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事物的发展总是有迹可循，看是不相关的事情，内在里总有一丝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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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复发公开信回应大学生质疑 称自己言行一致
（中国）和讯网 (2005-09-24)
9月23日下午，新任Google中国总裁李开复博士向外界发出发出一封公开信，公开就一位大学生对他的诚信质疑进行了回复。
在信中，李开复坦率地回顾了过去自己关于“是否将离开微软”说法的表态，解释了自己最终前往Google就职的原因。他认为，离开微软“为了做更有影响力的事情，或者是帮助中国的学生。”
以下为其公开信全文：
晓钟 ：
谢谢你真诚的信。我希望下面的回答能够让我不负你对我的信任。
对于执法人员，“知法犯法，罪加一等”。作为人师，如果做出有违自己教导学生的事，也是一样的。对我来说，诚信比生命更重要。做出的诺言，必须遵守。
一年多前来中国时，有一次我曾经被问到：“你什么时候会不会离开微软？或者出来创业？”
我的回答是：“我的人生目标是发挥我的影响力。所以我认为微软很可能是我服务的最后一个公司，因为在这里我可以充分地发挥我的影响力。如果哪一天我离开的话，那一定是为了做更有影响力的事情，或者是帮助中国的学生。”
这个回答我记忆犹新，而且有一位清华的学生还把这段话放入了他的文章里。
我离开微软是因为我在Google：
我可以经过Google的创新模式让我和我的同伴们更快地做出更多的创新，也就是科研人员的“影响力”。
我可以直接培养一批优秀的中国青年，经过这个创新模式，发挥他们的影响力，让一批“有潜力的千里马”真的成为“千里马”。
公司支持我帮助中国的青年学生，无论是我的网站或者书。
(请看：www.kaifulee.com/Articles/googleandchina.htm)
所以，就像上面所说，我离开了微软是因为我“为了做更有影响力的事情，或者是帮助中国的学生。”
最后，我想补充一点，虽然对这段话，我认为我做到了言行一致，但是我觉得“坦诚的回答”和“诺言”是有差别的。我希望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坦诚的回答”，但是我认为任何人都很难做到把每一句“坦诚回答”都当作“诺言”。
附：大学生质疑李开复跳槽公开信：
李开复老师：
您好！今天鼓起勇气给您回信，在您到google中国正式赴任之际，在向您道贺官司胜利之余，还想跟您说几句心里话。
第一，我谨代表我个人向您表达我的敬意。
第二，我谨代表中国大学生，感谢您给我们写了这么多封信，让我们从中受益匪浅。
第三，我还想向您表达我的想法，同时也希望您原谅一个青春懵懂的大学生的一些浅薄的见解。作为一名老前辈，相信您对我们IT学子一定寄予厚望，而我也相信您会认真看完我写的文字，并会启动您曾经再也熟悉不过的Windows，在一个叫做"google"的搜索引擎中打上"诚信"两个字。
《赤兔之死》这篇文章也许您看过，它曾经让我们大学生懂得了诚信的重要。我很开心您给我们中国大学生写的第一封信的第一个观点就是：从诚信谈起。您说做人信条：家父给我最珍贵的遗产是十个字，"有容德乃大，无求品自高"。您又说当老板：如果你做老板，就不能太纵容自己的手下，不然你就会丧失自己的威信；但也不能因此总在人前指责他，那就伤害了他的尊严、他的面子，其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您还说人生目标：网友曾问过我，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我说："人生只有一次，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最大的影响力，能够帮助自己、帮助家庭、帮助国家、帮助世界、帮助后人，能够让他们的日子过得更有效率，能够为他们带来幸福和快乐。"您说微软：前一阵子有记者问我，什么时候离开微软?我的回答是，我很确定微软是我服务的最后一个商业公司，因为我的目标是做一个有巨大的影响力的人，没有其他的任何公司能帮助我达成这个愿望。
可是，当我最近从网上了解到您的消息的时候，我不禁有些困惑，请允许我这样直接的向您请教，当然我相信您不会生气，因为不可否认我是您的铁杆儿Fans，也不可否认我对您的尊敬，同样，这种困惑也来源于像我一样许许多多普普通通的大学生。想跟您说的是：您的诺言是不是算数呢？您一直教导我们要诚信，可你这样只会让我们感觉：承诺，是如此的沉重。对您而言如是，对我们亦如是。或者，除非我们之中谁已经不再在意自己到底说了什么。就像某个国家一样，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随时随地的胡说八道，完全不讲任何道德。对于国家而言，不讲信誉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国家利益至上。在国家利益面前，个人的得失就显的并不重要了。但对于个人来说，不讲信誉，至少在我的观念里，却怎么也说不过去。
最近，也许您很忙，忙着应付各路记者各方人士；也许您很寂寞，思想里全是责任。您是一个教育家，是某一阶段我们大学生思想的领导，可是，你官司缠身尚且不论，您却把这些"不顺"都归咎于从西雅图搬家后卖掉的一个观音像身上。是的，您终于把它买回来了，您自己的官司也暂时以胜利告一段落，但是，您知道您输了的又是什么吗？《史记》中说："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可谓"一诺千金"；"曾子为子杀猪"的故事无论从教育学还是做人方面都堪称"君子"，可谓"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曾子说："婴儿非可与戏也。"婴儿尚如此，我们这些莘莘学子又怎可欺骗呢？
李老师，您在中国的大学生中的知名度是很高的，也拥有很好的印象和形象，至少对于我而言如是，尤其是您写的那四封信，相信一定感染和鼓励了相当多的曾经处于迷茫中的我们，也更是被很多很多的人收藏。单纯从您来中国建google研究院上来讲是好的，尤其是可以给中国的学生更多的机会，可是从您的作法上讲，我认为：您并不厚道。
不是我不屑，而是像我这样一个IT大学生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更不相信我们所谓道德的空谈。所以，请您看完我的信，能了解我们大学生的心声，至少是我的心声。我听说两周内，您将到中国的各大高校展开系列演讲，我希望您在为这些走在时代前列却同样为道德所引导的一群可爱的孩子在做报告的时候，能够解释清楚什么叫诚信、什么叫理想？同时，我也再次以道德的范畴礼貌地向您致敬，并祝愿您和您的google能产生更大影响力，并希望这是您所服务的最后一家商业公司。
观音保佑您可以看到它！谢谢！
您真诚的学生：高晓钟
于渤海之滨 软件之城 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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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和中国 -- 追随我心的选择
2005年7月19日，追随我心中的声音，我离开了微软，加入了Google。
微软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公司。我在微软学到了很多，终身受益。尤其是有机会和比尔·盖茨先生共事，终身难忘。所以，微软是个了不起的公司，值得我们学习。
但是，Google是一个让我震撼的公司。
令我震撼的是Google的“新一代技术”和那种对创新的热情。我发现Google遍地宝藏。它的技术和产品已远远超过了搜索，而最难能可贵的是每一个产品和网络服务都是“让人惊讶的好”。它以“一切自己动手”的原则，像一个大实验室似的，让公司的计算机科学家能够自己设计特殊软件和硬件，从此尝到“有重大影响力”的感觉。它能够经过新的软件开发模式，使网络具备了可以直接更新软件的能力,不用让用户进行漫长的等待，真正地把互联网服务发挥到淋漓尽致，造福社会，引我们进入网络时代的新一代。这些新的技术其实是一种新的创新模式，这是我向往学习的。
令我震撼的是Google对诚信的执著。Google是一个“不做邪恶的事情的公司”。它绝不允许伤害用户的利益，Google的员工也不允许买公司的广告。当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一位新来的同事提出一个“先发制人”的战略。在别的公司，他可能会被认为是天才，但是他周围的人马上说:“这是邪恶的。你希望别人这么对你吗?”然后，他很不好意思地收回了他的意见。这是我向往的一片“诚信”净土。
令我震撼的是Google对大众利益的追求。Google上市时，坚决让股民直接买Google的股票，而不是由大投资银行分配给大户的做法，因此得罪了不少投资银行，但是得到了民众的好评。Google 是一个先让用户满意，以后再考虑赚钱的公司，如果不赚钱也没有关系。Google大部分的软件和服务都是免费的，而且许多软件和服务推出多年到今天还没有找到商业模式，但是只要能够帮助大众，我们就会继续地做。这种摒弃“唯利是图”的商场作风，赢得了用户的心，也带给了员工一种社会责任感。这是一种难得的信念，这是我尊敬的。
令我震撼的是Google的“激情魔力”。我认识的许多朋友都去了那儿。有些是资深研究者和科学家，我发现他们以前的憔悴消失了，他们充满了活力。有些是我的学生，我发现他们像找到了一个梦幻之家，上班像是在享受。当我见到这些人时，跳进我脑海的就是我在第三封信中写的:“当你对某个领域感兴趣时，你会在走路、上课或洗澡时都对它念念不忘，你在该领域内就更容易取得成功。更进一步，如果你对该领域有激情，你就可能为它废寝忘食，连睡觉时想起一个主意，都会跳起来。”这种对工作的热情是让我激动的。
令我震撼的是Google的“自由+透明”。每一个人可以自己选择做什么，然后经过大家的兴趣，结合成一个个的团队。每个人想的是怎么为公司好，做出对用户有意义的产品，而不是如何扩张自己的帝国。每一个人都是透明的，没有秘密，没有“三角沟通”。每一个人的目标和业绩都是透明的，在公司内部网络上即可看到。当我第一次见到一批Google的中国员工，他们说他们都在考虑回中国。当我问道，“你老板的队伍只有两三个人，老板不会怕你们走，劝你留下吗?”我看到几十对不解的眼睛，它们像在问我:“难道你不记得我们这里的自由+透明?难道你不认为我们的老板会为公司着想吗?”这种团队的氛围是让我觉得欣欣向上的。
这些震撼激起了我的两个思潮。
青年+自由+透明+新创新模式+大众利益+诚信=Google的奇迹。中国有最优秀的青年，如果我能把Google的文化带入中国，是不是可以创造一个“Google中国的奇迹”?是不是可以帮助中国青年创造未来多个“中国的Google”的奇迹?在我的论坛上有位学生提出:“最后无论微软、Google、开复的纠纷如何解决，最后的真正赢家是中国青年，是中国。”知我者，学生也。
当我一次又一次的再审我正在收尾的《做成功的自己》一书时，读到我自己写的许多文字:“追求你的最爱”、“终身学习” 、“你有选择的自由”，“做最好的自己”，让我想到的是我应该听听我心中的声音。无论这个决定带来多少困难，如果我没有追随我的心，我将终身后悔。如果我没有坚持我的原则，我怎么能建议你们这么做?
于是，我做了重大的决定。
我有选择的权利。我选择了Google。我选择了中国。
我要做有影响力的事。在中国，我能更多地帮助中国的青年，做最有影响力的事。
我要成为最好的自己。在Google，我能经过学习新的创新模式，成为最好的自己。
2005年7月5日，我走进了我的老板的办公室，我的第一句话:
"I need to follow my heart."
● 李开复 200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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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再战江湖
最近互联网界新闻不绝，尤以谷格(Google)风头甚健，就说它早先倡导的扫描行动吧，就引来了非议。
谷格和哈佛、密歇根和斯坦福三所藏书丰富的大学图书馆合作，要把它们的藏书扫描上网供网户浏览，然后赚取广告费牟利。此举让欧陆其他非英语国家感到不安，他们担心这会增强英语的势头，令其他欧洲语文没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等甚至倡议自行设立本国语文的图书电子库。
双方交涉，谷格因利乘便，答应也扫描其他语文图书。事实上，谷格数据库中已有上百种不同语文图书。它并不止专注英文典籍。
与此同时，西文出版商也担心谷格把书本扫描免费上网，断了它们的财路，纷纷提出抗议，谷格则提出反建议，要出版商列出受版权保护书报，并决定哪些书报不应扫描上网。一个照面，就把烫手的山芋给扔了回去。
面对谷格，不敢轻敌
谷格近年大张旗鼓，而且来势汹汹，它的四大功能强大免费软件，最让网民称道。blogger.com为网民提供了创建博客网的平台、Picassa是影像编辑软件、Hello是影像即时信息软件、Gmail电邮服务标榜无垃圾电邮，更提供2GB的磁区空间。
最近它还推出Google Sidebar，它有点像微软视窗的工具栏，能让用户在屏面上设置栏目项，把一些紧要的实时信息，比方股价或常用软件链接放在栏目上方便开启。这直接挑战了视窗的功能。
谷格还在Sidebar上注入它所擅长的搜索引擎功能，用户可利用这个功能，输入主要词语，从硬盘数据内容搜查所要的文档，这比视窗按文档名称(file name)的搜索方式强了不知多少倍。
前不久，Google Talk问世，这是一种结合即时信使、电邮和互联网电话的综合性软件，大大促进了通讯效益。Google Earth更令人瞠目结舌，它通过人造卫星影像，让网民探看世界的各个角落，可以鸟瞰新加坡，甚至趋近看看你的住家；或是浏览新奥尔良灾区、天安门、喜马拉雅山……神奇已极。
谷格这些个动作，摆明是与同业如微软、美国线上(AOL)和雅虎对着干。尤其是微软，对谷格更是步步为营，微软在世30余年，经历种种的挑战，比方过渡到视窗、经历浏览器之战，从个人电脑斗到互联网，一点也轻心不得，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个失利就可能失支龙头老大地位，甚至一蹶不振。
搜索引擎争霸开始
搜索引擎被网民誉为“上帝”，它能在电光石火之间，海底捞针般地找到你所要的资料，几乎是每个网民每天上网一定会用到的功能。谷格后来居上，一下子超越雅虎。但是在中国谷格却失利了，2002年，谷格遭中国当局封禁了两个月，这给了百度机会，一下子崛起。百度对中国而言到底是自己人。
搜索引擎可以是软性的战略武器，开发者可以从中作梗，左右搜寻结果。什么信息排在第一位，个中有其数码逻辑，这逻辑的定义是可以更动的，别有居心者可以刻意让个别国家要封锁的信息过关，以达到一些势力集团的政治、社会、宗教等不良目的。
微软在搜索引擎的开发方面不遗余力，老想力争上游拔头筹。其总裁比尔·盖茨还邀得李开复博士主持微软亚洲研究院。李博士是台湾裔美籍华侨，现年43岁,曾在苹果电脑和矽图(Silicon Graphic)担任研发职务，微软于2000年重金挖角，去年他的年薪是100万美金。
晴天霹雳，李博士于今年中下堂求去，谷格以1000万美元的一次过代价挖墙脚；李博士是语音技术和搜索引擎研发专家，谷格想善用他加强实力自不待言，另一方面也想借重中国人来拉笼与中方关系。
微软方面自然怒不可遏，指李博士通敌，同时加入另一家公司搞搜索引擎触犯聘用合约，并马上诉诸法律，要求法庭发庭令制止跳槽行动。不过法庭暂判李博士跳槽得直，唯不可在谷格搞语音和搜索引擎等专项，同时不可挖旧部跳槽。案件会在明年一月开审。
结果如何，还不知道，不过有一点却是千真万确，搜索引擎争霸战已掀开序幕。
● 高极登
Sunday, September 25, 2005
Saturday, September 24, 2005
烂泥与莲花 -- 回应《是言论自由还是言论放纵？》
过去一个星期本地有三个Blogger被有关当局以煽动法令控上法庭，一时之间，新马两地Blogger人人自危。下班前，才刚刚就此事和同事讨论一番。恰巧的是，同事的一些看法竟然和白士德在《是言论自由还是言论放纵？》一文里的某些观点不谋而合， 。对于同事的观点，我可以理解但不能完全同意，恰恰地李慧敏“烂泥与莲花 -- 回应《是言论自由还是言论放纵？》”里的观点，几乎就是我心里所思所想的，只不过没有她的观察入微与文字功力， 亦无需劳神费力把我思我想付诸文字，就此掠美吧！ ：）
尤其喜欢最后一段“打开鸟笼”的比喻，一语道破了我对Blogger被援引煽动法令控上法庭之事件背后对社会言论所带来的忧虑。
当然，我绝对同意，即使是Blogger，也必须对自己的言论采取负责任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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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了白士德刊登在9月17日《联合早报·话廊》的文章《是言论自由还是言论放纵？》。在此，本人想针对作者的观点提出我的看法。
一、真正吃过苦的人才能评论？
白先生说：“任何论者无论是提出什么观点，描绘什么社会现象，如果没真正吃过苦，只是从自己的经验和主观的观察出发，…谈起问题…有失客观。”可是要经历怎样的苦，才能算是真正吃过苦？战争之苦？牢狱之苦？如果只有经历过上述苦中之苦的人，才最有资格对任何事情提出意见，那么本地各语文报章的许多作者都不该说话了。
此外，文章还指出:“如果纯粹是主观的批评，就当作消遣。”可是，真正客观的评论存在吗？任何所谓的客观都是我们主观意识的产物。
其实，无论吃过苦与否，只要对事情有看法，任何人都有资格提出评论。而任何评论都有它存在的价值。观点没有所谓“正确不正确”之分，只有我们愿意不愿意接受之别。一篇文章是否能将观点很好地、有逻辑性地陈述出来，影响的是文章的优劣，但这绝对无关乎观点对错的问题。
二、舆论是一种监督
文章提及白象事件时说道：“我们既然重视政府处事公开公正，何不停止评论‘白象事件’，宽容地让警方完成客观公正的调查，作个了结？” 针对这一点，我要提出媒体和舆论的监督作用。
蔡深江早在9月12日的文章《媒体为什么死抓白象不放？》中就做几点观察，说明媒体关心白象事件的原因。 蔡文一开头就将新闻工作者的任务摆明：“媒体的作用除了报道事实，也必须监督事实。”他更说明了媒体死抓白象不放的原因：“因为民众关心的是后果，（媒体）也观察当局的姿态”，虽然“从管理者的角度，当然是越少报道越好，一切听由安排与指示。”不过，“作为媒体人，我们不愿意看到‘白象’课题只停留在‘做错了事就要付出代价’的法律层面。”我想，这几句话再深刻不过了。
NKF事件要不是由记者揭发，引起各方注意与评论，人们可能永远不知道真相。而这些舆论对当局形成的是压力，也是一种警惕：人民在观察你，不要忽略人民的感受。
所以，媒体报道和言论是相辅相成的，二者是公民社会的监督工具。歌功颂德的话毫无建设性。如果大家都写那种文章，言论再开放也变得没意义，社会不但不会因此而进步，人们的思考水平大概也会下降。
三、别低估读者的判断力
另外，文章也忧心忡忡地点出一个现象，那就是“写的人多，驳的人少”。此现象引起白先生的担忧：“言论放纵，没人会再理会什么是事实、什么是真相”的事情发生。”确实，回应文章的人比写的人少。不过我并不认为我们需要因此而忧虑，因为我们不能低估读者的智商和判断力。
没回应、没反驳不代表读者看了文章会照单全收。发表出来的评论不全是有如鬼斧神工般毫无疏漏的，所以文章总会有些片面性，也因此会有人赞同、有人反对。
而读者不反驳，原因很多。有些是因为他们与作者观点一致；有些尽管不赞同，也只一笑置之。还有另一种情况是，有些文章根本让人看了皱眉，读者连读都懒得读下去，哪里管得着去回应这样的文章？
其实，我们须重视的不应该是作者观点正确与否，或者读者会否被文章影响的问题。做出这样的强调，只会让更多人对发表意见的做法却步。我们需要做的是鼓励更多不同的言论浮现，让不同的声音组合成一个更大的图景。
当局任何决策都与我们相关，所以我相信，作为社会的一分子，谁都能对任何民生的课题提出意见，为的就是不断改善我们的生活。当然，在这么做的时候，大家都要遵守一个规则，那就是：对自己的言论采取负责任的态度。
现在我们言论的园地更自由了，大家或许像刚从鸟笼里放出来的鸟儿乱了方向随处乱飞。不过我们不能因此为这些鸟儿感到担忧，或试图为这些鸟儿划定路线图，这么做就违背了原本打开鸟笼的意义。再举个例子：或许我们现在看到了没人管理的烂泥，觉得很不雅观。但是耐心点，一滩烂泥中，也能开出美丽的莲花。
● 李慧敏
·作者是本地电台节目编导兼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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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言论自由还是言论放纵？
最近读报，总感觉这是言论的丰收花季，有论有驳，十分热闹。但是，这到底是不是个好现象，恕我保留看法。不过，我却想说说自己对评论的意见。
一些人阅读评论，总是受到自己先入为主的看法所影响，而无法客观地评价；另一些人则总是带着看热闹的心理，自己没观点，也不想为自己找个立场，美其名曰重视言论自由，态度开放。总之，他们就是喜欢百花齐放，不想费劲去找出真相。
现在能够抢读者眼球的事情太多了，论者自然也要摸清楚读者到底喜欢看些什么，然后找些能够刺激他们共鸣的题材去发挥，管他骂的是政府，谈是白象还是老人，也不管是讨伐时弊还是批评时政，总之是什么能吸引读者去读，就写什么。
我不想说这是在哗众取宠。但是现在社会言论风气开放，我们就必须先学会判断，不管论者写的是什么，只要我们能凭自己的知识和见地，有所判断，任何评论都不会“哗”到自己。
任何论者无论是提出什么观点，描绘什么社会现象，如果没真正吃过苦，只是从自己的经验和主观的观察出发，而把错综复杂的问题搁在一边，完全不理会社会过去的发展轨迹，谈起问题，哪怕是忧国忧民，不是搔不到痒处，就是以偏赅全，有失客观。但是，如果真正吃尽苦头或深谋远虑的人不出来说些什么，错误的观点必居上风。
无论是什么评论，都要对读者负责，论者在说明自己的观察和提出意见时，都必须有凭有据，而不是从自己所见的某一现象，片面去发挥，甚至无限地放大。
我读评论文章时，最关心的就是文中提了哪些客观具体的观察，还有就是提出了什么具体的建议。如果纯粹是主观的批评，就当作消遣。同样的，对于刊在外国报刊或由本地报纸转载的外国人评论，不管对新加坡是弹是赞，我也不会不假思索，完全接受。
因为我们的社会日益看重言论自由，尊重论者提出任何观点，作出任何批评的权利，现在已没有多少人会去批评哪个论者的哪个言论不客观，哪个论点不正确了。
就算是万国地铁站的大门迟迟不开，门前路上有人摆了多幅画上白象的纸版，然后有人向警方报案，有关的部门和地铁东北线的经营公司都很快划清界线，郑重声明报警抓人的不是它们，足见它们不是害怕被人批评心态保守，就是懂得“欣赏”这样的幽默，也有了更大的宽容度。
警方已经表明一旦接获投诉或报案，就必须介入调查。这是不对该查还是不查，作出事先判断的负责任作法。当我们报案之后，不也希望警方回信告诉自己查案的进展，最终能查个水落石出吗？我们既然重视政府处事公开公正，何不停止评论“白象事件”，宽容地让警方完成客观公正的调查，作个了结？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指出如果我们都喜欢对时弊、时政或眼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却厌恶受批评者的反驳，久而久之，哪怕是完全不正确的批评或观点，写的人多，驳的人少，都会迫使正确的观点靠边站，甚至被淹没在茫茫的谬论之中。
这样发展下去，我担心的不是言论自由，而是言论放纵，没人会再理会什么是事实、什么是真相。偏偏现在的社会强调沟通，凡事都要讲创新，看不惯的人可能因为害怕无端端被扣上挤压言论空间或保守的帽子，而决定少谈为妙。这样下去，也许有一天如果有人指别人不善沟通或思想保守，都可能被起诉诽谤，要赔偿名誉损失。
● 白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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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两名部落客罪成 恐生寒蝉效应
新加坡两名部落客，在部落格发表煽动性与侮辱性言论罪名成立，周五被法庭判处徒刑以及罚款，恐怕对新国部落客起了寒蝉效应。
现年28岁的徐颂发被叛坐牢一个月，25岁的林耀被判坐牢一天，以及罚款5千新币。法官马诺斯在下判时指出：“他们的行为具煽动性质、可能给新加坡多元种族关系带来破坏或令社会产生仇恨。”
林耀把他的言论发表在一个新加坡爱狗人士www.doggiesite.com的在线论坛；在动物照料中心工作的徐颂发则在本身的部落格Phoenyx Chronicles www.upsaid.com上发表类似的言论。
徐颂发与林耀的案件，是由一名新加坡回教妇女朱莱玛寄给《海峡时报》的读者来函引发开来，她向计程车公司载送没有关在笼子里的狗儿的立场。她指出，没有关在笼子里的狗儿，坐在计程车后座，狗儿的唾液与爪子会弄脏座位。徐颂发与林耀针对这封读者来函，在网上炮轰回教徒。
除了上述两位人士，还有一位14岁学生也因为在部落格发表反马来人言论，以煽动法令被提控，案件将在10月26日过堂。
这是新加坡首宗部落客被法庭判处煽动罪成的案例，它在当地的部落客社群中引起巨大的回响与关注。新加坡最后一次动用煽动法令提控大概是10年前。
一位新加坡部落客Mr Miyagi指出：“将会有很多人上网看被判刑部落客的部落格，但这对新加坡的部落格社群来说，是个负面的宣传。”
一位卢姓律师指出：“目前，如果你上网浏览，将会看到很多部落客作出类似（煽动性或针对性）的言论。以后或许这样的言论会减少。除了伊朗，我暂时没有听闻哪一个国家又对她的国民作出这样的判决。但是伊朗跟新加坡的司法制度不同。”
新加坡的部落客广泛转载了周五的法庭判决，但是却没有太多人批评或发表本身的看法，似乎新加坡的部落客已经“收到”政府发出的讯息了。新加坡的上网人数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新加坡的部落客很多，当地的部落客最近还搞了一个部落客大会，出席者多达200人。
在新加坡，印刷媒体与电子媒体都被政府严厉控制，部落格遂成为不少人的选择，不管是发表无法在主流媒体出现的言论，或者浏览主流媒体没有呈现的报道。
不少部落格抨击新加坡政府以煽动法令提控部落客，是一种威胁言论自由的举动，而政府已经把它控制、删减民间言论的影响力延伸到个人刊物或网站上。
这并不是新加坡政府首次威胁部落客的言论自由，之前就发生一宗在美国留学的新加坡学生，在部落格上批评新加坡政府的政策，结果被官方科学、工艺与研究中心主席指责为毁谤，这名学生立即关闭部落格，以及发表一份道歉信了结。
《无疆界记者》组织今年4月曾针对这名学生因为害怕被提控毁谤罪而关闭本身的部落格事件，发出警告“这种威迫行为可以使到新加坡的部落客胆怯，或者变得跟传统主流媒体一样听话。”
“以毁谤罪作为威胁，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给批评消音的方法，这宗案件反映了新加坡缺乏言论自由，她在世界言论自由指数排行榜中，排在其中20个指数最低的国家。”
根据《路透社》报道，新加坡的上网率高，管制媒体业的相关法令也很严厉。新加坡警方则拥有广泛的权力，诠释网上资讯，网上网际提供者也被要求拦下任何含有可能威胁公共安全、国防、宗教、种族和谐，以及道德的网站。政治以及宗教网站还必须向当局登记。
针对周五的判决，新加坡政府指出，当局是为了维持国内420万人民的种族和谐才作出上述判决。新加坡人口中，76%是华裔，马来人占13.7%，其他种族是印度人以及欧亚人。
郭华盈 2005年10月9日 18时4分
http://www.merdekareview.com/headline_view.asp?id=89
尤其喜欢最后一段“打开鸟笼”的比喻，一语道破了我对Blogger被援引煽动法令控上法庭之事件背后对社会言论所带来的忧虑。
当然，我绝对同意，即使是Blogger，也必须对自己的言论采取负责任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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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了白士德刊登在9月17日《联合早报·话廊》的文章《是言论自由还是言论放纵？》。在此，本人想针对作者的观点提出我的看法。
一、真正吃过苦的人才能评论？
白先生说：“任何论者无论是提出什么观点，描绘什么社会现象，如果没真正吃过苦，只是从自己的经验和主观的观察出发，…谈起问题…有失客观。”可是要经历怎样的苦，才能算是真正吃过苦？战争之苦？牢狱之苦？如果只有经历过上述苦中之苦的人，才最有资格对任何事情提出意见，那么本地各语文报章的许多作者都不该说话了。
此外，文章还指出:“如果纯粹是主观的批评，就当作消遣。”可是，真正客观的评论存在吗？任何所谓的客观都是我们主观意识的产物。
其实，无论吃过苦与否，只要对事情有看法，任何人都有资格提出评论。而任何评论都有它存在的价值。观点没有所谓“正确不正确”之分，只有我们愿意不愿意接受之别。一篇文章是否能将观点很好地、有逻辑性地陈述出来，影响的是文章的优劣，但这绝对无关乎观点对错的问题。
二、舆论是一种监督
文章提及白象事件时说道：“我们既然重视政府处事公开公正，何不停止评论‘白象事件’，宽容地让警方完成客观公正的调查，作个了结？” 针对这一点，我要提出媒体和舆论的监督作用。
蔡深江早在9月12日的文章《媒体为什么死抓白象不放？》中就做几点观察，说明媒体关心白象事件的原因。 蔡文一开头就将新闻工作者的任务摆明：“媒体的作用除了报道事实，也必须监督事实。”他更说明了媒体死抓白象不放的原因：“因为民众关心的是后果，（媒体）也观察当局的姿态”，虽然“从管理者的角度，当然是越少报道越好，一切听由安排与指示。”不过，“作为媒体人，我们不愿意看到‘白象’课题只停留在‘做错了事就要付出代价’的法律层面。”我想，这几句话再深刻不过了。
NKF事件要不是由记者揭发，引起各方注意与评论，人们可能永远不知道真相。而这些舆论对当局形成的是压力，也是一种警惕：人民在观察你，不要忽略人民的感受。
所以，媒体报道和言论是相辅相成的，二者是公民社会的监督工具。歌功颂德的话毫无建设性。如果大家都写那种文章，言论再开放也变得没意义，社会不但不会因此而进步，人们的思考水平大概也会下降。
三、别低估读者的判断力
另外，文章也忧心忡忡地点出一个现象，那就是“写的人多，驳的人少”。此现象引起白先生的担忧：“言论放纵，没人会再理会什么是事实、什么是真相”的事情发生。”确实，回应文章的人比写的人少。不过我并不认为我们需要因此而忧虑，因为我们不能低估读者的智商和判断力。
没回应、没反驳不代表读者看了文章会照单全收。发表出来的评论不全是有如鬼斧神工般毫无疏漏的，所以文章总会有些片面性，也因此会有人赞同、有人反对。
而读者不反驳，原因很多。有些是因为他们与作者观点一致；有些尽管不赞同，也只一笑置之。还有另一种情况是，有些文章根本让人看了皱眉，读者连读都懒得读下去，哪里管得着去回应这样的文章？
其实，我们须重视的不应该是作者观点正确与否，或者读者会否被文章影响的问题。做出这样的强调，只会让更多人对发表意见的做法却步。我们需要做的是鼓励更多不同的言论浮现，让不同的声音组合成一个更大的图景。
当局任何决策都与我们相关，所以我相信，作为社会的一分子，谁都能对任何民生的课题提出意见，为的就是不断改善我们的生活。当然，在这么做的时候，大家都要遵守一个规则，那就是：对自己的言论采取负责任的态度。
现在我们言论的园地更自由了，大家或许像刚从鸟笼里放出来的鸟儿乱了方向随处乱飞。不过我们不能因此为这些鸟儿感到担忧，或试图为这些鸟儿划定路线图，这么做就违背了原本打开鸟笼的意义。再举个例子：或许我们现在看到了没人管理的烂泥，觉得很不雅观。但是耐心点，一滩烂泥中，也能开出美丽的莲花。
● 李慧敏
·作者是本地电台节目编导兼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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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言论自由还是言论放纵？
最近读报，总感觉这是言论的丰收花季，有论有驳，十分热闹。但是，这到底是不是个好现象，恕我保留看法。不过，我却想说说自己对评论的意见。
一些人阅读评论，总是受到自己先入为主的看法所影响，而无法客观地评价；另一些人则总是带着看热闹的心理，自己没观点，也不想为自己找个立场，美其名曰重视言论自由，态度开放。总之，他们就是喜欢百花齐放，不想费劲去找出真相。
现在能够抢读者眼球的事情太多了，论者自然也要摸清楚读者到底喜欢看些什么，然后找些能够刺激他们共鸣的题材去发挥，管他骂的是政府，谈是白象还是老人，也不管是讨伐时弊还是批评时政，总之是什么能吸引读者去读，就写什么。
我不想说这是在哗众取宠。但是现在社会言论风气开放，我们就必须先学会判断，不管论者写的是什么，只要我们能凭自己的知识和见地，有所判断，任何评论都不会“哗”到自己。
任何论者无论是提出什么观点，描绘什么社会现象，如果没真正吃过苦，只是从自己的经验和主观的观察出发，而把错综复杂的问题搁在一边，完全不理会社会过去的发展轨迹，谈起问题，哪怕是忧国忧民，不是搔不到痒处，就是以偏赅全，有失客观。但是，如果真正吃尽苦头或深谋远虑的人不出来说些什么，错误的观点必居上风。
无论是什么评论，都要对读者负责，论者在说明自己的观察和提出意见时，都必须有凭有据，而不是从自己所见的某一现象，片面去发挥，甚至无限地放大。
我读评论文章时，最关心的就是文中提了哪些客观具体的观察，还有就是提出了什么具体的建议。如果纯粹是主观的批评，就当作消遣。同样的，对于刊在外国报刊或由本地报纸转载的外国人评论，不管对新加坡是弹是赞，我也不会不假思索，完全接受。
因为我们的社会日益看重言论自由，尊重论者提出任何观点，作出任何批评的权利，现在已没有多少人会去批评哪个论者的哪个言论不客观，哪个论点不正确了。
就算是万国地铁站的大门迟迟不开，门前路上有人摆了多幅画上白象的纸版，然后有人向警方报案，有关的部门和地铁东北线的经营公司都很快划清界线，郑重声明报警抓人的不是它们，足见它们不是害怕被人批评心态保守，就是懂得“欣赏”这样的幽默，也有了更大的宽容度。
警方已经表明一旦接获投诉或报案，就必须介入调查。这是不对该查还是不查，作出事先判断的负责任作法。当我们报案之后，不也希望警方回信告诉自己查案的进展，最终能查个水落石出吗？我们既然重视政府处事公开公正，何不停止评论“白象事件”，宽容地让警方完成客观公正的调查，作个了结？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指出如果我们都喜欢对时弊、时政或眼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却厌恶受批评者的反驳，久而久之，哪怕是完全不正确的批评或观点，写的人多，驳的人少，都会迫使正确的观点靠边站，甚至被淹没在茫茫的谬论之中。
这样发展下去，我担心的不是言论自由，而是言论放纵，没人会再理会什么是事实、什么是真相。偏偏现在的社会强调沟通，凡事都要讲创新，看不惯的人可能因为害怕无端端被扣上挤压言论空间或保守的帽子，而决定少谈为妙。这样下去，也许有一天如果有人指别人不善沟通或思想保守，都可能被起诉诽谤，要赔偿名誉损失。
● 白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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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两名部落客罪成 恐生寒蝉效应
新加坡两名部落客，在部落格发表煽动性与侮辱性言论罪名成立，周五被法庭判处徒刑以及罚款，恐怕对新国部落客起了寒蝉效应。
现年28岁的徐颂发被叛坐牢一个月，25岁的林耀被判坐牢一天，以及罚款5千新币。法官马诺斯在下判时指出：“他们的行为具煽动性质、可能给新加坡多元种族关系带来破坏或令社会产生仇恨。”
林耀把他的言论发表在一个新加坡爱狗人士www.doggiesite.com的在线论坛；在动物照料中心工作的徐颂发则在本身的部落格Phoenyx Chronicles www.upsaid.com上发表类似的言论。
徐颂发与林耀的案件，是由一名新加坡回教妇女朱莱玛寄给《海峡时报》的读者来函引发开来，她向计程车公司载送没有关在笼子里的狗儿的立场。她指出，没有关在笼子里的狗儿，坐在计程车后座，狗儿的唾液与爪子会弄脏座位。徐颂发与林耀针对这封读者来函，在网上炮轰回教徒。
除了上述两位人士，还有一位14岁学生也因为在部落格发表反马来人言论，以煽动法令被提控，案件将在10月26日过堂。
这是新加坡首宗部落客被法庭判处煽动罪成的案例，它在当地的部落客社群中引起巨大的回响与关注。新加坡最后一次动用煽动法令提控大概是10年前。
一位新加坡部落客Mr Miyagi指出：“将会有很多人上网看被判刑部落客的部落格，但这对新加坡的部落格社群来说，是个负面的宣传。”
一位卢姓律师指出：“目前，如果你上网浏览，将会看到很多部落客作出类似（煽动性或针对性）的言论。以后或许这样的言论会减少。除了伊朗，我暂时没有听闻哪一个国家又对她的国民作出这样的判决。但是伊朗跟新加坡的司法制度不同。”
新加坡的部落客广泛转载了周五的法庭判决，但是却没有太多人批评或发表本身的看法，似乎新加坡的部落客已经“收到”政府发出的讯息了。新加坡的上网人数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新加坡的部落客很多，当地的部落客最近还搞了一个部落客大会，出席者多达200人。
在新加坡，印刷媒体与电子媒体都被政府严厉控制，部落格遂成为不少人的选择，不管是发表无法在主流媒体出现的言论，或者浏览主流媒体没有呈现的报道。
不少部落格抨击新加坡政府以煽动法令提控部落客，是一种威胁言论自由的举动，而政府已经把它控制、删减民间言论的影响力延伸到个人刊物或网站上。
这并不是新加坡政府首次威胁部落客的言论自由，之前就发生一宗在美国留学的新加坡学生，在部落格上批评新加坡政府的政策，结果被官方科学、工艺与研究中心主席指责为毁谤，这名学生立即关闭部落格，以及发表一份道歉信了结。
《无疆界记者》组织今年4月曾针对这名学生因为害怕被提控毁谤罪而关闭本身的部落格事件，发出警告“这种威迫行为可以使到新加坡的部落客胆怯，或者变得跟传统主流媒体一样听话。”
“以毁谤罪作为威胁，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给批评消音的方法，这宗案件反映了新加坡缺乏言论自由，她在世界言论自由指数排行榜中，排在其中20个指数最低的国家。”
根据《路透社》报道，新加坡的上网率高，管制媒体业的相关法令也很严厉。新加坡警方则拥有广泛的权力，诠释网上资讯，网上网际提供者也被要求拦下任何含有可能威胁公共安全、国防、宗教、种族和谐，以及道德的网站。政治以及宗教网站还必须向当局登记。
针对周五的判决，新加坡政府指出，当局是为了维持国内420万人民的种族和谐才作出上述判决。新加坡人口中，76%是华裔，马来人占13.7%，其他种族是印度人以及欧亚人。
郭华盈 2005年10月9日 18时4分
http://www.merdekareview.com/headline_view.asp?id=89
早报言论：博客言论自由也有限度
关于博客言论自由，博客被援引《煽动法令》而被控，种族主义言论的危险性，博客所应有的基本态度和言责，关于Gemini e Blogger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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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礼拜内，三名青少年博客（blogger）连续被控上法庭，而且是在《煽动法令》下被控，既是历来第一遭，又涉及人们所熟知的种族敏感课题，因此，也难怪会引起博客界的震动，以及舆论界的普遍关注。虽然案子还没开审，但是，政府领导人已经相继就此发言，三令五申，再次提醒国人，种族之火玩不得。
博客案引起网民广泛的讨论和辩论，各有各的说法和看法，也各有不同的视角，有者还牵扯到言论自由的课题，这种莫衷一是的现象也是预料中事。不过，对事件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不应模糊问题的焦点，那就是：种族主义言论的危险性，以及博客所应有的基本态度和言责。
正如李显龙总理所指出的，宗教与种族和谐，是新加坡人团结的基础，而新加坡多元种族的特殊国情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事实。新加坡事实上也经历了好几次的种族流血冲突。因此，政府处理种族宗教文化等课题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并非偶然。
这次三名博客分别被指在今年4月到6月间，在他们的网上日记（blog）发布具有煽动性的种族主义言论，足见负责监管媒体的部门新加坡媒体发展管理局是随时都在密切关注网上的动态。究实，在政府采取行动之前，三名博客的偏激言论，早已引起其他博客的注意、批判和驳斥，这也说明，多数网民其实是对种族课题敏感的。
无论如何，逮捕和控告的行动已经向网民发出一个很明确的信息，即使在一些博客心目中的“无人境界”，也不能信口雌黄，或者肆无忌惮的发表无稽的或具有煽动性的言论，否则就可能落入法网。网上日记虽然是一个很便利的表情达意的e时代（电子时代）工具，也很讨得年轻人的欢心，网络世界也是个相对自由的世界，不容易受到法律的约束，即便如此，在没有监督的情形下，博客本身还是应有基本的自制和自律，不能误以为网络是个可以不必对个人言行负责的地方。反之，大家必须明白，凡事都有个限度，更不应滥用网上的自由。网上日记毕竟是公开的，并不是锁在个人抽屉里的日记本，迅速的链接功能，也可能引起深远的影响。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博客案似乎也凸显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客观事实，即新加坡虽已独立40年，种族和谐的重要性也一直受到强调，但这个信息，显然却还没有完全深入人心，尤其是未曾经历过种族流血冲突的年轻一代。果真如此，则如何更有效地灌输种族和谐意识，仍将是一项重要的议程。
显然的，单靠法律行动无法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法律能起约束和惩戒的效果，因此，在1948年实行，上个世纪70年代修订的《煽动法令》容或有再次修订更新，以配合电子时代需求的必要，但在唤起民众的种族和谐意识方面，却仍须从教育和其他社会工程着手。
网上日记已经成了继电邮，电子公告板（BBS），网上聊天室，ICQ等之后最受年轻人青睐的电子媒介，这从最近举办的首届校际博客大赛反应热烈可见一斑。对这种新的现象，当局自须谋求新的对策。近几年来，新加坡大力推展教育事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进入本地私立学校修读，如何让众多外来学子了解新加坡种族课题的敏感性也是值得有关当局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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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礼拜内，三名青少年博客（blogger）连续被控上法庭，而且是在《煽动法令》下被控，既是历来第一遭，又涉及人们所熟知的种族敏感课题，因此，也难怪会引起博客界的震动，以及舆论界的普遍关注。虽然案子还没开审，但是，政府领导人已经相继就此发言，三令五申，再次提醒国人，种族之火玩不得。
博客案引起网民广泛的讨论和辩论，各有各的说法和看法，也各有不同的视角，有者还牵扯到言论自由的课题，这种莫衷一是的现象也是预料中事。不过，对事件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不应模糊问题的焦点，那就是：种族主义言论的危险性，以及博客所应有的基本态度和言责。
正如李显龙总理所指出的，宗教与种族和谐，是新加坡人团结的基础，而新加坡多元种族的特殊国情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事实。新加坡事实上也经历了好几次的种族流血冲突。因此，政府处理种族宗教文化等课题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并非偶然。
这次三名博客分别被指在今年4月到6月间，在他们的网上日记（blog）发布具有煽动性的种族主义言论，足见负责监管媒体的部门新加坡媒体发展管理局是随时都在密切关注网上的动态。究实，在政府采取行动之前，三名博客的偏激言论，早已引起其他博客的注意、批判和驳斥，这也说明，多数网民其实是对种族课题敏感的。
无论如何，逮捕和控告的行动已经向网民发出一个很明确的信息，即使在一些博客心目中的“无人境界”，也不能信口雌黄，或者肆无忌惮的发表无稽的或具有煽动性的言论，否则就可能落入法网。网上日记虽然是一个很便利的表情达意的e时代（电子时代）工具，也很讨得年轻人的欢心，网络世界也是个相对自由的世界，不容易受到法律的约束，即便如此，在没有监督的情形下，博客本身还是应有基本的自制和自律，不能误以为网络是个可以不必对个人言行负责的地方。反之，大家必须明白，凡事都有个限度，更不应滥用网上的自由。网上日记毕竟是公开的，并不是锁在个人抽屉里的日记本，迅速的链接功能，也可能引起深远的影响。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博客案似乎也凸显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客观事实，即新加坡虽已独立40年，种族和谐的重要性也一直受到强调，但这个信息，显然却还没有完全深入人心，尤其是未曾经历过种族流血冲突的年轻一代。果真如此，则如何更有效地灌输种族和谐意识，仍将是一项重要的议程。
显然的，单靠法律行动无法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法律能起约束和惩戒的效果，因此，在1948年实行，上个世纪70年代修订的《煽动法令》容或有再次修订更新，以配合电子时代需求的必要，但在唤起民众的种族和谐意识方面，却仍须从教育和其他社会工程着手。
网上日记已经成了继电邮，电子公告板（BBS），网上聊天室，ICQ等之后最受年轻人青睐的电子媒介，这从最近举办的首届校际博客大赛反应热烈可见一斑。对这种新的现象，当局自须谋求新的对策。近几年来，新加坡大力推展教育事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进入本地私立学校修读，如何让众多外来学子了解新加坡种族课题的敏感性也是值得有关当局研究的。
Friday, September 23, 2005
螺丝钉和领袖
有看法，可惜还没看到办法，可能囿于篇幅，可能囿于... 至少，提供另一种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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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的地方离李光耀资政的住所不到100公尺。每天早上我步行去新加坡管理大学上学，每天深夜从学校回家，都要路经李资政的住所。每回经过，都令我顿生崇敬之意，令我想起我家乡著名红塔集团的广告语：“山高人为峰”。
李光耀和中国的邓小平，都是我最崇拜的两位20世纪亚洲政治领袖。
因为他们带领他们的人民走向未来，他们对世界有深入的了解，他们对未来有广阔的视野。
我这个学期在新大有五门课，从周一到周五每天上三个小时的课程。其余时间我本来用来深入的阅读课本和更广泛和深入的自我学习。但是都被新大大量的课业(project)所耗费。
新大的课业旨在培养学生的领导、沟通、团队合作精神和能力。所以新大学生经常说：“对不起！我很忙，我在什么什么时间需开会作课业。”
我在上星期有个写作课业，看一篇仅一页的公司文件，找出其中不妥之处并修改。即使是这样，我也必须在周六上午去开个会，讨论这个作业并付诸实行。
欠缺培养思考型高级领导人
新大在培养学生自我学习、思考、预见领袖所需具备的能力等方面，就显得不足。似乎新大培养的是螺丝钉型的中级管理人才，而鲜有思考型的高级领导人才。
很多新加坡人都是非常优秀的执行者。他们具有良好的组织、协调、沟通和执行能力，但是他们却都活在现实中，而不是未来。
在领袖和建立团队的课程中，老师问了一个问题：领袖和经理人有什么区别？这问题没人能回答。我当时就复述了一遍我一年前看过的一本关于中国式商业管理的书中的内容：领袖领导经理人，而经理人则领导工人。员工活在过去，因为他们按照既定的规章制度去工作。经理人活在现实中，他们处理工人所不能处理的活生生的问题。而领袖则活在未来。
大多数新加坡人很享受新加坡的舒适和稳定，以至于很少人会居安思危。他们习惯于在固有的框框套套里生活和工作，缺乏新加坡政府一直鼓励的创新精神。每天早上，茫茫人流搭地铁去上班，每天晚上他们搭地铁回家。
新加坡人已经成为开放、自由、文明的代名词。但是在新加坡建国初期，又是怎样的混乱，怎样的万事待兴？结果还是李资政以他的远见卓识和强有力的手腕，带领新加坡人建设这个国家。
在中国，我们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我个人认为：没有李资政，就没有今日的新加坡。新加坡就是李资政实现了的乌托邦。新加坡很幸运的拥有李光耀资政，吴作栋资政，李显龙总理和他的团队。那么将来呢？
教育是国家的根本和未来。不可能每个人都能成为领袖，但领袖来自于人群，培养领袖的土壤是非常重要的。新加坡应该加强培养和发掘立足于新加坡、着眼于世界和未来、能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领袖人才。
● 李 金
·作者为就读于新加坡管理大学的中国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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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的地方离李光耀资政的住所不到100公尺。每天早上我步行去新加坡管理大学上学，每天深夜从学校回家，都要路经李资政的住所。每回经过，都令我顿生崇敬之意，令我想起我家乡著名红塔集团的广告语：“山高人为峰”。
李光耀和中国的邓小平，都是我最崇拜的两位20世纪亚洲政治领袖。
因为他们带领他们的人民走向未来，他们对世界有深入的了解，他们对未来有广阔的视野。
我这个学期在新大有五门课，从周一到周五每天上三个小时的课程。其余时间我本来用来深入的阅读课本和更广泛和深入的自我学习。但是都被新大大量的课业(project)所耗费。
新大的课业旨在培养学生的领导、沟通、团队合作精神和能力。所以新大学生经常说：“对不起！我很忙，我在什么什么时间需开会作课业。”
我在上星期有个写作课业，看一篇仅一页的公司文件，找出其中不妥之处并修改。即使是这样，我也必须在周六上午去开个会，讨论这个作业并付诸实行。
欠缺培养思考型高级领导人
新大在培养学生自我学习、思考、预见领袖所需具备的能力等方面，就显得不足。似乎新大培养的是螺丝钉型的中级管理人才，而鲜有思考型的高级领导人才。
很多新加坡人都是非常优秀的执行者。他们具有良好的组织、协调、沟通和执行能力，但是他们却都活在现实中，而不是未来。
在领袖和建立团队的课程中，老师问了一个问题：领袖和经理人有什么区别？这问题没人能回答。我当时就复述了一遍我一年前看过的一本关于中国式商业管理的书中的内容：领袖领导经理人，而经理人则领导工人。员工活在过去，因为他们按照既定的规章制度去工作。经理人活在现实中，他们处理工人所不能处理的活生生的问题。而领袖则活在未来。
大多数新加坡人很享受新加坡的舒适和稳定，以至于很少人会居安思危。他们习惯于在固有的框框套套里生活和工作，缺乏新加坡政府一直鼓励的创新精神。每天早上，茫茫人流搭地铁去上班，每天晚上他们搭地铁回家。
新加坡人已经成为开放、自由、文明的代名词。但是在新加坡建国初期，又是怎样的混乱，怎样的万事待兴？结果还是李资政以他的远见卓识和强有力的手腕，带领新加坡人建设这个国家。
在中国，我们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我个人认为：没有李资政，就没有今日的新加坡。新加坡就是李资政实现了的乌托邦。新加坡很幸运的拥有李光耀资政，吴作栋资政，李显龙总理和他的团队。那么将来呢？
教育是国家的根本和未来。不可能每个人都能成为领袖，但领袖来自于人群，培养领袖的土壤是非常重要的。新加坡应该加强培养和发掘立足于新加坡、着眼于世界和未来、能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领袖人才。
● 李 金
·作者为就读于新加坡管理大学的中国留学生。
很多时候 …
很多时候，上头不是这个意思，或根本没说什么，而下面那个为了拍马屁、为讨好、为升官、为稳住饭碗，又或者怕死，紧张到要命，自做主张，害得更下面的一层团团转，活受罪，令人啼笑皆非。
有些人，很多时候略知一点，不知一二，却举起大喇叭，到处广播，以为就是主宰。其实，很多时候，这些人连小丑都不如。
很多时候，世上的事，我们都被蒙在鼓里，永远都不知道真相。
年青时很多时候，有很多梦想，要摘下星星要飞上月亮，不知天高地厚，但世事却恰恰相反。年老时，人生经验却是丰富，但很多时候，身不由己，病痛不请自来，再怎么丰富的经验，也拿它没办法。
很多时候，翻开报纸，一天的精神粮食，从“现在”开始，因为只有早报的副刊“现在”最独特、最有风格。
很多时侯，把最美好的，留给身旁的子女与家人，而自己那份，很多时候却往往忽略。
很多时候，一般高高在上长期浸渍在温室环境里的宝贝，以为世界只有一个模样，完全感受不到一粒花生、一粒白米，是必须经过太阳曝晒、汗流浃背以及默默耕耘的一双手煎熬出来的。
很多时候，喜欢投机取巧，停车固本头尾吃它五分钟，高兴了一个下午，爽到极点。
很多时候，理所当然的以为一觉就会醒，明天太阳依旧，一旦遇到天灾人祸，才从恶梦中惊醒，才领悟到人生的真谛，生命的无常。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对了，其实不然；很多时候，对错的定义，随时间、地点、环境和人的成长而变化，不必争到脸红耳赤。
● 河童
有些人，很多时候略知一点，不知一二，却举起大喇叭，到处广播，以为就是主宰。其实，很多时候，这些人连小丑都不如。
很多时候，世上的事，我们都被蒙在鼓里，永远都不知道真相。
年青时很多时候，有很多梦想，要摘下星星要飞上月亮，不知天高地厚，但世事却恰恰相反。年老时，人生经验却是丰富，但很多时候，身不由己，病痛不请自来，再怎么丰富的经验，也拿它没办法。
很多时候，翻开报纸，一天的精神粮食，从“现在”开始，因为只有早报的副刊“现在”最独特、最有风格。
很多时侯，把最美好的，留给身旁的子女与家人，而自己那份，很多时候却往往忽略。
很多时候，一般高高在上长期浸渍在温室环境里的宝贝，以为世界只有一个模样，完全感受不到一粒花生、一粒白米，是必须经过太阳曝晒、汗流浃背以及默默耕耘的一双手煎熬出来的。
很多时候，喜欢投机取巧，停车固本头尾吃它五分钟，高兴了一个下午，爽到极点。
很多时候，理所当然的以为一觉就会醒，明天太阳依旧，一旦遇到天灾人祸，才从恶梦中惊醒，才领悟到人生的真谛，生命的无常。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对了，其实不然；很多时候，对错的定义，随时间、地点、环境和人的成长而变化，不必争到脸红耳赤。
● 河童
Wednesday, September 21, 2005
《汉语教学与汉语拼音正词法》评介
汉语教学、拼音
与类词拼写法新示范
——《汉语教学与汉语拼音正词法》评介
《汉语教学与汉语拼音正词法》从内容上看，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概述了我华夏民族的语文教学，包括汉字教学的发展历史，这部分内容谈得全面系统而又简明扼要；第二部分，概述了汉语拼音正字法所面临的问题，对现代汉语里各类词的拼写法分别作了示范，并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设性的意见，希望汉语中的词也能够在书面形式上清楚地表现出来。这些内容对中小学语文教学（新加坡称“华文教学”）也好，对中文信息处理也好，都很有参考价值。
大家都知道，古代汉语单音节词占优势，在书写上一个单音节词通常也就是一个字，而一直来书面上都只用文言。汉语在书面上一个词一个词连着写就习以为常，在认读上不觉得有什么不便。这样，在一般识字人的心目中长期来字词不分。
字词分开后树立“词”的概念
中国第一部语法书《马氏文通》就只用字而不用词，现在所说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在《马氏文通》里就说成名字、动字、静字。直到进入20世纪以后，才逐步将字词分开，树立了“词”的概念，并普遍认为这是中国语言研究的一大进步。现代汉语则双音节词占优势了，可是在书面上仍是一个字一个字连着写的，不像拼音文字那样词与词之间有空格，这样，在书面上词这一级单位就不像使用拼音文字的语言（如英语、俄语等）那样清楚。十年前有人就对汉语是否也像印欧语那样有词这一级单位提出怀疑，认为汉语里并没有词，只有字；并认为说汉语有词，那是受印欧语语法思想束缚的结果。持这种观点的学者的根据是所谓汉族人的社会心理，说在汉族人的心里只有字而没有词这个概念。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做过这方面的社会心理调查，在他们的论著中好像并没有交代。我倒想到另外一点，说汉族人的心里只有字没有词这个概念，恐怕也只在认字的那些汉族人心里可能是那样，在不认字的汉族人心里固然不会有词的概念，但恐怕也未必会有字的概念。我们如果用口语问一个不认字的人：“‘土豆儿真好吃’这句话可以分为几个部分？”我想，他或许会说可以分为“土豆儿”、“真好吃”两个部分，或许会说可以分为“土豆儿”、“真”、“好吃”三个部分，当然也可能会说“不知道”。但可以肯定决不会有一个人认为可以分为“土”、“豆”、“儿”、“真”、“好”、“吃”六个部分。在书面上，由于一个个汉字都是连着写的，一般人摸不清什么是一个词，这是事实。但词的确定，无论对汉语教学（包括对本族人的语文教学和对外族人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或中文信息处理应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
对于语文教学的目的和任务，一直来有争议。有人侧重强调它的工具性，认为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语言技能；有人侧重强调它的人文性，认为语文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具有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和文学素养；有人侧重强调它培养学生语感的任务，认为语文教学应该以语感为支点；有人侧重强调它应起培养学生素质的功能，认为“文”与“道”应该统一，文中有道，道中有文，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语文教学就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具体说要培养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敏捷思维能力、文学鉴赏能力和审美的能力。对于这各种不同的看法我不想在这里作什么评论。
平心而论，这四种看法都有道理，不宜把它们对立起来。其实，不管持那种观点，在下面这一点上是会取得共识的，那就是孩子进入中小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识字学文化，掌握好书面语言，以便能接受高素质的教育，包括文化教育、科技教育、品德教育。语文课在其中承担了最为根本的任务——培养学生全面综合的语文能力，这种能力是使一个人能接受高素质教育的最基本的条件。这种能力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语言理解方面，要让学生无论读和听，都能一下子抓住对方表达的主要内容，并能品鉴一篇文章、一席讲话，好，好在哪里，不好，不好在哪里；二是在语言表达方面，要让学生做到得体，到位，具体说，要让学生懂得在什么场合、什么情景，在什么人物身上，当表达什么意思时，需要用什么样的词，什么样的句式，什么样的句调、语气。所以我们的前辈大师说，“学好语文是学好一切的根本”（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如果说数学是学习自然科学的基础，那么“语文则是这个基础的基础”（著名数学家苏步青）。
词是句子的建筑材料。要让学生学好语文，必须让学生掌握好构建句子的最基本的单位——词，特别是书面语词。由于汉语书面语词儿不分写，学生对课文里出现的口语词还比较容易辨认，对于书面语词有时就辨不清楚了。如果我们能想办法，使得汉语里的词在书面上能够清楚地表现出来，这无疑会大大提高学生学习掌握词语的效率。
发挥注音这工具的最大功用
《汉语教学与汉语拼音正词法》找到了这个办法，那就是书中所倡导的，要充分发挥和利用汉语拼音方案的作用。汉语拼音方案，它不是汉语拼音文字的方案，它仅仅是个注音工具；但是作为注音的工具，我们可以不只用它来给一个个汉字注音，我们可以发挥它最大的功用，用它来给汉语的一个个词注音。本书的倡议无疑是合理的，可取的。不过，给词注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会碰到许多复杂的问题。为此本书作者对词儿连写问题，实际也就是对中文分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进行了一定的示范。这无论对汉语研究和汉语教学（包括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都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汉语教学与汉语拼音正词法》可以为当前的中小学华文教学服务。
《汉语教学与汉语拼音正词法》也可以用来为中文信息处理服务。正如本书所指出的，“词的界限是计算机处理语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不知道书面文本中单词的界限，所有高层次的信息处理工作（如自动句法分析，自动语义分析）都将寸步难行，因而诸如文献自动检索、机器翻译、自然语言理解等工作都将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此话毫无夸张之意。
中文信息处理研究的事实告诉我们，由于汉语的书面文本上词这一级单位并没有在形式上体现出来，这严重影响着中文信息处理的进展。目前，中文信息处理界正在研究汉语书面文本的自动分词问题，而自动分词正是中文信息处理中的“词处理”的首要任务。解决好“词处理”对整个中文信息处理意义重大。因此，本书关于汉语拼音正字法的研究成果对中文信息处理也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这里，我也不能不指出，本书也存在着可以让人去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本书兼采了语言学的分词法和中文信息处理的分词法，而这两种分词法是有矛盾的。比如说，在中文信息处理中，考虑到实际的运用和需要，将使用频率很高的“全国”、“一年”、 “一天”都分别处理为一个切分单位，而将“全县”、“五年”、“十天”都分别处理为两个切分单位；将“二分之一”里的“分之”也作为一个切分单位来对待。这样做有利于中文信息处理。本书采用了这种做法。第二个问题是，一方面规定否定词“不”跟助动词连用时要连写；规定动态助词“了”、“着”、“过”跟动词或双音节的动结式（如“拿来”、“坐下”、“搞坏”）连用时要连写，可另一方面又规定在多重否定“不能不”里的“不”要分写，在“拿出来了”、“弄清楚了”里的“了”要分写。本书作者这样做当然会有他们的理由（譬如说出于从韵律的考虑），但是这种矛盾现象无疑也会造成学生思想上的混乱。第三，研究汉语拼音正字法的目的，诚如本书所说是为了使中文中的词“在书面形式上反映出来”，现在本书对带可能补语的述补结构，不论是肯定形式还是否定形式，规定一律连写，作为一个书写单位，那么一般语法学界所说的带可能补语的述补结构是不是就可以看作一个词呢？
上面所说到的这些问题怎么处理，肯定会引起读者的兴趣，将有待于广大读者和本书作者进一步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也起了进一步推动汉语分词或者说汉语拼音正字法的研究的作用。
● 陆俭明教授 (世界汉语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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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类词拼写法新示范
——《汉语教学与汉语拼音正词法》评介
《汉语教学与汉语拼音正词法》从内容上看，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概述了我华夏民族的语文教学，包括汉字教学的发展历史，这部分内容谈得全面系统而又简明扼要；第二部分，概述了汉语拼音正字法所面临的问题，对现代汉语里各类词的拼写法分别作了示范，并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设性的意见，希望汉语中的词也能够在书面形式上清楚地表现出来。这些内容对中小学语文教学（新加坡称“华文教学”）也好，对中文信息处理也好，都很有参考价值。
大家都知道，古代汉语单音节词占优势，在书写上一个单音节词通常也就是一个字，而一直来书面上都只用文言。汉语在书面上一个词一个词连着写就习以为常，在认读上不觉得有什么不便。这样，在一般识字人的心目中长期来字词不分。
字词分开后树立“词”的概念
中国第一部语法书《马氏文通》就只用字而不用词，现在所说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在《马氏文通》里就说成名字、动字、静字。直到进入20世纪以后，才逐步将字词分开，树立了“词”的概念，并普遍认为这是中国语言研究的一大进步。现代汉语则双音节词占优势了，可是在书面上仍是一个字一个字连着写的，不像拼音文字那样词与词之间有空格，这样，在书面上词这一级单位就不像使用拼音文字的语言（如英语、俄语等）那样清楚。十年前有人就对汉语是否也像印欧语那样有词这一级单位提出怀疑，认为汉语里并没有词，只有字；并认为说汉语有词，那是受印欧语语法思想束缚的结果。持这种观点的学者的根据是所谓汉族人的社会心理，说在汉族人的心里只有字而没有词这个概念。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做过这方面的社会心理调查，在他们的论著中好像并没有交代。我倒想到另外一点，说汉族人的心里只有字没有词这个概念，恐怕也只在认字的那些汉族人心里可能是那样，在不认字的汉族人心里固然不会有词的概念，但恐怕也未必会有字的概念。我们如果用口语问一个不认字的人：“‘土豆儿真好吃’这句话可以分为几个部分？”我想，他或许会说可以分为“土豆儿”、“真好吃”两个部分，或许会说可以分为“土豆儿”、“真”、“好吃”三个部分，当然也可能会说“不知道”。但可以肯定决不会有一个人认为可以分为“土”、“豆”、“儿”、“真”、“好”、“吃”六个部分。在书面上，由于一个个汉字都是连着写的，一般人摸不清什么是一个词，这是事实。但词的确定，无论对汉语教学（包括对本族人的语文教学和对外族人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或中文信息处理应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
对于语文教学的目的和任务，一直来有争议。有人侧重强调它的工具性，认为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语言技能；有人侧重强调它的人文性，认为语文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具有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和文学素养；有人侧重强调它培养学生语感的任务，认为语文教学应该以语感为支点；有人侧重强调它应起培养学生素质的功能，认为“文”与“道”应该统一，文中有道，道中有文，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语文教学就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具体说要培养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敏捷思维能力、文学鉴赏能力和审美的能力。对于这各种不同的看法我不想在这里作什么评论。
平心而论，这四种看法都有道理，不宜把它们对立起来。其实，不管持那种观点，在下面这一点上是会取得共识的，那就是孩子进入中小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识字学文化，掌握好书面语言，以便能接受高素质的教育，包括文化教育、科技教育、品德教育。语文课在其中承担了最为根本的任务——培养学生全面综合的语文能力，这种能力是使一个人能接受高素质教育的最基本的条件。这种能力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语言理解方面，要让学生无论读和听，都能一下子抓住对方表达的主要内容，并能品鉴一篇文章、一席讲话，好，好在哪里，不好，不好在哪里；二是在语言表达方面，要让学生做到得体，到位，具体说，要让学生懂得在什么场合、什么情景，在什么人物身上，当表达什么意思时，需要用什么样的词，什么样的句式，什么样的句调、语气。所以我们的前辈大师说，“学好语文是学好一切的根本”（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如果说数学是学习自然科学的基础，那么“语文则是这个基础的基础”（著名数学家苏步青）。
词是句子的建筑材料。要让学生学好语文，必须让学生掌握好构建句子的最基本的单位——词，特别是书面语词。由于汉语书面语词儿不分写，学生对课文里出现的口语词还比较容易辨认，对于书面语词有时就辨不清楚了。如果我们能想办法，使得汉语里的词在书面上能够清楚地表现出来，这无疑会大大提高学生学习掌握词语的效率。
发挥注音这工具的最大功用
《汉语教学与汉语拼音正词法》找到了这个办法，那就是书中所倡导的，要充分发挥和利用汉语拼音方案的作用。汉语拼音方案，它不是汉语拼音文字的方案，它仅仅是个注音工具；但是作为注音的工具，我们可以不只用它来给一个个汉字注音，我们可以发挥它最大的功用，用它来给汉语的一个个词注音。本书的倡议无疑是合理的，可取的。不过，给词注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会碰到许多复杂的问题。为此本书作者对词儿连写问题，实际也就是对中文分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进行了一定的示范。这无论对汉语研究和汉语教学（包括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都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汉语教学与汉语拼音正词法》可以为当前的中小学华文教学服务。
《汉语教学与汉语拼音正词法》也可以用来为中文信息处理服务。正如本书所指出的，“词的界限是计算机处理语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不知道书面文本中单词的界限，所有高层次的信息处理工作（如自动句法分析，自动语义分析）都将寸步难行，因而诸如文献自动检索、机器翻译、自然语言理解等工作都将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此话毫无夸张之意。
中文信息处理研究的事实告诉我们，由于汉语的书面文本上词这一级单位并没有在形式上体现出来，这严重影响着中文信息处理的进展。目前，中文信息处理界正在研究汉语书面文本的自动分词问题，而自动分词正是中文信息处理中的“词处理”的首要任务。解决好“词处理”对整个中文信息处理意义重大。因此，本书关于汉语拼音正字法的研究成果对中文信息处理也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这里，我也不能不指出，本书也存在着可以让人去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本书兼采了语言学的分词法和中文信息处理的分词法，而这两种分词法是有矛盾的。比如说，在中文信息处理中，考虑到实际的运用和需要，将使用频率很高的“全国”、“一年”、 “一天”都分别处理为一个切分单位，而将“全县”、“五年”、“十天”都分别处理为两个切分单位；将“二分之一”里的“分之”也作为一个切分单位来对待。这样做有利于中文信息处理。本书采用了这种做法。第二个问题是，一方面规定否定词“不”跟助动词连用时要连写；规定动态助词“了”、“着”、“过”跟动词或双音节的动结式（如“拿来”、“坐下”、“搞坏”）连用时要连写，可另一方面又规定在多重否定“不能不”里的“不”要分写，在“拿出来了”、“弄清楚了”里的“了”要分写。本书作者这样做当然会有他们的理由（譬如说出于从韵律的考虑），但是这种矛盾现象无疑也会造成学生思想上的混乱。第三，研究汉语拼音正字法的目的，诚如本书所说是为了使中文中的词“在书面形式上反映出来”，现在本书对带可能补语的述补结构，不论是肯定形式还是否定形式，规定一律连写，作为一个书写单位，那么一般语法学界所说的带可能补语的述补结构是不是就可以看作一个词呢？
上面所说到的这些问题怎么处理，肯定会引起读者的兴趣，将有待于广大读者和本书作者进一步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也起了进一步推动汉语分词或者说汉语拼音正字法的研究的作用。
● 陆俭明教授 (世界汉语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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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的八堂课
我曾在外交部服务34年。期间，我多次受委率领代表团和一些国家进行谈判和协商。
1990年，我受委率领代表团和中国商谈双方建交的问题。1996年，我受委促使欧盟和它的10个亚洲伙伴达成设立欧亚基金会的协议。2001年，我受委率领代表团和美国展开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2003年，我受委率领代表团和马来西亚进行谈判，解决有关新加坡在柔佛海峡和附近海域填海的纠纷。
在国际上，我也曾接受包括领导重大谈判工作的任务。1981年，H S Amerasinghe大使突然去世后，联合国推选我继任为联合国第三届海洋法大会主席。
1990年，在纪梭（当时是外交部常任秘书）和
陈庆珠（当时是新加坡驻纽约的联合国常任代表）的推动下，我获选为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预备委员会主席。大会于1992年6月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时，我获选为主要委员会的主席，负责主持谈商的工作。
1993年，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委任我为他的特使，率领和平代表团前往俄匏埂衬嵫恰⒗盐呛土⑻胀稹?p> 除了这些实际的经验，我也阅读有关谈判和会议外交的著作。我本身也通过著作尝试做出一些贡献。
我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和年轻的同事及有兴趣的读者，分享我从谈判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一些心得。
一、每一次的谈判都是独特的
每一次的谈判都是独特的，不会和以前的谈判一模一样。每一次的谈判皆有不同的议程、挑战和复杂性、谈判者、谈判的气氛和进度。一个优秀的谈判者绝对不可以感到自满。成功的完成一次谈判，并不意味着在没有努力学习和准备的情况下，他也可以顺利完成下一次的谈判。
二、建立富凝聚力的融洽团队
不管是代表国家或者国际性质的代表团，建立一个富凝聚力和融洽的团队，都是代表团团长的责任。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
如果是国际性的代表团，团员通常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如果是国家代表团，团员则一般来自不同的政府部门和机构、不同的学科背景甚至不同的社会层面。
以不久前结束的填海纷争为例，新加坡代表团的成员来自三个不同的政府部门和六个机构，他们具有不同学科背景，既有专业人士也有学者。
正如我在今年4月26日的记者会上所说，让我感到骄傲的，是我们的工程师能够和生物学家合作，而他们又同时也能够和律师及外交人员合作。因此，我们的代表团具备凝聚力，也能够合作愉快。
当然，代表团的总体智慧比谈判对手高或至少相等，对谈判是非常有帮助的。不过，智商不是确保代表团成功完成任务的唯一因素，它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三、清楚知道你的任务
做好你的功课。勤奋和一丝不苟的准备工作是不可或缺的。成功的谈判者绝对不会是个懒惰的人。一个杰出的谈判者必须清楚知道自己的任务，和了解任务的所有细节。他也必须了解谈判对手的立场，并以具说服力和让人信服的方式，应付对手在谈判桌上或者法庭里提出的问题。
四、知道在什么时候应该聘用外国顾问，并知道如何利用他们的专长
当争执牵涉到一些非常技术性的课题时，外国顾问可以提供具建设性的意见。以填海纷争为例，新加坡征求了两名外国法律专家和两名外国海洋工程学专家的看法。他们为新加坡政府和代表团提供了很好的意见。
我们并没有和这些专家保持一定的距离，也不认为我们的分析应该服从他们的意见。我们成功的让他们变成团队的一分子，以平等和同事的方式参与整个思考过程。这样的处理方法，使外国和本地之间的区分变得模糊，我们因此可以对所有的决定意见一致。
签署协议后的隔天，我收到其中一名外国顾问的电邮，感谢我们把他和他的同事当成团队的一分子，这让我感到非常高兴。
五、以客观事实建立共同基础
在像填海纷争这样的争执里，双方对客观事实各据一词。问题在于如何缩短双方的差距，向奠定客观事实的共同基础迈进。这时候引进第三者可能会有所助益。
在填海纷争的问题上，海洋法国际法庭的贡献不小。它在去年10月8日一致判决，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共同设立一个独立的专家团，在一年内提交研究报告。法庭的判决就客观事实为双方提供了共同的基础，这是接下来的谈判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
如果没有这个判决，谈判将会非常困难，双方也可能不能达致友好的解决方案。所以，当谈判双方对事实没有共识的时候，应该考虑通过第三者为客观事实建立共同基础。
六、运用情绪智商
我先前提到智商的重要性，现在要强调的是情绪智商。这是指谈判者的领导素质、顾虑别人的立场和赢取同事及谈判对手的信任和信心的能力。
谈判者之间有良好的默契和相互信任，谈判就更有可能取得成绩。我向来鼓励我的同事和谈判对手建立良好的关系，并以行动来获得对手的尊敬和信任。
吃饭外交（"makan" diplomacy）是我惯用的方法。我发现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最容易促进关系。
我喜爱艺术和逛博物院，所以也不时采用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在同美国商谈自由贸易协定时，我带喜欢印度美食的美国代表艾甫斯（Ralph Ives）到Apollo Banana Leaf吃晚饭，也带他游览小印度。
新马就填海纷争签署协议的那天，我邀请马来西亚代表团的全体代表，出席在亚洲文明博物馆举行的娘惹服装展的开幕礼。开幕仪式由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国总理的夫人共同主持，更让那天成为令人难忘的日子。
向谈判对手表示敬意、友谊和礼貌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让对手“丢脸”。你的善意会得到对方的回报，营造一个有利于协商的环境。
七、培养“文化智商”
要同另外一个国家成功的进行谈判，一个出色的谈判者应该研究它的历史、文化和谈商的方式。也就是说，除了智商和情绪智商，他也应该加强自己的“文化智商”。
我们生活在各自的文化框框里，所以应该尝试了解谈判对手的文化背景，才不会触犯文化禁忌，比如用猪肉款待美国犹太人，或者用不符合回教教义的食物招待来自马来西亚和阿拉伯的朋友。
更深一层的来看，“文化智商”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美国、中国和马来西亚的朋友如何看待问题和进行协商。有了这样的理解，我们就可以制定适用于不同谈判对手的策略。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许多国家的外交部，对研究历史和文化的人类学者完全不重视，这是错误的。
了解和我们进行谈判的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思维和协商的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想的谈判者，应该是智商、情绪智商和文化智商三者俱备。
八、寻求双赢结果
谈判的结果应该是一个对双方都公平的协议，而不是，也不能是一个“零和”的局面。它必须是一个双赢的结果。要取得这样的结局，谈判双方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包含双方基本利益的解决方案。根据我的经验，设身处地的了解对方的利益和底线，对谈判有很大的帮助。
双方都具备愿意让步和妥协的精神，谈判才有可能取得成功。例如，如果对方表示他需要一些“安慰的语言”，向政治领导人或者选民交代，我便应该作出适当的回应。我也必须愿意在次要的课题上做出让步，以便在对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整个配套上取得协议。
也就是说，我必须灵活变通和愿意作出适当的调整。不过，当基本利益受到威胁时，我也必须站稳立场，让对手知道我不可能妥协。谈判不是“零和游戏”，挑战在于缔造一个双赢的结局。
总结
谈判是外交人员的主要工作，不过，却没人教导他们如何成为出色的谈判者。希望我从我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一些心得，可以让我的年轻同事和有兴趣的读者从中受益。
·原书名为The Little Red Dot: Reflections by Singapore's Diplomats。本文作者是新加坡巡回大使和政策研究院院长。叶琦保译。
● 许通美
编者按：《小红点：新加坡外交人员的思考》是新加坡政策研究所出版的英文新书，
该所同意本报转载其中文章，以飨华文报读者。
1990年，我受委率领代表团和中国商谈双方建交的问题。1996年，我受委促使欧盟和它的10个亚洲伙伴达成设立欧亚基金会的协议。2001年，我受委率领代表团和美国展开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2003年，我受委率领代表团和马来西亚进行谈判，解决有关新加坡在柔佛海峡和附近海域填海的纠纷。
在国际上，我也曾接受包括领导重大谈判工作的任务。1981年，H S Amerasinghe大使突然去世后，联合国推选我继任为联合国第三届海洋法大会主席。
1990年，在纪梭（当时是外交部常任秘书）和
陈庆珠（当时是新加坡驻纽约的联合国常任代表）的推动下，我获选为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预备委员会主席。大会于1992年6月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时，我获选为主要委员会的主席，负责主持谈商的工作。
1993年，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委任我为他的特使，率领和平代表团前往俄匏埂衬嵫恰⒗盐呛土⑻胀稹?p> 除了这些实际的经验，我也阅读有关谈判和会议外交的著作。我本身也通过著作尝试做出一些贡献。
我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和年轻的同事及有兴趣的读者，分享我从谈判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一些心得。
一、每一次的谈判都是独特的
每一次的谈判都是独特的，不会和以前的谈判一模一样。每一次的谈判皆有不同的议程、挑战和复杂性、谈判者、谈判的气氛和进度。一个优秀的谈判者绝对不可以感到自满。成功的完成一次谈判，并不意味着在没有努力学习和准备的情况下，他也可以顺利完成下一次的谈判。
二、建立富凝聚力的融洽团队
不管是代表国家或者国际性质的代表团，建立一个富凝聚力和融洽的团队，都是代表团团长的责任。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
如果是国际性的代表团，团员通常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如果是国家代表团，团员则一般来自不同的政府部门和机构、不同的学科背景甚至不同的社会层面。
以不久前结束的填海纷争为例，新加坡代表团的成员来自三个不同的政府部门和六个机构，他们具有不同学科背景，既有专业人士也有学者。
正如我在今年4月26日的记者会上所说，让我感到骄傲的，是我们的工程师能够和生物学家合作，而他们又同时也能够和律师及外交人员合作。因此，我们的代表团具备凝聚力，也能够合作愉快。
当然，代表团的总体智慧比谈判对手高或至少相等，对谈判是非常有帮助的。不过，智商不是确保代表团成功完成任务的唯一因素，它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三、清楚知道你的任务
做好你的功课。勤奋和一丝不苟的准备工作是不可或缺的。成功的谈判者绝对不会是个懒惰的人。一个杰出的谈判者必须清楚知道自己的任务，和了解任务的所有细节。他也必须了解谈判对手的立场，并以具说服力和让人信服的方式，应付对手在谈判桌上或者法庭里提出的问题。
四、知道在什么时候应该聘用外国顾问，并知道如何利用他们的专长
当争执牵涉到一些非常技术性的课题时，外国顾问可以提供具建设性的意见。以填海纷争为例，新加坡征求了两名外国法律专家和两名外国海洋工程学专家的看法。他们为新加坡政府和代表团提供了很好的意见。
我们并没有和这些专家保持一定的距离，也不认为我们的分析应该服从他们的意见。我们成功的让他们变成团队的一分子，以平等和同事的方式参与整个思考过程。这样的处理方法，使外国和本地之间的区分变得模糊，我们因此可以对所有的决定意见一致。
签署协议后的隔天，我收到其中一名外国顾问的电邮，感谢我们把他和他的同事当成团队的一分子，这让我感到非常高兴。
五、以客观事实建立共同基础
在像填海纷争这样的争执里，双方对客观事实各据一词。问题在于如何缩短双方的差距，向奠定客观事实的共同基础迈进。这时候引进第三者可能会有所助益。
在填海纷争的问题上，海洋法国际法庭的贡献不小。它在去年10月8日一致判决，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共同设立一个独立的专家团，在一年内提交研究报告。法庭的判决就客观事实为双方提供了共同的基础，这是接下来的谈判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
如果没有这个判决，谈判将会非常困难，双方也可能不能达致友好的解决方案。所以，当谈判双方对事实没有共识的时候，应该考虑通过第三者为客观事实建立共同基础。
六、运用情绪智商
我先前提到智商的重要性，现在要强调的是情绪智商。这是指谈判者的领导素质、顾虑别人的立场和赢取同事及谈判对手的信任和信心的能力。
谈判者之间有良好的默契和相互信任，谈判就更有可能取得成绩。我向来鼓励我的同事和谈判对手建立良好的关系，并以行动来获得对手的尊敬和信任。
吃饭外交（"makan" diplomacy）是我惯用的方法。我发现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最容易促进关系。
我喜爱艺术和逛博物院，所以也不时采用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在同美国商谈自由贸易协定时，我带喜欢印度美食的美国代表艾甫斯（Ralph Ives）到Apollo Banana Leaf吃晚饭，也带他游览小印度。
新马就填海纷争签署协议的那天，我邀请马来西亚代表团的全体代表，出席在亚洲文明博物馆举行的娘惹服装展的开幕礼。开幕仪式由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国总理的夫人共同主持，更让那天成为令人难忘的日子。
向谈判对手表示敬意、友谊和礼貌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让对手“丢脸”。你的善意会得到对方的回报，营造一个有利于协商的环境。
七、培养“文化智商”
要同另外一个国家成功的进行谈判，一个出色的谈判者应该研究它的历史、文化和谈商的方式。也就是说，除了智商和情绪智商，他也应该加强自己的“文化智商”。
我们生活在各自的文化框框里，所以应该尝试了解谈判对手的文化背景，才不会触犯文化禁忌，比如用猪肉款待美国犹太人，或者用不符合回教教义的食物招待来自马来西亚和阿拉伯的朋友。
更深一层的来看，“文化智商”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美国、中国和马来西亚的朋友如何看待问题和进行协商。有了这样的理解，我们就可以制定适用于不同谈判对手的策略。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许多国家的外交部，对研究历史和文化的人类学者完全不重视，这是错误的。
了解和我们进行谈判的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思维和协商的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想的谈判者，应该是智商、情绪智商和文化智商三者俱备。
八、寻求双赢结果
谈判的结果应该是一个对双方都公平的协议，而不是，也不能是一个“零和”的局面。它必须是一个双赢的结果。要取得这样的结局，谈判双方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包含双方基本利益的解决方案。根据我的经验，设身处地的了解对方的利益和底线，对谈判有很大的帮助。
双方都具备愿意让步和妥协的精神，谈判才有可能取得成功。例如，如果对方表示他需要一些“安慰的语言”，向政治领导人或者选民交代，我便应该作出适当的回应。我也必须愿意在次要的课题上做出让步，以便在对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整个配套上取得协议。
也就是说，我必须灵活变通和愿意作出适当的调整。不过，当基本利益受到威胁时，我也必须站稳立场，让对手知道我不可能妥协。谈判不是“零和游戏”，挑战在于缔造一个双赢的结局。
总结
谈判是外交人员的主要工作，不过，却没人教导他们如何成为出色的谈判者。希望我从我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一些心得，可以让我的年轻同事和有兴趣的读者从中受益。
·原书名为The Little Red Dot: Reflections by Singapore's Diplomats。本文作者是新加坡巡回大使和政策研究院院长。叶琦保译。
● 许通美
编者按：《小红点：新加坡外交人员的思考》是新加坡政策研究所出版的英文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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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开幕的素养大激荡
迪士尼开幕的素养大激荡
真正能对人的素质起积极作用的，是社会上的群体文化教养。
迪士尼开幕当天，中央电视台的经济台特别新闻报道，有1万6000名中外游客在烈日下等候进场，新闻片还拍下内地大型旅游车如何以“群涌姿态”涌向这个新乐园。据说甚至有一团总数300人的迪士尼专属团。
那时我脑海里就掠过一个景象：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掺和迪士尼乐园文化，会是个怎样情境？
不出几天，意料中的事终于因媒体与资讯发达完全反映出来， “当众脱鞋袜、在无烟区吸烟、纵容小孩子当街小便、任意喧哗、不遵照秩序”，不雅行为的图片登上报纸和网站，又引起一场中国国民素质的大讨论，让人摇头叹息的标题比比皆是，印象深刻的是“丢脸丢到迪士尼”去。
人民形象确实就是一个国家的名片。但中国如此高的人口和如此广阔的国土，如今要再来重建国民素质，确实不是桩轻易工程。
这几天中国国内媒体“深痛恶绝”地批评，其中，《新京报》9月12日的评论，有比较公正和理性的分析：
“在国民素质和社会环境之间，在公共秩序和不文明行为之间，我们可以粗略地找出这样的恶性循环：公德心的薄弱和公共意识的缺乏，造就了一种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行为模式，而这种行为模式的普遍存在又造就了一种你争我抢的不文明‘秩序’，这种秩序渗透给新的社会成员，又再次造就公德心的薄弱和公共意识的缺乏。所以，国民素质的低下，或者更具体地说，国民公共意识的缺乏，与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相互依存、难以剖离。”
人际信任骤然丧失
但，中国人的行为举止难道一直以来就如此素质低落吗？回溯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文化，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绝不是一个欠缺礼仪及文明肤浅的社会，那究竟是什么该对今天的恶劣操行负起责任呢？
我认为，十年浩劫所引起的人文断层和人性扭曲、加上疾速唯利主义的开放，才是今天中国人素质“变形”的真正原因。
十年浩劫，人与人之间原有的信任，人与社会之间的信任，都曾一度彻底丧失，道德观念在社会大激荡中的流变，或崩溃。而近20年突如其来的经济开放更擦亮“为一己之利”的眼睛，在这样的“大气候”里，就容易养成人人一切以自己为中心的心态。
在街上吐痰的人并不是不知道那个行为不好，把公物拆回家当私物用的人不是不知道那样没有公德心，插队的人也不是不知道那样会破坏秩序，但他只顾自己方便，他不理会别人就因为他也认为这是一个人人只关切自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社会。
这篇《新京报》评论，还提出值得深思的一点：“人们都愿意相信，仓廪实而知礼节，但是经济的富裕不会自动地改变人们的行为习惯。能够去迪士尼游玩的中国内地人，应该属于已经富起来的一群，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他们自动自觉地变成文明人。”
富起来不等于是文明人
真正能对人的素质起积极作用的，是社会上的群体文化教养。经济富裕也许是一个可以让生活过得更好的背景，但并不是因为如此就能改变人的行为与习惯。
在中国，我看过不少秩序和状况乱到离谱的麦当劳和肯德基，吃完东西留下骨头和餐巾纸拍拍屁股就走的“文明人”还不少。开着大大辆私人轿车而无视社会规则的“不文明人”比走路的“不文明人”还要多。是不是把他们统统送去迪士尼乐园上实景修养实习课程呢？
其实，广大的群众的所谓“不文明”，有时只是一些“他们习以为常的习惯”，举个常见例子，在中国看演出，演出开始了，观众姗姗来迟，一堆堆人头挡住正在观赏的观众，一边大声喧哗找座位影响台上演员的演出。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在农村看庙会戏或以前看戏堂子演出看出来的“习惯”，社会要“改造”这些人的“习惯”，只要加强教育再给充裕时间，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但那些有了一定经济能力也有了膨胀自我的中等或以上阶级，我认为反而很难让他们“改进”过来。就因为有了充裕经济条件，他们更加觉得“自己爱怎样就可以怎样”，社会天天大力推行的人格素质教育，他们样样项项都听明白，不过他们只当作是歌唱。
● 吴韦材
真正能对人的素质起积极作用的，是社会上的群体文化教养。
迪士尼开幕当天，中央电视台的经济台特别新闻报道，有1万6000名中外游客在烈日下等候进场，新闻片还拍下内地大型旅游车如何以“群涌姿态”涌向这个新乐园。据说甚至有一团总数300人的迪士尼专属团。
那时我脑海里就掠过一个景象：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掺和迪士尼乐园文化，会是个怎样情境？
不出几天，意料中的事终于因媒体与资讯发达完全反映出来， “当众脱鞋袜、在无烟区吸烟、纵容小孩子当街小便、任意喧哗、不遵照秩序”，不雅行为的图片登上报纸和网站，又引起一场中国国民素质的大讨论，让人摇头叹息的标题比比皆是，印象深刻的是“丢脸丢到迪士尼”去。
人民形象确实就是一个国家的名片。但中国如此高的人口和如此广阔的国土，如今要再来重建国民素质，确实不是桩轻易工程。
这几天中国国内媒体“深痛恶绝”地批评，其中，《新京报》9月12日的评论，有比较公正和理性的分析：
“在国民素质和社会环境之间，在公共秩序和不文明行为之间，我们可以粗略地找出这样的恶性循环：公德心的薄弱和公共意识的缺乏，造就了一种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行为模式，而这种行为模式的普遍存在又造就了一种你争我抢的不文明‘秩序’，这种秩序渗透给新的社会成员，又再次造就公德心的薄弱和公共意识的缺乏。所以，国民素质的低下，或者更具体地说，国民公共意识的缺乏，与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相互依存、难以剖离。”
人际信任骤然丧失
但，中国人的行为举止难道一直以来就如此素质低落吗？回溯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文化，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绝不是一个欠缺礼仪及文明肤浅的社会，那究竟是什么该对今天的恶劣操行负起责任呢？
我认为，十年浩劫所引起的人文断层和人性扭曲、加上疾速唯利主义的开放，才是今天中国人素质“变形”的真正原因。
十年浩劫，人与人之间原有的信任，人与社会之间的信任，都曾一度彻底丧失，道德观念在社会大激荡中的流变，或崩溃。而近20年突如其来的经济开放更擦亮“为一己之利”的眼睛，在这样的“大气候”里，就容易养成人人一切以自己为中心的心态。
在街上吐痰的人并不是不知道那个行为不好，把公物拆回家当私物用的人不是不知道那样没有公德心，插队的人也不是不知道那样会破坏秩序，但他只顾自己方便，他不理会别人就因为他也认为这是一个人人只关切自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社会。
这篇《新京报》评论，还提出值得深思的一点：“人们都愿意相信，仓廪实而知礼节，但是经济的富裕不会自动地改变人们的行为习惯。能够去迪士尼游玩的中国内地人，应该属于已经富起来的一群，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他们自动自觉地变成文明人。”
富起来不等于是文明人
真正能对人的素质起积极作用的，是社会上的群体文化教养。经济富裕也许是一个可以让生活过得更好的背景，但并不是因为如此就能改变人的行为与习惯。
在中国，我看过不少秩序和状况乱到离谱的麦当劳和肯德基，吃完东西留下骨头和餐巾纸拍拍屁股就走的“文明人”还不少。开着大大辆私人轿车而无视社会规则的“不文明人”比走路的“不文明人”还要多。是不是把他们统统送去迪士尼乐园上实景修养实习课程呢？
其实，广大的群众的所谓“不文明”，有时只是一些“他们习以为常的习惯”，举个常见例子，在中国看演出，演出开始了，观众姗姗来迟，一堆堆人头挡住正在观赏的观众，一边大声喧哗找座位影响台上演员的演出。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在农村看庙会戏或以前看戏堂子演出看出来的“习惯”，社会要“改造”这些人的“习惯”，只要加强教育再给充裕时间，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但那些有了一定经济能力也有了膨胀自我的中等或以上阶级，我认为反而很难让他们“改进”过来。就因为有了充裕经济条件，他们更加觉得“自己爱怎样就可以怎样”，社会天天大力推行的人格素质教育，他们样样项项都听明白，不过他们只当作是歌唱。
● 吴韦材
Sunday, September 18, 2005
互联网十年：依然被严重低估的历史事件
泡沫还是革命：一个误解真相的伪命题
中国互联网十年历史，依然是被严重低估的重大事件。如何客观描述和评价这十年互联网的价值，的确是一个难题，可能还需要更久远的历史来重新梳理和总结。
透视这十年，有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微观上看，互联网已经让一亿人口“落网”，网络直接改变了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如果我们从每一个用户（或者就从你自己本身出发）身上，去探究和追寻这十年互联网，那将是最有趣味的事情。同时，每一个网民也间接地改变和影响了更多的人。
中观层面看，那就是风风雨雨、起起落落的互联网产业，也是最热闹，最直观的互联网景观。互联网直接引入并催熟了风险投资行业，互联网先后推出了两个中国首富（丁磊和陈天桥），同时缔造了一大批财富传奇。他们在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合法财富的创造中成为幸运儿，这批屈指可数的人，像中得彩票的头奖一样。尽情享受了互联网带来的所有荣耀、辉煌和金钱。有一个词汇可以很好诠释他们：赢者通吃！
十年后的今天，互联网成就了中国首富，更制造了一大批阳光富翁，他们将财富高高挂在Nasdaq上；互联网影响了2亿人（每周至少上网一次的网民一亿，每月至少上网一次的网民估计已经2亿）的工作和生活；作为新的媒体、沟通和商务方式，以及网上交友、网恋和网络游戏等新的休闲娱乐方式，互联网改变了无数人的人生命运和过程；互联网带动了以风险投资为龙头的中国资本的全球化，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球化……所有这些成就都无须置疑。过去十年，未来十年，对中国的变革来说，没有任何事件可以与互联网相比。其实到了今天，这些宏观层面促成的巨大的变革依然被严重低估。
其中，泡沫还是革命的争论，是误导人们正确理解互联网的最大误区。记得2001年，当时互联网的最低潮，互联网鼓吹者们正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时候。我在上海交大作报告还继续大讲互联网和新经济。到提问阶段，一位同学就很严厉指责说：互联网烧钱损失多么惨重，你们这些人罪过重大。我回答说：我不但不认为互联网乱烧钱，恰恰相反，我认为投入互联网的资金是中国发展中最有价值、回报最高、最有成效的资金。在2000年之前，真正在互联网领域烧掉的钱总数也就10亿左右（后来花钱反而越来越大了，因为2000年时候真正有风险投资的互联网公司还是非常少数），如果把这些钱扔到上海浦东，建一栋大厦，肯定不是其中最高的一栋。而互联网已经产生了多大的社会变革和社会效果，包括经济成效？
到2005年中国网民突破一亿大关，商业模式也稳稳当当。但是基本格局已经今非昔比。2004年中国互联网三大收入，第一大是移动增值业务为7.63亿美元，第二大收入是网络游戏，达3.91亿美元，而5年前主要的收入模式网络广告屈居第三，只有2.27亿美元。今天，国内每个互联网用户人均消费大约是每月5－6美元，宽带用户月费10－15美元。当然，未来3年中国网民数量年度复合增长率只有11％。
这些数据背后的故事，值得我们用更多的时间去关注，去期待，去挖掘。
成功和失败的唯一区别就是：坚持
回顾十年，我们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标准，其中以成败论英雄是最自然的方式。互联网十年，风云人物无数，但是失败和成功，一无所有与一夜暴富，却差若悬河。决定他们命运的其实非常简单。所有千差万别的失败者都有一个共同之处，所有的成功者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一个字：坚持。以“坚持”作为镜子，是查看十年最佳的方式。
互联网十年，后浪推前浪，一浪高过一浪，各领风骚。在2000年之前，领军者是一个名字很中国但是本质很不中国的中华网。中华网上市，一个伪门户概念的成功，虽然有点荒谬，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正是中华网在资本市场的巨大成功直接促成了国际资本对中国互联网的狂热追逐。
2000年三大门户上市，是一个寒冬前夕的小小高潮。作为中国第一门户的新浪，引领着互联网从热潮走向寒冬，从寒冬走出春天。张朝阳和丁磊是这个阶段坚持者的典范，也是最大的成功者。此时提起中国互联网，人们第一想到的就是新浪、搜狐、网易等三大门户；提起三大门户，人们一直觉得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就代表了中国互联网。的确，三大门户的发展历程基本上就是中国互联网的历程，三大门户的起起伏伏也就代表了中国互联网的悲欢离合，三大门户的轰轰烈烈就是互联网全民化的核心启蒙和推动，三大门户的资本奇迹和财富效应就是新经济、新规则在中国的具体呈现。
但是，到了2004年，笑傲互联网春天的已经不再是门户了。寒冬中熬炼出来的盛大和腾讯等异军突起。2004年年中，中国互联网正在静悄悄地变脸，中国互联网媒体特性主导的“门户时代”面临终结，一个全新的围绕网民个性化服务的“服务时代”正在开启。8月份，盛大市场价值一举超越新浪。进入2005年，盛大强势入股新浪。网易转型成功，后来居上，市场价值超越了新浪。如今，在游戏和门户方面奋起的腾讯，也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如果不是考虑到腾讯是在香港上市的劣势，现在腾讯和新浪之间市场价值谁高谁低，就很难说了。新浪老三地位可能难保，传统门户时代彻底虎落平原了。陈天桥、马化腾们开始笑傲江湖。
互联网1.0和互联网2.0
但是，变化并没有由此停止。李彦宏们开始走到聚光灯下，百度将成为2005年全球互联网最受关注的IPO。中国互联网新的王者是否将诞生，这个悬念并不夸张。而且，更大的变革还在后面。而未来的格局将是如何，依然难以无法估计；新的互联网黑马还会不会出现，答案是肯定的。
如果要作一个概括，那么我们可以看出互联网领域正在出现的两大“隐形”的变革力量：一个是社会软件（Social Software）的强力崛起；一个是移动互联网的酝酿。这两大力量将直接塑造未来互联网的面貌。无论是互联网产业，还是电信领域、软件和硬件行业，如何深刻理解和及时把握这两大变革力量，已经成为决定未来成败的关键。
社会软件的崛起还没有在理论上被系统认识，却已经在市场上成为主导性力量。社会软件核心的内涵在于：互联网应用模式开始从传统的“人机对话”逐渐转变为“人与人对话”，带动互联网应用模式全面转型。过去的个人软件主要是让机器完成文档处理或者获取信息，比如办公软件、ERP软件和浏览器等。而社会软件完全的功能主要是为了网络中的人与人之间（而不是人与机器）进行对话。在国内，最热门的社会软件就是以盛大为代表的网络游戏，其次是腾讯QQ为代表的即时通讯软件，以及以博客中国为代表的博客应用。而以“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互联为核心理念的移动互联网，这两三年以来，已经从概念启蒙和模式摸索，逐渐开始建立起初步的市场。
过去10年，互联网发展如火如荼，但是发展的主旋律还是比较初步：无数的投资者和创业者将互联网变成了一个热闹的“技术驱动”的商业环境，主要将个体网民变成消费者、读者和用户。但是，随着博客的发展和普及，互联网发展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主旋律也将发生质变：互联网将越来越成为一个“以人为本”的虚拟社会，在新的环境中，个体网民成为创造者、建设者和分享者，成为互联网的主体力量，而不仅仅是一个局外人。
“博客就是网上的家”，就是个人在网络空间中全方位的自我展现。在博客不断大众化的普及浪潮下，新兴的BT文化和iPod文化成为新的亮点，他们将共同塑造以个人为中心的的全新互联网面貌。可以预测，未来十年，自下而上、开放分布式、以人为本的互联网2.0的全面发展，将引发自上而下、封闭集中式、以技术为导向的互联网1.0的全新革命。而新的商机、新的人物、新的传奇也在其中酝酿。
- 作者： 方兴东
中国互联网十年历史，依然是被严重低估的重大事件。如何客观描述和评价这十年互联网的价值，的确是一个难题，可能还需要更久远的历史来重新梳理和总结。
透视这十年，有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微观上看，互联网已经让一亿人口“落网”，网络直接改变了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如果我们从每一个用户（或者就从你自己本身出发）身上，去探究和追寻这十年互联网，那将是最有趣味的事情。同时，每一个网民也间接地改变和影响了更多的人。
中观层面看，那就是风风雨雨、起起落落的互联网产业，也是最热闹，最直观的互联网景观。互联网直接引入并催熟了风险投资行业，互联网先后推出了两个中国首富（丁磊和陈天桥），同时缔造了一大批财富传奇。他们在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合法财富的创造中成为幸运儿，这批屈指可数的人，像中得彩票的头奖一样。尽情享受了互联网带来的所有荣耀、辉煌和金钱。有一个词汇可以很好诠释他们：赢者通吃！
十年后的今天，互联网成就了中国首富，更制造了一大批阳光富翁，他们将财富高高挂在Nasdaq上；互联网影响了2亿人（每周至少上网一次的网民一亿，每月至少上网一次的网民估计已经2亿）的工作和生活；作为新的媒体、沟通和商务方式，以及网上交友、网恋和网络游戏等新的休闲娱乐方式，互联网改变了无数人的人生命运和过程；互联网带动了以风险投资为龙头的中国资本的全球化，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球化……所有这些成就都无须置疑。过去十年，未来十年，对中国的变革来说，没有任何事件可以与互联网相比。其实到了今天，这些宏观层面促成的巨大的变革依然被严重低估。
其中，泡沫还是革命的争论，是误导人们正确理解互联网的最大误区。记得2001年，当时互联网的最低潮，互联网鼓吹者们正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时候。我在上海交大作报告还继续大讲互联网和新经济。到提问阶段，一位同学就很严厉指责说：互联网烧钱损失多么惨重，你们这些人罪过重大。我回答说：我不但不认为互联网乱烧钱，恰恰相反，我认为投入互联网的资金是中国发展中最有价值、回报最高、最有成效的资金。在2000年之前，真正在互联网领域烧掉的钱总数也就10亿左右（后来花钱反而越来越大了，因为2000年时候真正有风险投资的互联网公司还是非常少数），如果把这些钱扔到上海浦东，建一栋大厦，肯定不是其中最高的一栋。而互联网已经产生了多大的社会变革和社会效果，包括经济成效？
到2005年中国网民突破一亿大关，商业模式也稳稳当当。但是基本格局已经今非昔比。2004年中国互联网三大收入，第一大是移动增值业务为7.63亿美元，第二大收入是网络游戏，达3.91亿美元，而5年前主要的收入模式网络广告屈居第三，只有2.27亿美元。今天，国内每个互联网用户人均消费大约是每月5－6美元，宽带用户月费10－15美元。当然，未来3年中国网民数量年度复合增长率只有11％。
这些数据背后的故事，值得我们用更多的时间去关注，去期待，去挖掘。
成功和失败的唯一区别就是：坚持
回顾十年，我们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标准，其中以成败论英雄是最自然的方式。互联网十年，风云人物无数，但是失败和成功，一无所有与一夜暴富，却差若悬河。决定他们命运的其实非常简单。所有千差万别的失败者都有一个共同之处，所有的成功者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一个字：坚持。以“坚持”作为镜子，是查看十年最佳的方式。
互联网十年，后浪推前浪，一浪高过一浪，各领风骚。在2000年之前，领军者是一个名字很中国但是本质很不中国的中华网。中华网上市，一个伪门户概念的成功，虽然有点荒谬，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正是中华网在资本市场的巨大成功直接促成了国际资本对中国互联网的狂热追逐。
2000年三大门户上市，是一个寒冬前夕的小小高潮。作为中国第一门户的新浪，引领着互联网从热潮走向寒冬，从寒冬走出春天。张朝阳和丁磊是这个阶段坚持者的典范，也是最大的成功者。此时提起中国互联网，人们第一想到的就是新浪、搜狐、网易等三大门户；提起三大门户，人们一直觉得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就代表了中国互联网。的确，三大门户的发展历程基本上就是中国互联网的历程，三大门户的起起伏伏也就代表了中国互联网的悲欢离合，三大门户的轰轰烈烈就是互联网全民化的核心启蒙和推动，三大门户的资本奇迹和财富效应就是新经济、新规则在中国的具体呈现。
但是，到了2004年，笑傲互联网春天的已经不再是门户了。寒冬中熬炼出来的盛大和腾讯等异军突起。2004年年中，中国互联网正在静悄悄地变脸，中国互联网媒体特性主导的“门户时代”面临终结，一个全新的围绕网民个性化服务的“服务时代”正在开启。8月份，盛大市场价值一举超越新浪。进入2005年，盛大强势入股新浪。网易转型成功，后来居上，市场价值超越了新浪。如今，在游戏和门户方面奋起的腾讯，也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如果不是考虑到腾讯是在香港上市的劣势，现在腾讯和新浪之间市场价值谁高谁低，就很难说了。新浪老三地位可能难保，传统门户时代彻底虎落平原了。陈天桥、马化腾们开始笑傲江湖。
互联网1.0和互联网2.0
但是，变化并没有由此停止。李彦宏们开始走到聚光灯下，百度将成为2005年全球互联网最受关注的IPO。中国互联网新的王者是否将诞生，这个悬念并不夸张。而且，更大的变革还在后面。而未来的格局将是如何，依然难以无法估计；新的互联网黑马还会不会出现，答案是肯定的。
如果要作一个概括，那么我们可以看出互联网领域正在出现的两大“隐形”的变革力量：一个是社会软件（Social Software）的强力崛起；一个是移动互联网的酝酿。这两大力量将直接塑造未来互联网的面貌。无论是互联网产业，还是电信领域、软件和硬件行业，如何深刻理解和及时把握这两大变革力量，已经成为决定未来成败的关键。
社会软件的崛起还没有在理论上被系统认识，却已经在市场上成为主导性力量。社会软件核心的内涵在于：互联网应用模式开始从传统的“人机对话”逐渐转变为“人与人对话”，带动互联网应用模式全面转型。过去的个人软件主要是让机器完成文档处理或者获取信息，比如办公软件、ERP软件和浏览器等。而社会软件完全的功能主要是为了网络中的人与人之间（而不是人与机器）进行对话。在国内，最热门的社会软件就是以盛大为代表的网络游戏，其次是腾讯QQ为代表的即时通讯软件，以及以博客中国为代表的博客应用。而以“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互联为核心理念的移动互联网，这两三年以来，已经从概念启蒙和模式摸索，逐渐开始建立起初步的市场。
过去10年，互联网发展如火如荼，但是发展的主旋律还是比较初步：无数的投资者和创业者将互联网变成了一个热闹的“技术驱动”的商业环境，主要将个体网民变成消费者、读者和用户。但是，随着博客的发展和普及，互联网发展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主旋律也将发生质变：互联网将越来越成为一个“以人为本”的虚拟社会，在新的环境中，个体网民成为创造者、建设者和分享者，成为互联网的主体力量，而不仅仅是一个局外人。
“博客就是网上的家”，就是个人在网络空间中全方位的自我展现。在博客不断大众化的普及浪潮下，新兴的BT文化和iPod文化成为新的亮点，他们将共同塑造以个人为中心的的全新互联网面貌。可以预测，未来十年，自下而上、开放分布式、以人为本的互联网2.0的全面发展，将引发自上而下、封闭集中式、以技术为导向的互联网1.0的全新革命。而新的商机、新的人物、新的传奇也在其中酝酿。
- 作者： 方兴东
《博客—— e时代的盗火者》前言
博客中国成立一周年之极，谨以此书献给所有关注、支持和推动中国博客发展的人们
（2003年8月，以上话语请单独一页刊出）
1998年1月17日，美国总统克林顿被德拉吉“博客”了，差点丢掉总统宝座；
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遇恐怖袭击，博客第一次成为主流媒体新闻的来源；
2002年12月5日，多数党领袖洛特被Marshall“博客”了，丢掉了共和党领袖一职；
2003年3月，在Salam的“博客”下，伊拉克战争500多名随军记者却成了新闻史上的反面教材；
2003年5月，《纽约时报》被Romenesko“博客”，引爆新闻史最大的丑闻之一；
……
作为内容的开放源代码，博客将使互联网真正完成网络社会化；
作为媒体的开放源代码，博客将使媒体业发生历史性的转折；
作为知识的开放源代码，博客将使商业世界带来观念和模式的变革；
作为思想的开放源代码，博客将使我们未来的世界从此不同；
……
博客是什么？博客为什么？博客力量来自哪里？
博客将成就什么？博客将颠覆什么？博客将走向何方？
博客是泡沫吗？博客是炒作吗？博客真的神奇吗？
博客何时来到中国？博客将为中国带来什么？
博客对我们每一个人将意味着什么？
……
作为第一本中文博客书籍，本书试图解答清楚博客作为媒体开放源代码运动的缘起、理论、机制等，尝试理清这股互联网上新兴的最重要的，却依然未被人们充分认知的革命浪潮。
我们无法把所有的问好拉直。却可以为你了解这场必将到来的革命，提供帮助你思考的迄今最全面的参考和启迪。
……
原文 作者：方兴东 王俊秀
（2003年8月，以上话语请单独一页刊出）
1998年1月17日，美国总统克林顿被德拉吉“博客”了，差点丢掉总统宝座；
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遇恐怖袭击，博客第一次成为主流媒体新闻的来源；
2002年12月5日，多数党领袖洛特被Marshall“博客”了，丢掉了共和党领袖一职；
2003年3月，在Salam的“博客”下，伊拉克战争500多名随军记者却成了新闻史上的反面教材；
2003年5月，《纽约时报》被Romenesko“博客”，引爆新闻史最大的丑闻之一；
……
作为内容的开放源代码，博客将使互联网真正完成网络社会化；
作为媒体的开放源代码，博客将使媒体业发生历史性的转折；
作为知识的开放源代码，博客将使商业世界带来观念和模式的变革；
作为思想的开放源代码，博客将使我们未来的世界从此不同；
……
博客是什么？博客为什么？博客力量来自哪里？
博客将成就什么？博客将颠覆什么？博客将走向何方？
博客是泡沫吗？博客是炒作吗？博客真的神奇吗？
博客何时来到中国？博客将为中国带来什么？
博客对我们每一个人将意味着什么？
……
作为第一本中文博客书籍，本书试图解答清楚博客作为媒体开放源代码运动的缘起、理论、机制等，尝试理清这股互联网上新兴的最重要的，却依然未被人们充分认知的革命浪潮。
我们无法把所有的问好拉直。却可以为你了解这场必将到来的革命，提供帮助你思考的迄今最全面的参考和启迪。
……
原文 作者：方兴东 王俊秀
Saturday, September 17, 2005
Search Blogger 出现了
GOOGLE 的成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比方说 search.blogger.com 吧。我一开始就利用 Blog 来当成自己的网上文章储存工具，当文章储存多了，就想到要是有一种能像这样的搜索工具，岂不妙哉！search.blogger.com 的出现，恰逢其时！
六度：互联时代的科学
. . . 复杂的事情更需要一个简单的理论，而且一般而言，是越简单、越通俗越好。比如整个IT产业就好像由摩尔定律统帅了。如果这个简单的理论还有一个动听的故事，那就更精彩了。“六度分隔”就是其中之一。
20世纪60年代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米尔格伦曾想描绘一个连结人与社区的人际网络。结果发现了“六度分隔”现象。这个理论可以通俗地阐述为：“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剧作家贵尔（John Guare）在一出同名的作品中表达了这个概念：“在地球上，每个人与其它人之间都只相隔六个人……美国总统，威尼斯的船夫……不只是那些有名的人，任何人都一样，不管是生活在热带雨林中的土著，南美洲火地岛上的居民，还是爱斯基摩人。我和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可以经过六个人而拉上关系。这是个十分深奥的想法……”。“六度分隔”成为人际关系世界中无可否认而又令人震惊的特征，但是“六度分隔”理论需要一个更严谨的数学模型，才能发挥真正的威力。
90年代中期，就读于康奈尔大学的瓦茨同自己的导师史蒂夫·斯托加茨干着一件超现实画家一般的工作：花几个月的时间画着各种图，用不同的模式连结图上的点，期望以某个出奇的方式，弄清楚地球上的六十多亿人口，彼此之间是如何紧密连结在一起。1998年初是一个突破性的时刻，他们终于找到了这张特别的人际关系“地图”，可以解释六十亿人如何靠着六条联机与别人相连。这就是“小世界模型”，正式建立了社会网络的数学模式。这一模型显示，如果人际网络由随机但却紧密联合的小联合体构成，则可以通过捷径将巨大网络中的成员彼此相关联。有了这个突破，社会网络的研究开始一日千里。
《六度》这本书就是从社会网络研究的源头——“六度分隔”开始，前半部基本上就是讲述社会网络科学的发展历史与最新进展，以夹叙夹议的方式生动地论述了研究的历程，将复杂深奥的理论融入探索的故事之中。虽然专业领域的学者可能会不过瘾，但对于一本科普读物来说，已经是上品。本书后半部就是理论的发挥，作者运用网络的思维方式，尝试分析和解释社会各个领域的不同想象，比如流行病的传播，计算机病毒的蔓延，经济、市场以及决策行为受信息流通的影响，企业创新与组织再造的教训等等，他以数学方法解释了萤火虫的发光、蟋蟀的叫声，以及心律细胞的跳动如何自动调节出同步频率的神秘现象，富有启发。不过，这些解释依然有点像一副副抽象画，让人有所启迪，有所感悟，却依然有些迷惑。瓦茨说：“网络科学仍然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如果以建筑工程来比喻，我们现在还在研究力学法则，和解析物体弯曲、延展、破碎等物理特性的方程式。而专业工程师所要用到的那种实用知识……都还在遥远的水平线另一端。” . . .
原文：《六度：互联时代的科学》：开启网络研究的科学时代
20世纪60年代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米尔格伦曾想描绘一个连结人与社区的人际网络。结果发现了“六度分隔”现象。这个理论可以通俗地阐述为：“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剧作家贵尔（John Guare）在一出同名的作品中表达了这个概念：“在地球上，每个人与其它人之间都只相隔六个人……美国总统，威尼斯的船夫……不只是那些有名的人，任何人都一样，不管是生活在热带雨林中的土著，南美洲火地岛上的居民，还是爱斯基摩人。我和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可以经过六个人而拉上关系。这是个十分深奥的想法……”。“六度分隔”成为人际关系世界中无可否认而又令人震惊的特征，但是“六度分隔”理论需要一个更严谨的数学模型，才能发挥真正的威力。
90年代中期，就读于康奈尔大学的瓦茨同自己的导师史蒂夫·斯托加茨干着一件超现实画家一般的工作：花几个月的时间画着各种图，用不同的模式连结图上的点，期望以某个出奇的方式，弄清楚地球上的六十多亿人口，彼此之间是如何紧密连结在一起。1998年初是一个突破性的时刻，他们终于找到了这张特别的人际关系“地图”，可以解释六十亿人如何靠着六条联机与别人相连。这就是“小世界模型”，正式建立了社会网络的数学模式。这一模型显示，如果人际网络由随机但却紧密联合的小联合体构成，则可以通过捷径将巨大网络中的成员彼此相关联。有了这个突破，社会网络的研究开始一日千里。
《六度》这本书就是从社会网络研究的源头——“六度分隔”开始，前半部基本上就是讲述社会网络科学的发展历史与最新进展，以夹叙夹议的方式生动地论述了研究的历程，将复杂深奥的理论融入探索的故事之中。虽然专业领域的学者可能会不过瘾，但对于一本科普读物来说，已经是上品。本书后半部就是理论的发挥，作者运用网络的思维方式，尝试分析和解释社会各个领域的不同想象，比如流行病的传播，计算机病毒的蔓延，经济、市场以及决策行为受信息流通的影响，企业创新与组织再造的教训等等，他以数学方法解释了萤火虫的发光、蟋蟀的叫声，以及心律细胞的跳动如何自动调节出同步频率的神秘现象，富有启发。不过，这些解释依然有点像一副副抽象画，让人有所启迪，有所感悟，却依然有些迷惑。瓦茨说：“网络科学仍然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如果以建筑工程来比喻，我们现在还在研究力学法则，和解析物体弯曲、延展、破碎等物理特性的方程式。而专业工程师所要用到的那种实用知识……都还在遥远的水平线另一端。” . . .
原文：《六度：互联时代的科学》：开启网络研究的科学时代
当权者不应独揽历史诠释权
【《独立新闻在线》社论】民主行动党网站9月2日发表了该党国际事务与非政府组织局秘书刘天球的一篇短文《真正的独立斗士》（The Real Fighters for MERDEKA），结果不仅是巫青团对刘天球和民主行动党口诛笔伐，国安部副部长甚至放话说，警方将援引1948年煽动法令调查刘天球的言论。
“刘天球事件”带给社会的教训，不是巫青团小题大作，而是巫青团已经严重脱离马来西亚的政治论述主轴，尽管1998年的“烈火莫熄”浪潮已经大大地扭转族群政治氛围，但是巫统／巫青团仍然一昧沉迷在族群政治的游乐园里。
首相阿都拉巴达威的女婿、巫青团副团长凯里（Khairy Jamaluddin）最早发难，直斥刘天球是“叛国者”（pengkhianat）。凯里大概是抓准了许多人没有上网读过刘天球的文章，试图以莫须有的罪名给刘天球入罪；但是公众只要花几分钟读完刘天球的短文，恐怕都会对凯里的无理取闹摇头不已。
可以这么说，“刘天球事件”只不过是一个拒绝跟进政治演变的政党继续操弄过时的族群政治手法，刘天球只不过是巫青团试图以廉价手段捞取政治资本的另一个受害者。类似事件早有前例――去年七月，资深律师杨培根在律师公会会讯《资讯线》（Infoline）撰文批评首邦市议会制订新条例，规定居民申请养狗牌照之前，须事前得到邻居同意，由于文中提到回教徒以扩音器召唤祈祷干扰邻居，结果巫统一名基层领袖也以“藐视回教”为理由向警方举报。
刘天球的文章没有挑起族群议题，他只是说“巫统领袖并非真正的独立斗士”，并不是说“马来人并非真正的独立斗士”，反之他还举出及肯定多个马来亚马来人国 民 党（Partai Kebangsaan Melayu Malaya）的政治领袖建国有功。其次，刘天球也完全没有提到东姑阿都拉曼配不配被尊称为国父，或试图否定其国父地位的话题。
“刘天球事件”经被刻意炒作成族群议题，刘天球固然成了箭靶，但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马来亚共产党也无故被牵扯了进来，令人不得不怀疑巫青团乃“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试图借着再度炒热共产党议题，以营造国人反对陈平回国的舆论现象。
“刘天球事件”可以让国人深思“历史诠释权”的议题――究竟谁才有权诠释历史？或者换一句话说：除了国阵／巫统及他们的御用历史学家之外，其他政党甚至老百姓有权诠释历史吗？可惜的是，“历史诠释权”的议题却在民主行动党和巫青团的口水战中没顶了。
从小学到大学的历史教科书，无不将马来（西）亚的独立与建设统统归功于联盟政府，诚如回教党国民团结局主任姆加希尤索拉哇（Mujahid Bin Yusof Rawa）9月9日晚上在雪华堂和一群华社知识份子对话时，不讳言地说：“今天我们在教科书上读到的独立斗争史，只不过是巫统的历史。”
在巫统独揽建国功劳的当儿，联盟／国阵以外的左派阵营，从工会、劳工党到马来亚共产党，几乎都被烙上破坏国家稳定、反发展的刻板印象。在我国的独立史上，左派人士的贡献可谓一片空白。庆幸的是，近年来一群左派前辈默默耕耘（例如朝花企业），纷纷将建国初期左派人士的牺牲与奋斗事迹结集成册，以及马共总书记陈平的回忆录《我方的历史》，至少能在某个程度上填补历史的空白处，让年轻一代看到“历史的另一面”。
不过，“刘天球事件”赤裸裸地暴露了，国阵政府不但垄断马来西亚历史的诠释权，而且也一直以国家机关的合法暴力阻止民间提出不同的独立史观――国安部副部长诺奥玛上周五放话说，警方将援引煽动法令调查刘天球的言论，正暴露了国阵政府不允许非官方历史论述浮现舆论市场的政治现实！
执政党掌握行使国家机关合法暴力的便利，但不能滥用国家暴力，而且以看似“合法”的手段打压异议，未必有其正当性。煽动法令明文禁止议论的四项主要议题是：一、质疑马来统治者的地位；二、质疑土著特权；三、质疑马来文的国文地位；四、质疑非土著的公民权。讨论谁建国有功的问题不必然是族群的问题，也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即使质疑巫统领袖的历史地位，又与煽动罪何干呢？
任何一个马来西亚人，都应可行使宪赋的言论自由权，表达他们的建国／独立史观，就如马来西亚独立日应该是8月31日抑或9月16日，也应是一个可以开放讨论的全民议题。同理，“国父”尊称既非天命神授，也无宪赋地位，仅是标示了一个人的政治和历史地位，为何非得是个不能碰触的言论禁区呢？
在国家机关的淫威底下，在大行其道的官方论述跟前，民主行动党和刘天球都不得不先承认官方论述的正当性，表白本身确认或没有否定东姑阿都拉曼的国父地位，然后再逐一澄清自己不是这个意思、不是那样意思，恰恰反映了官方论述的文化领导权效应何其大。（2005年9月12日）
“刘天球事件”带给社会的教训，不是巫青团小题大作，而是巫青团已经严重脱离马来西亚的政治论述主轴，尽管1998年的“烈火莫熄”浪潮已经大大地扭转族群政治氛围，但是巫统／巫青团仍然一昧沉迷在族群政治的游乐园里。
首相阿都拉巴达威的女婿、巫青团副团长凯里（Khairy Jamaluddin）最早发难，直斥刘天球是“叛国者”（pengkhianat）。凯里大概是抓准了许多人没有上网读过刘天球的文章，试图以莫须有的罪名给刘天球入罪；但是公众只要花几分钟读完刘天球的短文，恐怕都会对凯里的无理取闹摇头不已。
可以这么说，“刘天球事件”只不过是一个拒绝跟进政治演变的政党继续操弄过时的族群政治手法，刘天球只不过是巫青团试图以廉价手段捞取政治资本的另一个受害者。类似事件早有前例――去年七月，资深律师杨培根在律师公会会讯《资讯线》（Infoline）撰文批评首邦市议会制订新条例，规定居民申请养狗牌照之前，须事前得到邻居同意，由于文中提到回教徒以扩音器召唤祈祷干扰邻居，结果巫统一名基层领袖也以“藐视回教”为理由向警方举报。
刘天球的文章没有挑起族群议题，他只是说“巫统领袖并非真正的独立斗士”，并不是说“马来人并非真正的独立斗士”，反之他还举出及肯定多个马来亚马来人国 民 党（Partai Kebangsaan Melayu Malaya）的政治领袖建国有功。其次，刘天球也完全没有提到东姑阿都拉曼配不配被尊称为国父，或试图否定其国父地位的话题。
“刘天球事件”经被刻意炒作成族群议题，刘天球固然成了箭靶，但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马来亚共产党也无故被牵扯了进来，令人不得不怀疑巫青团乃“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试图借着再度炒热共产党议题，以营造国人反对陈平回国的舆论现象。
“刘天球事件”可以让国人深思“历史诠释权”的议题――究竟谁才有权诠释历史？或者换一句话说：除了国阵／巫统及他们的御用历史学家之外，其他政党甚至老百姓有权诠释历史吗？可惜的是，“历史诠释权”的议题却在民主行动党和巫青团的口水战中没顶了。
从小学到大学的历史教科书，无不将马来（西）亚的独立与建设统统归功于联盟政府，诚如回教党国民团结局主任姆加希尤索拉哇（Mujahid Bin Yusof Rawa）9月9日晚上在雪华堂和一群华社知识份子对话时，不讳言地说：“今天我们在教科书上读到的独立斗争史，只不过是巫统的历史。”
在巫统独揽建国功劳的当儿，联盟／国阵以外的左派阵营，从工会、劳工党到马来亚共产党，几乎都被烙上破坏国家稳定、反发展的刻板印象。在我国的独立史上，左派人士的贡献可谓一片空白。庆幸的是，近年来一群左派前辈默默耕耘（例如朝花企业），纷纷将建国初期左派人士的牺牲与奋斗事迹结集成册，以及马共总书记陈平的回忆录《我方的历史》，至少能在某个程度上填补历史的空白处，让年轻一代看到“历史的另一面”。
不过，“刘天球事件”赤裸裸地暴露了，国阵政府不但垄断马来西亚历史的诠释权，而且也一直以国家机关的合法暴力阻止民间提出不同的独立史观――国安部副部长诺奥玛上周五放话说，警方将援引煽动法令调查刘天球的言论，正暴露了国阵政府不允许非官方历史论述浮现舆论市场的政治现实！
执政党掌握行使国家机关合法暴力的便利，但不能滥用国家暴力，而且以看似“合法”的手段打压异议，未必有其正当性。煽动法令明文禁止议论的四项主要议题是：一、质疑马来统治者的地位；二、质疑土著特权；三、质疑马来文的国文地位；四、质疑非土著的公民权。讨论谁建国有功的问题不必然是族群的问题，也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即使质疑巫统领袖的历史地位，又与煽动罪何干呢？
任何一个马来西亚人，都应可行使宪赋的言论自由权，表达他们的建国／独立史观，就如马来西亚独立日应该是8月31日抑或9月16日，也应是一个可以开放讨论的全民议题。同理，“国父”尊称既非天命神授，也无宪赋地位，仅是标示了一个人的政治和历史地位，为何非得是个不能碰触的言论禁区呢？
在国家机关的淫威底下，在大行其道的官方论述跟前，民主行动党和刘天球都不得不先承认官方论述的正当性，表白本身确认或没有否定东姑阿都拉曼的国父地位，然后再逐一澄清自己不是这个意思、不是那样意思，恰恰反映了官方论述的文化领导权效应何其大。（2005年9月12日）
Friday, September 16, 2005
Google提供网志搜索服务 可搜索对手的服务
计世网消息 Google公司给其搜索产品家族增添了一名新成员：网志搜索。
本周三上线的这一新的搜索服务处于β测试阶段，用户可以通过多个网址访问该服务，其中包括http://www.google.com/blogsearch 和 http://search.blogger.com/。
据该服务的“常见问题解答”网页上的内容称，Google坚信以网志为代表的自出版现象有着美好的前景，希望Blog Search能够帮助我们更有效地探索网志世界，促使更多的人加入到这场革命中来。
新的搜索服务不仅仅只能够搜索Google自己的Blogger网志服务，索引数据库将被不间断地更新，内容包括使用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西班牙语、中文、日语等语言写的网志。
用户可以通过输入关键词进行基本搜索，也可以进行高级搜索，自己指定一些参数，例如在一个具体的网志，或用某种语言写的网志，或某个作者的网志中搜索。
Google的网志搜索服务还向用户提供了订购利用RSS或Atom feed的搜索结果的选项。这意味着，如果用户搜索“卡特里娜飓风”，Google的网志搜索服务使他可以在网志阅读器中增加一个feed，当Google的搜索数据库中出现新的与搜索关键词“卡特里娜飓风”匹配的新条目时会自动通知用户。（刘彦青编译）
（中国）计算机世界日报 (2005-09-16)
本周三上线的这一新的搜索服务处于β测试阶段，用户可以通过多个网址访问该服务，其中包括http://www.google.com/blogsearch 和 http://search.blogger.com/。
据该服务的“常见问题解答”网页上的内容称，Google坚信以网志为代表的自出版现象有着美好的前景，希望Blog Search能够帮助我们更有效地探索网志世界，促使更多的人加入到这场革命中来。
新的搜索服务不仅仅只能够搜索Google自己的Blogger网志服务，索引数据库将被不间断地更新，内容包括使用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西班牙语、中文、日语等语言写的网志。
用户可以通过输入关键词进行基本搜索，也可以进行高级搜索，自己指定一些参数，例如在一个具体的网志，或用某种语言写的网志，或某个作者的网志中搜索。
Google的网志搜索服务还向用户提供了订购利用RSS或Atom feed的搜索结果的选项。这意味着，如果用户搜索“卡特里娜飓风”，Google的网志搜索服务使他可以在网志阅读器中增加一个feed，当Google的搜索数据库中出现新的与搜索关键词“卡特里娜飓风”匹配的新条目时会自动通知用户。（刘彦青编译）
（中国）计算机世界日报 (2005-09-16)
新加坡的未来
人总是这样，有些人是有的时候觉得并不怎么重要；有些人却是没有的时候觉得无比重要。 --- GeM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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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新加坡人在和我谈到新加坡政府时，似乎都带着些“歉意”。这些人当中，很多却又和新加坡政府有点关系。
我现在已经不在新加坡，应该可以安全的批评这里的专制政治，我想我应该不会被控诽谤吧。
我是得克萨斯州人，我想我不应该以任何抽象的概念来判断人们的政治行为。但是，新加坡的邻居吉隆坡和雅加达应该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
我并没有看到大批被压制的新加坡异议分子，涌入相比之下更自由的吉隆坡和雅加达。相反的，对马来西亚和印尼人来说，新加坡这样一个不需要贪污便可以运作的政体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对我来说，新加坡让我感到惊奇的地方不在于对人民微妙的压制，而是公开的告诫。政府的宣传机构似乎相信所谓的“天命”，宣传活动是由非常聪明和积极的官员进行。
持续的道德压力和有效的满足人们的生活所需，很快的就可以让他们服服贴贴，不需要其他刑罚。人们可能不会自动自发，也不善于表达情感，但他们却是感到自豪的。
他们并不真正热衷于挥舞政党的旗帜和宣传口号，他们更想做的是逛街购物。然而，对于政府认为自己永远不会出错的想法，他们认为也无可厚非。
但是，假如新加坡刚受到飓风的袭击，政府绝对不会哭哭啼啼的为灾民挨饿和暴民劫掠的情况找借口。实施灾难和军事管制将让政府完全控制局面。政府不会编造假象，它会分配资源和让训练有素的人员负责执行工作。新加坡政府不只是会引导舆论，还是个称职和有效率的政府。
只有当你发现你的政府无能时，你才会了解一个有效率的政府是多么的重要。
● 布鲁斯·斯特林
·作者Bruce Sterling是美国作家，他最近在网上日记记录了他对新加坡的一些观察。叶琦保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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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新加坡人在和我谈到新加坡政府时，似乎都带着些“歉意”。这些人当中，很多却又和新加坡政府有点关系。
我现在已经不在新加坡，应该可以安全的批评这里的专制政治，我想我应该不会被控诽谤吧。
我是得克萨斯州人，我想我不应该以任何抽象的概念来判断人们的政治行为。但是，新加坡的邻居吉隆坡和雅加达应该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
我并没有看到大批被压制的新加坡异议分子，涌入相比之下更自由的吉隆坡和雅加达。相反的，对马来西亚和印尼人来说，新加坡这样一个不需要贪污便可以运作的政体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对我来说，新加坡让我感到惊奇的地方不在于对人民微妙的压制，而是公开的告诫。政府的宣传机构似乎相信所谓的“天命”，宣传活动是由非常聪明和积极的官员进行。
持续的道德压力和有效的满足人们的生活所需，很快的就可以让他们服服贴贴，不需要其他刑罚。人们可能不会自动自发，也不善于表达情感，但他们却是感到自豪的。
他们并不真正热衷于挥舞政党的旗帜和宣传口号，他们更想做的是逛街购物。然而，对于政府认为自己永远不会出错的想法，他们认为也无可厚非。
但是，假如新加坡刚受到飓风的袭击，政府绝对不会哭哭啼啼的为灾民挨饿和暴民劫掠的情况找借口。实施灾难和军事管制将让政府完全控制局面。政府不会编造假象，它会分配资源和让训练有素的人员负责执行工作。新加坡政府不只是会引导舆论，还是个称职和有效率的政府。
只有当你发现你的政府无能时，你才会了解一个有效率的政府是多么的重要。
● 布鲁斯·斯特林
·作者Bruce Sterling是美国作家，他最近在网上日记记录了他对新加坡的一些观察。叶琦保摘译。
The real fighters for MERDEKA
Media Statement
by Ronnie Liu Tian Khiew
(Petaling Jaya, Saturday): We have just celebrated our nation’s 48th birthday yesterday.Many Malaysians, especially the young generations born after the Independence, knows very little about the history of Malaya (now Malaysia).
The History textbooks they studied in schools do not give them the real picture.
Contrary to what they have learned from the textbooks, UMNO leaders were not the real fighters for Independence.
Most of the UMNO leaders in the Merdeka era were actually senior servants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Just take the first four Prime Ministers in the country as example.
The first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Tunku Abdul Rahman Putra AlHaj Ibni Almarhum Sultan Abdul Hamid Halim Shah, was serving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in Kedah as a District Officer in districts like Langkawi, Kulim and Sg Petani.
After obtaining his LLB at the Inner Temple, London in 1945, he served as a DPP and later promoted to the position of a session court president in Selangor.
His deputy Tun Abdul Razak bin Datuk Hussein (Malaysia’s second Prime Minister), was serving the British as the State Secretary of Pahang in 1952 after obtaining his LLB at the Lincoln’s Inn as a Queen’s Scholar in 1950. Razak served as the Chief Minister of Pahang in 1955.
Tun Hussein bin Dato Onn, the third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was a police depot commander in Johor Bahru in 1945. He later served as an Assistant District Officer in districts like Kuala Selangor and Klang in the fifties. He obtained his law degree at Lincoln’s Inn in 1958.
The fourth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was serving as a medical officer in Alor Star, Langkawi and Perlis in the fifties after graduating as a medical doctor in 1953 from Universiti Malaya (Singapore). He opened his own clinic in Alor Star in 1957.
UMNO leaders were treated as friends of the British. Together with the leaders of MCA and MIC, they cooperated with the British master to negotiate for the Independence of Malaya.
Little wonder why The Times of London reported the birth of Malaya with a resonant chord of approval. In particular it pointed out the impeccable credentials of its conservative Malay leaders, who, unlike the troublesome radicals of the Left, had showed that they were of a decidedly more moderate and accommodating temper. It reassured its readers that:
‘Malayan nationalism had not been born out of conflict and there was not a single Malayan Minister who had ever spent a day in prison for sedition’. (The Times, August 31, 1957.)
One may even argue that the Alliance leaders were not the ones that put up real sacrifice for the Merdeka struggle.On the other hand, many of the real freedom fighters were thrown into jails.
Young Malaysians should know that PKMM (Partai Kebangsaan Melayu Malaya) leaders like Mokhtaruddin Lasso, Ahmad Boestaman, Dr Burhanuddin al-Helmi, Ishak Haji Mohammad (Pak Sako), Arshad Ashaari, Dahari Ali , Baharuddin Tahir,Khadijah Ali, Ibrahim Karim, Kamarulzaman Teh( Pak Zaman),Abdul Rahman Rahim and many others have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the struggle of Independence.(Merintis Jalan Ke Punchak ,1972)
PKMM sent a big delegation to the historic UMNO (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s or Pertubuhan Kebangsaan Melayu Bersatu) congress which was held from March 1 to 4, 1946 in Kuala Lumpur.
In the inaugural congress, PKMM proposed to “reject the Malayan Union and demand for a truly independent Malaya” (menolak Malayan Union dan menuntut Malaya Merdeka yang seratus peratus).
Unfortunately, the proposal was rejected by the congress and the PKMM delegation staged a walkout as a protest on the third day of the congress. Its leaders continued to step up its struggle for a truly independent Malaya, unlike the other conservative UMNO leaders who wanted to maintain their status quo.
The British started to clamp down on PKMM and API members in 1948. Many members and leaders were jailed and some of those who escaped from the police went into the jungle to join the arm struggle led by MCP. This has created a political vacuum, which was quickly filled up by UMNO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British. Both MCA and MIC were also formed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UMNO with the encouragement from the British.
It must be pointed out that without the struggle and sacrifice made by these freedom fighters and the pressure mounted by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led by Chin Peng (as acknowledged by Tan Sri Rahim Noor, IGP on signing the peace accord with MCP), the British would certainly not willing to cooperate and negotiate with the Alliance leaders for an “Independence without bloodshed”.
We must also not forget about the struggle put up by visionaries like Ibrahim Haji Yaakob (KMM, Kesatuan Melayu Muda) who dreamed of forming Malaya Raya in the 1940s.Some of these freedom fighters continued fighting for MERDEKA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We could even trace some of the freedom fighters way back in 1890s. Some of these legendaries include Dato Bahaman, Mat Kilau and Mat Kelubi.
(2/09/2005)
真正的独立斗士（刘天球）
【民主行动党／刘天球】昨天，我们刚刚欢庆了我国的第48岁生日。许多马来西亚人，尤其是那些独立以后才出生的年轻一代，他们对马来亚（现在的马来西亚）的历史懂得很少。
他们在学校阅读的历史课本并没有给他们历史的真貌。
和他们从学校课本学习到的恰恰相反，巫统的领袖们并非真正的独立斗士。在独立的时代，在那个时期巫统的大多数领袖其实是英国政府的高级公务员。就以我国的首四任首相为例，马来西亚的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当时是殖民地政府在吉打州数个地区，如朗交怡、居林及双溪大年的县长。
1945 年他在伦敦的内殿法学院（Inner Temple）拿到法学学位，他曾担任副检察司，后来擢升为雪兰莪州的民事庭庭长。
他的副手阿都拉萨（也是马来西亚的第二任首相），1950年以女皇奖学金得主的身份，在林肯法学院（Lincoln's Inn）取得他的法学学位，1952年，他担任英国政府的彭亨州秘书。1955年，敦拉萨担任彭亨州务大臣。
胡申翁是马来西亚的第三任首相，1945年他在新山担任警察指挥官。后来，他分别担任过一些地区，如瓜雪和巴生的助理县长。1958年他在林肯法学院拿到法学学位。
马来西亚的第四任首相马哈迪，1953年他在马来亚大学（新加坡）取得医生资格，他曾于50年代，在亚罗士打、郎交怡及玻璃市等地当医生。1957年，他在亚罗士打开设自己的诊所。
巫统的领袖在当时被英国人视为朋友。包括马华公会及印度人国大党在内，他们与英国人协商马来亚的独立。
无怪乎当时的《伦敦时报》（the London Times）报道说，马来亚是在一致的赞同声中诞生。这则报道特别指出，与那些制造麻烦的左派激进分子不同，保守的马来人领袖无懈可击的印信，已显示出他们的立场是更温和、更中庸的。
《伦敦时报》进一步说明：
“马来亚的民族主义不是生于冲突，没有任何一名马来亚的首长，因骚乱暴动而在监狱内呆过一天。”（1957年8月31日，《伦敦时报》）
甚至有人争议说，联盟的领袖不是那些为了争取独立而做出实质牺牲的人。
年轻的马来西亚人应该晓得，马来亚马来人国民 党（Partai Kebangsaan Melayu Melaya，简称PKMM）的领袖，如：莫达鲁丁拉索（Mokhtaruddin Lasso）、阿莫波士达曼（Ahmad Boestaman）、布哈努丁（Dr Burhanuddin al-Helmi ）、伊萨哈芝莫哈末（Ishak Haji Mohammad）、阿萨阿沙利（Arshad Ashaari）、达哈里阿利（Dahari Ali）、巴哈鲁丁达希尔（Baharuddin Tahir）、卡迪嘉阿利（Kadijah Ali）、伊布拉欣卡林（Ibrahim Karim）、卡马鲁扎曼德（Kamarulzaman Teh）、阿都拉曼拉欣（Abdul Rahman Rahim），以及其他许多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人物。（Merintis Jalan Ke Punchak, 1972）
1946年3月1日至4日，马来亚马来人国民 党（PKMM）派出一支代表团出席历史性的巫统（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s）大会。
大会开幕时，马来亚马来人国民 党建议“拒绝马来亚联盟（Malayan Union），并要求一个完全独立的马来亚”。
不幸的是，这项建议被大会拒绝，马来亚马来人国民 党的代表在大会第三天离开会场以示抗议。该党领袖继续争取真正独立的马来亚，而其他保守的巫统领袖则希望维持现状。
1948年，英国政府开始打压马来亚马来人国民 党。其许多党员及党领袖被捕入狱，一些则逃入森林加入马来亚共产党的武装斗争。这情况造成政治真空的出现，于是巫统在英国人的同意下填补了这真空状态。在英国人的鼓励下，继巫统以后，马华及印度国大党也陆续成立。
必须指出的是，若没有这些自由斗士作出的牺牲与争取，加上陈平率领的马共施加压力，英国人肯定不会愿意为了“一个没有流血的独立”而与联盟领袖合作并展开协商。
我们也不能忘记了1940年代开始梦想着组成大马来亚国（Malaya Raya）而付出努力的梦想家们，比如马来青年组织（Kesatuan Melayu Muda，简称：KMM）的伊布拉欣耶谷（Ibrahim Haji Yaacob）等。其中一些自由斗士在日据时期也继续为了独立而奋斗。
我们甚至可以追溯至1890年代的自由斗士，其中一些传奇人物包括：拿督巴哈曼（Dato Bahaman）、莫吉劳（Mat Kilao）及莫可鲁比（Mat Kelubi）。
英文原文：The real fighters for Merdeka，9月2日发表于民主行动党网站。中文由本刊苏爱萍翻译。
by Ronnie Liu Tian Khiew
(Petaling Jaya, Saturday): We have just celebrated our nation’s 48th birthday yesterday.Many Malaysians, especially the young generations born after the Independence, knows very little about the history of Malaya (now Malaysia).
The History textbooks they studied in schools do not give them the real picture.
Contrary to what they have learned from the textbooks, UMNO leaders were not the real fighters for Independence.
Most of the UMNO leaders in the Merdeka era were actually senior servants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Just take the first four Prime Ministers in the country as example.
The first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Tunku Abdul Rahman Putra AlHaj Ibni Almarhum Sultan Abdul Hamid Halim Shah, was serving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in Kedah as a District Officer in districts like Langkawi, Kulim and Sg Petani.
After obtaining his LLB at the Inner Temple, London in 1945, he served as a DPP and later promoted to the position of a session court president in Selangor.
His deputy Tun Abdul Razak bin Datuk Hussein (Malaysia’s second Prime Minister), was serving the British as the State Secretary of Pahang in 1952 after obtaining his LLB at the Lincoln’s Inn as a Queen’s Scholar in 1950. Razak served as the Chief Minister of Pahang in 1955.
Tun Hussein bin Dato Onn, the third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was a police depot commander in Johor Bahru in 1945. He later served as an Assistant District Officer in districts like Kuala Selangor and Klang in the fifties. He obtained his law degree at Lincoln’s Inn in 1958.
The fourth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was serving as a medical officer in Alor Star, Langkawi and Perlis in the fifties after graduating as a medical doctor in 1953 from Universiti Malaya (Singapore). He opened his own clinic in Alor Star in 1957.
UMNO leaders were treated as friends of the British. Together with the leaders of MCA and MIC, they cooperated with the British master to negotiate for the Independence of Malaya.
Little wonder why The Times of London reported the birth of Malaya with a resonant chord of approval. In particular it pointed out the impeccable credentials of its conservative Malay leaders, who, unlike the troublesome radicals of the Left, had showed that they were of a decidedly more moderate and accommodating temper. It reassured its readers that:
‘Malayan nationalism had not been born out of conflict and there was not a single Malayan Minister who had ever spent a day in prison for sedition’. (The Times, August 31, 1957.)
One may even argue that the Alliance leaders were not the ones that put up real sacrifice for the Merdeka struggle.On the other hand, many of the real freedom fighters were thrown into jails.
Young Malaysians should know that PKMM (Partai Kebangsaan Melayu Malaya) leaders like Mokhtaruddin Lasso, Ahmad Boestaman, Dr Burhanuddin al-Helmi, Ishak Haji Mohammad (Pak Sako), Arshad Ashaari, Dahari Ali , Baharuddin Tahir,Khadijah Ali, Ibrahim Karim, Kamarulzaman Teh( Pak Zaman),Abdul Rahman Rahim and many others have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the struggle of Independence.(Merintis Jalan Ke Punchak ,1972)
PKMM sent a big delegation to the historic UMNO (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s or Pertubuhan Kebangsaan Melayu Bersatu) congress which was held from March 1 to 4, 1946 in Kuala Lumpur.
In the inaugural congress, PKMM proposed to “reject the Malayan Union and demand for a truly independent Malaya” (menolak Malayan Union dan menuntut Malaya Merdeka yang seratus peratus).
Unfortunately, the proposal was rejected by the congress and the PKMM delegation staged a walkout as a protest on the third day of the congress. Its leaders continued to step up its struggle for a truly independent Malaya, unlike the other conservative UMNO leaders who wanted to maintain their status quo.
The British started to clamp down on PKMM and API members in 1948. Many members and leaders were jailed and some of those who escaped from the police went into the jungle to join the arm struggle led by MCP. This has created a political vacuum, which was quickly filled up by UMNO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British. Both MCA and MIC were also formed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UMNO with the encouragement from the British.
It must be pointed out that without the struggle and sacrifice made by these freedom fighters and the pressure mounted by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led by Chin Peng (as acknowledged by Tan Sri Rahim Noor, IGP on signing the peace accord with MCP), the British would certainly not willing to cooperate and negotiate with the Alliance leaders for an “Independence without bloodshed”.
We must also not forget about the struggle put up by visionaries like Ibrahim Haji Yaakob (KMM, Kesatuan Melayu Muda) who dreamed of forming Malaya Raya in the 1940s.Some of these freedom fighters continued fighting for MERDEKA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We could even trace some of the freedom fighters way back in 1890s. Some of these legendaries include Dato Bahaman, Mat Kilau and Mat Kelubi.
(2/09/2005)
真正的独立斗士（刘天球）
【民主行动党／刘天球】昨天，我们刚刚欢庆了我国的第48岁生日。许多马来西亚人，尤其是那些独立以后才出生的年轻一代，他们对马来亚（现在的马来西亚）的历史懂得很少。
他们在学校阅读的历史课本并没有给他们历史的真貌。
和他们从学校课本学习到的恰恰相反，巫统的领袖们并非真正的独立斗士。在独立的时代，在那个时期巫统的大多数领袖其实是英国政府的高级公务员。就以我国的首四任首相为例，马来西亚的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当时是殖民地政府在吉打州数个地区，如朗交怡、居林及双溪大年的县长。
1945 年他在伦敦的内殿法学院（Inner Temple）拿到法学学位，他曾担任副检察司，后来擢升为雪兰莪州的民事庭庭长。
他的副手阿都拉萨（也是马来西亚的第二任首相），1950年以女皇奖学金得主的身份，在林肯法学院（Lincoln's Inn）取得他的法学学位，1952年，他担任英国政府的彭亨州秘书。1955年，敦拉萨担任彭亨州务大臣。
胡申翁是马来西亚的第三任首相，1945年他在新山担任警察指挥官。后来，他分别担任过一些地区，如瓜雪和巴生的助理县长。1958年他在林肯法学院拿到法学学位。
马来西亚的第四任首相马哈迪，1953年他在马来亚大学（新加坡）取得医生资格，他曾于50年代，在亚罗士打、郎交怡及玻璃市等地当医生。1957年，他在亚罗士打开设自己的诊所。
巫统的领袖在当时被英国人视为朋友。包括马华公会及印度人国大党在内，他们与英国人协商马来亚的独立。
无怪乎当时的《伦敦时报》（the London Times）报道说，马来亚是在一致的赞同声中诞生。这则报道特别指出，与那些制造麻烦的左派激进分子不同，保守的马来人领袖无懈可击的印信，已显示出他们的立场是更温和、更中庸的。
《伦敦时报》进一步说明：
“马来亚的民族主义不是生于冲突，没有任何一名马来亚的首长，因骚乱暴动而在监狱内呆过一天。”（1957年8月31日，《伦敦时报》）
甚至有人争议说，联盟的领袖不是那些为了争取独立而做出实质牺牲的人。
年轻的马来西亚人应该晓得，马来亚马来人国民 党（Partai Kebangsaan Melayu Melaya，简称PKMM）的领袖，如：莫达鲁丁拉索（Mokhtaruddin Lasso）、阿莫波士达曼（Ahmad Boestaman）、布哈努丁（Dr Burhanuddin al-Helmi ）、伊萨哈芝莫哈末（Ishak Haji Mohammad）、阿萨阿沙利（Arshad Ashaari）、达哈里阿利（Dahari Ali）、巴哈鲁丁达希尔（Baharuddin Tahir）、卡迪嘉阿利（Kadijah Ali）、伊布拉欣卡林（Ibrahim Karim）、卡马鲁扎曼德（Kamarulzaman Teh）、阿都拉曼拉欣（Abdul Rahman Rahim），以及其他许多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人物。（Merintis Jalan Ke Punchak, 1972）
1946年3月1日至4日，马来亚马来人国民 党（PKMM）派出一支代表团出席历史性的巫统（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s）大会。
大会开幕时，马来亚马来人国民 党建议“拒绝马来亚联盟（Malayan Union），并要求一个完全独立的马来亚”。
不幸的是，这项建议被大会拒绝，马来亚马来人国民 党的代表在大会第三天离开会场以示抗议。该党领袖继续争取真正独立的马来亚，而其他保守的巫统领袖则希望维持现状。
1948年，英国政府开始打压马来亚马来人国民 党。其许多党员及党领袖被捕入狱，一些则逃入森林加入马来亚共产党的武装斗争。这情况造成政治真空的出现，于是巫统在英国人的同意下填补了这真空状态。在英国人的鼓励下，继巫统以后，马华及印度国大党也陆续成立。
必须指出的是，若没有这些自由斗士作出的牺牲与争取，加上陈平率领的马共施加压力，英国人肯定不会愿意为了“一个没有流血的独立”而与联盟领袖合作并展开协商。
我们也不能忘记了1940年代开始梦想着组成大马来亚国（Malaya Raya）而付出努力的梦想家们，比如马来青年组织（Kesatuan Melayu Muda，简称：KMM）的伊布拉欣耶谷（Ibrahim Haji Yaacob）等。其中一些自由斗士在日据时期也继续为了独立而奋斗。
我们甚至可以追溯至1890年代的自由斗士，其中一些传奇人物包括：拿督巴哈曼（Dato Bahaman）、莫吉劳（Mat Kilao）及莫可鲁比（Mat Kelubi）。
英文原文：The real fighters for Merdeka，9月2日发表于民主行动党网站。中文由本刊苏爱萍翻译。
Thursday, September 15, 2005
感官迟钝和铁塔
感官反应慢，就只花较长的时间慢慢去体会、感受以及感应，惟有如此，才能具体地感受到一个地方的存在。否则它只会流于浮光掠影，变成一场完美的明信片拼凑，毫不真实。
浏览一个地方，除了用肉眼、味蕾或用金钱去购买纪念品之外，还可以用其他的感官方式去旅行。面对自己贪婪又懒散的个性，只好选择自助旅行的方式来进行每一场旅行，虽然费时、费神、费事，看的景点也可能比别人少，但是，对我来说，速度很重要。肉眼看不到的东西更需要时间去体会、去领悟。
一开始，就没有限定旅行必须是完美的纪念品，领一张证书回家把它摆放在橱窗里作为战利品。城市人的生活忙碌，常常没时间；如果旅行也没时间，变成“赶场”的结果或是计算景点的数目来决定旅行的成败，未免可惜。生活、工作已经很匆忙了，不想连旅行也变成一种工作，无法尽心地享受过程（并非衣食住行上的享受）。
懒散的人喜欢懒散的旅行，睡到自然醒来开始一天；慢慢看，慢慢步行，慢慢地迷失，从生活的角度去了解一个国度；惟有如此，这个地方才不至于被定格在明信片的框架里。
一个人的旅行可以很轻松，不必面对不想回答也不必回答的问题：这里有什么好看的（意思是这里没有什么好看的）？这座城堡只剩几面墙，都不完整，有什么好看的（意思是它必须符合自己指定的形象）？一个首都而已，一天就看完了，为什么要留宿5天（意思是浏览最具代表性的标志就可以概括一座城市了）？为什么要走路，搭车会更快（意思是看到的东西越多才算旅行）。更可怕的就是不断地听到批评和抱怨。
只允许我10分钟的时间看巴黎铁塔，宁愿选择看照片中的铁塔。现代人的时间非常昂贵，正因如此，更要珍惜。除了铁塔，我更想看看铁塔周围的环境，看周围如何烘托铁塔；更想去探路，这样才可能寻获不同角度中的铁塔，看它展现不同的面貌。
毕竟，旅行并不只是明信片风景的一场印证而已。
● 阿龙（传自英国达勒姆，Durham）
浏览一个地方，除了用肉眼、味蕾或用金钱去购买纪念品之外，还可以用其他的感官方式去旅行。面对自己贪婪又懒散的个性，只好选择自助旅行的方式来进行每一场旅行，虽然费时、费神、费事，看的景点也可能比别人少，但是，对我来说，速度很重要。肉眼看不到的东西更需要时间去体会、去领悟。
一开始，就没有限定旅行必须是完美的纪念品，领一张证书回家把它摆放在橱窗里作为战利品。城市人的生活忙碌，常常没时间；如果旅行也没时间，变成“赶场”的结果或是计算景点的数目来决定旅行的成败，未免可惜。生活、工作已经很匆忙了，不想连旅行也变成一种工作，无法尽心地享受过程（并非衣食住行上的享受）。
懒散的人喜欢懒散的旅行，睡到自然醒来开始一天；慢慢看，慢慢步行，慢慢地迷失，从生活的角度去了解一个国度；惟有如此，这个地方才不至于被定格在明信片的框架里。
一个人的旅行可以很轻松，不必面对不想回答也不必回答的问题：这里有什么好看的（意思是这里没有什么好看的）？这座城堡只剩几面墙，都不完整，有什么好看的（意思是它必须符合自己指定的形象）？一个首都而已，一天就看完了，为什么要留宿5天（意思是浏览最具代表性的标志就可以概括一座城市了）？为什么要走路，搭车会更快（意思是看到的东西越多才算旅行）。更可怕的就是不断地听到批评和抱怨。
只允许我10分钟的时间看巴黎铁塔，宁愿选择看照片中的铁塔。现代人的时间非常昂贵，正因如此，更要珍惜。除了铁塔，我更想看看铁塔周围的环境，看周围如何烘托铁塔；更想去探路，这样才可能寻获不同角度中的铁塔，看它展现不同的面貌。
毕竟，旅行并不只是明信片风景的一场印证而已。
● 阿龙（传自英国达勒姆，Durham）
信奉人文主义的商场
对于新加坡人而言，商场(shopping mall)是司空见惯的事物，就是一个让一大堆人在一个空间购物的地方，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然产物，也是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仪式。
衣食住行是日常生活的四大要素，因此一个商场的结构，也应该在空间的配置上照顾到这四种需要。然而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最不喜欢去的地方之一就是大商场。
总的来说，美国的商场都是以“衣”为贵(从Abercrombie到Zara)，食次之(好的餐馆不多，尤其是那些“洋味”十足的假中餐更是令我反感)，行不便——美国的商场总是离家很远，非开车去不可。好几次硬着头皮坐公车，身旁似乎都是贫穷落魄的黑人，害我不敢抬头，下车后便一溜烟落荒而逃。
商场是有人情味的社区
不过关键是商场和住宅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家和商场之间，除了熙熙攘攘的汽车穿梭之外，似乎没有半点联系，加上美国的商场跟食物份量一样出奇的大。除了周末，游人甚少，商场都是冷冷清清的，即使商品商店五花八门，但是在那种近乎静止的氛围下，依然觉得如出一辙，因此每次长途跋涉到达商场，仿佛进入另一个世界，这才是疏离感的根源。怪不得我逛不了多久就疲惫不堪。
可幸的是，新加坡的商场和住宅连成一气，比如裕廊坊(Jurong Point)和碧山第8站(Junction 8)，四周都是住宅公寓，从家里走过行人道到达商场，不超过十几分钟而且风雨无阻；商场旁边就是地铁和巴士总站，一个小时内直达市区。商场把“住”和“行”如此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是本地生活的一大特色，反映这里的商场是一种有人情味的社区，而不完全是资本主义把人改造异化后的物质世界。
除了衣食住行以外，现代生活必须有娱乐。也许新加坡天气太热，本地人把到周末去逛商场视为一种娱乐，一种室内的郊游。况且这里的商场已经不纯粹是售卖货品和用膳的地方，理发，看电影，唱KTV，送孩子去学钢琴，芭蕾舞，甚至逆其行往乌节图书馆(Library@Orchard)的书堆里打滚一个下午，也未尝不可。
话说回来，本地商场内可以选择的活动种类有限，不外乎吃饭、喝咖啡、购物、看电影或唱KTV的四部曲，次序可变，但是年轻一代或多或少都感到厌倦，连我也是受害者之一。
最近与友人前往观赏“韩国电影节”，不料戏票早就售罄，惆怅之余费煞思量，只好回到商场喝下午茶，逛一下书店再吃晚餐，想起来还真的有点罪咎感。
不能够跳出商场活动的框框，又无力无意开创外面的精彩，显示我们的生活还是流于公式化。资本家提供的娱乐商品，我们当然有权说不，不过审视自己，个人创造娱乐的能力弱小得可怕，到头来沮丧着脸回到资本家的怀抱，已经弄不清楚是商场囚禁了自己，还是本身自愿在商场里过安逸的虚幻日子。除了自己，我们还能怪谁？
也许读者认为我把商场这个平常不过的建筑物放得太大，想得太多了。但是建筑是一首哲理诗，体现出时代的风格特点，无论喜爱或厌恶，商场原是日常生活的延伸，它的高雅或庸俗就是我们生活品味的一面忠实镜子。诚然这里的商场是人性化的，就像和蔼可亲的朋友一样贴心，可是也应该有点深度和修养，否则说话乏味，打扮庸俗，迟早会被善变的资本主义信奉者摒弃。
● 梁耀祖 ·作者是本地房地产规划师
衣食住行是日常生活的四大要素，因此一个商场的结构，也应该在空间的配置上照顾到这四种需要。然而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最不喜欢去的地方之一就是大商场。
总的来说，美国的商场都是以“衣”为贵(从Abercrombie到Zara)，食次之(好的餐馆不多，尤其是那些“洋味”十足的假中餐更是令我反感)，行不便——美国的商场总是离家很远，非开车去不可。好几次硬着头皮坐公车，身旁似乎都是贫穷落魄的黑人，害我不敢抬头，下车后便一溜烟落荒而逃。
商场是有人情味的社区
不过关键是商场和住宅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家和商场之间，除了熙熙攘攘的汽车穿梭之外，似乎没有半点联系，加上美国的商场跟食物份量一样出奇的大。除了周末，游人甚少，商场都是冷冷清清的，即使商品商店五花八门，但是在那种近乎静止的氛围下，依然觉得如出一辙，因此每次长途跋涉到达商场，仿佛进入另一个世界，这才是疏离感的根源。怪不得我逛不了多久就疲惫不堪。
可幸的是，新加坡的商场和住宅连成一气，比如裕廊坊(Jurong Point)和碧山第8站(Junction 8)，四周都是住宅公寓，从家里走过行人道到达商场，不超过十几分钟而且风雨无阻；商场旁边就是地铁和巴士总站，一个小时内直达市区。商场把“住”和“行”如此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是本地生活的一大特色，反映这里的商场是一种有人情味的社区，而不完全是资本主义把人改造异化后的物质世界。
除了衣食住行以外，现代生活必须有娱乐。也许新加坡天气太热，本地人把到周末去逛商场视为一种娱乐，一种室内的郊游。况且这里的商场已经不纯粹是售卖货品和用膳的地方，理发，看电影，唱KTV，送孩子去学钢琴，芭蕾舞，甚至逆其行往乌节图书馆(Library@Orchard)的书堆里打滚一个下午，也未尝不可。
话说回来，本地商场内可以选择的活动种类有限，不外乎吃饭、喝咖啡、购物、看电影或唱KTV的四部曲，次序可变，但是年轻一代或多或少都感到厌倦，连我也是受害者之一。
最近与友人前往观赏“韩国电影节”，不料戏票早就售罄，惆怅之余费煞思量，只好回到商场喝下午茶，逛一下书店再吃晚餐，想起来还真的有点罪咎感。
不能够跳出商场活动的框框，又无力无意开创外面的精彩，显示我们的生活还是流于公式化。资本家提供的娱乐商品，我们当然有权说不，不过审视自己，个人创造娱乐的能力弱小得可怕，到头来沮丧着脸回到资本家的怀抱，已经弄不清楚是商场囚禁了自己，还是本身自愿在商场里过安逸的虚幻日子。除了自己，我们还能怪谁？
也许读者认为我把商场这个平常不过的建筑物放得太大，想得太多了。但是建筑是一首哲理诗，体现出时代的风格特点，无论喜爱或厌恶，商场原是日常生活的延伸，它的高雅或庸俗就是我们生活品味的一面忠实镜子。诚然这里的商场是人性化的，就像和蔼可亲的朋友一样贴心，可是也应该有点深度和修养，否则说话乏味，打扮庸俗，迟早会被善变的资本主义信奉者摒弃。
● 梁耀祖 ·作者是本地房地产规划师
Wednesday, September 14, 2005
一名老华校生的心声
李显龙总理在2005年国庆群众大会上以华语演讲时，提到了梁智强最近的脱口秀，对于精英与精华有了妙解。什么妙解呢？“精英”者，精通英文之谓也；“精华”，精通华文者也。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在新加坡官场、职场与商场，“精英”的地位在“精华”之上。正因为这样，很多为人父母者梦寐以求的是自己的子女将来成为“精英”而不是“精华”。
在新加坡，英文的“含金量”远超华文，不通晓英文的人到处碰壁，碰壁久了再愚笨的人也会学乖。
梁智强说本地现有的华校生是最后的“精华”，李总理不同意这一说法，他认为“精华”的好戏还刚刚开始，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如果我的理解没错的话，这些好戏的主角肯定是兼通华英双语的精英分子。
李总理还提到一些老华校生也逐渐活跃起来，当起“老大学生”来，这个现象令人鼓舞。
听起来，李总理是在给老华校生打气，劝老华校生不要气馁。但我认为，知道老华校生为什么会气馁，这是比鼓励我们别气馁更为重要。
作为老华校生，吃了几十年不懂英文的亏，长期被边缘化，一点气馁的感受也没有，那是骗人的。但是豪情已不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我们只是想保留自己的一个精神家园，那就是对中华文化的眷恋与执着，这是老华校生死守的最后一块阵地。
还有一点，老华校生很想说又不敢说出来的心中阴影：害怕一顶华文沙文主义的大帽子往自己的头上套下来，那还得了！
太远的不说，说说前些年有不少乐龄人士对于地铁站缺少华文指示牌及站名意见很大，那时有关当局的回应是文字太多视觉上不整齐美观。有好心人劝我们不要再提增加华文的事了，因为语文是个“敏感课题”，当心引火上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种心理阴影老是挥之不去。
我相信，大多数的老华校生已不再用旧的眼光来看人民行动党政府了，这个政府领导人民将新加坡建设成一个欣欣向荣的小富国，大多数人民已丰衣足食。老华校生都是识大体，顾大局的，尽管自己过去吃过不少亏，但是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大家还是肯定这个政府对新加坡的贡献。
改变态度应该是双向的，人民行动党政府也不能用旧的眼光来看老华校生。当年的矛盾冲突早已成为历史，今后也没有重演历史的必要。
老华校生都知道，要在新加坡的学校恢复华文第一语文的地位，已没有了土壤与气候。我们并不否认英文的强势地位，我们都鼓励自己的子女努力学好英文，我们倒是希望英文源流出身的家长也能鼓励他们的子女学好华文。老华校生当年能咬紧牙关苦学英文，为什么他们不能吃一点点苦把华文学好？
政府领导人也好，英文源流的精英也好，都不必担心英文会失掉其强势地位，英文源流的精英要认真看待的真正的挑战是，精通双语（即所谓“精英”又“精华”）的新一代有可能威胁他们的独霸地位。
● 韩山元 By Han Tan Juan ·作者为退休的新闻工作者。
Views of an old Chinese-educated S'porean
In his National Day Rally Mandarin speech this year, Prime Minister Lee Hsien Loong referred to entertainer Jack Neo's recent talk show in which the latter interpreted "jing ying" as Singaporeans who are proficient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jing hua" as those who are well-versed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Here is an undeniable fact: "Jing ying" enjoys higher status than "jing hua" in the government service, job market and business sector, which is why it is the goal of many parents to get their children to become "jing ying" and not "jing hua".
In Singapore, the "gold content" or valu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far surpasses that of Chinese.
Singaporeans who are not proficient in English often find themselves coming up against a wall. After a while, even the dumbest will learn his lesson.
Mr Lee disagreed with Jack Neo's talk about old Chinese-educated Singaporeans as being the disappearing "jing hua". "This is a long-running serial and the best shows are yet to come", he said.
If I understand Mr Lee's comment correctly, the cast in the shows must be elite who have an excellent command of both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s.
He also noted that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Chinese-educated Singaporeans are becoming more active and some have even taken up university courses. This is an encouraging phenomenon.
I believe Mr Lee wanted to boost the morale of this group of Singaporeans. But I think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know why these Singaporeans feel discouraged.
Having suffered for decades for being handicapped in English and having been marginalised for years, I'd be lying if I say we do not feel demoralised at all.
We no longer have the youthful passion for change. We just want to preserve our "spiritual home" - our undying love for the Chinese culture which we will never give up.
And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we would very much like to speak up but is afraid to - the fear of being labelled as Chinese chauvinists.
Some years back, some of us had expressed unhappiness about the lack of Chinese signs at MRT stations. The authorities had responded then by saying that signs cluttered with words would not be pleasing to the eye.
Meanwhile, well-meaning people had cautioned us against getting into trouble over the "sensitive issue" of language.
Once bitten, twice shy. It's a lingering fear that refuses to go away.
I believe the majority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Chinese-educated Singaporeans no longer view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government the way they used to.
We are well aware of the big picture - tha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government, Singapore has prospered and become an affluent society where most people are able to live comfortably.
Even though we have been disadvantaged in the past, we place the overall interest of the nation above all and have no problems affirming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government.
This change of attitude should be both ways - the PAP government should also see us in a new light.
The differences and conflicts in the past are now history and we should not allow history to repeat itself.
We are aware that we just do not have the environment that is needed to restore Chinese as the first language in our schools.
We recognise that English is the dominant language and we encourage our children to master it. But we do hope that parents who are English-educated can also urge their children to learn the Chinese language well.
If we in the past could persevere in our efforts to pick up English, why can't they now show a little determination in learning Chinese?
There is no need for our leaders or the English-educated elite to worry that English will become less important.
As I see it, the real challenge for the English-educated elite is that their dominance may one day be threatened by a younger generation that is proficient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or both "jing ying" and "jing hua".
The writer is a retired journalist. Translated by Yap Gee Poh.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在新加坡官场、职场与商场，“精英”的地位在“精华”之上。正因为这样，很多为人父母者梦寐以求的是自己的子女将来成为“精英”而不是“精华”。
在新加坡，英文的“含金量”远超华文，不通晓英文的人到处碰壁，碰壁久了再愚笨的人也会学乖。
梁智强说本地现有的华校生是最后的“精华”，李总理不同意这一说法，他认为“精华”的好戏还刚刚开始，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如果我的理解没错的话，这些好戏的主角肯定是兼通华英双语的精英分子。
李总理还提到一些老华校生也逐渐活跃起来，当起“老大学生”来，这个现象令人鼓舞。
听起来，李总理是在给老华校生打气，劝老华校生不要气馁。但我认为，知道老华校生为什么会气馁，这是比鼓励我们别气馁更为重要。
作为老华校生，吃了几十年不懂英文的亏，长期被边缘化，一点气馁的感受也没有，那是骗人的。但是豪情已不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我们只是想保留自己的一个精神家园，那就是对中华文化的眷恋与执着，这是老华校生死守的最后一块阵地。
还有一点，老华校生很想说又不敢说出来的心中阴影：害怕一顶华文沙文主义的大帽子往自己的头上套下来，那还得了！
太远的不说，说说前些年有不少乐龄人士对于地铁站缺少华文指示牌及站名意见很大，那时有关当局的回应是文字太多视觉上不整齐美观。有好心人劝我们不要再提增加华文的事了，因为语文是个“敏感课题”，当心引火上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种心理阴影老是挥之不去。
我相信，大多数的老华校生已不再用旧的眼光来看人民行动党政府了，这个政府领导人民将新加坡建设成一个欣欣向荣的小富国，大多数人民已丰衣足食。老华校生都是识大体，顾大局的，尽管自己过去吃过不少亏，但是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大家还是肯定这个政府对新加坡的贡献。
改变态度应该是双向的，人民行动党政府也不能用旧的眼光来看老华校生。当年的矛盾冲突早已成为历史，今后也没有重演历史的必要。
老华校生都知道，要在新加坡的学校恢复华文第一语文的地位，已没有了土壤与气候。我们并不否认英文的强势地位，我们都鼓励自己的子女努力学好英文，我们倒是希望英文源流出身的家长也能鼓励他们的子女学好华文。老华校生当年能咬紧牙关苦学英文，为什么他们不能吃一点点苦把华文学好？
政府领导人也好，英文源流的精英也好，都不必担心英文会失掉其强势地位，英文源流的精英要认真看待的真正的挑战是，精通双语（即所谓“精英”又“精华”）的新一代有可能威胁他们的独霸地位。
● 韩山元 By Han Tan Juan ·作者为退休的新闻工作者。
Views of an old Chinese-educated S'porean
In his National Day Rally Mandarin speech this year, Prime Minister Lee Hsien Loong referred to entertainer Jack Neo's recent talk show in which the latter interpreted "jing ying" as Singaporeans who are proficient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jing hua" as those who are well-versed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Here is an undeniable fact: "Jing ying" enjoys higher status than "jing hua" in the government service, job market and business sector, which is why it is the goal of many parents to get their children to become "jing ying" and not "jing hua".
In Singapore, the "gold content" or valu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far surpasses that of Chinese.
Singaporeans who are not proficient in English often find themselves coming up against a wall. After a while, even the dumbest will learn his lesson.
Mr Lee disagreed with Jack Neo's talk about old Chinese-educated Singaporeans as being the disappearing "jing hua". "This is a long-running serial and the best shows are yet to come", he said.
If I understand Mr Lee's comment correctly, the cast in the shows must be elite who have an excellent command of both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s.
He also noted that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Chinese-educated Singaporeans are becoming more active and some have even taken up university courses. This is an encouraging phenomenon.
I believe Mr Lee wanted to boost the morale of this group of Singaporeans. But I think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know why these Singaporeans feel discouraged.
Having suffered for decades for being handicapped in English and having been marginalised for years, I'd be lying if I say we do not feel demoralised at all.
We no longer have the youthful passion for change. We just want to preserve our "spiritual home" - our undying love for the Chinese culture which we will never give up.
And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we would very much like to speak up but is afraid to - the fear of being labelled as Chinese chauvinists.
Some years back, some of us had expressed unhappiness about the lack of Chinese signs at MRT stations. The authorities had responded then by saying that signs cluttered with words would not be pleasing to the eye.
Meanwhile, well-meaning people had cautioned us against getting into trouble over the "sensitive issue" of language.
Once bitten, twice shy. It's a lingering fear that refuses to go away.
I believe the majority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Chinese-educated Singaporeans no longer view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government the way they used to.
We are well aware of the big picture - tha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government, Singapore has prospered and become an affluent society where most people are able to live comfortably.
Even though we have been disadvantaged in the past, we place the overall interest of the nation above all and have no problems affirming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government.
This change of attitude should be both ways - the PAP government should also see us in a new light.
The differences and conflicts in the past are now history and we should not allow history to repeat itself.
We are aware that we just do not have the environment that is needed to restore Chinese as the first language in our schools.
We recognise that English is the dominant language and we encourage our children to master it. But we do hope that parents who are English-educated can also urge their children to learn the Chinese language well.
If we in the past could persevere in our efforts to pick up English, why can't they now show a little determination in learning Chinese?
There is no need for our leaders or the English-educated elite to worry that English will become less important.
As I see it, the real challenge for the English-educated elite is that their dominance may one day be threatened by a younger generation that is proficient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or both "jing ying" and "jing hua".
The writer is a retired journalist. Translated by Yap Gee P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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