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成功：一个观察家的担忧

　　过去48年来，我多次到访新加坡。这让我感觉有点年事过高了。我第一次来到新加坡是远在1963年，在乘船回英国途中，我在这里停留了一天。

　　我们的船停在今天已变成集装箱码头的地方。我于现在称为莱佛士坊的地方，靠近真者里（Change Alley）的一间小店，买了生平第一架晶体管收音机。公园对面的罗敏申（Robinsons）的价钱不是我们负担得起的。

　　我几乎可以马上听到年轻新加坡人说：“huh？”

　　新加坡已经完全改观了。我于1979年前来这里定居，直到1997年。之后，我每年都有断断续续的来这里工作，有机会目睹新加坡的改变和成长。

　　现代新加坡是个成功的故事。从一个充满蚊子的多沼泽地方——只能以其地理位置和巨大港口为豪——它已成为环球大都会之一。

　　你们应该很熟悉这些统计数据，因为你们是一起成长的。海运、炼油、交通枢纽、金融中心、高科技研发和各式各样的区域中心。新加坡是成功的。

　　但这是脆弱的。世界经济的确是全球化了而经济是新加坡存在的唯一原因。全球经济前景目前至少可以说是让人忧心忡忡，所以新加坡必须评估自身的处境。

　　自独立以来，新加坡便一直由同样的执政党管理。如果我有从他们那里学到一点东西，那就是国家需要稳定。没有它，你们就不知所措了。我要避免关于民主的争论，就让我下一次抵达樟宜机场时由你们来告诉我好了。

　　然而，信息是很清楚的——不要丢弃先辈努力建立的一切。

　　现代新加坡让人感到惊喜。我们的第一个家位于汤申路上段，三面都有甘榜。粪便车每天早上前来时都会把我叫醒。我乘搭没有冷气的巴士去上班。身为洋人和不适应这里的天气，在抵达海洋大厦（Ocean Building）时，我的鞋子往往留下湿印。

　　你们现在有最现代化的建筑、先进的交通系统（是很拥挤，但冷气却是没有问题的）和接近全民就业。

　　对富有的人来说，新加坡也是一个很好的享乐的地方，他们之中有一些已经在这里定居。新加坡有赌场、一级方程式赛车、全球最好的动物园、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好的食物、还有数目可观的外国人。

　　后者让情况因此逐渐变得严重。新加坡的成就是其国人努力不懈的结果。政府严厉和实行种种约束——但其出发点是好的——建立一个繁荣的新加坡。

　　纪律是关键。我知道是因为我的头发于1979年被剪，但我却并不在意。我有幸同一些老一辈的政治领导人合作，对他们的道德准则很钦佩。这是新加坡繁荣和成功建立目前众多基础设施的原因。

　　建屋发展局组屋是全世界最好的公共住屋。不相信吗？到其他国家看看。以裕廊的规模来说，它的发展是让人难以置信的。中央商业区大概是全球做生意最好的地方。

　　但有一个问题。多年前，如果一个德士司机敢提出政治异议的话，我们两人都会看看旁边有没有人在听。

　　今天，我听到许多新加坡人提出不同的政治意见。上一次大选是人们不满情绪日益膨胀的证明。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纪律也越来越松懈。

　　人们对来自亚洲的似乎不受控制的移民数目非常有意见，尽管他们同意在宏观经济上吸引移民是有需要的。

让我这个关心新加坡的观察家感到担忧的，不是这种情况的出现和移民问题——我只会表示赞赏——而是年轻一代新加坡人缺乏知识和敏感度。

　　经过一番努力，新加坡于80年代中成为全球重要的国家。之后出生的年轻人显现了两个问题——首先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所以繁荣也会持续下去”——这是让人厌恶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和自满的心态。其次是对国家是如何诞生缺乏理解。

　　亚洲人有尊敬年长者的传统。新加坡人有失去这个传统的危险。如果真是如此，国家将受到危害。

● 大卫·梅森(David Mason) @联合早报．思维空间

原载《商业时报》。作者在英国经营商务沟通咨询公司，每年有数月会在新加坡会见客户。叶琦保译。

[转]:《辣死你妈》

　　大概是在2006年，一首在网络上狂传的绕舌歌《麻坡的华语》使黄明志开始成为马来西亚社会的争议暴风眼。当时，他在台湾升学，算是还未归国便“闯出”名堂。从照片上看，黄明志的形象也果真很煞气，永运套着一顶软布帽，有时胡子长了，像足纽约黑人区的绕舌歌手。

　　绕舌歌当然无罪，但黄明志典型“流气十足”的歌词却有时叫人目瞪口呆。他故意肆无忌惮地“唱衰”许多马国社会敏感禁忌区，一时“烽烟四起”。开始时，“黄明志作品”引发的争议风暴只在华人社会旋转，沿着“保守”与“叛逆”之间的灰色地带游荡，语言即使刺耳，顶多只是褒贬不一，却也无损其创作才华的张扬，反而成为狂吸年轻网民的一个边缘磁场。但接下来“黄明志风格”变本加厉，在华社招惹的反应更加激烈，一首批评其母校中化中学英语教学的歌曲《丘老师ABC时间》，使其母校也跳了起来。

　　但当黄明志的绕舌歌曲刮离了华社，他也开始在“闯名堂”之后“闯祸”。2008年，马来文报章《每日新闻》指他的作品《我的朋友》（Kawanku／My Friends）批评马来人懒惰，侮辱了马来人。 他真正捅了大蜂窝的作品是改编马国国歌“我爱我的国家Negarakuku”。这首歌在马国引起轩然大波，留学台湾的黄明志几乎每天都接到各语文媒体的电话，当中也受到台湾媒体的关注及采访。对于一个留学海外的马来西亚大学生而言，黄明志凭一首歌在国内引发一个超级政治风暴，可说是马国前所未有的事。马国内阁、首相、政府部长、警察首长、马来政党都对他开炮，看似就要以叛国大罪将他引渡回国候审。

　　虽然有人指他玩弄种族情绪，也有人认为这首歌贴切地道出马来西亚的真实情况。

　　2008年回国后，他前往国家警察总部自首。风暴在黄明志道歉后迅速冷却，成名归国的黄明志不但没有牢狱之灾，在乘势发片推出“没有敏感”歌曲的专辑之后，更出现在由十五位导演联手拍摄的著名短片集《15 Malaysia》的其中一辑，成为首部短片“Potong Saga”的主角。该片讲述男主角黄明志从台湾回来，有一天收到回教银行传单，结果误信朋友去“Potong”（割包皮）。由于《15 Malaysia》的其他“演员”包括各方名人，如前首相阿都拉的女婿凯里（巫统青年团团长），这个Rap歌野男孩显然凭其才华及马国政治的某种力学平衡的护佑下化险为夷。《15Malaysia》也使黄明志从YouTude的绕舌歌走上电影平台，启动他的下一波轰动。

　　2011年9月，黄明志这回玩大了。他以佳能相机拍成的电影在马国数十家影院上映，短短一周票房便破百万，击败外国电影爬上冠军宝座。黄明志电影名叫《辣死你妈》，新马两国的人都知道这是马来椰浆饭Nasi Lemak的搞笑版音译。黄明志自导自演，也用了印巫族演员，电影语言混杂，风格搞笑戏谑，充斥只有马来西亚人熟悉的政治与社会笑料。

　　黄明志在拍戏前便扬言会拍一部“One Malaysia”（一个马来西亚，纳吉首相提出的政治口号）电影，票房表现表明，《辣死你妈》有近半观众不是华族，符合一个马来西亚的“成分要求”，但这碟“辣死你妈” 是否合首相口味就不得而知了。

（传自新山）

● 陈再藩 / 两岸灯火 @联合早报

世界的新加坡

　　走出新加坡国际机场，签证官的职业笑容、秩序井然的各国来客、干净的地面路边，都让人霎那间感到走进了文明社会。再稍留意一下交通规则、路标上的名称，在英国生活过的人会感到这就是在英伦，如果对气温不敏感的话。

　　但是，新加坡还是新加坡，尽管有诸多欧洲文明的印记，也承续着很多亚洲传统，似乎是一个无法用洲际文明圈定的国家，一句“亚洲价值观”也许不能涵盖其治国理念。在这里，路牌都是用英文、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四种文字标识；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各族人们各行其职、彼此尊重、和谐相处，用英文和自己的母语交流，遵守着共同的社会运行规则；无线上网技术覆盖全国，任何时候都能获知世界正在发生什么。这种情形，让人不由得想起英国人对伦敦M25环城高速公路内区域的说法：“M25以内的伦敦不属于英格兰，而是属于世界的”。

　　在新加坡访问数日后，“世界的新加坡”几个字在笔者脑海不断闪现。并不是说新加坡该属于世界，而是说新加坡是最先接应全球化风浪的国家之一，集合着东西文明的优长，具有独创性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模式，走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其治国理念和制度设计，给世界无不启蒙，包括对西方发达国家。

德与法至上的精英政治

　　新加坡的政治制度非常独特，说是自由民主体制吧，她是一个一党独大的国家，自建国以来始终由人民行动党执政，没有出现过政党轮替；说是专制体制吧，议会选举是唇枪舌剑地进行着，政坛上没有出现过东方国家难以治愈的腐败顽疾，政府廉洁、社会公正、以法治国的水准均超越于西方；最接近的是社会民主制，人民享有较好的社会福利，但新加坡却听不到罢工的声响，媒体承担的角色不是欧式的“公众的看门狗”和“第四权”，却有较充分的自由对政府政策提出批评和建议。可以说，新加坡的政治制度是难以用“民主”、“专制寡头”、“家长制”等模式来概括的，只能用“新加坡之路”来概括。

　　无论是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体制，还是欧洲大陆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体制，均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为基本理念，以民意为国家政策出发点的。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政府和媒体之间以及民间组织和权威机构之间的力量对抗，保证了政府廉洁、政治透明、社会公正，但却是以社会资源的消耗为代价的。

　　西方民主制度的另一个弊端是“民意独大”，而民意有天然的短视性，政党为在大选中获胜，抛出很多急功近利、缺乏远见的政策，导致很多错误甚至灾难。比如，绿党进入政府是欧洲国家的新景观，但一经进入政府就毫无作为，关于环境保护的长远政见根本无法成为政策，而为了眼前利益，为了石油而不惜开战的灾难倒是不断发生。战争进而导致不同民族和宗教间的仇视，为反恐所消耗的国家财政开支，已让美英等国感到力不从心。也常有智者发问：如果把这些钱用在民生建设上有会是怎样一番光景？

　　新加坡的政治则更多地表现出“合力为善举”的特征。政府、企业、工会、学界之间的渠道是畅通的，言论是自由的，各民族和宗教之间也是相互尊重、和谐相处，政治家不仅保持了廉洁和高效，而且不是为了争夺权力为目的。笔者曾询问从事不同职业的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他们对政府的认同感都很强，都觉得政府是为人民着想。96％以上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失业率只有3％左右；“花园之城”的美誉，显现着在环境保护上所下的功夫；全国范围内的免费无线上网，展示着在高科技领域的先进程度……这些成就既说明新加坡政府的领导能力，也证明政治制度的保障很有效。

　　对于新加坡的政治制度，笔者以“德与法至上的精英政治”来概括。李光耀对政治家的要求是，“强有力并具有勇气和廉政的道德威信的领导人才”，这里有东方人理想的“德治”色彩，但在政治体制设计上又借鉴西方的“法治”思想，将“德”和“法”置于权力之上，使得政治人物把国家利益、人民福祉、社会和谐作为施政目标和德性体现，在严格的法律框架下行政。
与此同时，总理直管的贪污调查局拥有绝对权威，可以不受任何法规限制逮捕犯任何罪行的嫌疑人，对显赫官员进行监督和调查。可以这么说，“德”和“权”的结合往往导致专制和腐败，“权”和“法”的结合会导致急功近利和争权夺利，惟有“德”和“法”的结合才能营造出和谐、有秩序的社会，把各界人士的创造力和善行发挥出来，并且聚合在一起。也许正是“德”与“法”的至高无上，促成德才兼备的精英投身政界，把“除了阳光和空气，几乎没有任何资源”的小岛，建设成让世界尊重的国家。

负责任的新闻自由模式

　　新加坡媒体的角色，也是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不是“公众的看门狗”，但仍能认真反映民意，对政党和政府提出建设性的批评；不是执政者的“喉舌”，没有新闻检查制度，但接受政府部门委婉的提示和柔性的“吹风”，在享有新闻自由的同时也受到社会责任和法律的约束。因而新加坡的媒体既不像西方媒体一样咄咄逼人、耸人听闻，也不像一些东方媒体一样唯唯诺诺、偏执极端，而是把事实真相较全面、较温厚地传播给大众。借用《联合早报》总编辑林任君的话来说，新加坡媒体“自认为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桥梁”。

　　西方媒体在政治清明和权力监督上的确卓有成效，但在“人咬狗才是新闻”、“坏消息才是好新闻”等理念作用下，常常有主导国家政治的雄心（或者说野心），也便有为政府设定议题、让政治跟着媒体转的现象，而政治家为得到民意支持，也常讨好媒体，把争取媒体支持作为掌权的必备，所以新闻大亨默多克（又译梅铎）是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巴结的对象。布莱尔在卸任时把媒体比喻成“未经驯服的凶猛野兽”，但同时承认“也曾经集中精力来迎合和讨好媒体”，可见西方媒体已在不断“越位”。

　　尽管李光耀在1988年就指出“不让外国传媒影响新加坡人的想法”，新加坡也对国外报刊的发行有数量上的限定，但新加坡仍是世界上信息最开放的国家之一，全球媒体都能在网络上看到，没有“封网”、“屏蔽”之举，人民能自由阅读到国际报刊。在预防海外媒体蛊惑人心的同时，也给本国人民开阔眼界和获取信息提供了方便。这种“负责任的新闻自由”模式，既避免了西方媒体过强的干政力、少约束的自由度，也不会导致因信息操控带来的国民视野狭隘、遇事极端的危害。在集权国家“坚硬”的新闻政策和民主国家“散漫”的新闻制度之间，新加坡走出了“柔和而富有弹性”的媒体管理之道。

全球化时代的治国典范

　　新加坡的很多制度，像对罢工的处理程序和限定、每年公职人员和企业员工的工资升降、公民的住房公积金安排、司法制度、议会选举和辩论制度、民族和宗教制度等等，都带有较强的英国色彩，但不是照搬，其中蕴含着其他国家的成功做法。比如住房、医疗、教育这些事关民生的政策，既不像美国式的个人自理，也不像英国式的税收调剂，更不像欧洲大陆式的国家承担，而是“共同致富”理念上的政府和个人共同支付。

　　欧洲的福利制度，导致了社会整体竞争力的下降，形成个人过分依赖国家而不进取的弊端；美国的个人自理，拉开了贫富差距，很多底层人得不到国家的支持，加剧了民族、种族和阶层间的冲突与矛盾，不利于社会和谐和团结。新加坡的制度，把社会救助和个人自强较完美地结合起来，且随着国际经济和国内发展的行情不断调整国家和个人支付的比例，使得这个国家既充满人道，又鼓励个人竞争。在建国短短的40多年来，已从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世界最富有、最祥和、最国际化的国家之一。

　　新加坡的制度是难以复制和效仿的。人们可以把日本当作“西方国家”，也可把台湾体制归于“美式民主”，但对新加坡则一筹莫展。新加坡就是新加坡，但是世界的新加坡，其治国理念和不设前提地吸收先进文化的主动性，是各国如何在全球化时代治国兴邦的典范。

● 陈冰　　
·作者为中国资深媒体人
世界的新加坡

缓慢的姿态

　　缓慢的程度与享受的深浅或许是成正比的。

　　对于生活，西班牙人有自己的一套关于缓慢的解码方式。

　　到游泳池时，只见人们热衷于泡水多于游泳。数分钟后便坐在草坪上的树荫下，借着阳光的热情、跳入杂志或书本的另一个世界里，与相偕而来的同伴漫无目地聊一些实实在在的话题。游泳池原来不一定是为了游泳。反正重点不是做了什么，而是专心地悠哉闲哉。

　　午休时间一到，除了餐饮业外，西班牙所有的商店一概休业直到傍晚五点钟左右才重新开门营业。中午一点钟过后的街道相当安静。仿佛是一种酝酿中的沉静。关上商店大门，其实是另一个开始。

　　午休的时间里，找几个朋友一起用餐、高谈阔论、不慌不忙。所有的工作都可以等待，但人和时间等不了。一顿饭的时间是为了享受其中的时间品质。吃饭不是一场赛事。要满足身体也必须丰富精神。接着，炎热的下午和肚子里的食物开始让身体昏昏欲睡，那就顺应着身体的需要而让它午睡一小段时间。

　　对一些人而言，午休时间浪费了赚钱的机会。然而，拥有时间却不懂得享受时间或许也是一种浪费。一直与时间赛跑的人活在时间以外，感受的永远是下一秒钟的世界却忘了现在。

　　五点钟后，太阳缓缓落下。午休过后，商店的大门重新打开，开启了一番生机。充过电的身体和精神更有效地面对"新"的开始。

　　原来午休并不是一场空白。

　　西班牙人不管用餐或做生意都是一番的写意态度。用餐时缓缓地享用。与朋友高谈阔论时全情投入。经营生意时也是悠悠然的姿态。商店里多了爽朗的声音，少了精打细算的急功近利。

　　放缓步伐。缓慢之中五官才有时间捕捉真真切切的感受，不必数码相机。走得太快，赶在最短的时间内收集最多的目的地，那是成功的定义。可是人生只是一个过程。忙着赶路，沿途的风景还未看清就已经迅速地错过了。像一张还未赶得及调焦或构图便仓促按下快门的照片。

● 阿龙

城市的冷

亲爱的H：

　　这个城市的冷叫人心寒。其实城市并不适合人类居住。那天我在乘搭飞机的时候，看了一套片子，是瑞典导演的“As It Is in Heaven”，中文是不是应该译成《复制天堂》或《如同天堂》？那个影片中的小镇相当封闭，我边看电影边想像自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小镇里那种仅有一位医生、两三名教师、十几家店铺的小镇。在这种地方，开货车的司机和给人看病的医生一样重要，每个人都扮演着几乎同等的角色。你看，货车如果没载来物品，小镇断粮是不是和找不着医生治病同样严重？

　　在人挤人的城市，普通人仅仅只能为赚钱过活而已。尤其像我们这样的城市，小到无处可逃。在美国，你如果受不了纽约，你可以去亚特兰大；你如果受不了亚特兰大，你可以去它的郊区，甚至是去美国的中部躲起来，找一个生活节奏适合自己的地方。但在这里，你只能挺起胸膛厚着脸皮去面对，没有什么容你避开喘息的空间。

　　城市是为富人量身打造的，所有其他人都得为制造这个富人天堂而努力。在城市里，每个人的眼睛都盯着更豪华、更昂贵的房子，更大更舒适的汽车，佳肴更美味、设计更堂皇的餐厅，我们挤在一起，像在进行千里大迁徙的沙丁鱼，一心一意地往目的地游去。是的，那天我陪孩子看了一套纪录片，那些成群的沙丁鱼，在海洋里顺着他们与生俱来的本能，循一条原始的路线迁徙。沿路有追踪它们的各种“猛兽”，鲨鱼、海豚、海狮、水鸟，甚至鲔鱼；但那些沙丁鱼还是勇往直前。最后它们当中终归有的能够抵达目的地。它们成群结队的原因不过就为了沿途的牺牲。

　　或许城市也一样，总得有人牺牲。在这种竞争的环境里，人仅能为了自己生存而活，努力地去适应这个城市。久而久之，人被物化，成为城市机件中的一个小零件。那天K来电，那个疯婆子 在电话里唱了一支她起名为《小小螺丝钉》的歌。她说自己是公司里的小小螺丝钉，毫不起眼又极其重要，却也很容易被他人取代。其实又有谁是不可取代的？历史不会为谁而停止向前。

　　那么多的小小螺丝钉，一个个被物化的人。我们关心的只是他们能否赚足够的钱维持生活（或者这些人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贫穷人数指标？），他们来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在机件里做个不造反的小小螺丝钉。而至于他们的理想和要求……

　　或许这一切并不重要，反正总得有人做牺牲，更何况人那么多，比沙丁鱼还要多。

● 丹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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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了那成群结队，出外寻食的蚂蚁，常忙着把食物搬回蚁穴。为了躲避自然界的侵害，三不五时再把食物和蚂蚁卵从蚁穴搬到新家。蚂蚁的宿命就是终其一生，营营役役，颠沛流离。它存在的目的仿佛只为了温饱肚子和繁殖下一代。和城市里那忙、盲、茫的人群，何其相似！不同的是，蚂蚁无从选择；城市里的人们，却不晓得他们还有选择。 [双子]

城市印象

对一个城市的印象是这样形成的。它最普通的人民，警察、售票员、店员、清洁工、小贩、德士司机…… 他们的脸庞在脑海里层层叠叠，有的清晰一些，有的模糊一些，便是这个城市的写照，勾勒出城市的形象和感觉。

丹女－城市印象
2006年9月14日.《联合早报●四方八面》
http://www.zaobao.com/fk/fk060914_505.html

城市的速度

　　游江南，再慢也要搭船。

　　人生有慢有快的节奏才会有趣。我们喜欢并向往慢，也是因为有所选择,快才变得有意义，慢才慢得有情趣。

　　如果不赶时间，我们就有所选择。
　
　　过时的交通工具显得笨重，其可替代性也变得更为显著，然而如果它们还在那里，就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另一种阅读风景的可能。　　

摘录自叶孝忠-城市的速度
《联合早报● 四面八方》
2006年6月14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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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座交通工具乏味的城市，城市面貌也自然显得单调一点，交通工具除了实际的运载功能外，还为旅人提供另一个观看城市景观的角度。香港的天星小轮、伦敦的红色双层巴士、曼谷的嘟嘟车(tuk tuk)，这些交通工具已经成了城市的胎记，抽掉它们，城市也自然少了一个面向。

　　在现今讲求速度、效率的时代，我们有了更便利和准时的地铁，加上如八爪鱼触须一样的高速公路网络，过时的交通工具显得笨重，其可替代性也变得更为显著，然而如果它们还在那里，就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另一种阅读风景的可能。

　　如果不赶时间，我们就有所选择。慢吞吞的交通工具，正如电影中的慢动作效果，窗边风景缓缓流经眼底，细节也因此更为丰富。慢是新速度，腾出了更多的空间给旅行的回忆。至今难忘10年前一趟由苏州旅行至杭州的13小时船程。游江南，再慢也要搭船。然而随着陆路交通的发达，旅人们早把这些行旅方式留在中国古诗的世界里了。

　　人生有慢有快的节奏才会有趣。我们喜欢并向往慢，也是因为有所选择。在地下铁速度的人生偶尔安插一小段的三轮车旅程，快才变得有意义，慢才慢得有情趣。这正如山珍海味和粗茶淡饭的关系，它们是互补而不是替代的功能。

　　台北的交通工具选择不多，也不算是一座特别适合闲逛的城市，在城市中旅行，往往得依靠捷运。台北是一座“很无线”的城市，就算在繁忙的地铁站，也覆盖着无线网络。日理万机的台北人，能随时随地在地铁站里和世界接轨。然而高科技之余，台北也不忘人文。在台北车站里还有一间颇有规模的诚品，其中的杂志区能轻易找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杂志，偶尔不赶时间，在书店里享受一两刻阅读时光，把一两页的智慧和启迪悄悄放在心上，再快步奔向月台，赶往下一个目的地。

● 叶孝忠（传自台北）

三城对比吉隆坡

　　过去数年来，我总是川行于新加坡、吉隆坡、香港与北京这四大城市之间，每月都在各地住上几天。因此，这里想货比三家，然后提出我对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看法。

　　谈到最爱，那当然是香港，除了它的美食文化以外，是他们的工作态度与服务精神，待人的礼貌，令人很舒服，很受到尊敬的感觉。

　　香港人总不会表示比你优越，又不会刻意占你一些小便宜，在经商与企业上的丑闻更是少之又少。这是廉政施行得力之故，还是他们都信奉“宁向直中取，莫向曲中求”？所以他们连NKF式的事故也没有。

　　香港是我心中最有魅力的地方，最热闹不过，生活多姿多彩，最自由、最宽容、最前卫、最中外，最以人为本，最有公德，最令人感觉受到欢迎的地方。

　　我的家眷25年来一向都住在新加坡，总的来说这里是一个最安全又是环保最好的国度。新加坡特别以效率著称，也是东西方融为一体的大家园。

　　法治的意识可以成为当代世上模范，生意及投资的欺诈似乎想都不用去想一想。

　　虽然市民在讲话中常会或多或少表示“浩练”（编按：潮州音，意思相当于如今中国年轻人常说的爱炫），表示样样都比你强，听来令人很不是味道，但市民惯于奉公守法。

　　不过，或许也因惯于守法，新加坡人在国外也时有被称为最笨，最容易上当，被视为很绵羊的一族。因为不疑有他，不设防，且要“浩练”，故此往往在投资上全军覆灭，或不能全身而退。

　　说到市民现有1500万的北京，因为大家都很精灵也很谨慎，于是“谁也骗不了谁”。

期望马国以患为利

　　还有，目前它是全中国最容易物色好员工的地方，举世无双。这是商人高兴不过的。

　　不过，北京是一个文化大国的重镇，在北京市谋求发展，你本身须要有学者式的文化水平与品味，否则便形成“话不投机半句多”，矮人半截，相形见绌。

　　马来西亚令人担心的是在经济表现方面，去年好不容易才挨到年杪，可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我们在回顾过去的一年时，心知有那么多腐蚀文化围绕在国家企业及部门之中，希望有人发聋振聩。

　　值此在新旧交替之时，我们不免会顾虑到这一年来到底还有多少钜额钱财的失误，或兵败如山倒及骨牌式的没落，在结构性的危机中接踵而来。

　　正如吉隆坡的股票市场，一年来是区域上表现最差劲的，最没有作为的一个。

　　跟着马航折翼，国家汽车在意大利投资的血本无归，都带来不少启示。

　　近日有关当局宣布，外资银行在2006年间每家可以各开四家分行。外来开放，激烈竞争，展开了抢滩的序幕。

　　直至2007年全面开放之后，要是本土银行不敌外资的管理模式而成为大输家的话，到时国家与一些人民的钱财会否“冻过水”，教人心寒？尚待考验。

　　未来的岁月，确实有赖有关当局整顿得力。

　　《孙子》曾说，“凡事杂于害，而患可解也”。这也是说，凡事作好最坏的打算，到时不但不会受害，反而会因祸得福。希望马国首相阿都拉致力改组经济，是基于孙子“以患为利”的哲学原理。

　　此外，无论是哪个城市，即使是处于一枝独秀的地方如新、港及北京的市民，都要念及孔融孩子所说的名言，“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危机是存在着的，因为全球性的威胁有个禽流感，爆发至高峰期，世界约有三分之一的人会感染，而其中一半人会因病毒或其他随之引发的原因而活不下来，活着的人经济上也大受打击。

　　另一个灾难性的事端，很可能是国际恐怖行动，有人若以核子或生化武器攻击美国各大城市或其盟友的主要城市，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是历来重大不过的。

　　其他如美元因双赤的居高不下而长期拖延下去，造成美元逐年走软，这都是世人面临生存考验的时刻。

　　往往最成功的时候，也是最容易惨败的时候。作为一个现代人，此际更要有先知先觉的警惕，有危机感，收取“以迂为直”之效。未来的世界，将留给那些为未来作好准备的人。

● 吕罗拔 ·作者为马来西亚商人，新加坡商联总会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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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外资银行在2006年间每家可以各开四家分行。外来开放，激烈竞争，展开了抢滩的序幕。不妨参考新国李光耀资政于1999年5月21日的国会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