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glish 冲击传统英文？

　　一个新创的Chinglish（中式英语）：“niubility”，近几个月在中国网上很火。Niubility的词义是：牛逼（形容厉害的高手）的本事。这是继去年“ungelivable”（不给力）大肆流行后又一受中国网民簇拥的火Chinglish。

　　莫名其妙的文化优越感有时是很可怕，又极可笑的。

　　过年期间，面簿上疯传一段录影：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在电视上指任何人都有义务学说普通话，坚持说方言不会说普通话的人是王八蛋。他也骂香港人：“当走狗当惯了，到现在仍是狗，不是人。”这样过街老鼠的视频，之后的留言，可想而知一定是：人人喊打。

　　接下来是没直接相干的另一件事：

　　一个新创的Chinglish（中式英语）：“niubility”，近几个月在中国网上很火。Niubility的词义是：牛逼（形容厉害的高手）的本事。这是继去年“ungelivable”（不给力）大肆流行后又一受中国网民簇拥的火Chinglish。网上有这么一句抵死的俏皮话：“Many people think they are full of niubility and like to play zhuangbility, which only reflect their shability and erbility。”直译就是：“许多人自以为很‘牛逼’，和喜欢‘装逼’。其实这些自以为是只不过反映了他们的‘傻逼’和‘二逼’。”可想而知，一股把中文字套在“-bility”上的风潮将在中国蔓延开来。有中国网友说：“因为中式英语——Chinglish已经无孔不入，而且在国际英文中登堂入室了。”

风靡西方媒体？

　　过年期间，我又在晚间报纸看到这样的一篇转述文章：“Chinglish冲击传统英文”。同样的文章换了几个更振振有词的标题在网上流传：“西方媒体钟情中式英文”、“中国特色英文风靡西方媒体”等。文章欢愉地宣示这“标志着一个从‘中国人背英语单词’到‘中国人造英语单词’的跨越性时代”。文章也引述外国媒体巩固其立场：英国《经济学人》报道大陆男多女少的现象时，将未婚男子“光棍”直接翻译为“guanggun”；英国《卫报》则把关系写成“guanxi”；连《纽约时报》也称这现象很“酷”。

　　我很怀疑这篇文章的准确性。众所周知，错误百出的Chinglish，和“日语化的英文”一样，在英文媒体都是引述出来沦为笑柄的。我于是也挖出文中引述的报道。2010年的《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的这篇被淡化为“男多女少”的报道，真正的题目其实是《性别屠杀——1亿个女娃去了哪里？》。文里提到：“中国多地男女比例是124对100，若不是人为的干涉，从生理角度来看，这样的偏差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之后文章才出现“guanggun”这字：“中国社会科学院担忧这趋势若持续下去，10年后2400万个中国男人会被逼一辈子当王老五。这对19岁或以下的中国男生族群影响更大：到了2020年，这年龄群的男生将比女生多出3000万到4000万人。这数目惊人，华人称为‘guanggun’（光棍）的男青年，结婚及享有稳定家庭生活的机会非常渺茫。”

　　记者引用“guanggun”只是尊重在地文化，并传神、精确地用中国词汇来点出中国的光棍现象，而不是因为Chinglish是一种时尚的表现。同样的，《卫报》把关系写成“guanxi”也是点出中国人的企业文化靠关系比走正门更平步青云。

　　“登堂入室”？“风靡西方媒体”？还是被取笑久了，老羞成怒，变成一种阿Q情绪的反弹?

对语言不尊重

　　是的，我在前一段提到“尊重”。一名中国网友在博客里阐述学英文的困难，其中他说：很多中国人很难掌握英文，寻根究底除了是死背单词而不活用，另外一个问题是：他们根本不尊重这个语言。

　　反过来，把这面镜子照回新加坡，也同样的能看出年轻国人学不好华语的主因。

　　自以为英文很了不起的年轻一代——其实大部分也只不过是如此而已——认为学华语很丢脸、很“lame”、很土等等。若压根底不正视新一代瞧不起华文、华人文化的心理，怎么教都是对牛弹琴，等于把清水泼到大街上。另外，我们不正视英殖时代残留下来的精英文化在作祟，还一味把华文当成跟中国做生意的“工具语言”，把学习语文和钱挂钩，始终还是赢不得孩子们对华文的尊重的。孩子内心深处都学不到尊重自己的民族文化，又怎么可能甘心学好中文呢？

　　换个角度来看。一个学华文的外国人来到华人社会，发音不准把“草泥马”说成——唉，你懂的，这里就省略掉——要不硬邦邦地把英文“中音化”，逢人就说：“我是‘屎土凳’（student），来中国学‘叉你死’（Chinese）。”你说，身为华人，我们会怎么想？

文／林方伟
来源：Chinglish 冲击传统英文？

@《联合早报.副刊》

新加坡的成功：一个观察家的担忧

　　过去48年来，我多次到访新加坡。这让我感觉有点年事过高了。我第一次来到新加坡是远在1963年，在乘船回英国途中，我在这里停留了一天。

　　我们的船停在今天已变成集装箱码头的地方。我于现在称为莱佛士坊的地方，靠近真者里（Change Alley）的一间小店，买了生平第一架晶体管收音机。公园对面的罗敏申（Robinsons）的价钱不是我们负担得起的。

　　我几乎可以马上听到年轻新加坡人说：“huh？”

　　新加坡已经完全改观了。我于1979年前来这里定居，直到1997年。之后，我每年都有断断续续的来这里工作，有机会目睹新加坡的改变和成长。

　　现代新加坡是个成功的故事。从一个充满蚊子的多沼泽地方——只能以其地理位置和巨大港口为豪——它已成为环球大都会之一。

　　你们应该很熟悉这些统计数据，因为你们是一起成长的。海运、炼油、交通枢纽、金融中心、高科技研发和各式各样的区域中心。新加坡是成功的。

　　但这是脆弱的。世界经济的确是全球化了而经济是新加坡存在的唯一原因。全球经济前景目前至少可以说是让人忧心忡忡，所以新加坡必须评估自身的处境。

　　自独立以来，新加坡便一直由同样的执政党管理。如果我有从他们那里学到一点东西，那就是国家需要稳定。没有它，你们就不知所措了。我要避免关于民主的争论，就让我下一次抵达樟宜机场时由你们来告诉我好了。

　　然而，信息是很清楚的——不要丢弃先辈努力建立的一切。

　　现代新加坡让人感到惊喜。我们的第一个家位于汤申路上段，三面都有甘榜。粪便车每天早上前来时都会把我叫醒。我乘搭没有冷气的巴士去上班。身为洋人和不适应这里的天气，在抵达海洋大厦（Ocean Building）时，我的鞋子往往留下湿印。

　　你们现在有最现代化的建筑、先进的交通系统（是很拥挤，但冷气却是没有问题的）和接近全民就业。

　　对富有的人来说，新加坡也是一个很好的享乐的地方，他们之中有一些已经在这里定居。新加坡有赌场、一级方程式赛车、全球最好的动物园、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好的食物、还有数目可观的外国人。

　　后者让情况因此逐渐变得严重。新加坡的成就是其国人努力不懈的结果。政府严厉和实行种种约束——但其出发点是好的——建立一个繁荣的新加坡。

　　纪律是关键。我知道是因为我的头发于1979年被剪，但我却并不在意。我有幸同一些老一辈的政治领导人合作，对他们的道德准则很钦佩。这是新加坡繁荣和成功建立目前众多基础设施的原因。

　　建屋发展局组屋是全世界最好的公共住屋。不相信吗？到其他国家看看。以裕廊的规模来说，它的发展是让人难以置信的。中央商业区大概是全球做生意最好的地方。

　　但有一个问题。多年前，如果一个德士司机敢提出政治异议的话，我们两人都会看看旁边有没有人在听。

　　今天，我听到许多新加坡人提出不同的政治意见。上一次大选是人们不满情绪日益膨胀的证明。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纪律也越来越松懈。

　　人们对来自亚洲的似乎不受控制的移民数目非常有意见，尽管他们同意在宏观经济上吸引移民是有需要的。

让我这个关心新加坡的观察家感到担忧的，不是这种情况的出现和移民问题——我只会表示赞赏——而是年轻一代新加坡人缺乏知识和敏感度。

　　经过一番努力，新加坡于80年代中成为全球重要的国家。之后出生的年轻人显现了两个问题——首先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所以繁荣也会持续下去”——这是让人厌恶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和自满的心态。其次是对国家是如何诞生缺乏理解。

　　亚洲人有尊敬年长者的传统。新加坡人有失去这个传统的危险。如果真是如此，国家将受到危害。

● 大卫·梅森(David Mason) @联合早报．思维空间

原载《商业时报》。作者在英国经营商务沟通咨询公司，每年有数月会在新加坡会见客户。叶琦保译。

2011新加坡大选前夕有感

如果新加坡发生如马来西亚2008年3月8日般的政治海啸，新加坡和新加坡人可能会是最大的输家。无论是经济、社会、和政治层面，或是当地人和外来居民，都会受到深刻的影响。

此次新加坡大选个人所能够想象的最好的结果，就是反对党成功攻下两个集选区（阿裕尼，碧山—大巴窑）， 守住两个单选区（后港，波东巴西）。人民行动党守住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强的国会议席优势，仍能快速有效推行它认为有利于民的政策，同时一改以往和人民沟通不当的强硬手段（*注一），投资者信心不受影响，经济变动不大。人民行动党自此变得更谦。虽然人民行动党的代价是损失几名大将，如杨荣文，黄根成等（*注二），却因此换来有素质，肯做牺牲，有心为民主作出贡献的反对党议员（*注三），新加坡和新加坡人将会是最大的赢家。

当然，最好的结果也仅仅限于自我幻想，自high自爽而已。人生充满变数。也因此，此次大选的最终结果，有可能大家都是输家。

票，握在选民的手中。投了，不管你是任何一方的死忠支持者，或是中间游离选民，就准备接受任何你意想不到的结果，并为你的选择负责。

祝你好运，新加坡！


*注一：假设一。前提错，结论也错。
*注二：如果他们愿意放下身段转换战场为人民服务，人民的损失将会减至最小。问题是他们肯吗？
*注三：言之过早，也只能假设，所以是风险。

阅读：
1. 新加坡会发生政治海啸吗？ ~陈利威
2. 可在冷静日左右中间选民 主流媒体偏颇或适得其反 ~邱暐然

岂能是“私人私事”？

张庆信说：千万元捐款是他和翁诗杰“一对一”的事，与马华公会无关。
（他开始的时候说是捐给马华公会区会的活动经费）。

蔡细历说：这是翁张私人纠纷，不要把马华公会拖下水。

慕尤丁说：这是两人的私事，应该私下温和解决。

这些说词都离不了“私人私事”这四个字，口径一致，很有默契。

说这些话的人似乎都忘了翁诗杰是堂堂的马华公会总会长，正正的国阵政府交通部长。
拥有这种身份的人，拿了人家一千万元现钞，竟然是“私人私事”？

人们真的会怀疑说这些话的人，是不是用下半身来思考。

当年新加坡政府劳工部政务次长黄循文，夫妇俩接受人家赠送往返雅加达的两张免费机票，以及在自己的住家建造一个遮雨凉棚由别人买单，立即被反贪污局拘控上法庭。案发当时，他多次求见李光耀不果，后终被接见。

李光耀只问他一句话：“到底有没有这回事？”，他答说“有！”。李光耀二话不说，立刻终止和他的谈话，要他退下。

庭审结果是：黄循文锒铛入狱。


摘录：翁诗杰抱着千万元杀身成仁？
作者／顾兴光

世界的新加坡

　　走出新加坡国际机场，签证官的职业笑容、秩序井然的各国来客、干净的地面路边，都让人霎那间感到走进了文明社会。再稍留意一下交通规则、路标上的名称，在英国生活过的人会感到这就是在英伦，如果对气温不敏感的话。

　　但是，新加坡还是新加坡，尽管有诸多欧洲文明的印记，也承续着很多亚洲传统，似乎是一个无法用洲际文明圈定的国家，一句“亚洲价值观”也许不能涵盖其治国理念。在这里，路牌都是用英文、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四种文字标识；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各族人们各行其职、彼此尊重、和谐相处，用英文和自己的母语交流，遵守着共同的社会运行规则；无线上网技术覆盖全国，任何时候都能获知世界正在发生什么。这种情形，让人不由得想起英国人对伦敦M25环城高速公路内区域的说法：“M25以内的伦敦不属于英格兰，而是属于世界的”。

　　在新加坡访问数日后，“世界的新加坡”几个字在笔者脑海不断闪现。并不是说新加坡该属于世界，而是说新加坡是最先接应全球化风浪的国家之一，集合着东西文明的优长，具有独创性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模式，走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其治国理念和制度设计，给世界无不启蒙，包括对西方发达国家。

德与法至上的精英政治

　　新加坡的政治制度非常独特，说是自由民主体制吧，她是一个一党独大的国家，自建国以来始终由人民行动党执政，没有出现过政党轮替；说是专制体制吧，议会选举是唇枪舌剑地进行着，政坛上没有出现过东方国家难以治愈的腐败顽疾，政府廉洁、社会公正、以法治国的水准均超越于西方；最接近的是社会民主制，人民享有较好的社会福利，但新加坡却听不到罢工的声响，媒体承担的角色不是欧式的“公众的看门狗”和“第四权”，却有较充分的自由对政府政策提出批评和建议。可以说，新加坡的政治制度是难以用“民主”、“专制寡头”、“家长制”等模式来概括的，只能用“新加坡之路”来概括。

　　无论是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体制，还是欧洲大陆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体制，均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为基本理念，以民意为国家政策出发点的。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政府和媒体之间以及民间组织和权威机构之间的力量对抗，保证了政府廉洁、政治透明、社会公正，但却是以社会资源的消耗为代价的。

　　西方民主制度的另一个弊端是“民意独大”，而民意有天然的短视性，政党为在大选中获胜，抛出很多急功近利、缺乏远见的政策，导致很多错误甚至灾难。比如，绿党进入政府是欧洲国家的新景观，但一经进入政府就毫无作为，关于环境保护的长远政见根本无法成为政策，而为了眼前利益，为了石油而不惜开战的灾难倒是不断发生。战争进而导致不同民族和宗教间的仇视，为反恐所消耗的国家财政开支，已让美英等国感到力不从心。也常有智者发问：如果把这些钱用在民生建设上有会是怎样一番光景？

　　新加坡的政治则更多地表现出“合力为善举”的特征。政府、企业、工会、学界之间的渠道是畅通的，言论是自由的，各民族和宗教之间也是相互尊重、和谐相处，政治家不仅保持了廉洁和高效，而且不是为了争夺权力为目的。笔者曾询问从事不同职业的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他们对政府的认同感都很强，都觉得政府是为人民着想。96％以上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失业率只有3％左右；“花园之城”的美誉，显现着在环境保护上所下的功夫；全国范围内的免费无线上网，展示着在高科技领域的先进程度……这些成就既说明新加坡政府的领导能力，也证明政治制度的保障很有效。

　　对于新加坡的政治制度，笔者以“德与法至上的精英政治”来概括。李光耀对政治家的要求是，“强有力并具有勇气和廉政的道德威信的领导人才”，这里有东方人理想的“德治”色彩，但在政治体制设计上又借鉴西方的“法治”思想，将“德”和“法”置于权力之上，使得政治人物把国家利益、人民福祉、社会和谐作为施政目标和德性体现，在严格的法律框架下行政。
与此同时，总理直管的贪污调查局拥有绝对权威，可以不受任何法规限制逮捕犯任何罪行的嫌疑人，对显赫官员进行监督和调查。可以这么说，“德”和“权”的结合往往导致专制和腐败，“权”和“法”的结合会导致急功近利和争权夺利，惟有“德”和“法”的结合才能营造出和谐、有秩序的社会，把各界人士的创造力和善行发挥出来，并且聚合在一起。也许正是“德”与“法”的至高无上，促成德才兼备的精英投身政界，把“除了阳光和空气，几乎没有任何资源”的小岛，建设成让世界尊重的国家。

负责任的新闻自由模式

　　新加坡媒体的角色，也是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不是“公众的看门狗”，但仍能认真反映民意，对政党和政府提出建设性的批评；不是执政者的“喉舌”，没有新闻检查制度，但接受政府部门委婉的提示和柔性的“吹风”，在享有新闻自由的同时也受到社会责任和法律的约束。因而新加坡的媒体既不像西方媒体一样咄咄逼人、耸人听闻，也不像一些东方媒体一样唯唯诺诺、偏执极端，而是把事实真相较全面、较温厚地传播给大众。借用《联合早报》总编辑林任君的话来说，新加坡媒体“自认为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桥梁”。

　　西方媒体在政治清明和权力监督上的确卓有成效，但在“人咬狗才是新闻”、“坏消息才是好新闻”等理念作用下，常常有主导国家政治的雄心（或者说野心），也便有为政府设定议题、让政治跟着媒体转的现象，而政治家为得到民意支持，也常讨好媒体，把争取媒体支持作为掌权的必备，所以新闻大亨默多克（又译梅铎）是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巴结的对象。布莱尔在卸任时把媒体比喻成“未经驯服的凶猛野兽”，但同时承认“也曾经集中精力来迎合和讨好媒体”，可见西方媒体已在不断“越位”。

　　尽管李光耀在1988年就指出“不让外国传媒影响新加坡人的想法”，新加坡也对国外报刊的发行有数量上的限定，但新加坡仍是世界上信息最开放的国家之一，全球媒体都能在网络上看到，没有“封网”、“屏蔽”之举，人民能自由阅读到国际报刊。在预防海外媒体蛊惑人心的同时，也给本国人民开阔眼界和获取信息提供了方便。这种“负责任的新闻自由”模式，既避免了西方媒体过强的干政力、少约束的自由度，也不会导致因信息操控带来的国民视野狭隘、遇事极端的危害。在集权国家“坚硬”的新闻政策和民主国家“散漫”的新闻制度之间，新加坡走出了“柔和而富有弹性”的媒体管理之道。

全球化时代的治国典范

　　新加坡的很多制度，像对罢工的处理程序和限定、每年公职人员和企业员工的工资升降、公民的住房公积金安排、司法制度、议会选举和辩论制度、民族和宗教制度等等，都带有较强的英国色彩，但不是照搬，其中蕴含着其他国家的成功做法。比如住房、医疗、教育这些事关民生的政策，既不像美国式的个人自理，也不像英国式的税收调剂，更不像欧洲大陆式的国家承担，而是“共同致富”理念上的政府和个人共同支付。

　　欧洲的福利制度，导致了社会整体竞争力的下降，形成个人过分依赖国家而不进取的弊端；美国的个人自理，拉开了贫富差距，很多底层人得不到国家的支持，加剧了民族、种族和阶层间的冲突与矛盾，不利于社会和谐和团结。新加坡的制度，把社会救助和个人自强较完美地结合起来，且随着国际经济和国内发展的行情不断调整国家和个人支付的比例，使得这个国家既充满人道，又鼓励个人竞争。在建国短短的40多年来，已从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世界最富有、最祥和、最国际化的国家之一。

　　新加坡的制度是难以复制和效仿的。人们可以把日本当作“西方国家”，也可把台湾体制归于“美式民主”，但对新加坡则一筹莫展。新加坡就是新加坡，但是世界的新加坡，其治国理念和不设前提地吸收先进文化的主动性，是各国如何在全球化时代治国兴邦的典范。

● 陈冰　　
·作者为中国资深媒体人
世界的新加坡

各得其所的白礁分配

　　上星期五（5月23日），从海牙国际法庭传回来的判决，让拖延将近30年争执的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对白礁岛主权争执诉讼案，有结果。判决是：白礁岛主权归新加坡，两个南面的小屿，即中岩礁，则判予马来西亚。上星期，这件事是吉隆坡各界关注焦点，闻判后，似乎都一致认定其本国（马来西亚）是输家。事实上，这怎么会呢？马国人其实不须落落寡欢。

　　据资料指出，白礁上的灯塔由英国建于1851年，从那个时候始，便一直由新加坡管制。可是，在1980年，在马国出版的地图上，白礁岛却出现在马国的版图上。双方的争议延续了14年后，1994年，当时的马国马哈迪政府得到新加坡政府同意，把这主权的纷争提交给国际法庭处置。从那时候始，人民便欲知到底谁是谁非。可是，前后一拖便是将近30年。

　　如今案情大白，但此刻在吉隆坡却有人埋怨说，错就错在1953年时，柔佛州政府州秘书曾经致公函知会新加坡，表明柔佛州政府将不声称它拥有白礁岛主权。当时新马尚未独立，新柔两者都是英国殖民地的地方政府，那是内部的交代。可是，当马国于1957年独立后，便逐渐的认识到这块方圆0.8英亩的岩礁，却越来越有海上信息站的意义，非同小可。

吉隆坡市民不认为"双赢"

　　新马两国当年同意把此重大纷争交上国际法庭，那是客观又开明，是智慧文明的抉择。在此期间，双方都倾力去打这场官司，显示了它的关系重大。

　　我们知道，从南中国海（包括西沙群岛）海域进入马六甲海峡，或由马六甲海峡经过新加坡前往东亚时，都要经过此一片狭长的海域。其在海域军事上而言，非一句"兵家必争"可道尽。

　　目前，吉隆坡市民几乎都不认为这是一个"双赢"的格局，有人认为新加坡好比得到了一只大母鸡，而马来西亚只得回两粒小鸡蛋。这肯定不是兵家之见。

　　《孙子》曾说"兵非多益"，以军事信息据点而言，更非越大越好（或者说，小便是大）。马国在此重大的诉讼中，得回了中岩礁——两堆浮在海面上的岩礁，但其实质意义却与白礁岛不相上下。简直可说是"平分秋色"。这些岩礁都俨然像两座不分彼此的"守护神"，不是独立的。

　　在裁决中，国际法庭判给马国的中岩礁两屿之间相距约为250米，由此看两者之间海底临水面处是相连的，这要建造高架建筑是轻而易举的。若是岩礁两相距较远或孤立，则没有此条件。

　　这也是说，其应用价值不亚于0.6海里之遥的白礁。况且，更有向上发展空间。对此，马国人民要看本身的潜在利益，不应该看表面而眼红，忽略了自己的底蕴潜能。

国际仲裁广受世界关注

　　这里的焦点其实并不是两国纷争，反而，国际仲裁是广受世界关注的。特别是东北亚与东南亚诸国，此争执与他们息息相关，也同时是欧美强国所注目的。说这是一件国际大事，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假如此回没有得到圆满和平解决，那是全球化的挫折，未来的隐忧，事情就将是严重的。

　　幸见在判决后，双方的政要反应都很谨慎，都尽量去考虑到对方的感受。深看一层，新马之间还有多项棘手问题排着队尚待解决，这些悬而未决的争端虽然比白礁冲击小得多，但有了白礁的解决指导原则，其余留下来争持不下的双边难题，便减少了朝向惊险演变的可能性。

　　由此看，两国相处的前景将一片大好，这是从未有过的机遇。这也是东盟（亚细安）各国以至亚洲各国和世界有识之士所乐意看到的现象与方法。

　　此时也许有人在说，新加坡在法律下得回白礁之后，猜测它将会依法作填海扩大活动。这是人性的通病，我们不应该去猜疑他人或总是打别人的算盘，从而不厌其烦去计算别人将会得到的利益。

　　消息传出后，本人从吉隆坡打电话给新加坡的一位友人，问他看了新闻的感想，他不加思索便说，"大家有份"。事实上大家真的各得其所，没有厚此薄彼之分。双方都得到"尊严"与实际效益。海牙国际法庭此一抉择，更开拓了全球化的思维方法。

政客玩弄老套手段

　　不过，令人担心的是，此际在马国会否还有一批民族主义者，为了复辟而乘机起哄。早在3月大选之前，柔佛州便有一批土著，把伊斯干达的发展区说成"把主权出卖给新加坡"。跟着，在大选之后，也有数百名土著在代表大会上一致说"马来人失去了主权"。这些右派份子会否会借白礁宣判的机会，制造一个假想的强大敌人，以争取其民族团结，或让其民族主义"起死回生"？

　　认真说，马国的马来人并没有这样的文化——就是说以堂皇的"主权"理由去争取本民族的利益。有的只怕是此类潜伏的政客，玩弄老套手段。

　　我们常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或者是"一人可以乱天下"。对此，世人无需过于顾虑。因为在3月8日的大选中，这类民族主义政客已经遭受惨痛教训。经过大选的洗礼，马国在政治上已迈进另一个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不足为患。

　　于此，人们不应该去争议谁是母鸡，谁是鸡蛋。因为母鸡和鸡蛋是循环相生的，生生不息。新马关系将永远如此。

　　从白礁岛分配意义看，这标志着两国人民是肩并肩地永远屹立于世，守望相助，万古不变。这是历史性的发展，并非偶然。新马两国及国际法庭这次是做了一次全球化的"领头羊"，让各方有了共同方向。这次判决不但可作为全球化的典范，更是解决国与国之间纷争的榜样。

● 吕罗拔
作者是马来西亚商人

注：白礁岛 - Pedra Branca - Pulau Batu Putih

新加坡生活式

　　因急事匆匆回国一趟，国家似乎又漂亮许多，带几名中国与台湾友人到处浏览，当起这个地主导游，心里为国家越来越具有国际大都市的格局感到骄傲。

　　几位国外朋友都住在我家组屋里，平日就在小贩中心用餐，也让他们与老百姓搭地铁与转换巴士，没见他们多买衣服因为他们说这里有的到处也都有，而几天下来后，初到时的兴奋渐渐淡去，我察觉他们逐渐显出一种“沉闷”表情。

　　是乌节路或新达城还不够精彩？还是圣淘沙、牛车水、小印度都不合口味？是博物院、图书馆、美术馆、艺术中心不够壮观？还是电视广播或报纸杂志都不够精彩？

　　其中一位友人正是今年金马奖最佳剪辑张一凡，他此行正欲寻觅一处海外电影后期制作营地，来新之前他已在曼谷接洽过一家后期制作公司，但他一直因为新加坡这响当当名字而保留着抉择，直至看完了新加坡，他说，“新加坡绝对具有一些国际竞争的条件，但它的生活式却其实是沉闷的。它的生活式仿佛是一种忙于适应，这样的生活式欠缺一种对生命的自发热情，或许有，或许会来自新一代，但声音仍太微弱了。”他觉得，更懂得生活之道的泰国人具有对生命的感悟与创意。

忙于奔命的新加坡人

　　出版社负责人告诉我说他们造访得不是时候，因为此际正是新加坡物价狂飙期，说得也是，平价超市里一个普通白面包的价钱就足以叫我暗吃一惊，有天为赶时间，在城里搭了趟德士，那种种附加费也一新耳目，其实小贩中心用餐也不便宜，虽然食物早已没有“古早”的地道原味，但一顿饭吃下来，就跟偶尔搞个庆祝会差不多。

　　外国友人问现在新加坡人普通能挣多少钱？

　　坦白说我答不上来。我只听到与我熟悉的云吞面大婶说：生意越来越难做，什么价钱都高了，只有工钱没有高。

　　是否这样的一种长期性反差造成新加坡人长期性地疲于奔命？

　　假如没家庭，或许在收支上还没感觉太大压力，我也曾在新加坡生活过，“紧”的时候少花些也就能过去。但有家庭那就完全另回事。并非新加坡人把钱看得重，而是他不能不整天考虑收支平衡的问题。整天，整周，整月，整年，都得好好盘算生活进账与开销，别的没时间想也没剩多少精力去想。

　　是否如此，所以地铁里大家的疲累都在极其能事鼓励消费的各种精彩广告下一览无遗？

因疲倦而变得被动　　

　　或许以前我真误会了国人。我们并非不想去开拓一些新的思维领域，也不是没去认真想过生命热情的问题。而是在一个如此小的空间里周而复始极力维持着这个高代价的新加坡生活式，请问还有多少人能真正腾出精力去进行不一样的感悟思考和鼓起勇气去做不一样的事？

　　出版了一本新书假如有人肯买回家翻翻阅读就已属大幸，这不只是华文低落与否问题，是花不起那个“闲情逸致”。

　　叫人担忧的事是“新加坡生活式”仿佛已逐渐成定型。它仿佛已是一种社会与人之间在某种约定俗成之下的互动循环。

　　压力大又疲倦的人需要解压，需要释放，需要娱乐，也需要轻松刺激。最好不要跟他说严肃的事，最好就是给他各方面的官感享受。吃，喝，玩，乐，是辛劳疲惫之后的减压渠道。新加坡是个长期鼓励消费的社会，“你赚，你消费，你存在”，这仿佛已经是认可生命意义最方便的普遍体会。最舒服的生活式，是别再作深入严肃探讨，糊口或娱乐都是用疲倦赚回来的，疲于奔命之后就跟着各种媒体的怂恿与广告诉求去过国际大都市的高生活。

无可奈何的精神语境

　　回来看到电视。原来现在的电视就是在“玩”。而且是虚张声势地“玩”，仿佛就是用“玩”来吸引人。

　　电视上看学生们“玩”华文问答，让人感到欷歔的还不是问题的浅白，而是那种满足于浅白的洋洋得意。

　　多元文化社会原本是个有利条件——假如这些多元文化都能进行深入互动并且能互相浸濡交融——但假如时势只能逼得这种多元成为一种浅层交叠，那么最终也会看似多元，却只能是一种包在现代物化之下的表层外观。

　　长期疲倦地生活在浅层人文里，或许不感压力，但生活容易流于模式化的沉闷。但要更改或撑开一个新的精神语境空间又谈何容易？一个巴掌拍不响，社会上纵然存在一些有诚意又肯努力的民间人文团体，但假如政府无法缓和及调控整体节奏，并有效提供更多能嵌入人民生活的、能触动并带动人们进入更深思考的精神语境平台，试问这些具有远见的民间团体又哪有如此巨大力量扭转整个新加坡人文的精神语境？

　　在不断疲劳适应物化的生活式之下，深层人文仍难抬起头来。

● 吴韦材
·作者是旅居北京的本地写作人

李光耀如是说

“马来西亚在1965年将新加坡逐出时，就认定新加坡会失败，最终得依照他们的条件重回马来西亚。新马之间的问题不仅是国与国之间的问题，而是对种族、宗教、文化持有不同心态。我们证明了如果他们改变作风，能有哪些成就。马来西亚拥有所有的资源，如果为华族和印度族人民提供教育，善用这些人民，它将能够媲美或超越新加坡的成就，新加坡也将会很乐意重新加入。”

2007年9月底接受美国著名时事专栏作者普雷特访问时,李光耀是这么说的。

新闻来源：李光耀：新加坡仍面临生存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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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在想：“
马来西亚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终年四季如夏，雨量充足，没有水源短缺，甚至可以考虑出口地下水赚外汇，天然资源丰富，没有地震之虞，大自然的风光明媚，有世界著名的原始热带雨林，遐迩闻名的西巴丹（Sipadan）潜水天堂，旅游胜地热浪岛，独具一格的灰石洞...

若再加上任人唯贤的管理制度，多元种族相处融洽，哇赛，简直就是人间净土，世外桃源。”

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的子民魂萦梦牵，前仆后继的往国外淘金，移民，终生漂泊异乡？

看不见未来，该是其中一个原因吧。

新加坡什么都没有，仅靠人才和制度，尚且能走到今时今日的成就。先天条件让人嫉妒的马来西亚就宛如一个纨绔子弟，不思进取，迟早败家。

多可惜。

车子与房子-新加坡人的“双子”

在王先生如是说 aka mr wang says so 那里读到其中一位读者的回应，谈及在新加坡拥车和拥房的相对高成本，深入浅出地点出了一般新加坡人终生为之营营役役的人生追求。或许，这就是新加坡经济背后的源源不绝的推动力？

心有戚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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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f the most funny and weird obsessions of a singaporean

Car - Pays 10-20k to buy a paper which gives him the right to buy a car and then pays 200% more than what the car costs in other countries to drive. Then pays thru the nose every month on charges to park his own car near his own house, ERP, insurance, road tax etc. We havent talked about the costs that he incurs when the car gets involved in an accident.

House - He pays 300k to buy a house and another 50k to spruce it up when he spends mon-fri at office, eats out, comes home only to sleep. Weekends are spent at food courts, shopping malls, expeditions, holidays, roaming on the roads. Then comes home to sleep again.

Funny creatures.

http://mrwangsaysso.blogspot.com/2007/05/work-study-money-freedom-and-maslow.html

人力资本是发展关键

● 潘俭伟 /Tony Pua

　　我热衷于研究经济，人们常问我：“什么是决定经济体大小的因素？”是扬升的橡胶和油棕价格？我们的石油和天然气储藏量？还是国家的面积和人口？马来西亚拥有肥沃的土地、大片的锡矿和高素质的石油储存。

　　我们南端的邻居新加坡就没有我们幸运了。它只是一个小岛，比我们小480倍，既不适合进行农业活动，也缺乏天然资源。新加坡目前的约400万人口，扣除了外来劳动力，也只是马来西亚的1/6。

　　如果经济总量是取决于上述的可耕地和天然资源等因素，那马来西亚的经济总量应该大于新加坡数倍。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马来西亚的经济总量是美元1300亿，只是比新加坡的1170亿多出约11％。如果两国目前的增长率在接下来的10年保持不变，新加坡这个小邻居的经济总量将超越马来西亚。

顶尖人才最集中的地方

　　一个土地面积小又没有资源的国家，怎会有这样出色的表现？一个在80年代经济总量还不及马来西亚一半的国家，是怎么在短时间内迎头赶上的呢？这里头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人力资本。新加坡不遗余力的发展人力资本，不但大力栽培本地人，也从海外吸引最佳的人才，使新加坡成为本区域，如果不是全球的话，以每平方英尺来计算，顶尖人才最集中的地方。

　　新加坡每年都以亚细安奖学金的名义，为数以百计的不同年级马来西亚学生提供经济奖励，吸引他们到新加坡一些最好的学校就读。我本身在峇株巴辖读完小学后，便幸运的获得一份亚细安奖学金。和我不同的是，许多同样获得奖学金到新加坡求学的同侪，后来选择在新加坡工作甚至在那里定居。这对马来西亚来说是种损失。

　　我在小学最要好的朋友，在中三后获得同样的奖学金。后来他还获得世界最大的船务公司之一，海皇轮船集团的奖学金，考取牛津大学的学位。他现在为海皇服务，是公司派驻越南的外籍经理。


　　另一个后来则获得新加坡航空公司的奖学金，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才36岁的他，在今年3月被委任为新航集团属下的胜安航空的总裁，真让人钦佩。

　　今年，在家乡同窗农历新年年度聚会上，我很伤心的听到一名在新加坡高等学府任教的旧同学，刚选择放弃马来西亚公民权，成为新加坡人。

　　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有才华出众的朋友的人也不只我一个。一名本地法律系高级讲师最近说，马来亚大学法律系缺乏高素质的师资，这是因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法律系讲师，有约40％是马来西亚人。

　　马航在过去10年一直面对困境，累积了超过马币10亿的亏损。在1972脱离马航的新航，却取得耀眼的成就，是全球盈利最高的航空公司之一。讽刺的是，领导新航连续31年取得利润并度过艰难时期，在2003年才退休的张松光博士，却是一名曾在马来亚大学任教的杰出马来西亚人。

　　所以，当首相阿都拉宣布了强调人力资本的第九个五年发展计划时，我感到相当雀跃。计划有一整章同发展人力资本有关。政府的政策是设立“世界级的大学和确保高等学府可以满足雇主的需求”，还有“培养讲求创新、具备丰富科学和技术能力、并有能力学习和使用知识的社会”等。然而，对将由科学、工艺与革新部推动的吸引人才的计划，却着墨不多。

留住和吸引人才的关键

　　在保留本地和吸引外来人才这个关键课题上，也没有任何讨论。政府必须了解，发展人力资本在本质上，同吸引外来人才和防止本地人才外流是息息相关的。一个有效的人力资本发展政策，不只是建立更多学校和大学，或者聘请更多教师和讲师。

　　新加坡的大学和人口的比例只是我们的一半。然而，它三所大学中的两所，却名列世界顶尖50所大学内。

　　在招聘最佳的教育工作者，和制定一个奖赏严谨的学术研究，和具批判及分析性的思维这些至关重要的素质时，政府必须深思熟虑。没有这样的政策和根深蒂固的文化，年青有为的马来西亚人选择到“无国界”的全球化学术环境中，寻找可以发挥所长的机会，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目前的教育政策，需要一个具竞争力的经济环境来配合，让人才可以获得公平和平等的机会在各自的领域成长，对经济做出贡献并获得应有的报酬——这样才能留住人才。

　　我们的竞争者能够提供世界级的教育，和有利的经济环境来吸引年青马来西亚人。我们已经失去许多人才。我那些在海外有优异成就的朋友，在马来西亚是不太可能有同样的机会的。

　　政府理解也凸出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性，这是值得表扬的。然而，如果政府是认真的想要提升人力资本的素质，就必须作出更多努力，建立一个全面的机制，对马来西亚的教育学府做出诚实和严格的评估。

　　对机会不平等、晋升受不公平限制、和单凭能力只能获得有限擢升这些不论是否确实存在于我们的“商业”机构的问题，我们也必须探讨根本的原因。我们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如果我们的大量人才能够被留住并充分发挥所长，我们毫无疑问的可以领先我们的竞争者、更早消除贫穷、和在2020年成为真正的发达国家。

·作者是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的经济顾问。原载4月30日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叶琦保译。
·作者的部落格：
http://educationmalaysia.blogspot.com/
http://tonypua.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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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原文：

Human capital the key to growth

AS an economics enthusiast, I’ve often been asked, "What determines the size of an economy?"

Is it dependent on rubber and high oil palm prices? Or the size of our oil and gas resources? Or instead, is it dependent on land area and population?

Malaysia is extremely well endowed with fertile land, large tracts of tin mines as well as some of the highest quality petroleum reserves in the world. Singapore, our neighbour down south, however, is not as fortunate.

To put it bluntly, it is a tiny island, 480 times smaller than us, completely unsuitable for commercial plantation and lacking any natural resources. Even its population today of some four million, excluding migrant workers, is one-sixth of Malaysia’s population.

If the size of an economy is dependent on the factors highlighted above, such as arable land and natural resources, Malaysia’s economy should be many times the size of Singapore’s. However, reality paints a very different picture.

While Malaysia’s economy of US$130 billion (RM444 billion) is still larger than Singapore’s US$117 billion, the latter is only smaller by some 11 per cent. And if the rate of growth currently experienced in both countries persists for the next decade, then our tiny neighbour could soon boast a larger economy than Malaysia.

How is it even possible for a country with a sheer lack of resources and land mass to do so well? How did a country that was barely half our economic size in the early 1980s catch up within such a short period of time?

Through a simple exercise of elimination, it all boils down to a simple single factor — human capital.

Singapore’s near compulsive obsession with human capital, both in terms of enhancing its local citizenry as well as attracting the best foreign talent, has probably resulted in the highest concentration of top brains per square foot in the region, if not the world.

Every year, for example, Singapore provides financial incentives in the guise of the Asean Scholarship to hundreds of Malaysian students at all levels — post-UPSR, post-PMR, post-SPM and post-STPM — to study in some of the best schools on the island.

I was a fortunate beneficiary of such a scholarship after completing my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in Batu Pahat. Unlike me, however, and unfortunately for Malaysia, most of my peers have chosen to work or even settle permanently in the island nation.

My best friend in primary school, who received the same scholarship after Form Three, went on to pursue his degree at Oxford University on a Neptune Orient Lines (NOL) scholarship. He now works for them, one of the largest shipping companies in the world, as an expatriate country manager in Vietnam.

Another fellow scholar graduated from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LSE) on a scholarship from Singapore Airlines (SIA). Most impressively, at the young age of 36, he has been appointed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SIA’s subsidiary airline, SilkAir, as of March this year.

And when I had my annual Chinese New Year reunion with my home town classmates this year, I was heartbroken to hear that one of them, who is an academic with one of Singapore’s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had just renounced his Malaysian citizenship to become a Singaporean.

These are not my only examples, and you can be assured that I do not have a monopoly on talented friends. A local senior law lecturer recently commented that the Universiti Malaya (UM) law faculty was depleted of quality academics because Malaysians make up some 40 per cent of law lecturers 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While Malaysia Airlines (MAS) struggled over the past decade with cumulative losses in excess of RM1 billion, SIA, which split from MAS in 1972, shone brightly as one of the most profitable airlines in the world. Ironically, it was an outstanding Malaysian and a former academic with UM, Dr Cheong Choong Kong, who led SIA to an unbroken 31-year record of profitability through turbulent economic times before his retirement in 2003.

Hence, when Prime Minister Datuk Seri Abdullah Ahmad Badawi rolled out the Ninth Malaysia Plan (9MP) with an emphasis on human capital, I was pleased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9MP had an entire chapter dealing with human capital.

The human capital policy thrusts called for the creation of "universities of international standing and ensuring that tertiary institutions meet the needs of employers" and "nurturing an innovative society with str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pabilities and the ability to acquire and apply knowledge", among other things.

However, as part of the thrust, there was only a cursory mention of a "National Brain Gain Programme" to be spearheaded by a focal point at the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Ministry.

There was no discussion on the issue of attracting and retaining local and foreign talents, a critical element in developing Malaysia’s human capital.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the government to recognise the fac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apital in Malaysia is intrinsically and inexplicably linked to the issue of brain gain and reversing brain drain.

An effective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policy is not just limited to building more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or hiring more teachers and lecturers.

Singapore, for example, has only half our ratio of universities to the population. Yet, two out of their three universities are recognised as among the Top 50 in the world.

The government must give thorough consideration to the all-important qualitative element of uncompromising search for the best-qualified educators and an education policy which rewards academic rigour, critical thinking and analytical intelligence.

Without such a policy structure and ingrained culture in place, it is unsurprising that many young and particularly talented Malaysians will seek out the "borderless" global academic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ir potential can be fully harnessed.

Concurrently, the country’s education policy must be complemented with an equally competitive economic environment which provides these talents with fair and equal opportunities to grow in their careers, contribute economically and be compensated accordingly — in order to retain these talents.

Our competitors’ ability to attract young Malaysians, provide undisputed world-class quality education and offer a conducive economic environment has clearly resulted in our loss.

It is hard to imagine that my friends, who have done extremely well for themselves overseas, would have had the same opportunities in equivalent entities in Malaysia.

The government must be commended for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human capital in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However, if the government is serious about raising the quality of human capital, much more needs to be done to create a holistic and integrated plan that will honestly appraise and critically examine the quality of Malaysia’s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We must also identify the underlying factors, perceived or otherwise, of the lack of equal opportunities and glass ceilings as well as limited career advancement based on merit in many of our "commercial" organisations.

Should our ample pool of potential talent be fully harnessed, attracted and retained, coupled with our rich and God-given natural resources, then surely we can stay well ahead of our competitors, eliminate poverty sooner and become a truly developed nation by 2020.

新加坡政治领导人总年薪占GDP 的0.022%

　　李资政前晚在墨尔本美国花旗银行举办的“领袖典范巡礼”系列讲座上发表演讲后，有一名医生请他指点如何规划事业前景，他当时答说“如果你想发达，还是不要当医生，从事金融业好了。”

　　早报记者针对这一点，指出许多医生并不是为了飞黄腾达而当医生的，一般人对医生的期望是“医者父母心”，若将这个道理引申到身为“父母官”的国家领导人身上，人们也期望他们有献身精神，而对部长们的献身他们也会心存感激的。当政府把吸引部长级人才的薪金和市场薪金指标挂钩时，是否走错了方向，甚至淡化了他们所作的牺牲？

　　对此，李资政边笑边点头边回答说：“这些是令人敬佩的情操，但我们是生活在现实中。”

　　他透露，当初要吸引黄永宏医生、巴拉吉医生、维文医生等人从政也不容易，因为从政前身为妇科专科医生的黄永宏的年收入约450万元，从政后，起薪却是60万元。脑科专科医生巴拉吉从政后薪水也大跌，当他无法当上部长时，前总理吴作栋曾问他是否要回去行医，他却表示愿意继续留在政府中为人民服务。

　　他指出，无论是打高尔夫球、网球、羽毛球还是游泳，首奖都是笔巨额奖金，人们为了得到首奖，会耗尽一生，用尽全力去锻炼自己。

　　“你要培育胜利者就得这么做。这就是竞争。”

阁下有选择的自由

　　著名的货币经济学家、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教授于上周辞世，在自由经济的领域，可说少了一根重要的支柱。但基于弗里德曼并不只是一位经济学者，而且是对20世纪下半叶的社会思想、公共政策、经济策略等方面都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所以这株大树凋零，应该说是跨领域、跨学界的损失。从东欧铁幕中解放出来如今享有自由天空的人们，应该会对他感到特别怀念。　　


推崇经济自由　　

　　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伯克南说：“弗里德曼的思想对现代货币经济理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无法估量。在经济学家中无出其右。”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则说他是“学术界的自由战士”。

　　前者是对弗里德曼在货币学说的贡献给予最高的评价，而后者则点出了他在许多领域奋战不休的事实。这也说明，他并不是坐在象牙塔里的经济学大师，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学术斗士。　　

　　弗里德曼当然首先是当代货币学派的掌门人。他不能苟同另一位经济学大师凯恩斯所提出的、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来解决经济问题的凯恩斯理论。尤其是他认为，凯恩斯理论根本不能有效的解决通货膨胀。他研究自1867至1960年这百年的美国货币史，提出通过控制货币供应来解决通膨问题的理论。

　　他延续自由派经济学的传统，相信市场的价格功能，推崇绝对的经济自由，反对政府的干预，认为企业本身的效率和企业之间的竞争行为，能够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让消费者受惠更大。他的经济主张，在1980年代影响了三位美国总统和撒切尔夫人的经济政策，而他的货币供应理论，也成为美国联邦储备局的重要决策基础。

　　但作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他所扮演的角色远不止于此。他毕生都在倡导人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他的名著《自由选择》，便在于鼓吹这套理论。他相信，只有经济自由，才有政治自由可言。

　　他将他的理论引申到兵员制度。在越战期间，他提出了反对征兵制的论调，呼吁政府转而采用志愿兵制。他的理由是，征兵制无形中是向青年征税，强制他们放弃外间较为丰厚的薪水，接受微薄的军俸，这基本上并不合乎自由经济的原则。他的目的，在于强调年轻人应有选择当兵与否的自由。经过他的努力，美国政府终于在1973年废除征兵制。因此，许多美国人都应该感谢他的仗义执言。
　　
同新加坡的渊源　　

　　在1980年，当时的副总理兼金融管理局主席吴庆瑞博士曾经邀请弗里德曼到新加坡演讲，以及向新加坡政府提建议。在一个座谈会上，吴庆瑞向他提问。　　

　　首先，吴庆瑞问他，既然官方经营的企业总是效益不彰，为什么新加坡政府的旗舰企业新加坡航空公司会取得那么高的绩效呢？弗里德曼当时的问答是，那是一个例外。他的解释是，在一个像新加坡那样的新兴国家，由于拥有一群任劳任怨的开国元勋，所以能够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效率，让新航成为出类拔萃的航空公司。不过，长远而言，政府行为仍然无法超越私人企业的效率。他并没有承认他的理论在新加坡失效，而是认为长远而言他是正确的。

　　谈到因应通货膨胀问题时，弗里德曼认为只有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一途。对他来说，过剩的货币供应，便是通胀的根源。但是吴庆瑞却指出，新加坡在控制通胀时，根本不看货币供应，此言一出，真是语惊四座，因为这几乎是挑战货币权威。

　　吴庆瑞的说法是，新加坡对付通胀的方法是控制汇率。这主要是因为新加坡的出口中，进口的原材料占了很大的比率，所以只要将新元汇率调升，便能将通胀拒于门外。

　　这两点正好说明，并不是所有的教科书都能够提供所有的经济答案，对于毫无天然资源、毫无腹地的新加坡而言，世界级的经济大师竟然帮不上忙。

三度到中国访问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和举世知名的经济学家，他经常受邀到各地向政府提建议。在他和妻子合著的自传中提到，他到中国的三次访问是他毕生最神奇的经历之一。

　　他是在1980年受到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邀请首度访华，那也是三次访华中唯一的一次官方邀请。邀请者请他就世界经济、通货膨胀、计划经济中的市场运用发表看法。他当时观察到，中国的改革进程才刚刚开始，人们对自由经济简直毫无所知，对于未来的走向更是茫然。

　　1988年，在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的安排下，他第二度访华，但却是三次中最重要的一次。这回他不仅看到中国中央领导人，而且由于访问范围较大，所以能对中国有更深入的观察。但更重要的是，他得以更清楚地将他的观点向政府决策人和学术界表达。

　　到1993年他第三度访华时，他所看到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摆脱之前反复不定的状态，走向快速发展的阶段。他到北京、上海、成都和重庆等地考察，私营企业的发展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让他感到遗憾的却是，中国政府开始强调日本和韩国式的经济控制。

　　在三次访华中，他亲身见证中国如何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也本着自由派经济学家的立场，尽量向有关的领导人、官员、商家建言。他的观点对许多人来说正是醍醐灌顶，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中国能够在短短20余年间取得惊天动地的发展，弗里德曼的建议以及他一贯秉持的自由经济理论，应该说功劳不小。

　　弗里德曼的一句名言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他是要告诉人家，凡事都有个代价。而他毕生宏扬最力的一个理念则是“阁下有选择的自由”。奇怪的是，当政府提出公共政策时，最喜欢强调的是前一句话，下一句话通常按下不表。　　

● 郑英豪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兔死

　　曾探讨成语“兔死狐悲”来源，发现典故源头竟是“狐死兔泣”，狐兔身份对换，不论强者或弱势，都为对方的不幸而悲泣，颇堪玩味。

　　成语出自《宋史·李全传》，原文为：“狐死兔泣，李氏灭，夏氏宁独存？”南宋时，北方金国统治的山东沦陷区，农民杨安儿、李全等因不满异族统治，组织红袄军起义抗金。后来，杨安儿牺牲，其妹杨妙真和李全结为夫妻，两军合一，声势大震。李全驻扎楚州，想割据一方称王，南宋朝廷派原属红袄军的太尉夏全前去剿灭。杨妙真对夏全说：“狐死兔泣，你我本是一样的人，李全灭亡了，你夏全难道能独自存在吗？”

　　杨妙真的意思是说，狐狸死了，兔子也会悲伤哭泣，劝夏全高抬贵手，不要和起义军过不去。夏全听后果然同意，避免了一场血腥相残。

　　“狐兔”并用显然不是注重它们的“同类”属性，而是突出他们共同面临的“命运”。因为无论他们是敌人也好，朋友也好，都难免被猎人捉获的命运，对方遭难，下一个就是自己了。这样的残酷事实让幸存者悲伤不已。

　　我们生活在一个奉行丛林哲学的新石器时代，即所谓的“赢家通吃社会”，弱势族群苦苦挣扎于有限资源与空间，在繁华盛世里一再上演着“路有冻死骨”的时代悲剧。精英眼中，失败者就注定任人践踏，他们不会为兔子的死亡悲泣，只傲慢地昂着头冷峭讥笑。

　　精英的傲慢并非与生俱来，家庭小环境孕育他，社会大环境纵容他，只要能成功，各种桂冠竞相套在头上。弱者既然是输家，按照游戏规则任人宰割，在物化的天堂里睁着空洞无助的眼睛。

　　前日观看某机构制作的2015年新加坡愿景宣传片，十年后科技发展令人瞠目结舌，片中描述一名小学生以纸张型多功能电脑到动物园做专题学习，母亲则以微型通讯器材联系德士师傅接送孩子；而德士师傅阅读的电子报纸，不仅新闻随时更新，也接收顾客召唤。孩子回到家，以电子晶片营造三维立体空间，为母亲庆贺生日。

　　影片结束，全场高级知识分子缄默无声，良久听见有人叹道：“这是为哪些人打造的世界？谁来关心基本吃饭问题？怎样使卧轨轻生惨剧不再重演？”他的声音很轻，旁人都听不见，主讲者则沉醉在美丽虚拟愿景里，更不会也不愿聆听书生们不合时宜的叹息。

　　政论家南方朔总结联合国《2005年世界社会情势报告》：“目前已发展国家的10亿人口已拥有全球财富百分之八十，另外的百分之二十则由其他国家的50亿人口分配。另外，全球百分之八十六的消费活动集中在最富裕的五分之一的人口里。……穷国至今仍有28亿人过着每天不到2美元的日子，全球仍有10亿文盲；有8亿4000万人营养不足，由于营养不足而活不到5岁的每年高达600万人。全球劳工也有四分之一每天赚不到一美元。他们早已有了另一个新的称呼，叫做‘可以用后即丢的人’(The disposable people)。”

　　新知识型经济时代，掌握知识与资讯者迅速致富，他们发展更加精细更加尖端的知识与科技，拉大弱势族群之间的距离，最终形成贫富之间几乎无法逾越的鸿沟。现代教育体制成功挂帅，功利当道，所培育的知识精英越来越冰冷，普遍欠缺人道悲悯。他们习惯踩踏人肉梯阶攀登高峰，担心失去的只是财富与权位而决不是道义与良知。

　　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孟加拉经济学者尤努斯及他创办的乡村银行，他认为企业经营不能沦为个人的金钱游戏，而应该更注意集体的、公众的福利，而这正是西方教育体制所欠缺的。他尖刻地批评说：“在当前的制度之下，一个人要非常贪婪自私才能出人头地。”

　　如今的狐不再为兔死而悲，它以此为鉴，冷眼斜望血染草地，转身严厉教育下一代：生生世世切勿为弱兔，要做豺狼，要当猎手。这社会让赢家通吃，垄断一切资源，而失败者确实一无所有，等同用后即丢的废品。太多现实反面教材让人心变硬变冷，让人情愿死亡也不愿落泪。

　　活在兔死狐不悲的年代，还有哪一句成语能软化视万物为刍狗的铁石心肠？

● 彭飞

假象

　　制造假象让人快乐。在文化底蕴缺乏但财力充足的岛国，利用后者的力量为我们制造一个文化事业百花齐放、繁荣昌盛的景象是最直接、最容易办到的事。很多时候，我们积极制造假象也沉迷于假象的制造。久而久之，最初的宗旨被抛之脑后，被忘却在最遥远的地方，而假象却成了最真的事实，最终的追求。

　　对一个善于制造假象的女人，影响的仅仅是她的银行户头而已；对于一个善于制造假象的社会，你说，那个越吹越大的假象气球究竟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摘录：假象
● 丹女

我有选择

　　“你有选择”——工人党本届的竞选口号，不但有如名牌球鞋口号很有市场味道，也准确捉住了新加坡人的“毛病”。

　　我们常常以为自己没有选择，总是把自己当成环境制度的受害者，满腹牢骚只会在咖啡店里或德士上发泄，却不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来改变现状。这毛病不只严重，且易传染。几个人在一起谈政治谈工作，经常就变成一群怨夫怨妇。

　　放假回国，正好遇上五年一次的大选。包括本次大选在内，我只有过两次投票经验。比起头一次投票，这次感受更加强烈。尽管在选举结果出来前，大家都知道人民行动党会继续在国会占有绝大部分席位，但拿着那张纸，走向投票箱那一刻，还是感觉自己手里握着权力，力量不大，却是个表达意愿的机会，对这次投票结果毕竟还有着122万分之一的影响。新加坡不是有如许多外国人所说的独裁国家，新加坡人不是没有选择。

　　不管政治家用什么策略手段来赢取选票，我们可以选择置疑还是相信。民主制度存在许多瑕疵弊病没错，但毕竟还是给予人民最基本的选择权。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年代，我们不能再只怪媒体不够中立、左右我们的思想。

　　不只是在政治上，在日常生活中新加坡人也经常抱着一种“形势所逼”的消极态度。

年年牢骚年年过　　　

　　朋友当中有许多对现有工作非常不满意，每次见面都说想不干了，但年过一年他们还是一边做一边怨，就这样在牢骚中度过了五年十年二十年。他们多数都不是家中有好几个孩子等着他们赚钱买奶粉的经济支柱，他们是放不下有美丽衣服买、有假期就可以飞到东京巴黎的生活。没有人拿枪逼谁工作，如果选择保留现状，起码要心甘情愿吧。

　　和从事剧场工作的朋友聊起本地艺术工作者的心态，都觉得本地艺术工作者过于依赖政府资助。一旦政府减少或取消赞助，艺术团体很容易就陷入严重的财务状况。艺术文化，作为一种有别于商品的精神食粮，特别需要政府的支持资助，但艺术工作者却不能把自己看作是特别的一群，觉得理所当然要得到国家社会的特别待遇，一旦不如意就自怜自艾，说这个国家不支持艺术，怪这个社会不照顾艺术工作者、不懂艺术。

　　我们的限制往往来自自己，不是社会还是政府。自我限制比实际约束更具渗透力，更加可怕。

　　许多人认为新加坡媒体不够自由，许多时候不是因为受到新闻室以外的力量控制，而是记者编辑们不断地自我约束。读者最后拿在手上的报纸，是每一层把关者对新闻范围的猜想和诠释。

　　新加坡人以为自己没有选择，不是没有缘由。历史告诉我们，争取理想，有时要付出惨痛代价。正是这个历史包袱，让许多人在有选择时假装没有选择，以“形势驱人”的借口来欺骗自己，让自己好过些。本地政治文化气候也许还不如一些国家开放，但比起往日，已经改善许多。我们应该从历史中学习，不该被历史包袱捆绑。

　　我们不是“怕输”的一群吗？怎么来到对生活素质有着根本影响的方面，却只会任由主流形势摆布，不干涉也不求变？我们怕输掉舒适的物质生活，怎么却不担心输掉对人生的满足感？

● 沈帼英 　　·作者任职于世界银行印尼办事处

我的选择，由谁决定？

　　李显龙总理在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谈到如果本身的候选人素质出问题时，执政党如何处理的问题。他说：“在我们的制度里，我们也会有差错，但是至少我们有一个制度，并且最重要的是中间有一班有经验、把整个过程监督得很严的领导层。所以，其实我们说是法治，但是法治里，人的角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有机会参加类似《敢问总理》之类的节目，我最想问：如果出问题的是这个领导层的成员，那我们该怎么办？

　　值得庆幸的是，这样的事情在过去的四十年没有发生，我们一直拥有一个诚实可靠的政府，这正是人民行动党能在每一届的大选中轻易蝉联的重要原因之一。可是过去没有发生，并不表示将来一定不会发生。万一发生，我们又有什么机制确保国家不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领导人未必无所不知　　

　　退一步说，即使领导人的道德素质完全没问题，他们也不见得能无所不知，他们的判断也不一定永远正确。许文远部长就针对NKF事件表示，他和政府中的许多人都受到蒙蔽。整个事件也是经由媒体独立报道后才被揭发出来的。

　　NKF事件虽然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但并没有使我们的国本动摇，但万一发生更严重、足以威胁到国家的生存的事件，而政治领袖却受到蒙蔽，到时又能靠谁力挽狂澜？

　　一种方法当然是建立一个健全的民主制度，通过政党竞争，由人民负起监督的责任。可是新加坡政府一贯的思维是，因为我们的政治领袖都是百里挑一的，因此和各阶层的新加坡人比较，他们懂得比较多，他们对问题的看法比较全面，较能够为大局着想。这样的思维落实到行动中，就导致一些所谓的对话会，变成是由政治领袖单方面阐述他们的想法，其他与会者则沦为“虚心受教”的听众。

　　李总理说，集选区制度是好的，因为我们不要一个谁都可以随随便便参选的制度。问题是，当我国的宪法规定每一个符合基本条件的公民都有选举与被选举权的时候，该由谁来决定谁有资格参选？显然，总理是延续了执政党一贯的思维，认为应该为人民做出相关的决定的，包括为人民“鉴定”反对党人的资格的，是一个以可靠领袖为核心的政府。

　　当然，这样的考虑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依靠人民的力量并不是万无一失的。前国会议员吴俊刚先生也提到选民在投票时有诉诸情绪的可能（《理智与情绪之争》，早报言论版，2006年4月27日）。这固然有道理，但是我们是否能因为担心选民的情绪而事事“为民作主”，包括为他们决定谁才是“合格”的候选人，要怎样投票才算“理智”？

　　我想我们不能，因为如此一来，所谓的选择，只是一种经过“上面”认可的、受到诸多限制的选择。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一套证明行之有效、符合我国国情的民主制度。可是过去行之有效并不代表将来一定行之有效，将来万一“上面”因为某种原因而无法正确告诉人民该怎么选择，人民是否就只能坐以待毙？

　　更何况，怎么样才算是符合国情？李总理说：“我们不能够说，像美国的制度不管谁中选都不要紧，因为它有这个制度，出了问题，如尼逊出问题、克林顿出了问题，无所谓，以后还有一个总统，以后还是有美国这个国家，新加坡不是这样，也没有办法做到这样。”

　　我想再“敢敢问”的是，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到？是什么原因，造成我们无法建立一个在领导人出问题时能让体制继续运作的机制？吴先生也问：“为什么英国可以那样，为什么我们不能那样？为什么美国有那样的自由度，我们却不可以？在问这些问题的同时，我们也应该问问，新加坡的情况同这些国家有什么不同？新加坡能百分之百仿效它们的做法吗？”　　

国家兴亡都和我有关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的国情，为什么不允许人民在政治上有更大的自由？“国情论”者经常会说那是因为我们国家太小太脆弱，经不起丝毫的差错。可是这样的说法，是建立在政治领袖不管是在道德上、能力上或判断上一定不会出错的假设上。这只是一种假设，却被我们一再地重复而成为“真理”。

　　泰国、菲律宾、台湾的例子一再提醒我们，民主制度不是万灵丹，不是说有民主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可是除了这些“因民主而失败”的例子，还有许多“因不民主而失败”的例子如朝鲜、越南、柬埔寨等。环顾全球，如果真要进行量化比较的话，似乎政治自由度相对宽松的国家，情况比起政治不自由的国家要好一些。

　　既然“由上而下”及“由下而上”的选择方式都可能出错，我们最后要问的必然是：我们应不应该拥有一种无须经过“上面”“同意”的、自由选择的权利？

　　我不知道一般新加坡人怎么想，但我会为争取这样的权利而努力不懈。因为唯有如此，我才能自豪地说，我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这个国家的兴亡成败，都和我有关。相反地，如果由“别人”来告诉我该怎么选择，一旦出错，那就是“别人”的错，不关我的事。

　　我该怎么选择，只能由我自己决定。

● 王昌伟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

棒子与萝卜的政治

如果你是后港居民，如果你投选的是人民行动党，如果你求的是1亿元的发展计划，你恐怕会失望而归。

再如果，你是阿裕尼集选区的居民，如果你投选的是工人党，即使你求的是把工人党议员送进国会，即使后来工人党败选阿裕尼集选区，行动党团队蝉联阿裕尼集选区的杨荣文还是会对你说：“我们除了为那些支持我们的人服务，也将为那些没有支持我们的人尽力工作，因为我们都是新加坡人，要心连心，向前进！”

如果，你投票时受到棒子与萝卜的左右，在认清现实后，不知交了学费的你，可有学到教训，体会了宝贵的经验，增长了智慧？

为后港居民而设计的1亿元计划恐无法实现

威权时代结束之后

　　我国年轻人当中出现的逆反心态，再次提醒我们，新加坡已经告别了威权时代。威权时代的结束不仅反映在政治领域，在华人社会也一样非常明显。在陈嘉庚、李光前、陈六使领导华社的年代，靠着这几位德高望重的领袖登高一呼，指挥大家前进，很少人去挑战他们的权威。即便有人目无权威，想唱对台戏，也没多少观众，更难听到喝彩鼓掌声。

　　政坛也一样，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政府，强人政治的色彩十分浓厚。然而，我们应当看到，李光耀的威权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人们如果不了解那段历史背景与过程，以为单凭个人的力量与主观愿望就能形成威权地位，那就等于说一棵参天大树可以脱离土壤、空气与阳光。

　　威权时代有特定的历史条件，一旦这些条件变了，威权时代也就结束了。记得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的名剧《伽利略》中有段对白，一个角色说：“这是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另一个马上回应说：“需要英雄的时代是个悲哀的时代。”试将两句话中的“英雄”改为“威权”，一样可以发人深思。

　　以上这番话其实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可以理解为：乱世需要强人、威权，否则治不了，乱世当然是令人沮丧、悲哀的；另外可以理解为：需要威权是因为老百姓太软弱无能，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当然是很悲哀的事情。

　　天下大治，强人政治淡出，人们要求更多的个人自由，更宽阔的言论空间，这是一种没法抵挡的大趋势。很多人以为只有年轻人才这样想，这就错了，希望个人的自由所受的限制少些，言论的尺度宽些，这绝不是年轻人的“专利”，难道年长者就喜欢身上多绑几根绳子？这种说法未免荒谬。崇尚自由是人类的天性，年轻人与年长者的差别只是表达方式，以及态度的温和与强烈有所不同而已。

　　最近李光耀资政与年轻人的对话，人们已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评论，问题已告一段落。我想说的是，某些新一代的新加坡人接受西方的影响是相当全面与深入的。

　　过去，国家领导人曾大力提倡英文，当初的设想是：通过英文接受西方的科技，但是要保留东方的价值观，几乎是中国晚清时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加坡版。哪晓得大力提倡英文并对西方文化开绿灯的结果是，出现了这么一种新生代（当然还有其他类型的）：既接受西方的科技，也不加取舍地照单收下西方的政治观。他们认为西方国家那种两党制与政党轮替是更为优越，一个强大的反对党对执政党的制衡是最有效的。

政府地位有如大管家

　　还有一个人们不大注意的情况：接受西式民主观念的人认为政府是人民“聘用”的雇员，选民是老板。雇员干不好，我就用选票将他“解雇”，改聘别人来接手。

　　可是深受东方传统意识影响的人则是把政府当作自己的父母，旧时的中国把好官称为父母官，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子女对父母当然也会有意见甚至不满、怨恨，但是绝不会有人对父母说：你们不行，我要换个人来做我的父母。

　　父母不能换，但是雇员却是可以开除。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观不容易找到结合点与平衡点。将政府视为父母这种观念与强人政治、威权时代是相适应的，一旦威权时代结束，这种观念就难以适应了。

　　以我的观察，新加坡是处在后威权时代，人民不再把政府当作自己的老子，但也不会像西方人那样把政府当作自己的雇员，自己爬到政府的头上指指点点，而是把政府视为当家的兄长，地位有如大管家。这个大管家管得不好还是要下台的，家庭成员中有更能干的人可以取而代之。

　　大管家做得好好的，让大家安居乐业，大多数人都丰衣足食，有什么理由要换人？如果因为他当家太久，看得“腻”了，不好玩，想换个人来玩玩，那不是把国家大事当儿戏吗？绝大多数新加坡人是不会这么幼稚的。

● 韩山元
　·作者为退休的新闻工作者

赶一趟“双文化”时髦

　　“双文化”这个词，最近有了政治热度。为参加大选而露面的候选人中，执政党和反对党都宣称自己有双文化的人才，而这些候选人也都面对镜头侃侃而谈如何可以与不同语言背景的居民沟通，发挥双文化的优势。

　　当然，人们应该为转眼间就能够拥有这么多的双文化人才而高兴。可是，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这么多被称为“双文化”的人才，又有些让人疑惑，我们培养人才的效率是不是有点太快了？

　　犹记得“双文化人才”的概念被突出地提出是在2004年6月，当时内阁资政李光耀说，新加坡开展数十年来的双语教育产生了一大批既能说英语又能说华语的人才，但是只教会学生以华语作为社交用语，而不是经商用语。基于此，他特别强调新加坡培养精通双语和双文化人才的必要，认为今后需要每年培养几百名具有较高华文程度，并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更深层了解的学生，以参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跟中国作更高层次的交流。

　　同年8月，李显龙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上也提出目标，志在培育一批精通两种文化的人才。他认为，通过教育部推出的高水平课程所培养出来的，将是有能力掌握英文和华文，同时也了解中华文化和历史的学生。将来这批人才能够同中国人在同一个思想频道上沟通，这样的双文化人才肯定会很吃香。

“双文化”标签应严格　　

　　这些谈话，按一般的理解，是一种将来时，描绘未来的状态，并非对现有状况的定义。此后，双文化人才成了新加坡致力培养的一个方向。与此相呼应的双文化课程在一些中学应运而生。自2005年起，华侨中学、南洋女中、德明政府中学均推出双文化课程，修读该课程的中三学生将有二至三星期时间，到美国、英国、澳洲、纽西兰的学府进行浸濡学习；在中四及中五两年，则有五至六个月的时间，到中国学府浸濡。

　　不久前国务资政吴作栋访问中国时，发出一些感慨，他认为如果年轻人在新加坡学好英语，前往中国的顶尖大学就读学士课程，再前往美国的研究所深造，那么这样造就出来的人才，就是同时了解东方和西方文化与语言的双文化人才。

　　毫无疑问，从高层到民间，对“双文化”概念的共识是超越“双语”之上的内涵。公众和舆论普遍认同，能用两种语言进行交流并不意味着两种文化的理解和有效沟通。双语和双文化属于相同范畴的不同层次，既可相辅相成，但搞不好难免隔膜千里，为两者之间隐隐然那道看不见摸不着的鸿沟，我们也不是没有交过学费。

　　那，我们是不是对候选人的“双文化”标签有理由要求得严格一些？舆论看到他们的华文教育、特选学校或工作背景，就想当然地认可属于“双文化”，那岂不意味着我们之前年复一年，早就拥有了数以千计的双文化人才？真该额手相庆才是。那教育部的双文化课程是否还需要这么急着推展呢？

　　双文化人才不易为，至少要具备这样的素质：英文水平和对英文文化的掌握要让英文源流出身的人赞叹，而同时，华文水平和对华文文化的掌握又必须让华文源流出身的人称道。而我们似乎往往陷入相反的误区，英文源流的赞叹其对华文文化的掌握，华文源流的则欣赏其对英文文化的理解，一片交叉叫好声中，构成一种“美丽的错位”。

　　新加坡在由双语转向双文化的过程中，如果这种错位渐渐成为正论，久而久之，或许会让人在“双语”和“双文化”中难辨雌雄，与现实差异渐行渐远。如果“双文化”的时髦，如同以往的“双语”一样，变成很多人可以拿来装点一下的标签，那还能时髦多久？

● 陈颖 ·作者是义安理工学院中文系讲师

非常新加坡

Uniquely Singapore. In the eyes of beho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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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导游”中国友人的经验里，登布西路货仓的一个夜晚，就让剧作家声称改变了对新加坡的印象；小阿拉伯巴勒斯坦风味茶室廊檐下，电影导演坐到半夜不舍得离去；土生华人色彩的加东如切，峇迪布娘惹装的艳丽，让考古学家历史学者兴致盎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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