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磊
所谓“学问”，如果你问我，我常常思索，我学会怎么问了吗？
过去两年间我最常碰到的问题是——往往在交谈之初，当对方听说佛教是我的攻读领域之一，问题接踵而来——你信佛吗？或者，如果我说我的专业兼跨文学与宗教，对方问，你信教吗？当然我知道怎么回答：如实回答。然而我的答案每每不是对方所期待的：从他们半信半疑的神情看来，仿佛我根本没有答到点子上。这样的场景频繁上演，但我一直不很明白，如果人们通常不会问一个美食家他（她）是否烧得一手好菜，或者问一个精神科医生他（她）自己的情绪状况是否正常，甚至不太会问一个文学批评家他（她）写不写诗或小说，为什么人们坚持要知道，一个研究宗教的人本身是否信仰他（她）的研究对象？而且还颇感诧异：他（她）居然不信！
显然，并非所有的答案都成其为答案。如果一个人不很明白他（她）在问什么，即使有了答案，他（她）也未必明白。
也许是天性使然，也许是几年记者生涯留下的烙印，我对问题的兴趣往往超过答案。记者这一行，与其说是关于你能挖到什么样的答案，还不如说首先看你能提出什么样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做新闻还是做学问，在思维的本质上大有相通之处。有时问题远比答案精彩。提出一个出色的问题常比提供一个出色的答案更难。有时答案不被理解，原因在于人们并不理解它们所针对的问题。照王尔德的话说，有些作品只能等，它们迟迟不遇知音，因为它们给一些尚未浮出水面的问题带来了答案，而这些问题往往要待答案出现很久以后才到来。还有更多时候，人们并不真心期待答案——除非答案符合他们的预设，（再度）庆证其先见之明。答问之间，洞察与不察，何其耐人寻味。且再叨几例。
我从读大学时便不断碰到这样的问题：既然读的专业是关于中国，为什么不去中国读呢？这是外行的问法，答起来也容易。了解中国未必一定要置身中国，而置身中国未必最有利于了解中国。倘若研究中国便得去中国研究，那么历史学家恐怕要绝望了：他们研究“过去”。再者，中国人也未必顺理成章便是中国问题的权威——难道你能说朝鲜人最懂朝鲜？或者陷在里面的毋庸置疑比站在外面的更具慧眼？
知识与见地的权威有多少成分是地域性的，老实说，就是内行也免不了在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上纠结，不过内行提问的方式貌似更有深度：母语非中文的汉学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读”懂中国？显然这是长盛不衰的逻辑，无须理由的质疑。一套2009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西２方汉学译介丛书，总序中便流露出这样的意思：大致是，我们对他们的中国研究存有怀疑；可是，啊，看在这些书在海外汉学界被奉为“经典”、长期被学者们学生们研读的份上，想必还是值得引进的吧。此外，且看海外汉学家的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后，他们的以中文为母语的同行对其中的“硬伤”之津津乐道，亦颇成一道风景。怎么说呢？像我这样一个无论是经历、认同还是国籍上都既不中又不西的人，对此常感失语。我以为过分强调母语的优越性恐怕不很睿智。且不论对于我们这一代与我们的上一代，文言几近“外语”（楚辞汉赋与莎翁原著哪个更难读？我不得不选前者）；若一味坚持母语如天堑甭想逾越，易地以处，这让那些治外国文学、外国文化以及华语文化圈之外任何大小事的同胞们情何以堪？
因为学院做派不时滑向这样的深渊：借“批评”的名义，谁都可以理直气壮地丢石头，随时随地体验审判的快感。偏见的烈焰何妨标榜作智慧的火花。至于谁眼睛里有刺、谁眼睛里有梁木……噢，梁木一定在别人眼里——刺也一样！
如果有什么关于学院生活令我不安，这算一点。然而这不是学院的错。学问在有些人身上缔造出谦卑与理解，在另一些人身上则繁衍出傲慢与偏见。我们的眼睛可以远眺千里之外，却无法看见自己鼻子底下的那一小块儿地方。洞察与不察，每每如一枚硬币之两面：靠得如此近，却又隔得如此远。
发现问题，追觅答案，重新发现问题，不断尝试发现一个更好的问题，同时继续追觅答案……这是我比较钟意的学院生活。所谓“学问”，如果你问我，我常常思索，我学会怎么问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