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贫乐道，在现代人眼中颇有些不思进取的味道。在如此激烈的竞争面前，每个人都在努力发展着自己的事业，收入多少、职位高低，似乎成了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志。但越是竞争激烈，越是需要调整心态，并且调整与他人的关系。那么，在现代社会，我们应该如何为人呢？
子贡问了老师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他说：“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您能告诉我一个字，使我可以终身实践，并且永久受益吗？老师以商量的口气对他说：“其恕乎！”如果有这么个字，那大概就是“恕”字吧。什么叫“恕”呢？老师又加了八个字的解释，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你自个儿不想干的事，你就不要强迫别人干。人一辈子做到这一点就够了。
什么叫“半部《论语》治天下”？有时候学一个字两个字，就够用一辈子了。这才是真正的圣人，他不会让你记住那么多，有时候记住一个字就够了。
孔子的学生曾子也曾经说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说我老师这一辈子学问的精华，就是“忠恕”这两个字了。简单地说，就是要做好自己，同时要想到别人。拓展一点说，“恕”字是讲你不要强人所难，不要给别人造成伤害。言外之意是假如他人给你造成了伤害，你也应该尽量宽容。
但是，真正做到宽容谈何容易。有很多时候，一个事情本来已经过去了，而我们还是老在那儿想，这么可恶的事，我怎么能原谅它呢？然后就在不断的自我咀嚼中，一次一次再受伤害。
佛家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
小和尚跟老和尚下山化缘，走到河边，见一个姑娘正发愁没法过河。老和尚对姑娘说，我把你背过去吧。于是就把姑娘背过了河。小和尚惊得瞠目结舌，又不敢问。这样又走了20里路，实在忍不住了，就问老和尚说，师父啊，我们是出家人，你怎么能背着那个姑娘过河呢？老和尚就淡淡地告诉他，你看我把她背过河就放下了，你怎么背了20里地还没放下？
这个故事的道理其实和孔夫子教给大家的一样，该放下时且放下，你宽容别人，其实是给自己留下来一片海阔天空。
所以什么叫“仁者不忧”呢？就是让你的胸怀无限大，很多事情自然就小了。
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可能遭遇失业，婚变，朋友背叛，亲人离去等等这些事情，它对你是大事还是小事，没有客观标准。
这就如同划个一寸长的口子，算大伤还是小伤？如果是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她能邪乎一星期；如果是一个粗粗拉拉的大小伙子，他可能从受伤到这个伤好，一直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的内心究竟是做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还是一个粗粗拉拉的“大小伙子”，完全可以由自己决定。
其实，《论语》告诉我们的，不仅遇事要拿得起放得下，还应该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所谓“予人玫瑰，手有余香”，给予比获取更能使我们心中充满幸福感。
《论语》的精华之一，就是告诉我们，如何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生活中的缺憾与苦难。
部分摘要：电视说论语 于丹红过易中天
● 文／佟彤
Tuesday, December 12, 2006
调整心态
“心态”这个词儿，意思就是“一种心理的状态”，是人在客观现实刺激下，内在的情绪和感受，外延而成的言行举止，它是心境的晴雨表。
心态必须时时调整，因为客观环境的转变，往往不随主观意愿，也无法控制和逆转，所以必须学会自我调整和适应。
在物质条件相对匮乏的他乡，就不要执著原先环境的优越，你若敞开胸怀，一定可以发现我们原来所没有的，或者以前有现在却失去的，在旅居之地意外找到、听到、看到、尝到，带给你无限的欣喜。因为事物大都多面性，调整用在这里，就是尽量保持正面思维，剔除负面的想法。
对个人的得与失，更加需要调整心态。
较高层次的“心态调适”，则是对人生际遇的态度，尤其是在职场上，学历、经验、能力与职位的对称，有时不尽如人意，也不成方圆，此情此景，是最能考验“心态”的时候了。
摘自调整心态
● 李永乐
心态必须时时调整，因为客观环境的转变，往往不随主观意愿，也无法控制和逆转，所以必须学会自我调整和适应。
在物质条件相对匮乏的他乡，就不要执著原先环境的优越，你若敞开胸怀，一定可以发现我们原来所没有的，或者以前有现在却失去的，在旅居之地意外找到、听到、看到、尝到，带给你无限的欣喜。因为事物大都多面性，调整用在这里，就是尽量保持正面思维，剔除负面的想法。
对个人的得与失，更加需要调整心态。
较高层次的“心态调适”，则是对人生际遇的态度，尤其是在职场上，学历、经验、能力与职位的对称，有时不尽如人意，也不成方圆，此情此景，是最能考验“心态”的时候了。
摘自调整心态
● 李永乐
Thursday, November 30, 2006
Monday, November 27, 2006
滥用科技.女士小心
图：狂徒偷拍裙底春光的技俩。
收到朋友的邮件转寄，全是女性裙底春光被偷拍的图片，说是在马来西亚拍的。背景是在书局（很像谷中城的MPH或者KLCC的Kinokuniya），超市等
唉，科技的一体两面。穿裙的女士们，要小心了。
Thursday, November 23, 2006
阁下有选择的自由
著名的货币经济学家、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教授于上周辞世，在自由经济的领域，可说少了一根重要的支柱。但基于弗里德曼并不只是一位经济学者，而且是对20世纪下半叶的社会思想、公共政策、经济策略等方面都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所以这株大树凋零，应该说是跨领域、跨学界的损失。从东欧铁幕中解放出来如今享有自由天空的人们，应该会对他感到特别怀念。
推崇经济自由
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伯克南说：“弗里德曼的思想对现代货币经济理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无法估量。在经济学家中无出其右。”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则说他是“学术界的自由战士”。
前者是对弗里德曼在货币学说的贡献给予最高的评价，而后者则点出了他在许多领域奋战不休的事实。这也说明，他并不是坐在象牙塔里的经济学大师，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学术斗士。
弗里德曼当然首先是当代货币学派的掌门人。他不能苟同另一位经济学大师凯恩斯所提出的、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来解决经济问题的凯恩斯理论。尤其是他认为，凯恩斯理论根本不能有效的解决通货膨胀。他研究自1867至1960年这百年的美国货币史，提出通过控制货币供应来解决通膨问题的理论。
他延续自由派经济学的传统，相信市场的价格功能，推崇绝对的经济自由，反对政府的干预，认为企业本身的效率和企业之间的竞争行为，能够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让消费者受惠更大。他的经济主张，在1980年代影响了三位美国总统和撒切尔夫人的经济政策，而他的货币供应理论，也成为美国联邦储备局的重要决策基础。
但作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他所扮演的角色远不止于此。他毕生都在倡导人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他的名著《自由选择》，便在于鼓吹这套理论。他相信，只有经济自由，才有政治自由可言。
他将他的理论引申到兵员制度。在越战期间，他提出了反对征兵制的论调，呼吁政府转而采用志愿兵制。他的理由是，征兵制无形中是向青年征税，强制他们放弃外间较为丰厚的薪水，接受微薄的军俸，这基本上并不合乎自由经济的原则。他的目的，在于强调年轻人应有选择当兵与否的自由。经过他的努力，美国政府终于在1973年废除征兵制。因此，许多美国人都应该感谢他的仗义执言。
同新加坡的渊源
在1980年，当时的副总理兼金融管理局主席吴庆瑞博士曾经邀请弗里德曼到新加坡演讲，以及向新加坡政府提建议。在一个座谈会上，吴庆瑞向他提问。
首先，吴庆瑞问他，既然官方经营的企业总是效益不彰，为什么新加坡政府的旗舰企业新加坡航空公司会取得那么高的绩效呢？弗里德曼当时的问答是，那是一个例外。他的解释是，在一个像新加坡那样的新兴国家，由于拥有一群任劳任怨的开国元勋，所以能够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效率，让新航成为出类拔萃的航空公司。不过，长远而言，政府行为仍然无法超越私人企业的效率。他并没有承认他的理论在新加坡失效，而是认为长远而言他是正确的。
谈到因应通货膨胀问题时，弗里德曼认为只有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一途。对他来说，过剩的货币供应，便是通胀的根源。但是吴庆瑞却指出，新加坡在控制通胀时，根本不看货币供应，此言一出，真是语惊四座，因为这几乎是挑战货币权威。
吴庆瑞的说法是，新加坡对付通胀的方法是控制汇率。这主要是因为新加坡的出口中，进口的原材料占了很大的比率，所以只要将新元汇率调升，便能将通胀拒于门外。
这两点正好说明，并不是所有的教科书都能够提供所有的经济答案，对于毫无天然资源、毫无腹地的新加坡而言，世界级的经济大师竟然帮不上忙。
三度到中国访问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和举世知名的经济学家，他经常受邀到各地向政府提建议。在他和妻子合著的自传中提到，他到中国的三次访问是他毕生最神奇的经历之一。
他是在1980年受到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邀请首度访华，那也是三次访华中唯一的一次官方邀请。邀请者请他就世界经济、通货膨胀、计划经济中的市场运用发表看法。他当时观察到，中国的改革进程才刚刚开始，人们对自由经济简直毫无所知，对于未来的走向更是茫然。
1988年，在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的安排下，他第二度访华，但却是三次中最重要的一次。这回他不仅看到中国中央领导人，而且由于访问范围较大，所以能对中国有更深入的观察。但更重要的是，他得以更清楚地将他的观点向政府决策人和学术界表达。
到1993年他第三度访华时，他所看到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摆脱之前反复不定的状态，走向快速发展的阶段。他到北京、上海、成都和重庆等地考察，私营企业的发展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让他感到遗憾的却是，中国政府开始强调日本和韩国式的经济控制。
在三次访华中，他亲身见证中国如何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也本着自由派经济学家的立场，尽量向有关的领导人、官员、商家建言。他的观点对许多人来说正是醍醐灌顶，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中国能够在短短20余年间取得惊天动地的发展，弗里德曼的建议以及他一贯秉持的自由经济理论，应该说功劳不小。
弗里德曼的一句名言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他是要告诉人家，凡事都有个代价。而他毕生宏扬最力的一个理念则是“阁下有选择的自由”。奇怪的是，当政府提出公共政策时，最喜欢强调的是前一句话，下一句话通常按下不表。
● 郑英豪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Friday, November 17, 2006
Wednesday, November 08, 2006
兔死
曾探讨成语“兔死狐悲”来源，发现典故源头竟是“狐死兔泣”，狐兔身份对换，不论强者或弱势，都为对方的不幸而悲泣，颇堪玩味。
成语出自《宋史·李全传》，原文为：“狐死兔泣，李氏灭，夏氏宁独存？”南宋时，北方金国统治的山东沦陷区，农民杨安儿、李全等因不满异族统治，组织红袄军起义抗金。后来，杨安儿牺牲，其妹杨妙真和李全结为夫妻，两军合一，声势大震。李全驻扎楚州，想割据一方称王，南宋朝廷派原属红袄军的太尉夏全前去剿灭。杨妙真对夏全说：“狐死兔泣，你我本是一样的人，李全灭亡了，你夏全难道能独自存在吗？”
杨妙真的意思是说，狐狸死了，兔子也会悲伤哭泣，劝夏全高抬贵手，不要和起义军过不去。夏全听后果然同意，避免了一场血腥相残。
“狐兔”并用显然不是注重它们的“同类”属性，而是突出他们共同面临的“命运”。因为无论他们是敌人也好，朋友也好，都难免被猎人捉获的命运，对方遭难，下一个就是自己了。这样的残酷事实让幸存者悲伤不已。
我们生活在一个奉行丛林哲学的新石器时代，即所谓的“赢家通吃社会”，弱势族群苦苦挣扎于有限资源与空间，在繁华盛世里一再上演着“路有冻死骨”的时代悲剧。精英眼中，失败者就注定任人践踏，他们不会为兔子的死亡悲泣，只傲慢地昂着头冷峭讥笑。
精英的傲慢并非与生俱来，家庭小环境孕育他，社会大环境纵容他，只要能成功，各种桂冠竞相套在头上。弱者既然是输家，按照游戏规则任人宰割，在物化的天堂里睁着空洞无助的眼睛。
前日观看某机构制作的2015年新加坡愿景宣传片，十年后科技发展令人瞠目结舌，片中描述一名小学生以纸张型多功能电脑到动物园做专题学习，母亲则以微型通讯器材联系德士师傅接送孩子；而德士师傅阅读的电子报纸，不仅新闻随时更新，也接收顾客召唤。孩子回到家，以电子晶片营造三维立体空间，为母亲庆贺生日。
影片结束，全场高级知识分子缄默无声，良久听见有人叹道：“这是为哪些人打造的世界？谁来关心基本吃饭问题？怎样使卧轨轻生惨剧不再重演？”他的声音很轻，旁人都听不见，主讲者则沉醉在美丽虚拟愿景里，更不会也不愿聆听书生们不合时宜的叹息。
政论家南方朔总结联合国《2005年世界社会情势报告》：“目前已发展国家的10亿人口已拥有全球财富百分之八十，另外的百分之二十则由其他国家的50亿人口分配。另外，全球百分之八十六的消费活动集中在最富裕的五分之一的人口里。……穷国至今仍有28亿人过着每天不到2美元的日子，全球仍有10亿文盲；有8亿4000万人营养不足，由于营养不足而活不到5岁的每年高达600万人。全球劳工也有四分之一每天赚不到一美元。他们早已有了另一个新的称呼，叫做‘可以用后即丢的人’(The disposable people)。”
新知识型经济时代，掌握知识与资讯者迅速致富，他们发展更加精细更加尖端的知识与科技，拉大弱势族群之间的距离，最终形成贫富之间几乎无法逾越的鸿沟。现代教育体制成功挂帅，功利当道，所培育的知识精英越来越冰冷，普遍欠缺人道悲悯。他们习惯踩踏人肉梯阶攀登高峰，担心失去的只是财富与权位而决不是道义与良知。
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孟加拉经济学者尤努斯及他创办的乡村银行，他认为企业经营不能沦为个人的金钱游戏，而应该更注意集体的、公众的福利，而这正是西方教育体制所欠缺的。他尖刻地批评说：“在当前的制度之下，一个人要非常贪婪自私才能出人头地。”
如今的狐不再为兔死而悲，它以此为鉴，冷眼斜望血染草地，转身严厉教育下一代：生生世世切勿为弱兔，要做豺狼，要当猎手。这社会让赢家通吃，垄断一切资源，而失败者确实一无所有，等同用后即丢的废品。太多现实反面教材让人心变硬变冷，让人情愿死亡也不愿落泪。
活在兔死狐不悲的年代，还有哪一句成语能软化视万物为刍狗的铁石心肠？
● 彭飞
成语出自《宋史·李全传》，原文为：“狐死兔泣，李氏灭，夏氏宁独存？”南宋时，北方金国统治的山东沦陷区，农民杨安儿、李全等因不满异族统治，组织红袄军起义抗金。后来，杨安儿牺牲，其妹杨妙真和李全结为夫妻，两军合一，声势大震。李全驻扎楚州，想割据一方称王，南宋朝廷派原属红袄军的太尉夏全前去剿灭。杨妙真对夏全说：“狐死兔泣，你我本是一样的人，李全灭亡了，你夏全难道能独自存在吗？”
杨妙真的意思是说，狐狸死了，兔子也会悲伤哭泣，劝夏全高抬贵手，不要和起义军过不去。夏全听后果然同意，避免了一场血腥相残。
“狐兔”并用显然不是注重它们的“同类”属性，而是突出他们共同面临的“命运”。因为无论他们是敌人也好，朋友也好，都难免被猎人捉获的命运，对方遭难，下一个就是自己了。这样的残酷事实让幸存者悲伤不已。
我们生活在一个奉行丛林哲学的新石器时代，即所谓的“赢家通吃社会”，弱势族群苦苦挣扎于有限资源与空间，在繁华盛世里一再上演着“路有冻死骨”的时代悲剧。精英眼中，失败者就注定任人践踏，他们不会为兔子的死亡悲泣，只傲慢地昂着头冷峭讥笑。
精英的傲慢并非与生俱来，家庭小环境孕育他，社会大环境纵容他，只要能成功，各种桂冠竞相套在头上。弱者既然是输家，按照游戏规则任人宰割，在物化的天堂里睁着空洞无助的眼睛。
前日观看某机构制作的2015年新加坡愿景宣传片，十年后科技发展令人瞠目结舌，片中描述一名小学生以纸张型多功能电脑到动物园做专题学习，母亲则以微型通讯器材联系德士师傅接送孩子；而德士师傅阅读的电子报纸，不仅新闻随时更新，也接收顾客召唤。孩子回到家，以电子晶片营造三维立体空间，为母亲庆贺生日。
影片结束，全场高级知识分子缄默无声，良久听见有人叹道：“这是为哪些人打造的世界？谁来关心基本吃饭问题？怎样使卧轨轻生惨剧不再重演？”他的声音很轻，旁人都听不见，主讲者则沉醉在美丽虚拟愿景里，更不会也不愿聆听书生们不合时宜的叹息。
政论家南方朔总结联合国《2005年世界社会情势报告》：“目前已发展国家的10亿人口已拥有全球财富百分之八十，另外的百分之二十则由其他国家的50亿人口分配。另外，全球百分之八十六的消费活动集中在最富裕的五分之一的人口里。……穷国至今仍有28亿人过着每天不到2美元的日子，全球仍有10亿文盲；有8亿4000万人营养不足，由于营养不足而活不到5岁的每年高达600万人。全球劳工也有四分之一每天赚不到一美元。他们早已有了另一个新的称呼，叫做‘可以用后即丢的人’(The disposable people)。”
新知识型经济时代，掌握知识与资讯者迅速致富，他们发展更加精细更加尖端的知识与科技，拉大弱势族群之间的距离，最终形成贫富之间几乎无法逾越的鸿沟。现代教育体制成功挂帅，功利当道，所培育的知识精英越来越冰冷，普遍欠缺人道悲悯。他们习惯踩踏人肉梯阶攀登高峰，担心失去的只是财富与权位而决不是道义与良知。
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孟加拉经济学者尤努斯及他创办的乡村银行，他认为企业经营不能沦为个人的金钱游戏，而应该更注意集体的、公众的福利，而这正是西方教育体制所欠缺的。他尖刻地批评说：“在当前的制度之下，一个人要非常贪婪自私才能出人头地。”
如今的狐不再为兔死而悲，它以此为鉴，冷眼斜望血染草地，转身严厉教育下一代：生生世世切勿为弱兔，要做豺狼，要当猎手。这社会让赢家通吃，垄断一切资源，而失败者确实一无所有，等同用后即丢的废品。太多现实反面教材让人心变硬变冷，让人情愿死亡也不愿落泪。
活在兔死狐不悲的年代，还有哪一句成语能软化视万物为刍狗的铁石心肠？
● 彭飞
Thursday, November 02, 2006
城市的冷
亲爱的H：
这个城市的冷叫人心寒。其实城市并不适合人类居住。那天我在乘搭飞机的时候，看了一套片子，是瑞典导演的“As It Is in Heaven”，中文是不是应该译成《复制天堂》或《如同天堂》？那个影片中的小镇相当封闭，我边看电影边想像自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小镇里那种仅有一位医生、两三名教师、十几家店铺的小镇。在这种地方，开货车的司机和给人看病的医生一样重要，每个人都扮演着几乎同等的角色。你看，货车如果没载来物品，小镇断粮是不是和找不着医生治病同样严重？
在人挤人的城市，普通人仅仅只能为赚钱过活而已。尤其像我们这样的城市，小到无处可逃。在美国，你如果受不了纽约，你可以去亚特兰大；你如果受不了亚特兰大，你可以去它的郊区，甚至是去美国的中部躲起来，找一个生活节奏适合自己的地方。但在这里，你只能挺起胸膛厚着脸皮去面对，没有什么容你避开喘息的空间。
城市是为富人量身打造的，所有其他人都得为制造这个富人天堂而努力。在城市里，每个人的眼睛都盯着更豪华、更昂贵的房子，更大更舒适的汽车，佳肴更美味、设计更堂皇的餐厅，我们挤在一起，像在进行千里大迁徙的沙丁鱼，一心一意地往目的地游去。是的，那天我陪孩子看了一套纪录片，那些成群的沙丁鱼，在海洋里顺着他们与生俱来的本能，循一条原始的路线迁徙。沿路有追踪它们的各种“猛兽”，鲨鱼、海豚、海狮、水鸟，甚至鲔鱼；但那些沙丁鱼还是勇往直前。最后它们当中终归有的能够抵达目的地。它们成群结队的原因不过就为了沿途的牺牲。
或许城市也一样，总得有人牺牲。在这种竞争的环境里，人仅能为了自己生存而活，努力地去适应这个城市。久而久之，人被物化，成为城市机件中的一个小零件。那天K来电，那个疯婆子 在电话里唱了一支她起名为《小小螺丝钉》的歌。她说自己是公司里的小小螺丝钉，毫不起眼又极其重要，却也很容易被他人取代。其实又有谁是不可取代的？历史不会为谁而停止向前。
那么多的小小螺丝钉，一个个被物化的人。我们关心的只是他们能否赚足够的钱维持生活（或者这些人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贫穷人数指标？），他们来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在机件里做个不造反的小小螺丝钉。而至于他们的理想和要求……
或许这一切并不重要，反正总得有人做牺牲，更何况人那么多，比沙丁鱼还要多。
● 丹女
=================================================
我想起了那成群结队，出外寻食的蚂蚁，常忙着把食物搬回蚁穴。为了躲避自然界的侵害，三不五时再把食物和蚂蚁卵从蚁穴搬到新家。蚂蚁的宿命就是终其一生，营营役役，颠沛流离。它存在的目的仿佛只为了温饱肚子和繁殖下一代。和城市里那忙、盲、茫的人群，何其相似！不同的是，蚂蚁无从选择；城市里的人们，却不晓得他们还有选择。 [双子]
这个城市的冷叫人心寒。其实城市并不适合人类居住。那天我在乘搭飞机的时候，看了一套片子，是瑞典导演的“As It Is in Heaven”，中文是不是应该译成《复制天堂》或《如同天堂》？那个影片中的小镇相当封闭，我边看电影边想像自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小镇里那种仅有一位医生、两三名教师、十几家店铺的小镇。在这种地方，开货车的司机和给人看病的医生一样重要，每个人都扮演着几乎同等的角色。你看，货车如果没载来物品，小镇断粮是不是和找不着医生治病同样严重？
在人挤人的城市，普通人仅仅只能为赚钱过活而已。尤其像我们这样的城市，小到无处可逃。在美国，你如果受不了纽约，你可以去亚特兰大；你如果受不了亚特兰大，你可以去它的郊区，甚至是去美国的中部躲起来，找一个生活节奏适合自己的地方。但在这里，你只能挺起胸膛厚着脸皮去面对，没有什么容你避开喘息的空间。
城市是为富人量身打造的，所有其他人都得为制造这个富人天堂而努力。在城市里，每个人的眼睛都盯着更豪华、更昂贵的房子，更大更舒适的汽车，佳肴更美味、设计更堂皇的餐厅，我们挤在一起，像在进行千里大迁徙的沙丁鱼，一心一意地往目的地游去。是的，那天我陪孩子看了一套纪录片，那些成群的沙丁鱼，在海洋里顺着他们与生俱来的本能，循一条原始的路线迁徙。沿路有追踪它们的各种“猛兽”，鲨鱼、海豚、海狮、水鸟，甚至鲔鱼；但那些沙丁鱼还是勇往直前。最后它们当中终归有的能够抵达目的地。它们成群结队的原因不过就为了沿途的牺牲。
或许城市也一样，总得有人牺牲。在这种竞争的环境里，人仅能为了自己生存而活，努力地去适应这个城市。久而久之，人被物化，成为城市机件中的一个小零件。那天K来电，那个疯婆子 在电话里唱了一支她起名为《小小螺丝钉》的歌。她说自己是公司里的小小螺丝钉，毫不起眼又极其重要，却也很容易被他人取代。其实又有谁是不可取代的？历史不会为谁而停止向前。
那么多的小小螺丝钉，一个个被物化的人。我们关心的只是他们能否赚足够的钱维持生活（或者这些人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贫穷人数指标？），他们来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在机件里做个不造反的小小螺丝钉。而至于他们的理想和要求……
或许这一切并不重要，反正总得有人做牺牲，更何况人那么多，比沙丁鱼还要多。
● 丹女
=================================================
我想起了那成群结队，出外寻食的蚂蚁，常忙着把食物搬回蚁穴。为了躲避自然界的侵害，三不五时再把食物和蚂蚁卵从蚁穴搬到新家。蚂蚁的宿命就是终其一生，营营役役，颠沛流离。它存在的目的仿佛只为了温饱肚子和繁殖下一代。和城市里那忙、盲、茫的人群，何其相似！不同的是，蚂蚁无从选择；城市里的人们，却不晓得他们还有选择。 [双子]
Thursday, October 26, 2006
三十七的悟
37岁的Ｇ是我们大家眼中成功的律师。他大学法律系毕业，成绩优秀。毕业以后不久就受邀加入某律师行的股东行列。我们以为Ｇ的一生便是如此一帆风顺、平步青云。我们羡慕他很早地在人生的道路上确定自己事业发展的方向，可以比许多当年的大学同窗，更早开始他的冲刺，跑在前头。然而最近，Ｗ却收到Ｇ的来电，他说他想换工作，放弃律师行业相对优厚的薪金，另谋发展。他想成为一名外交官。
如果你年近40才发现花费了十几年追求的事业和生活，统统都不是你要的，那该怎么办？20岁的时候，我们对生活有不同的要求。那些精力旺盛且刚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好胜的我们只想比周围的朋友更快的升职加薪，更快的证明自己的实力。我们追求那些人人羡慕的行业及头衔。在物质挂帅的城市里，我们追求人人向往的汽车加公寓的，标榜某种层次与阶级的生活。
我们在这种追求中浮沉了十几年。终于有一天，我想这是和岁月的痕迹和提醒不无关系的，我们发现自己居然长出了第一根白发，眼角开始出现皱纹，男人开始秃头。终于有一天，我们听到某某朋友的父亲抑或是母亲，患上了不治之症。我们从参加彼此的婚礼，开始参加第一次某某朋友父亲或是母亲的丧礼。终于有一天，我们发现熬夜不再轻而易举，腰背开始出现莫名其妙的酸痛，朋友之间有人开始透露患有高胆固醇等等的慢性病。
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当中某些人会骤然发现，生命已经过去不少日子，眼前容许你追求理想的日子也不多了。像Ｇ，他在探索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再也不愿意每天花十几个小时处理离婚案、遗产纠纷和房屋贷款。他突然觉得这样的生活是毫无意义的。
对于Ｇ这样的“悟”，我们既替他感到高兴，又替他感到难过。高兴的是他仍有追求理想的勇气和信心，难过的是倘若他一辈子都执迷不悟，那不是省却许多麻烦吗？第一次接到Ｇ的电话，我们企图阻止他。我们告诉他有关这新工作的种种不是：你将不再是自己的老板，你将进入一个你从没接触过的体制，你将从头开始，你的薪水和现在相比将少得可怜，你的头衔将比你同辈的朋友们都来得低……
迟来的悟自然有它的代价。但那样的代价，比较起放弃追求、放弃个人的代价，谁敢说那个更重，那个更可怖呢？
● 丹女
如果你年近40才发现花费了十几年追求的事业和生活，统统都不是你要的，那该怎么办？20岁的时候，我们对生活有不同的要求。那些精力旺盛且刚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好胜的我们只想比周围的朋友更快的升职加薪，更快的证明自己的实力。我们追求那些人人羡慕的行业及头衔。在物质挂帅的城市里，我们追求人人向往的汽车加公寓的，标榜某种层次与阶级的生活。
我们在这种追求中浮沉了十几年。终于有一天，我想这是和岁月的痕迹和提醒不无关系的，我们发现自己居然长出了第一根白发，眼角开始出现皱纹，男人开始秃头。终于有一天，我们听到某某朋友的父亲抑或是母亲，患上了不治之症。我们从参加彼此的婚礼，开始参加第一次某某朋友父亲或是母亲的丧礼。终于有一天，我们发现熬夜不再轻而易举，腰背开始出现莫名其妙的酸痛，朋友之间有人开始透露患有高胆固醇等等的慢性病。
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当中某些人会骤然发现，生命已经过去不少日子，眼前容许你追求理想的日子也不多了。像Ｇ，他在探索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再也不愿意每天花十几个小时处理离婚案、遗产纠纷和房屋贷款。他突然觉得这样的生活是毫无意义的。
对于Ｇ这样的“悟”，我们既替他感到高兴，又替他感到难过。高兴的是他仍有追求理想的勇气和信心，难过的是倘若他一辈子都执迷不悟，那不是省却许多麻烦吗？第一次接到Ｇ的电话，我们企图阻止他。我们告诉他有关这新工作的种种不是：你将不再是自己的老板，你将进入一个你从没接触过的体制，你将从头开始，你的薪水和现在相比将少得可怜，你的头衔将比你同辈的朋友们都来得低……
迟来的悟自然有它的代价。但那样的代价，比较起放弃追求、放弃个人的代价，谁敢说那个更重，那个更可怖呢？
● 丹女
Friday, October 20, 2006
Thursday, October 19, 2006
Thursday, October 12, 2006
最美的声音
大学时同寝室有一个家住哈尔滨的同学，他从不给家里打电话。问他，他说家里没有电话，写信就可以了。我们有些奇怪：他家住大城市，生活条件也不错，家里怎么不安电话呢？
那次暑假回来后，他每天晚上都躲在被窝里听一盘从家里带来的磁带，有几次还哭出了声，我们提出借他的磁带听一听，他说什么也不肯，有一次趁他不在，我们从他枕头下翻出了那盘磁带，放在录音机里听，好久也没听到声音。我们很纳闷儿：他每天晚上听这盘空白带干什么呢？
快毕业时，他才告诉我们原因。原来他父母都是聋哑人，为了生活，他们吃尽了苦也受尽了别人的白眼冷遇，为了他能好好上学读书，父母的心都放在他身上，给他创造最好的条件，从不让他受一点委屈。后来日子好过了，他却要离开父母去远方上大学，他说：“我时常想念家中的爸爸妈妈，是他们用无言的爱塑造了我的今天。那次暑假回家，我录下了他们呼吸的声音，每天晚上听着，感觉父母好像在身边一样。”
我们的心灵被深深震撼了，亲情是世界上最灿烂的阳光。无论我们走出多远，飞得多高，父母的目光都在我们的背后，我们永远是他们心中最最牵挂的孩子。大爱无言，而那分无言的爱，就是人世间最美的声音。
- 作者：包利民 文章来源：网络
那次暑假回来后，他每天晚上都躲在被窝里听一盘从家里带来的磁带，有几次还哭出了声，我们提出借他的磁带听一听，他说什么也不肯，有一次趁他不在，我们从他枕头下翻出了那盘磁带，放在录音机里听，好久也没听到声音。我们很纳闷儿：他每天晚上听这盘空白带干什么呢？
快毕业时，他才告诉我们原因。原来他父母都是聋哑人，为了生活，他们吃尽了苦也受尽了别人的白眼冷遇，为了他能好好上学读书，父母的心都放在他身上，给他创造最好的条件，从不让他受一点委屈。后来日子好过了，他却要离开父母去远方上大学，他说：“我时常想念家中的爸爸妈妈，是他们用无言的爱塑造了我的今天。那次暑假回家，我录下了他们呼吸的声音，每天晚上听着，感觉父母好像在身边一样。”
我们的心灵被深深震撼了，亲情是世界上最灿烂的阳光。无论我们走出多远，飞得多高，父母的目光都在我们的背后，我们永远是他们心中最最牵挂的孩子。大爱无言，而那分无言的爱，就是人世间最美的声音。
- 作者：包利民 文章来源：网络
Tuesday, October 10, 2006
积极不干预
「积极不干预」到底是什么？原词却不是英文，是法语Laissez-faire。这句法文进了英语词汇，因为英文也很难道尽其中的神妙，法文的词汇，如Laissez-faire，译成英文，叫做Let go或Let pass，但英文的意思比较粗糙，Laissez-faire不止是普通的Let go，而是在冷眼看着面前的一条河的波浪，袖手而流露出一丝宽慰的微笑，这一点点附加的味道，英文说不出其中的深婉和温柔。
英文里的感性盲点，搔不着痒处的，让欧洲语文来补充。例如电影《擒凶记》的主题曲，桃丽丝黛唱，叫做Que Sera Sera，西班牙文原文入词，虽然英文可以译为Whatever will be, will be，但英文原句发音噜苏，Que Sera, Sera，比英文多一分潇洒，闻其音如见其容，像看见一个小女孩在阳光下的公园里荡秋千，一高一低，她高高飞扬的裙裾和马尾辫子：「当我还小时，我问母亲，我长大了会怎样？我会美丽吗？我会很有钱吗？母亲这样告诉我：Que Sera, Sera，将来怎样，且由他吧，我们看不见将来，将来怎样，且由他吧。」歌词很浅白，哲学很深奥，没有了西班牙文的原文，就没有了这首歌。
Que Sera Sera跟Laissez-faire一样伟大，不但得到一九五六年奥斯卡最佳主题曲，费城一支摇滚乐队，还起了一样的名字。美国海军的一架勘探飞机，一九五六年向南极出发，飞机的名字就叫做「Que Sera Sera号」，机上七名队员，飞机后来失事，折翼受伤，今天摆放在佛罗里达州一家博物馆。
今年世界杯，德国队准决赛时射十二码，德国的球迷很紧张，为了给国家队打气，也为了万一输掉给自己解嘲安慰，球迷在观众席上唱起了这支歌。
Que Sera Sera，是比Laissez-faire更通俗的字眼，令人想起一九五六年：希治阁、冷战、匈牙利事件。要解释，可要写一篇论文：这是世上一切懒人不思进取的借口，一切命运早有安排，人的意志是很渺小的，我们完全不必担忧将来，在哲学上，这种思想叫做「决定主义」（Determinism），是十七世纪德国哲学家莱比尼兹（Gottfried Leibniz）提出的，他认为，宇宙间有一股力量决定了万物的荣枯，不以我们的判断和希望而改变。德国球迷在世界杯唱了这支歌，是向自己的哲学宗师致敬。比起中国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之粗俗，Que Sera Sera，闪动着人世间至神极秘的大美。谁须要解释呢？听一遍桃丽丝黛吧，她最权威。
●《苹果日报》陶杰 2006-09-27 黄金冒险号 Que Sera Sera
英文里的感性盲点，搔不着痒处的，让欧洲语文来补充。例如电影《擒凶记》的主题曲，桃丽丝黛唱，叫做Que Sera Sera，西班牙文原文入词，虽然英文可以译为Whatever will be, will be，但英文原句发音噜苏，Que Sera, Sera，比英文多一分潇洒，闻其音如见其容，像看见一个小女孩在阳光下的公园里荡秋千，一高一低，她高高飞扬的裙裾和马尾辫子：「当我还小时，我问母亲，我长大了会怎样？我会美丽吗？我会很有钱吗？母亲这样告诉我：Que Sera, Sera，将来怎样，且由他吧，我们看不见将来，将来怎样，且由他吧。」歌词很浅白，哲学很深奥，没有了西班牙文的原文，就没有了这首歌。
Que Sera Sera跟Laissez-faire一样伟大，不但得到一九五六年奥斯卡最佳主题曲，费城一支摇滚乐队，还起了一样的名字。美国海军的一架勘探飞机，一九五六年向南极出发，飞机的名字就叫做「Que Sera Sera号」，机上七名队员，飞机后来失事，折翼受伤，今天摆放在佛罗里达州一家博物馆。
今年世界杯，德国队准决赛时射十二码，德国的球迷很紧张，为了给国家队打气，也为了万一输掉给自己解嘲安慰，球迷在观众席上唱起了这支歌。
Que Sera Sera，是比Laissez-faire更通俗的字眼，令人想起一九五六年：希治阁、冷战、匈牙利事件。要解释，可要写一篇论文：这是世上一切懒人不思进取的借口，一切命运早有安排，人的意志是很渺小的，我们完全不必担忧将来，在哲学上，这种思想叫做「决定主义」（Determinism），是十七世纪德国哲学家莱比尼兹（Gottfried Leibniz）提出的，他认为，宇宙间有一股力量决定了万物的荣枯，不以我们的判断和希望而改变。德国球迷在世界杯唱了这支歌，是向自己的哲学宗师致敬。比起中国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之粗俗，Que Sera Sera，闪动着人世间至神极秘的大美。谁须要解释呢？听一遍桃丽丝黛吧，她最权威。
●《苹果日报》陶杰 2006-09-27 黄金冒险号 Que Sera Sera
生命必死
人老了，必定会走到生与死的临界，这条路不能逃避，不如坦然面对。多吃一口饭，多烧一炷香，生命大棋盘上即使已身陷重围，仍然坚决落子。
人生总有许多无法操控环节，就如路上一块巨石堵道，骂它踢它，于事无补；不如跨越它，绕开它，以另一种超脱态度上路，继续生活。
《相约星期二》里,莫里教授身患绝症，感受生命从体内一寸寸地消失，他眷恋生命，但不做无谓抗争，平静地同生活讲和。莫里认为衰老和死亡是一种自然法则，像花开花谢，像月儿阴晴圆缺，有让人畅意的顺风高速大道，也有故障而误点的列车。
接受生命的可知与未知，坦途也罢，荆途也罢，总以一颗平静与宽容的平常心过日子。视生死如路的两端，信步来去，人生再大的磨难不过轻风拂面。
索甲仁波切在所著《西藏生死书》中指出，癌症等疾病其实是一种警讯，提醒我们生命中一直忽略的深层部分，比如精神的需要。如果我们能够认真看待这个警讯，全盘改变生命的方向，不仅能治疗我们的身心，甚至整个生命。书中引述一位医师的患癌日记：“我必须感谢癌症，让我有一些从未有过的经验。了解生命必死之后，让我变得谦卑，使我认识到自己惊人的心理力量，也重新发现自己，因为我必须在人生跑道停下来，重新衡量，然后再前进。”
我们的传统教育强调人定胜天，鼓励与自然抗争，并以征服自然为人生目标。许多人一辈子都在人生跑道上盲目冲刺，更多人则在实利与琐事的精密计算中，耗尽一生最美好时光。我们一生中最珍贵的东西其实就在身边，就在心灵方寸之间，但往往得经历病痛与绝望的洗礼，才能彻悟自己迷失了多久，迷途有多远。
人生难免缺憾，皓月当头，哲人看到的却是“此事古难全”，慨叹无常。圆满固应举杯庆贺，缺失也应坦然从容，从中上一堂人生课，找到智慧，找到自己，不带任何遗憾离开。
摘录:圆缺
● 彭飞
人生总有许多无法操控环节，就如路上一块巨石堵道，骂它踢它，于事无补；不如跨越它，绕开它，以另一种超脱态度上路，继续生活。
《相约星期二》里,莫里教授身患绝症，感受生命从体内一寸寸地消失，他眷恋生命，但不做无谓抗争，平静地同生活讲和。莫里认为衰老和死亡是一种自然法则，像花开花谢，像月儿阴晴圆缺，有让人畅意的顺风高速大道，也有故障而误点的列车。
接受生命的可知与未知，坦途也罢，荆途也罢，总以一颗平静与宽容的平常心过日子。视生死如路的两端，信步来去，人生再大的磨难不过轻风拂面。
索甲仁波切在所著《西藏生死书》中指出，癌症等疾病其实是一种警讯，提醒我们生命中一直忽略的深层部分，比如精神的需要。如果我们能够认真看待这个警讯，全盘改变生命的方向，不仅能治疗我们的身心，甚至整个生命。书中引述一位医师的患癌日记：“我必须感谢癌症，让我有一些从未有过的经验。了解生命必死之后，让我变得谦卑，使我认识到自己惊人的心理力量，也重新发现自己，因为我必须在人生跑道停下来，重新衡量，然后再前进。”
我们的传统教育强调人定胜天，鼓励与自然抗争，并以征服自然为人生目标。许多人一辈子都在人生跑道上盲目冲刺，更多人则在实利与琐事的精密计算中，耗尽一生最美好时光。我们一生中最珍贵的东西其实就在身边，就在心灵方寸之间，但往往得经历病痛与绝望的洗礼，才能彻悟自己迷失了多久，迷途有多远。
人生难免缺憾，皓月当头，哲人看到的却是“此事古难全”，慨叹无常。圆满固应举杯庆贺，缺失也应坦然从容，从中上一堂人生课，找到智慧，找到自己，不带任何遗憾离开。
摘录:圆缺
● 彭飞
Thursday, September 28, 2006
印尼在进步，为何马来西亚固步自封？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最近批评马来西亚政府使华人边缘化，引起新马方面新一轮的争论，而马来西亚最大执政党巫统，对李光耀的言论尤其恼火，因为李光耀所点出的事实，他们根本无从以逻辑以及事实加以驳斥。
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三国中，本来印尼华人最受歧视，而新加坡最坚持种族平等，马来西亚介乎两者之间。新加坡虽然没有天然资源，但已经成为第一世界的一员，印尼就空有天然资源，但长期一穷二白，马来西亚也是介乎两者之间。
但印尼经济长期一穷二白，以及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已经逐步放弃了歧视华人的政策，今年印尼废除了1958年第62号政令，通过新的印尼国籍法，将印尼出生的华人，也定义为原住民的一员，彻底在法律框架上，废除对华人的歧视，让华人成为主流社会的重要成员，更对马来西亚不无启示。
边缘化政策养了什么人？
本来马来西亚要实行扶助马来人的政策，背后有一定道理。当社会出现以种族为区隔的贫富悬殊时，政府确实要做点事，让不同种族有平等机会参与竞争，从而使社会稳定和谐。问题是，这些政策只能短期实施，必须有一个时限，否则这只是被滥用了的Subutex，本来是用来协助瘾君子戒毒的药物，但结果越用越上瘾，最后不能自拔。当出现这种情况，那政府就要不让他们继续用戒毒药，使用其他手段去治疗问题。
现时马来人作为全马来西亚最大的族群，最大危机并非他们缺乏机会，机会俯拾皆是，而是他们因为不用去面对竞争，缺乏磨炼，因此也缺乏了回应全球化的能力，一如长期依赖社会救济金的失业人士，最终失去了就业的竞争力一样。试想想，当马来西亚大部分国民都出现这种状况，这将是何等糟糕的事？
当然，一如苏哈多时代也有华人能够与当权者友好一样，马来西亚也有华人担任内阁部长，马华公会也是执政国阵的一员，不过，这群人不敢为华人仗义执言，因为马来人优先政策事实上也是朋党资本主义的温床，这些华人的政治地位是某些人施予，而不是为华人争取平等权利而得到，对于政策的不公，他们便会选择“无言以对”。
撕裂国家还是团结国家？
另一方面，把国民按种族分别对待的政策，事实上也撕裂了国家。印尼便是好例子，以往国籍法歧视华人，就连华人的羽毛球好手，为印尼争光，都须先解决护照问题，这还未计入种族之间的长期隔膜，以及不少华裔精英因失望而移居新加坡和澳洲。情况显而易见，国家被撕裂了，而被撕裂了的国家缺乏向心力，就更谈不上竞争力。
现在印尼当权的人，不论军人还是政界人士，都是一群比较为国家发展着想的人，所以印尼经过长时间的波折后，最终痛定思痛，废除歧视性的法规，让各种族携手建设国家。因此，现在，在香港你可以见到居港印尼华人，协助引入印尼佣人，以及把印尼文化带到香港，为印尼作出经济、文化贡献，有些居港老一辈印尼华人，还很渴望回到印尼落叶归根，但你不会看到居港马来西亚华人主动为马来西亚作出贡献。
李光耀曾经为马来西亚独立事业以及统一奋斗，他对马来西亚的批评只是善意提醒。事实上，世界已经在变，种族歧视已经没有市场，南非和印尼都要告别种族歧视来重建国家，如果马来西亚仍然执迷不悟，在不久的将来，马来西亚人便要因此付出沉重代价。
电影《无间道》有一句很经典的粤语对白：“出得黎行，预左要还。”（意指要走歪路，就得准备最终自食恶果。）还请马来西亚的当权者思量再三。
● 黄世泽 ·作者是香港时事评论员，英籍印尼人。
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三国中，本来印尼华人最受歧视，而新加坡最坚持种族平等，马来西亚介乎两者之间。新加坡虽然没有天然资源，但已经成为第一世界的一员，印尼就空有天然资源，但长期一穷二白，马来西亚也是介乎两者之间。
但印尼经济长期一穷二白，以及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已经逐步放弃了歧视华人的政策，今年印尼废除了1958年第62号政令，通过新的印尼国籍法，将印尼出生的华人，也定义为原住民的一员，彻底在法律框架上，废除对华人的歧视，让华人成为主流社会的重要成员，更对马来西亚不无启示。
边缘化政策养了什么人？
本来马来西亚要实行扶助马来人的政策，背后有一定道理。当社会出现以种族为区隔的贫富悬殊时，政府确实要做点事，让不同种族有平等机会参与竞争，从而使社会稳定和谐。问题是，这些政策只能短期实施，必须有一个时限，否则这只是被滥用了的Subutex，本来是用来协助瘾君子戒毒的药物，但结果越用越上瘾，最后不能自拔。当出现这种情况，那政府就要不让他们继续用戒毒药，使用其他手段去治疗问题。
现时马来人作为全马来西亚最大的族群，最大危机并非他们缺乏机会，机会俯拾皆是，而是他们因为不用去面对竞争，缺乏磨炼，因此也缺乏了回应全球化的能力，一如长期依赖社会救济金的失业人士，最终失去了就业的竞争力一样。试想想，当马来西亚大部分国民都出现这种状况，这将是何等糟糕的事？
当然，一如苏哈多时代也有华人能够与当权者友好一样，马来西亚也有华人担任内阁部长，马华公会也是执政国阵的一员，不过，这群人不敢为华人仗义执言，因为马来人优先政策事实上也是朋党资本主义的温床，这些华人的政治地位是某些人施予，而不是为华人争取平等权利而得到，对于政策的不公，他们便会选择“无言以对”。
撕裂国家还是团结国家？
另一方面，把国民按种族分别对待的政策，事实上也撕裂了国家。印尼便是好例子，以往国籍法歧视华人，就连华人的羽毛球好手，为印尼争光，都须先解决护照问题，这还未计入种族之间的长期隔膜，以及不少华裔精英因失望而移居新加坡和澳洲。情况显而易见，国家被撕裂了，而被撕裂了的国家缺乏向心力，就更谈不上竞争力。
现在印尼当权的人，不论军人还是政界人士，都是一群比较为国家发展着想的人，所以印尼经过长时间的波折后，最终痛定思痛，废除歧视性的法规，让各种族携手建设国家。因此，现在，在香港你可以见到居港印尼华人，协助引入印尼佣人，以及把印尼文化带到香港，为印尼作出经济、文化贡献，有些居港老一辈印尼华人，还很渴望回到印尼落叶归根，但你不会看到居港马来西亚华人主动为马来西亚作出贡献。
李光耀曾经为马来西亚独立事业以及统一奋斗，他对马来西亚的批评只是善意提醒。事实上，世界已经在变，种族歧视已经没有市场，南非和印尼都要告别种族歧视来重建国家，如果马来西亚仍然执迷不悟，在不久的将来，马来西亚人便要因此付出沉重代价。
电影《无间道》有一句很经典的粤语对白：“出得黎行，预左要还。”（意指要走歪路，就得准备最终自食恶果。）还请马来西亚的当权者思量再三。
● 黄世泽 ·作者是香港时事评论员，英籍印尼人。
Tuesday, September 26, 2006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在朋友的婚宴上，觥筹交错之际，我随口问从澳洲回国度假探亲的B，“听说墨尔本乃是澳洲相对下最没有种族歧视的城市，你觉得有没有种族歧视？”本想听听他比较澳洲各个城市的种族歧视的程度。
没想到他不假思索地说：“再怎么种族歧视，也比不上马来西亚！”。语罢嘴角撅起，微笑地、稍带克制地看着我。
我一时无言以对。
关于近来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发表“马来西亚华人被有系统地边缘化”的言论,到底是否如一些政客所指责的是错误的言论? 我以为Kim Quek说得好:“所有马来西亚人，不论来自任何种族，就算表面上不说，内心里也很清楚。”
附注：朋友B是典型的大马高材生。SPM的9A1，1A2骄人的成绩虽然没有为他取得政府所颁发的奖学金，但他还是凭着优异的澳洲 Pre-U成绩，取得澳洲国立大学全额奖学金，毕业后曾在好几个澳洲城市工作和生活过，现于墨尔本工作。
没想到他不假思索地说：“再怎么种族歧视，也比不上马来西亚！”。语罢嘴角撅起，微笑地、稍带克制地看着我。
我一时无言以对。
关于近来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发表“马来西亚华人被有系统地边缘化”的言论,到底是否如一些政客所指责的是错误的言论? 我以为Kim Quek说得好:“所有马来西亚人，不论来自任何种族，就算表面上不说，内心里也很清楚。”
附注：朋友B是典型的大马高材生。SPM的9A1，1A2骄人的成绩虽然没有为他取得政府所颁发的奖学金，但他还是凭着优异的澳洲 Pre-U成绩，取得澳洲国立大学全额奖学金，毕业后曾在好几个澳洲城市工作和生活过，现于墨尔本工作。
实话实说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最近指马来西亚华人被边缘化的言论，引起了一片抗议声。不过，抗议的人是否可以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马来西亚华人没有被边缘化，为什么自1969年5月13日的种族暴乱后，meritocracy（任人唯贤）这个字便成了马来西亚政治的禁忌？全世界只有马来西亚才有这种现象。
这里还有几个简单的问题。
为什么自1969年的事件后，便出现大量人才外流的现象？其结果是不计其数的马来西亚华人在外国的各个领域取得出类拔萃的表现。
为什么一个种族——在人数和最高等级上——完全垄断了整个公共部门，包括军队、警察部队、民事服务、司法、大学和由政府控制的金融及商业机构？
为什么年复一年，马来西亚的顶尖华族学生都被禁止进入大学，直到华人部长在内阁为他们求情，才有一些能被录取？
李光耀只是实话实说。我想所有马来西亚人，不论来自任何种族，就算表面上不说，内心里也很清楚。
是的，我们一直都实行种族歧视政策，而这是个“零和游戏”。一个种族失利便有另外一个种族获益，就是这么简单。坚持没有任何种族因为这种政策而处于不利的地位，根本是自欺欺人和虚伪的做法。
但真正的问题是，有没有理由实行这样的政策？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回到政策的源头——在1969年种族暴乱后所制定的“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团结国家。它有个双管齐下的策略：不分种族地铲除贫穷，和重组社会以消除种族和经济之间的密切关联。
这样的“平权”政策并没有错。不幸的是，因为种族霸权主义，政策在多年后已经同种族特权画上等号，完全违背了当初的目标。在前首相马哈迪20年的独裁统治期间，“新经济政策”被公然的滥用，作为到现在阿都拉首相继位后依然猖獗的的贪污和朋党主义的借口。
政策是被滥用，但也毫无疑问的达到了它有限的目标，在经济和教育两个领域，提升了马来人的地位，让马来人在同其他种族相比之下，取得了尚可的表现。不过，政策被滥用的结果却有巨大的破坏性，马来人社会的文化精神急剧丧失，道德和守法的观念几乎完全崩溃。
滥用“新经济政策”所带来的主要问题是贪污猖獗和朋党主义、日益严重的种族分化、人才继续外流、扭曲的教育系统、经济竞争力衰退、没有效率的官僚政治、缓慢的经济增长和败坏的社会价值关。
在全球化的世界和任何文明社会，这种落伍和倒退的政策都不应该存在。事实上，废除这种政策的压力不是来自国内——被压迫的种族没有能力改变现状——而是同我们进行贸易的整个世界。
我们的贸易代表的经验可以证明，马来西亚以种族为基础的保护主义政策，让同其他国家商谈自由贸易协定的过程困难重重。新经济政策所衍生的措施，毫无例外的变成为国家增加双边贸易和投资机会的绊脚石。
不管我们喜欢与否，世界贸易自由化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还没有对国家经济造成不可接受的破坏之前，马来西亚还能够继续违反潮流多久？
更严重的问题是，面对海外的竞争，马来西亚的经济逐渐失去竞争力。首相阿都拉虽然正确的指出普遍存在的第三世界心态是弊端，对纠正没有竞争力的文化和制止日益严重的种族和宗教分歧，却没有作出任何努力。
李光耀的言论让许多马来西亚领导人，尤其是执政的国民阵线领导人感到恼火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些言论也应该会在长期保持缄默、忍受不公平政策的马来西亚人中引起共鸣。
至于国内沉默的大多数人，他们应该思考的是怎么做对他们才最有利：为了保留面子愤怒的反驳李光耀，还是勇敢的面对丑陋的事实，并实行可以让国家走上正轨的改变？
马来西亚的发展已经来到关键时刻，我们应该警惕自己，慎防过于信任执政者。长久以来，马来西亚人都非常信任执政者，从政府公然滥用权力的情形来看，或许我们是太过信任他们了。
的确，尽管政府严重治理不当，国家到现在还安然无恙。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将来依然会同样幸运。因为内在和外在环境的剧烈改变，我们已经不能在不危害国家前途的情况下，在政策和选举领导人的问题上再犯下严重的错误。
从这个角度来看，李光耀的言论可以是对我们有利的苦口良药，如果我们能够谦虚和勇敢的接受挑战，认真的进行反省，最终可能从中获益。
● Kim Quek(金格)
·原载MalaysiaToday网站，文章原题Better to call a spade a spade。
叶琦保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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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m Quek
In the chorus of angry protests against Singapore Minister Mentor Lee Kuan Yew’s recent remark that Chinese Malaysians have been marginalised, can these angry protesters answer one simple question? If there has been no racial marginalisation, why has the word meritocracy been a taboo in Malaysian politics ever since the racial riot of May 13, 1969 – the only country in the world doing that?
A few more simple questions:
Why have there been massive and unrelenting brain drains ever since the infamous debacle in 1969, resulting in countless Chinese Malaysians excelling in many fields in foreign lands?
Why has there been a virtual monopoly by one race – numerically as a whole as well as the top hierarchy – in the entire spectrum of the public sector, namely, the army, the police, the civil service, the judiciary, public universities, semi and quasi government bodies, government controll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enterprises?
Why have there been, year after year, the spectres of top Chinese Malaysian students being barred from universities, only to be admitted later (only for some) upon begging by Chinese ministers in the Cabinet?
No doubt Lee Kuan Yew may be faulted for lacking diplomatic niceties in his remarks, but he has spoken the truth. And I think every Malaysian irrespective of race knows that, at least in the deepest part of his heart if not outwardly.
Yes, we have been practicing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that is a zero sum game. When race A is barred so that race B can get in, it is one side’s loss to another side’s gain, as simple as that. It is sheer dishonesty and hypocrisy to deny that any race has suffered a disadvantage as a result of this policy.
But the real question is: is such policy justified?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we have to go back to where such policy started –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NEP), formulated after the racial riots in 1969. It is necessary to refresh our memory over the original concept of this NEP, since it has almost become a dirty word now, having been hijacked by politicians for self-gain and for perpetuating political hegemony.
The prime objective of NEP was to achieve national unity, and the strategy to achieve that was two-pronged: to eradicate poverty irrespective of race, and to restructure society so as to eliminate the identification of race with economic function.
There is nothing wrong with such an affirmative action policy, but the tragedy is that over the years, through racial hegemony, it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a policy synonymous with racial privileges, totally forgetting the over-arching objective of national unity and eliminating poverty across racial lines. Through two decades of dictatorial rule by former premier Mahathir Mohamad, the NEP had been blatantly abused to justify uncontrolled corruption, cronyism and nepotism, which have continued to rage unabated under the present prime minister.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in spite of these abuses, the NEP has achieved its limited objective of having elevated the status of Malays in the economic and educational fields to a respectable level, compared to those of other races. But the fallout of such abuses is devastating indeed, which is nothing less than the drastic plunge of the ethos of the Malaysian society tantamount to a virtual breakdown of morality and law and order.
The chief setbacks of the abuses of NEP are rampant corruption and cronyism, worsening racial polarization, unrelenting brain drains, warped educational system, thwarted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ineffectual bureaucracy, retarded economic growth and perverted social values.
Such anachronistic and regressive policy has no place in the present globalizing world, and for that matter, in any civilized society. As it is, the pressure to dismantle such policy does not come from within the country - as the deprived races seem powerless to redress this wrong - but from the whole wide world who are our trading partners. Our trade negotiators should be able to testify how tough the going is when it comes to negotiating free trade agreements with foreign parties whether it is regional marketing pacts (Afta, WTO) or bi-lateral agreements such as those involving Japan, US, Australia, China and India (through Asean), etc due to the presence of Malaysia’s race-based protectionist policies. Invariably, these NEP inspired policies stand as stumbling blocks to the opening of a wider window for two-way trades and investments for this country.
World trade liberalisation is a one way road, and there is no turning back, whether we like it or not. So, for how long can Malaysia buck the world trend without causing unacceptable damage to its own economy?
Even worse than the anticipated trade frictions is the loss of Malaysia’s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in the face of heightening competition from abroad. Our prime minister has correctly diagnosed this malaise as the prevalence of our third world mentality, but he has done nothing to correct our uncompetitive culture or to stamp the worsening racial and religious dissension within the country. In fact, he has done the opposite by intensifying the imprint of the perverted NEP philosophy on our economic plans, and prohibiting inter-religious and inter-racial discourse which would otherwise have contributed to greater understanding and harmony among the races.
Lee Kuan Yew’s comments have understandably riled many Malaysian leaders particularly those in the ruling coalition, but he should also have struck resonance among many who have silently put up with these unjust policies all these years.
As for the great silent majority in this country, they should now ponder what would serve their interests best: to save face by angrily rebutting Lee Kuan Yew or to stare at the ugly truth bravely and institute changes that will put the nation on the right path?
I think we have reached a stage in our history critical enough to warrant caution in putting too much trust in the incumbent leaders. The people of Malaysia have traditionally placed much trust in the ruling power, perhaps more than they should, as evident from the fragrant abuses of government authorities. The fact that we have scraped through as a nation in the past despite such serious misrule does not guarantee that we will be similarly lucky in the future. This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circumstances have so radically altered that we can no longer commit such major errors in policies and in the choice of leadership without putting our future in peril.
Looking from this perspective, Lee Kuan Yew’s bitter medicine may yet work to our advantage if we are humble and brave enough to take this as a challenge to do some serious introspection that may eventually lead to our common good.
这里还有几个简单的问题。
为什么自1969年的事件后，便出现大量人才外流的现象？其结果是不计其数的马来西亚华人在外国的各个领域取得出类拔萃的表现。
为什么一个种族——在人数和最高等级上——完全垄断了整个公共部门，包括军队、警察部队、民事服务、司法、大学和由政府控制的金融及商业机构？
为什么年复一年，马来西亚的顶尖华族学生都被禁止进入大学，直到华人部长在内阁为他们求情，才有一些能被录取？
李光耀只是实话实说。我想所有马来西亚人，不论来自任何种族，就算表面上不说，内心里也很清楚。
是的，我们一直都实行种族歧视政策，而这是个“零和游戏”。一个种族失利便有另外一个种族获益，就是这么简单。坚持没有任何种族因为这种政策而处于不利的地位，根本是自欺欺人和虚伪的做法。
但真正的问题是，有没有理由实行这样的政策？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回到政策的源头——在1969年种族暴乱后所制定的“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团结国家。它有个双管齐下的策略：不分种族地铲除贫穷，和重组社会以消除种族和经济之间的密切关联。
这样的“平权”政策并没有错。不幸的是，因为种族霸权主义，政策在多年后已经同种族特权画上等号，完全违背了当初的目标。在前首相马哈迪20年的独裁统治期间，“新经济政策”被公然的滥用，作为到现在阿都拉首相继位后依然猖獗的的贪污和朋党主义的借口。
政策是被滥用，但也毫无疑问的达到了它有限的目标，在经济和教育两个领域，提升了马来人的地位，让马来人在同其他种族相比之下，取得了尚可的表现。不过，政策被滥用的结果却有巨大的破坏性，马来人社会的文化精神急剧丧失，道德和守法的观念几乎完全崩溃。
滥用“新经济政策”所带来的主要问题是贪污猖獗和朋党主义、日益严重的种族分化、人才继续外流、扭曲的教育系统、经济竞争力衰退、没有效率的官僚政治、缓慢的经济增长和败坏的社会价值关。
在全球化的世界和任何文明社会，这种落伍和倒退的政策都不应该存在。事实上，废除这种政策的压力不是来自国内——被压迫的种族没有能力改变现状——而是同我们进行贸易的整个世界。
我们的贸易代表的经验可以证明，马来西亚以种族为基础的保护主义政策，让同其他国家商谈自由贸易协定的过程困难重重。新经济政策所衍生的措施，毫无例外的变成为国家增加双边贸易和投资机会的绊脚石。
不管我们喜欢与否，世界贸易自由化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还没有对国家经济造成不可接受的破坏之前，马来西亚还能够继续违反潮流多久？
更严重的问题是，面对海外的竞争，马来西亚的经济逐渐失去竞争力。首相阿都拉虽然正确的指出普遍存在的第三世界心态是弊端，对纠正没有竞争力的文化和制止日益严重的种族和宗教分歧，却没有作出任何努力。
李光耀的言论让许多马来西亚领导人，尤其是执政的国民阵线领导人感到恼火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些言论也应该会在长期保持缄默、忍受不公平政策的马来西亚人中引起共鸣。
至于国内沉默的大多数人，他们应该思考的是怎么做对他们才最有利：为了保留面子愤怒的反驳李光耀，还是勇敢的面对丑陋的事实，并实行可以让国家走上正轨的改变？
马来西亚的发展已经来到关键时刻，我们应该警惕自己，慎防过于信任执政者。长久以来，马来西亚人都非常信任执政者，从政府公然滥用权力的情形来看，或许我们是太过信任他们了。
的确，尽管政府严重治理不当，国家到现在还安然无恙。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将来依然会同样幸运。因为内在和外在环境的剧烈改变，我们已经不能在不危害国家前途的情况下，在政策和选举领导人的问题上再犯下严重的错误。
从这个角度来看，李光耀的言论可以是对我们有利的苦口良药，如果我们能够谦虚和勇敢的接受挑战，认真的进行反省，最终可能从中获益。
● Kim Quek(金格)
·原载MalaysiaToday网站，文章原题Better to call a spade a spade。
叶琦保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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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 to call a spade a spade
Sunday, September 24, 2006 MalaysiaToday● Kim Quek
In the chorus of angry protests against Singapore Minister Mentor Lee Kuan Yew’s recent remark that Chinese Malaysians have been marginalised, can these angry protesters answer one simple question? If there has been no racial marginalisation, why has the word meritocracy been a taboo in Malaysian politics ever since the racial riot of May 13, 1969 – the only country in the world doing that?
A few more simple questions:
Why have there been massive and unrelenting brain drains ever since the infamous debacle in 1969, resulting in countless Chinese Malaysians excelling in many fields in foreign lands?
Why has there been a virtual monopoly by one race – numerically as a whole as well as the top hierarchy – in the entire spectrum of the public sector, namely, the army, the police, the civil service, the judiciary, public universities, semi and quasi government bodies, government controll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enterprises?
Why have there been, year after year, the spectres of top Chinese Malaysian students being barred from universities, only to be admitted later (only for some) upon begging by Chinese ministers in the Cabinet?
No doubt Lee Kuan Yew may be faulted for lacking diplomatic niceties in his remarks, but he has spoken the truth. And I think every Malaysian irrespective of race knows that, at least in the deepest part of his heart if not outwardly.
Yes, we have been practicing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that is a zero sum game. When race A is barred so that race B can get in, it is one side’s loss to another side’s gain, as simple as that. It is sheer dishonesty and hypocrisy to deny that any race has suffered a disadvantage as a result of this policy.
But the real question is: is such policy justified?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we have to go back to where such policy started –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NEP), formulated after the racial riots in 1969. It is necessary to refresh our memory over the original concept of this NEP, since it has almost become a dirty word now, having been hijacked by politicians for self-gain and for perpetuating political hegemony.
The prime objective of NEP was to achieve national unity, and the strategy to achieve that was two-pronged: to eradicate poverty irrespective of race, and to restructure society so as to eliminate the identification of race with economic function.
There is nothing wrong with such an affirmative action policy, but the tragedy is that over the years, through racial hegemony, it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a policy synonymous with racial privileges, totally forgetting the over-arching objective of national unity and eliminating poverty across racial lines. Through two decades of dictatorial rule by former premier Mahathir Mohamad, the NEP had been blatantly abused to justify uncontrolled corruption, cronyism and nepotism, which have continued to rage unabated under the present prime minister.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in spite of these abuses, the NEP has achieved its limited objective of having elevated the status of Malays in the economic and educational fields to a respectable level, compared to those of other races. But the fallout of such abuses is devastating indeed, which is nothing less than the drastic plunge of the ethos of the Malaysian society tantamount to a virtual breakdown of morality and law and order.
The chief setbacks of the abuses of NEP are rampant corruption and cronyism, worsening racial polarization, unrelenting brain drains, warped educational system, thwarted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ineffectual bureaucracy, retarded economic growth and perverted social values.
Such anachronistic and regressive policy has no place in the present globalizing world, and for that matter, in any civilized society. As it is, the pressure to dismantle such policy does not come from within the country - as the deprived races seem powerless to redress this wrong - but from the whole wide world who are our trading partners. Our trade negotiators should be able to testify how tough the going is when it comes to negotiating free trade agreements with foreign parties whether it is regional marketing pacts (Afta, WTO) or bi-lateral agreements such as those involving Japan, US, Australia, China and India (through Asean), etc due to the presence of Malaysia’s race-based protectionist policies. Invariably, these NEP inspired policies stand as stumbling blocks to the opening of a wider window for two-way trades and investments for this country.
World trade liberalisation is a one way road, and there is no turning back, whether we like it or not. So, for how long can Malaysia buck the world trend without causing unacceptable damage to its own economy?
Even worse than the anticipated trade frictions is the loss of Malaysia’s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in the face of heightening competition from abroad. Our prime minister has correctly diagnosed this malaise as the prevalence of our third world mentality, but he has done nothing to correct our uncompetitive culture or to stamp the worsening racial and religious dissension within the country. In fact, he has done the opposite by intensifying the imprint of the perverted NEP philosophy on our economic plans, and prohibiting inter-religious and inter-racial discourse which would otherwise have contributed to greater understanding and harmony among the races.
Lee Kuan Yew’s comments have understandably riled many Malaysian leaders particularly those in the ruling coalition, but he should also have struck resonance among many who have silently put up with these unjust policies all these years.
As for the great silent majority in this country, they should now ponder what would serve their interests best: to save face by angrily rebutting Lee Kuan Yew or to stare at the ugly truth bravely and institute changes that will put the nation on the right path?
I think we have reached a stage in our history critical enough to warrant caution in putting too much trust in the incumbent leaders. The people of Malaysia have traditionally placed much trust in the ruling power, perhaps more than they should, as evident from the fragrant abuses of government authorities. The fact that we have scraped through as a nation in the past despite such serious misrule does not guarantee that we will be similarly lucky in the future. This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circumstances have so radically altered that we can no longer commit such major errors in policies and in the choice of leadership without putting our future in peril.
Looking from this perspective, Lee Kuan Yew’s bitter medicine may yet work to our advantage if we are humble and brave enough to take this as a challenge to do some serious introspection that may eventually lead to our common good.
Friday, September 15, 2006
新摩登时代
最近常想起多年前看过的一部无声电影《摩登时代》（Modern Times）。
关于这部摄制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查理·卓别林的经典之作，其实，许多人并不陌生。此片经久不衰，一直到七八十年代，每隔一段时期，都会在电影院重新放映。
我相信许许多多《摩登时代》的观众也和我一样，对于影片中一些笑中带泪的镜头久久难以忘怀，多年之后偶尔回味，依然清晰可辨。卓别林顶着的大师光环真不是浪得虚名。
集编导及演员于一身的卓别林，在影片中饰演装配工厂流水作业线上的工人，工作任务是拧紧螺丝。他生活在机器中，不断地拧螺丝、拧螺丝。由于日复一日，毫不间歇的重复着同样机械、紧张的动作，他终于承受不住，突然就精神失常，活在拧紧螺丝的幻觉中，将眼前的一切圆形物体都幻化成螺丝。他神经兮兮的一见到圆形的东西，就想着去拧紧。他拧别人脸上的鼻子、衣服上的钮扣，他甚至想把街上过路女子的胸脯也像拧螺丝一般拧紧。
影片中因精神错乱而大闹工厂的主人翁后来被炒了鱿鱼，他流浪街头，阴错阳差间混入失业工人的游行大队，结果锒铛入狱…
卓别林的电影风格一向来以直接而毫不留情见称。《摩登时代》轻松而犀利，戏剧化的小人物形象，夸张逗笑的故事情节教人在一阵大笑之后，蓦然一阵苦涩和不安。借着引人发笑的故事情节与肢体语言，卓别林讽喻了过于紧张忙碌的工厂流水作业对人性的扭曲与精神上的摧残。
电影中另有几个镜头同样令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卓别林演绎的小人物掉到机械输送带上，在机器齿轮的中间被不断的卷进去卷出来。历来影评人都肯定这是拍摄涵义十分深刻的一幕，象征着人被无情的机器吞喫掉？
忽然想起这部年代久远的无声电影，一来因为一个距离遥远的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二来因为中国传媒与企业之间的一场诉讼。
前阵子从网上知道，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下令在全国各地的工厂播放《摩登时代》。目的是教育工人认识自己该有的福利与权益，而作为委内瑞拉资本势力的工厂老板们却十分不满，他们认为，这部影片会加深雇主与工人间的仇恨。
而近日沸沸扬扬，尤其惊动华人世界的一宗诉讼案，则起因于台湾企业富士康不满第一财经日报在一篇报道《机器罚你站12小时 》揭露其员工长时间站着加班，起诉记者名誉侵权。此案目前虽然已经以和解收场，却难免引人联想。
时隔将近八十年，一部默片时代的作品依然没有过时，在委内瑞拉还成为“教材”，还为雇主们所避忌。同样的，像“机器罚你站12小时 ”这样的工厂运作仍然成为媒体关注的话题，人类文明果真进步了吗？科技越发达，人是生活得越好或是越为辛苦难堪？
去年辞世的管理学大师彼得·杜拉克早在五十年代就率先提出，员工应该被视为企业资源，而非企业管理者总想要减轻的“成本”。杜拉克关心的是如何通过企业改善人类的处境，不是一味将人视为赚钱的工具。企业应建立在对人的信任和尊重之上，而不是将人等同于随时可以被无情遗弃的小零件。
对了，《摩登时代》影片开始时也别具深意，它最初的镜头对准一群羊，羊儿一只只相互挨挤着走向屠宰场，接着，镜头转换成一群涌向工厂的工人……现在想起这一幕，没来由的一阵悲哀。
● 张曦娜
关于这部摄制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查理·卓别林的经典之作，其实，许多人并不陌生。此片经久不衰，一直到七八十年代，每隔一段时期，都会在电影院重新放映。
我相信许许多多《摩登时代》的观众也和我一样，对于影片中一些笑中带泪的镜头久久难以忘怀，多年之后偶尔回味，依然清晰可辨。卓别林顶着的大师光环真不是浪得虚名。
集编导及演员于一身的卓别林，在影片中饰演装配工厂流水作业线上的工人，工作任务是拧紧螺丝。他生活在机器中，不断地拧螺丝、拧螺丝。由于日复一日，毫不间歇的重复着同样机械、紧张的动作，他终于承受不住，突然就精神失常，活在拧紧螺丝的幻觉中，将眼前的一切圆形物体都幻化成螺丝。他神经兮兮的一见到圆形的东西，就想着去拧紧。他拧别人脸上的鼻子、衣服上的钮扣，他甚至想把街上过路女子的胸脯也像拧螺丝一般拧紧。
影片中因精神错乱而大闹工厂的主人翁后来被炒了鱿鱼，他流浪街头，阴错阳差间混入失业工人的游行大队，结果锒铛入狱…
卓别林的电影风格一向来以直接而毫不留情见称。《摩登时代》轻松而犀利，戏剧化的小人物形象，夸张逗笑的故事情节教人在一阵大笑之后，蓦然一阵苦涩和不安。借着引人发笑的故事情节与肢体语言，卓别林讽喻了过于紧张忙碌的工厂流水作业对人性的扭曲与精神上的摧残。
电影中另有几个镜头同样令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卓别林演绎的小人物掉到机械输送带上，在机器齿轮的中间被不断的卷进去卷出来。历来影评人都肯定这是拍摄涵义十分深刻的一幕，象征着人被无情的机器吞喫掉？
忽然想起这部年代久远的无声电影，一来因为一个距离遥远的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二来因为中国传媒与企业之间的一场诉讼。
前阵子从网上知道，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下令在全国各地的工厂播放《摩登时代》。目的是教育工人认识自己该有的福利与权益，而作为委内瑞拉资本势力的工厂老板们却十分不满，他们认为，这部影片会加深雇主与工人间的仇恨。
而近日沸沸扬扬，尤其惊动华人世界的一宗诉讼案，则起因于台湾企业富士康不满第一财经日报在一篇报道《机器罚你站12小时 》揭露其员工长时间站着加班，起诉记者名誉侵权。此案目前虽然已经以和解收场，却难免引人联想。
时隔将近八十年，一部默片时代的作品依然没有过时，在委内瑞拉还成为“教材”，还为雇主们所避忌。同样的，像“机器罚你站12小时 ”这样的工厂运作仍然成为媒体关注的话题，人类文明果真进步了吗？科技越发达，人是生活得越好或是越为辛苦难堪？
去年辞世的管理学大师彼得·杜拉克早在五十年代就率先提出，员工应该被视为企业资源，而非企业管理者总想要减轻的“成本”。杜拉克关心的是如何通过企业改善人类的处境，不是一味将人视为赚钱的工具。企业应建立在对人的信任和尊重之上，而不是将人等同于随时可以被无情遗弃的小零件。
对了，《摩登时代》影片开始时也别具深意，它最初的镜头对准一群羊，羊儿一只只相互挨挤着走向屠宰场，接着，镜头转换成一群涌向工厂的工人……现在想起这一幕，没来由的一阵悲哀。
● 张曦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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