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总在收拾。每隔几年，就得好好地、大大地收拾一回。收拾本身不难，坐在那里把东西分门别类，弄清楚哪些要带着，哪些要留下，她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收拾不了的是她的心情。
你知道收拾了，你就远离这个地方。和这些人的关系就远了，淡了。久而久之，你们都将忘记彼此，忘记曾经存在的一切。尤其是在这样的社会，这样的环境，这样的速度，有谁为谁停留一下？有谁为谁保留一点真诚？没有。真的没有。所以那天当第一个同事告诉她会想念她时，她愣了一下。她心里想：是真的吗？是客套话吗？她好不容易才从齿缝间挤出一句：“我也会想念你。”然后，她觉得自己很恶心。
后来又有同事这样告诉她：“我们会想念你。”结果她真的回答说：“真的吗？”毫不犹豫地反问。同事的脸上有错愕的表情。想念要费力气。遗忘不费吹灰之力。你忙着忙着，就什么都可以忘记。生活将推着你向前，根本不让你有机会喘息，又何来机会想念？如果你想念着我，我又把你给忘在脑后，那我也会内疚的。不如都忘了干净。干干净净让每个人都过上新生活……
收拾的时候，也是她停下脚步的时候。周围的人都忙忙碌碌，只有她坐在那里收拾，慢慢地收拾。然后事情总会那样，从哪个抽屉的角落，她发现了一张当年谁寄来的卡片。从哪个文件夹的一处，掉落一张变了色的照片，上面是她当年合作无间的同事的影像，还有年轻了几岁的她。她们已经将彼此遗忘。她们都过上了没有交叉点的新生活。
这种时候，她会愣在那里一阵子。想想生命真叫人心酸。都这么不着痕迹的过去了。生活还真像个centrifugal machine（离心沉降机）。以前她念大学的时候做实验，就用这个机器把悬浮在液体里的粒子分出来。那个机器转呀转呀，最后下面都是粒子沉淀物，上面出现了干净的液体。她的生活便是经过这么几转，结果把朋友们都转掉了，剩下干干净净的自己。
其实她是个戏剧化的人。一边收拾，她一边想掉泪；一边反问“真的吗？”一边眼眶发红。也不为谁，也不为自己，就为生命的轻飘飘。她喜欢剧场里的独白，尤其喜欢那种像是从心底深处发出来的声音。那天她就在天台的月光下，自己来了段独白。“你知道我在想念你吗？你知道过了这么多年，我仍然想念你吗？”
然后，她的眼泪潸然落下。她闭上眼睛，感觉生命的沉重与深刻，她需要，她需要感觉生命的沉重与深刻。不是轻飘飘的，你真的留下什么给我了，我真的留下什么给你了。你们都存在，我也是。
● 丹女
Friday, July 18, 2008
Tuesday, July 15, 2008
世界的新加坡
走出新加坡国际机场，签证官的职业笑容、秩序井然的各国来客、干净的地面路边，都让人霎那间感到走进了文明社会。再稍留意一下交通规则、路标上的名称，在英国生活过的人会感到这就是在英伦，如果对气温不敏感的话。
但是，新加坡还是新加坡，尽管有诸多欧洲文明的印记，也承续着很多亚洲传统，似乎是一个无法用洲际文明圈定的国家，一句“亚洲价值观”也许不能涵盖其治国理念。在这里，路牌都是用英文、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四种文字标识；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各族人们各行其职、彼此尊重、和谐相处，用英文和自己的母语交流，遵守着共同的社会运行规则；无线上网技术覆盖全国，任何时候都能获知世界正在发生什么。这种情形，让人不由得想起英国人对伦敦M25环城高速公路内区域的说法：“M25以内的伦敦不属于英格兰，而是属于世界的”。
在新加坡访问数日后，“世界的新加坡”几个字在笔者脑海不断闪现。并不是说新加坡该属于世界，而是说新加坡是最先接应全球化风浪的国家之一，集合着东西文明的优长，具有独创性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模式，走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其治国理念和制度设计，给世界无不启蒙，包括对西方发达国家。
德与法至上的精英政治
新加坡的政治制度非常独特，说是自由民主体制吧，她是一个一党独大的国家，自建国以来始终由人民行动党执政，没有出现过政党轮替；说是专制体制吧，议会选举是唇枪舌剑地进行着，政坛上没有出现过东方国家难以治愈的腐败顽疾，政府廉洁、社会公正、以法治国的水准均超越于西方；最接近的是社会民主制，人民享有较好的社会福利，但新加坡却听不到罢工的声响，媒体承担的角色不是欧式的“公众的看门狗”和“第四权”，却有较充分的自由对政府政策提出批评和建议。可以说，新加坡的政治制度是难以用“民主”、“专制寡头”、“家长制”等模式来概括的，只能用“新加坡之路”来概括。
无论是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体制，还是欧洲大陆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体制，均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为基本理念，以民意为国家政策出发点的。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政府和媒体之间以及民间组织和权威机构之间的力量对抗，保证了政府廉洁、政治透明、社会公正，但却是以社会资源的消耗为代价的。
西方民主制度的另一个弊端是“民意独大”，而民意有天然的短视性，政党为在大选中获胜，抛出很多急功近利、缺乏远见的政策，导致很多错误甚至灾难。比如，绿党进入政府是欧洲国家的新景观，但一经进入政府就毫无作为，关于环境保护的长远政见根本无法成为政策，而为了眼前利益，为了石油而不惜开战的灾难倒是不断发生。战争进而导致不同民族和宗教间的仇视，为反恐所消耗的国家财政开支，已让美英等国感到力不从心。也常有智者发问：如果把这些钱用在民生建设上有会是怎样一番光景？
新加坡的政治则更多地表现出“合力为善举”的特征。政府、企业、工会、学界之间的渠道是畅通的，言论是自由的，各民族和宗教之间也是相互尊重、和谐相处，政治家不仅保持了廉洁和高效，而且不是为了争夺权力为目的。笔者曾询问从事不同职业的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他们对政府的认同感都很强，都觉得政府是为人民着想。96％以上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失业率只有3％左右；“花园之城”的美誉，显现着在环境保护上所下的功夫；全国范围内的免费无线上网，展示着在高科技领域的先进程度……这些成就既说明新加坡政府的领导能力，也证明政治制度的保障很有效。
对于新加坡的政治制度，笔者以“德与法至上的精英政治”来概括。李光耀对政治家的要求是，“强有力并具有勇气和廉政的道德威信的领导人才”，这里有东方人理想的“德治”色彩，但在政治体制设计上又借鉴西方的“法治”思想，将“德”和“法”置于权力之上，使得政治人物把国家利益、人民福祉、社会和谐作为施政目标和德性体现，在严格的法律框架下行政。
与此同时，总理直管的贪污调查局拥有绝对权威，可以不受任何法规限制逮捕犯任何罪行的嫌疑人，对显赫官员进行监督和调查。可以这么说，“德”和“权”的结合往往导致专制和腐败，“权”和“法”的结合会导致急功近利和争权夺利，惟有“德”和“法”的结合才能营造出和谐、有秩序的社会，把各界人士的创造力和善行发挥出来，并且聚合在一起。也许正是“德”与“法”的至高无上，促成德才兼备的精英投身政界，把“除了阳光和空气，几乎没有任何资源”的小岛，建设成让世界尊重的国家。
负责任的新闻自由模式
新加坡媒体的角色，也是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不是“公众的看门狗”，但仍能认真反映民意，对政党和政府提出建设性的批评；不是执政者的“喉舌”，没有新闻检查制度，但接受政府部门委婉的提示和柔性的“吹风”，在享有新闻自由的同时也受到社会责任和法律的约束。因而新加坡的媒体既不像西方媒体一样咄咄逼人、耸人听闻，也不像一些东方媒体一样唯唯诺诺、偏执极端，而是把事实真相较全面、较温厚地传播给大众。借用《联合早报》总编辑林任君的话来说，新加坡媒体“自认为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桥梁”。
西方媒体在政治清明和权力监督上的确卓有成效，但在“人咬狗才是新闻”、“坏消息才是好新闻”等理念作用下，常常有主导国家政治的雄心（或者说野心），也便有为政府设定议题、让政治跟着媒体转的现象，而政治家为得到民意支持，也常讨好媒体，把争取媒体支持作为掌权的必备，所以新闻大亨默多克（又译梅铎）是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巴结的对象。布莱尔在卸任时把媒体比喻成“未经驯服的凶猛野兽”，但同时承认“也曾经集中精力来迎合和讨好媒体”，可见西方媒体已在不断“越位”。
尽管李光耀在1988年就指出“不让外国传媒影响新加坡人的想法”，新加坡也对国外报刊的发行有数量上的限定，但新加坡仍是世界上信息最开放的国家之一，全球媒体都能在网络上看到，没有“封网”、“屏蔽”之举，人民能自由阅读到国际报刊。在预防海外媒体蛊惑人心的同时，也给本国人民开阔眼界和获取信息提供了方便。这种“负责任的新闻自由”模式，既避免了西方媒体过强的干政力、少约束的自由度，也不会导致因信息操控带来的国民视野狭隘、遇事极端的危害。在集权国家“坚硬”的新闻政策和民主国家“散漫”的新闻制度之间，新加坡走出了“柔和而富有弹性”的媒体管理之道。
全球化时代的治国典范
新加坡的很多制度，像对罢工的处理程序和限定、每年公职人员和企业员工的工资升降、公民的住房公积金安排、司法制度、议会选举和辩论制度、民族和宗教制度等等，都带有较强的英国色彩，但不是照搬，其中蕴含着其他国家的成功做法。比如住房、医疗、教育这些事关民生的政策，既不像美国式的个人自理，也不像英国式的税收调剂，更不像欧洲大陆式的国家承担，而是“共同致富”理念上的政府和个人共同支付。
欧洲的福利制度，导致了社会整体竞争力的下降，形成个人过分依赖国家而不进取的弊端；美国的个人自理，拉开了贫富差距，很多底层人得不到国家的支持，加剧了民族、种族和阶层间的冲突与矛盾，不利于社会和谐和团结。新加坡的制度，把社会救助和个人自强较完美地结合起来，且随着国际经济和国内发展的行情不断调整国家和个人支付的比例，使得这个国家既充满人道，又鼓励个人竞争。在建国短短的40多年来，已从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世界最富有、最祥和、最国际化的国家之一。
新加坡的制度是难以复制和效仿的。人们可以把日本当作“西方国家”，也可把台湾体制归于“美式民主”，但对新加坡则一筹莫展。新加坡就是新加坡，但是世界的新加坡，其治国理念和不设前提地吸收先进文化的主动性，是各国如何在全球化时代治国兴邦的典范。
● 陈冰
·作者为中国资深媒体人
世界的新加坡
但是，新加坡还是新加坡，尽管有诸多欧洲文明的印记，也承续着很多亚洲传统，似乎是一个无法用洲际文明圈定的国家，一句“亚洲价值观”也许不能涵盖其治国理念。在这里，路牌都是用英文、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四种文字标识；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各族人们各行其职、彼此尊重、和谐相处，用英文和自己的母语交流，遵守着共同的社会运行规则；无线上网技术覆盖全国，任何时候都能获知世界正在发生什么。这种情形，让人不由得想起英国人对伦敦M25环城高速公路内区域的说法：“M25以内的伦敦不属于英格兰，而是属于世界的”。
在新加坡访问数日后，“世界的新加坡”几个字在笔者脑海不断闪现。并不是说新加坡该属于世界，而是说新加坡是最先接应全球化风浪的国家之一，集合着东西文明的优长，具有独创性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模式，走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其治国理念和制度设计，给世界无不启蒙，包括对西方发达国家。
德与法至上的精英政治
新加坡的政治制度非常独特，说是自由民主体制吧，她是一个一党独大的国家，自建国以来始终由人民行动党执政，没有出现过政党轮替；说是专制体制吧，议会选举是唇枪舌剑地进行着，政坛上没有出现过东方国家难以治愈的腐败顽疾，政府廉洁、社会公正、以法治国的水准均超越于西方；最接近的是社会民主制，人民享有较好的社会福利，但新加坡却听不到罢工的声响，媒体承担的角色不是欧式的“公众的看门狗”和“第四权”，却有较充分的自由对政府政策提出批评和建议。可以说，新加坡的政治制度是难以用“民主”、“专制寡头”、“家长制”等模式来概括的，只能用“新加坡之路”来概括。
无论是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体制，还是欧洲大陆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体制，均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为基本理念，以民意为国家政策出发点的。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政府和媒体之间以及民间组织和权威机构之间的力量对抗，保证了政府廉洁、政治透明、社会公正，但却是以社会资源的消耗为代价的。
西方民主制度的另一个弊端是“民意独大”，而民意有天然的短视性，政党为在大选中获胜，抛出很多急功近利、缺乏远见的政策，导致很多错误甚至灾难。比如，绿党进入政府是欧洲国家的新景观，但一经进入政府就毫无作为，关于环境保护的长远政见根本无法成为政策，而为了眼前利益，为了石油而不惜开战的灾难倒是不断发生。战争进而导致不同民族和宗教间的仇视，为反恐所消耗的国家财政开支，已让美英等国感到力不从心。也常有智者发问：如果把这些钱用在民生建设上有会是怎样一番光景？
新加坡的政治则更多地表现出“合力为善举”的特征。政府、企业、工会、学界之间的渠道是畅通的，言论是自由的，各民族和宗教之间也是相互尊重、和谐相处，政治家不仅保持了廉洁和高效，而且不是为了争夺权力为目的。笔者曾询问从事不同职业的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他们对政府的认同感都很强，都觉得政府是为人民着想。96％以上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失业率只有3％左右；“花园之城”的美誉，显现着在环境保护上所下的功夫；全国范围内的免费无线上网，展示着在高科技领域的先进程度……这些成就既说明新加坡政府的领导能力，也证明政治制度的保障很有效。
对于新加坡的政治制度，笔者以“德与法至上的精英政治”来概括。李光耀对政治家的要求是，“强有力并具有勇气和廉政的道德威信的领导人才”，这里有东方人理想的“德治”色彩，但在政治体制设计上又借鉴西方的“法治”思想，将“德”和“法”置于权力之上，使得政治人物把国家利益、人民福祉、社会和谐作为施政目标和德性体现，在严格的法律框架下行政。
与此同时，总理直管的贪污调查局拥有绝对权威，可以不受任何法规限制逮捕犯任何罪行的嫌疑人，对显赫官员进行监督和调查。可以这么说，“德”和“权”的结合往往导致专制和腐败，“权”和“法”的结合会导致急功近利和争权夺利，惟有“德”和“法”的结合才能营造出和谐、有秩序的社会，把各界人士的创造力和善行发挥出来，并且聚合在一起。也许正是“德”与“法”的至高无上，促成德才兼备的精英投身政界，把“除了阳光和空气，几乎没有任何资源”的小岛，建设成让世界尊重的国家。
负责任的新闻自由模式
新加坡媒体的角色，也是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不是“公众的看门狗”，但仍能认真反映民意，对政党和政府提出建设性的批评；不是执政者的“喉舌”，没有新闻检查制度，但接受政府部门委婉的提示和柔性的“吹风”，在享有新闻自由的同时也受到社会责任和法律的约束。因而新加坡的媒体既不像西方媒体一样咄咄逼人、耸人听闻，也不像一些东方媒体一样唯唯诺诺、偏执极端，而是把事实真相较全面、较温厚地传播给大众。借用《联合早报》总编辑林任君的话来说，新加坡媒体“自认为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桥梁”。
西方媒体在政治清明和权力监督上的确卓有成效，但在“人咬狗才是新闻”、“坏消息才是好新闻”等理念作用下，常常有主导国家政治的雄心（或者说野心），也便有为政府设定议题、让政治跟着媒体转的现象，而政治家为得到民意支持，也常讨好媒体，把争取媒体支持作为掌权的必备，所以新闻大亨默多克（又译梅铎）是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巴结的对象。布莱尔在卸任时把媒体比喻成“未经驯服的凶猛野兽”，但同时承认“也曾经集中精力来迎合和讨好媒体”，可见西方媒体已在不断“越位”。
尽管李光耀在1988年就指出“不让外国传媒影响新加坡人的想法”，新加坡也对国外报刊的发行有数量上的限定，但新加坡仍是世界上信息最开放的国家之一，全球媒体都能在网络上看到，没有“封网”、“屏蔽”之举，人民能自由阅读到国际报刊。在预防海外媒体蛊惑人心的同时，也给本国人民开阔眼界和获取信息提供了方便。这种“负责任的新闻自由”模式，既避免了西方媒体过强的干政力、少约束的自由度，也不会导致因信息操控带来的国民视野狭隘、遇事极端的危害。在集权国家“坚硬”的新闻政策和民主国家“散漫”的新闻制度之间，新加坡走出了“柔和而富有弹性”的媒体管理之道。
全球化时代的治国典范
新加坡的很多制度，像对罢工的处理程序和限定、每年公职人员和企业员工的工资升降、公民的住房公积金安排、司法制度、议会选举和辩论制度、民族和宗教制度等等，都带有较强的英国色彩，但不是照搬，其中蕴含着其他国家的成功做法。比如住房、医疗、教育这些事关民生的政策，既不像美国式的个人自理，也不像英国式的税收调剂，更不像欧洲大陆式的国家承担，而是“共同致富”理念上的政府和个人共同支付。
欧洲的福利制度，导致了社会整体竞争力的下降，形成个人过分依赖国家而不进取的弊端；美国的个人自理，拉开了贫富差距，很多底层人得不到国家的支持，加剧了民族、种族和阶层间的冲突与矛盾，不利于社会和谐和团结。新加坡的制度，把社会救助和个人自强较完美地结合起来，且随着国际经济和国内发展的行情不断调整国家和个人支付的比例，使得这个国家既充满人道，又鼓励个人竞争。在建国短短的40多年来，已从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世界最富有、最祥和、最国际化的国家之一。
新加坡的制度是难以复制和效仿的。人们可以把日本当作“西方国家”，也可把台湾体制归于“美式民主”，但对新加坡则一筹莫展。新加坡就是新加坡，但是世界的新加坡，其治国理念和不设前提地吸收先进文化的主动性，是各国如何在全球化时代治国兴邦的典范。
● 陈冰
·作者为中国资深媒体人
世界的新加坡
Tuesday, July 01, 2008
What Kind of Thinker Are You
| Your Thinking is Abstract and Sequential |
 The more facts you have, the easier it is for you to learn. You need to figure things out for yourself and consider all possibilities. You tend to become an expert in the subjects that you study. It's difficult for you to work with people who know less than you do. You aren't a very patient teacher, and you don't like convincing people that you're right. |
GeMiNi's result from What Kind of Thinker Are You? qu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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