生特地前来研究NKF的成功模式，现在，不知道他们要怎样为自己的研究报告写结论？
● 吴俊刚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Wednesday, December 07, 2005
不寻常的恻隐
这真人真事发生在甘肃省定西市，就在火车站附近一个破小院里。
82岁的拾荒老人陈尚义，与他81岁老伴张兰英，一生无儿女。自从1988年冬天陈尚义在火车站某个站台上“拾”到一个被遗弃的患病女婴，之后他就陆续从街头巷尾、垃圾堆、医院、车站收养弃婴。
17年里，尚义总共收养残疾弃婴42名，先后13名因病夭折，21名先后被人领养，现在还有八名由两岁到12岁的孩子留在两老身边。
老人收养弃婴事件首先由北京中央电视台于今年年中报道，过后引起社会群众关怀。如今鉴于两老年事已高，政府要将他们所收养的孩子转入社会保障单位内照顾，但两老因与孩子感情深固，仍不情愿放弃抚养孩子。
陈尚义每天捡卖垃圾能挣到10元人民币。为让孩子吃饱，他和老伴张兰英将奶粉掺进面粉熬熟后给孩子们吃。张兰英几乎17年都没离开过他们那破小院，天天做饭洗衣、收拾被盖、擦尿端屎，1998年在照顾孩子时绊倒伤了腰，导致终生驼背。
这不是寻常的恻隐。这里更需无偿的责任和无私的牺牲。在今天现代化都市里，人们虽仍有恻隐之心，但越是进步的社会，社会伦理主要是一种以理性规则、道德义务为中心的伦理。
原始良知仍然可贵
这样的伦理思维并非有错，但良知的启动不能仅仅凭靠规则与义务，人要启动良知还须要感受和体会更多，尤其是对善良的肯定与鼓舞。
人性里最始源的恻隐，它也许不是汹涌澎湃，但却可以源源不断，正所谓“在贤者那里常不泯，在常人那里不常泯，甚至在恶人那里也不会完全泯灭”，就是这个道理。
也唯有如此，恻隐之心这点原本只是柔弱的感情才能变得强大，才能形成大无畏的屏障，才能激发出巨大的力量。
老人陈尚义和老伴也就是凭着恻隐产生的这份无畏，做出常人所做不到的无私极限，才能无怨无悔多年来默默收养那么多残疾的弃婴。
也许从理性规则的角度上看，陈尚义老人的做法并不是理智的，因为怎么说这两位老人都没有抚养这些孩子的条件。从社会道德义务上说，也许人们都同意这应该是政府的责任。
但政府责任不是本文要阐述的主点环节，甘肃省是个穷地方，定西市不只没孤儿院，连福利院也没能力设立一间，地方政府责任的缺失在中国贫困穷区仍是原因复杂及无可奈何的事实。
笔者要强调的是，人心里这点原始良知仍然是最可贵的。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不难发现这点单纯个人主观的恻隐，可以转向普遍客观的道德理性里。社区单位里义工亲身投入的福利工作，或是群众性献血、赈灾，募捐，筹款等等，都是例子。
不过在形式之上，人的这份真挚道德感情更不可或缺。因为有施与而无恻隐，所有善行不过只剩下道德义务的履行罢了。
在社会高度理性化之后，我们仍不可以忘记道德义务与其制度的发端是在哪里。要审视一个社会的人性善良纯度，就要看这些道德义务的“垫底”是不是生命里最起码的那份恻隐。一个人假如不是自发性地要求一种善意、智力与美感的心领神会，是难以产生这种情感的。
对生命与自然的关切之情
因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是：规范与义务并不是道德的全部，道德也不仅仅是规范的普遍履行而已。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及伦理学教研室主任何怀宏，在著作《底线伦理——道德的最后边界》里就有这么一段：“我们仍然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深厚同情，如果没有这一感情的润泽，甚至规范的道德也仍不免由于缺乏源头的活水而硬化或者干枯。一种对他人、同类的恻隐之心和对生命、自然关切之情，将会提醒我们什么才是道德的至深涵意和不竭源泉，提醒我们道德与生命的深刻联系。”
1999年年中开始，两位老人被当地政府纳为低保，每月资助最低生活保障金57元人民币。在2000年，当地政府也出面联系到一位新加坡人林来燕女士，她答应资助这些孩子每人每月80元人民币，一直到他们18岁为止。
同时，林来燕也答应每月出资600元人民币雇请一名保姆来照顾老人和孩子们的生活。
印象中，我以前没在任何媒体上读过有关我国这位林来燕女士的报道，但在知悉这件事情后，对这位无私无偿默默向远方付出同样一份不是寻常恻隐爱心的国人，是由衷发出满心的敬意。
● 吴韦材 ·作者是本地写作人，文发自北京
82岁的拾荒老人陈尚义，与他81岁老伴张兰英，一生无儿女。自从1988年冬天陈尚义在火车站某个站台上“拾”到一个被遗弃的患病女婴，之后他就陆续从街头巷尾、垃圾堆、医院、车站收养弃婴。
17年里，尚义总共收养残疾弃婴42名，先后13名因病夭折，21名先后被人领养，现在还有八名由两岁到12岁的孩子留在两老身边。
老人收养弃婴事件首先由北京中央电视台于今年年中报道，过后引起社会群众关怀。如今鉴于两老年事已高，政府要将他们所收养的孩子转入社会保障单位内照顾，但两老因与孩子感情深固，仍不情愿放弃抚养孩子。
陈尚义每天捡卖垃圾能挣到10元人民币。为让孩子吃饱，他和老伴张兰英将奶粉掺进面粉熬熟后给孩子们吃。张兰英几乎17年都没离开过他们那破小院，天天做饭洗衣、收拾被盖、擦尿端屎，1998年在照顾孩子时绊倒伤了腰，导致终生驼背。
这不是寻常的恻隐。这里更需无偿的责任和无私的牺牲。在今天现代化都市里，人们虽仍有恻隐之心，但越是进步的社会，社会伦理主要是一种以理性规则、道德义务为中心的伦理。
原始良知仍然可贵
这样的伦理思维并非有错，但良知的启动不能仅仅凭靠规则与义务，人要启动良知还须要感受和体会更多，尤其是对善良的肯定与鼓舞。
人性里最始源的恻隐，它也许不是汹涌澎湃，但却可以源源不断，正所谓“在贤者那里常不泯，在常人那里不常泯，甚至在恶人那里也不会完全泯灭”，就是这个道理。
也唯有如此，恻隐之心这点原本只是柔弱的感情才能变得强大，才能形成大无畏的屏障，才能激发出巨大的力量。
老人陈尚义和老伴也就是凭着恻隐产生的这份无畏，做出常人所做不到的无私极限，才能无怨无悔多年来默默收养那么多残疾的弃婴。
也许从理性规则的角度上看，陈尚义老人的做法并不是理智的，因为怎么说这两位老人都没有抚养这些孩子的条件。从社会道德义务上说，也许人们都同意这应该是政府的责任。
但政府责任不是本文要阐述的主点环节，甘肃省是个穷地方，定西市不只没孤儿院，连福利院也没能力设立一间，地方政府责任的缺失在中国贫困穷区仍是原因复杂及无可奈何的事实。
笔者要强调的是，人心里这点原始良知仍然是最可贵的。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不难发现这点单纯个人主观的恻隐，可以转向普遍客观的道德理性里。社区单位里义工亲身投入的福利工作，或是群众性献血、赈灾，募捐，筹款等等，都是例子。
不过在形式之上，人的这份真挚道德感情更不可或缺。因为有施与而无恻隐，所有善行不过只剩下道德义务的履行罢了。
在社会高度理性化之后，我们仍不可以忘记道德义务与其制度的发端是在哪里。要审视一个社会的人性善良纯度，就要看这些道德义务的“垫底”是不是生命里最起码的那份恻隐。一个人假如不是自发性地要求一种善意、智力与美感的心领神会，是难以产生这种情感的。
对生命与自然的关切之情
因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是：规范与义务并不是道德的全部，道德也不仅仅是规范的普遍履行而已。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及伦理学教研室主任何怀宏，在著作《底线伦理——道德的最后边界》里就有这么一段：“我们仍然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深厚同情，如果没有这一感情的润泽，甚至规范的道德也仍不免由于缺乏源头的活水而硬化或者干枯。一种对他人、同类的恻隐之心和对生命、自然关切之情，将会提醒我们什么才是道德的至深涵意和不竭源泉，提醒我们道德与生命的深刻联系。”
1999年年中开始，两位老人被当地政府纳为低保，每月资助最低生活保障金57元人民币。在2000年，当地政府也出面联系到一位新加坡人林来燕女士，她答应资助这些孩子每人每月80元人民币，一直到他们18岁为止。
同时，林来燕也答应每月出资600元人民币雇请一名保姆来照顾老人和孩子们的生活。
印象中，我以前没在任何媒体上读过有关我国这位林来燕女士的报道，但在知悉这件事情后，对这位无私无偿默默向远方付出同样一份不是寻常恻隐爱心的国人，是由衷发出满心的敬意。
● 吴韦材 ·作者是本地写作人，文发自北京
黄禹锡的辞职与科学的“禁区”
11月24日，在世界上首先成功培育人类胚胎干细胞、用患者体细胞成功克隆人类胚胎干细胞系，以及克隆第一条狗的韩国首尔大学教授黄禹锡，因被指责为有违伦理道德而辞去所有科研、政府和社会职务。
老子曾说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自然界是没有仁爱之心的，只有客观规律可言。相应地，揭示自然规律的自然科学研究也应当是没有限制的。但黄禹锡的辞职却再次说明了，由于人是科学研究的主体，因此无论是研究自然科学还是社会、人文科学都需要遵守一定之规，因而就有一定的限制或称为“禁区”。
科学有没有禁区的问题一直是人类许多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两难选择之一。
由于科学的定义和科学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相当多人认为科学是没有禁区的。科学的三种定义是，科学是一种有用的工具；科学是造福人类的有力武器；科学是揭示真理的过程。无论这三种对科学的解释孰优孰劣，都使得人们认为科学是崇高的、神圣的，作用是巨大的，对人类的贡献是无可比拟的，因此科学是没有禁区的。
还有一种纯粹的推理可以表述为：科学是没有禁区的，凡是有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而没有科学，人类就无法前进，也享受不到科学对人类带来的种种好处，更无法迅速推进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
这些理由当然是充分的，但有时候人类的利益与科学的过程或结果发生冲突，并因此要人类作功利选择时，就会遇到两难选择。比如，当一种科学研究会危及人类的利益，如人类的健康和生命时，人类就会想出各种办法来禁止它，这就是禁区，也是当今生命伦理学的首要原则。比如，目前世界上大多数人赞同禁止生育性克隆人，而且大部分国家也制定了相应的法律以禁止克隆人。因为这种研究可能有害于人类，甚至颠覆人类社会。
正因如此，相应的其他生命科学研究也都有不大不小的“禁区”，即必须遵循的伦理原则，比如器官移植、干细胞研究。这些伦理原则既有国际性的，如《赫尔辛基宣言》，也有各国必须遵守的法规，如韩国的《生命伦理安全法》。
而干细胞研究中普遍认同不能违反的原则有：本人同意、无偿、匿名和回避等。但黄禹锡的研究违背了干细胞研究中的无偿和回避原则，一是向提供卵子的女性支付了报偿（每人24万新元），二是黄禹锡的两名女性下属提供了卵子。
说实话，这种违规并没有对人的健康和生命造成危害，可为什么也属于不可践踏的禁区呢？这就在于如果违背这些规律，一是有可能使得科学研究的过程和结果不客观，因为既有利益关系，又可能违背医学研究中的双盲原则。二是研究者和参与研究的自愿者可能利用科学研究谋取利益，这也有损科学研究的公正和客观。
当然，也有人认为，科学研究本来就是探索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行为，一种研究对人或环境有无危害在没有结果出来之前，甚至在结果出来之后很长岁月都无法知道，对此就根本没有必要加以禁止。如果禁止，不是很愚蠢么？
如果按此说法，当然可以克隆人，但如果克隆出来对人类造成了危害，先不论这种危害是否可以挽回，不是最后也会对这类研究加以禁止么？正如人类在几十年后发现了DDT的危害而禁止生产和使用它一样。
当然，这种假设也有另一种结果，克隆人对人类没有危害，是可以进行的。这正应验了“子非鱼安知鱼之不乐”？所以科学是没有禁区的。不过，这种没有禁区确实是需要人类准备付出巨大的代价，就像在赌博。
说到这里就非常清晰了。科学有禁区的前提是估计到某一科学研究可能对人类有害，或这种研究已被证明有害。禁止一种科学研究当然可以归为“反科学”，但是如果这种研究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都对人类产生危害，就可以归为“反人类”。
所以，有时候人类需要在“反科学”与“反人类”之间取舍。
● 张田勘 ·作者是中国《百科知识》副主编
老子曾说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自然界是没有仁爱之心的，只有客观规律可言。相应地，揭示自然规律的自然科学研究也应当是没有限制的。但黄禹锡的辞职却再次说明了，由于人是科学研究的主体，因此无论是研究自然科学还是社会、人文科学都需要遵守一定之规，因而就有一定的限制或称为“禁区”。
科学有没有禁区的问题一直是人类许多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两难选择之一。
由于科学的定义和科学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相当多人认为科学是没有禁区的。科学的三种定义是，科学是一种有用的工具；科学是造福人类的有力武器；科学是揭示真理的过程。无论这三种对科学的解释孰优孰劣，都使得人们认为科学是崇高的、神圣的，作用是巨大的，对人类的贡献是无可比拟的，因此科学是没有禁区的。
还有一种纯粹的推理可以表述为：科学是没有禁区的，凡是有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而没有科学，人类就无法前进，也享受不到科学对人类带来的种种好处，更无法迅速推进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
这些理由当然是充分的，但有时候人类的利益与科学的过程或结果发生冲突，并因此要人类作功利选择时，就会遇到两难选择。比如，当一种科学研究会危及人类的利益，如人类的健康和生命时，人类就会想出各种办法来禁止它，这就是禁区，也是当今生命伦理学的首要原则。比如，目前世界上大多数人赞同禁止生育性克隆人，而且大部分国家也制定了相应的法律以禁止克隆人。因为这种研究可能有害于人类，甚至颠覆人类社会。
正因如此，相应的其他生命科学研究也都有不大不小的“禁区”，即必须遵循的伦理原则，比如器官移植、干细胞研究。这些伦理原则既有国际性的，如《赫尔辛基宣言》，也有各国必须遵守的法规，如韩国的《生命伦理安全法》。
而干细胞研究中普遍认同不能违反的原则有：本人同意、无偿、匿名和回避等。但黄禹锡的研究违背了干细胞研究中的无偿和回避原则，一是向提供卵子的女性支付了报偿（每人24万新元），二是黄禹锡的两名女性下属提供了卵子。
说实话，这种违规并没有对人的健康和生命造成危害，可为什么也属于不可践踏的禁区呢？这就在于如果违背这些规律，一是有可能使得科学研究的过程和结果不客观，因为既有利益关系，又可能违背医学研究中的双盲原则。二是研究者和参与研究的自愿者可能利用科学研究谋取利益，这也有损科学研究的公正和客观。
当然，也有人认为，科学研究本来就是探索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行为，一种研究对人或环境有无危害在没有结果出来之前，甚至在结果出来之后很长岁月都无法知道，对此就根本没有必要加以禁止。如果禁止，不是很愚蠢么？
如果按此说法，当然可以克隆人，但如果克隆出来对人类造成了危害，先不论这种危害是否可以挽回，不是最后也会对这类研究加以禁止么？正如人类在几十年后发现了DDT的危害而禁止生产和使用它一样。
当然，这种假设也有另一种结果，克隆人对人类没有危害，是可以进行的。这正应验了“子非鱼安知鱼之不乐”？所以科学是没有禁区的。不过，这种没有禁区确实是需要人类准备付出巨大的代价，就像在赌博。
说到这里就非常清晰了。科学有禁区的前提是估计到某一科学研究可能对人类有害，或这种研究已被证明有害。禁止一种科学研究当然可以归为“反科学”，但是如果这种研究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都对人类产生危害，就可以归为“反人类”。
所以，有时候人类需要在“反科学”与“反人类”之间取舍。
● 张田勘 ·作者是中国《百科知识》副主编
Tuesday, November 29, 2005
公民社会不是桃花源
潘永强先生《粉丝社会还是公民社会？》一文（《东方日报》，2005年11月15日）质诘为何《哗！FM》保台的签名运动有1万多人支持，而支持学运的签名竟然不到这个数目的十分之一。这个“保台事大，学运事小”的问题，记得更早之前余福祺先生也在《当今大马》的读者投函提出。潘文怀疑，《哗！FM》支持者是粉丝，不是公民，缺乏核心价值。因为缺乏核心价值，他们因而一来关怀狭隘，对保台和学运两者之间轻重不分；二来理念不清，不能理解市场与政治的分野，因此要求国家干预。
庄迪澎先生《“粉丝”与公民不能一刀切》一文（《独立新闻》，2005年11月19日）首先质疑将他们与潘文中所举周杰伦粉丝相比的合理性，认为他们“即使是‘粉丝’，也是对言论空间有所求的‘粉丝’”，拥抱草根的黄文强先生深有同感（《独立新闻》同日读者来函）。庄、黄都同时质疑潘文对《哗！FM》商业运作的理解。国家干预与市场逻辑的讨论非常重要，对潘文、MKSow、黄业华、王宗麟诸先生（《当今大马》，2005年11月22日及24日、《自由媒体》讨论区）以及之前黄金城先生在《东方日报》短评的立场，“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曾剑鸣先生及傅向红小姐前后在三篇文章（见《独立新闻》与《东方日报》）已有精辟申论，此处不鳌。
本文承杨善勇先生《粉丝的本质和属性》一文（《当今大马》，2005年11月23日）遗绪，继续粉丝与公民的讨论。我同意潘文保台与学运之间轻重的价值判断，也不认为保台联署书中的诉求考虑周全，但是，问题真的是出在《哗！FM》支持者的“粉丝性”吗？检验这个问题的最简单方法是，比较一下类似的公民集体行动，看看他们会不会也有类似“关怀狭隘”、“理念不清”的局限？
我直接想到的是四年前的“528运动”。“528运动”堪称《华团大选诉求》之后，华社民意的另一次大动员，支持者从华团、文化界到一般群众，以南洋商报所损失的报份估计，响应人数大概不会少于十万人。比较78年历史华文报的保卫战，31年历史大专法令的抗战新役，意义可能比较小；然而，如果十万人有百分一参与联署，联署人数至少要增加几百人；如果千分一到博大，公众人数至少要增加几十人。为什么同样有关自由民主，大部分528支持者保持沉默？德国神父Martin Niemöller对自己在纳粹保证下独善其身的忏悔，我们念念有词之余，难道看不出Ayah Pin与“天国公社”群众所需要的信仰自由，与我们要维护的言论自由，唇齿相依？至于“理念”，许多528中坚分子在“隆华堂”乃至最近“留华同学会”争议中的立场，恐怕也说不上“反垄断”。难道，528支持者也是粉丝，《南洋商报》、《中国报》编辑、记者、作者们、陈嘉庚乃至丰隆的粉丝？
《哗！FM》支持者这两个局限，就算他们对《哗！FM》DJ的支持都是很工具理性的，要求他们“政治过硬”，没有一丝多余的热情；恐怕也不会就此消失。事实上，这两个局限，除了彻彻底底意识形态挂帅者，恐怕每个公民社会团体都或多或少会有。Wami尝试把关怀从言论自由扩大到自由民主，至今内外成效也有限，我们也只有继续努力而已，不敢宽以待己，严以律人。
“事事关心”是东林党知识分子在十七世纪农业社会的伟大自许，在21世纪的复杂社会恐怕连康梁的粉丝也未必能做到。政治学有所谓“议题公众”（issue public）一词，说明虽然大部分公众至少会关心一个议题、但每个个别议题都只能吸引一小部分公众的现象。怎样把许多不同的议题公众连接起来，变成一个人数更大、关怀更广的议题公众，既需要论述上的整合，也需要组织或行销上的突破。与此同时，让理念深化与连贯的理论建设，不必独求于一小部分理论精英，可以――也更理想的是――在开放活跃、众“智”成城的公共论辩中产生。
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公民社会并不是完成式的，而是进行式的。“公民社会”在英文是civil society，没有直接指向公民（citizen）个人，而是指家庭、国家（官僚 + 政治社会）、市场以外的独立结社空间。据我粗浅的认识，这个实然的定义是比较通用的；虽然已有研究者指出它们之间的边界可能模糊多变，应该从宽解释。虽然1989年东欧变天后，公民社会被认为是民主化一大功臣；但是，公民社会的稳定性、是否能够“坚定和持久的核心理念与价值”都是可议的。Kopecky 与Mudde （2003:8） 就指出，除了波兰，大多数东欧国家在89年秋天的群众示威，都“最多是组织松散的事件，如果有公民社会组织涉入，也是屈指可数”。而且，另外两位学者认为，这些运动大多在一两年内消失，留下的组织性遗产乏善可陈。那听起来也是很“散乱与偶发性的聚合”，或许称这些东欧公民为“民主粉丝”也不为过。
而如果进一步认定公民社会的价值必然就是支持自由民主的，或者反对国家干预社会，就恐怕更主观了。我们不必再举东欧的例子，就举马来西亚的回教青年阵线（ABIM）、马来西亚改革协会（JIM）这些核心理念明确的团体好了。大概没有研究者会认为他们会追求更多私领域的自由；但也大概不会有人敢说他们不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组织可左可右、可高可低、可清可浊、可雅可俗、可庄可谐、可文可武，把它们窄化理解成自由主义的清流，许多草根组织首当其冲都要先“粉丝化”或“非公民化”了。
潘文认为我们不要高估大马的公民社会，以及它在民主化的角色；这个提醒值得肯定。我们本应让“公民社会”回归本来面貌：“家庭、市场、国家之外公民自由结社的场域”，不要让应然的“规范性预期”干扰对“实际存在的公民社会”的实证分析（Neera Chandhoke语），跌入所谓“规范性陷阱”之中。简单地说，我们要对公民社会去浪漫化，不把它想象成桃花源，不要以为每个公民社会中人都是避秦者。
学界早有所谓uncivil society或“不文明社会”（civil一词在英语有多义，可以表示“文明”）一词，用来形容或有暴力倾向、或组织内阶层分明、或缺乏公共精神与自由主义价值的公民社会组织，譬如美国的3K党、巴勒斯坦的哈马斯、东欧变天后涌现的民族主义团体。
如果我们鼓吹公民社会的目的，是希望看到类似东欧般自由民主秩序的确立；如果我们同意，自由民主社会固不可能没有活跃的公民社会，但公民社会的蓬勃和民主化并无必然关系；那么，正确的策略应该是双管齐下：一方面鼓吹、支持公民社会的勃兴；另一方面打正旗号宣扬自由主义的民主理念；而非垄断诠释，把公民社会这家百货市场“概念转换”成自由主义专卖店。事实上，我们亟需对自由主义在政治、经济场域的辩论，而潘、庄、黄、曾、傅等诸先生小姐对国家与市场的讨论因此就颇有意思。
我们应当检验、防备和批评民粹，但是不必为“想象的公民社会”描绘“粉丝社会”这个对比，或者断定“粉丝”是进化前的公民。查Fan一词在东欧变天前100年出现在美语中，其实是fanatic一词的缩语，非其词根；而fanatic则在16世纪初从拉丁语中进入英语，原意为“神意所致的精神错乱”。不过，fan百年前是用来形容棒球队的热情支持者，现代英语只是扩大适用范围，意涵未改；所以各方粉丝不必担心被“污名化”。
“粉丝”生动传神，无头巾气，潘文把它政治化，让“公民社会”在华社走出雪华堂的大礼堂，值得我辈“公民社会粉丝”浮一大白。岁晚天凉，公民社会多一点热情不是坏事，各方英雄围炉煮酒论争之余，恨“粉丝”不成“鱼翅”也好，要还“粉丝”清白也罢，笔下火花四射都不要紧，只要不做“超激粉丝”，恨不得火花星星燎原把偶像／粉丝批评者烧成灰烬就好。
Kopecky, P. and Cas Mudde （2003） “Rethinking Civil Society”, Democratisation, Vol. 10. No. 3. p1-14.
黄进发是前“诉求工委会”执行秘书、“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成员。目前是英国东塞克斯大学政府系博士研究生
庄迪澎先生《“粉丝”与公民不能一刀切》一文（《独立新闻》，2005年11月19日）首先质疑将他们与潘文中所举周杰伦粉丝相比的合理性，认为他们“即使是‘粉丝’，也是对言论空间有所求的‘粉丝’”，拥抱草根的黄文强先生深有同感（《独立新闻》同日读者来函）。庄、黄都同时质疑潘文对《哗！FM》商业运作的理解。国家干预与市场逻辑的讨论非常重要，对潘文、MKSow、黄业华、王宗麟诸先生（《当今大马》，2005年11月22日及24日、《自由媒体》讨论区）以及之前黄金城先生在《东方日报》短评的立场，“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曾剑鸣先生及傅向红小姐前后在三篇文章（见《独立新闻》与《东方日报》）已有精辟申论，此处不鳌。
本文承杨善勇先生《粉丝的本质和属性》一文（《当今大马》，2005年11月23日）遗绪，继续粉丝与公民的讨论。我同意潘文保台与学运之间轻重的价值判断，也不认为保台联署书中的诉求考虑周全，但是，问题真的是出在《哗！FM》支持者的“粉丝性”吗？检验这个问题的最简单方法是，比较一下类似的公民集体行动，看看他们会不会也有类似“关怀狭隘”、“理念不清”的局限？
我直接想到的是四年前的“528运动”。“528运动”堪称《华团大选诉求》之后，华社民意的另一次大动员，支持者从华团、文化界到一般群众，以南洋商报所损失的报份估计，响应人数大概不会少于十万人。比较78年历史华文报的保卫战，31年历史大专法令的抗战新役，意义可能比较小；然而，如果十万人有百分一参与联署，联署人数至少要增加几百人；如果千分一到博大，公众人数至少要增加几十人。为什么同样有关自由民主，大部分528支持者保持沉默？德国神父Martin Niemöller对自己在纳粹保证下独善其身的忏悔，我们念念有词之余，难道看不出Ayah Pin与“天国公社”群众所需要的信仰自由，与我们要维护的言论自由，唇齿相依？至于“理念”，许多528中坚分子在“隆华堂”乃至最近“留华同学会”争议中的立场，恐怕也说不上“反垄断”。难道，528支持者也是粉丝，《南洋商报》、《中国报》编辑、记者、作者们、陈嘉庚乃至丰隆的粉丝？
《哗！FM》支持者这两个局限，就算他们对《哗！FM》DJ的支持都是很工具理性的，要求他们“政治过硬”，没有一丝多余的热情；恐怕也不会就此消失。事实上，这两个局限，除了彻彻底底意识形态挂帅者，恐怕每个公民社会团体都或多或少会有。Wami尝试把关怀从言论自由扩大到自由民主，至今内外成效也有限，我们也只有继续努力而已，不敢宽以待己，严以律人。
“事事关心”是东林党知识分子在十七世纪农业社会的伟大自许，在21世纪的复杂社会恐怕连康梁的粉丝也未必能做到。政治学有所谓“议题公众”（issue public）一词，说明虽然大部分公众至少会关心一个议题、但每个个别议题都只能吸引一小部分公众的现象。怎样把许多不同的议题公众连接起来，变成一个人数更大、关怀更广的议题公众，既需要论述上的整合，也需要组织或行销上的突破。与此同时，让理念深化与连贯的理论建设，不必独求于一小部分理论精英，可以――也更理想的是――在开放活跃、众“智”成城的公共论辩中产生。
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公民社会并不是完成式的，而是进行式的。“公民社会”在英文是civil society，没有直接指向公民（citizen）个人，而是指家庭、国家（官僚 + 政治社会）、市场以外的独立结社空间。据我粗浅的认识，这个实然的定义是比较通用的；虽然已有研究者指出它们之间的边界可能模糊多变，应该从宽解释。虽然1989年东欧变天后，公民社会被认为是民主化一大功臣；但是，公民社会的稳定性、是否能够“坚定和持久的核心理念与价值”都是可议的。Kopecky 与Mudde （2003:8） 就指出，除了波兰，大多数东欧国家在89年秋天的群众示威，都“最多是组织松散的事件，如果有公民社会组织涉入，也是屈指可数”。而且，另外两位学者认为，这些运动大多在一两年内消失，留下的组织性遗产乏善可陈。那听起来也是很“散乱与偶发性的聚合”，或许称这些东欧公民为“民主粉丝”也不为过。
而如果进一步认定公民社会的价值必然就是支持自由民主的，或者反对国家干预社会，就恐怕更主观了。我们不必再举东欧的例子，就举马来西亚的回教青年阵线（ABIM）、马来西亚改革协会（JIM）这些核心理念明确的团体好了。大概没有研究者会认为他们会追求更多私领域的自由；但也大概不会有人敢说他们不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组织可左可右、可高可低、可清可浊、可雅可俗、可庄可谐、可文可武，把它们窄化理解成自由主义的清流，许多草根组织首当其冲都要先“粉丝化”或“非公民化”了。
潘文认为我们不要高估大马的公民社会，以及它在民主化的角色；这个提醒值得肯定。我们本应让“公民社会”回归本来面貌：“家庭、市场、国家之外公民自由结社的场域”，不要让应然的“规范性预期”干扰对“实际存在的公民社会”的实证分析（Neera Chandhoke语），跌入所谓“规范性陷阱”之中。简单地说，我们要对公民社会去浪漫化，不把它想象成桃花源，不要以为每个公民社会中人都是避秦者。
学界早有所谓uncivil society或“不文明社会”（civil一词在英语有多义，可以表示“文明”）一词，用来形容或有暴力倾向、或组织内阶层分明、或缺乏公共精神与自由主义价值的公民社会组织，譬如美国的3K党、巴勒斯坦的哈马斯、东欧变天后涌现的民族主义团体。
如果我们鼓吹公民社会的目的，是希望看到类似东欧般自由民主秩序的确立；如果我们同意，自由民主社会固不可能没有活跃的公民社会，但公民社会的蓬勃和民主化并无必然关系；那么，正确的策略应该是双管齐下：一方面鼓吹、支持公民社会的勃兴；另一方面打正旗号宣扬自由主义的民主理念；而非垄断诠释，把公民社会这家百货市场“概念转换”成自由主义专卖店。事实上，我们亟需对自由主义在政治、经济场域的辩论，而潘、庄、黄、曾、傅等诸先生小姐对国家与市场的讨论因此就颇有意思。
我们应当检验、防备和批评民粹，但是不必为“想象的公民社会”描绘“粉丝社会”这个对比，或者断定“粉丝”是进化前的公民。查Fan一词在东欧变天前100年出现在美语中，其实是fanatic一词的缩语，非其词根；而fanatic则在16世纪初从拉丁语中进入英语，原意为“神意所致的精神错乱”。不过，fan百年前是用来形容棒球队的热情支持者，现代英语只是扩大适用范围，意涵未改；所以各方粉丝不必担心被“污名化”。
“粉丝”生动传神，无头巾气，潘文把它政治化，让“公民社会”在华社走出雪华堂的大礼堂，值得我辈“公民社会粉丝”浮一大白。岁晚天凉，公民社会多一点热情不是坏事，各方英雄围炉煮酒论争之余，恨“粉丝”不成“鱼翅”也好，要还“粉丝”清白也罢，笔下火花四射都不要紧，只要不做“超激粉丝”，恨不得火花星星燎原把偶像／粉丝批评者烧成灰烬就好。
Kopecky, P. and Cas Mudde （2003） “Rethinking Civil Society”, Democratisation, Vol. 10. No. 3. p1-14.
黄进发是前“诉求工委会”执行秘书、“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成员。目前是英国东塞克斯大学政府系博士研究生
Monday, November 28, 2005
注意泰国
亚洲石油化学工业年会明年将移师曼谷举行。六个核心成员国的协会代表，按掼例在六个月前先召开筹备工作会议。
从新加坡飞曼谷途中，没想到身旁一位老是忙着翻阅商业报表的老外，竟也是西方某家石油化学业龙头老大的驻新高层管理人员。交谈启动之后，这位曾经在泰国工作数年，又在新加坡驻扎逾十年的美国佬对我说了一句颇具“结论性”的话：“在这个区域，除了中国，就要注意泰国了！”
前年年末，我曾到曼谷参加一个工业研讨会，那时即已强烈感受到曼谷从九七年东南亚金融风暴的重灾区中复苏过来的强劲动感：呼啸而过的新地铁穿破了曼谷恶名昭彰的塞车，带起城内一股通畅十足的消费热潮。这回初抵曼谷，更感受到泰国的雄心勃勃。
在经济与工业上，往往也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现象，汽车与电子业在泰国也发挥了如此效应。飞机上读着星期三的联合早报，封面的重头新闻是日本丰田(TOYOTA)汽车公司有望在2006年取代美国通用汽车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公司。今天，像丰田、本田、NISSAN这些日本汽车业的巨擘，纷纷在泰国大展拳脚，除了设立具有外销取向的生产基地之外，也开设研究与发展中心。中南半岛上的泰国被日本汽车业“钦点”为区域重镇的大形势一旦隐约浮现，许多相关工业也就春江水暖鸭先知，急速设厂抢滩，准备分一杯羹。群雄蠢蠢欲动，泰国的雄心，虽然无形，却很立体。
会议前夕，笔者拜访了自身服务的出光集团在曼谷的一家润滑油厂。自这家新厂于年头启动之后，我不只一次听日本同事们“吹嘘”这家经已在泰国运作超过30年的老公司如何蜕变成一家“豪华”的新厂。
工厂距曼谷市约一个小时车程，我藉机向前来接我的年轻日本同事套问一些泰国经济的“经脉”情报。
“丰田汽车在这里创设研究中心，可能会生产一些输往欧洲，尤其是东欧的柴油车种。汽车业在泰国，会是经济的发动机。”——论东南亚的汽车工业，泰国是由北向南泰山压顶，马来西亚的汽车业近年正处于多事之秋，面对泰国大军压境，更形凄风苦雨，之前有些原本在马国生产再调往泰国的边沿工业产品，现在干脆拔队移往泰国。
“泰国的大学毕业生起薪大概是1万3000泰铢（约600新元），非技术工人月薪是六七千铢（约350新元）。由于工资廉宜，这里的工业，于自动化和劳工之间，有比较大的选择空间……”论薪金，新马泰三国是由南向北强烈倾斜了。全球化的工业特点是工厂的“无国籍化”、“游牧化”，哪里水草肥美（工资低廉、技术上进），便往哪里流注。
2003年的SARS病毒与近来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多少使外资原先对中国的情有独钟产生调整作用，也多少对东南亚的工业版图产生长远的影响，泰国在这个调整过程里，坐享了其中一些落在头顶的果实。
曼谷沿河一带，新酒店一家家冒起，跨河新桥又添新姿，真该注意泰国了！
● 陈再藩（传自曼谷）
从新加坡飞曼谷途中，没想到身旁一位老是忙着翻阅商业报表的老外，竟也是西方某家石油化学业龙头老大的驻新高层管理人员。交谈启动之后，这位曾经在泰国工作数年，又在新加坡驻扎逾十年的美国佬对我说了一句颇具“结论性”的话：“在这个区域，除了中国，就要注意泰国了！”
前年年末，我曾到曼谷参加一个工业研讨会，那时即已强烈感受到曼谷从九七年东南亚金融风暴的重灾区中复苏过来的强劲动感：呼啸而过的新地铁穿破了曼谷恶名昭彰的塞车，带起城内一股通畅十足的消费热潮。这回初抵曼谷，更感受到泰国的雄心勃勃。
在经济与工业上，往往也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现象，汽车与电子业在泰国也发挥了如此效应。飞机上读着星期三的联合早报，封面的重头新闻是日本丰田(TOYOTA)汽车公司有望在2006年取代美国通用汽车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公司。今天，像丰田、本田、NISSAN这些日本汽车业的巨擘，纷纷在泰国大展拳脚，除了设立具有外销取向的生产基地之外，也开设研究与发展中心。中南半岛上的泰国被日本汽车业“钦点”为区域重镇的大形势一旦隐约浮现，许多相关工业也就春江水暖鸭先知，急速设厂抢滩，准备分一杯羹。群雄蠢蠢欲动，泰国的雄心，虽然无形，却很立体。
会议前夕，笔者拜访了自身服务的出光集团在曼谷的一家润滑油厂。自这家新厂于年头启动之后，我不只一次听日本同事们“吹嘘”这家经已在泰国运作超过30年的老公司如何蜕变成一家“豪华”的新厂。
工厂距曼谷市约一个小时车程，我藉机向前来接我的年轻日本同事套问一些泰国经济的“经脉”情报。
“丰田汽车在这里创设研究中心，可能会生产一些输往欧洲，尤其是东欧的柴油车种。汽车业在泰国，会是经济的发动机。”——论东南亚的汽车工业，泰国是由北向南泰山压顶，马来西亚的汽车业近年正处于多事之秋，面对泰国大军压境，更形凄风苦雨，之前有些原本在马国生产再调往泰国的边沿工业产品，现在干脆拔队移往泰国。
“泰国的大学毕业生起薪大概是1万3000泰铢（约600新元），非技术工人月薪是六七千铢（约350新元）。由于工资廉宜，这里的工业，于自动化和劳工之间，有比较大的选择空间……”论薪金，新马泰三国是由南向北强烈倾斜了。全球化的工业特点是工厂的“无国籍化”、“游牧化”，哪里水草肥美（工资低廉、技术上进），便往哪里流注。
2003年的SARS病毒与近来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多少使外资原先对中国的情有独钟产生调整作用，也多少对东南亚的工业版图产生长远的影响，泰国在这个调整过程里，坐享了其中一些落在头顶的果实。
曼谷沿河一带，新酒店一家家冒起，跨河新桥又添新姿，真该注意泰国了！
● 陈再藩（传自曼谷）
绝活儿
在中国南方城市深圳街头拍到的一张照片。人在乞讨，整个人向前，五体投地叩头，行的是大礼。他身边的大狗，也一样懂得灵性，恭恭敬敬伏在地上，狗脸微微向下，仿佛也明白自己在做的是什么一回事。
妙的是他们行乞用的“乞丐杯”，那汉子手里握着的是肯德基饮料杯，那只狗握着的，是一家昂贵咖啡店的杯子。
这只狗真值得养。索性介绍到电视台拍电视剧当狗明星好了。
要说有多么光怪陆离就多么地光怪陆离。这些当街拦路的乞丐，电视台不知已拍过多少回揭底式纪录片，躺在地上双脚瘫痪的老大妈，“收工”之后双脚走得比谁都快。有次利用偷拍镜头，还从头到尾拍到这些乞丐开档前的“乔装”过程：他们原本就跟混在街上的老百姓一样，然后在热闹的市中心物色到一个“适当地点”，先跑到无人小巷里，拿出残废的假脚装上；或用又臭又烂的毯子蒙住脸，扮断腿的，则需要一块有轮子的小板，然后纷纷登场了，四面八方像灾难那样爬出来。其中不少演技精湛的，会额外增加戏剧性。比如北京崇文门地铁站一上楼梯，人人都碰见过这样一个乞丐，他脸蛋长得其实一表人才，怎看也看不出身上有啥缺陷，他是整个人平伏在地上爬行的，那张英俊姣好的脸，其实就游荡在人们走过的脚后跟旁边数寸。他会凭专业经验来挑对象，挑准了，就一把拉住某个过路的人，不管是男是女，然后就用可怜巴巴的眼神抬头望上去，像婴儿一样发出微弱颤抖的声音：妈妈，我爱你。
还别说，利用母爱伟大还真赢得不少大叔大婶的同情。天可怜见的，那么好一副脸孔竟原来是个痴傻。这绝对是绝活。这些表演天才，从角色造型到戏剧化煽情伎俩都掌握得恰到好处。
但，我也曾经按着良心来问，在芸芸讨饭众生中，会否也有命运真正遭灾，不得不出来讨饭残喘苟存的呢？中国就是人多，连好手好脚的人都不一定有饭吃，那些缺胳膊没大腿的，并非个个像央视纪录片拍得那样有社会福利给于温暖和照顾，许多是悄悄死了都没人知道。
天坛附近我遇见个小女孩，年龄约莫十一二，天寒地冻中，她用粉笔在地上写出自己的身世，自己如何出世后就患小儿麻痹症，如何把学习机会让给弟弟，如何从小行乞来帮补家用。地上的地砖，一格格很工整，她一手漂亮的粉笔书法更是字字娟秀，在寒风中特别惹人生怜。我跟朋友说，就算是假的，也是农村里年幼失学，就凭这一手好字，就凭这地上每块砖都冻得像冰一样，就有很好的理由解囊帮助她。不得不承认我心里也有脆弱的角落，人非草木，几元钱人民币在手上其实也干不了事，但假如在她手上，也许就能换得一餐糊口。
记得从前在电影学院，有次提到捐助希望工程一事，很惊异地发现学校里几位老师原来都是持有异议的。尤其已故韩小磊老师，他说到脸泛青筋：“要我们人民煽情地进行这种捐赠，表面上是人性教育，其实这是国家的蒙羞和耻辱，这原本就是国家的责任，他们衮衮诸公应该先把国家里这些基本设施做好，而不是矫情地将这些责任弹回人民身上去！”
如醍醐灌顶。就可惜韩小磊老师去得早，他大概知道贫富悬殊是中国从来无法根治的病，早就不想看下去了。
● 吴韦材
妙的是他们行乞用的“乞丐杯”，那汉子手里握着的是肯德基饮料杯，那只狗握着的，是一家昂贵咖啡店的杯子。
这只狗真值得养。索性介绍到电视台拍电视剧当狗明星好了。
要说有多么光怪陆离就多么地光怪陆离。这些当街拦路的乞丐，电视台不知已拍过多少回揭底式纪录片，躺在地上双脚瘫痪的老大妈，“收工”之后双脚走得比谁都快。有次利用偷拍镜头，还从头到尾拍到这些乞丐开档前的“乔装”过程：他们原本就跟混在街上的老百姓一样，然后在热闹的市中心物色到一个“适当地点”，先跑到无人小巷里，拿出残废的假脚装上；或用又臭又烂的毯子蒙住脸，扮断腿的，则需要一块有轮子的小板，然后纷纷登场了，四面八方像灾难那样爬出来。其中不少演技精湛的，会额外增加戏剧性。比如北京崇文门地铁站一上楼梯，人人都碰见过这样一个乞丐，他脸蛋长得其实一表人才，怎看也看不出身上有啥缺陷，他是整个人平伏在地上爬行的，那张英俊姣好的脸，其实就游荡在人们走过的脚后跟旁边数寸。他会凭专业经验来挑对象，挑准了，就一把拉住某个过路的人，不管是男是女，然后就用可怜巴巴的眼神抬头望上去，像婴儿一样发出微弱颤抖的声音：妈妈，我爱你。
还别说，利用母爱伟大还真赢得不少大叔大婶的同情。天可怜见的，那么好一副脸孔竟原来是个痴傻。这绝对是绝活。这些表演天才，从角色造型到戏剧化煽情伎俩都掌握得恰到好处。
但，我也曾经按着良心来问，在芸芸讨饭众生中，会否也有命运真正遭灾，不得不出来讨饭残喘苟存的呢？中国就是人多，连好手好脚的人都不一定有饭吃，那些缺胳膊没大腿的，并非个个像央视纪录片拍得那样有社会福利给于温暖和照顾，许多是悄悄死了都没人知道。
天坛附近我遇见个小女孩，年龄约莫十一二，天寒地冻中，她用粉笔在地上写出自己的身世，自己如何出世后就患小儿麻痹症，如何把学习机会让给弟弟，如何从小行乞来帮补家用。地上的地砖，一格格很工整，她一手漂亮的粉笔书法更是字字娟秀，在寒风中特别惹人生怜。我跟朋友说，就算是假的，也是农村里年幼失学，就凭这一手好字，就凭这地上每块砖都冻得像冰一样，就有很好的理由解囊帮助她。不得不承认我心里也有脆弱的角落，人非草木，几元钱人民币在手上其实也干不了事，但假如在她手上，也许就能换得一餐糊口。
记得从前在电影学院，有次提到捐助希望工程一事，很惊异地发现学校里几位老师原来都是持有异议的。尤其已故韩小磊老师，他说到脸泛青筋：“要我们人民煽情地进行这种捐赠，表面上是人性教育，其实这是国家的蒙羞和耻辱，这原本就是国家的责任，他们衮衮诸公应该先把国家里这些基本设施做好，而不是矫情地将这些责任弹回人民身上去！”
如醍醐灌顶。就可惜韩小磊老师去得早，他大概知道贫富悬殊是中国从来无法根治的病，早就不想看下去了。
● 吴韦材
Wednesday, November 23, 2005
学习华文需要觉悟性和自发性
现在允许学生带电子词典进考场，考试时连学生的用词思考能力都不在乎了，假如华文成绩仍不见起色，那以后还得通融些什么呢？
我确实怀疑，究竟有没有人认真探讨过我国华文前景越来越惨淡的真正原因。对华文教育，我们一直是饮鸩止渴地放宽再放宽，是否只要把仅有的“复兴希望”放在学生身上，希望他们之中能出现些后继之人，那么日后华文就能复兴了呢？真是如此简单么？
社会实况与教育环境一直是两头矛盾，学生眼睁睁看着这些气急败坏的大人奋力拯救奄奄一息的华文，他们又会作什么想法呢？
曾有人在言论版上提及马来西亚华人学生的华文水平，其实马来西亚华人的华文水平并非今天才如此出色。早在60年代，马来西亚华文文艺界和本地文艺界都是平起平坐的马华文学，那时新加坡的华文普遍水平也比今天要好得多，但为何在不到50年内就如此不济？我们可有正视过其中的原因呢？
马来西亚的华人连讲华语运动都不必，华校在相对比例上也不是那么普遍，那为何他们就能维持华文的高水平，甚至比一直笼罩云雾里鼓吹学习的我们更要出色呢？
马国华人逆境保养母语
大胆说一句，这里的华文学习，就是欠缺觉悟性和自发性。
马来西亚的语文环境并不见得比我们更适宜华文的学习，但马来西亚华人对华文多了份觉悟性和自发性。这两项强力的精神支撑，就足以弥补当地华文在文化处境上的种种不足。
无论学习什么，固然都需技巧与方法，但光依赖技巧和方法来解决文化学习上的问题，就算学到也只是有形而无神。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呼喊状态下拯救华文，但，最重要的驱动力呢？呼喊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是学生为了应付考试么？是为了中国经济崛起以后好学来做生意么？
我确实不明白为何在一个华人人口占上七成多的社会，请华人学习自己母文化和母语文竟如此困难？先要有觉悟，才能有自发。
马来西亚华人对保养自己母文化和母语文都有这点认识和精神，他们不必等候常年举办的寻根活动都能清楚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就算学校里还得耗上更多精力去学习英文和马来文，但对于华文，精神上是不一样的，因为那是对自己母文化身份的认定。
应付态度不会有好成绩
从70年代华文水平开始滑波开始，当时因为经济时势和迁就种种利弊考量的关系，我们的政府虽然面对着滑波的事实却没有去认真纠察滑波的原因，因此也没能力预见华文的低落会陷至今天的地步。
对于华文日渐式微有些人的看法是，我们在经济奋力发展时也付出国际化的代价，与其说国际化，大概他们指的就是因为沟通的需要及频繁而不得不“洋化”起来，但我认为这说法完全是自圆其说。
香港台北也具国际都市规模也做国际生意，他们的华文水平又如何解释？难道东京的日文水平就因为经济发达而低落吗？曼谷的泰国人为了国际利益都放弃自己母语的学习吗？
华文低落后，我们所采取态度一直都是“应付”。改制度，改课本，教育简化，媒体迁就。即便这种应付态度能在每年成绩放榜时自我安慰一番，仍不会真正得到好成绩的，学生走出国门，或是外地华人买了份本地报纸，真相就会大白。
要学好一个项目，除了方法技巧更需要有投入的精神。我们拥有先进的教育环境，但对于学习，我们的学生没有自发性和觉悟性，上面也没有人启发他们这点自发性和觉悟性，别说学习母文化和母语文。
就算是学校里其他科目，不也是为了应付一纸认证么？哪怕教育环境在设备上再如何的好，这种为应付而进行的学习其实是最低层次的学习。
社会价值观是不断地物化，就连学校也在“争”的状态下维护自己的荣誉利益，那又如何向学生灌输所谓的母文化身份的觉悟和自发呢？就算学校逼学生学，但社会上不看这些，这个母文化身份就算再重要，毕业后走到社会上，会有人问津吗？
● 吴韦材 ·作者是本地写作人，文发自北京
我确实怀疑，究竟有没有人认真探讨过我国华文前景越来越惨淡的真正原因。对华文教育，我们一直是饮鸩止渴地放宽再放宽，是否只要把仅有的“复兴希望”放在学生身上，希望他们之中能出现些后继之人，那么日后华文就能复兴了呢？真是如此简单么？
社会实况与教育环境一直是两头矛盾，学生眼睁睁看着这些气急败坏的大人奋力拯救奄奄一息的华文，他们又会作什么想法呢？
曾有人在言论版上提及马来西亚华人学生的华文水平，其实马来西亚华人的华文水平并非今天才如此出色。早在60年代，马来西亚华文文艺界和本地文艺界都是平起平坐的马华文学，那时新加坡的华文普遍水平也比今天要好得多，但为何在不到50年内就如此不济？我们可有正视过其中的原因呢？
马来西亚的华人连讲华语运动都不必，华校在相对比例上也不是那么普遍，那为何他们就能维持华文的高水平，甚至比一直笼罩云雾里鼓吹学习的我们更要出色呢？
马国华人逆境保养母语
大胆说一句，这里的华文学习，就是欠缺觉悟性和自发性。
马来西亚的语文环境并不见得比我们更适宜华文的学习，但马来西亚华人对华文多了份觉悟性和自发性。这两项强力的精神支撑，就足以弥补当地华文在文化处境上的种种不足。
无论学习什么，固然都需技巧与方法，但光依赖技巧和方法来解决文化学习上的问题，就算学到也只是有形而无神。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呼喊状态下拯救华文，但，最重要的驱动力呢？呼喊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是学生为了应付考试么？是为了中国经济崛起以后好学来做生意么？
我确实不明白为何在一个华人人口占上七成多的社会，请华人学习自己母文化和母语文竟如此困难？先要有觉悟，才能有自发。
马来西亚华人对保养自己母文化和母语文都有这点认识和精神，他们不必等候常年举办的寻根活动都能清楚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就算学校里还得耗上更多精力去学习英文和马来文，但对于华文，精神上是不一样的，因为那是对自己母文化身份的认定。
应付态度不会有好成绩
从70年代华文水平开始滑波开始，当时因为经济时势和迁就种种利弊考量的关系，我们的政府虽然面对着滑波的事实却没有去认真纠察滑波的原因，因此也没能力预见华文的低落会陷至今天的地步。
对于华文日渐式微有些人的看法是，我们在经济奋力发展时也付出国际化的代价，与其说国际化，大概他们指的就是因为沟通的需要及频繁而不得不“洋化”起来，但我认为这说法完全是自圆其说。
香港台北也具国际都市规模也做国际生意，他们的华文水平又如何解释？难道东京的日文水平就因为经济发达而低落吗？曼谷的泰国人为了国际利益都放弃自己母语的学习吗？
华文低落后，我们所采取态度一直都是“应付”。改制度，改课本，教育简化，媒体迁就。即便这种应付态度能在每年成绩放榜时自我安慰一番，仍不会真正得到好成绩的，学生走出国门，或是外地华人买了份本地报纸，真相就会大白。
要学好一个项目，除了方法技巧更需要有投入的精神。我们拥有先进的教育环境，但对于学习，我们的学生没有自发性和觉悟性，上面也没有人启发他们这点自发性和觉悟性，别说学习母文化和母语文。
就算是学校里其他科目，不也是为了应付一纸认证么？哪怕教育环境在设备上再如何的好，这种为应付而进行的学习其实是最低层次的学习。
社会价值观是不断地物化，就连学校也在“争”的状态下维护自己的荣誉利益，那又如何向学生灌输所谓的母文化身份的觉悟和自发呢？就算学校逼学生学，但社会上不看这些，这个母文化身份就算再重要，毕业后走到社会上，会有人问津吗？
● 吴韦材 ·作者是本地写作人，文发自北京
Sunday, November 20, 2005
“不讲真话”的经济解读
自从倡导“讲真话”的作家巴金上月去世后，中国媒体兴起一股批判“说假话”的潮流，主流经济学家首先被舆论树为“不讲真话”的典型。
《中国青年报》和搜狐合作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近七成的投票者认为经济学者常站在利益集团的立场上发表言论，反之只有4.1%认为学者站在公众的立场发言。
《中国青年报》指出这些主流经济学家大都有三重身份：企业经济学家、政府经济学家和学术研究专家。
“他们的行为一般可归纳为三步：第一步，通过与企业的结合，成为利益集团的受雇者及‘形象大使’；第二步，通过担任政府经济顾问、某某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在制定与其受雇企业相关的产业及公共政策时，这些经济学家可以‘公平地’将天平偏向自己的幕后老板；第三步，回归本位，以一个学术研究专家及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在媒体上、在大学讲台上、在著述中引经据典，用‘缜密’的经济理论证明自己的观点与决策是正确的”，“这样不仅赢得公众的绝对信任甚至爱戴，而且赢得政府、受雇企业及更多对之青睐的利益集团的信任”。
笔者在大学念了四年经济，读了这样的报道，心里哪会好受？其实经济作为社会科学，跟数学、化学、物理、生物等纯科学（pure science）有本质上的不同。
经济学有“理论”没“定理”
首先，经济学家不能在完全控制的实验室里证明自己的理论，即使最近兴起的“行为经济学”（behavioural economics），也只能做有限度的人类行为模拟测试，然后把实验结果延伸到应用层面。不过随机抽样（random sampling）的方法容易受到质疑，犯上以偏概全的毛病。
更重要的是，人类的行为不像微积分、化学元素、镭射光和细胞，拥有固定的特点，也并不是经济学家所想的充满连贯性（consistency），无时无刻以追求利益、满足感最大化为最终目的，我们的行为受到不同的环境、甚至产品的设计影响（或蒙骗）而令人摸不着头脑，因此试验室的结论应用在现实社会往往像三流医生开的药——时灵时不灵。
基于本质的不同，经济学只能提出“理论”（theory），而不能提出真理般的“定理”（theorem）。理论背后的证据往往不尽完美，因此可以被推翻——你说提高价格会使需求数量减少，那为什么名牌手袋的价钱节节上升，女士们却依然乖乖献上更高的代价把手袋捧回家呢？
说了这么多，无非要指出：经济学家提出的行为预测，聪明人动动脑筋，不难想出相违背的现象。没有人可以完全否定你的观察，经济学家只能引述其他理论，或者针对本理论的假设（assumptions）为自己辩护，这是经济理论的吊诡。
换句话说，经济学里，虽然有绝对的假话，却没有绝对的真话。因此即使《中国青年报》反映大众对于经济学家多“讲真话”的诉求，我不禁反问：什么是真话？经济理论不可能是真理嘛！
要建设性地谈下去，我必须“假设”民众不满的，其实是经济学家昧著良心“讲假话”：即使证据大致上引导我们相信结论A，但是由于结论A不利于雇主的立场，硬要说成雇主指定的结论B，只顾交差了事，也就是上述《中国青年报》的第一步行为，那当然是令人不齿的。
不过我想，只要这个经济学家的受雇身份与他的推论都同时曝光，不合理的结论总不会逃过公众雪亮的双眼。况且雇主聘用经济学家，不一定要他说中听的话，毕竟优秀学者的价值在于明辨是非的能力，以及在强权下依然说真话的勇气。
雇主要经济学家昧著良心“讲假话”，只是掩耳盗铃的消极做法，长远来说受害者是自己，恩龙公司（Enron）的会计丑闻和随后的崩坏便是一例。
第二步行为中，受雇用的经济学家固然责无旁贷，但是归根究底，问题是政府选错了那些受利益团体雇用的经济学家来制定制度——经济活动规则的制定者也是利益相关者，他们的目的是不让别人染指雇主的利益，维持其垄断地位。
克雷洛夫的寓言《狐狸建筑师》里有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一头狮子特别喜欢养鸡，但鸡舍不好，总是丢鸡。狮子决定请最好的建筑师狐狸来建一个坚固的鸡舍。鸡舍建的美轮美奂，看起来固若金汤，但鸡仍然一天天减少。原来狐狸就是偷鸡贼，它把鸡舍盖得非常严实，谁也进不去，但却把一个秘密通道留给自己。
“讲真话”需有政治环境
狮子请狐狸建鸡舍是出于它的无知，用经济学语就是狮子与狐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狮子认清狐狸的偷鸡本性，就会从维护自己利益出发，解雇狐狸，也就是说政府不能任用那些具有双重身份的任何人（包括经济学家）担任公职。
行政技能与经营技能应该分开。民主制度的核心是权力制衡和监督。如果没有监督，一只不偷鸡的狐狸也会盖出不能保护鸡的鸡舍。
最令笔者担忧的是第三步行为，因为这牵涉经济学家本身的职业操守，也在现实里最常见。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科斯（Ronald Coase）曾经揭开了一个学术丑闻：著名经济学家穆勒（John Miller）、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等人为了证明市场有时候会失灵和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引用英国灯塔为过往船只指示方向而无法收费的“事实”作为证据。不过科斯写了《经济学中的灯塔》，揭开灯塔的真相：其实英国的灯塔最初正是由私人建造和经营的，完全可以收费，并作为一项牟利的事业来经营，所以灯塔不是扭曲成私人市场失灵的例子。
科斯指出，这些经济学家“不熟悉英国灯塔制度如何运行的细节”，只是“凭空拿来作为一个例子”。
诚然，市场是否失灵可以讨论，但是引用未经证实的传言或虚构的事件来证明自己的主观臆测绝不可取。任何理论的确立，必须先有事实的支持，上述的例子恰恰本末倒置，颠倒了事实与理论之间的关系。
经济学是一门以事实为根据的科学，无论多抽象的推理或者多么复杂的模型，都要反映现实经济关系，确认事实应该是研究经济学的第一步。如果一开始就依据不正确的事实，无论以后的逻辑推论多么完美，经济理论本身也必然陷入错误的深渊。
中国民众要经济学家反思“讲真话”，固然有其道理，不过民众也要了解经济学的本质和制度的问题，不能随便把责任推到经济学家身上。
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必须牢记，与其他范畴的学者一样，自己要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作风，才能发挥公信力。
更重要的是，政府要塑造一个可以让学者“讲真话”的政治环境。五六十年代中国大跃进时，一些经济学家信口开河，硬说中国国内粮食“亩产10万斤”（按：15亩为一公顷，2斤为1公斤），来驳斥边际产量递减原理（theory of diminishing returns），后来的灾难不用多说。
那时候知道真相、想“讲真话”的人应该不少，只是不敢讲而已。在人人自危的社会，“讲真话”不单需要知识和高尚的情操，更需要勇气。
● 梁耀祖 ·作者是本地房地产规划师
《中国青年报》和搜狐合作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近七成的投票者认为经济学者常站在利益集团的立场上发表言论，反之只有4.1%认为学者站在公众的立场发言。
《中国青年报》指出这些主流经济学家大都有三重身份：企业经济学家、政府经济学家和学术研究专家。
“他们的行为一般可归纳为三步：第一步，通过与企业的结合，成为利益集团的受雇者及‘形象大使’；第二步，通过担任政府经济顾问、某某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在制定与其受雇企业相关的产业及公共政策时，这些经济学家可以‘公平地’将天平偏向自己的幕后老板；第三步，回归本位，以一个学术研究专家及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在媒体上、在大学讲台上、在著述中引经据典，用‘缜密’的经济理论证明自己的观点与决策是正确的”，“这样不仅赢得公众的绝对信任甚至爱戴，而且赢得政府、受雇企业及更多对之青睐的利益集团的信任”。
笔者在大学念了四年经济，读了这样的报道，心里哪会好受？其实经济作为社会科学，跟数学、化学、物理、生物等纯科学（pure science）有本质上的不同。
经济学有“理论”没“定理”
首先，经济学家不能在完全控制的实验室里证明自己的理论，即使最近兴起的“行为经济学”（behavioural economics），也只能做有限度的人类行为模拟测试，然后把实验结果延伸到应用层面。不过随机抽样（random sampling）的方法容易受到质疑，犯上以偏概全的毛病。
更重要的是，人类的行为不像微积分、化学元素、镭射光和细胞，拥有固定的特点，也并不是经济学家所想的充满连贯性（consistency），无时无刻以追求利益、满足感最大化为最终目的，我们的行为受到不同的环境、甚至产品的设计影响（或蒙骗）而令人摸不着头脑，因此试验室的结论应用在现实社会往往像三流医生开的药——时灵时不灵。
基于本质的不同，经济学只能提出“理论”（theory），而不能提出真理般的“定理”（theorem）。理论背后的证据往往不尽完美，因此可以被推翻——你说提高价格会使需求数量减少，那为什么名牌手袋的价钱节节上升，女士们却依然乖乖献上更高的代价把手袋捧回家呢？
说了这么多，无非要指出：经济学家提出的行为预测，聪明人动动脑筋，不难想出相违背的现象。没有人可以完全否定你的观察，经济学家只能引述其他理论，或者针对本理论的假设（assumptions）为自己辩护，这是经济理论的吊诡。
换句话说，经济学里，虽然有绝对的假话，却没有绝对的真话。因此即使《中国青年报》反映大众对于经济学家多“讲真话”的诉求，我不禁反问：什么是真话？经济理论不可能是真理嘛！
要建设性地谈下去，我必须“假设”民众不满的，其实是经济学家昧著良心“讲假话”：即使证据大致上引导我们相信结论A，但是由于结论A不利于雇主的立场，硬要说成雇主指定的结论B，只顾交差了事，也就是上述《中国青年报》的第一步行为，那当然是令人不齿的。
不过我想，只要这个经济学家的受雇身份与他的推论都同时曝光，不合理的结论总不会逃过公众雪亮的双眼。况且雇主聘用经济学家，不一定要他说中听的话，毕竟优秀学者的价值在于明辨是非的能力，以及在强权下依然说真话的勇气。
雇主要经济学家昧著良心“讲假话”，只是掩耳盗铃的消极做法，长远来说受害者是自己，恩龙公司（Enron）的会计丑闻和随后的崩坏便是一例。
第二步行为中，受雇用的经济学家固然责无旁贷，但是归根究底，问题是政府选错了那些受利益团体雇用的经济学家来制定制度——经济活动规则的制定者也是利益相关者，他们的目的是不让别人染指雇主的利益，维持其垄断地位。
克雷洛夫的寓言《狐狸建筑师》里有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一头狮子特别喜欢养鸡，但鸡舍不好，总是丢鸡。狮子决定请最好的建筑师狐狸来建一个坚固的鸡舍。鸡舍建的美轮美奂，看起来固若金汤，但鸡仍然一天天减少。原来狐狸就是偷鸡贼，它把鸡舍盖得非常严实，谁也进不去，但却把一个秘密通道留给自己。
“讲真话”需有政治环境
狮子请狐狸建鸡舍是出于它的无知，用经济学语就是狮子与狐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狮子认清狐狸的偷鸡本性，就会从维护自己利益出发，解雇狐狸，也就是说政府不能任用那些具有双重身份的任何人（包括经济学家）担任公职。
行政技能与经营技能应该分开。民主制度的核心是权力制衡和监督。如果没有监督，一只不偷鸡的狐狸也会盖出不能保护鸡的鸡舍。
最令笔者担忧的是第三步行为，因为这牵涉经济学家本身的职业操守，也在现实里最常见。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科斯（Ronald Coase）曾经揭开了一个学术丑闻：著名经济学家穆勒（John Miller）、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等人为了证明市场有时候会失灵和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引用英国灯塔为过往船只指示方向而无法收费的“事实”作为证据。不过科斯写了《经济学中的灯塔》，揭开灯塔的真相：其实英国的灯塔最初正是由私人建造和经营的，完全可以收费，并作为一项牟利的事业来经营，所以灯塔不是扭曲成私人市场失灵的例子。
科斯指出，这些经济学家“不熟悉英国灯塔制度如何运行的细节”，只是“凭空拿来作为一个例子”。
诚然，市场是否失灵可以讨论，但是引用未经证实的传言或虚构的事件来证明自己的主观臆测绝不可取。任何理论的确立，必须先有事实的支持，上述的例子恰恰本末倒置，颠倒了事实与理论之间的关系。
经济学是一门以事实为根据的科学，无论多抽象的推理或者多么复杂的模型，都要反映现实经济关系，确认事实应该是研究经济学的第一步。如果一开始就依据不正确的事实，无论以后的逻辑推论多么完美，经济理论本身也必然陷入错误的深渊。
中国民众要经济学家反思“讲真话”，固然有其道理，不过民众也要了解经济学的本质和制度的问题，不能随便把责任推到经济学家身上。
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必须牢记，与其他范畴的学者一样，自己要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作风，才能发挥公信力。
更重要的是，政府要塑造一个可以让学者“讲真话”的政治环境。五六十年代中国大跃进时，一些经济学家信口开河，硬说中国国内粮食“亩产10万斤”（按：15亩为一公顷，2斤为1公斤），来驳斥边际产量递减原理（theory of diminishing returns），后来的灾难不用多说。
那时候知道真相、想“讲真话”的人应该不少，只是不敢讲而已。在人人自危的社会，“讲真话”不单需要知识和高尚的情操，更需要勇气。
● 梁耀祖 ·作者是本地房地产规划师
淡马锡入股增添中国金融风险？
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事情往往表象上是一回事，而表象的背后又是另一回事。这个信念，我至今仍未改变。
==============================================
淡马锡控股认购中国银行股权暂时遭受挫折，一时引来各界纷纷议论。
根据此前双方达成的协议，淡马锡通过旗下全资子公司亚洲金融控股（AFH）投资中国银行31亿美元，购买10％股份，并同时承诺在中国银行公开发行时再认购5亿美元的股份。
据中国有关媒体报道，在上月中旬汇金公司就转让中行股权事宜召开的董事会上，淡马锡入股中国银行的方案遭到否定。战略投资者的选择和定价问题，成了最核心和最具争议的话题。
董事会内主要的批评意见认为淡马锡的投资比例过高，可能威胁中国的“金融安全”。
在11月5日《联合早报·言论》版，我们读到来自中国的张汉民和罗淑芳题为《中国挥之不去的金融风险》的文章，大体表达了上述担忧。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两位作者今年8月就在《联合早报》发表文章，对中国国有银行存在的风险作过详细论述。应该说，我对他们列举的中国金融业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大体表示赞同，甚至还能进一步作出补充：
中国银行业呆账坏账居高难下，信贷投放过快，流动性受影响，房地产金融隐含重重泡沫，信用体制不健全，金融体系透明度不高，金融体系与地方政府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等等。
然而我认为，张罗文章最后的结论却张冠李戴，完全缺乏逻辑性。这里试举例说明：
文章说：“境外资本看重国有银行，是因为甩掉包袱的国有银行更能赚大钱，其高达数万亿元（人民币）的居民储蓄和每年递增20％的信贷交易证明它的规模和活力，而且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和社会保障体系薄弱，需要先进的金融产品来满足中国百姓的需求，所以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国有银行可以掘取更丰厚的利润。”
资本冒险冲着利润来
这是不言而喻的。既然大家都知道“资本是冲着利润而来的”，而利润又同风险成正比，没有丰厚的利润人家会冒险入股中国银行？
文章说：“国有银行打折引资，低价卖股充分反映了对外资进入的依赖，这不仅给今后自身发展带来更多的依赖限制，而且阻碍了民族金融自立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延误了民族金融发展的空间。”
首先说“打折引资”问题。既然你们都知道中国国有银行有那么多问题，存在那么大的风险，要吸引外国的战略投资伙伴帮助改制，让它重新获得新生，不打折扣人家会主动上门吗？再说，所谓的“阻碍了民族金融自立和发展”，这实在是陈旧落伍的狭隘经济民族主义观念在作祟，是与全球化经济发展战略背道而驰的。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文章居然声称：“为什么中国人能把卫星搞上天，而不能真正把银行办好呢？”这话要在二三十年前说说还可以让人为之一爽，现在还这样说，不免就让人觉得有些天真可笑了。
事实上，尽管今天神五、神六一个接一个上天了，但中国的国有银行确实就是没有办好，要不然又怎么会存在那么多问题，具有那么多风险呢？
文章说：“中国市场上的资金根本不缺，货币供应量很充足，众多闲钱的投资者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对象。”中国国有银行之所以要改制，并不是缺钱。而且中央政府下决心整治银行呆账坏账，一出手就是几百亿美元。但是在中国，有钱没文化、有资产没治理的事情不是依然很多吗？
文章说：“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未必创造出好的治理结构。”这话没有进一步展开论述，因而语焉不详。事实上，中国银行与淡马锡之间的战略合作正是侧重在公司治理领域，中行将更多地借鉴淡马锡成熟的市场化管理经验，双方高层也将建立固定的领导协调机制。
11月16日《联合早报·天下事》，刊登香港林烟题为《淡马锡控股的中国出路》的文章。文章指出：“淡马锡在印尼投资过两家主要银行，即Bank Danamon和BII。当时，这两家银行在金融风暴中陷入困境，淡马锡接管后实施了很多改革措施，使之逐步走向良性经营，并成为印尼两家最健康的银行。”我以为这是对担心淡马锡入股中行可能增添对方金融风险的最佳反驳。
对金融影响有客观指标
引进外资是否会“引发全面危机”？中国媒体曾经引述，世界银行高级金融专家王君认为，关于外资渗透对金融安全的影响应通过实证研究来进行分析，而非轻率断言。
王君说：“我们应该就外资金融机构对宏观经济、信贷供给、就业创造、金融服务水平、市场与竞争的垄断程度的影响等等进行逐项研究，这些都是有客观指标的。”
他指出，从匈牙利、纽西兰、卢森堡、韩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相关影响是非常差异化的。在很大程度上，外资银行渗透程度高，与本国经济一体化后反而有动力维护该国的经济稳定。事实上，在上个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大量撤资的并不是外资银行。
王君的意见既相当客观，又是相当理智的。
其实，金融行业不仅在中国是重要的经济命脉，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也莫不如此。然而在新加坡星展集团这家全东南亚最大的银行中，作为新加坡国家财政部全资公司的淡马锡，只拥有其中28%的股权，新加坡政府和新加坡人民并没有因此而担心国家的金融安全遭受到了威胁。
反过来看，即使中国银行将其25%的股权全部出售给外国战略投资伙伴，中央政府仍然拥有高达75%的股权。况且它的上面还有中国银监会作主管，怎么会因为淡马锡的加入就增添了金融风险？
我认为中方以淡马锡入股会增添中国金融风险的说法既不客观，也缺乏科学性。
我也相当认同杨保安11月15日发表在《早报财经》版题为《跨国界投资难跨政治藩篱》一文的观点。杨保安指出：“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如果又对外资设限过多，错过了这历史机遇，不仅对中国的银行改革是一大憾事，也对外资发出错误的讯号。……非商业的考量，是否会在这些投资项目强加政治化的外衣，是市场密切关注的发展。投资者将根据这些市场讯号，调整跨国界交易的方向与进度。”
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事情往往表象上是一回事，而表象的背后又是另一回事。这个信念，我至今仍未改变。
● 徐伏钢 ·作者是来自中国的本地媒体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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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马锡控股认购中国银行股权暂时遭受挫折，一时引来各界纷纷议论。
根据此前双方达成的协议，淡马锡通过旗下全资子公司亚洲金融控股（AFH）投资中国银行31亿美元，购买10％股份，并同时承诺在中国银行公开发行时再认购5亿美元的股份。
据中国有关媒体报道，在上月中旬汇金公司就转让中行股权事宜召开的董事会上，淡马锡入股中国银行的方案遭到否定。战略投资者的选择和定价问题，成了最核心和最具争议的话题。
董事会内主要的批评意见认为淡马锡的投资比例过高，可能威胁中国的“金融安全”。
在11月5日《联合早报·言论》版，我们读到来自中国的张汉民和罗淑芳题为《中国挥之不去的金融风险》的文章，大体表达了上述担忧。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两位作者今年8月就在《联合早报》发表文章，对中国国有银行存在的风险作过详细论述。应该说，我对他们列举的中国金融业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大体表示赞同，甚至还能进一步作出补充：
中国银行业呆账坏账居高难下，信贷投放过快，流动性受影响，房地产金融隐含重重泡沫，信用体制不健全，金融体系透明度不高，金融体系与地方政府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等等。
然而我认为，张罗文章最后的结论却张冠李戴，完全缺乏逻辑性。这里试举例说明：
文章说：“境外资本看重国有银行，是因为甩掉包袱的国有银行更能赚大钱，其高达数万亿元（人民币）的居民储蓄和每年递增20％的信贷交易证明它的规模和活力，而且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和社会保障体系薄弱，需要先进的金融产品来满足中国百姓的需求，所以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国有银行可以掘取更丰厚的利润。”
资本冒险冲着利润来
这是不言而喻的。既然大家都知道“资本是冲着利润而来的”，而利润又同风险成正比，没有丰厚的利润人家会冒险入股中国银行？
文章说：“国有银行打折引资，低价卖股充分反映了对外资进入的依赖，这不仅给今后自身发展带来更多的依赖限制，而且阻碍了民族金融自立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延误了民族金融发展的空间。”
首先说“打折引资”问题。既然你们都知道中国国有银行有那么多问题，存在那么大的风险，要吸引外国的战略投资伙伴帮助改制，让它重新获得新生，不打折扣人家会主动上门吗？再说，所谓的“阻碍了民族金融自立和发展”，这实在是陈旧落伍的狭隘经济民族主义观念在作祟，是与全球化经济发展战略背道而驰的。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文章居然声称：“为什么中国人能把卫星搞上天，而不能真正把银行办好呢？”这话要在二三十年前说说还可以让人为之一爽，现在还这样说，不免就让人觉得有些天真可笑了。
事实上，尽管今天神五、神六一个接一个上天了，但中国的国有银行确实就是没有办好，要不然又怎么会存在那么多问题，具有那么多风险呢？
文章说：“中国市场上的资金根本不缺，货币供应量很充足，众多闲钱的投资者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对象。”中国国有银行之所以要改制，并不是缺钱。而且中央政府下决心整治银行呆账坏账，一出手就是几百亿美元。但是在中国，有钱没文化、有资产没治理的事情不是依然很多吗？
文章说：“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未必创造出好的治理结构。”这话没有进一步展开论述，因而语焉不详。事实上，中国银行与淡马锡之间的战略合作正是侧重在公司治理领域，中行将更多地借鉴淡马锡成熟的市场化管理经验，双方高层也将建立固定的领导协调机制。
11月16日《联合早报·天下事》，刊登香港林烟题为《淡马锡控股的中国出路》的文章。文章指出：“淡马锡在印尼投资过两家主要银行，即Bank Danamon和BII。当时，这两家银行在金融风暴中陷入困境，淡马锡接管后实施了很多改革措施，使之逐步走向良性经营，并成为印尼两家最健康的银行。”我以为这是对担心淡马锡入股中行可能增添对方金融风险的最佳反驳。
对金融影响有客观指标
引进外资是否会“引发全面危机”？中国媒体曾经引述，世界银行高级金融专家王君认为，关于外资渗透对金融安全的影响应通过实证研究来进行分析，而非轻率断言。
王君说：“我们应该就外资金融机构对宏观经济、信贷供给、就业创造、金融服务水平、市场与竞争的垄断程度的影响等等进行逐项研究，这些都是有客观指标的。”
他指出，从匈牙利、纽西兰、卢森堡、韩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相关影响是非常差异化的。在很大程度上，外资银行渗透程度高，与本国经济一体化后反而有动力维护该国的经济稳定。事实上，在上个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大量撤资的并不是外资银行。
王君的意见既相当客观，又是相当理智的。
其实，金融行业不仅在中国是重要的经济命脉，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也莫不如此。然而在新加坡星展集团这家全东南亚最大的银行中，作为新加坡国家财政部全资公司的淡马锡，只拥有其中28%的股权，新加坡政府和新加坡人民并没有因此而担心国家的金融安全遭受到了威胁。
反过来看，即使中国银行将其25%的股权全部出售给外国战略投资伙伴，中央政府仍然拥有高达75%的股权。况且它的上面还有中国银监会作主管，怎么会因为淡马锡的加入就增添了金融风险？
我认为中方以淡马锡入股会增添中国金融风险的说法既不客观，也缺乏科学性。
我也相当认同杨保安11月15日发表在《早报财经》版题为《跨国界投资难跨政治藩篱》一文的观点。杨保安指出：“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如果又对外资设限过多，错过了这历史机遇，不仅对中国的银行改革是一大憾事，也对外资发出错误的讯号。……非商业的考量，是否会在这些投资项目强加政治化的外衣，是市场密切关注的发展。投资者将根据这些市场讯号，调整跨国界交易的方向与进度。”
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事情往往表象上是一回事，而表象的背后又是另一回事。这个信念，我至今仍未改变。
● 徐伏钢 ·作者是来自中国的本地媒体工作者
Google Share Price Passes $400 Mark
Google Share Price Passes $400 Mark
By Nate Mook, BetaNews
November 17, 2005, 11:58 AM
Boasting a $112 billion market capitalization that now almost doubles Yahoo, Google stock on Thursday surged past the $400 a share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past four weeks, Google shares have shot up over $100, with talk that $500 could be within reach before long.
Google rolled out Google Base Wednesday, which allows users to upload any type of content to the search engine's Web site to be categorized and searched. On Thursday, the company said it was opening offices in Sao Paulo, Brazil and Mexico City in an effort to extend its Latin American reach. Google previously had a research center in Brazil through its acquisition of Akwan in July.
By Nate Mook, BetaNews
November 17, 2005, 11:58 AM
Boasting a $112 billion market capitalization that now almost doubles Yahoo, Google stock on Thursday surged past the $400 a share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past four weeks, Google shares have shot up over $100, with talk that $500 could be within reach before long.
Google rolled out Google Base Wednesday, which allows users to upload any type of content to the search engine's Web site to be categorized and searched. On Thursday, the company said it was opening offices in Sao Paulo, Brazil and Mexico City in an effort to extend its Latin American reach. Google previously had a research center in Brazil through its acquisition of Akwan in July.
专访谢文：闪电离职的幕后故事
- 我今天看网上有很多人，这么点事怎么这么多人关注？因为大家喜欢这个产业并不是喜欢哪个人，人不重要，大家都想在这个产业当中感觉一些动向，吸取一些经验教训，所以是这样一个意义
- 当你签定一个契约，承诺去做一件事的时候，一般的讲是你心中得有一定把握，但是当种种原因、当你判断有问题的时候，那最好不要辜负别人的期望，及时的调整自己
- 有人说我是比较情绪化，或者比较直言不讳，或者个性比较强。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讲，作为一个参与一个事业的，也算是老人了，他想这么一件事，应该是非常理性的。特别是互联网，因为互联网带有非常强的媒体性，传播又非常的快，这么全的受众又是比较有文化，比较年轻，所以我们这批人久而久之都有点自觉不自觉的在当演员，你别管我发火还是不发火，说话是调侃还是怒斥，是理性还是轻松，其实背后都是有个理性的思想在后面，剩下的东西有点类似表演，所以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 当然最新的这种叫做社区化的，或者web2.0的这些东西肯定兴致很高。开始我就认定互联网走向社区化，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一个方向，互动性越大我有越兴趣，广播性越强我有越兴趣
- 自我盘点，我应该是四六，六分领导能力，四分管理能力
- 那种猜测说你说真话，就跟投资方发生矛盾，本身假定前提是错的，投资人从来是欢迎听真话的，哪有投资人欢迎听假话的，这些我觉得都是瞎猜，大概没有真的开过董事会，或者跟股东处理关系，我觉得这些都是一种猜测
- 从选择上，我一般是不愿意跟别人竞争的，我总希望超前一点，烧冷灶，做前端。当然有一方面跟我性格有关系，我这个人是一个喜欢说话，但实际上是比较被动型的
- 作为互联网的老人，总是希望做一点创新性、开拓性的事，叫清高也罢，叫做好胜也罢，我不愿意重复别人的事情，你可以看到我的轨迹，我从来没有重复过
- 所谓遗憾当然说路没走完，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是很无奈的一种结果，但对我个人，对公司，对投资者未必不是下策中的上策
- 应该说坚持创新，坚持规范，坚持诚信，坚持用超负荷的劳动去换取超额的回报，这种理念，我觉得我到哪都会坚持
- 你再棒的判断，放在一个错误的或者叫不成熟的游戏规则下，你是输的
- 大家角色不同，一定有所谓共同利益一面，也有各自利益一面，一样，这也属于游戏规则，应该在游戏开始之前，有明确的，不可更改的，有保障的规矩
- 像你当年签约来做这个工作一样，适当的时候离去也是职业经理人的职责之一，你做了承诺，当你由于种种原因你判断无力达到一个目标的时候，不要因为个人的一点得失，面子，或者是其它的东西，赖在那儿，当断得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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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网友大家好！
主持人 ： 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进入新浪嘉宾聊天室，在昨天有一件非常受大家关注的事情发生，和讯网CEO谢文老师给全体员工发了一份公开信，信中说他将于2月1号正式离职，这份信发布之后引起业界极大的关注，大家猜测谢文为什么离职，聊一聊他下一步的过程，聊一聊他下一步打算是什么样的，我们先请谢文老师跟大家打一声招呼。
谢文 ： 我答应来新浪，一个新浪是多年合作，各位愿意花时间听我说点闲话，问候大家。我之所以答应的话，是因为欠新浪很多情，陈彤都给了很多帮助，但是今天下午并不想谈和讯和离职的事，我们一开始约定就只谈风月不谈政治，所以我们以谈互联网的风月为主。
主持人 ： 谢文老师我们一直称呼他互联网老兵，这么长时间接触过程中，我们感觉谢文老师脾气非常直爽，脾气很直，经常说话也是按他自己话做事，说真话，我们今天聊一聊看看有什么问题可以沟通一下。谢文老师离职昨天下午6点正式公布的，通过一封邮件，新浪也在第一时间发布了这封信，我与和讯第二年合同9月30日到期，由于种种原因我认为不再是带领和讯快速有效前进的合适人选，与董事会协商我将辞去和讯所有职务，12月1日生效，从今天起我将不再担任公司日常工作，开始办理离职手续。
我们第一个问题很简单，谢文老师您认为不是带领和讯前进的合适人选，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
谢文 ： 先纠正你一个细节，我并没有给谁发什么邮件，我跟员工的告别信是发在公司的内部邮件上，至于谁当博客当上瘾了，往外发那是别人的事，跟我没有关系。
具体的事情肯定是不应该说，可以很一般的谈一谈我认为互联网界领军人物或者叫做负点责任的人，环境和人的关系，互联网现在应该说很朝气蓬勃，变换多端，应该说总体来说还是年轻人天下，即使现在上了所谓财富榜的功成名就的，真正的公众人物，应该说像我这样的人也不过是IT圈里的有点人认识就是了，都很年轻，应该说也都很有个性，当你看这些公司成功与否的时候，其实今年，光今年出了多少大事，和这些大事比的话，我这点是不值一提的，你会发现每个人做的事情和他本身某些素质是有很多关系的，丁磊作为一个应该说是这一群人里最典型的网虫级的人物，从最早做社区，做邮件，后来做到游戏，你能够感觉到他喜欢这个东西，他能做这个东西，他有真实的内行判断。
比如像盛大陈天桥，应该说他在我看来不大懂互联网，但是他懂一个价值链或者产业链，这方面他有悟性，所以他在大家都还在黑暗中摸索的时候，自己做了一个网络游戏代理的很健全很有利的产业链、价值链取得成功。比如像王磊磊，王磊磊的互联网记录一般，但是怎么在无线平台上很特别的感觉，他自己比较时尚，比较前卫，本身就是年轻人，所以他在做那个东西，我听移动的人跟我说过，他对产生的理解，对Web平台理解超过大多数这个行当的人，这个就是所谓爱好、能力和平台的吻合度。
新浪，别的人不去说他，比如像陈彤，他就有那个嗅觉，就有那个执着，他带领一个团队，把所谓网络作为一个媒体上基本的行业标准确立了，你现在设想一下这四个人换换位，错错位，让陈彤去做游戏，让陈天桥来做无线，让王磊磊去做新闻，应该都不大合适，或者说不管是自然淘汰，达尔文进化还是个人选择都会有不一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的话，我是最早做游戏，你现在让我重返网络游戏界，我自我都得有自知之明，我觉得有点老了，对于年轻人的爱好，包括很多让年轻人兴奋不已的东西，你没有共鸣，没有共鸣你很难去迎合用户的需求。
当然再有一个很大的因素，是所谓硬条件，就像你们这个五星写字楼，给你一千万盖得起来吗？给你十个亿盖得起来吗？盖得起来，但是要求你30天盖完盖得起来吗？盖不起来，这也是一种。另外还有其它的像所谓智力结构，所谓诚信，反正作为企业文化的一些事情。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要考虑竞争，当你面对的是什么对手的时候，你的综合的能力、实力至少是要跟对手互有所长，大致相当，以弱胜强很好，但是不能从这个前提出发，一定要争取差不多，你打的攻坚战，总要三个兵打一个兵，你打防守总要一个兵防三个兵，如果是10：1的比例很困难了，所以这些都是所谓合适或者不合适的几个比较主要的观察点。
主持人 ： 您刚才在聊天当中很直接的谈到，是做一件事情可能要和自己喜欢某一个事情有关系，但是我们在您的信当中看到一句话，您今后也会继续在互联网行业干，您对互联网很喜欢，是这样吗？
谢文 ： 我不能叫超级网虫，但是我本人用互联网已经有二十年以上历史了，进入商业化的运用互联网也有十年历史了，所以应该说对互联网的魅力，互联网的潜力，互联网对社会生活的冲击力或者是信息化社会的这种感受很深，我们赶不上下一拨什么生物革命或者再下一拨像月球移民，都是下一辈的事了。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龄，互联网应该是，话说大一点，你如果对社会要做点贡献的话，这个是一个碰上了，碰上了的话，应该不管道路多么曲折，或者说是成功与否，应该在这个园地上很少的耕耘，现在也是有太多的机会，太多的挑战，变得 很刺激，大家都想想，我自己爱说好玩。其实这也不是夸张，的确你觉得，就像你们做新闻，你比搜狐抢先10分钟，哪个消息更准确，当然被抢过头了，大家都有一种参与感，自身投入，自己选择，刚才你们说的小孩，哲学系毕业的，来做科技频道，这都是自己选的，这不是政府分配的，不是衣食无着不得已做的，都是大家自身愿意做的，所以这个是这个行业和别的行业好多情况下不一样，有一批超级狂热分子。
主持人 ： 您对互联网激情还在，昨天有个新浪网编辑跟您通电话的时候，您对他说激情不再了这个指的是什么？
谢文 ： 你们有个错别字，“再”应该是再见的“再”，不是在不在的“在”。激情分很多种，一种是一种大的，还有一种是具体的一个操作，一个环境，一件事，这是不一样。你们年轻人谈恋爱，谈了一次、两次、三次，七次、八次，那个大激情老有，但是每次换人的时候，一定是激情不在了，应该从这个意义上去说。
主持人 ： 也就是说您对于互联网的整个的发展方向很感兴趣，但是可能说对于具体再去操作某一个细节的事情。
谢文 ： 也不叫细节，还是一个综合判断。当你签定一个契约，承诺去做一件事的时候，一般的讲是你心中得有一定把握，但是当种种原因，当你判断有问题的时候，那最好不要辜负别人的期望，及时的调整自己。现在是市场经济，市场社会，应该说每个人根据自己能力大小，机会多少，自身的条件，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发挥的平台，这应该是情理之中的。
主持人 ： 您是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感觉？感觉自己这个激情没有了？多长时间？
谢文 ： 就算是昨天下午吧，这就属于犯规了，这个就太具体了，不谈了。
主持人 ： 比如说做这个决定会不会很艰难？
谢文 ： 应该是。有人说我是比较情绪化，或者比较直言不讳，或者个性比较强。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讲，作为一个参与一个事业的，也算是老人了，他想这么一件事，应该是非常理性的。特别是互联网，因为互联网带有非常强的媒体性，传播又非常的快，这个全的受众又是比较有文化，比较年轻，所以我们这批人久而久之都有点自觉不自觉的在当演员，你别管我发火还是不发火，说话是调侃还是怒斥，是理性还是轻松，其实背后都是有个理性的思想在后面，剩下的东西有点类似表演，所以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我们也看到很多不同的CEO非常低调，其实下来的话滔滔不绝的。也有人非常的喜欢暴光，但那都在按照自己判断的一个角度在扮演自己的角色。有的是为公司，有的是为事业，有的完全是为媒体。给媒体服务也是所谓的一个公众人物责任。
主持人 ： 我不知道算不算是违规，您觉得可能一个什么样的CEO来接任您的这个工作，他会非常合适？
谢文 ： 不知道。
主持人 ： 因为您在刚才聊天过程当中谈到说很多都是在玩的过程当中，您实际上从互联网从业经历已经很长了，您觉得您自己在互联网当中还是玩心很重是吗？
谢文 ： 当然。
主持人 ： 您是一个CEO，您自己在互联网上经常会去玩一些什么东西？
谢文 ： 当然获取信息是一个基本的，虽然我获取信息是比较挑剔，只选择几个方向。我有个习惯或者叫做毛病，凡是直接间接跟我有关系的网站，我一般都有事没事都要逛一逛，比如像联众我要时不时玩一玩，比如像博客中国，这跟过去有一点点渊源，比如和讯，比如新浪，因为熟了都愿意看看大家都在玩什么。当然还有一些其它的，像行业动态，产业发展，新技术、新产品、新方式这一类东西都还是看，这些都是玩的一种。
当然最新的这种叫做社区化的，或者web2.0的这些东西肯定兴致很高，因为99年不之之不不小心脂肪你谁吃谁我也等会再出，我或有多说住时间我也不是这样的里便我想要谁在你的房间，吃多了，等会而再吃，我也不是这因的想着信到石棉，我也不是这样的一些照片，给我们的来说的话呢也不是这样的，你呢，给我一也我的房间给我房间，新浪问有特别想说这样的，不一因的地方和我这样的不额准确的数据，辛苦了啊，还好 比来的晚一但这样里的话录入录入及里的比较晚一点现在带的比较问一点的话我也不是这样多一点 这样的话来说我也不是这样的你呢，和我的感觉也不系因的，菜单，音量，节目，我新浪集体固定资产地新浪及固定资产，我也不是这样的你感觉很好的话就是这的这因的比较上问一系会有这样不一样的地方和我们的感觉法什么不一因的地方来说的话呢，现在的知觉性不高，自觉性不高，我们这场访谈的人来说的话呢就是这样的人都不够了，我也不是这因在这个问题上面的话呢地新浪的网友大家哈李借滚与屿屿这样的新的感觉有部分不一样的李最我是这样的地方和我们的感觉不一因的，你呢我也不是这样的响马来说看，和我们的想法不一样的，开始我就认定互联网走向社区化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一个方向，互动性越大我有越兴趣，广播性越强我有越兴趣。
主持人 ： 您自己上QQ或者MSN聊吗？
谢文 ： 我从几年前就端了IS，因为事情太多，干扰的事情太多，让你停不下来。我在待业当中偶尔写一写东西，我记得当年在新浪我还在那偶尔也发过一些东西，但是当我接了一个公司，做了一件事，作为职业经理人的时候，不该写东西了，因为写东西有的时候一个受角色限制，一个自觉不自觉会有点功利目的，再有认真写有时候会有利益冲突，比如说我大骂新浪，你们就不请我来了，将来新浪和和讯不就合作不了了吗？所以我的规矩是，当身份是待业中年的时候说点什么。但是当你变成了一个CEO，变成操作一件事的时候，就行业的内部的事可以发表意见，我也愿意配合媒体，如果媒体觉得这意见有用的话，但是我从不主动，我从来不主动的在媒体上去做什么事。
主持人 ： 您刚才提到这个合作，我们找到了这些东西，我们看到一篇文章是您在2001年的时候写的，当时应该是您在互联网实验室一篇从业日记，从业笔记。
谢文 ： 之前，还没有去那之前。
主持人 ： 领导者与管理者的角色，开篇就讲，一种是一个企业需要两种人，一个是领导型人才，需要有过人的眼光，觉得魄力、冒险精神、散发的勇气，独特的魅力等等，他们可能是董事长、总裁之类，另外一种是管理型人才，沟通、实施，综合能力、专业能力非常棒，但可能他们缺乏的感召力，开拓能力和牺牲精神欠缺一些，您认为他们可能当首席运营官。您是CEO，回头看看这篇文章，您仍然坚持这两个分析吗？
谢文 ： 应该说没有截然分开的所谓那种创业者，战略家，冒险家，开创型的。其实这是一个比例关系，也许一个人有五十五十的，五十领导的素质，五十管理的素质，有的人是10％管理素质，90％领导素质，有的人可能正好相反，所以不是截然的，因为每一个所谓领导者，也可能是一步一步走上来的，这是一个过程。
但是为了说明问题，或者说是其实你看到如果放一个比较长远的时间或者空间中去看的时候，领导型人才和管理型人才是非常不一样的，你比如说MBA训练是训练的管理能力，他们也教领导能力，但领导能力很多，心理学有很多研究，社会学有很多研究，不是天生的，也是在你幼年时期基本定型了的。所以应该是一个混合状，但是你要推到两头的话还是两类不同的人，没有领导能力的公司或者领导能力新形势变成使得丧失了的话也是一种悲哀，大家守成有余，前进不足，全是领导型人才，只有运营能力那个公司也是够呛。
主持人 ： 但是在您过往从业经历当中更多承担CEO角色，您其实在这类人才当中，管理型的人才当中有一个判断是缺乏感召力，也有不落俗套的开拓能力和牺牲精神，您自己认为您自己缺乏这些东西吗？
谢文 ： 你这个问题是说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没有感召力吗？
主持人 ： 您对管理人才有这样判断，您认为这些能力也缺乏吗？
谢文 ： 非要具体到我，我弄得很难。我要说好这叫老王卖瓜，自我贬低，从来没有这个习惯。所以应该说自我盘，我应该是四六吧，六分领导能力，四分管理能力。
主持人 ： 其实外界对于您，我们在昨天推出一个专题之后，我们看到外界对于您其实是有两种看法，一种不凡溢美之词，认为您很直爽，直脾气，在很多事情当中讲真话，很难得，所以推测您跟投资方关系不好。另外也有批评意见，认为您离职可能跟和讯转型不畅，没能上市有关系，我不知道他们分析对不对？您更认同哪一个？
谢文 ： 我没有看这些东西，你们看了以后铺天盖地的看不过来。应该说大家怎么看，是大家根据自己的视角发表自己言论，很难评价，但是总而言之，感觉是没有一个是接近事实的，因为的确感觉事实是我在刻意，职业操守问题，没有必要，一个公司事拿到满世界说干什么。应该说是瞎子摸象，每个观点有真实一面，说的不全面，也许每个说的很准确，但不是主要的，我也不好说这些事情。总的来说综合判断。
主持人 ： 您的从业经历，您创办中工网、宽带网、和讯网，走下来之后很多人认为您是职业经理人这块，在职业经理人这块，很多人看法认为职业经理人工作就是在进行与狼舞，最危险游戏一个关系，您的过程民认为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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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签定一个契约，承诺去做一件事的时候，一般的讲是你心中得有一定把握，但是当种种原因、当你判断有问题的时候，那最好不要辜负别人的期望，及时的调整自己
- 有人说我是比较情绪化，或者比较直言不讳，或者个性比较强。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讲，作为一个参与一个事业的，也算是老人了，他想这么一件事，应该是非常理性的。特别是互联网，因为互联网带有非常强的媒体性，传播又非常的快，这么全的受众又是比较有文化，比较年轻，所以我们这批人久而久之都有点自觉不自觉的在当演员，你别管我发火还是不发火，说话是调侃还是怒斥，是理性还是轻松，其实背后都是有个理性的思想在后面，剩下的东西有点类似表演，所以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 当然最新的这种叫做社区化的，或者web2.0的这些东西肯定兴致很高。开始我就认定互联网走向社区化，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一个方向，互动性越大我有越兴趣，广播性越强我有越兴趣
- 自我盘点，我应该是四六，六分领导能力，四分管理能力
- 那种猜测说你说真话，就跟投资方发生矛盾，本身假定前提是错的，投资人从来是欢迎听真话的，哪有投资人欢迎听假话的，这些我觉得都是瞎猜，大概没有真的开过董事会，或者跟股东处理关系，我觉得这些都是一种猜测
- 从选择上，我一般是不愿意跟别人竞争的，我总希望超前一点，烧冷灶，做前端。当然有一方面跟我性格有关系，我这个人是一个喜欢说话，但实际上是比较被动型的
- 作为互联网的老人，总是希望做一点创新性、开拓性的事，叫清高也罢，叫做好胜也罢，我不愿意重复别人的事情，你可以看到我的轨迹，我从来没有重复过
- 所谓遗憾当然说路没走完，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是很无奈的一种结果，但对我个人，对公司，对投资者未必不是下策中的上策
- 应该说坚持创新，坚持规范，坚持诚信，坚持用超负荷的劳动去换取超额的回报，这种理念，我觉得我到哪都会坚持
- 你再棒的判断，放在一个错误的或者叫不成熟的游戏规则下，你是输的
- 大家角色不同，一定有所谓共同利益一面，也有各自利益一面，一样，这也属于游戏规则，应该在游戏开始之前，有明确的，不可更改的，有保障的规矩
- 像你当年签约来做这个工作一样，适当的时候离去也是职业经理人的职责之一，你做了承诺，当你由于种种原因你判断无力达到一个目标的时候，不要因为个人的一点得失，面子，或者是其它的东西，赖在那儿，当断得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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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网友大家好！
主持人 ： 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进入新浪嘉宾聊天室，在昨天有一件非常受大家关注的事情发生，和讯网CEO谢文老师给全体员工发了一份公开信，信中说他将于2月1号正式离职，这份信发布之后引起业界极大的关注，大家猜测谢文为什么离职，聊一聊他下一步的过程，聊一聊他下一步打算是什么样的，我们先请谢文老师跟大家打一声招呼。
谢文 ： 我答应来新浪，一个新浪是多年合作，各位愿意花时间听我说点闲话，问候大家。我之所以答应的话，是因为欠新浪很多情，陈彤都给了很多帮助，但是今天下午并不想谈和讯和离职的事，我们一开始约定就只谈风月不谈政治，所以我们以谈互联网的风月为主。
主持人 ： 谢文老师我们一直称呼他互联网老兵，这么长时间接触过程中，我们感觉谢文老师脾气非常直爽，脾气很直，经常说话也是按他自己话做事，说真话，我们今天聊一聊看看有什么问题可以沟通一下。谢文老师离职昨天下午6点正式公布的，通过一封邮件，新浪也在第一时间发布了这封信，我与和讯第二年合同9月30日到期，由于种种原因我认为不再是带领和讯快速有效前进的合适人选，与董事会协商我将辞去和讯所有职务，12月1日生效，从今天起我将不再担任公司日常工作，开始办理离职手续。
我们第一个问题很简单，谢文老师您认为不是带领和讯前进的合适人选，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
谢文 ： 先纠正你一个细节，我并没有给谁发什么邮件，我跟员工的告别信是发在公司的内部邮件上，至于谁当博客当上瘾了，往外发那是别人的事，跟我没有关系。
具体的事情肯定是不应该说，可以很一般的谈一谈我认为互联网界领军人物或者叫做负点责任的人，环境和人的关系，互联网现在应该说很朝气蓬勃，变换多端，应该说总体来说还是年轻人天下，即使现在上了所谓财富榜的功成名就的，真正的公众人物，应该说像我这样的人也不过是IT圈里的有点人认识就是了，都很年轻，应该说也都很有个性，当你看这些公司成功与否的时候，其实今年，光今年出了多少大事，和这些大事比的话，我这点是不值一提的，你会发现每个人做的事情和他本身某些素质是有很多关系的，丁磊作为一个应该说是这一群人里最典型的网虫级的人物，从最早做社区，做邮件，后来做到游戏，你能够感觉到他喜欢这个东西，他能做这个东西，他有真实的内行判断。
比如像盛大陈天桥，应该说他在我看来不大懂互联网，但是他懂一个价值链或者产业链，这方面他有悟性，所以他在大家都还在黑暗中摸索的时候，自己做了一个网络游戏代理的很健全很有利的产业链、价值链取得成功。比如像王磊磊，王磊磊的互联网记录一般，但是怎么在无线平台上很特别的感觉，他自己比较时尚，比较前卫，本身就是年轻人，所以他在做那个东西，我听移动的人跟我说过，他对产生的理解，对Web平台理解超过大多数这个行当的人，这个就是所谓爱好、能力和平台的吻合度。
新浪，别的人不去说他，比如像陈彤，他就有那个嗅觉，就有那个执着，他带领一个团队，把所谓网络作为一个媒体上基本的行业标准确立了，你现在设想一下这四个人换换位，错错位，让陈彤去做游戏，让陈天桥来做无线，让王磊磊去做新闻，应该都不大合适，或者说不管是自然淘汰，达尔文进化还是个人选择都会有不一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的话，我是最早做游戏，你现在让我重返网络游戏界，我自我都得有自知之明，我觉得有点老了，对于年轻人的爱好，包括很多让年轻人兴奋不已的东西，你没有共鸣，没有共鸣你很难去迎合用户的需求。
当然再有一个很大的因素，是所谓硬条件，就像你们这个五星写字楼，给你一千万盖得起来吗？给你十个亿盖得起来吗？盖得起来，但是要求你30天盖完盖得起来吗？盖不起来，这也是一种。另外还有其它的像所谓智力结构，所谓诚信，反正作为企业文化的一些事情。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要考虑竞争，当你面对的是什么对手的时候，你的综合的能力、实力至少是要跟对手互有所长，大致相当，以弱胜强很好，但是不能从这个前提出发，一定要争取差不多，你打的攻坚战，总要三个兵打一个兵，你打防守总要一个兵防三个兵，如果是10：1的比例很困难了，所以这些都是所谓合适或者不合适的几个比较主要的观察点。
主持人 ： 您刚才在聊天当中很直接的谈到，是做一件事情可能要和自己喜欢某一个事情有关系，但是我们在您的信当中看到一句话，您今后也会继续在互联网行业干，您对互联网很喜欢，是这样吗？
谢文 ： 我不能叫超级网虫，但是我本人用互联网已经有二十年以上历史了，进入商业化的运用互联网也有十年历史了，所以应该说对互联网的魅力，互联网的潜力，互联网对社会生活的冲击力或者是信息化社会的这种感受很深，我们赶不上下一拨什么生物革命或者再下一拨像月球移民，都是下一辈的事了。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龄，互联网应该是，话说大一点，你如果对社会要做点贡献的话，这个是一个碰上了，碰上了的话，应该不管道路多么曲折，或者说是成功与否，应该在这个园地上很少的耕耘，现在也是有太多的机会，太多的挑战，变得 很刺激，大家都想想，我自己爱说好玩。其实这也不是夸张，的确你觉得，就像你们做新闻，你比搜狐抢先10分钟，哪个消息更准确，当然被抢过头了，大家都有一种参与感，自身投入，自己选择，刚才你们说的小孩，哲学系毕业的，来做科技频道，这都是自己选的，这不是政府分配的，不是衣食无着不得已做的，都是大家自身愿意做的，所以这个是这个行业和别的行业好多情况下不一样，有一批超级狂热分子。
主持人 ： 您对互联网激情还在，昨天有个新浪网编辑跟您通电话的时候，您对他说激情不再了这个指的是什么？
谢文 ： 你们有个错别字，“再”应该是再见的“再”，不是在不在的“在”。激情分很多种，一种是一种大的，还有一种是具体的一个操作，一个环境，一件事，这是不一样。你们年轻人谈恋爱，谈了一次、两次、三次，七次、八次，那个大激情老有，但是每次换人的时候，一定是激情不在了，应该从这个意义上去说。
主持人 ： 也就是说您对于互联网的整个的发展方向很感兴趣，但是可能说对于具体再去操作某一个细节的事情。
谢文 ： 也不叫细节，还是一个综合判断。当你签定一个契约，承诺去做一件事的时候，一般的讲是你心中得有一定把握，但是当种种原因，当你判断有问题的时候，那最好不要辜负别人的期望，及时的调整自己。现在是市场经济，市场社会，应该说每个人根据自己能力大小，机会多少，自身的条件，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发挥的平台，这应该是情理之中的。
主持人 ： 您是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感觉？感觉自己这个激情没有了？多长时间？
谢文 ： 就算是昨天下午吧，这就属于犯规了，这个就太具体了，不谈了。
主持人 ： 比如说做这个决定会不会很艰难？
谢文 ： 应该是。有人说我是比较情绪化，或者比较直言不讳，或者个性比较强。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讲，作为一个参与一个事业的，也算是老人了，他想这么一件事，应该是非常理性的。特别是互联网，因为互联网带有非常强的媒体性，传播又非常的快，这个全的受众又是比较有文化，比较年轻，所以我们这批人久而久之都有点自觉不自觉的在当演员，你别管我发火还是不发火，说话是调侃还是怒斥，是理性还是轻松，其实背后都是有个理性的思想在后面，剩下的东西有点类似表演，所以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我们也看到很多不同的CEO非常低调，其实下来的话滔滔不绝的。也有人非常的喜欢暴光，但那都在按照自己判断的一个角度在扮演自己的角色。有的是为公司，有的是为事业，有的完全是为媒体。给媒体服务也是所谓的一个公众人物责任。
主持人 ： 我不知道算不算是违规，您觉得可能一个什么样的CEO来接任您的这个工作，他会非常合适？
谢文 ： 不知道。
主持人 ： 因为您在刚才聊天过程当中谈到说很多都是在玩的过程当中，您实际上从互联网从业经历已经很长了，您觉得您自己在互联网当中还是玩心很重是吗？
谢文 ： 当然。
主持人 ： 您是一个CEO，您自己在互联网上经常会去玩一些什么东西？
谢文 ： 当然获取信息是一个基本的，虽然我获取信息是比较挑剔，只选择几个方向。我有个习惯或者叫做毛病，凡是直接间接跟我有关系的网站，我一般都有事没事都要逛一逛，比如像联众我要时不时玩一玩，比如像博客中国，这跟过去有一点点渊源，比如和讯，比如新浪，因为熟了都愿意看看大家都在玩什么。当然还有一些其它的，像行业动态，产业发展，新技术、新产品、新方式这一类东西都还是看，这些都是玩的一种。
当然最新的这种叫做社区化的，或者web2.0的这些东西肯定兴致很高，因为99年不之之不不小心脂肪你谁吃谁我也等会再出，我或有多说住时间我也不是这样的里便我想要谁在你的房间，吃多了，等会而再吃，我也不是这因的想着信到石棉，我也不是这样的一些照片，给我们的来说的话呢也不是这样的，你呢，给我一也我的房间给我房间，新浪问有特别想说这样的，不一因的地方和我这样的不额准确的数据，辛苦了啊，还好 比来的晚一但这样里的话录入录入及里的比较晚一点现在带的比较问一点的话我也不是这样多一点 这样的话来说我也不是这样的你呢，和我的感觉也不系因的，菜单，音量，节目，我新浪集体固定资产地新浪及固定资产，我也不是这样的你感觉很好的话就是这的这因的比较上问一系会有这样不一样的地方和我们的感觉法什么不一因的地方来说的话呢，现在的知觉性不高，自觉性不高，我们这场访谈的人来说的话呢就是这样的人都不够了，我也不是这因在这个问题上面的话呢地新浪的网友大家哈李借滚与屿屿这样的新的感觉有部分不一样的李最我是这样的地方和我们的感觉不一因的，你呢我也不是这样的响马来说看，和我们的想法不一样的，开始我就认定互联网走向社区化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一个方向，互动性越大我有越兴趣，广播性越强我有越兴趣。
主持人 ： 您自己上QQ或者MSN聊吗？
谢文 ： 我从几年前就端了IS，因为事情太多，干扰的事情太多，让你停不下来。我在待业当中偶尔写一写东西，我记得当年在新浪我还在那偶尔也发过一些东西，但是当我接了一个公司，做了一件事，作为职业经理人的时候，不该写东西了，因为写东西有的时候一个受角色限制，一个自觉不自觉会有点功利目的，再有认真写有时候会有利益冲突，比如说我大骂新浪，你们就不请我来了，将来新浪和和讯不就合作不了了吗？所以我的规矩是，当身份是待业中年的时候说点什么。但是当你变成了一个CEO，变成操作一件事的时候，就行业的内部的事可以发表意见，我也愿意配合媒体，如果媒体觉得这意见有用的话，但是我从不主动，我从来不主动的在媒体上去做什么事。
主持人 ： 您刚才提到这个合作，我们找到了这些东西，我们看到一篇文章是您在2001年的时候写的，当时应该是您在互联网实验室一篇从业日记，从业笔记。
谢文 ： 之前，还没有去那之前。
主持人 ： 领导者与管理者的角色，开篇就讲，一种是一个企业需要两种人，一个是领导型人才，需要有过人的眼光，觉得魄力、冒险精神、散发的勇气，独特的魅力等等，他们可能是董事长、总裁之类，另外一种是管理型人才，沟通、实施，综合能力、专业能力非常棒，但可能他们缺乏的感召力，开拓能力和牺牲精神欠缺一些，您认为他们可能当首席运营官。您是CEO，回头看看这篇文章，您仍然坚持这两个分析吗？
谢文 ： 应该说没有截然分开的所谓那种创业者，战略家，冒险家，开创型的。其实这是一个比例关系，也许一个人有五十五十的，五十领导的素质，五十管理的素质，有的人是10％管理素质，90％领导素质，有的人可能正好相反，所以不是截然的，因为每一个所谓领导者，也可能是一步一步走上来的，这是一个过程。
但是为了说明问题，或者说是其实你看到如果放一个比较长远的时间或者空间中去看的时候，领导型人才和管理型人才是非常不一样的，你比如说MBA训练是训练的管理能力，他们也教领导能力，但领导能力很多，心理学有很多研究，社会学有很多研究，不是天生的，也是在你幼年时期基本定型了的。所以应该是一个混合状，但是你要推到两头的话还是两类不同的人，没有领导能力的公司或者领导能力新形势变成使得丧失了的话也是一种悲哀，大家守成有余，前进不足，全是领导型人才，只有运营能力那个公司也是够呛。
主持人 ： 但是在您过往从业经历当中更多承担CEO角色，您其实在这类人才当中，管理型的人才当中有一个判断是缺乏感召力，也有不落俗套的开拓能力和牺牲精神，您自己认为您自己缺乏这些东西吗？
谢文 ： 你这个问题是说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没有感召力吗？
主持人 ： 您对管理人才有这样判断，您认为这些能力也缺乏吗？
谢文 ： 非要具体到我，我弄得很难。我要说好这叫老王卖瓜，自我贬低，从来没有这个习惯。所以应该说自我盘，我应该是四六吧，六分领导能力，四分管理能力。
主持人 ： 其实外界对于您，我们在昨天推出一个专题之后，我们看到外界对于您其实是有两种看法，一种不凡溢美之词，认为您很直爽，直脾气，在很多事情当中讲真话，很难得，所以推测您跟投资方关系不好。另外也有批评意见，认为您离职可能跟和讯转型不畅，没能上市有关系，我不知道他们分析对不对？您更认同哪一个？
谢文 ： 我没有看这些东西，你们看了以后铺天盖地的看不过来。应该说大家怎么看，是大家根据自己的视角发表自己言论，很难评价，但是总而言之，感觉是没有一个是接近事实的，因为的确感觉事实是我在刻意，职业操守问题，没有必要，一个公司事拿到满世界说干什么。应该说是瞎子摸象，每个观点有真实一面，说的不全面，也许每个说的很准确，但不是主要的，我也不好说这些事情。总的来说综合判断。
主持人 ： 您的从业经历，您创办中工网、宽带网、和讯网，走下来之后很多人认为您是职业经理人这块，在职业经理人这块，很多人看法认为职业经理人工作就是在进行与狼舞，最危险游戏一个关系，您的过程民认为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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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s Talk About eGeMiNi
mail --> e-mail --> eMail
邮件 --> 电子邮件 --〉伊媚儿
gemini --> egemini --> eGeMiNi
双子 --> 虚拟双子 --> 伊双子
(1) If GeMiNi The Blogger is true
Then set the = e,
We get the blogger = eBlogger,
Also, the GeMiNi = eGeMiNi
From equation (1), we get
(1) x e --> e(GeMiNi) = e(Blogger)
Blogger is one who blogs.
GeMiNi blogs, therefore, GeMiNi is a blogger.
As human, sometimes we are lazy. So we use "e" to replace "the" in virtual world.
We prefer to "Gemini e Blogger" than "Gemini is the blogger who blogs in BLOGSPOT",
Source: http://dictionary.eGeMiNi/search?q=eGeMiNi
Courteousy by dictionary.eGeMiNi/eGeMiNi
邮件 --> 电子邮件 --〉伊媚儿
gemini --> egemini --> eGeMiNi
双子 --> 虚拟双子 --> 伊双子
(1) If GeMiNi The Blogger is true
Then set the = e,
We get the blogger = eBlogger,
Also, the GeMiNi = eGeMiNi
From equation (1), we get
(1) x e --> e(GeMiNi) = e(Blogger)
Blogger is one who blogs.
GeMiNi blogs, therefore, GeMiNi is a blogger.
As human, sometimes we are lazy. So we use "e" to replace "the" in virtual world.
We prefer to "Gemini e Blogger" than "Gemini is the blogger who blogs in BLOGSPOT",
Source: http://dictionary.eGeMiNi/search?q=eGeMiNi
Courteousy by dictionary.eGeMiNi/eGeMiNi
博客的其中一种诠释
谈博客2.0，必须先谈博客。
博客的概念
博客最初来源于blog的音译，是weblog的缩写，顾名思义是互联网上以时间为顺序所作的一种流水记录。Blog之间的交流主要是通过链接、引用、留言／评论（Comment）等等方式来进行的。
博客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其内容和含义并非一成不变。
今天的博客已经超越了blog的含义，博客已经在超越原来源自于blog的含义，纳入更多的元素，形成自身的社会网络体系以求打破头上的那层天花板进入更广阔的发展成长空间。
将博客原意纳入更多的元素，我们称之为泛博客化。博客定义的发展也是为了适应博客大众化的需求，自身理念不断完善，真正实现人人博客，让每一个网民成为网络社会主体。对博客的理解已经升级到博客2.0。
博客2.0的概念
我们认为：博客2.0是博客开始大众化的背景下，对博客（blog）原意的一个拓展和延伸，博客将作为互联网虚拟社会的基本单位“比特人”而存在。博客2.0更加强调自组织特性下派生的社会性和开放性的亚属性，因此会容纳内外部更多的社会性组件来发挥个人、群体和组织的创造力实现信息分享和增值以及个人社会关系的挖掘和管理。
博客2.0将是个人互联网的平台，博客完全走向大众。个人所有的互联网应用将在博客2.0中个性化展示，并实现与其它同样单元的个人的交流和分享创造，同时博客不再停留在文字思想层面的交流，博客走向大众化需要强调从思想交流层面延伸到娱乐生活层面，博客更是一个乐园而不仅仅是精神领地。
博客2.0通过帮助博客实现个人价值和需求满足并从中获取相应的收益，形成成型的分享经济为基础的商业模式。
作者： 方兴东 2005年11月17日, 星期四 18:11
博客的概念
博客最初来源于blog的音译，是weblog的缩写，顾名思义是互联网上以时间为顺序所作的一种流水记录。Blog之间的交流主要是通过链接、引用、留言／评论（Comment）等等方式来进行的。
博客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其内容和含义并非一成不变。
今天的博客已经超越了blog的含义，博客已经在超越原来源自于blog的含义，纳入更多的元素，形成自身的社会网络体系以求打破头上的那层天花板进入更广阔的发展成长空间。
将博客原意纳入更多的元素，我们称之为泛博客化。博客定义的发展也是为了适应博客大众化的需求，自身理念不断完善，真正实现人人博客，让每一个网民成为网络社会主体。对博客的理解已经升级到博客2.0。
博客2.0的概念
我们认为：博客2.0是博客开始大众化的背景下，对博客（blog）原意的一个拓展和延伸，博客将作为互联网虚拟社会的基本单位“比特人”而存在。博客2.0更加强调自组织特性下派生的社会性和开放性的亚属性，因此会容纳内外部更多的社会性组件来发挥个人、群体和组织的创造力实现信息分享和增值以及个人社会关系的挖掘和管理。
博客2.0将是个人互联网的平台，博客完全走向大众。个人所有的互联网应用将在博客2.0中个性化展示，并实现与其它同样单元的个人的交流和分享创造，同时博客不再停留在文字思想层面的交流，博客走向大众化需要强调从思想交流层面延伸到娱乐生活层面，博客更是一个乐园而不仅仅是精神领地。
博客2.0通过帮助博客实现个人价值和需求满足并从中获取相应的收益，形成成型的分享经济为基础的商业模式。
作者： 方兴东 2005年11月17日, 星期四 18:11
Friday, November 18, 2005
结婚动机
25岁的公司司机I特地把结识快两年的女友介绍给我认识。身材娇小的女友很害羞，握手问候过后就静静站在一旁。I含蓄地轻轻搂了一下女友的腰，马上又松开手。满脸幸福得意的他频频问两人是否登对。他很想赶快结婚，好可以跟心爱的人亲热亲热。
I对婚姻的向往，反映了许多亚齐年轻男子的心声。周围凡是年龄介于二十几到三十岁的亚齐男人都迫不及待地想娶老婆。拍拖，在亚齐仍是一项高难度活动。这个保守的回教社会不容许未婚男女独处一室，情侣牵手是不为大众接受的社会行为，更别说其他更亲密的表现了。亚齐男人想结婚，与其说是出自对婚姻生活的憧憬，更不如说是为了满足生理需求。
连很有想法的年轻知识分子D，对婚姻的态度也同样是生理多过心理。有个很主动的女生频频向他示爱，他虽然非常抗拒，对这个女生的兴趣也不大，却很有结婚的冲动。偷吃过不了自己的道德门槛，结婚又未找到合适的对象，D烦恼不已。
可以自由选择伴侣的亚齐年轻人，比起一些生活在婚姻只靠媒妁之言的传统社会来得幸运。但若没有掌握好时间，在适婚年龄到来前物色好对象，就会和D一样陷入道德和欲望的挣扎。
海啸过后，许多渔村成了寡夫村。灾难发生时，男人都出海捕鱼，保住了性命，待在家中的妻儿却都被巨浪卷走了。在收拾悲伤重建生活的过程中，找个新老婆组织家庭是许多寡夫的优先考虑。集体结婚，因此在海啸灾民临时住所非常盛行。除了对家庭生活的重视，寻求解决生理寻求的合法性，也不能不说是这么多场婚礼背后的推动力。
难怪问起出席婚礼时该说什么样的祝福话语，亚齐男性朋友都会笑嘻嘻地说：“祝福对方有个愉快的初夜。”
● 沈帼英 （传自班达亚齐）
电邮: skokeng@yahoo.com
I对婚姻的向往，反映了许多亚齐年轻男子的心声。周围凡是年龄介于二十几到三十岁的亚齐男人都迫不及待地想娶老婆。拍拖，在亚齐仍是一项高难度活动。这个保守的回教社会不容许未婚男女独处一室，情侣牵手是不为大众接受的社会行为，更别说其他更亲密的表现了。亚齐男人想结婚，与其说是出自对婚姻生活的憧憬，更不如说是为了满足生理需求。
连很有想法的年轻知识分子D，对婚姻的态度也同样是生理多过心理。有个很主动的女生频频向他示爱，他虽然非常抗拒，对这个女生的兴趣也不大，却很有结婚的冲动。偷吃过不了自己的道德门槛，结婚又未找到合适的对象，D烦恼不已。
可以自由选择伴侣的亚齐年轻人，比起一些生活在婚姻只靠媒妁之言的传统社会来得幸运。但若没有掌握好时间，在适婚年龄到来前物色好对象，就会和D一样陷入道德和欲望的挣扎。
海啸过后，许多渔村成了寡夫村。灾难发生时，男人都出海捕鱼，保住了性命，待在家中的妻儿却都被巨浪卷走了。在收拾悲伤重建生活的过程中，找个新老婆组织家庭是许多寡夫的优先考虑。集体结婚，因此在海啸灾民临时住所非常盛行。除了对家庭生活的重视，寻求解决生理寻求的合法性，也不能不说是这么多场婚礼背后的推动力。
难怪问起出席婚礼时该说什么样的祝福话语，亚齐男性朋友都会笑嘻嘻地说：“祝福对方有个愉快的初夜。”
● 沈帼英 （传自班达亚齐）
电邮: skokeng@yahoo.com
鸟人
忙碌的现代生活，处处都是这样的陷阱。完全没有时间静下来，想一想生活、想一想自己的现代都市人，很容易便坠进去。当我们为了工作忙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很多工作中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让我们烦躁不已。我们的眼界太专注于对工作的追求，以为那是多么的重要，影响多么的大。其实在别人看来，也不过如此。但那却是我们唯一看到的，苦心孤诣寻找的光明。它被无限的放大，无限的，以至我们甚至无法正视它，只能向它爬过去。多么恐怖。如果人变成这样子。
人简单点是好事。简单点其实更贴近真实。简单点，那么简简单单的生活小事就能让自己乐上半天，不会整天去思索乱七八糟的问题。没有太高层次的文化也不打紧，工作上没有太重要的职责也不打紧，宁愿做一个鸟人，自得其乐。
==============================================
记得九十年代初到北京旅游时，看过北京人艺的一出戏，名字很古怪，叫《鸟人》。像骂人的话，让我印象深刻。不太记得整出戏的发展，但印象中，是说一群养鸟的中老年人，如何沉迷在饲养鸟儿的活动里面，而忽略了生活中的许多其他事物。研究这群老人的社会学家对老人的行为不以为然，可是他自己其实也完全被禁锢在社会学的框框里，完全无法从别的角度去看待生活。
发现人很容易就会钻牛角尖，思想变成一个四面皆是实墙，仅剩下一扇小窗的牢笼，只看到窗里透出来的光，于是以为光只来自一个方向。这很可怕。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因为这样而没法进行，试问一个牢笼里的人，如何看透厚厚的墙壁，知道外面其实还有不一样的缤纷世界；试问一辈子目不转睛，只追求一种光的人，如何要叫他相信，光其实不只一个源头。
什么样的人最容易构筑这四面墙，把自己关闭起来，还自以为是？想像一个自小就念文科的人，对理科毫无兴趣；大学念艺术史、博物馆学；研究生念更深奥的博物馆学，博士论文写的是再深奥的博物馆学，毕业后工作的地方是博物馆……于是，看到任何艺术品，任何美，他的思想很自然地像电脑程序一样，将一切编入自己研究、读了一辈子的艺术史、美学论里面。没有办法，再也不可能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单纯地用感情，用个人的内心去评估艺术品。就算没有人能明白他所看到的，他也会批评别人缺乏水平，排斥别人的看法，而忘记了其实建筑一个牢笼，看一道只有自己看得到的光，又有什么意义呢？
忙碌的现代生活，处处都是这样的陷阱。完全没有时间静下来，想一想生活、想一想自己的现代都市人，很容易便坠进去。当我们为了工作忙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很多工作中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让我们烦躁不已。我们的眼界太专注于对工作的追求，以为那是多么的重要，影响多么的大。其实在别人看来，也不过如此。但那却是我们唯一看到的，苦心孤诣寻找的光明。它被无限的放大，无限的，以至我们甚至无法正视它，只能向它爬过去。多么恐怖。如果人变成这样子。
人简单点是好事。简单点其实更贴近真实。简单点，那么简简单单的生活小事就能让自己乐上半天，不会整天去思索乱七八糟的问题。没有太高层次的文化也不打紧，工作上没有太重要的职责也不打紧，宁愿做一个鸟人，自得其乐。
● 丹女
人简单点是好事。简单点其实更贴近真实。简单点，那么简简单单的生活小事就能让自己乐上半天，不会整天去思索乱七八糟的问题。没有太高层次的文化也不打紧，工作上没有太重要的职责也不打紧，宁愿做一个鸟人，自得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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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九十年代初到北京旅游时，看过北京人艺的一出戏，名字很古怪，叫《鸟人》。像骂人的话，让我印象深刻。不太记得整出戏的发展，但印象中，是说一群养鸟的中老年人，如何沉迷在饲养鸟儿的活动里面，而忽略了生活中的许多其他事物。研究这群老人的社会学家对老人的行为不以为然，可是他自己其实也完全被禁锢在社会学的框框里，完全无法从别的角度去看待生活。
发现人很容易就会钻牛角尖，思想变成一个四面皆是实墙，仅剩下一扇小窗的牢笼，只看到窗里透出来的光，于是以为光只来自一个方向。这很可怕。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因为这样而没法进行，试问一个牢笼里的人，如何看透厚厚的墙壁，知道外面其实还有不一样的缤纷世界；试问一辈子目不转睛，只追求一种光的人，如何要叫他相信，光其实不只一个源头。
什么样的人最容易构筑这四面墙，把自己关闭起来，还自以为是？想像一个自小就念文科的人，对理科毫无兴趣；大学念艺术史、博物馆学；研究生念更深奥的博物馆学，博士论文写的是再深奥的博物馆学，毕业后工作的地方是博物馆……于是，看到任何艺术品，任何美，他的思想很自然地像电脑程序一样，将一切编入自己研究、读了一辈子的艺术史、美学论里面。没有办法，再也不可能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单纯地用感情，用个人的内心去评估艺术品。就算没有人能明白他所看到的，他也会批评别人缺乏水平，排斥别人的看法，而忘记了其实建筑一个牢笼，看一道只有自己看得到的光，又有什么意义呢？
忙碌的现代生活，处处都是这样的陷阱。完全没有时间静下来，想一想生活、想一想自己的现代都市人，很容易便坠进去。当我们为了工作忙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很多工作中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让我们烦躁不已。我们的眼界太专注于对工作的追求，以为那是多么的重要，影响多么的大。其实在别人看来，也不过如此。但那却是我们唯一看到的，苦心孤诣寻找的光明。它被无限的放大，无限的，以至我们甚至无法正视它，只能向它爬过去。多么恐怖。如果人变成这样子。
人简单点是好事。简单点其实更贴近真实。简单点，那么简简单单的生活小事就能让自己乐上半天，不会整天去思索乱七八糟的问题。没有太高层次的文化也不打紧，工作上没有太重要的职责也不打紧，宁愿做一个鸟人，自得其乐。
● 丹女
Wednesday, November 16, 2005
以宽容的心态推动华文创新
拜读了言论版上11月1日方宗的文章《如今的粉丝还能吃吗？》，有一些不同看法，希望借贵报一角与方先生商榷。
方先生对一些华文新词不表认同，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在国外生活了十几年，与中国国内的通俗文化间有了隔阂。这个问题连一些文化精英也不能幸免。
李敖不久前在复旦大学的演讲时，便大模大样地教导复旦学子说：“在宋朝你称呼一个女孩子叫她小姐，她就给你一个嘴巴子，因为宋朝的妓女叫小姐，可是现在这两个字变好了。”
其实，任何一个在中国大陆生活过几年的人都知道，小姐一词并没有变好，仍有浓厚的妓女的含义。如果某小报打出新闻“李敖饭后找小姐”，每一个中国人都会理解成李敖召妓，只有李敖自已误以为是找淑女谈正事。
所以，在中国的饭店，见到服务小姐，仍要称服务员；在街上向陌生女子问路，应称呼对方为大姐、女士等等。
小姐一词只能用于比较正式，严肃的场合，比如外交会谈、学术会议，因为这些场合用小姐一词不会产生歧义。李敖自称白话文水平五百年第一，却没有真正在当代大陆民间生活过，对这个极普通的词也拿捏不准，闹出一个笑话。
“同志”出现62.5万次
方先生例举的几个词，在中国大陆已经广为流行。在笔者印象中，“同志”一词在十年前就已经是同性恋的代名词了，在中国第一搜索引擎上百度一下，同性恋同志这个词组，结果是62.5万。干部同志这个词组的搜索结果居然只有2.1万，相差三十几倍！
与小姐一词待遇相似，同志一词仍适用于政府文宣、官方会议，但在日常生活中，就要谨慎应用了。
“粉丝”、“血拼”这些词，都是从英文Fans、Shopping直译而来，虽是音译，本身却非常形象生动。粉丝这种半透明的食品色味全无，遇水就变软呼呼一大团，但是加上配料烹煮一番，却也美味可口，用这个词形容那些人山人海、随风而倒的歌迷影迷，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了。
至于血拼，在华文口语中血字本来就有类似用法，比如说让某人出一点血，就是让某人出些钱，可惜某些官方的汉语词典从不收录这类鲜活的大众用语。
当然，笔者这些解释是否合理，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最关键的一点，不在于这些解释是出自笔者，还是出自鲁迅、巴金的金口，而是这些新词已经被大众所接受，并广泛应用了。
语言是信息交流的工具，所以，最重要的是交流的双方是否理解接受。除了意义的正确外，还要求生动形象，吸引听众或读者的注意力。比如方先生所举的“建设环球都会”这个例子，毫无疑问，此处用建设一词显得官冕堂皇，又有些老调，不是笔者这种小百姓喜闻乐见的。
营造一词不错，也有点商业气息，但打造这个词可以联想到打拼创造，用词更生动，吸引人。新加坡总理演说中使用这类官方不常用的民间用语，显得与民众更亲近一分，何乐而不为？
设想如果所有政府的华文用词从此都用打造代替建设，那么再过三十年，也许打造一词会给人老气横秋，暮气沉沉之感，建设一词重新显得新鲜生动，活力四射，这也未尝不可能。但这样的变化，完全取决于社会大众对这些词汇的心理感觉，不是个别精英所能强制规定的。
电视台主持人喜用粉丝、血拼这些词，其出发点与总理文告一样，让自已的语言有点新意，吸引听众。只要词意是准确的，这类做法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商业角度，都是合理的。
文字要保持鲜活与实用
笔者不能理解的是有些人总要将语言看成一种神圣的宗教符号，凡人大众无权变更，必须听从一小批精英的指导。其实语言是一种最具民主性社会工具，除了少数专业科学名词，绝大多数的生活类词语，其确切含意只能由大众约定成俗。
文化精英可以创造新词，但最终取决于大众是否接受，而大众所创造的新词，文化精英们基本上要照单全收，没有拒绝的权力。1980年代，当笔者还在读大学时，有一位散文名家发表一篇评论，对“彩电”一词大发牢骚，认为这是对华文的损害，应该用全称“彩色电视”。现在回想，这位作家的话还有权威性吗？
另外还有一种不理性的排外情绪，不愿见到华文吸收外来词汇，美其名曰“纯洁化”母语。但是，一些外语词汇，如果不专门引进或创造一个对应的华文词汇，是无法正确简洁地表达的。
比如方先生所举的愿景一词，对应了英文中的vision的一个含义，即对某些事物未来发展的构想。英文中的vision的这个含义极常用，企业介绍，政府文宣，随处可见，google一下corporate vision，出来的结果高达3100万。但是，在华文中，不用愿景一词，又有什么词是可以简洁地译出这个常用词的准确意味？没有对应的华文词汇，无疑会增加文化与经济交流的难度。
其实正是外来语，构成了现代汉语发展成熟的强大动力，我们今天所用一大批最普通的词汇，在四书五经二十四史中都找不到，比如：经济、机械、保险、社会、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数不胜数，全部是外来语，而且还不是第一手的，是日本人先从西方引进了这些概念与词汇，华文再从日本引进的二手货，包括方先生念念不舍的“同志”一词，也是从日本进口。
如果不引进上述这一大批外来新词，我们那些以四书五经为骨干的华文体系，几乎不可能完整地阐述、表达、传播现代社会的经济、法律、道德、新文化理念，甚至无法与外部世界进行最普通的商业交往。
由于中国传统文字难以承载现代文化，当年钱玄同等一大批中国文化精英公然提出“非废除汉字无以救中国”，方先生所推崇的鲁迅先生，以及当代文豪巴金等人，都主张最激进的方案，将汉字完全拼音化。
幸好爷爷们并不保守
如果汉字真的拼音化了，不知那些要维护华文纯洁性的人是喜还是怒？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方先生的烦恼消失了，因为粉丝，血拼这些外来词，都可以直接以拉丁字母进入华文拼音文字，不会发生歧义了。
想像一下，八十多年前，当我与方先生的爷爷一辈接触到这些新词时，爷爷们受到的刺激比方先生还要大得多，数以千计的新词怪词涌进日常生活，令人仓惶失措，无所适从。但是值得庆幸的是爷爷们终于接受并使用了这些五花八门的新词，从而使中国文化从近代的封闭保守艰难地走向现代开放。
事实上，这些当年标新立异的外来怪词，迅速成为华人日常工作生活中最普通的词汇，绝大多数华人甚至不知道如此众多基本词汇全是外来词。而这些只有几十年生命的新词，比故纸堆中那些之乎者也活了几千年的老词，要鲜活、实用得多。
作为一种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也是全世界最多人使用的语言，华文无疑是一种伟大的语言，凝聚了数千年的文化精华。但是，任何一种伟大的语言，都应该以宽容的胸怀推动内部创新，以开放的姿态迎接外部交流，从而满足现代社会经济文化高速发展的需要。
● 林晓东 ·作者来自中国，在本地从事电子网络服务
方先生对一些华文新词不表认同，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在国外生活了十几年，与中国国内的通俗文化间有了隔阂。这个问题连一些文化精英也不能幸免。
李敖不久前在复旦大学的演讲时，便大模大样地教导复旦学子说：“在宋朝你称呼一个女孩子叫她小姐，她就给你一个嘴巴子，因为宋朝的妓女叫小姐，可是现在这两个字变好了。”
其实，任何一个在中国大陆生活过几年的人都知道，小姐一词并没有变好，仍有浓厚的妓女的含义。如果某小报打出新闻“李敖饭后找小姐”，每一个中国人都会理解成李敖召妓，只有李敖自已误以为是找淑女谈正事。
所以，在中国的饭店，见到服务小姐，仍要称服务员；在街上向陌生女子问路，应称呼对方为大姐、女士等等。
小姐一词只能用于比较正式，严肃的场合，比如外交会谈、学术会议，因为这些场合用小姐一词不会产生歧义。李敖自称白话文水平五百年第一，却没有真正在当代大陆民间生活过，对这个极普通的词也拿捏不准，闹出一个笑话。
“同志”出现62.5万次
方先生例举的几个词，在中国大陆已经广为流行。在笔者印象中，“同志”一词在十年前就已经是同性恋的代名词了，在中国第一搜索引擎上百度一下，同性恋同志这个词组，结果是62.5万。干部同志这个词组的搜索结果居然只有2.1万，相差三十几倍！
与小姐一词待遇相似，同志一词仍适用于政府文宣、官方会议，但在日常生活中，就要谨慎应用了。
“粉丝”、“血拼”这些词，都是从英文Fans、Shopping直译而来，虽是音译，本身却非常形象生动。粉丝这种半透明的食品色味全无，遇水就变软呼呼一大团，但是加上配料烹煮一番，却也美味可口，用这个词形容那些人山人海、随风而倒的歌迷影迷，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了。
至于血拼，在华文口语中血字本来就有类似用法，比如说让某人出一点血，就是让某人出些钱，可惜某些官方的汉语词典从不收录这类鲜活的大众用语。
当然，笔者这些解释是否合理，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最关键的一点，不在于这些解释是出自笔者，还是出自鲁迅、巴金的金口，而是这些新词已经被大众所接受，并广泛应用了。
语言是信息交流的工具，所以，最重要的是交流的双方是否理解接受。除了意义的正确外，还要求生动形象，吸引听众或读者的注意力。比如方先生所举的“建设环球都会”这个例子，毫无疑问，此处用建设一词显得官冕堂皇，又有些老调，不是笔者这种小百姓喜闻乐见的。
营造一词不错，也有点商业气息，但打造这个词可以联想到打拼创造，用词更生动，吸引人。新加坡总理演说中使用这类官方不常用的民间用语，显得与民众更亲近一分，何乐而不为？
设想如果所有政府的华文用词从此都用打造代替建设，那么再过三十年，也许打造一词会给人老气横秋，暮气沉沉之感，建设一词重新显得新鲜生动，活力四射，这也未尝不可能。但这样的变化，完全取决于社会大众对这些词汇的心理感觉，不是个别精英所能强制规定的。
电视台主持人喜用粉丝、血拼这些词，其出发点与总理文告一样，让自已的语言有点新意，吸引听众。只要词意是准确的，这类做法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商业角度，都是合理的。
文字要保持鲜活与实用
笔者不能理解的是有些人总要将语言看成一种神圣的宗教符号，凡人大众无权变更，必须听从一小批精英的指导。其实语言是一种最具民主性社会工具，除了少数专业科学名词，绝大多数的生活类词语，其确切含意只能由大众约定成俗。
文化精英可以创造新词，但最终取决于大众是否接受，而大众所创造的新词，文化精英们基本上要照单全收，没有拒绝的权力。1980年代，当笔者还在读大学时，有一位散文名家发表一篇评论，对“彩电”一词大发牢骚，认为这是对华文的损害，应该用全称“彩色电视”。现在回想，这位作家的话还有权威性吗？
另外还有一种不理性的排外情绪，不愿见到华文吸收外来词汇，美其名曰“纯洁化”母语。但是，一些外语词汇，如果不专门引进或创造一个对应的华文词汇，是无法正确简洁地表达的。
比如方先生所举的愿景一词，对应了英文中的vision的一个含义，即对某些事物未来发展的构想。英文中的vision的这个含义极常用，企业介绍，政府文宣，随处可见，google一下corporate vision，出来的结果高达3100万。但是，在华文中，不用愿景一词，又有什么词是可以简洁地译出这个常用词的准确意味？没有对应的华文词汇，无疑会增加文化与经济交流的难度。
其实正是外来语，构成了现代汉语发展成熟的强大动力，我们今天所用一大批最普通的词汇，在四书五经二十四史中都找不到，比如：经济、机械、保险、社会、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数不胜数，全部是外来语，而且还不是第一手的，是日本人先从西方引进了这些概念与词汇，华文再从日本引进的二手货，包括方先生念念不舍的“同志”一词，也是从日本进口。
如果不引进上述这一大批外来新词，我们那些以四书五经为骨干的华文体系，几乎不可能完整地阐述、表达、传播现代社会的经济、法律、道德、新文化理念，甚至无法与外部世界进行最普通的商业交往。
由于中国传统文字难以承载现代文化，当年钱玄同等一大批中国文化精英公然提出“非废除汉字无以救中国”，方先生所推崇的鲁迅先生，以及当代文豪巴金等人，都主张最激进的方案，将汉字完全拼音化。
幸好爷爷们并不保守
如果汉字真的拼音化了，不知那些要维护华文纯洁性的人是喜还是怒？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方先生的烦恼消失了，因为粉丝，血拼这些外来词，都可以直接以拉丁字母进入华文拼音文字，不会发生歧义了。
想像一下，八十多年前，当我与方先生的爷爷一辈接触到这些新词时，爷爷们受到的刺激比方先生还要大得多，数以千计的新词怪词涌进日常生活，令人仓惶失措，无所适从。但是值得庆幸的是爷爷们终于接受并使用了这些五花八门的新词，从而使中国文化从近代的封闭保守艰难地走向现代开放。
事实上，这些当年标新立异的外来怪词，迅速成为华人日常工作生活中最普通的词汇，绝大多数华人甚至不知道如此众多基本词汇全是外来词。而这些只有几十年生命的新词，比故纸堆中那些之乎者也活了几千年的老词，要鲜活、实用得多。
作为一种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也是全世界最多人使用的语言，华文无疑是一种伟大的语言，凝聚了数千年的文化精华。但是，任何一种伟大的语言，都应该以宽容的胸怀推动内部创新，以开放的姿态迎接外部交流，从而满足现代社会经济文化高速发展的需要。
● 林晓东 ·作者来自中国，在本地从事电子网络服务
Sunday, November 13, 2005
生命的厚度与长度
现代人的一个普遍毛病是千方百计增加生命的长度，却忽略了增加生命的厚度。
===============================================
过去的短短三年间，先后送走了新加坡文化界四位老前辈、老朋友：林晨、郭宝崑、林明洲、李元开。尽管他们都越走越远，然而，一直没有走出我们对他们的怀念。想起这四位文化人，大家心里还十分难过。因为我们都希望他们活得更长久。他们如果能延伸生命的长度，必也能增加生命的厚度。
生命的厚度是这么一个概念：生活过得是否充实丰富？一生的成就是不是很大？对人类、国家、民族有没有贡献？换个说法，就是生命发出的光度与热度是大还是小?
上月17日巴金以101岁高龄逝世，人们的感情有点复杂，悲伤当然是主要的，但同时也为巴老感到宽慰，因为他终于脱离最后6年的苦海。在巴老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已不可能增加生命的厚度，但有权对他的生死做最后决定的人却要尽一切可能延长他生命的长度，他多次想让自己安乐死却未能如愿以偿。他说过一句令人心酸的话：长寿对他来讲是一种惩罚。
人们不是渴望长寿吗？为什么长寿竟然是一种惩罚呢？如果身体健康，生活富裕，家庭幸福，那么长寿确实是乐；但如果贫病交迫，孤苦零丁，何来的快乐？巴老虽然晚年不贫困，但是病痛的折磨却令他快乐不起来，他长期处于弥留状态。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赵丽宏说：“巴金活得太苦了。”
由几位老朋友与巴老的过世，我想起了李白的诗《拟古》：“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生命再长也会有终结的一天，但是生命的厚度却可以永恒，所以增加生命的厚度比延长生命的长度意义更为重大。短促而灿烂的人生肯定是比漫长而庸碌的人生更值得世人赞美。像大音乐家冼星海、聂耳，一个只活了40 岁，一个只活了24 岁，然而他们留给中华民族、留给世界的文化遗产，至今依然灿烂辉煌。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至今仍响彻神州大地，还响彻新加坡河的两岸。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了新中国的国歌。
人到了生命的黄昏，增加生命的厚度往往比延长寿命还难，就像巴老最后的岁月，油将尽而灯已枯，发不出光和热。人们不忍让他的生命早点结束，只能等待越来越不可能出现的奇迹。
人们只晓得人老了，脸上的皱纹也多了，其实，人老了，心灵的皱纹也会增多。活得精彩的人，往往是心灵的皱纹增加得比脸上的皱纹慢。还有些人是脸上还没多少皱纹，而心灵已长满了皱纹，生命的道路还很漫长，他已经喊活得很累。
其实，生命的厚度与长度密切关联，当你努力增加生命的厚度时，你就会有旺盛的生命力，你会活得很精彩，因此也会缓延衰老。现代人的一个普遍毛病是千方百计增加生命的长度，却忽略了增加生命的厚度。
● 韩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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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短短三年间，先后送走了新加坡文化界四位老前辈、老朋友：林晨、郭宝崑、林明洲、李元开。尽管他们都越走越远，然而，一直没有走出我们对他们的怀念。想起这四位文化人，大家心里还十分难过。因为我们都希望他们活得更长久。他们如果能延伸生命的长度，必也能增加生命的厚度。
生命的厚度是这么一个概念：生活过得是否充实丰富？一生的成就是不是很大？对人类、国家、民族有没有贡献？换个说法，就是生命发出的光度与热度是大还是小?
上月17日巴金以101岁高龄逝世，人们的感情有点复杂，悲伤当然是主要的，但同时也为巴老感到宽慰，因为他终于脱离最后6年的苦海。在巴老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已不可能增加生命的厚度，但有权对他的生死做最后决定的人却要尽一切可能延长他生命的长度，他多次想让自己安乐死却未能如愿以偿。他说过一句令人心酸的话：长寿对他来讲是一种惩罚。
人们不是渴望长寿吗？为什么长寿竟然是一种惩罚呢？如果身体健康，生活富裕，家庭幸福，那么长寿确实是乐；但如果贫病交迫，孤苦零丁，何来的快乐？巴老虽然晚年不贫困，但是病痛的折磨却令他快乐不起来，他长期处于弥留状态。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赵丽宏说：“巴金活得太苦了。”
由几位老朋友与巴老的过世，我想起了李白的诗《拟古》：“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生命再长也会有终结的一天，但是生命的厚度却可以永恒，所以增加生命的厚度比延长生命的长度意义更为重大。短促而灿烂的人生肯定是比漫长而庸碌的人生更值得世人赞美。像大音乐家冼星海、聂耳，一个只活了40 岁，一个只活了24 岁，然而他们留给中华民族、留给世界的文化遗产，至今依然灿烂辉煌。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至今仍响彻神州大地，还响彻新加坡河的两岸。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了新中国的国歌。
人到了生命的黄昏，增加生命的厚度往往比延长寿命还难，就像巴老最后的岁月，油将尽而灯已枯，发不出光和热。人们不忍让他的生命早点结束，只能等待越来越不可能出现的奇迹。
人们只晓得人老了，脸上的皱纹也多了，其实，人老了，心灵的皱纹也会增多。活得精彩的人，往往是心灵的皱纹增加得比脸上的皱纹慢。还有些人是脸上还没多少皱纹，而心灵已长满了皱纹，生命的道路还很漫长，他已经喊活得很累。
其实，生命的厚度与长度密切关联，当你努力增加生命的厚度时，你就会有旺盛的生命力，你会活得很精彩，因此也会缓延衰老。现代人的一个普遍毛病是千方百计增加生命的长度，却忽略了增加生命的厚度。
● 韩山元
要向中国学什么？
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教授上周在共青团主办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向新加坡学什么？》（上篇），叙述了他在岛国访问研究期间所观察、收集、了解的岛国情况，提出了岛国到底有哪些经验与做法，才是他认为值得中国借鉴、参考的。
他说，中国官员和学者介绍的岛国经验，尤受推崇的包括岛国实行威权体制，把岛国的高速经济发展归结于一党执政的威权主义体制。第二，是"高薪养廉"的制度，把岛国政府的廉洁归结于"高薪养廉"。第三，是严格管理，把岛国政府高效和良好的治理归结于严刑峻法的管理。
蔡教授在岛国住了三个月，分析了自己收集到的材料，使他对可以向岛国"学"什么提出一套不同的看法。他感觉到人民行动党和中国共产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又入微地点出了当中做法上、实质上的不同，认为上述的几点经验总结，有所偏颇和误解。
我并非为蔡教授在这个"上篇"中对岛国的肯定而感到飘飘然。中国经过了这些年的改革开放，发展越来越好，在中国大众传媒上还高调地谈向岛国"学"什么，虽然已经不多见，但事实上，我们也都知道，这些年来，一团一团从中央到地方的中国官员，都到这个小地方来考察，研究岛国的成功经验。这样的信息在岛国的报章上并不匮乏，甚至有一个时期，本地报章还经常以"到我国取经"为题，简单数字中流露自豪感。我自己在中国工作时，到不同的省市，也碰过地方官员亲切地与我谈起他们在岛国考察后的心得。
这么一个泱泱大国，一个潜在力量巨大的国家，经常在表示要向我们"学习"，我们该有什么反应？为人家要来向我们学习而沾沾自喜、洋洋自得，然后煞有其事地"教导"别人、"传授"经验？我向来认为，岛国以它特殊的条件生存和繁荣，确有自己一套经营之道。其他国家觉得我们的经验、做法有参考价值，这是让人庆幸的。但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别人对小岛国的模式感兴趣，大批派人前来，也足见他们取众之所长，要改善与提高自己的期望有多殷切。
人家研究到底要跟岛国"学"什么，或许让岛国自我感觉良好。但我还是要想，比如像蔡教授的题目，我们是否认真考虑过，岛国要向中国学习什么？岛国可以向中国学习什么？
现在到中国的岛国团队越来越多，岛国自己从高级官员到中小学生，都有组团前去中国访问交流。但是，我们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去的？大家也是去学习，大人去学习中国当代的政治制度、法律、经济；小孩去学习语文。大家层次不同，但是目的一致，就是为了应付中国崛起，要去了解他们，以便和他们打交道。这跟因为别人有什么长处，我们要去学习，是不一样的。从岛国政府官员的口里，说起我们应该注意到中国的，往往局限在他们因为贫穷太久，现在对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平充满饥渴，因此他们很有学习动力，很有拼搏精神方面。我们一定要的是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也因为这样，许多孩子明明不喜欢去"落后的"、不够卫生的中国，现在开始"被迫"得去学习浸濡。一些官员或许也在暗自讥笑中国这个那个没有效率的做法，或者社会上不文明的行为，但也因为"形势所逼"，要到中国体验体验。
虽然岛国和中国两边人员来往频密，但是基本的心态却不一样。这几年岛国的领导人开始谈到不久后，很可能情况将是倒过来的：岛国得去向中国学习。说是不错，但是我们准备好，告诉自己要向中国学习了吗？我们有没有做好功课，有足够的认识，知道要向中国学习什么？还是认为，那些发展得比我们慢的国家，问题较多的国家，实在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会批评，但是不是也懂得欣赏别人？
岛国是个危机感很强的国家，因此自知不能停步，从早年至今，都是往欧美、日本学习他们的长处。但是也因为岛国确实是在这么薄弱的条件下，在短时间内发展得不错的小地方，因此又很需要从别人的肯定中寻求安慰，也很容易因为别人的赞语而膨胀。有时我们忘了自己是怎么起步的，在一些看起来发展比我们慢、问题比我们复杂的国家面前，轻易流露的是傲慢。
● 李慧玲
他说，中国官员和学者介绍的岛国经验，尤受推崇的包括岛国实行威权体制，把岛国的高速经济发展归结于一党执政的威权主义体制。第二，是"高薪养廉"的制度，把岛国政府的廉洁归结于"高薪养廉"。第三，是严格管理，把岛国政府高效和良好的治理归结于严刑峻法的管理。
蔡教授在岛国住了三个月，分析了自己收集到的材料，使他对可以向岛国"学"什么提出一套不同的看法。他感觉到人民行动党和中国共产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又入微地点出了当中做法上、实质上的不同，认为上述的几点经验总结，有所偏颇和误解。
我并非为蔡教授在这个"上篇"中对岛国的肯定而感到飘飘然。中国经过了这些年的改革开放，发展越来越好，在中国大众传媒上还高调地谈向岛国"学"什么，虽然已经不多见，但事实上，我们也都知道，这些年来，一团一团从中央到地方的中国官员，都到这个小地方来考察，研究岛国的成功经验。这样的信息在岛国的报章上并不匮乏，甚至有一个时期，本地报章还经常以"到我国取经"为题，简单数字中流露自豪感。我自己在中国工作时，到不同的省市，也碰过地方官员亲切地与我谈起他们在岛国考察后的心得。
这么一个泱泱大国，一个潜在力量巨大的国家，经常在表示要向我们"学习"，我们该有什么反应？为人家要来向我们学习而沾沾自喜、洋洋自得，然后煞有其事地"教导"别人、"传授"经验？我向来认为，岛国以它特殊的条件生存和繁荣，确有自己一套经营之道。其他国家觉得我们的经验、做法有参考价值，这是让人庆幸的。但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别人对小岛国的模式感兴趣，大批派人前来，也足见他们取众之所长，要改善与提高自己的期望有多殷切。
人家研究到底要跟岛国"学"什么，或许让岛国自我感觉良好。但我还是要想，比如像蔡教授的题目，我们是否认真考虑过，岛国要向中国学习什么？岛国可以向中国学习什么？
现在到中国的岛国团队越来越多，岛国自己从高级官员到中小学生，都有组团前去中国访问交流。但是，我们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去的？大家也是去学习，大人去学习中国当代的政治制度、法律、经济；小孩去学习语文。大家层次不同，但是目的一致，就是为了应付中国崛起，要去了解他们，以便和他们打交道。这跟因为别人有什么长处，我们要去学习，是不一样的。从岛国政府官员的口里，说起我们应该注意到中国的，往往局限在他们因为贫穷太久，现在对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平充满饥渴，因此他们很有学习动力，很有拼搏精神方面。我们一定要的是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也因为这样，许多孩子明明不喜欢去"落后的"、不够卫生的中国，现在开始"被迫"得去学习浸濡。一些官员或许也在暗自讥笑中国这个那个没有效率的做法，或者社会上不文明的行为，但也因为"形势所逼"，要到中国体验体验。
虽然岛国和中国两边人员来往频密，但是基本的心态却不一样。这几年岛国的领导人开始谈到不久后，很可能情况将是倒过来的：岛国得去向中国学习。说是不错，但是我们准备好，告诉自己要向中国学习了吗？我们有没有做好功课，有足够的认识，知道要向中国学习什么？还是认为，那些发展得比我们慢的国家，问题较多的国家，实在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会批评，但是不是也懂得欣赏别人？
岛国是个危机感很强的国家，因此自知不能停步，从早年至今，都是往欧美、日本学习他们的长处。但是也因为岛国确实是在这么薄弱的条件下，在短时间内发展得不错的小地方，因此又很需要从别人的肯定中寻求安慰，也很容易因为别人的赞语而膨胀。有时我们忘了自己是怎么起步的，在一些看起来发展比我们慢、问题比我们复杂的国家面前，轻易流露的是傲慢。
● 李慧玲
Saturday, November 12, 2005
向新加坡学什么？（下篇）
... 在以上对新加坡的制度考察分析中，有很多的肯定和赞誉，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一定十分欣赏推崇新加坡模式，我只是想把我看到的新加坡成功背后的一些真实原因告诉大家，而这些原因正好是我们过去几十年学习新加坡经验时所忽视或曲解的。
在肯定新加坡成功经验的时候，还必须提醒两点：它的很多做法和经验值得学习，但它的模式未必具有普世性。因为新加坡确实太小了，大国碰到问题的复杂性可能比小国成几何数列增长。新加坡成功经验的背后，也有一些做法已不适应社会发展和人民需要，引起一些不满，这些不应该成为他国学习的榜样 ...
读完《向新加坡学什么？（上下篇）》后，个人觉得以上两段是满中肯的评论，也是一向来，新马双边子民（尤其是华族）在讨论新加坡好或不好，民不民主，成不成功时，所不应忽略的。
注：民主、成功的定义因人而异且具争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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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廉政光靠决心和信念是不行的。我认为，如果创业的第一代领导人有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和坚定的信念，即使没有制度保障，而靠领导人以身作则，也可以在他有影响的时候保持政府廉洁。毛泽东时代也做到了这一点。新加坡才建国40年，第一代领导人李光耀时代还没有过去，如果没有别的制度，光靠这一点也是可以保持廉政的。
李光耀不但有这种决心，而且长期以来确实以身作则，从当总理开始他每月拿3500新元，上世纪70年代初，他把部长的月薪从2500新元提高到4500新元的时候，他还是拿3500新元，直到1985年。直到现在，新加坡领导人一律都没有政府雇佣的园丁、厨师和佣人为其服务。更何况，人民行动党不仅有理想、信念和决心，还逐步建立起一套制度来保障廉政。
在证据上，对官员腐败采取有罪推定
首先是依靠建立以减少腐败机会为主旨的反腐法律制度。1960年，新加坡政府就修改了早年殖民时期的《预防腐败法》（POCA）。这个法律的宗旨是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去减少腐败的机会，并使得腐败发现起来更容易，然后用严厉、及时的惩罚来阻吓犯罪。这个法律对贪污、贿赂行为作了广泛的规定；对各种腐败的形式作了明确的规定；在证据上，对官员腐败采取有罪推定，如果一个官员被发现生活阔气，消费明显超过收入，或拥有与收入不相称的财产，法院就可以此作为受贿的证据；法律还给予反贪人员很大的调查取证权，规定被控方家属和证人有提供实情的义务，否则将受到严重处罚。
其次，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减少腐败的机会，是新加坡反腐败最重要、最有效的经验。新加坡政府是世界上少有的掌握国家和社会资源，并大量进行政府投资的政府，很多大的建设项目都由政府投资，有80％的居民住的组屋是由政府盖的。钱权交换的机会是很多的，但是由于各种制度健全，堵塞了腐败的渠道，使得官员没有机会腐败。这种制度就是权力分配的分散化，凡重大决定都防止任何一个官员可以个人作主，而是几名官员共同参与决定，政府合同由不同的级别审查决定，各种责任非常明确。
第三，强有力和有效的反贪调查局（CPIB）。现有77人的反贪调查局直接在总理领导下工作，是防止和打击贪污贿赂的利器。它的成功在于：它在新加坡得到人民的高度信任；它被赋予很有效的权力和手段，如任何证人一旦受贪污调查局传唤，都必须前往据实报告，如果发现提供假信息或误导性信息，将面临罚款和监禁处罚。新加坡毕竟很小，反贪机构能有效地监控官员，有腐败行为也很容易得到揭露。
一国的反贪是否成功、有效，有两点是十分重要的：一是制止犯罪不在于它的法律是否严厉，而在于犯罪者受处罚的概率。如果违法者受处罚的概率很小，即使再严厉的处罚都不足以制止犯罪。如果犯罪被发现的概率很高，它的震慑作用是巨大的。一位专家告诉我，新加坡贪污犯被抓的概率高出菲律宾40倍。在贪污犯被抓概率低的情况下，被抓的贪官往往还很不服气，会说：为什么抓我不抓他？认为被抓只是运气不好。所以很多人心存侥幸。
另一重要因素是对犯罪的规定必须明确。一旦触犯规定就必须给予处罚，不能再考量各种因素，如看官职大小、是否有背景、或者认为违法的太多了（如法律规定官员接受1000元即为受贿，不能因为人数太多就内部掌握接受1万元才处理）等因素。这样，就把制裁界线给模糊了，人们不知界线在哪里，就会得寸进尺。新加坡这方面非常干脆，只要发现触线的人都会受到处理。60年代，曾有一位部长反对购买波音飞机，但私下透过人向波音公司表示愿意提供有偿服务。被告发后，尽管只是嫌疑，李光耀也果断地解除了他的职务。这位部长最后被人们唾弃潦倒落魄。
第四，政府公开透明。没有公开透明就没有廉政，政府暗箱操作是腐败之源。公开透明包括各方面，政务公开透明，所有的办事程序都法制化、公开，如某工程招标，都是非常透明的，如果人们有怀疑，可以投诉。有关部门都应提供材料，并作出解释。
官员的财产都是公开的，人们对官员的财产有疑问，可以投诉，有关部门应调查并向人们作出解释，包括对李光耀本人的投诉也不例外。1995年，有人投诉李光耀父子在购房中有不公正交易。总理吴作栋下令调查李光耀和李显龙（当时副总理）两处购房过程。调查表明，这两处购房在预售中发展商给他们父子10％以内的折扣。成交后由于市场房价飞涨，于是有人就向有关部门投诉。李光耀要求将调查结果彻底公开，并把它提交国会讨论。在辩论中，反对党也认为这个折扣是市场的一般做法。由于不遮掩，完全公开披露，使此事完全化解。
第五，新加坡政府的廉洁还在于它经过几十年的国民教育，公民具有良好的素质，已经建立起廉政的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文化：人们把贪污受贿的公职人员看成社会公敌。加上新加坡是个法治社会，人们都自觉地依法律规则办事，而不会首先想到去打通关系。所以，靠行贿办事在新加坡自然就很少。
新加坡的廉政来自一整套的政治理念、社会、文化氛围、政府透明、法治和严厉查处机构等，高薪是其中一种因素，但决不是主要因素。新加坡反腐的成功在于做到了使公职人员“不能贪、不想贪、不敢贪”。把新加坡的廉政归结“高薪养廉”是错误的理论。仅靠高薪是不可能养廉的，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贪婪是无止境的。否则，你不能解释为什么那么多高官有很好的生活条件和待遇，还要贪几百万、几千万，这是为了生活吗？前印尼总统苏哈托家族贪污拥有420亿元资产（大概可以占到印尼GDP的40％），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掠夺了国家大约50亿到100亿元财富，前秘鲁总统藤森从国库贪污了数百万美元，前扎伊尔总统蒙博托搜刮了大约50亿美元至80亿美元（相当于扎伊尔每年接受国际援助资金的40％），这些作何解释呢？惟一的解释是人的贪婪是无止境的。
要防止腐败，让官员可以维持社会中等生活水平是必要的，如果收入太低，以致他们不能维持基本的生计，就必然产生腐败，像印尼和菲律宾政府给公务员的工资只够他们三分之一的生活费，逼得官员只有敲诈，很多外国人在从进海关开始就会遇上敲诈。在让官员保持中等生活水平的条件下，能不能防止腐败就要靠制度和文化了。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有效并可严格执行的制度，贪污受贿就像在自己的银行卡上取款一样容易，谁都会这么做，即使他已经很有钱。
秩序不仅靠严刑峻法
说到新加坡，人们都对它的花园城市，高效的管理和良好的秩序赞赏不已。而我们过去更多地把新加坡的这些成效归结于严格管理、严刑峻法。
新加坡确实是有非常严格的管理，为维护公共卫生和秩序，对违法者处以很高的罚款，如在公交车上吸烟、喝饮料会罚款2000新元（相当于一个人一月的工资）。新加坡还保留古代的鞭刑和绞刑。如对在建筑物上乱涂鸦者和外国人逾期不回国者，都可处以数月的监禁和鞭刑这样的重罚。但是，仅有严刑峻法就能产生现代文明和秩序吗？这点显然不能为各国的历史和现实所证明。我国有世界上最严厉的处罚贪污的法律和数以百计的反对各种腐败的规定，却不能有效地制止贪污风行，难道新加坡就能靠严刑峻法管出一个和谐、秩序、文明的社会吗？
在新加坡作研究期间，我借机会把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扫视了一遍。我深信，一个城市的街道、特别是道路交通是最能反映城市的社会秩序、文明水准和政府管理水平的。在曼谷、胡志明市和雅加达市，摩托车像蝗虫一样在街上飞奔，人们不守交通规则，无论是汽车、摩托车还是行人，有的地方也没有红绿灯，有的地方没有斑马线，你要规矩一点就过不了马路，会感到路上充满危险。还有脏乱的街道和店铺，乱要价的买卖，乱索费的管理人员。还有城市交通设计的混乱，像曼谷市不是地铁而是地上铁道（又粗又笨）直贯市中心大道，使城市充满嘈杂、混乱。每当我从周边国家城市回到新加坡时，总有一种从混乱回到秩序，从嘈杂回到安宁，从工厂回到花园的感觉。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新加坡环境优美、秩序良好、管理高效呢？我认为，有几个重要因素：一是新加坡有一套良好的法治；二是有一套优秀的公务员制度和精英治理；三是政府决策的公开和公众参与；四是有良好的公民教育。如果没有这些基本因素，光是靠严刑峻法，可以建立良好的秩序，但不可能使社会充满活力；可以使人民惧怕法律，但不可能使人民信赖尊重政府；可以使政府很有力量，但不可以使管理有高水平和富有效率。
新加坡的良好治理首先来自于它的法治传统。法治传统是英国殖民者的遗产，由李光耀这个英国剑桥大学法学院毕业生以及他的一些从英国学法律出身的同僚们很好地承袭下来。当然，他在继承英国法制时作了一些适应新加坡亚洲文化的改造，这就是他强调严刑峻法的一面。
靠熟悉程序办事，而不是靠关系办事，这就是法治社会的特点
我说的法治不仅是指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和秩序的维护，更重要的是指政府按规矩办事，而不是靠关系、人情和随情形办事。在新加坡有很多政府投资建设项目，这些项目都靠法制下的公开平等竞争招标，没有人想要通过关系去拿项目的。在公开招标中如果落选的公司对某公司中标有疑义，可以要求政府说明理由并可查询有关资料。如果不是按法律规则办事和有彻底的公开竞争，新加坡这种靠政府控制资源并大量投资的国家腐败是不堪设想的。
我认识一个为社区志愿服务的商人。他有一个娱乐公司，也做一些为娱乐场所从外国引进歌星的业务。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行业，在有的国家恐怕要靠很硬的关系才可以做。但这个老板说，我不需要关系，我只是很懂得他们的办事程序。如果我要引进一个歌星，只要他的条件符合政府规定，无论是使馆、人力资源部、或警察部门若要拒绝签证或不给工作准许证，我可以要求他们给我说明理由。如果没有道理或发现有不公正的地方，我可以投诉工作人员。如果这个工作人员受到几次投诉，他可能就有麻烦。
靠熟悉程序办事，而不是靠关系办事，这就是法治社会的特点。我看到国会议员在处理选民的投诉时，涉及到法律问题时，从不干预实体问题，而只是提出程序性的建议。如某人受警察处罚认为不公，议员只会帮他怎么申诉，不干预警察的处理。如果某人因被处罚或没有交电费而被停电，一时交不起钱求助议员，议员不会要求有关部门豁免罚款或电费，而只会建议考虑他的困难缓交。他违法违规应该交钱，没有人可以通过关系和特殊权力免除它。大家都依法办事，不干预别人行使职权。
不仅是公务人员，普通老百姓这种意识也很强。不仅是政府机关，社会组织也都严格依规矩办事。我这次去国立大学东亚所作访问研究员是一个短期的工作，所以行政管理上与大学的教授是一样的。
我是在一个周五的晚上（7月15日）到学校公寓的，由于正好是一个周末，我只能周一到所里报到。按学校的规定，我工作的起止时间从报到日（7月18日）开始，到10月17日结束。我原认为从15日到学校公寓这天开始算，这样我10月14日可以回国，所以15日后就安排了国内的工作。如果我17日才能回国，意味着我要在新加坡多呆3天，这3天的房租等费用由我自己承担。所以我向所里提出要求14日回国。所里的回答是按规定我必须17日才能回国，确实要14日回国的话，只能用你自己的休假时间，或者按请事假要扣补贴。尽管他们表示同情我的情况，但是，他们说不能改变规定。我只有填假单报批准后才按我的计划回国。研究所还实行坐班制，每周两次固定的集体学术活动。这是一个大学的研究所，不是国家机关，就实行如此严格的管理，对外国学者也不讲客气，一律按规定办事。
再好的民主和法律没有好的公务员操持，这个国家也会面临困境
法治是靠好的公务员制度实现的。李光耀曾非常重视公务员制度的建设，他说公务员关系到民主制度的存亡。有再好的民主和法律没有好的公务员操持，这个国家也会面临困境。在东南亚国家中，印度的民主制度相对比较成功（在激烈的种族、宗教和语言的冲突中得以维持），而印尼和巴基斯坦的民主制陷于崩溃，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印度接过了英国的公务员制度，而印尼则没有。荷兰人认为，不应教印尼人怎样管理自己。
新加坡信奉精英治国，他们重视挑选、培养公务员的做法也是很少见的。政府会找各行业的优秀人才加入到公务员队伍。对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人没有统一考试，但要进行高难度综合心理能力素质测试，要回答上千道题的问题。为把优秀的大学生吸收到公务员队伍，在大学里设立了“总统奖学金”和“武装部队奖学金”等各种奖学金，对获得这些奖学金的优秀学生，根据政府需要的专业，帮助完成学业，有的送出国留学。受政府资助的优秀学生，条件是毕业后当公务员，为政府服务若干年后才得离开。
高素质的公务员带来高水平的管理，这都反映在城市建设上。
我去过世界上不少大城市，新加坡的城市规划设计和公共交通便利是少见的。人们说新加坡是个购物天堂，它有很多遍及全市、分布合理的商业中心。但是，即使在周末、节假日，你也看不到大街上有多少行人，所以交通都比较畅通。为什么？人都在商场里、在相互贯通的楼宇之间和地下通道行走。新加坡的城市交通和商业区规划是令人叫绝的。
在新加坡，几乎所有大型的商业中心都与交通枢纽连在一起。交通枢纽都是公共汽车总站与某个地铁口连接。所以，新加坡人上街逛商场在家门口就可以上公共汽车或地铁，你可以直接或倒一次车就可以到一个商业中心。商业中心通常是与地铁的一个出口或巴士总站相连，每个大的商业中心里面都有饮食城，有各种风味的丰富饮食，有的还有影院等娱乐设施，人们不用出商业中心，就可以逛上一天，好购、好吃、好玩后，你根本不用去大街上走就可以坐地铁或巴士回家了。
那些巴士总站的设计也是非常智慧的。不像北京的巴士总站一般是某一路或好几路车的终点停泊站，与其他交通不一定有联系。而新加坡的巴士总站通常都是十几路甚至几十路车的会合点，而这个总站又是与地铁相连的。这样人们转车是非常方便的，到城市的任何一个地方大都不用转两次以上的车。而且转车一般不需要走太多的路，在原地可转另一个公交。
有人会问这么多车汇到一起不是人车乱成一团了吗？你在新加坡根本看不到这种情况。因为巴士总站的设计是非常科学的，它一般成一个圆形、弧形或多边形，这个圆或多边形区域与地铁相连。圆的内侧一面是巴士停车场，车子进站时把顾客运到停车场的对面，顾客下车的这一面有商店、超市和饮食城等各种服务业。人们下车后在圆的中心内购物、吃饭，然后到下车的地方乘车离开，这些车驶向不同的方向。人们大都不用在街上走和穿行马路。这就是新加坡的商业和交通一体化的设计，地铁出口就进了商场，巴士终点站必有商业中心。
新加坡的城市道路交通和商业设计、城市建设管理是一流的，反映了城市管理者水平，我认为这需要很高素质的人才能做到。
政府很相信精英的决策，但政府的决策都交人民讨论
有效的政府管理靠的是科学和智慧，还要靠民众参与。新加坡政府把许多对广大群众生活和利益有影响的决策事情通过媒体交给人民讨论。如早年为缓解市中心交通拥挤，政府提出在繁忙时段驶入市中心要不要交费的建议交市民讨论。随汽车增加，地面交通不能适应需要，政府又把兴建地铁的计划交民众发表意见。
新加坡政府很相信精英的决策，但政府的决策都交人民讨论，向人民作出解释。李光耀不但要求政府部长有决策能力，而且要有公开解释政策的能力。可见新加坡政府也是非常公开和透明的。只要涉及人民利益的大事，作出重大决策时都经过公开的辩论，听取民意，并根据民意作出调整。像80年代和90年代新加坡大幅度提高公务员工资，也都经过国会反复辩论，总理陈述各种理由说明提高薪金的必要。60年代，新加坡政府曾推行“两个就够了”的计划生育政策。80年代这个政策受到广泛指责。后来新加坡政府对这个政策进行了认真检讨，现在取消了这个政策，并采取鼓励国人多生孩子的措施。
与我们做事常常靠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比，新加坡政府的管理不仅及时到位，而且超前，很多事都是未雨绸缪，并让人民参与。为了带动经济发展，新加坡政府在今年4月决定2009年兴建两个包括赌场在内的综合旅游度假村。但是，老百姓很担心这种赌博恶习会危害家庭。于是，政府在10月17日就制定出《赌场管制法（草案）》并公布让全民讨论。草案中规定了防止可能出现滥赌的许多措施。有人评论这个草案是目前世界上同类法律中最详尽、最透明的法律。在做一件事之前，就有一套完备的制度措施跟上，这充分反映了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水平。我们这里做事常常是事先没有法律对策，事后问题暴露一大堆，也找不到有效的解决措施。新加坡的政府管理是精英决策、民众参与式的民主管理，使决策在较高水准基础上充分反映和尊重民意，这不仅使政策更正确，而且使政策更好地执行，人民了解政府政策，从而会更自觉维护和服从。这种管理才会是真正有效的。
仅靠法律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公民教育
新加坡政府推崇靠严刑峻法来建立秩序，但是，它更明白仅靠法律是不行的，法律并不都能建立秩序。李光耀认为，如果没有秩序法律便不能运作。在一个稳定的社会，只有秩序已经确立，法律能够实行的时候，才能按预先确定的法律，建立起人民之间、人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准则。秩序从何而来？它来自良好的公务员的严格依法办事和公民的规矩意识。
到过新加坡的人都会感觉到，新加坡人很和善友好，而且很敬业、有责任心和守规矩。问路时无论是行人还是巴士司机大多会耐心地告诉你。公交车上有不准吸烟和喝饮料否则罚款2000新元的告示。我从来没有看到人在禁烟的地方吸烟。几个月中我没有见过交通警察也很少看到警察，更没有见过其他什么“执法人员”。看来新加坡的法律主要靠自觉执行，而不是靠强制。李光耀说，新加坡的华人不是中国中原那些达官贵人、谦谦君子的后代，而是来自福建广东籍那些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华裔后代，为什么他们现在显得守规矩、文明、有教养呢？这主要是公民教育的结果。
新加坡社会中公务员队伍和上层人士大都是受过西方正统教育的精英，大都有遵法制、守秩序、讲责任、求认真和讲敬业的精神文化。下层普通百姓由于大多数是华人，公民教育主要是通过提倡讲汉语，强调保留东方传统文化特别是学习儒家文化，培养公民讲规矩、守秩序、有礼貌、乐于助人等品德。这些传统道德观念不是通过政治教育而是通过学校教育实现，但也辅之以社会教育和社会运动。李光耀非常重视华人传统道德的培养，在过去几十年中很多重要场合，都公开大力倡导儒家文化，大讲保持华人传统的重要性。政府也多次发动各种运动推动传统文化的保留。可以说，在华人文化圈内，新加坡是华人传统文化保持最好的国家，很多方面好于中国。可见，新加坡是一个吸西方文化之精髓，承中华传统之美德，借现代法制之工具、民主之手段，建立了新加坡的和谐社会。
在以上对新加坡的制度考察分析中，有很多的肯定和赞誉，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一定十分欣赏推崇新加坡模式，我只是想把我看到的新加坡成功背后的一些真实原因告诉大家，而这些原因正好是我们过去几十年学习新加坡经验时所忽视或曲解的。
在肯定新加坡成功经验的时候，还必须提醒两点：它的很多做法和经验值得学习，但它的模式未必具有普世性。因为新加坡确实太小了，大国碰到问题的复杂性可能比小国成几何数列增长。新加坡成功经验的背后，也有一些做法已不适应社会发展和人民需要，引起一些不满，这些不应该成为他国学习的榜样。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像是一个慈母，政府就像个有能力的严父，父母用它辛勤的劳动给子女带来财富，并用自己的管教方法呵护着它的子女，但现代社会的子女还是觉得不太舒服，愿自己过自由自在的小日子。这就是新加坡政府目前存在的问题。
（感谢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王庚武教授、学术所长黄明瀚教授、邹克渊研究员、国会议员成汉通先生、杨木光先生、人民行动党执行理事刘炳森先生为我研究提供的帮助。）
来源：《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刘进）
在肯定新加坡成功经验的时候，还必须提醒两点：它的很多做法和经验值得学习，但它的模式未必具有普世性。因为新加坡确实太小了，大国碰到问题的复杂性可能比小国成几何数列增长。新加坡成功经验的背后，也有一些做法已不适应社会发展和人民需要，引起一些不满，这些不应该成为他国学习的榜样 ...
读完《向新加坡学什么？（上下篇）》后，个人觉得以上两段是满中肯的评论，也是一向来，新马双边子民（尤其是华族）在讨论新加坡好或不好，民不民主，成不成功时，所不应忽略的。
注：民主、成功的定义因人而异且具争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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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廉政光靠决心和信念是不行的。我认为，如果创业的第一代领导人有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和坚定的信念，即使没有制度保障，而靠领导人以身作则，也可以在他有影响的时候保持政府廉洁。毛泽东时代也做到了这一点。新加坡才建国40年，第一代领导人李光耀时代还没有过去，如果没有别的制度，光靠这一点也是可以保持廉政的。
李光耀不但有这种决心，而且长期以来确实以身作则，从当总理开始他每月拿3500新元，上世纪70年代初，他把部长的月薪从2500新元提高到4500新元的时候，他还是拿3500新元，直到1985年。直到现在，新加坡领导人一律都没有政府雇佣的园丁、厨师和佣人为其服务。更何况，人民行动党不仅有理想、信念和决心，还逐步建立起一套制度来保障廉政。
在证据上，对官员腐败采取有罪推定
首先是依靠建立以减少腐败机会为主旨的反腐法律制度。1960年，新加坡政府就修改了早年殖民时期的《预防腐败法》（POCA）。这个法律的宗旨是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去减少腐败的机会，并使得腐败发现起来更容易，然后用严厉、及时的惩罚来阻吓犯罪。这个法律对贪污、贿赂行为作了广泛的规定；对各种腐败的形式作了明确的规定；在证据上，对官员腐败采取有罪推定，如果一个官员被发现生活阔气，消费明显超过收入，或拥有与收入不相称的财产，法院就可以此作为受贿的证据；法律还给予反贪人员很大的调查取证权，规定被控方家属和证人有提供实情的义务，否则将受到严重处罚。
其次，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减少腐败的机会，是新加坡反腐败最重要、最有效的经验。新加坡政府是世界上少有的掌握国家和社会资源，并大量进行政府投资的政府，很多大的建设项目都由政府投资，有80％的居民住的组屋是由政府盖的。钱权交换的机会是很多的，但是由于各种制度健全，堵塞了腐败的渠道，使得官员没有机会腐败。这种制度就是权力分配的分散化，凡重大决定都防止任何一个官员可以个人作主，而是几名官员共同参与决定，政府合同由不同的级别审查决定，各种责任非常明确。
第三，强有力和有效的反贪调查局（CPIB）。现有77人的反贪调查局直接在总理领导下工作，是防止和打击贪污贿赂的利器。它的成功在于：它在新加坡得到人民的高度信任；它被赋予很有效的权力和手段，如任何证人一旦受贪污调查局传唤，都必须前往据实报告，如果发现提供假信息或误导性信息，将面临罚款和监禁处罚。新加坡毕竟很小，反贪机构能有效地监控官员，有腐败行为也很容易得到揭露。
一国的反贪是否成功、有效，有两点是十分重要的：一是制止犯罪不在于它的法律是否严厉，而在于犯罪者受处罚的概率。如果违法者受处罚的概率很小，即使再严厉的处罚都不足以制止犯罪。如果犯罪被发现的概率很高，它的震慑作用是巨大的。一位专家告诉我，新加坡贪污犯被抓的概率高出菲律宾40倍。在贪污犯被抓概率低的情况下，被抓的贪官往往还很不服气，会说：为什么抓我不抓他？认为被抓只是运气不好。所以很多人心存侥幸。
另一重要因素是对犯罪的规定必须明确。一旦触犯规定就必须给予处罚，不能再考量各种因素，如看官职大小、是否有背景、或者认为违法的太多了（如法律规定官员接受1000元即为受贿，不能因为人数太多就内部掌握接受1万元才处理）等因素。这样，就把制裁界线给模糊了，人们不知界线在哪里，就会得寸进尺。新加坡这方面非常干脆，只要发现触线的人都会受到处理。60年代，曾有一位部长反对购买波音飞机，但私下透过人向波音公司表示愿意提供有偿服务。被告发后，尽管只是嫌疑，李光耀也果断地解除了他的职务。这位部长最后被人们唾弃潦倒落魄。
第四，政府公开透明。没有公开透明就没有廉政，政府暗箱操作是腐败之源。公开透明包括各方面，政务公开透明，所有的办事程序都法制化、公开，如某工程招标，都是非常透明的，如果人们有怀疑，可以投诉。有关部门都应提供材料，并作出解释。
官员的财产都是公开的，人们对官员的财产有疑问，可以投诉，有关部门应调查并向人们作出解释，包括对李光耀本人的投诉也不例外。1995年，有人投诉李光耀父子在购房中有不公正交易。总理吴作栋下令调查李光耀和李显龙（当时副总理）两处购房过程。调查表明，这两处购房在预售中发展商给他们父子10％以内的折扣。成交后由于市场房价飞涨，于是有人就向有关部门投诉。李光耀要求将调查结果彻底公开，并把它提交国会讨论。在辩论中，反对党也认为这个折扣是市场的一般做法。由于不遮掩，完全公开披露，使此事完全化解。
第五，新加坡政府的廉洁还在于它经过几十年的国民教育，公民具有良好的素质，已经建立起廉政的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文化：人们把贪污受贿的公职人员看成社会公敌。加上新加坡是个法治社会，人们都自觉地依法律规则办事，而不会首先想到去打通关系。所以，靠行贿办事在新加坡自然就很少。
新加坡的廉政来自一整套的政治理念、社会、文化氛围、政府透明、法治和严厉查处机构等，高薪是其中一种因素，但决不是主要因素。新加坡反腐的成功在于做到了使公职人员“不能贪、不想贪、不敢贪”。把新加坡的廉政归结“高薪养廉”是错误的理论。仅靠高薪是不可能养廉的，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贪婪是无止境的。否则，你不能解释为什么那么多高官有很好的生活条件和待遇，还要贪几百万、几千万，这是为了生活吗？前印尼总统苏哈托家族贪污拥有420亿元资产（大概可以占到印尼GDP的40％），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掠夺了国家大约50亿到100亿元财富，前秘鲁总统藤森从国库贪污了数百万美元，前扎伊尔总统蒙博托搜刮了大约50亿美元至80亿美元（相当于扎伊尔每年接受国际援助资金的40％），这些作何解释呢？惟一的解释是人的贪婪是无止境的。
要防止腐败，让官员可以维持社会中等生活水平是必要的，如果收入太低，以致他们不能维持基本的生计，就必然产生腐败，像印尼和菲律宾政府给公务员的工资只够他们三分之一的生活费，逼得官员只有敲诈，很多外国人在从进海关开始就会遇上敲诈。在让官员保持中等生活水平的条件下，能不能防止腐败就要靠制度和文化了。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有效并可严格执行的制度，贪污受贿就像在自己的银行卡上取款一样容易，谁都会这么做，即使他已经很有钱。
秩序不仅靠严刑峻法
说到新加坡，人们都对它的花园城市，高效的管理和良好的秩序赞赏不已。而我们过去更多地把新加坡的这些成效归结于严格管理、严刑峻法。
新加坡确实是有非常严格的管理，为维护公共卫生和秩序，对违法者处以很高的罚款，如在公交车上吸烟、喝饮料会罚款2000新元（相当于一个人一月的工资）。新加坡还保留古代的鞭刑和绞刑。如对在建筑物上乱涂鸦者和外国人逾期不回国者，都可处以数月的监禁和鞭刑这样的重罚。但是，仅有严刑峻法就能产生现代文明和秩序吗？这点显然不能为各国的历史和现实所证明。我国有世界上最严厉的处罚贪污的法律和数以百计的反对各种腐败的规定，却不能有效地制止贪污风行，难道新加坡就能靠严刑峻法管出一个和谐、秩序、文明的社会吗？
在新加坡作研究期间，我借机会把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扫视了一遍。我深信，一个城市的街道、特别是道路交通是最能反映城市的社会秩序、文明水准和政府管理水平的。在曼谷、胡志明市和雅加达市，摩托车像蝗虫一样在街上飞奔，人们不守交通规则，无论是汽车、摩托车还是行人，有的地方也没有红绿灯，有的地方没有斑马线，你要规矩一点就过不了马路，会感到路上充满危险。还有脏乱的街道和店铺，乱要价的买卖，乱索费的管理人员。还有城市交通设计的混乱，像曼谷市不是地铁而是地上铁道（又粗又笨）直贯市中心大道，使城市充满嘈杂、混乱。每当我从周边国家城市回到新加坡时，总有一种从混乱回到秩序，从嘈杂回到安宁，从工厂回到花园的感觉。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新加坡环境优美、秩序良好、管理高效呢？我认为，有几个重要因素：一是新加坡有一套良好的法治；二是有一套优秀的公务员制度和精英治理；三是政府决策的公开和公众参与；四是有良好的公民教育。如果没有这些基本因素，光是靠严刑峻法，可以建立良好的秩序，但不可能使社会充满活力；可以使人民惧怕法律，但不可能使人民信赖尊重政府；可以使政府很有力量，但不可以使管理有高水平和富有效率。
新加坡的良好治理首先来自于它的法治传统。法治传统是英国殖民者的遗产，由李光耀这个英国剑桥大学法学院毕业生以及他的一些从英国学法律出身的同僚们很好地承袭下来。当然，他在继承英国法制时作了一些适应新加坡亚洲文化的改造，这就是他强调严刑峻法的一面。
靠熟悉程序办事，而不是靠关系办事，这就是法治社会的特点
我说的法治不仅是指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和秩序的维护，更重要的是指政府按规矩办事，而不是靠关系、人情和随情形办事。在新加坡有很多政府投资建设项目，这些项目都靠法制下的公开平等竞争招标，没有人想要通过关系去拿项目的。在公开招标中如果落选的公司对某公司中标有疑义，可以要求政府说明理由并可查询有关资料。如果不是按法律规则办事和有彻底的公开竞争，新加坡这种靠政府控制资源并大量投资的国家腐败是不堪设想的。
我认识一个为社区志愿服务的商人。他有一个娱乐公司，也做一些为娱乐场所从外国引进歌星的业务。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行业，在有的国家恐怕要靠很硬的关系才可以做。但这个老板说，我不需要关系，我只是很懂得他们的办事程序。如果我要引进一个歌星，只要他的条件符合政府规定，无论是使馆、人力资源部、或警察部门若要拒绝签证或不给工作准许证，我可以要求他们给我说明理由。如果没有道理或发现有不公正的地方，我可以投诉工作人员。如果这个工作人员受到几次投诉，他可能就有麻烦。
靠熟悉程序办事，而不是靠关系办事，这就是法治社会的特点。我看到国会议员在处理选民的投诉时，涉及到法律问题时，从不干预实体问题，而只是提出程序性的建议。如某人受警察处罚认为不公，议员只会帮他怎么申诉，不干预警察的处理。如果某人因被处罚或没有交电费而被停电，一时交不起钱求助议员，议员不会要求有关部门豁免罚款或电费，而只会建议考虑他的困难缓交。他违法违规应该交钱，没有人可以通过关系和特殊权力免除它。大家都依法办事，不干预别人行使职权。
不仅是公务人员，普通老百姓这种意识也很强。不仅是政府机关，社会组织也都严格依规矩办事。我这次去国立大学东亚所作访问研究员是一个短期的工作，所以行政管理上与大学的教授是一样的。
我是在一个周五的晚上（7月15日）到学校公寓的，由于正好是一个周末，我只能周一到所里报到。按学校的规定，我工作的起止时间从报到日（7月18日）开始，到10月17日结束。我原认为从15日到学校公寓这天开始算，这样我10月14日可以回国，所以15日后就安排了国内的工作。如果我17日才能回国，意味着我要在新加坡多呆3天，这3天的房租等费用由我自己承担。所以我向所里提出要求14日回国。所里的回答是按规定我必须17日才能回国，确实要14日回国的话，只能用你自己的休假时间，或者按请事假要扣补贴。尽管他们表示同情我的情况，但是，他们说不能改变规定。我只有填假单报批准后才按我的计划回国。研究所还实行坐班制，每周两次固定的集体学术活动。这是一个大学的研究所，不是国家机关，就实行如此严格的管理，对外国学者也不讲客气，一律按规定办事。
再好的民主和法律没有好的公务员操持，这个国家也会面临困境
法治是靠好的公务员制度实现的。李光耀曾非常重视公务员制度的建设，他说公务员关系到民主制度的存亡。有再好的民主和法律没有好的公务员操持，这个国家也会面临困境。在东南亚国家中，印度的民主制度相对比较成功（在激烈的种族、宗教和语言的冲突中得以维持），而印尼和巴基斯坦的民主制陷于崩溃，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印度接过了英国的公务员制度，而印尼则没有。荷兰人认为，不应教印尼人怎样管理自己。
新加坡信奉精英治国，他们重视挑选、培养公务员的做法也是很少见的。政府会找各行业的优秀人才加入到公务员队伍。对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人没有统一考试，但要进行高难度综合心理能力素质测试，要回答上千道题的问题。为把优秀的大学生吸收到公务员队伍，在大学里设立了“总统奖学金”和“武装部队奖学金”等各种奖学金，对获得这些奖学金的优秀学生，根据政府需要的专业，帮助完成学业，有的送出国留学。受政府资助的优秀学生，条件是毕业后当公务员，为政府服务若干年后才得离开。
高素质的公务员带来高水平的管理，这都反映在城市建设上。
我去过世界上不少大城市，新加坡的城市规划设计和公共交通便利是少见的。人们说新加坡是个购物天堂，它有很多遍及全市、分布合理的商业中心。但是，即使在周末、节假日，你也看不到大街上有多少行人，所以交通都比较畅通。为什么？人都在商场里、在相互贯通的楼宇之间和地下通道行走。新加坡的城市交通和商业区规划是令人叫绝的。
在新加坡，几乎所有大型的商业中心都与交通枢纽连在一起。交通枢纽都是公共汽车总站与某个地铁口连接。所以，新加坡人上街逛商场在家门口就可以上公共汽车或地铁，你可以直接或倒一次车就可以到一个商业中心。商业中心通常是与地铁的一个出口或巴士总站相连，每个大的商业中心里面都有饮食城，有各种风味的丰富饮食，有的还有影院等娱乐设施，人们不用出商业中心，就可以逛上一天，好购、好吃、好玩后，你根本不用去大街上走就可以坐地铁或巴士回家了。
那些巴士总站的设计也是非常智慧的。不像北京的巴士总站一般是某一路或好几路车的终点停泊站，与其他交通不一定有联系。而新加坡的巴士总站通常都是十几路甚至几十路车的会合点，而这个总站又是与地铁相连的。这样人们转车是非常方便的，到城市的任何一个地方大都不用转两次以上的车。而且转车一般不需要走太多的路，在原地可转另一个公交。
有人会问这么多车汇到一起不是人车乱成一团了吗？你在新加坡根本看不到这种情况。因为巴士总站的设计是非常科学的，它一般成一个圆形、弧形或多边形，这个圆或多边形区域与地铁相连。圆的内侧一面是巴士停车场，车子进站时把顾客运到停车场的对面，顾客下车的这一面有商店、超市和饮食城等各种服务业。人们下车后在圆的中心内购物、吃饭，然后到下车的地方乘车离开，这些车驶向不同的方向。人们大都不用在街上走和穿行马路。这就是新加坡的商业和交通一体化的设计，地铁出口就进了商场，巴士终点站必有商业中心。
新加坡的城市道路交通和商业设计、城市建设管理是一流的，反映了城市管理者水平，我认为这需要很高素质的人才能做到。
政府很相信精英的决策，但政府的决策都交人民讨论
有效的政府管理靠的是科学和智慧，还要靠民众参与。新加坡政府把许多对广大群众生活和利益有影响的决策事情通过媒体交给人民讨论。如早年为缓解市中心交通拥挤，政府提出在繁忙时段驶入市中心要不要交费的建议交市民讨论。随汽车增加，地面交通不能适应需要，政府又把兴建地铁的计划交民众发表意见。
新加坡政府很相信精英的决策，但政府的决策都交人民讨论，向人民作出解释。李光耀不但要求政府部长有决策能力，而且要有公开解释政策的能力。可见新加坡政府也是非常公开和透明的。只要涉及人民利益的大事，作出重大决策时都经过公开的辩论，听取民意，并根据民意作出调整。像80年代和90年代新加坡大幅度提高公务员工资，也都经过国会反复辩论，总理陈述各种理由说明提高薪金的必要。60年代，新加坡政府曾推行“两个就够了”的计划生育政策。80年代这个政策受到广泛指责。后来新加坡政府对这个政策进行了认真检讨，现在取消了这个政策，并采取鼓励国人多生孩子的措施。
与我们做事常常靠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比，新加坡政府的管理不仅及时到位，而且超前，很多事都是未雨绸缪，并让人民参与。为了带动经济发展，新加坡政府在今年4月决定2009年兴建两个包括赌场在内的综合旅游度假村。但是，老百姓很担心这种赌博恶习会危害家庭。于是，政府在10月17日就制定出《赌场管制法（草案）》并公布让全民讨论。草案中规定了防止可能出现滥赌的许多措施。有人评论这个草案是目前世界上同类法律中最详尽、最透明的法律。在做一件事之前，就有一套完备的制度措施跟上，这充分反映了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水平。我们这里做事常常是事先没有法律对策，事后问题暴露一大堆，也找不到有效的解决措施。新加坡的政府管理是精英决策、民众参与式的民主管理，使决策在较高水准基础上充分反映和尊重民意，这不仅使政策更正确，而且使政策更好地执行，人民了解政府政策，从而会更自觉维护和服从。这种管理才会是真正有效的。
仅靠法律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公民教育
新加坡政府推崇靠严刑峻法来建立秩序，但是，它更明白仅靠法律是不行的，法律并不都能建立秩序。李光耀认为，如果没有秩序法律便不能运作。在一个稳定的社会，只有秩序已经确立，法律能够实行的时候，才能按预先确定的法律，建立起人民之间、人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准则。秩序从何而来？它来自良好的公务员的严格依法办事和公民的规矩意识。
到过新加坡的人都会感觉到，新加坡人很和善友好，而且很敬业、有责任心和守规矩。问路时无论是行人还是巴士司机大多会耐心地告诉你。公交车上有不准吸烟和喝饮料否则罚款2000新元的告示。我从来没有看到人在禁烟的地方吸烟。几个月中我没有见过交通警察也很少看到警察，更没有见过其他什么“执法人员”。看来新加坡的法律主要靠自觉执行，而不是靠强制。李光耀说，新加坡的华人不是中国中原那些达官贵人、谦谦君子的后代，而是来自福建广东籍那些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华裔后代，为什么他们现在显得守规矩、文明、有教养呢？这主要是公民教育的结果。
新加坡社会中公务员队伍和上层人士大都是受过西方正统教育的精英，大都有遵法制、守秩序、讲责任、求认真和讲敬业的精神文化。下层普通百姓由于大多数是华人，公民教育主要是通过提倡讲汉语，强调保留东方传统文化特别是学习儒家文化，培养公民讲规矩、守秩序、有礼貌、乐于助人等品德。这些传统道德观念不是通过政治教育而是通过学校教育实现，但也辅之以社会教育和社会运动。李光耀非常重视华人传统道德的培养，在过去几十年中很多重要场合，都公开大力倡导儒家文化，大讲保持华人传统的重要性。政府也多次发动各种运动推动传统文化的保留。可以说，在华人文化圈内，新加坡是华人传统文化保持最好的国家，很多方面好于中国。可见，新加坡是一个吸西方文化之精髓，承中华传统之美德，借现代法制之工具、民主之手段，建立了新加坡的和谐社会。
在以上对新加坡的制度考察分析中，有很多的肯定和赞誉，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一定十分欣赏推崇新加坡模式，我只是想把我看到的新加坡成功背后的一些真实原因告诉大家，而这些原因正好是我们过去几十年学习新加坡经验时所忽视或曲解的。
在肯定新加坡成功经验的时候，还必须提醒两点：它的很多做法和经验值得学习，但它的模式未必具有普世性。因为新加坡确实太小了，大国碰到问题的复杂性可能比小国成几何数列增长。新加坡成功经验的背后，也有一些做法已不适应社会发展和人民需要，引起一些不满，这些不应该成为他国学习的榜样。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像是一个慈母，政府就像个有能力的严父，父母用它辛勤的劳动给子女带来财富，并用自己的管教方法呵护着它的子女，但现代社会的子女还是觉得不太舒服，愿自己过自由自在的小日子。这就是新加坡政府目前存在的问题。
（感谢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王庚武教授、学术所长黄明瀚教授、邹克渊研究员、国会议员成汉通先生、杨木光先生、人民行动党执行理事刘炳森先生为我研究提供的帮助。）
来源：《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刘进）
向新加坡学什么？（上篇）
新加坡以它高度的经济发展，廉洁高效的政府和优美舒适的环境赢得了世界的普遍赞誉。新加坡的治国经验特别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府所重视，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在与新加坡政府正式会谈以后，邓小平与李光耀单独闭门谈了3个小时。这以后邓对新加坡的经验赞口不绝，并对高层领导多次谈到要向新加坡学习（后来李光耀资政也几乎成了中国领导人的资政）。所以我国有很多高级领导人都访问过新加坡，大量的中下级领导人和官员被派去学习和培训。所以，新加坡的经验是中国从高层到地方官员高度认可的、并一直认真学习的榜样。
在被我国官员学习和学者介绍的新加坡经验中，有几点被尤为推崇：一是威权体制，把新加坡的高速经济发展归结于一党执政的权威主义体制；二是“高薪养廉”制度，把新加坡的政府廉洁归结于“高薪养廉”；三是严格管理，把新加坡政府高效和良好的治理归结于严刑峻法的管理。2005年7月到10月，我有幸被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邀请做访问研究，使我有机会对新加坡的制度作亲历考察。我发现上述被国内官员学者推崇的新加坡经验有很大的偏颇和误解，使人们对新加坡的了解有相当大的误导。我想谈谈我所了解到的新加坡的经验，及我们应该向新加坡学什么的一些看法。
民主机制下的威权政治
新加坡确实是一党执政权威体制发展经济的成功范例。这一点被广泛地用来证明权威主义体制有利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要搞民主。
不错，新加坡是一个建国40年来一直由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的国家。李光耀也一直以新加坡是一个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小国，不能出现多党纷争政治，否则将难以生存这样的话来警告国人。新加坡也确实在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都是不可否定的事实。我认为，新加坡的成功并不在于它的权威体制，而在于它充满着深深的忧患意识和发愤图强的精神，特别是人民行动党在民主制的框架下，全心全意为民服务，以争取人民支持的结果。
要了解新加坡经验，必须了解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和它的政治制度。新加坡到底是一个什么制度？是民主制还是个专制政府？它有一个完全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制度，而又有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有一套英国留下的法治传统和公务员制度，又有一套融合儒家和法家思想治国的理念；它以英文作为官方语言（就是官方接受的都是西方文化和西方的思维方式），但又有76％的人有中国血统（又有很深的中国人的品性）。
人民行动党有很多与中国共产党相似的地方，它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有严密的党组织并有党的外围组织职工总会、青年团和妇女团，特别在基层有党支部。有一套像中共早期严格发展党员的制度，党有很强的组织动员能力。但是，它与中国共产党有根本不同的地方，它不是一个以劳动者为基础的政党，而是一个精英分子政党，早期有些普通劳动者入党后被请出了人民行动党。它是个以共产党为对手、主要与共产党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政党。它是一个议会制政党，而不是一个革命党。它是通过多党竞选上台的，并且必须赢得五年一次的国会选举才能执政，政府官员必须通过像西方议员一样的竞选过程。当然目前的选举并不是很公正的：人民行动党作为执政党，利用手中的权力，制定选举规则、运用财政和政府资源、操控选举程序（如在选区划分、候选人资格审查等）、掌控媒体舆论，甚至最后不惜用司法手段打压反对党。但不管怎样，它形式上还是多党制，党还是要靠打“选战”，最终要靠多数人民的投票支持才能执政。党不能强迫人民投票，而只能靠讨好人民、取信于人民才能执政。正是这一点，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并被人们和国际社会承认其合法性的基础。
尽管反对党非常弱小，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无法挑战人民行动党，尽管执政党可以利用行政、司法和媒体各种手段打压反对党。但是，反对党对人民行动党仍然有很大的压力，人民行动党对待选举的认真态度，与西方多党制国家政党竞选有相同之处。由于人民行动党最早是靠议会民主制上台的，尽管长期由它一党执政，它可以利用各种民主的手段保证自己的地位，但它不能废除民主制形式。它虽然有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但它一直保持着党内民主、党内的开放思想和不同观点。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执政党是通过议会和政府等政权的形式执政，而不是通过党直接执政。竞选国会议员，国会议员在联系人民群众与政府方面起着支撑整个政权的作用，这点与西方民主的国家没有区别。
所以，由上述而判断，新加坡基本是个民主政体，但实行权威统治。人民行动党执政基本上还是建立在人民支持这一合法性基础上的。正是这一点使新加坡权威统治具有了合法性。人民行动党以“为民服务”为宗旨，通过议会选举途径和国会议员大量、深入、细致地做选民工作，争取选民支持而取得执政，使“为民服务”通过议会制度和国会议员的活动，落实在行动上。我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真正实现“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应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新加坡的成功主要不在于它的权威主义，而是真正“为民服务”。如果只讲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权威统治一面，不讲它时刻为民办事，为争取人民支持和选票的民主基础，只讲严刑峻法的管理，不讲它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和娴熟的法治水平，就是对新加坡经验的极大误解。
“为人民服务”决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下面我们来看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是如何“为民服务”，争取民意支持的。
新加坡实行英国式的内阁制代议制民主。除有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外，还有很多反对党。人民行动党在历次大选中的得票率最低的时候只有61％，高的时候84％，本届议会得票率为75％。由于计票方法的问题，反对党在国会中只有2个席位。
人民行动党是怎么在公开竞选的条件下持久地赢得多数选票支持的呢？经调查研究，大致有以下几种因素：一是注重民意，为民服务。二是利用政府资源为执政党大做民心工程，争取选票，如竞选时作出政治承诺，最后由政府买单。三是执政党掌握了选举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在选举程序上作出有利于执政党的安排：如选区划分每次都可以改变，并且随意分割，这可以把反对党支持者集中的力量拆散；采用集选区制也很不利于反对党取胜。四是以各种手段打压反对党，包括以候选人登记制取消政敌的候选人资格；通过对法院的控制来制裁反对党。一位外国批评家说，“在新加坡，通过法律程序迫使一些批评者破产，从而使他们退出政坛，使用诽谤罪起诉来搞倒政敌，是新加坡政界高层惯用的方式。”
然而在以上诸种因素中，最重要的还是靠真诚“为民服务”这一条，没有这一条，而靠后面这些不正当的手段，人民行动党肯定早就被人民轰下了台。在我走访的一些学者和普通人中，对人民行动党最不满的，也就是它采取后面这些不太光彩的手段。但是，由于它真的认认真真为民办事，也确实办得不错，人民也就容忍了这些。而这些也是人民行动党的危机所在。
人民行动党的执政信念是以民为本，心系群众，关怀草根。它是怎么落实这些理念的呢？具体通过国会议员与党的社区领袖携手扎根基层，以为民服务为宗旨，全心投入为选区服务，多种方式联系选民，定期接待选民，听取民意，把脉民生，为民众排忧解难。这些口号和方法我们听起来非常熟悉，似曾相识。但对人民行动党来说，这决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它是通过点点滴滴的为民办事，才争来了执政地位。
一个议员一年最多接待了5万选民
人民行动党议员是怎么“为民服务”的呢？为此，我考察了两个议员的选民接待活动日。根据行动党的要求，国会议员必须每周有一个晚上接待选民，包括政府内阁成员也不例外（新加坡实行议会内阁制，政府内阁成员是从议员中产生的）。我去走访的正好是李显龙总理的集选区（一个选区选多名议员，而且是各政党组团队来竞选），与他一同选区的议员告诉我，李显龙当副总理时也要每周来接待选民，现在当总理不能经常来，但每周也要委托人来接待选民。这个集选区有5个议员，把选区分成5个小区，每个议员固定联系一个区。
接待我的议员说，一般情况下每次接待选民大约有40～50个选民求助（据材料，有接待选民多的议员一年接待过5万个选民）。接待室一般在社区由议员租用的幼儿园、社区活动中心等公共场所内。一些党的社区领袖（基层骨干）每周为议员接待选民提供志愿服务，为求助者登记、录入、摘要、分类和提出处理建议等。不管来多少求助者，议员当晚都要把所有投诉者接待完。来选民接待站求助的问题，根本不是在我们这里看到的那么严重的上访问题（或冤假错案，或告贪官污吏，或土地被占、房屋拆迁等等），而在我们看来多数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个人小事。来投诉的问题通常是：希望能更快地分配到组屋（新加坡政府为高收入以外的居民提供的一种低价商品房）；孩子能不能报读更好学校；外籍配偶能否申请永久居民？有的是要求找工作；有的要求暂缓还贷款或缓交水电费；有的是子女不赡养老人；有的是邻里纠纷楼上影响楼下的安宁，等等。
来求助的问题并不是议员都能解决，很多情况下议员只是给来访者提供正确解决问题的途径和信息，对一些问题提出处理意见、建议转交政府部门和法定机构。议员有的也要求政府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来现场办公，当场解决一些选民的投诉。对极少数十分贫困的求助者急需要钱的，议员当场开出一张小额支票，以解燃眉之急。有关部门会十分重视议员的来信，会尽量解决求助的问题。有些大的、困难的问题，或有关部门没有很好解决答复的问题，议员有机会向部长提出，政府专门安排了议员与部长共同进餐的场所。不管投诉的问题是否能解决，有关部门都要给予投诉者答复或给一个合理的解释。
除了接待选民，议员还必须走访选区与选民保持广泛的接触。访问选区是十分辛劳的事。一种是撒网式的，利用半天时间走访选区内的几个点；一种是每周进行一次挨家挨户的访问，一户一户地认识居民。国会议员要确保大选前访问每一座组屋的每个家庭至少两次。通过访问，了解普通居民的生活和需求，以争取选民的支持。
人民行动党总部只有11个工作人员
人民行动党把整个执政基础深深地扎根在基层。人民行动党在基层还通过各种组织为选区公民提供服务，主要有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和人民协会。
社区基金是人民行动党在基层设立的福利性机构，为社区提供一些政府基层组织所不及的服务，在社区开办行动党幼儿园、托儿中心、儿童图书馆、电脑辅导班等，还为选区提供一些福利如保健计划、学生奖学金等，总之居民需要什么，就主办什么活动。如社区幼儿园为中低收入的家庭提供低价的学前教育（如每学期收费从20多元到80多元，私人幼儿园高达800到2000多元不等）。每个组屋区都有一所行动党的幼儿园，目的是从幼儿开始培养对行动党的认同，也是为了争取家长选民的支持。
人民协会是一个半官方的非政府组织，主要从事政府不及的社区服务事务，如经营老人乐龄中心、退休人员俱乐部、儿童音乐绘画班、电脑、健美、舞蹈班，甚至开茶室、收藏室等，组织居民进行交流、搞聚餐活动、节日庆祝、歌咏比赛、搞环境保护等，总之一切能吸引、服务居民的事他们都干。他们办的这些活动虽然都是经营性的，但不营利，由于政府有补助，比其他完全商业性的经营便宜许多。
这些社区服务组织都掌握在人民行动党的基层领导手里。这个领导就是选区国会议员。国会议员既是选区党组织的支部主席，又是社区基金会的主席，也是人民协会的顾问。就是说，所有“为民服务”的好事都由党的国会议员包揽。在这里，没有党的领导，只有党的服务。
很多去过人民行动党总部考察的中国领导人、官员和学者，都对行动党总部小楼表示惊讶。这个执政40年成就辉煌的党，总部坐落在偏僻但交通方便的机场路边，在许多居民组屋中间一座再普通不过的只有二层高的小楼，办公室和会议室设备简陋，党总部只有11个工作人员。曾多次有人提议在市中心最繁华的乌节路建一座行动党总部大楼，党经过反复考虑取消了这一计划。认为党的总部大楼建在市中心太显眼，使人民随时感到党高高在上。于是党的总部从繁华闹市搬到了远离市区的居民区。
行动党总部这么少的工作人员，表明它没有、也不可能承担任何政府职能。还表明党的核心并不集中在上面。可见，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不在政府之外、政府之上，而是在政府之中，在选区人民群众中。行动党不显示权力，而是时刻告诫不忘人民，不能脱离人民的支持。并且从制度上保证这样做，这才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民主体制下一党长期执政的根本所在。
新加坡是个民主制政体，但缺乏充分的政治自由（社会自由还是有的）；有严格的法治，但并不充分保障现代人权；有成熟的市场经济，而政府控制无所不在。
中国向新加坡学什么？是只学上述的后者，不学它如何在民主制度基础上，通过政权途径打造民心基础，那就是对新加坡经验的极大误读，会把人引向歧途。要知道是人民行动党建立在民主制度和民心基础上的执政，才使它有权威的统治和立于不败之地。而五年一次的大选是一把悬在人民行动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有失去政权的危险，使它一直充满着危机感，督促它时刻不忘记人民。这才是它认真为民服务的内在的、永久动力。
“廉政”并非高薪养
根据透明国际全球腐败指数显示，2005年全球最清廉的国家和地区排名中，新加坡名列第五，它也是亚洲最清廉的国家。新加坡的政府廉洁为世界所公认。新加坡所处的周围国家和地区腐败丛生，为什么新加坡一枝独秀保持清廉？
很多去新加坡考察回来的人们告诉我们，新加坡的经验是“高薪养廉”。很多学者和官员对新加坡的“高薪养廉”赞赏不已，跃跃欲试。如果不是中国政府官员太多和经济能力不及，恐怕高薪养廉早已实施。
新加坡是怎么保持政府的廉洁，是高薪养起来的吗？这是我到新加坡后特别想搞清楚的问题。
为弄清这个问题，我先后走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人民行动党总部、国会议员和有关政府官员。我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个重要的、颠覆我们观念的理论是，新加坡政府实行官员高薪制的主要目的不是用来养廉的，而是为了吸引人才。国大政治学系反腐研究专家JonS．T．Quah教授告诉我，新加坡政府官员高薪制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真正开始实行的。在这以前，新加坡政府就解决了廉政问题。
在殖民地政府时代，新加坡也是很腐败的。当时公务员工资不算低。1965年新加坡被马来西亚踢出来独立建国时，给这个没有任何资源的新生小国留下的是大量的财政赤字。人民行动党当时就发誓要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但为了减少开支，不得不大量削减公务员的工资。所以到70年代初，新加坡公务员的工资是很低的，1973年开始给公务员每年多发一个月的薪水，但水平还是很低的。
1985年，李光耀提出要减少政治领导人和高级公务员与私营企业界高级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以降低腐败的刺激。1989年较大幅度提高工资。1994年实行部长和高级公务员年薪与6个私营企业界前4名高级人员的平均工资挂钩的政策，部长和高级官员拿他们三分之二的薪水，并根据经济状况上下浮动。以2000年为例，总理年薪为194万新元，部长为142万新元，政务部长或其他顶级公务员在110万新元左右。常任秘书约60万～70万新元，中级官员约10多万新元。
从上述情况看，新加坡高级领导人的收入差不多是世界上最高的。但是，有两点必须注意：一是这些拿100万以上高薪的人很少，政府部门估计也就只有30人左右。二是这个薪金是政府给他们的全部收入，部长包括总理都没有专职司机和汽车，上班开自己的车，有大型公务活动才会政府派车。他们没有政府的退休金和医疗保险，都要自己上商业养老和医疗保险。一位高级官员告诉我，如果一位部长在大选中落选，不能当部长，那他什么也没有了，政府与他就没有关系了。部长薪金看起来很多，但这是全部收入，再不能有其他收入，也没有其他任何的特殊待遇。
提高领导人薪金的出发点，是为了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到政府任职
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时，单位组织去越南旅游（费用自己掏，单位补助一点），可带家属，费用自理。所长家属与我们一起旅游。同事告诉我所长夫人是政府的一位副部长。根据我们的经验，部长应该是带着她的家属“公游”就可以了，根本不会与我们跟团队旅游。另一件事是一位新加坡部长应邀来北京公务，有点业余时间想看看北京有特点的地方，我介绍了一个地方。部长一行四人要打车过来，我说还是我开车去接吧。我与部长开玩笑说，我能给部长开车这是我不可想像的事。根据我们了解，我国部长出国，肯定有使馆的全程安排和陪同。
由此看来，与其他国家比，新加坡官员是不是“高薪”制还不敢肯定，需要对隐性收入作复杂的计算。即使是高薪制，这种高薪也充满着责任和风险，离任职务后政府没有给他任何的保障。
当年李光耀提出提高领导人薪金的出发点是为了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到政府任职，也防止人才流失。虽然有防腐的目的，但不是主要的。
我们知道，李光耀在新加坡推行精英政治。他希望把各界精英都吸收到政府担任高级领导人。他纳贤的对象主要是医生、律师、会计、大学教授、企业家、银行家等有能力、并且诚实和品德优秀的杰出人物。如果发现合适的人选，行动党会劝他们弃职从政。这意味着他们可能放弃200万、300万，甚至500万的年薪。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来当一个部长少于100万也是不太容易劝人家来从政的。可见，新加坡的政治生态与中国完全不同，新加坡人不太愿意从政，要从社会招揽人才。中国社会是官本位，直到今天很多大学生仍以考公务员为第一志愿。一个公务员职位招考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报名。如果实行公务员高薪，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念更会偏斜，更像中国古代那样“唯有读书高”了。为了当官而争斗，官场腐败会更加严重。所以，不了解新加坡的背景，光看到官员的高薪，以为是高薪养廉，是很片面的。这些杰出人士来从政，不是钱所吸引的，而是要他们经济上作出牺牲。如果是为了钱，他们用不着来当官，他们的收入本来就很高。所以，高薪的目的是为了吸引人才和防止人才的流失，但它也能降低腐败的诱惑，会起到防腐的客观效果。
那么，人们会问新加坡政府是如何保持廉政的？据我的了解，它绝不是人们普遍流行认为的“高薪养廉”，而是有更多的其他重要因素：
首先，以廉政作为人民行动党的强烈的执政理念。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像新加坡政府，把廉政作为如此重要的执政理念。所以，人民行动党的党徽中间白色部分就是表明“廉洁与正直”。1959年人民行动党赢得第一届大选组织政府时，内阁成员就一律穿统一白色装宣誓就职。这套白装成了人民行动党的党服，在重大集会和节日，行动党都穿它。表明这个党以廉政为最重要的价值。为什么？
我们知道，新加坡刚独立和建立自治政府的时候，它周围的亚洲国家领袖都是贪得无厌，官员腐败、堕落、贪污、贿赂、敲诈无所不在。在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国民党政府、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包括新加坡，政府一个比一个腐败。这些原为受压迫的同胞争取自由的斗士，都堕落成为人民财产的掠夺者。人民行动党也是在亚洲革命浪潮冲击下，为摆脱殖民统治为同胞争取自由建立的，但他们的领导人都是出身资产阶级，并大多是受过剑桥教育的大学生。他们对这些腐败深恶痛绝，他们赞赏当时中国共产党艰苦朴素的作风。所以，他们发誓要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李光耀说，如果我们不能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我们将不能生存。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教授）
来源：《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刘进）
在被我国官员学习和学者介绍的新加坡经验中，有几点被尤为推崇：一是威权体制，把新加坡的高速经济发展归结于一党执政的权威主义体制；二是“高薪养廉”制度，把新加坡的政府廉洁归结于“高薪养廉”；三是严格管理，把新加坡政府高效和良好的治理归结于严刑峻法的管理。2005年7月到10月，我有幸被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邀请做访问研究，使我有机会对新加坡的制度作亲历考察。我发现上述被国内官员学者推崇的新加坡经验有很大的偏颇和误解，使人们对新加坡的了解有相当大的误导。我想谈谈我所了解到的新加坡的经验，及我们应该向新加坡学什么的一些看法。
民主机制下的威权政治
新加坡确实是一党执政权威体制发展经济的成功范例。这一点被广泛地用来证明权威主义体制有利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要搞民主。
不错，新加坡是一个建国40年来一直由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的国家。李光耀也一直以新加坡是一个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小国，不能出现多党纷争政治，否则将难以生存这样的话来警告国人。新加坡也确实在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都是不可否定的事实。我认为，新加坡的成功并不在于它的权威体制，而在于它充满着深深的忧患意识和发愤图强的精神，特别是人民行动党在民主制的框架下，全心全意为民服务，以争取人民支持的结果。
要了解新加坡经验，必须了解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和它的政治制度。新加坡到底是一个什么制度？是民主制还是个专制政府？它有一个完全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制度，而又有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有一套英国留下的法治传统和公务员制度，又有一套融合儒家和法家思想治国的理念；它以英文作为官方语言（就是官方接受的都是西方文化和西方的思维方式），但又有76％的人有中国血统（又有很深的中国人的品性）。
人民行动党有很多与中国共产党相似的地方，它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有严密的党组织并有党的外围组织职工总会、青年团和妇女团，特别在基层有党支部。有一套像中共早期严格发展党员的制度，党有很强的组织动员能力。但是，它与中国共产党有根本不同的地方，它不是一个以劳动者为基础的政党，而是一个精英分子政党，早期有些普通劳动者入党后被请出了人民行动党。它是个以共产党为对手、主要与共产党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政党。它是一个议会制政党，而不是一个革命党。它是通过多党竞选上台的，并且必须赢得五年一次的国会选举才能执政，政府官员必须通过像西方议员一样的竞选过程。当然目前的选举并不是很公正的：人民行动党作为执政党，利用手中的权力，制定选举规则、运用财政和政府资源、操控选举程序（如在选区划分、候选人资格审查等）、掌控媒体舆论，甚至最后不惜用司法手段打压反对党。但不管怎样，它形式上还是多党制，党还是要靠打“选战”，最终要靠多数人民的投票支持才能执政。党不能强迫人民投票，而只能靠讨好人民、取信于人民才能执政。正是这一点，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并被人们和国际社会承认其合法性的基础。
尽管反对党非常弱小，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无法挑战人民行动党，尽管执政党可以利用行政、司法和媒体各种手段打压反对党。但是，反对党对人民行动党仍然有很大的压力，人民行动党对待选举的认真态度，与西方多党制国家政党竞选有相同之处。由于人民行动党最早是靠议会民主制上台的，尽管长期由它一党执政，它可以利用各种民主的手段保证自己的地位，但它不能废除民主制形式。它虽然有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但它一直保持着党内民主、党内的开放思想和不同观点。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执政党是通过议会和政府等政权的形式执政，而不是通过党直接执政。竞选国会议员，国会议员在联系人民群众与政府方面起着支撑整个政权的作用，这点与西方民主的国家没有区别。
所以，由上述而判断，新加坡基本是个民主政体，但实行权威统治。人民行动党执政基本上还是建立在人民支持这一合法性基础上的。正是这一点使新加坡权威统治具有了合法性。人民行动党以“为民服务”为宗旨，通过议会选举途径和国会议员大量、深入、细致地做选民工作，争取选民支持而取得执政，使“为民服务”通过议会制度和国会议员的活动，落实在行动上。我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真正实现“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应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新加坡的成功主要不在于它的权威主义，而是真正“为民服务”。如果只讲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权威统治一面，不讲它时刻为民办事，为争取人民支持和选票的民主基础，只讲严刑峻法的管理，不讲它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和娴熟的法治水平，就是对新加坡经验的极大误解。
“为人民服务”决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下面我们来看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是如何“为民服务”，争取民意支持的。
新加坡实行英国式的内阁制代议制民主。除有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外，还有很多反对党。人民行动党在历次大选中的得票率最低的时候只有61％，高的时候84％，本届议会得票率为75％。由于计票方法的问题，反对党在国会中只有2个席位。
人民行动党是怎么在公开竞选的条件下持久地赢得多数选票支持的呢？经调查研究，大致有以下几种因素：一是注重民意，为民服务。二是利用政府资源为执政党大做民心工程，争取选票，如竞选时作出政治承诺，最后由政府买单。三是执政党掌握了选举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在选举程序上作出有利于执政党的安排：如选区划分每次都可以改变，并且随意分割，这可以把反对党支持者集中的力量拆散；采用集选区制也很不利于反对党取胜。四是以各种手段打压反对党，包括以候选人登记制取消政敌的候选人资格；通过对法院的控制来制裁反对党。一位外国批评家说，“在新加坡，通过法律程序迫使一些批评者破产，从而使他们退出政坛，使用诽谤罪起诉来搞倒政敌，是新加坡政界高层惯用的方式。”
然而在以上诸种因素中，最重要的还是靠真诚“为民服务”这一条，没有这一条，而靠后面这些不正当的手段，人民行动党肯定早就被人民轰下了台。在我走访的一些学者和普通人中，对人民行动党最不满的，也就是它采取后面这些不太光彩的手段。但是，由于它真的认认真真为民办事，也确实办得不错，人民也就容忍了这些。而这些也是人民行动党的危机所在。
人民行动党的执政信念是以民为本，心系群众，关怀草根。它是怎么落实这些理念的呢？具体通过国会议员与党的社区领袖携手扎根基层，以为民服务为宗旨，全心投入为选区服务，多种方式联系选民，定期接待选民，听取民意，把脉民生，为民众排忧解难。这些口号和方法我们听起来非常熟悉，似曾相识。但对人民行动党来说，这决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它是通过点点滴滴的为民办事，才争来了执政地位。
一个议员一年最多接待了5万选民
人民行动党议员是怎么“为民服务”的呢？为此，我考察了两个议员的选民接待活动日。根据行动党的要求，国会议员必须每周有一个晚上接待选民，包括政府内阁成员也不例外（新加坡实行议会内阁制，政府内阁成员是从议员中产生的）。我去走访的正好是李显龙总理的集选区（一个选区选多名议员，而且是各政党组团队来竞选），与他一同选区的议员告诉我，李显龙当副总理时也要每周来接待选民，现在当总理不能经常来，但每周也要委托人来接待选民。这个集选区有5个议员，把选区分成5个小区，每个议员固定联系一个区。
接待我的议员说，一般情况下每次接待选民大约有40～50个选民求助（据材料，有接待选民多的议员一年接待过5万个选民）。接待室一般在社区由议员租用的幼儿园、社区活动中心等公共场所内。一些党的社区领袖（基层骨干）每周为议员接待选民提供志愿服务，为求助者登记、录入、摘要、分类和提出处理建议等。不管来多少求助者，议员当晚都要把所有投诉者接待完。来选民接待站求助的问题，根本不是在我们这里看到的那么严重的上访问题（或冤假错案，或告贪官污吏，或土地被占、房屋拆迁等等），而在我们看来多数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个人小事。来投诉的问题通常是：希望能更快地分配到组屋（新加坡政府为高收入以外的居民提供的一种低价商品房）；孩子能不能报读更好学校；外籍配偶能否申请永久居民？有的是要求找工作；有的要求暂缓还贷款或缓交水电费；有的是子女不赡养老人；有的是邻里纠纷楼上影响楼下的安宁，等等。
来求助的问题并不是议员都能解决，很多情况下议员只是给来访者提供正确解决问题的途径和信息，对一些问题提出处理意见、建议转交政府部门和法定机构。议员有的也要求政府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来现场办公，当场解决一些选民的投诉。对极少数十分贫困的求助者急需要钱的，议员当场开出一张小额支票，以解燃眉之急。有关部门会十分重视议员的来信，会尽量解决求助的问题。有些大的、困难的问题，或有关部门没有很好解决答复的问题，议员有机会向部长提出，政府专门安排了议员与部长共同进餐的场所。不管投诉的问题是否能解决，有关部门都要给予投诉者答复或给一个合理的解释。
除了接待选民，议员还必须走访选区与选民保持广泛的接触。访问选区是十分辛劳的事。一种是撒网式的，利用半天时间走访选区内的几个点；一种是每周进行一次挨家挨户的访问，一户一户地认识居民。国会议员要确保大选前访问每一座组屋的每个家庭至少两次。通过访问，了解普通居民的生活和需求，以争取选民的支持。
人民行动党总部只有11个工作人员
人民行动党把整个执政基础深深地扎根在基层。人民行动党在基层还通过各种组织为选区公民提供服务，主要有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和人民协会。
社区基金是人民行动党在基层设立的福利性机构，为社区提供一些政府基层组织所不及的服务，在社区开办行动党幼儿园、托儿中心、儿童图书馆、电脑辅导班等，还为选区提供一些福利如保健计划、学生奖学金等，总之居民需要什么，就主办什么活动。如社区幼儿园为中低收入的家庭提供低价的学前教育（如每学期收费从20多元到80多元，私人幼儿园高达800到2000多元不等）。每个组屋区都有一所行动党的幼儿园，目的是从幼儿开始培养对行动党的认同，也是为了争取家长选民的支持。
人民协会是一个半官方的非政府组织，主要从事政府不及的社区服务事务，如经营老人乐龄中心、退休人员俱乐部、儿童音乐绘画班、电脑、健美、舞蹈班，甚至开茶室、收藏室等，组织居民进行交流、搞聚餐活动、节日庆祝、歌咏比赛、搞环境保护等，总之一切能吸引、服务居民的事他们都干。他们办的这些活动虽然都是经营性的，但不营利，由于政府有补助，比其他完全商业性的经营便宜许多。
这些社区服务组织都掌握在人民行动党的基层领导手里。这个领导就是选区国会议员。国会议员既是选区党组织的支部主席，又是社区基金会的主席，也是人民协会的顾问。就是说，所有“为民服务”的好事都由党的国会议员包揽。在这里，没有党的领导，只有党的服务。
很多去过人民行动党总部考察的中国领导人、官员和学者，都对行动党总部小楼表示惊讶。这个执政40年成就辉煌的党，总部坐落在偏僻但交通方便的机场路边，在许多居民组屋中间一座再普通不过的只有二层高的小楼，办公室和会议室设备简陋，党总部只有11个工作人员。曾多次有人提议在市中心最繁华的乌节路建一座行动党总部大楼，党经过反复考虑取消了这一计划。认为党的总部大楼建在市中心太显眼，使人民随时感到党高高在上。于是党的总部从繁华闹市搬到了远离市区的居民区。
行动党总部这么少的工作人员，表明它没有、也不可能承担任何政府职能。还表明党的核心并不集中在上面。可见，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不在政府之外、政府之上，而是在政府之中，在选区人民群众中。行动党不显示权力，而是时刻告诫不忘人民，不能脱离人民的支持。并且从制度上保证这样做，这才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民主体制下一党长期执政的根本所在。
新加坡是个民主制政体，但缺乏充分的政治自由（社会自由还是有的）；有严格的法治，但并不充分保障现代人权；有成熟的市场经济，而政府控制无所不在。
中国向新加坡学什么？是只学上述的后者，不学它如何在民主制度基础上，通过政权途径打造民心基础，那就是对新加坡经验的极大误读，会把人引向歧途。要知道是人民行动党建立在民主制度和民心基础上的执政，才使它有权威的统治和立于不败之地。而五年一次的大选是一把悬在人民行动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有失去政权的危险，使它一直充满着危机感，督促它时刻不忘记人民。这才是它认真为民服务的内在的、永久动力。
“廉政”并非高薪养
根据透明国际全球腐败指数显示，2005年全球最清廉的国家和地区排名中，新加坡名列第五，它也是亚洲最清廉的国家。新加坡的政府廉洁为世界所公认。新加坡所处的周围国家和地区腐败丛生，为什么新加坡一枝独秀保持清廉？
很多去新加坡考察回来的人们告诉我们，新加坡的经验是“高薪养廉”。很多学者和官员对新加坡的“高薪养廉”赞赏不已，跃跃欲试。如果不是中国政府官员太多和经济能力不及，恐怕高薪养廉早已实施。
新加坡是怎么保持政府的廉洁，是高薪养起来的吗？这是我到新加坡后特别想搞清楚的问题。
为弄清这个问题，我先后走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人民行动党总部、国会议员和有关政府官员。我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个重要的、颠覆我们观念的理论是，新加坡政府实行官员高薪制的主要目的不是用来养廉的，而是为了吸引人才。国大政治学系反腐研究专家JonS．T．Quah教授告诉我，新加坡政府官员高薪制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真正开始实行的。在这以前，新加坡政府就解决了廉政问题。
在殖民地政府时代，新加坡也是很腐败的。当时公务员工资不算低。1965年新加坡被马来西亚踢出来独立建国时，给这个没有任何资源的新生小国留下的是大量的财政赤字。人民行动党当时就发誓要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但为了减少开支，不得不大量削减公务员的工资。所以到70年代初，新加坡公务员的工资是很低的，1973年开始给公务员每年多发一个月的薪水，但水平还是很低的。
1985年，李光耀提出要减少政治领导人和高级公务员与私营企业界高级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以降低腐败的刺激。1989年较大幅度提高工资。1994年实行部长和高级公务员年薪与6个私营企业界前4名高级人员的平均工资挂钩的政策，部长和高级官员拿他们三分之二的薪水，并根据经济状况上下浮动。以2000年为例，总理年薪为194万新元，部长为142万新元，政务部长或其他顶级公务员在110万新元左右。常任秘书约60万～70万新元，中级官员约10多万新元。
从上述情况看，新加坡高级领导人的收入差不多是世界上最高的。但是，有两点必须注意：一是这些拿100万以上高薪的人很少，政府部门估计也就只有30人左右。二是这个薪金是政府给他们的全部收入，部长包括总理都没有专职司机和汽车，上班开自己的车，有大型公务活动才会政府派车。他们没有政府的退休金和医疗保险，都要自己上商业养老和医疗保险。一位高级官员告诉我，如果一位部长在大选中落选，不能当部长，那他什么也没有了，政府与他就没有关系了。部长薪金看起来很多，但这是全部收入，再不能有其他收入，也没有其他任何的特殊待遇。
提高领导人薪金的出发点，是为了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到政府任职
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时，单位组织去越南旅游（费用自己掏，单位补助一点），可带家属，费用自理。所长家属与我们一起旅游。同事告诉我所长夫人是政府的一位副部长。根据我们的经验，部长应该是带着她的家属“公游”就可以了，根本不会与我们跟团队旅游。另一件事是一位新加坡部长应邀来北京公务，有点业余时间想看看北京有特点的地方，我介绍了一个地方。部长一行四人要打车过来，我说还是我开车去接吧。我与部长开玩笑说，我能给部长开车这是我不可想像的事。根据我们了解，我国部长出国，肯定有使馆的全程安排和陪同。
由此看来，与其他国家比，新加坡官员是不是“高薪”制还不敢肯定，需要对隐性收入作复杂的计算。即使是高薪制，这种高薪也充满着责任和风险，离任职务后政府没有给他任何的保障。
当年李光耀提出提高领导人薪金的出发点是为了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到政府任职，也防止人才流失。虽然有防腐的目的，但不是主要的。
我们知道，李光耀在新加坡推行精英政治。他希望把各界精英都吸收到政府担任高级领导人。他纳贤的对象主要是医生、律师、会计、大学教授、企业家、银行家等有能力、并且诚实和品德优秀的杰出人物。如果发现合适的人选，行动党会劝他们弃职从政。这意味着他们可能放弃200万、300万，甚至500万的年薪。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来当一个部长少于100万也是不太容易劝人家来从政的。可见，新加坡的政治生态与中国完全不同，新加坡人不太愿意从政，要从社会招揽人才。中国社会是官本位，直到今天很多大学生仍以考公务员为第一志愿。一个公务员职位招考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报名。如果实行公务员高薪，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念更会偏斜，更像中国古代那样“唯有读书高”了。为了当官而争斗，官场腐败会更加严重。所以，不了解新加坡的背景，光看到官员的高薪，以为是高薪养廉，是很片面的。这些杰出人士来从政，不是钱所吸引的，而是要他们经济上作出牺牲。如果是为了钱，他们用不着来当官，他们的收入本来就很高。所以，高薪的目的是为了吸引人才和防止人才的流失，但它也能降低腐败的诱惑，会起到防腐的客观效果。
那么，人们会问新加坡政府是如何保持廉政的？据我的了解，它绝不是人们普遍流行认为的“高薪养廉”，而是有更多的其他重要因素：
首先，以廉政作为人民行动党的强烈的执政理念。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像新加坡政府，把廉政作为如此重要的执政理念。所以，人民行动党的党徽中间白色部分就是表明“廉洁与正直”。1959年人民行动党赢得第一届大选组织政府时，内阁成员就一律穿统一白色装宣誓就职。这套白装成了人民行动党的党服，在重大集会和节日，行动党都穿它。表明这个党以廉政为最重要的价值。为什么？
我们知道，新加坡刚独立和建立自治政府的时候，它周围的亚洲国家领袖都是贪得无厌，官员腐败、堕落、贪污、贿赂、敲诈无所不在。在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国民党政府、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包括新加坡，政府一个比一个腐败。这些原为受压迫的同胞争取自由的斗士，都堕落成为人民财产的掠夺者。人民行动党也是在亚洲革命浪潮冲击下，为摆脱殖民统治为同胞争取自由建立的，但他们的领导人都是出身资产阶级，并大多是受过剑桥教育的大学生。他们对这些腐败深恶痛绝，他们赞赏当时中国共产党艰苦朴素的作风。所以，他们发誓要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李光耀说，如果我们不能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我们将不能生存。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教授）
来源：《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刘进）
Wednesday, November 09, 2005
幻海奇士 -- 倪匡
不止香港人，我的小学和初中时代，很多时候，都是在金庸，古龙和倪匡的小说里度过，不舍昼夜。那一段悠悠岁月，令人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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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倪匡回香港，地动山摇的气派，像一颗陨石重新坠落在这个小小的海港，比彭定康回来吃蛋挞更加哄动。
因为有整整一代的香港人，其实是“倪匡通识教育课程”的一条龙毕业生——小六的时候，读完全套女黑侠木兰花，跟随木兰花去非洲的猎头部落、丹麦的哥本哈根、神秘的利马高原、撒哈拉大沙漠追缉犯罪集团，高空喋血、亡命冰川，倪匡为小读者上完了世界地理课。
初中的时候，谁没有读几本“浪子高达传奇”，水晶艳女、金球红唇，跟随浪子高达解开一个个女伴的胸围扣子，慢慢游移检阅一副胴体的海角天涯，用手电筒在宿舍的被窝里吞着口水看，倪匡为我们补足了性教育课。
然后是卫斯理全集：施换头手术的独裁者，欧洲安道耳一座古堡里的迷藏地道，一座永远上升的电梯，布达拉宫里的天外金球，雨花台石的血纹揭示的一场生命之战，在动物和植物之间的第二种人，太平天国的典故，炭窑里的一段奇情，卫斯理的故事就是历史、科学、玄学的一部小百科全书。
“回归”之后，香港有一位政治人物的夫人得了一个花名，叫做A1号。原来40年前，这个名字在倪匡先生的笔下早就有了，事见女黑侠木兰花故事之《秘密党》。A1号是发动暴乱的秘密党首领的代号，占据一幢大厦的17楼深夜开会。一个党员想退出，A1号下令左右把他从窗口扔了下去——当特区的A1号一度穿上了太空装，令人想起倪匡非凡的想像，世上岂有如此巧合，一个虚拟的角色，许多年之后变成了一位名女人。
读倪匡的小说，能不开卷即屏息，半途而闭气，结篇而击案称奇。一件小小的怪事，一个无名的人物，一开头就慑魄勾魂，那时物资匮乏，读完几册倪匡小说，像乘搭泛美喷射机游历了半个世界，一百万年的色相，前世今生的光影璀璨无匹，艳彩无穷，全装在几百册小说里，倪匡是华文世界中阿西莫夫、阿嘉泰克丽丝蒂、史提芬京的三位一体。一个脑袋里星云幻开，如何能编织出来一座宇宙的大花园，套用一句他常说的形容，真是诡谲之极，怪异莫名。
从来没有想到过能见到这位奇士，直到与他拥抱的一刻，他的故事是如此令人垂泪，他的爱憎是那么令人共鸣，恍如前世，似曾相识。当年他骑着一匹瘦马登上火车亡命南天，最感谢那匹灵马不仅救了一条天才的性命，为全世界的华人带来了一个亮晶晶的宝藏，那匹老马到了何处？大作家还在，它的天涯蹄印，没入了命运天书里的一片风沙。
● 陶杰 （传自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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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倪匡回香港，地动山摇的气派，像一颗陨石重新坠落在这个小小的海港，比彭定康回来吃蛋挞更加哄动。
因为有整整一代的香港人，其实是“倪匡通识教育课程”的一条龙毕业生——小六的时候，读完全套女黑侠木兰花，跟随木兰花去非洲的猎头部落、丹麦的哥本哈根、神秘的利马高原、撒哈拉大沙漠追缉犯罪集团，高空喋血、亡命冰川，倪匡为小读者上完了世界地理课。
初中的时候，谁没有读几本“浪子高达传奇”，水晶艳女、金球红唇，跟随浪子高达解开一个个女伴的胸围扣子，慢慢游移检阅一副胴体的海角天涯，用手电筒在宿舍的被窝里吞着口水看，倪匡为我们补足了性教育课。
然后是卫斯理全集：施换头手术的独裁者，欧洲安道耳一座古堡里的迷藏地道，一座永远上升的电梯，布达拉宫里的天外金球，雨花台石的血纹揭示的一场生命之战，在动物和植物之间的第二种人，太平天国的典故，炭窑里的一段奇情，卫斯理的故事就是历史、科学、玄学的一部小百科全书。
“回归”之后，香港有一位政治人物的夫人得了一个花名，叫做A1号。原来40年前，这个名字在倪匡先生的笔下早就有了，事见女黑侠木兰花故事之《秘密党》。A1号是发动暴乱的秘密党首领的代号，占据一幢大厦的17楼深夜开会。一个党员想退出，A1号下令左右把他从窗口扔了下去——当特区的A1号一度穿上了太空装，令人想起倪匡非凡的想像，世上岂有如此巧合，一个虚拟的角色，许多年之后变成了一位名女人。
读倪匡的小说，能不开卷即屏息，半途而闭气，结篇而击案称奇。一件小小的怪事，一个无名的人物，一开头就慑魄勾魂，那时物资匮乏，读完几册倪匡小说，像乘搭泛美喷射机游历了半个世界，一百万年的色相，前世今生的光影璀璨无匹，艳彩无穷，全装在几百册小说里，倪匡是华文世界中阿西莫夫、阿嘉泰克丽丝蒂、史提芬京的三位一体。一个脑袋里星云幻开，如何能编织出来一座宇宙的大花园，套用一句他常说的形容，真是诡谲之极，怪异莫名。
从来没有想到过能见到这位奇士，直到与他拥抱的一刻，他的故事是如此令人垂泪，他的爱憎是那么令人共鸣，恍如前世，似曾相识。当年他骑着一匹瘦马登上火车亡命南天，最感谢那匹灵马不仅救了一条天才的性命，为全世界的华人带来了一个亮晶晶的宝藏，那匹老马到了何处？大作家还在，它的天涯蹄印，没入了命运天书里的一片风沙。
● 陶杰 （传自香港）
富不富的感觉
你和我，谁更富？只要你我衣食无忧，这一问题应该不是十分重要。我们许多人都试图让它无足轻重。但是，有时候这样的攀比会折磨我们。
在全球化的时代，一些地方经济增长迅速，另一些地方停滞不前，而电视和互联网让我们看到别人如何生活，这样的攀比成为世界经济中日益重要的因素。
已故社会心理学家列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曾说，尽管我们对成功的攀比充满道德疑虑，但是这仍然构成一个基本的、而且是无法抑制的人性驱动力。这一驱动力存在于每个社会以及所有的社会群体之中。
攀比心理会影响社会与经济
费斯廷格说，对于任何有关成功的衡量，无论是财富、能力或者仅仅是个人魅力，人们都趋向于同日常所见以及处于类似水平的人进行比较。对于远远更为成功或不成功的人，我们不太理会。我们认为他们与我们相差甚远，所以也就无所谓了。
哈佛大学教授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的最新力作《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一书详细列举了由这种比较所产生的感觉对于社会和谐与经济成功意味着什么。
弗里德曼说，如果富人看起来属于不同的种族群体，那么，攀比财富对于社会而言更加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攀比被政治化了，从而引发社会冲突进而降低经济上的成功。
例如，根据弗里德曼的观点，韩国几十年来令人惊讶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该国种族单一，从而降低了对他人的相对进步的嫉恨。相反，斯里兰卡40年前的生活水平与韩国不相上下，但是，其淡米尔少数民族认为占人口多数的僧伽罗人阻碍了他们的机遇和进步，因此，该国的经济发展受到制约。随之而来的种族暴力使得如今该国的实际人均收入仅相当于韩国的五分之一。
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斯曼（Albert Hirschman）曾经将具有多种独特群体的社会与无法更换车道的多车道高速公路相比：
如果交通堵塞几个小时，无人可以前行，我们一般会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如果另一条车道开始移动，每个人都会为情况终于改变而兴奋。即使我们自己依旧无法前行，我们都会谅解那些走在前面的人，而且想像自己不久也会向前走。但是，另一车道持续通行了而我们却仍然无法前进，兴奋感最终就会被烦躁和愤怒所取代。
开始高速发展的经济体也是同样道理。无论如何定义，人们必须感觉到他们所属的社会群体最终都会受益。
弗里德曼著作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在衡量其自身的成功时，人们作出的两种比较极为重要，也就是：一、同自己（或者自己的家庭）过去的经历的比较，以及，二、同身边的其他人的比较。
经济增长也可能使人焦虑
当经济衰退，人们不再看到自身有所进步时，第一种比较就变得更重要，而且数以百万计的人均是如此。
但是，当经济衰退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各有不相同时，特别是一些群体被认为（无论正确与否）比其他人更为出色时，第二种比较的重要性就随之提高。考虑一下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反犹主义的横行就可以知道了，其中一些最终演变成种族灭绝。
当然，那是极端的例子，而且弗里德曼并没有说明经济增长率下降一定会导致社会动乱。实际上，许多历史时期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负增长都并未出现如何不同寻常的社会问题。
历史力量是复杂的。它们往往并不听命于简单的经济理论。弗里德曼指出社会性的攀比如果不导致冲突，也会驱动人类的焦虑，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当经济增长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在世界上某些地方，提高的期望值如果不能得到满足，就会使得弗里德曼所描述的影响变得异常强烈。
例如，世界都在谈论中国的“经济奇迹”，当今有许多中国人为了实现由此产生的期望值——加上看到身边的人暴富——而感受到巨大心理压力，而且，他们对于自己的个人成功也深表焦躁。
由于像中国这类新兴经济体持续增长和发展，人们会更多地拿自己跟他们国内大城市的富裕者做比较。而这些新兴国家的成功者则越来越多地爱跟被认为更成功的其他国家的人攀比。
如果费斯廷格和弗里德曼所言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几乎无能为力，因为攀比是人性使然。但是，无论这些攀比是出现在经济增长或经济衰退的地方，由此产生的焦虑无疑是动乱和不稳定的潜在隐患。所以，问题是可不可以做一些事情来把这一风险降到最低。
显而易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步伐应当适度，既不过高以致于将来崩溃，也不过低以致于削弱公众朝向更好生活的实质进展的感受。这样可以保证社会和政治稳定，进而有利于更进一步的增长。
但是，可能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必须相信，他们生活在一个允许他们改换车道、在道路畅通以后可以加快前进的社会之中。
● 罗伯特·席勒 ·作者Robert J. Shiller是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宏观证券研究有限责任公司主任、《非理性繁荣》以及《金融新秩序：21世纪的风险》的作者。
● 译者：赵征
文章原题：Feeling Rich。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2005年.
在全球化的时代，一些地方经济增长迅速，另一些地方停滞不前，而电视和互联网让我们看到别人如何生活，这样的攀比成为世界经济中日益重要的因素。
已故社会心理学家列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曾说，尽管我们对成功的攀比充满道德疑虑，但是这仍然构成一个基本的、而且是无法抑制的人性驱动力。这一驱动力存在于每个社会以及所有的社会群体之中。
攀比心理会影响社会与经济
费斯廷格说，对于任何有关成功的衡量，无论是财富、能力或者仅仅是个人魅力，人们都趋向于同日常所见以及处于类似水平的人进行比较。对于远远更为成功或不成功的人，我们不太理会。我们认为他们与我们相差甚远，所以也就无所谓了。
哈佛大学教授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的最新力作《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一书详细列举了由这种比较所产生的感觉对于社会和谐与经济成功意味着什么。
弗里德曼说，如果富人看起来属于不同的种族群体，那么，攀比财富对于社会而言更加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攀比被政治化了，从而引发社会冲突进而降低经济上的成功。
例如，根据弗里德曼的观点，韩国几十年来令人惊讶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该国种族单一，从而降低了对他人的相对进步的嫉恨。相反，斯里兰卡40年前的生活水平与韩国不相上下，但是，其淡米尔少数民族认为占人口多数的僧伽罗人阻碍了他们的机遇和进步，因此，该国的经济发展受到制约。随之而来的种族暴力使得如今该国的实际人均收入仅相当于韩国的五分之一。
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斯曼（Albert Hirschman）曾经将具有多种独特群体的社会与无法更换车道的多车道高速公路相比：
如果交通堵塞几个小时，无人可以前行，我们一般会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如果另一条车道开始移动，每个人都会为情况终于改变而兴奋。即使我们自己依旧无法前行，我们都会谅解那些走在前面的人，而且想像自己不久也会向前走。但是，另一车道持续通行了而我们却仍然无法前进，兴奋感最终就会被烦躁和愤怒所取代。
开始高速发展的经济体也是同样道理。无论如何定义，人们必须感觉到他们所属的社会群体最终都会受益。
弗里德曼著作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在衡量其自身的成功时，人们作出的两种比较极为重要，也就是：一、同自己（或者自己的家庭）过去的经历的比较，以及，二、同身边的其他人的比较。
经济增长也可能使人焦虑
当经济衰退，人们不再看到自身有所进步时，第一种比较就变得更重要，而且数以百万计的人均是如此。
但是，当经济衰退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各有不相同时，特别是一些群体被认为（无论正确与否）比其他人更为出色时，第二种比较的重要性就随之提高。考虑一下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反犹主义的横行就可以知道了，其中一些最终演变成种族灭绝。
当然，那是极端的例子，而且弗里德曼并没有说明经济增长率下降一定会导致社会动乱。实际上，许多历史时期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负增长都并未出现如何不同寻常的社会问题。
历史力量是复杂的。它们往往并不听命于简单的经济理论。弗里德曼指出社会性的攀比如果不导致冲突，也会驱动人类的焦虑，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当经济增长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在世界上某些地方，提高的期望值如果不能得到满足，就会使得弗里德曼所描述的影响变得异常强烈。
例如，世界都在谈论中国的“经济奇迹”，当今有许多中国人为了实现由此产生的期望值——加上看到身边的人暴富——而感受到巨大心理压力，而且，他们对于自己的个人成功也深表焦躁。
由于像中国这类新兴经济体持续增长和发展，人们会更多地拿自己跟他们国内大城市的富裕者做比较。而这些新兴国家的成功者则越来越多地爱跟被认为更成功的其他国家的人攀比。
如果费斯廷格和弗里德曼所言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几乎无能为力，因为攀比是人性使然。但是，无论这些攀比是出现在经济增长或经济衰退的地方，由此产生的焦虑无疑是动乱和不稳定的潜在隐患。所以，问题是可不可以做一些事情来把这一风险降到最低。
显而易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步伐应当适度，既不过高以致于将来崩溃，也不过低以致于削弱公众朝向更好生活的实质进展的感受。这样可以保证社会和政治稳定，进而有利于更进一步的增长。
但是，可能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必须相信，他们生活在一个允许他们改换车道、在道路畅通以后可以加快前进的社会之中。
● 罗伯特·席勒 ·作者Robert J. Shiller是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宏观证券研究有限责任公司主任、《非理性繁荣》以及《金融新秩序：21世纪的风险》的作者。
● 译者：赵征
文章原题：Feeling Rich。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2005年.
预防疾病—今人的养生法
3000多年前的印度，有52个圣贤离开村庄到喜玛拉雅山，目的是要学习如何消灭世上的疾病。他们一起静坐冥想，从中获得的知识，就是“阿输吠陀疗法”(或称阿育吠陀疗法)（Ayurveda）。
“阿输吠陀疗法”作为印度最古老最全方位的医疗体系，在佛教盛行的时代融入佛陀所谓正念提升心灵的信仰部分，20世纪之前一直是印度临床医学的基本系统。这套体系后来才被正统西方医学取代，以“落伍”的民俗疗法被边缘化。
风水轮流转。这二三十年来西方后工业社会流行的各种东方医疗法，越来越多人在生活中实践的芳香疗法、蒸汽浴、按摩疗法、草药疗法、断食与排毒疗法、瑜伽与静坐冥想等，其实都是阿输吠陀几千年来实行的养生疗法。这股风潮也已吹回东方。
当身心灵失去平衡时，疾病就找上门。健康就是身心安和，无忧无虑。当今压力已成万病之源，现代人身心灵容易失调，谈癌色变，印度人的古老智慧正好派上用场。
阿输吠陀疗法与西方医学体系最不同的是：它不只是针对病症症状，只见树木不见树林，而是扩大到人的身心灵整体状况。它相信，生理问题跟心理问题相互关联。不少人把阿输吠陀疗法视为辅助西方医学系统的“另类疗法”，可是，它更像是一种强调身心灵平衡的生活方式与生命哲学。
人会生病，因为体内的“督夏”（doshas）能量失调混乱。阿输吠陀相信：人的身体是由空、风、地、火与水五种元素组成，分成瓦塔、披塔与卡发三种基本的“督夏”能量，一般人的体质综合这三种元素，只要这些能量平衡谐和，身体就健康。
认识自己的体质是第一步。原来自己的生命能量偏向瓦塔体质，属于风与空的元素，主要掌控呼吸与排泄及脑部神经系统。这类体型的人一般点子多，动作快，精力旺，但能量不足时容易焦虑、紧张、沮丧等，引发与神经系统相关的病症。
一旦体内失调，阿输吠陀开出的“药方”很多，包括：日常食疗调理、芳香疗法、草药疗法、按摩脉轮穴位、瑜伽与静坐冥想等，通过身心灵三个层次来恢复体内正常能量，勃勃生机。每一种“药方”都值得长期钻研、实践，才能有所启发。
阿输吠陀疗法有两个观念非常吸引今人，一是预防，另一是净化。阿输吠陀相信：每个人的身体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该先了解自己的体质特征，再从这里出发，对于体内身心灵变化产生高度自觉，才能有效预防疾病来袭。预防胜于治疗，预防医学是阿输吠陀疗法的中心概念。
至于身心灵的净化，那真要看各人的造化。根据阿输吠陀疗法，只要提升自己的心灵层次，就能增强体内的免疫系统。还有正常的作息、正确的意念、正面的心态，这不都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吗，可是，说易行难。
● 黄向京
“阿输吠陀疗法”作为印度最古老最全方位的医疗体系，在佛教盛行的时代融入佛陀所谓正念提升心灵的信仰部分，20世纪之前一直是印度临床医学的基本系统。这套体系后来才被正统西方医学取代，以“落伍”的民俗疗法被边缘化。
风水轮流转。这二三十年来西方后工业社会流行的各种东方医疗法，越来越多人在生活中实践的芳香疗法、蒸汽浴、按摩疗法、草药疗法、断食与排毒疗法、瑜伽与静坐冥想等，其实都是阿输吠陀几千年来实行的养生疗法。这股风潮也已吹回东方。
当身心灵失去平衡时，疾病就找上门。健康就是身心安和，无忧无虑。当今压力已成万病之源，现代人身心灵容易失调，谈癌色变，印度人的古老智慧正好派上用场。
阿输吠陀疗法与西方医学体系最不同的是：它不只是针对病症症状，只见树木不见树林，而是扩大到人的身心灵整体状况。它相信，生理问题跟心理问题相互关联。不少人把阿输吠陀疗法视为辅助西方医学系统的“另类疗法”，可是，它更像是一种强调身心灵平衡的生活方式与生命哲学。
人会生病，因为体内的“督夏”（doshas）能量失调混乱。阿输吠陀相信：人的身体是由空、风、地、火与水五种元素组成，分成瓦塔、披塔与卡发三种基本的“督夏”能量，一般人的体质综合这三种元素，只要这些能量平衡谐和，身体就健康。
认识自己的体质是第一步。原来自己的生命能量偏向瓦塔体质，属于风与空的元素，主要掌控呼吸与排泄及脑部神经系统。这类体型的人一般点子多，动作快，精力旺，但能量不足时容易焦虑、紧张、沮丧等，引发与神经系统相关的病症。
一旦体内失调，阿输吠陀开出的“药方”很多，包括：日常食疗调理、芳香疗法、草药疗法、按摩脉轮穴位、瑜伽与静坐冥想等，通过身心灵三个层次来恢复体内正常能量，勃勃生机。每一种“药方”都值得长期钻研、实践，才能有所启发。
阿输吠陀疗法有两个观念非常吸引今人，一是预防，另一是净化。阿输吠陀相信：每个人的身体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该先了解自己的体质特征，再从这里出发，对于体内身心灵变化产生高度自觉，才能有效预防疾病来袭。预防胜于治疗，预防医学是阿输吠陀疗法的中心概念。
至于身心灵的净化，那真要看各人的造化。根据阿输吠陀疗法，只要提升自己的心灵层次，就能增强体内的免疫系统。还有正常的作息、正确的意念、正面的心态，这不都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吗，可是，说易行难。
● 黄向京
菩萨的境界
... 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无可避免地有盈、有缺；有满、有空。我们无法选择，但是，我们可以带着一颗快乐感恩的心去面对人生一切的不圆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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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震撼于那种柔至极致而展现出来的无可抵御的强劲力道；震撼于那种彼此心犀相通而配合得天衣无缝的和谐齐一；震撼于那种将宗教与文化不着痕迹地融于一炉的圆满；震撼于那种紧密结合人类慈悲与关怀所体现出来的深刻。
那天，在电视荧屏上看到由“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所呈献的舞蹈《千手观音》，我因高度惊艳而目瞪口呆。
真是了不起。
21名舞蹈员，全是聋哑人士。她们听不到乐曲，掌握不了节奏，然而，她们在排练时却利用身体的其他感官来感受音乐的震动而完成了一个个极富韵律感和表现力的动作。
只见无数无数条手臂从领舞姑娘邰丽华身后渐次开展，邰丽华通过婀娜的体态、丰富的表情、细腻的手势，以一种流动如水的美丽，叙述一则光辉闪烁的古老故事。
被誉为“艺术魂魄”的邰丽华，两岁时，在患麻疹发高烧时，被错误地注射链霉素，导致失聪，七岁时入读聋哑学校。她喜欢绘画，可是，在她的画笔下，所有的小孩都是没有耳朵的。就在这种难熬的无边寂寞里，有一天，老师在特设的律动课中，将音响调到极致，让学生趴在地板上，具体地感受鼓声的律动和声音的节拍。在那一刻，她敏锐地感觉到那深沉有力的鼓声深深深深地敲进了她的心灵，使她受到了很大很大的震动。从此，她的世界不再寂寞了，她把她的爱、她的巧思、她的精力，源源源源地投注到舞蹈的学习与排练中。虽然无法听到音乐的旋律，但聪慧的她，却利用整颗心去感受节拍。不懈的努力，再加上手语老师的指导，她百折不挠地练，最后，终于突破万难，崭露头角，大放异彩。
“扬长弃短”往往是他人发展事业的要旨，可邰丽华却是“明知山有虎，却向虎山行”，音乐是舞蹈的灵魂，然而，失聪的她却得根据旋律翩然起舞，其中难度，可想而知。她的职场箴言是：“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无论多苦我都觉得快乐，因为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是值得的。”舞蹈是她“表达内心世界一种最为美丽的语言”。她从舞蹈中找到了信心、力量、生存的意义与价值。
2005年，在中国中央电视台备受瞩目的《春节联欢晚会》中，邰丽华领舞的《千手观音》艺惊四方，被评为春节晚会有史以来最成功、最动人的演出，全国观众亦票选它为“最受喜爱的春晚节目”，邰丽华因此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尽管21个人跳的这支舞由始至终只看到她的一张脸，但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她冷静谦和地表示：她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身后还有20个人。
我个人最欣赏的，是她对“残疾”一词的诠释。她认为残疾虽然是缺陷，但并不意味着不幸，只不过是不便罢了。她豁达地指出：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无可避免地有盈、有缺；有满、有空。我们无法选择，但是，我们可以带着一颗快乐感恩的心去面对人生一切的不圆满。
记者问她，在舞蹈时，脑海里想的是什么？她说她演出时往往全情投入，把自己完全融入角色中，而忘记自己，就是真正的菩萨。
无我，就是菩萨的境界。
这话，值得大家反复咀嚼。
● 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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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震撼于那种柔至极致而展现出来的无可抵御的强劲力道；震撼于那种彼此心犀相通而配合得天衣无缝的和谐齐一；震撼于那种将宗教与文化不着痕迹地融于一炉的圆满；震撼于那种紧密结合人类慈悲与关怀所体现出来的深刻。
那天，在电视荧屏上看到由“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所呈献的舞蹈《千手观音》，我因高度惊艳而目瞪口呆。
真是了不起。
21名舞蹈员，全是聋哑人士。她们听不到乐曲，掌握不了节奏，然而，她们在排练时却利用身体的其他感官来感受音乐的震动而完成了一个个极富韵律感和表现力的动作。
只见无数无数条手臂从领舞姑娘邰丽华身后渐次开展，邰丽华通过婀娜的体态、丰富的表情、细腻的手势，以一种流动如水的美丽，叙述一则光辉闪烁的古老故事。
被誉为“艺术魂魄”的邰丽华，两岁时，在患麻疹发高烧时，被错误地注射链霉素，导致失聪，七岁时入读聋哑学校。她喜欢绘画，可是，在她的画笔下，所有的小孩都是没有耳朵的。就在这种难熬的无边寂寞里，有一天，老师在特设的律动课中，将音响调到极致，让学生趴在地板上，具体地感受鼓声的律动和声音的节拍。在那一刻，她敏锐地感觉到那深沉有力的鼓声深深深深地敲进了她的心灵，使她受到了很大很大的震动。从此，她的世界不再寂寞了，她把她的爱、她的巧思、她的精力，源源源源地投注到舞蹈的学习与排练中。虽然无法听到音乐的旋律，但聪慧的她，却利用整颗心去感受节拍。不懈的努力，再加上手语老师的指导，她百折不挠地练，最后，终于突破万难，崭露头角，大放异彩。
“扬长弃短”往往是他人发展事业的要旨，可邰丽华却是“明知山有虎，却向虎山行”，音乐是舞蹈的灵魂，然而，失聪的她却得根据旋律翩然起舞，其中难度，可想而知。她的职场箴言是：“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无论多苦我都觉得快乐，因为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是值得的。”舞蹈是她“表达内心世界一种最为美丽的语言”。她从舞蹈中找到了信心、力量、生存的意义与价值。
2005年，在中国中央电视台备受瞩目的《春节联欢晚会》中，邰丽华领舞的《千手观音》艺惊四方，被评为春节晚会有史以来最成功、最动人的演出，全国观众亦票选它为“最受喜爱的春晚节目”，邰丽华因此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尽管21个人跳的这支舞由始至终只看到她的一张脸，但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她冷静谦和地表示：她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身后还有20个人。
我个人最欣赏的，是她对“残疾”一词的诠释。她认为残疾虽然是缺陷，但并不意味着不幸，只不过是不便罢了。她豁达地指出：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无可避免地有盈、有缺；有满、有空。我们无法选择，但是，我们可以带着一颗快乐感恩的心去面对人生一切的不圆满。
记者问她，在舞蹈时，脑海里想的是什么？她说她演出时往往全情投入，把自己完全融入角色中，而忘记自己，就是真正的菩萨。
无我，就是菩萨的境界。
这话，值得大家反复咀嚼。
● 尤今
新加坡人不是“笨”
新加坡人不是“笨”
言论版有新加坡人是不是“笨”的讨论。这里笔者诚恳的说句公道话，无论以前还是现在，无论这笨字是直接的、还是附加括号的“笨”，都不至于套在新加坡人头上。
那为何在某些外人眼里我们有“笨”的印象呢？
新加坡生活模式，让国人多少养成比较务实也较单纯的性格，当外人只看到新加坡人积极一面时，会觉得新加坡人的务实是勤奋上进，单纯是善良热心。可是，只讲求务实，又使得大部分国人几乎将所有精力都投注于物质现实的追求上，而忽略了生命里其他 更深层的意义。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当新加坡人走到外面去，别人会觉得我们除工作和工作还是工作之外，似乎对范围较宽阔的生命存在意义、国际上的客观处境、人文科学等等知识都不甚了了。
再加上我们单纯的性格往往也在些不适当境况下出现，这些不适当的举止反应，也许就会弄巧反拙，给人一种对于应付场面明显地经验不足或孤陋寡闻的“无知”印象。也许，新加坡人的“笨”印象就是这样来的。
知识层面不够宽阔
举个实例。我曾把几位到北京寻找商机的友人介绍给有关方面的联系，友人做的是日用耗材生意。当晚大家一起吃饭，几位北京朋友是天南地北话题不尽，一会儿是宏观环保意识，一会儿是国际经济局势。新加坡友人虽懂华语，却除了商品本身信息及设想中的市场策略外，其他根本搭不上嘴。
更糟是谈到生意关键部分，新加坡友人就凭一些人云亦云的偏见来评定一些自己仍搞不清楚的境况，整顿饭吃得尴尬、紧张，也别扭。事后新加坡友人说我这些北京朋友废话多而没诚意，北京朋友很直接致电我说，你们新加坡人怎如此迟钝木讷、死心眼、啥都不懂，做人做得挺没趣。
好些国人的一生知识，都是正规教育在社会应用筛滤之后的剩余资源。一般人觉得这样就够，充其量电视或报纸上跟进一下，或认为出国旅行开开眼界也就可以。
虽非人人如此，但天天忙碌的人，有大条理由只关注眼前及身边而不愿再关心其他。知识层面欠缺广度和深度，殊不知深度与广度的知识在融会贯通后往往才是解答人生的参照。
大部分国人如今都活得舒服安逸，正是这种小康式舒服安逸让他觉得自己付出的代价已得其所偿，没必要探索更深入或与利益无直接关联的知识。
此外，大部分国人认为经济技俩重于文化内涵，成富就是成功。只求按部就班去“安于现状”、个性单纯的新加坡人，就连做善事都只会施与而少有去深究及权衡善行的本质。大部分人都是知识浅水平的善良好人。
怕输反映欠缺自信
但新加坡人内心是清楚自己不足在哪里的。他能庆幸的是国家所做一切给了他骄傲背景：好政府，高设施，稳定的模式安排。
他以新加坡为荣，但光靠“新加坡人”这份荣耀维持自信仍不够，他必须样样事都能擦亮勋章并赶在他人前面才能平衡隐藏的自卑。他不能输，因为欠缺安抚自己失败的能力。
他不能输，因为一辈子都在拼老命维持状态根本很少经历输的经验。这样的人自尊心特强，一定要赢，外人不能批评一句。
新加坡人的怕输正反映欠缺自信。国人出了国门，欠缺自信就要逞强，又没足够知识垫底，说话内容与表达自己皆无信心，思考逻辑性不强，有时就难免给人“笨”的感觉。
新加坡人不是笨。笨已经很接近蠢。大部分新加坡人只是日常生活圈子狭小，知识浅窄，更因为拥有新加坡人这荣耀身份，因为已维持到一定经济条件而漠视人生深层进修。这些国人在年轻时还没问题，国家逐渐老化后，生命空虚感转为大众化，那比人家说“笨”还要难受。
● 吴韦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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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人有自信吗？
詹尊诚在１０月３１日发表于《联合早报·交流》版的文章《新加坡人笨吗？》，对于新加坡人对于李敖在香港记者会上的“新加坡人比较笨”的言论漠不关心，表示痛心。新加坡人真不把外人给予自己的评价放在心上吗？这的确有可能。但我想从其他的可能性来讨论这个话题。
外人对自己的评价，有几种类型。有的是建设性的批评，新加坡人自当虚心受教。有的是以激烈的言辞表达相左的价值观，如当年歌手郑智化的一句“新加坡像是一个被阉割的国家”（指当时新加坡政府的家长式统治，造就了一个一板一眼的国家），和龙应台的“宁要（台湾式的）民主（即令乱糟糟），不要（新加坡式的）秩序”的言论，招来新加坡人“统一护国”的声讨。也有带有“骂街”味道的“捧ＬＰ”言论，新加坡人上上下下都一笑置之。
一个国家及其国民对于刺耳的言论的该有多大的容忍度？我联想起一个政府对文化产品和传媒的审查机制。撇开情色、暴力、宗教敏感等社会性的元素不提，单就它们面对政府和政策的批评时的宽松程度，往往可一窥这个政府的自信心。
举例来说，台湾电检单位曾在1983年坚持删剪三段式电影《儿子的大玩偶》里的第三段《苹果的滋味》里的木屋区画面，因为它觉得有辱门楣，破坏了当时的台湾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富民强的形象。在新加坡，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叶以前的影视作品中的本地警察不能死，也不会滥权。这些禁忌，后来都烟消云散。
去年，部长在国会里痛批一部对本地电检尺度，和一名电检单位的主管极尽嘲讽之能事的短片《剪》；当大家都以为影片会被禁掉的时候，它却顺利的被通过并成为新加坡国际电影节的开幕电影。我觉得，这不一定是詹君所谓的“如果说我们是大智若愚，那只是自欺欺人”，而可能是一种成熟的表征。
詹君认为教师骂学生“笨”，还“可以理解”；但新加坡人不应容忍他人毫无道理的羞辱自己。我的看法刚好相反。小朋友心智还未成熟，这种伤害自尊的阴影可能会影响他的一生。而诚如詹君所说，新加坡“是个成熟的壮年人，而且在各方面都有优异的表现”；所以，今天的新加坡人应该比当年“统一护国”的新加坡人更能掌握“自信”这一利器，不亢不卑的去面对外人（和自己人）的批评、争议或“骂街”。
更何况，咱们尽管钦佩李敖的才学和文思，却也对李敖百无禁忌的遣词用字习以为常，自然犯不著神经过敏。同时，要探讨人家“羞辱”你的原因。李敖没明说，但我在网上找到刊登在１０月２日的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情在人间》，同是针对李敖的言论的《新加坡人笨？》，提到多年前早已有中国商人如是说：“香港人无情，台湾人无耻，新加坡人无知。”
原因是：“（新加坡人）生活在一个法律制度健全，一切讲求法制的地方，大家的警惕性就降低了…走出国门，就不是新加坡。没有新加坡的制度，没有新加坡的法律，游戏规则完全不同…新加坡的健全制度，让新加坡人在外吃了亏…”
没有一个国家是完美的。在自信和自强的当儿，也要时时反躬自省——在国内珍惜健全的制度，一出了国就得懂得适应人家。
● 黄龙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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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人笨吗？
如果十多年前有人开新加坡人的玩笑，说新加坡人无知，我们不会当真。最近，在香港的一个记者会上，李敖说：“……新加坡人比较笨……”好像也没看到新加坡人有什么反应。
记得几年前，有一位教师，因为骂学生stupid(笨)，被家长控告，结果该名教师还须道歉。家长认为教师伤了孩子（还不过是个小学生）的自尊心，教师不该在课室里，当着其他学生的面骂他的孩子“笨”。
新加坡刚刚在几个月前度过四十岁生日，是个成熟的壮年人，而且在各方面都有优异的表现，例如国家竞争力、机场服务、海港吞吐量、工人素质与生产力、政府廉洁度、行政人员办事效率等，都在全球名列前茅。值得我们反思的是，为何以我国这种骄人的表现，竟然无法改变别人对我们的看法。
更让人痛心的是，自己国民对于全球给予我们的评价，也漠不关心。
教师骂学生“笨”，从他们的关系上来看，我们是可以理解，似乎也情有可原，因为一个是“授”，另一个是“受”。但在国际场合，例如记者会之类，国家形象是不容忽视的，我们怎么能容忍他人毫无道理的羞辱自己？
如果说我们是大智若愚，那只是自欺欺人的说法。
● 詹尊诚 １０月３１日发表于《联合早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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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人笨？
在中國風光了一星期的李敖，回到台北評起了中、港、台、新四大華人區的時候，這麼形容這四地的華人︰香港人壞、台灣人可愛、中國人不可測、新加坡人笨。
新加坡人不是第一次被人形容笨。早在好幾年前，到中國經商的商人中，就流行那麼一段話︰香港人無情，台灣人無恥，新加坡人無知。
網絡上也曾看過這麼一段故事︰香港人在中國買了一間100萬的房子後，發現有水龍頭卻沒有水，有馬桶沒有陰溝系統。
他找來一位台灣買主，天花亂墜的胡吹一番，削價80萬脫了手。
台灣人上了當，找了一個新加坡冤大頭，以60萬元賣了出去。
新加坡這個冤大頭，一發現貨不對辦，立刻採取法律行動，要告台灣人要告發展商，還開記者會把上當的事公佈於世，結果法律訴訟幾年沒有下落，那間60萬沒水的房子，成為他永遠心中的痛。
你說這新加坡人笨嗎？
從香港人和台灣人的角度看，新加坡人真是笨得不得了！
以一個新加坡人的角度來看，我不想說用“笨”這形容詞來形容新加坡人，“無知”、甚至是“天真”或者是傷害力比較輕的形容詞，但是不管用甚麼形容詞，在商場上，新加坡人的奸詐水平，不如香港人和台灣人，是不爭的實事。
好幾年前，在新加坡的一些外來移民圈子中，也流行那麼一句話“新加坡人有錢，但笨，快來。”
人一旦有錢，就有人會虎視眈眈，想要坑錢的人不會手軟。有錢又想錢生錢，一不小心，很容易就賠了夫人又折兵。
新加坡人會笨，原因其實大家都很清楚，生活在一個法律制度健全，一切講求法制的地方，大家的警惕性就降低了，有事法律會保護，幹壞事的難逃法律制裁，付出代價大。
但新加坡人不知道，走出國門，就不是新加坡。沒有新加坡的制度，沒有新加坡的法律，遊戲規則完全不同，要參加遊戲，有不同的手段。
新加坡的健全制度，不但讓新加坡人在外吃了虧，也讓一些外人在新加坡上當。
一個朋友隨老公在中國公幹，中國一位認識不久的朋友就要委托她一筆不少的錢。她告訴對方：“我們認識不深，你就這麼相信我？”
對方說，“你是新加坡人，新加坡人都是誠實可靠的。”
我的朋友哭笑不得，不知要為新加坡人感到驕傲，還是為這位朋友的無知感到悲哀。如果對方被一位不誠實的新加坡人騙了，那不是讓新加坡的“金字招牌”蒙上污點？
其實很多外人，就是以為新加坡人人誠實可靠，政府監管有力，所有公司奉公守法才會上當。從許多外來的陪讀媽媽和學生，被中介公司所騙，就是深信在新加坡騙人、坑錢的事是不可能發生。
遠在他方，對新加坡不瞭解，被中介所騙，還能瞭解。最近也有一些在新加坡的外地人（當然也包括本地人），交了定金給一些不良公司，以為能到澳洲或紐西蘭等地工作，結果公司隔夜消失，他們血本無歸。
有一兩位受騙者在受訪時，甚至說感到非常意外，在新加坡竟然有騙人上當的公司存在。
新加坡人笨，現在連住在新加坡的外人也笨了，問題真的出在新加坡嗎？
沒有人願意住在一個毫無法紀，爾虞我詐的社會。但是一個過度保護的社會，肯定也讓人失去了森林生存技術。
如果上當受騙一次，會讓笨的人學聰明也不是壞事，被人罵笨而好好的反省，更是好事。那可要謝謝李敖了！
星洲日報／情在人間‧作者：林鳳英‧2005/10/02
言论版有新加坡人是不是“笨”的讨论。这里笔者诚恳的说句公道话，无论以前还是现在，无论这笨字是直接的、还是附加括号的“笨”，都不至于套在新加坡人头上。
那为何在某些外人眼里我们有“笨”的印象呢？
新加坡生活模式，让国人多少养成比较务实也较单纯的性格，当外人只看到新加坡人积极一面时，会觉得新加坡人的务实是勤奋上进，单纯是善良热心。可是，只讲求务实，又使得大部分国人几乎将所有精力都投注于物质现实的追求上，而忽略了生命里其他 更深层的意义。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当新加坡人走到外面去，别人会觉得我们除工作和工作还是工作之外，似乎对范围较宽阔的生命存在意义、国际上的客观处境、人文科学等等知识都不甚了了。
再加上我们单纯的性格往往也在些不适当境况下出现，这些不适当的举止反应，也许就会弄巧反拙，给人一种对于应付场面明显地经验不足或孤陋寡闻的“无知”印象。也许，新加坡人的“笨”印象就是这样来的。
知识层面不够宽阔
举个实例。我曾把几位到北京寻找商机的友人介绍给有关方面的联系，友人做的是日用耗材生意。当晚大家一起吃饭，几位北京朋友是天南地北话题不尽，一会儿是宏观环保意识，一会儿是国际经济局势。新加坡友人虽懂华语，却除了商品本身信息及设想中的市场策略外，其他根本搭不上嘴。
更糟是谈到生意关键部分，新加坡友人就凭一些人云亦云的偏见来评定一些自己仍搞不清楚的境况，整顿饭吃得尴尬、紧张，也别扭。事后新加坡友人说我这些北京朋友废话多而没诚意，北京朋友很直接致电我说，你们新加坡人怎如此迟钝木讷、死心眼、啥都不懂，做人做得挺没趣。
好些国人的一生知识，都是正规教育在社会应用筛滤之后的剩余资源。一般人觉得这样就够，充其量电视或报纸上跟进一下，或认为出国旅行开开眼界也就可以。
虽非人人如此，但天天忙碌的人，有大条理由只关注眼前及身边而不愿再关心其他。知识层面欠缺广度和深度，殊不知深度与广度的知识在融会贯通后往往才是解答人生的参照。
大部分国人如今都活得舒服安逸，正是这种小康式舒服安逸让他觉得自己付出的代价已得其所偿，没必要探索更深入或与利益无直接关联的知识。
此外，大部分国人认为经济技俩重于文化内涵，成富就是成功。只求按部就班去“安于现状”、个性单纯的新加坡人，就连做善事都只会施与而少有去深究及权衡善行的本质。大部分人都是知识浅水平的善良好人。
怕输反映欠缺自信
但新加坡人内心是清楚自己不足在哪里的。他能庆幸的是国家所做一切给了他骄傲背景：好政府，高设施，稳定的模式安排。
他以新加坡为荣，但光靠“新加坡人”这份荣耀维持自信仍不够，他必须样样事都能擦亮勋章并赶在他人前面才能平衡隐藏的自卑。他不能输，因为欠缺安抚自己失败的能力。
他不能输，因为一辈子都在拼老命维持状态根本很少经历输的经验。这样的人自尊心特强，一定要赢，外人不能批评一句。
新加坡人的怕输正反映欠缺自信。国人出了国门，欠缺自信就要逞强，又没足够知识垫底，说话内容与表达自己皆无信心，思考逻辑性不强，有时就难免给人“笨”的感觉。
新加坡人不是笨。笨已经很接近蠢。大部分新加坡人只是日常生活圈子狭小，知识浅窄，更因为拥有新加坡人这荣耀身份，因为已维持到一定经济条件而漠视人生深层进修。这些国人在年轻时还没问题，国家逐渐老化后，生命空虚感转为大众化，那比人家说“笨”还要难受。
● 吴韦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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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人有自信吗？
詹尊诚在１０月３１日发表于《联合早报·交流》版的文章《新加坡人笨吗？》，对于新加坡人对于李敖在香港记者会上的“新加坡人比较笨”的言论漠不关心，表示痛心。新加坡人真不把外人给予自己的评价放在心上吗？这的确有可能。但我想从其他的可能性来讨论这个话题。
外人对自己的评价，有几种类型。有的是建设性的批评，新加坡人自当虚心受教。有的是以激烈的言辞表达相左的价值观，如当年歌手郑智化的一句“新加坡像是一个被阉割的国家”（指当时新加坡政府的家长式统治，造就了一个一板一眼的国家），和龙应台的“宁要（台湾式的）民主（即令乱糟糟），不要（新加坡式的）秩序”的言论，招来新加坡人“统一护国”的声讨。也有带有“骂街”味道的“捧ＬＰ”言论，新加坡人上上下下都一笑置之。
一个国家及其国民对于刺耳的言论的该有多大的容忍度？我联想起一个政府对文化产品和传媒的审查机制。撇开情色、暴力、宗教敏感等社会性的元素不提，单就它们面对政府和政策的批评时的宽松程度，往往可一窥这个政府的自信心。
举例来说，台湾电检单位曾在1983年坚持删剪三段式电影《儿子的大玩偶》里的第三段《苹果的滋味》里的木屋区画面，因为它觉得有辱门楣，破坏了当时的台湾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富民强的形象。在新加坡，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叶以前的影视作品中的本地警察不能死，也不会滥权。这些禁忌，后来都烟消云散。
去年，部长在国会里痛批一部对本地电检尺度，和一名电检单位的主管极尽嘲讽之能事的短片《剪》；当大家都以为影片会被禁掉的时候，它却顺利的被通过并成为新加坡国际电影节的开幕电影。我觉得，这不一定是詹君所谓的“如果说我们是大智若愚，那只是自欺欺人”，而可能是一种成熟的表征。
詹君认为教师骂学生“笨”，还“可以理解”；但新加坡人不应容忍他人毫无道理的羞辱自己。我的看法刚好相反。小朋友心智还未成熟，这种伤害自尊的阴影可能会影响他的一生。而诚如詹君所说，新加坡“是个成熟的壮年人，而且在各方面都有优异的表现”；所以，今天的新加坡人应该比当年“统一护国”的新加坡人更能掌握“自信”这一利器，不亢不卑的去面对外人（和自己人）的批评、争议或“骂街”。
更何况，咱们尽管钦佩李敖的才学和文思，却也对李敖百无禁忌的遣词用字习以为常，自然犯不著神经过敏。同时，要探讨人家“羞辱”你的原因。李敖没明说，但我在网上找到刊登在１０月２日的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情在人间》，同是针对李敖的言论的《新加坡人笨？》，提到多年前早已有中国商人如是说：“香港人无情，台湾人无耻，新加坡人无知。”
原因是：“（新加坡人）生活在一个法律制度健全，一切讲求法制的地方，大家的警惕性就降低了…走出国门，就不是新加坡。没有新加坡的制度，没有新加坡的法律，游戏规则完全不同…新加坡的健全制度，让新加坡人在外吃了亏…”
没有一个国家是完美的。在自信和自强的当儿，也要时时反躬自省——在国内珍惜健全的制度，一出了国就得懂得适应人家。
● 黄龙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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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人笨吗？
如果十多年前有人开新加坡人的玩笑，说新加坡人无知，我们不会当真。最近，在香港的一个记者会上，李敖说：“……新加坡人比较笨……”好像也没看到新加坡人有什么反应。
记得几年前，有一位教师，因为骂学生stupid(笨)，被家长控告，结果该名教师还须道歉。家长认为教师伤了孩子（还不过是个小学生）的自尊心，教师不该在课室里，当着其他学生的面骂他的孩子“笨”。
新加坡刚刚在几个月前度过四十岁生日，是个成熟的壮年人，而且在各方面都有优异的表现，例如国家竞争力、机场服务、海港吞吐量、工人素质与生产力、政府廉洁度、行政人员办事效率等，都在全球名列前茅。值得我们反思的是，为何以我国这种骄人的表现，竟然无法改变别人对我们的看法。
更让人痛心的是，自己国民对于全球给予我们的评价，也漠不关心。
教师骂学生“笨”，从他们的关系上来看，我们是可以理解，似乎也情有可原，因为一个是“授”，另一个是“受”。但在国际场合，例如记者会之类，国家形象是不容忽视的，我们怎么能容忍他人毫无道理的羞辱自己？
如果说我们是大智若愚，那只是自欺欺人的说法。
● 詹尊诚 １０月３１日发表于《联合早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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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人笨？
在中國風光了一星期的李敖，回到台北評起了中、港、台、新四大華人區的時候，這麼形容這四地的華人︰香港人壞、台灣人可愛、中國人不可測、新加坡人笨。
新加坡人不是第一次被人形容笨。早在好幾年前，到中國經商的商人中，就流行那麼一段話︰香港人無情，台灣人無恥，新加坡人無知。
網絡上也曾看過這麼一段故事︰香港人在中國買了一間100萬的房子後，發現有水龍頭卻沒有水，有馬桶沒有陰溝系統。
他找來一位台灣買主，天花亂墜的胡吹一番，削價80萬脫了手。
台灣人上了當，找了一個新加坡冤大頭，以60萬元賣了出去。
新加坡這個冤大頭，一發現貨不對辦，立刻採取法律行動，要告台灣人要告發展商，還開記者會把上當的事公佈於世，結果法律訴訟幾年沒有下落，那間60萬沒水的房子，成為他永遠心中的痛。
你說這新加坡人笨嗎？
從香港人和台灣人的角度看，新加坡人真是笨得不得了！
以一個新加坡人的角度來看，我不想說用“笨”這形容詞來形容新加坡人，“無知”、甚至是“天真”或者是傷害力比較輕的形容詞，但是不管用甚麼形容詞，在商場上，新加坡人的奸詐水平，不如香港人和台灣人，是不爭的實事。
好幾年前，在新加坡的一些外來移民圈子中，也流行那麼一句話“新加坡人有錢，但笨，快來。”
人一旦有錢，就有人會虎視眈眈，想要坑錢的人不會手軟。有錢又想錢生錢，一不小心，很容易就賠了夫人又折兵。
新加坡人會笨，原因其實大家都很清楚，生活在一個法律制度健全，一切講求法制的地方，大家的警惕性就降低了，有事法律會保護，幹壞事的難逃法律制裁，付出代價大。
但新加坡人不知道，走出國門，就不是新加坡。沒有新加坡的制度，沒有新加坡的法律，遊戲規則完全不同，要參加遊戲，有不同的手段。
新加坡的健全制度，不但讓新加坡人在外吃了虧，也讓一些外人在新加坡上當。
一個朋友隨老公在中國公幹，中國一位認識不久的朋友就要委托她一筆不少的錢。她告訴對方：“我們認識不深，你就這麼相信我？”
對方說，“你是新加坡人，新加坡人都是誠實可靠的。”
我的朋友哭笑不得，不知要為新加坡人感到驕傲，還是為這位朋友的無知感到悲哀。如果對方被一位不誠實的新加坡人騙了，那不是讓新加坡的“金字招牌”蒙上污點？
其實很多外人，就是以為新加坡人人誠實可靠，政府監管有力，所有公司奉公守法才會上當。從許多外來的陪讀媽媽和學生，被中介公司所騙，就是深信在新加坡騙人、坑錢的事是不可能發生。
遠在他方，對新加坡不瞭解，被中介所騙，還能瞭解。最近也有一些在新加坡的外地人（當然也包括本地人），交了定金給一些不良公司，以為能到澳洲或紐西蘭等地工作，結果公司隔夜消失，他們血本無歸。
有一兩位受騙者在受訪時，甚至說感到非常意外，在新加坡竟然有騙人上當的公司存在。
新加坡人笨，現在連住在新加坡的外人也笨了，問題真的出在新加坡嗎？
沒有人願意住在一個毫無法紀，爾虞我詐的社會。但是一個過度保護的社會，肯定也讓人失去了森林生存技術。
如果上當受騙一次，會讓笨的人學聰明也不是壞事，被人罵笨而好好的反省，更是好事。那可要謝謝李敖了！
星洲日報／情在人間‧作者：林鳳英‧2005/10/02
Thursday, November 03, 2005
小红点：新加坡外交人员的思考
编者按：《小红点：新加坡外交人员的思考》是新加坡政策研究院出版的英文新书，该院同意本报转载其中数篇文章，以飨华文报读者。
我们清楚的知道新加坡是个小国。我们也并不是刻意要活跃于国际舞台上。我们的基本目标很简单——求存，并为人民谋求更好的生活。在国际关系里，一个国家如果连生存都成问题，其他的就免谈了。
作为东南亚的一个蕞尔小国，我们要生存和发展，就不能只是个普通的国家，我们必须与众不同。要不然，为什么人们不同大国而要同我们打交道？这是新加坡在包括外交政策等各方面所面对的主要挑战。
若说我们的外交政策是成功的，那是因为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是成功的。我们的外交政策的成功并不完全是因为外交官员的能力、外貌或者魅力。即使是最杰出的外交官，也不能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情况下做出成绩。
然而，我们和邻居不同之处，也是让它们感到不满和嫉妒的原因。和许多东南亚国家不同，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和奉行任人唯贤制度的国家。
合作的同时，问题会出现
这些国家对我们的看法，和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很多时候，他们把焦点放在新加坡人口以华人居多的事实，再以对待自己国内华人的态度来看待我们。
有时候，新加坡所取得的成就，新加坡是个成功、独立自主、多元种族和任人唯贤的国家这个事实，就足以被其他国家视为对他们的体制的挑战和间接的批评。关键的问题通常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只是因为我们是新加坡。
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永远是这个区域的一部分，但是又必须时常突显我们和这个区域的不同之处。竞争是生活现实，我们可以接受。不过，竞争同合作是并存的，亚细安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可以、必须、也已经同我们的邻居进行合作，这是必要的。国际关系并不一定是“零和游戏”。然而，我们的许多邻国却认为它实际上是个“零和游戏”。
外人在心理上很难接受，如果我们表现得更好，那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努力。认为我们是用了某种方式使诈，或者我们的存在是建立在他们的苦难上，会让他们心里好过些。
我们和他人合作的同时，必须清楚地知道问题会不时出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有起有落。我们需要接受和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以平常心来看待事情，在情况好的时候不能得意忘形和自满，在情况不好的时候也不能感到泄气。
我们必须具备耐心、耐力、坚定的意志和以长远的眼光看问题，凡事一步一步来并在基本原则上站稳立场。
事实是，我们虽然已经独立40年，有些人对我们的独立自主还是难以接受。如果我们是个贫穷和失败的国家，情况可能就不同了。但我们不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要他人开心而甘于平庸。
当然，我们不应该无缘无故的挑动他人的敏感神经。我们不应该为我们的成就感到不好意思，也不应该自吹自擂。我们必须忍受和处理好他人某种程度的嫉妒和埋怨，这是新加坡必须面对的现实。
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也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每一个解决方案都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我们必须回应对我们的自主权的挑战，不管挑战来自何方。我们不是任何人的附属国，也不时得向其他国家，包括友好、强大和对我们非常重要的国家如美国和中国证实这一点。我们的举动受到其他国家的注视，被视为软弱会有严重的后果。
支持和平相处的“迷思”
我们没有办法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然而，我们的外交政策却有一些核心原则。
三个原则：
首先，我们永远是东南亚的一部分。但我们却不能受到这个区域的限制。在今日盛行的环球经济这个说法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出了“以世界为腹地的环球都市”的口号。环球经济现在已经成为事实，我们必须确保自己和环球经济紧密联系，整个区域也继续对外开放。
其次，新加坡必须为自己制造政治、外交和经济空间，这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跨出区域，同整个世界保持联系。这不只是外交部的工作，政府和整个社会必须拥有共同的原则和目标，以不同的方式协力合作。
简言之，外交政策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只由外交官来负责。事实上，环球化的压力，已经使公共部门和私人企业界，及国内和国际政策之间的区分变得日益模糊。
最后，大国在本区域和国际上，必须维持势力均衡。小国只能在大国制造的空隙间求存。作为一个小国，我们应该支持国际法和国际组织。但是国际法并不是独立自主的，它是世人制造出来让我们可以和平相处的“迷思”（myth）。支持这个“迷思”对我们是有利的，自以为是却会有严重的后果。
国际法和建立在理想法律基础上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只有在势力均衡的情况下才能茁壮成长，我们应该致力促进这种平衡。
要跨出东南亚、制造空间和促进势力均衡，新加坡就必须与时并进。小国不能把这视为理所当然，它们在国际系统里扮演的角色并不是不能被取代的。小国必须建立和维持与国际系统的联系。这得看我们能不能成功的协调我们同其他国家的利益。
国际关系不是恋爱关系，也不是由智慧和逻辑决定胜负的研讨会。小国的真知灼见如果造成不便，也会完全被忽视。但是大国的愚蠢意见却必须被认真看待，因为它们有能力造成巨大破坏。
小国是脆弱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小城市国家的寿命并不长。我们必须克服困难。吓阻和外交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不是两者择一。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做得不错。不过，我们面对许多挑战，也没有人知道将来会出现什么状况。要充满信心的面对未来的一个关键因素，是避免变得自满。我们的脆弱性让我们时时保持警惕。
人们时常说在国际关系上，新加坡是小国扮演大角色。有些时候情况的确是如此，我们也必须争取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然而，我们却不能自以为是。国际关系不是一场有固定规则的拳击赛，有人突然掏出手枪时该怎么办？
·原书名为The Little Red Dot: Reflections by
● 比拉哈里 Singapore's Diplomats。
本文作者Bilahari Kausikan是外交部第二常任秘书。叶琦保译。
我们清楚的知道新加坡是个小国。我们也并不是刻意要活跃于国际舞台上。我们的基本目标很简单——求存，并为人民谋求更好的生活。在国际关系里，一个国家如果连生存都成问题，其他的就免谈了。
作为东南亚的一个蕞尔小国，我们要生存和发展，就不能只是个普通的国家，我们必须与众不同。要不然，为什么人们不同大国而要同我们打交道？这是新加坡在包括外交政策等各方面所面对的主要挑战。
若说我们的外交政策是成功的，那是因为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是成功的。我们的外交政策的成功并不完全是因为外交官员的能力、外貌或者魅力。即使是最杰出的外交官，也不能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情况下做出成绩。
然而，我们和邻居不同之处，也是让它们感到不满和嫉妒的原因。和许多东南亚国家不同，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和奉行任人唯贤制度的国家。
合作的同时，问题会出现
这些国家对我们的看法，和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很多时候，他们把焦点放在新加坡人口以华人居多的事实，再以对待自己国内华人的态度来看待我们。
有时候，新加坡所取得的成就，新加坡是个成功、独立自主、多元种族和任人唯贤的国家这个事实，就足以被其他国家视为对他们的体制的挑战和间接的批评。关键的问题通常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只是因为我们是新加坡。
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永远是这个区域的一部分，但是又必须时常突显我们和这个区域的不同之处。竞争是生活现实，我们可以接受。不过，竞争同合作是并存的，亚细安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可以、必须、也已经同我们的邻居进行合作，这是必要的。国际关系并不一定是“零和游戏”。然而，我们的许多邻国却认为它实际上是个“零和游戏”。
外人在心理上很难接受，如果我们表现得更好，那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努力。认为我们是用了某种方式使诈，或者我们的存在是建立在他们的苦难上，会让他们心里好过些。
我们和他人合作的同时，必须清楚地知道问题会不时出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有起有落。我们需要接受和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以平常心来看待事情，在情况好的时候不能得意忘形和自满，在情况不好的时候也不能感到泄气。
我们必须具备耐心、耐力、坚定的意志和以长远的眼光看问题，凡事一步一步来并在基本原则上站稳立场。
事实是，我们虽然已经独立40年，有些人对我们的独立自主还是难以接受。如果我们是个贫穷和失败的国家，情况可能就不同了。但我们不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要他人开心而甘于平庸。
当然，我们不应该无缘无故的挑动他人的敏感神经。我们不应该为我们的成就感到不好意思，也不应该自吹自擂。我们必须忍受和处理好他人某种程度的嫉妒和埋怨，这是新加坡必须面对的现实。
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也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每一个解决方案都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我们必须回应对我们的自主权的挑战，不管挑战来自何方。我们不是任何人的附属国，也不时得向其他国家，包括友好、强大和对我们非常重要的国家如美国和中国证实这一点。我们的举动受到其他国家的注视，被视为软弱会有严重的后果。
支持和平相处的“迷思”
我们没有办法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然而，我们的外交政策却有一些核心原则。
三个原则：
首先，我们永远是东南亚的一部分。但我们却不能受到这个区域的限制。在今日盛行的环球经济这个说法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出了“以世界为腹地的环球都市”的口号。环球经济现在已经成为事实，我们必须确保自己和环球经济紧密联系，整个区域也继续对外开放。
其次，新加坡必须为自己制造政治、外交和经济空间，这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跨出区域，同整个世界保持联系。这不只是外交部的工作，政府和整个社会必须拥有共同的原则和目标，以不同的方式协力合作。
简言之，外交政策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只由外交官来负责。事实上，环球化的压力，已经使公共部门和私人企业界，及国内和国际政策之间的区分变得日益模糊。
最后，大国在本区域和国际上，必须维持势力均衡。小国只能在大国制造的空隙间求存。作为一个小国，我们应该支持国际法和国际组织。但是国际法并不是独立自主的，它是世人制造出来让我们可以和平相处的“迷思”（myth）。支持这个“迷思”对我们是有利的，自以为是却会有严重的后果。
国际法和建立在理想法律基础上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只有在势力均衡的情况下才能茁壮成长，我们应该致力促进这种平衡。
要跨出东南亚、制造空间和促进势力均衡，新加坡就必须与时并进。小国不能把这视为理所当然，它们在国际系统里扮演的角色并不是不能被取代的。小国必须建立和维持与国际系统的联系。这得看我们能不能成功的协调我们同其他国家的利益。
国际关系不是恋爱关系，也不是由智慧和逻辑决定胜负的研讨会。小国的真知灼见如果造成不便，也会完全被忽视。但是大国的愚蠢意见却必须被认真看待，因为它们有能力造成巨大破坏。
小国是脆弱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小城市国家的寿命并不长。我们必须克服困难。吓阻和外交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不是两者择一。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做得不错。不过，我们面对许多挑战，也没有人知道将来会出现什么状况。要充满信心的面对未来的一个关键因素，是避免变得自满。我们的脆弱性让我们时时保持警惕。
人们时常说在国际关系上，新加坡是小国扮演大角色。有些时候情况的确是如此，我们也必须争取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然而，我们却不能自以为是。国际关系不是一场有固定规则的拳击赛，有人突然掏出手枪时该怎么办？
·原书名为The Little Red Dot: Reflections by
● 比拉哈里 Singapore's Diplomats。
本文作者Bilahari Kausikan是外交部第二常任秘书。叶琦保译。
Wednesday, November 02, 2005
汉语走俏和词典失语
最近几年，中国的国力日渐强大，世界各国对汉语另眼相看。想学汉语的外国人和海外华人与日俱增，出现了一股全球性的汉语热。
为了因应这股学习汉语的热潮，中国政府决定采取在海外大办孔子学院等举措，加强汉语的国际传播。将汉语推向世界，不仅是让世界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需要，也是中国进行软实力建设，加速走向世界的需要。
在将汉语推向世界的同时，中国所面对的问题也不少。一是缺乏总体规划，二是对海外华教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滞后，三是总体资源不足，四是教材的国家或地区适用性不强，五是工具书的编纂与出版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
在工具书的编纂与出版方面，既有空白急需填补，又有许多老问题亟待解决。就现有语文辞书而论，存在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患上了群体性的失语症。
外国人和海外华人学汉语，比国人更需要语文词典的帮助。特别是以记录华语语汇为主的中型词典，更是不可或缺。遗憾的是词典失语，查检无着。失语症的主要症状是词语失收和义项缺失。
急于想查却偏查不到
先说词语失收。词典不可能逢词必收，也不可能年年修订，但是社会生活中时常用到，并且需要诠释的词语，是不能不收录的。
因为工作需要，长期以来，笔者每天都要翻阅语文词典，因此中型的和大型的、现代的和古代的都置备齐全。此外，熟语（成语、俗语、惯用语、歇后语）词典和新词新语词典，也都买了一部又一部，以便随时查检。
可是，在使用这些工具书的过程中，老是遭遇尴尬：往往是你急于想查的词语，偏偏东也查不到，西也查不到，而所查的词语都不是刚产生的新词，至少都有个三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了。限于篇幅，略举数例说说。
今年6月，盼望已久的《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以下简称新版《现汉》）问世。我看到介绍说，“体认”和“愿景”这两个词最初出现在4月29日胡锦涛与连战的会谈公报里，4月30日见诸报端。5月2日新版《现汉》就要开印，编审委员会临时决定，将这两个词收编。
开印前夕，当机立断，该收就收，这在辞书界也许是破天荒第一次，因而一时传为美谈。可见，某个词语只要你想收，哪怕到最后一分钟，还是来得及收编的。其实，“体认”和“愿景”在境外和海外华人社区流通已久，传入大陆，也有些时日了。编审委员会临时决定立即收编，不言而喻，是“高端使用”的结果。
最近，周边国家或地区及欧美又在闹“禽流感”了，“禽流感”比“体认”和“愿景”的使用范围要广得多，跟老百姓的生活贴得也近得多，使用频率之高，就不在话下了。而且禽流感一爆发，就伴随着一片“扑杀”之声。
可是，2004年1月出版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以下简称《现规》）和2003年9月出版的《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以下简称《常用词典》）均未收“禽流感”。令人欣喜的是新版《现汉》增收了“禽流感”，然而新版《现汉》《现规》和《常用词典》都未收“扑杀”，集体失语。
《汉语大词典》收“扑杀”，书证皆出自古代文献，释义是“摔死”“击杀”，对象是人，似不适用于成批毁灭疫禽病畜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1997年7月3日就出台了，第21条中就有“扑杀”，并且衍生了新义新用法，辞书失收，是何道理？
严重的“东突”也不收
今年10月26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在安理会讨论反恐议题时说，“东突”恐怖势力一直在中国新疆地区活动，作恶多端，并与“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等国际恐怖组织互相勾结，不仅构成对中国的恐怖主义威胁，也严重危害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这么一个使用多年的重要词语，新版《现汉》《现规》和《常用词典》又是集体失语，多部新词新语词典也是这样。笔者仅看到沈孟璎主编的《新词新语词典》（2005年1月）收了。中国的语文词典无不收录了大量的政治词语，偏把“东突”关在辞书大门之外，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又如“草根”，辞书不收是因为其义浅近，人所共知。可是如今周边国家或地区的语言用户所使用的大多是它的引申义。一般认为，“草根”的引申义来自英语的grassroots，而且“草根”的孳乳能力甚强，可构成～族、～性、～化、～官员、～大使、～议员、～阶层、～组织、～精神、～意识、～力量、～情结、～文化、～球队、～作品、～导演、～工业、～经济、～金融、～银行等一系列词语，形成一个“草根词族”。新版《现汉》《现规》不收“草根”的新义新用法，令人费解；《常用词典》宁收“草根大使”，并注明仅在台湾通用，也不收“草根”，本末倒置。
他如“双赢”，《现汉》《现规》和《常用词典》都收了，可是都未收常与之对举的“零和”。《现汉》收了“双规”，可是未收“双开”（开除党籍和公职）；《现规》和《常用词典》“双规”和“双开”都未收。近年来，在中国大陆被“双规”“双开”的腐败分子还少吗？辞书为什么失语呢？
新加坡《联合早报》在刊登中国新闻时，编辑看到“双规”，就括注解释，惟恐当地受众不懂，因为只有中国才有“双规”啊。还有“周日”“句号”（比喻义）“双刃剑”“电子警察”，新版《现汉》都未收。在中国大陆和周边国家或地区，文言词语“吊诡”的使用频率日见其高，可是仍只见于《古代汉语词典》，当代辞书依然无动于衷。
许多词语已产生新解
再说义项缺失。笔者很高兴地看到，新版《现汉》对成语“感同身受”的解释：原指感激的心情如同亲身受到对方的恩惠一样（多用来代替别人表示谢意），现多指虽未亲身经历，但感受就同亲身经历过一样。旧版只有“原指”，新版增补了“现多指”。可是，其他辞书，如《现规》和多部成语词典，还都停留在“代人向对方致谢”的时代。
值得一赞的是1999年8月问世的朱祖延教授主编的《汉语成语辞海》，只有一个解释：就像亲身感受到了一样。这个解释比新版《现汉》早6年。
今年7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向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一行致欢迎词时，一开头说了句：“七月流火，但充满热情的岂止是天气。”于是媒体上爆发一场大争论：“七月流火”用得对不对？其实，早在2000年7月22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节目，就以《七月流火》为题目了。
主播还留下一句旁白：“七月流火，昨天北京40度……”最近几年，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上，一到盛夏季节，用“七月流火”形容天气炎热的语例从未断过。
可是，迄今为止，大约还没有一部辞书收“七月流火”。与“七月流火”同类的词语还有“上下其手”“呼之欲出”“空穴来风”“美轮美奂”“倾巢而出”“流金岁月”“拔刀相助”“遇人不淑”等，也都产生了新义或新用法，都需要辞书给个说法。
辞书患上群体性失语症的原因何在？笔者认为中国的语文词典过于强调规范性，而忽略了描写性与实用性。辞书编纂者的目光集中在普通话上，缺乏对境外和海外华语的关注，思维还局限在小汉语，而不是大汉语。一言以蔽之，辞书编纂者的读者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
针对辞书失语现象，仇海辉先生尖锐地评论道，“与其说是疏忽，不如说是逃避；与其说是谨慎，不如说是胆怯”。又说，在“七月流火”的异常变化面前，“语文工作者似乎有点举棋不定，甚至可以说噤若寒蝉。面对社会的众说纷纭，他们缺少研究的深度，缺少判断的胆识，缺少引领的自觉”。（《纪校长“用典”面面观》，《咬文嚼字》2005年第9期第9页）
● 汪惠迪 ·作者是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语文顾问，定居香港。
为了因应这股学习汉语的热潮，中国政府决定采取在海外大办孔子学院等举措，加强汉语的国际传播。将汉语推向世界，不仅是让世界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需要，也是中国进行软实力建设，加速走向世界的需要。
在将汉语推向世界的同时，中国所面对的问题也不少。一是缺乏总体规划，二是对海外华教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滞后，三是总体资源不足，四是教材的国家或地区适用性不强，五是工具书的编纂与出版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
在工具书的编纂与出版方面，既有空白急需填补，又有许多老问题亟待解决。就现有语文辞书而论，存在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患上了群体性的失语症。
外国人和海外华人学汉语，比国人更需要语文词典的帮助。特别是以记录华语语汇为主的中型词典，更是不可或缺。遗憾的是词典失语，查检无着。失语症的主要症状是词语失收和义项缺失。
急于想查却偏查不到
先说词语失收。词典不可能逢词必收，也不可能年年修订，但是社会生活中时常用到，并且需要诠释的词语，是不能不收录的。
因为工作需要，长期以来，笔者每天都要翻阅语文词典，因此中型的和大型的、现代的和古代的都置备齐全。此外，熟语（成语、俗语、惯用语、歇后语）词典和新词新语词典，也都买了一部又一部，以便随时查检。
可是，在使用这些工具书的过程中，老是遭遇尴尬：往往是你急于想查的词语，偏偏东也查不到，西也查不到，而所查的词语都不是刚产生的新词，至少都有个三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了。限于篇幅，略举数例说说。
今年6月，盼望已久的《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以下简称新版《现汉》）问世。我看到介绍说，“体认”和“愿景”这两个词最初出现在4月29日胡锦涛与连战的会谈公报里，4月30日见诸报端。5月2日新版《现汉》就要开印，编审委员会临时决定，将这两个词收编。
开印前夕，当机立断，该收就收，这在辞书界也许是破天荒第一次，因而一时传为美谈。可见，某个词语只要你想收，哪怕到最后一分钟，还是来得及收编的。其实，“体认”和“愿景”在境外和海外华人社区流通已久，传入大陆，也有些时日了。编审委员会临时决定立即收编，不言而喻，是“高端使用”的结果。
最近，周边国家或地区及欧美又在闹“禽流感”了，“禽流感”比“体认”和“愿景”的使用范围要广得多，跟老百姓的生活贴得也近得多，使用频率之高，就不在话下了。而且禽流感一爆发，就伴随着一片“扑杀”之声。
可是，2004年1月出版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以下简称《现规》）和2003年9月出版的《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以下简称《常用词典》）均未收“禽流感”。令人欣喜的是新版《现汉》增收了“禽流感”，然而新版《现汉》《现规》和《常用词典》都未收“扑杀”，集体失语。
《汉语大词典》收“扑杀”，书证皆出自古代文献，释义是“摔死”“击杀”，对象是人，似不适用于成批毁灭疫禽病畜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1997年7月3日就出台了，第21条中就有“扑杀”，并且衍生了新义新用法，辞书失收，是何道理？
严重的“东突”也不收
今年10月26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在安理会讨论反恐议题时说，“东突”恐怖势力一直在中国新疆地区活动，作恶多端，并与“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等国际恐怖组织互相勾结，不仅构成对中国的恐怖主义威胁，也严重危害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这么一个使用多年的重要词语，新版《现汉》《现规》和《常用词典》又是集体失语，多部新词新语词典也是这样。笔者仅看到沈孟璎主编的《新词新语词典》（2005年1月）收了。中国的语文词典无不收录了大量的政治词语，偏把“东突”关在辞书大门之外，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又如“草根”，辞书不收是因为其义浅近，人所共知。可是如今周边国家或地区的语言用户所使用的大多是它的引申义。一般认为，“草根”的引申义来自英语的grassroots，而且“草根”的孳乳能力甚强，可构成～族、～性、～化、～官员、～大使、～议员、～阶层、～组织、～精神、～意识、～力量、～情结、～文化、～球队、～作品、～导演、～工业、～经济、～金融、～银行等一系列词语，形成一个“草根词族”。新版《现汉》《现规》不收“草根”的新义新用法，令人费解；《常用词典》宁收“草根大使”，并注明仅在台湾通用，也不收“草根”，本末倒置。
他如“双赢”，《现汉》《现规》和《常用词典》都收了，可是都未收常与之对举的“零和”。《现汉》收了“双规”，可是未收“双开”（开除党籍和公职）；《现规》和《常用词典》“双规”和“双开”都未收。近年来，在中国大陆被“双规”“双开”的腐败分子还少吗？辞书为什么失语呢？
新加坡《联合早报》在刊登中国新闻时，编辑看到“双规”，就括注解释，惟恐当地受众不懂，因为只有中国才有“双规”啊。还有“周日”“句号”（比喻义）“双刃剑”“电子警察”，新版《现汉》都未收。在中国大陆和周边国家或地区，文言词语“吊诡”的使用频率日见其高，可是仍只见于《古代汉语词典》，当代辞书依然无动于衷。
许多词语已产生新解
再说义项缺失。笔者很高兴地看到，新版《现汉》对成语“感同身受”的解释：原指感激的心情如同亲身受到对方的恩惠一样（多用来代替别人表示谢意），现多指虽未亲身经历，但感受就同亲身经历过一样。旧版只有“原指”，新版增补了“现多指”。可是，其他辞书，如《现规》和多部成语词典，还都停留在“代人向对方致谢”的时代。
值得一赞的是1999年8月问世的朱祖延教授主编的《汉语成语辞海》，只有一个解释：就像亲身感受到了一样。这个解释比新版《现汉》早6年。
今年7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向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一行致欢迎词时，一开头说了句：“七月流火，但充满热情的岂止是天气。”于是媒体上爆发一场大争论：“七月流火”用得对不对？其实，早在2000年7月22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节目，就以《七月流火》为题目了。
主播还留下一句旁白：“七月流火，昨天北京40度……”最近几年，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上，一到盛夏季节，用“七月流火”形容天气炎热的语例从未断过。
可是，迄今为止，大约还没有一部辞书收“七月流火”。与“七月流火”同类的词语还有“上下其手”“呼之欲出”“空穴来风”“美轮美奂”“倾巢而出”“流金岁月”“拔刀相助”“遇人不淑”等，也都产生了新义或新用法，都需要辞书给个说法。
辞书患上群体性失语症的原因何在？笔者认为中国的语文词典过于强调规范性，而忽略了描写性与实用性。辞书编纂者的目光集中在普通话上，缺乏对境外和海外华语的关注，思维还局限在小汉语，而不是大汉语。一言以蔽之，辞书编纂者的读者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
针对辞书失语现象，仇海辉先生尖锐地评论道，“与其说是疏忽，不如说是逃避；与其说是谨慎，不如说是胆怯”。又说，在“七月流火”的异常变化面前，“语文工作者似乎有点举棋不定，甚至可以说噤若寒蝉。面对社会的众说纷纭，他们缺少研究的深度，缺少判断的胆识，缺少引领的自觉”。（《纪校长“用典”面面观》，《咬文嚼字》2005年第9期第9页）
● 汪惠迪 ·作者是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语文顾问，定居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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