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用眼睛旅行,但是,有时候我们忘了最简单的'看',没有准备、不预设立场的'看'。”
摘自:《绝色布拉格》
● 马萱人
铁凝写过一本《汉城日记》,是她2003年游历韩国一个多月的纪录,日记前她写了一段话:
“真正了解一个国家是困难的,就像真正了解一个人一样。曾经有位作家说过,当你在一个国家住一星期,你可能会写成一本书;当你在这个国家住一个月,你可能会写成一篇文章;但当你在这个国家住上一年,或许你就什么也写不出来了。知道得越多,越是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更多。”
摘自:卖花姑娘和女间谍
● 余云
Thursday, November 30, 2006
Monday, November 27, 2006
滥用科技.女士小心
Thursday, November 23, 2006
阁下有选择的自由
著名的货币经济学家、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教授于上周辞世,在自由经济的领域,可说少了一根重要的支柱。但基于弗里德曼并不只是一位经济学者,而且是对20世纪下半叶的社会思想、公共政策、经济策略等方面都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所以这株大树凋零,应该说是跨领域、跨学界的损失。从东欧铁幕中解放出来如今享有自由天空的人们,应该会对他感到特别怀念。
推崇经济自由
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伯克南说:“弗里德曼的思想对现代货币经济理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无法估量。在经济学家中无出其右。”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则说他是“学术界的自由战士”。
前者是对弗里德曼在货币学说的贡献给予最高的评价,而后者则点出了他在许多领域奋战不休的事实。这也说明,他并不是坐在象牙塔里的经济学大师,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学术斗士。
弗里德曼当然首先是当代货币学派的掌门人。他不能苟同另一位经济学大师凯恩斯所提出的、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来解决经济问题的凯恩斯理论。尤其是他认为,凯恩斯理论根本不能有效的解决通货膨胀。他研究自1867至1960年这百年的美国货币史,提出通过控制货币供应来解决通膨问题的理论。
他延续自由派经济学的传统,相信市场的价格功能,推崇绝对的经济自由,反对政府的干预,认为企业本身的效率和企业之间的竞争行为,能够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让消费者受惠更大。他的经济主张,在1980年代影响了三位美国总统和撒切尔夫人的经济政策,而他的货币供应理论,也成为美国联邦储备局的重要决策基础。
但作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他所扮演的角色远不止于此。他毕生都在倡导人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他的名著《自由选择》,便在于鼓吹这套理论。他相信,只有经济自由,才有政治自由可言。
他将他的理论引申到兵员制度。在越战期间,他提出了反对征兵制的论调,呼吁政府转而采用志愿兵制。他的理由是,征兵制无形中是向青年征税,强制他们放弃外间较为丰厚的薪水,接受微薄的军俸,这基本上并不合乎自由经济的原则。他的目的,在于强调年轻人应有选择当兵与否的自由。经过他的努力,美国政府终于在1973年废除征兵制。因此,许多美国人都应该感谢他的仗义执言。
同新加坡的渊源
在1980年,当时的副总理兼金融管理局主席吴庆瑞博士曾经邀请弗里德曼到新加坡演讲,以及向新加坡政府提建议。在一个座谈会上,吴庆瑞向他提问。
首先,吴庆瑞问他,既然官方经营的企业总是效益不彰,为什么新加坡政府的旗舰企业新加坡航空公司会取得那么高的绩效呢?弗里德曼当时的问答是,那是一个例外。他的解释是,在一个像新加坡那样的新兴国家,由于拥有一群任劳任怨的开国元勋,所以能够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效率,让新航成为出类拔萃的航空公司。不过,长远而言,政府行为仍然无法超越私人企业的效率。他并没有承认他的理论在新加坡失效,而是认为长远而言他是正确的。
谈到因应通货膨胀问题时,弗里德曼认为只有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一途。对他来说,过剩的货币供应,便是通胀的根源。但是吴庆瑞却指出,新加坡在控制通胀时,根本不看货币供应,此言一出,真是语惊四座,因为这几乎是挑战货币权威。
吴庆瑞的说法是,新加坡对付通胀的方法是控制汇率。这主要是因为新加坡的出口中,进口的原材料占了很大的比率,所以只要将新元汇率调升,便能将通胀拒于门外。
这两点正好说明,并不是所有的教科书都能够提供所有的经济答案,对于毫无天然资源、毫无腹地的新加坡而言,世界级的经济大师竟然帮不上忙。
三度到中国访问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和举世知名的经济学家,他经常受邀到各地向政府提建议。在他和妻子合著的自传中提到,他到中国的三次访问是他毕生最神奇的经历之一。
他是在1980年受到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邀请首度访华,那也是三次访华中唯一的一次官方邀请。邀请者请他就世界经济、通货膨胀、计划经济中的市场运用发表看法。他当时观察到,中国的改革进程才刚刚开始,人们对自由经济简直毫无所知,对于未来的走向更是茫然。
1988年,在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的安排下,他第二度访华,但却是三次中最重要的一次。这回他不仅看到中国中央领导人,而且由于访问范围较大,所以能对中国有更深入的观察。但更重要的是,他得以更清楚地将他的观点向政府决策人和学术界表达。
到1993年他第三度访华时,他所看到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摆脱之前反复不定的状态,走向快速发展的阶段。他到北京、上海、成都和重庆等地考察,私营企业的发展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让他感到遗憾的却是,中国政府开始强调日本和韩国式的经济控制。
在三次访华中,他亲身见证中国如何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也本着自由派经济学家的立场,尽量向有关的领导人、官员、商家建言。他的观点对许多人来说正是醍醐灌顶,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中国能够在短短20余年间取得惊天动地的发展,弗里德曼的建议以及他一贯秉持的自由经济理论,应该说功劳不小。
弗里德曼的一句名言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他是要告诉人家,凡事都有个代价。而他毕生宏扬最力的一个理念则是“阁下有选择的自由”。奇怪的是,当政府提出公共政策时,最喜欢强调的是前一句话,下一句话通常按下不表。
● 郑英豪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Friday, November 17, 2006
Wednesday, November 08, 2006
兔死
曾探讨成语“兔死狐悲”来源,发现典故源头竟是“狐死兔泣”,狐兔身份对换,不论强者或弱势,都为对方的不幸而悲泣,颇堪玩味。
成语出自《宋史·李全传》,原文为:“狐死兔泣,李氏灭,夏氏宁独存?”南宋时,北方金国统治的山东沦陷区,农民杨安儿、李全等因不满异族统治,组织红袄军起义抗金。后来,杨安儿牺牲,其妹杨妙真和李全结为夫妻,两军合一,声势大震。李全驻扎楚州,想割据一方称王,南宋朝廷派原属红袄军的太尉夏全前去剿灭。杨妙真对夏全说:“狐死兔泣,你我本是一样的人,李全灭亡了,你夏全难道能独自存在吗?”
杨妙真的意思是说,狐狸死了,兔子也会悲伤哭泣,劝夏全高抬贵手,不要和起义军过不去。夏全听后果然同意,避免了一场血腥相残。
“狐兔”并用显然不是注重它们的“同类”属性,而是突出他们共同面临的“命运”。因为无论他们是敌人也好,朋友也好,都难免被猎人捉获的命运,对方遭难,下一个就是自己了。这样的残酷事实让幸存者悲伤不已。
我们生活在一个奉行丛林哲学的新石器时代,即所谓的“赢家通吃社会”,弱势族群苦苦挣扎于有限资源与空间,在繁华盛世里一再上演着“路有冻死骨”的时代悲剧。精英眼中,失败者就注定任人践踏,他们不会为兔子的死亡悲泣,只傲慢地昂着头冷峭讥笑。
精英的傲慢并非与生俱来,家庭小环境孕育他,社会大环境纵容他,只要能成功,各种桂冠竞相套在头上。弱者既然是输家,按照游戏规则任人宰割,在物化的天堂里睁着空洞无助的眼睛。
前日观看某机构制作的2015年新加坡愿景宣传片,十年后科技发展令人瞠目结舌,片中描述一名小学生以纸张型多功能电脑到动物园做专题学习,母亲则以微型通讯器材联系德士师傅接送孩子;而德士师傅阅读的电子报纸,不仅新闻随时更新,也接收顾客召唤。孩子回到家,以电子晶片营造三维立体空间,为母亲庆贺生日。
影片结束,全场高级知识分子缄默无声,良久听见有人叹道:“这是为哪些人打造的世界?谁来关心基本吃饭问题?怎样使卧轨轻生惨剧不再重演?”他的声音很轻,旁人都听不见,主讲者则沉醉在美丽虚拟愿景里,更不会也不愿聆听书生们不合时宜的叹息。
政论家南方朔总结联合国《2005年世界社会情势报告》:“目前已发展国家的10亿人口已拥有全球财富百分之八十,另外的百分之二十则由其他国家的50亿人口分配。另外,全球百分之八十六的消费活动集中在最富裕的五分之一的人口里。……穷国至今仍有28亿人过着每天不到2美元的日子,全球仍有10亿文盲;有8亿4000万人营养不足,由于营养不足而活不到5岁的每年高达600万人。全球劳工也有四分之一每天赚不到一美元。他们早已有了另一个新的称呼,叫做‘可以用后即丢的人’(The disposable people)。”
新知识型经济时代,掌握知识与资讯者迅速致富,他们发展更加精细更加尖端的知识与科技,拉大弱势族群之间的距离,最终形成贫富之间几乎无法逾越的鸿沟。现代教育体制成功挂帅,功利当道,所培育的知识精英越来越冰冷,普遍欠缺人道悲悯。他们习惯踩踏人肉梯阶攀登高峰,担心失去的只是财富与权位而决不是道义与良知。
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孟加拉经济学者尤努斯及他创办的乡村银行,他认为企业经营不能沦为个人的金钱游戏,而应该更注意集体的、公众的福利,而这正是西方教育体制所欠缺的。他尖刻地批评说:“在当前的制度之下,一个人要非常贪婪自私才能出人头地。”
如今的狐不再为兔死而悲,它以此为鉴,冷眼斜望血染草地,转身严厉教育下一代:生生世世切勿为弱兔,要做豺狼,要当猎手。这社会让赢家通吃,垄断一切资源,而失败者确实一无所有,等同用后即丢的废品。太多现实反面教材让人心变硬变冷,让人情愿死亡也不愿落泪。
活在兔死狐不悲的年代,还有哪一句成语能软化视万物为刍狗的铁石心肠?
● 彭飞
成语出自《宋史·李全传》,原文为:“狐死兔泣,李氏灭,夏氏宁独存?”南宋时,北方金国统治的山东沦陷区,农民杨安儿、李全等因不满异族统治,组织红袄军起义抗金。后来,杨安儿牺牲,其妹杨妙真和李全结为夫妻,两军合一,声势大震。李全驻扎楚州,想割据一方称王,南宋朝廷派原属红袄军的太尉夏全前去剿灭。杨妙真对夏全说:“狐死兔泣,你我本是一样的人,李全灭亡了,你夏全难道能独自存在吗?”
杨妙真的意思是说,狐狸死了,兔子也会悲伤哭泣,劝夏全高抬贵手,不要和起义军过不去。夏全听后果然同意,避免了一场血腥相残。
“狐兔”并用显然不是注重它们的“同类”属性,而是突出他们共同面临的“命运”。因为无论他们是敌人也好,朋友也好,都难免被猎人捉获的命运,对方遭难,下一个就是自己了。这样的残酷事实让幸存者悲伤不已。
我们生活在一个奉行丛林哲学的新石器时代,即所谓的“赢家通吃社会”,弱势族群苦苦挣扎于有限资源与空间,在繁华盛世里一再上演着“路有冻死骨”的时代悲剧。精英眼中,失败者就注定任人践踏,他们不会为兔子的死亡悲泣,只傲慢地昂着头冷峭讥笑。
精英的傲慢并非与生俱来,家庭小环境孕育他,社会大环境纵容他,只要能成功,各种桂冠竞相套在头上。弱者既然是输家,按照游戏规则任人宰割,在物化的天堂里睁着空洞无助的眼睛。
前日观看某机构制作的2015年新加坡愿景宣传片,十年后科技发展令人瞠目结舌,片中描述一名小学生以纸张型多功能电脑到动物园做专题学习,母亲则以微型通讯器材联系德士师傅接送孩子;而德士师傅阅读的电子报纸,不仅新闻随时更新,也接收顾客召唤。孩子回到家,以电子晶片营造三维立体空间,为母亲庆贺生日。
影片结束,全场高级知识分子缄默无声,良久听见有人叹道:“这是为哪些人打造的世界?谁来关心基本吃饭问题?怎样使卧轨轻生惨剧不再重演?”他的声音很轻,旁人都听不见,主讲者则沉醉在美丽虚拟愿景里,更不会也不愿聆听书生们不合时宜的叹息。
政论家南方朔总结联合国《2005年世界社会情势报告》:“目前已发展国家的10亿人口已拥有全球财富百分之八十,另外的百分之二十则由其他国家的50亿人口分配。另外,全球百分之八十六的消费活动集中在最富裕的五分之一的人口里。……穷国至今仍有28亿人过着每天不到2美元的日子,全球仍有10亿文盲;有8亿4000万人营养不足,由于营养不足而活不到5岁的每年高达600万人。全球劳工也有四分之一每天赚不到一美元。他们早已有了另一个新的称呼,叫做‘可以用后即丢的人’(The disposable people)。”
新知识型经济时代,掌握知识与资讯者迅速致富,他们发展更加精细更加尖端的知识与科技,拉大弱势族群之间的距离,最终形成贫富之间几乎无法逾越的鸿沟。现代教育体制成功挂帅,功利当道,所培育的知识精英越来越冰冷,普遍欠缺人道悲悯。他们习惯踩踏人肉梯阶攀登高峰,担心失去的只是财富与权位而决不是道义与良知。
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孟加拉经济学者尤努斯及他创办的乡村银行,他认为企业经营不能沦为个人的金钱游戏,而应该更注意集体的、公众的福利,而这正是西方教育体制所欠缺的。他尖刻地批评说:“在当前的制度之下,一个人要非常贪婪自私才能出人头地。”
如今的狐不再为兔死而悲,它以此为鉴,冷眼斜望血染草地,转身严厉教育下一代:生生世世切勿为弱兔,要做豺狼,要当猎手。这社会让赢家通吃,垄断一切资源,而失败者确实一无所有,等同用后即丢的废品。太多现实反面教材让人心变硬变冷,让人情愿死亡也不愿落泪。
活在兔死狐不悲的年代,还有哪一句成语能软化视万物为刍狗的铁石心肠?
● 彭飞
Thursday, November 02, 2006
城市的冷
亲爱的H:
这个城市的冷叫人心寒。其实城市并不适合人类居住。那天我在乘搭飞机的时候,看了一套片子,是瑞典导演的“As It Is in Heaven”,中文是不是应该译成《复制天堂》或《如同天堂》?那个影片中的小镇相当封闭,我边看电影边想像自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小镇里那种仅有一位医生、两三名教师、十几家店铺的小镇。在这种地方,开货车的司机和给人看病的医生一样重要,每个人都扮演着几乎同等的角色。你看,货车如果没载来物品,小镇断粮是不是和找不着医生治病同样严重?
在人挤人的城市,普通人仅仅只能为赚钱过活而已。尤其像我们这样的城市,小到无处可逃。在美国,你如果受不了纽约,你可以去亚特兰大;你如果受不了亚特兰大,你可以去它的郊区,甚至是去美国的中部躲起来,找一个生活节奏适合自己的地方。但在这里,你只能挺起胸膛厚着脸皮去面对,没有什么容你避开喘息的空间。
城市是为富人量身打造的,所有其他人都得为制造这个富人天堂而努力。在城市里,每个人的眼睛都盯着更豪华、更昂贵的房子,更大更舒适的汽车,佳肴更美味、设计更堂皇的餐厅,我们挤在一起,像在进行千里大迁徙的沙丁鱼,一心一意地往目的地游去。是的,那天我陪孩子看了一套纪录片,那些成群的沙丁鱼,在海洋里顺着他们与生俱来的本能,循一条原始的路线迁徙。沿路有追踪它们的各种“猛兽”,鲨鱼、海豚、海狮、水鸟,甚至鲔鱼;但那些沙丁鱼还是勇往直前。最后它们当中终归有的能够抵达目的地。它们成群结队的原因不过就为了沿途的牺牲。
或许城市也一样,总得有人牺牲。在这种竞争的环境里,人仅能为了自己生存而活,努力地去适应这个城市。久而久之,人被物化,成为城市机件中的一个小零件。那天K来电,那个疯婆子 在电话里唱了一支她起名为《小小螺丝钉》的歌。她说自己是公司里的小小螺丝钉,毫不起眼又极其重要,却也很容易被他人取代。其实又有谁是不可取代的?历史不会为谁而停止向前。
那么多的小小螺丝钉,一个个被物化的人。我们关心的只是他们能否赚足够的钱维持生活(或者这些人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贫穷人数指标?),他们来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在机件里做个不造反的小小螺丝钉。而至于他们的理想和要求……
或许这一切并不重要,反正总得有人做牺牲,更何况人那么多,比沙丁鱼还要多。
● 丹女
=================================================
我想起了那成群结队,出外寻食的蚂蚁,常忙着把食物搬回蚁穴。为了躲避自然界的侵害,三不五时再把食物和蚂蚁卵从蚁穴搬到新家。蚂蚁的宿命就是终其一生,营营役役,颠沛流离。它存在的目的仿佛只为了温饱肚子和繁殖下一代。和城市里那忙、盲、茫的人群,何其相似!不同的是,蚂蚁无从选择;城市里的人们,却不晓得他们还有选择。 [双子]
这个城市的冷叫人心寒。其实城市并不适合人类居住。那天我在乘搭飞机的时候,看了一套片子,是瑞典导演的“As It Is in Heaven”,中文是不是应该译成《复制天堂》或《如同天堂》?那个影片中的小镇相当封闭,我边看电影边想像自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小镇里那种仅有一位医生、两三名教师、十几家店铺的小镇。在这种地方,开货车的司机和给人看病的医生一样重要,每个人都扮演着几乎同等的角色。你看,货车如果没载来物品,小镇断粮是不是和找不着医生治病同样严重?
在人挤人的城市,普通人仅仅只能为赚钱过活而已。尤其像我们这样的城市,小到无处可逃。在美国,你如果受不了纽约,你可以去亚特兰大;你如果受不了亚特兰大,你可以去它的郊区,甚至是去美国的中部躲起来,找一个生活节奏适合自己的地方。但在这里,你只能挺起胸膛厚着脸皮去面对,没有什么容你避开喘息的空间。
城市是为富人量身打造的,所有其他人都得为制造这个富人天堂而努力。在城市里,每个人的眼睛都盯着更豪华、更昂贵的房子,更大更舒适的汽车,佳肴更美味、设计更堂皇的餐厅,我们挤在一起,像在进行千里大迁徙的沙丁鱼,一心一意地往目的地游去。是的,那天我陪孩子看了一套纪录片,那些成群的沙丁鱼,在海洋里顺着他们与生俱来的本能,循一条原始的路线迁徙。沿路有追踪它们的各种“猛兽”,鲨鱼、海豚、海狮、水鸟,甚至鲔鱼;但那些沙丁鱼还是勇往直前。最后它们当中终归有的能够抵达目的地。它们成群结队的原因不过就为了沿途的牺牲。
或许城市也一样,总得有人牺牲。在这种竞争的环境里,人仅能为了自己生存而活,努力地去适应这个城市。久而久之,人被物化,成为城市机件中的一个小零件。那天K来电,那个疯婆子 在电话里唱了一支她起名为《小小螺丝钉》的歌。她说自己是公司里的小小螺丝钉,毫不起眼又极其重要,却也很容易被他人取代。其实又有谁是不可取代的?历史不会为谁而停止向前。
那么多的小小螺丝钉,一个个被物化的人。我们关心的只是他们能否赚足够的钱维持生活(或者这些人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贫穷人数指标?),他们来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在机件里做个不造反的小小螺丝钉。而至于他们的理想和要求……
或许这一切并不重要,反正总得有人做牺牲,更何况人那么多,比沙丁鱼还要多。
● 丹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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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了那成群结队,出外寻食的蚂蚁,常忙着把食物搬回蚁穴。为了躲避自然界的侵害,三不五时再把食物和蚂蚁卵从蚁穴搬到新家。蚂蚁的宿命就是终其一生,营营役役,颠沛流离。它存在的目的仿佛只为了温饱肚子和繁殖下一代。和城市里那忙、盲、茫的人群,何其相似!不同的是,蚂蚁无从选择;城市里的人们,却不晓得他们还有选择。 [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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