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辣死你妈》

　　大概是在2006年，一首在网络上狂传的绕舌歌《麻坡的华语》使黄明志开始成为马来西亚社会的争议暴风眼。当时，他在台湾升学，算是还未归国便“闯出”名堂。从照片上看，黄明志的形象也果真很煞气，永运套着一顶软布帽，有时胡子长了，像足纽约黑人区的绕舌歌手。

　　绕舌歌当然无罪，但黄明志典型“流气十足”的歌词却有时叫人目瞪口呆。他故意肆无忌惮地“唱衰”许多马国社会敏感禁忌区，一时“烽烟四起”。开始时，“黄明志作品”引发的争议风暴只在华人社会旋转，沿着“保守”与“叛逆”之间的灰色地带游荡，语言即使刺耳，顶多只是褒贬不一，却也无损其创作才华的张扬，反而成为狂吸年轻网民的一个边缘磁场。但接下来“黄明志风格”变本加厉，在华社招惹的反应更加激烈，一首批评其母校中化中学英语教学的歌曲《丘老师ABC时间》，使其母校也跳了起来。

　　但当黄明志的绕舌歌曲刮离了华社，他也开始在“闯名堂”之后“闯祸”。2008年，马来文报章《每日新闻》指他的作品《我的朋友》（Kawanku／My Friends）批评马来人懒惰，侮辱了马来人。 他真正捅了大蜂窝的作品是改编马国国歌“我爱我的国家Negarakuku”。这首歌在马国引起轩然大波，留学台湾的黄明志几乎每天都接到各语文媒体的电话，当中也受到台湾媒体的关注及采访。对于一个留学海外的马来西亚大学生而言，黄明志凭一首歌在国内引发一个超级政治风暴，可说是马国前所未有的事。马国内阁、首相、政府部长、警察首长、马来政党都对他开炮，看似就要以叛国大罪将他引渡回国候审。

　　虽然有人指他玩弄种族情绪，也有人认为这首歌贴切地道出马来西亚的真实情况。

　　2008年回国后，他前往国家警察总部自首。风暴在黄明志道歉后迅速冷却，成名归国的黄明志不但没有牢狱之灾，在乘势发片推出“没有敏感”歌曲的专辑之后，更出现在由十五位导演联手拍摄的著名短片集《15 Malaysia》的其中一辑，成为首部短片“Potong Saga”的主角。该片讲述男主角黄明志从台湾回来，有一天收到回教银行传单，结果误信朋友去“Potong”（割包皮）。由于《15 Malaysia》的其他“演员”包括各方名人，如前首相阿都拉的女婿凯里（巫统青年团团长），这个Rap歌野男孩显然凭其才华及马国政治的某种力学平衡的护佑下化险为夷。《15Malaysia》也使黄明志从YouTude的绕舌歌走上电影平台，启动他的下一波轰动。

　　2011年9月，黄明志这回玩大了。他以佳能相机拍成的电影在马国数十家影院上映，短短一周票房便破百万，击败外国电影爬上冠军宝座。黄明志电影名叫《辣死你妈》，新马两国的人都知道这是马来椰浆饭Nasi Lemak的搞笑版音译。黄明志自导自演，也用了印巫族演员，电影语言混杂，风格搞笑戏谑，充斥只有马来西亚人熟悉的政治与社会笑料。

　　黄明志在拍戏前便扬言会拍一部“One Malaysia”（一个马来西亚，纳吉首相提出的政治口号）电影，票房表现表明，《辣死你妈》有近半观众不是华族，符合一个马来西亚的“成分要求”，但这碟“辣死你妈” 是否合首相口味就不得而知了。

（传自新山）

● 陈再藩 / 两岸灯火 @联合早报

马来西亚人为什么要示威？

　　当政府已经说会检讨内部安全法令，为什么还要示威游行？既有其他更舒适的途径提出意见和反馈，为什么还要示威游行？

　　如果这些是9岁孩童提出的问题，那我们可以理解。但它们却是这个我们当做家园的国家的首相所提出的。所以，我们必须回答。那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因为数以千计在被囚禁期间死去的人再也不能示威和说话，所以其他人必须代他们这样做。

　　因为大权在握的人、累积了巨大财富和住在豪宅的人、和有能力纠正错误但却不愿行动的人，继续牢牢地管制着国家。他们肯定不会示威，还会防止别人走上街头。

　　因为穷人、被边缘化、被压制、被歧视和被迫害的人没有向有权势的人上达民情的有效途径。

　　因为我们几十年来已经用尽友好的方式，但他们却充耳不闻。

　　因为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的重大建议（包括和平集会）或者调查委员会的建议，没有一项被实行。拟议的警察投诉及违例行为独立委员会也未见成立，贪污腐败和人民的不安全感却存在于每个邻里。而（尽管反对党提出理由充分的看法）让志愿警卫团加入只会把事情越弄越糟。

　　支持“诉求”的人（还记得他们吗？）并不是示威游行者。事实上，要找比“诉求”更好的方法并不容易。“诉求”代表着“提呈和请求”或“告知和请求”。以提出意见和请求来说，没有比这个更客气的方式。但他们这些没有上街游行的人依然被列为“极端分子”。

现在你竟然还问，为什么要示威游行？

● 杨映波
原载8月3日马来西亚《太阳报》，叶琦保译。

联邦法院为何没书面判词？

【律师说法／杨培根】最近，有正义感的丄诉庭退体法官陈炘铠（N.H.Chan）非常关注对霹雳州议会引起的诸多诉法案件，并大胆地从民主法治角度深入分析我国最近各法官的判词。他认为，我国司法机关正面临严重考验，这已加深了公众人士对司法的信心危机。

他指出，现有的法官似乎对写出有说理性的判词，没有多大兴趣，也不认真从法治角度作合理判决。他们所作的多数口头判词，都对民联不利，但对执政党有利。这些法官却又不为他们所作的判决写出具有说服力理由的判词。

陈炘铠由对司法公正非常执著，因此感到失望。为了方便读者了解他提出的，很有条理的法律论点，现把他最近所写的一篇法律文章，尽量用淺白易懂的文字整理出来与读者分享。

联邦法院不写书面判词

今年五月中，在霹雳州议会诸多案件中，他发觉到联邦法院总是不写书面判词。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看陈炘铠详细道出个中理由。

他认为，可以这么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联邦宪法》第72（1）条款以毫不含糊的语言表达，即使是个小孩都能理解。这条款的内容大意是：“任何州立法议会的会议程序，是否有效，任何法院都不可加以质疑。”这是淺白不过的文字。只要是头脑清醒的人都能理解，不需要多加解释（除非他有意把这些文字的意思曲解为具有其他含义）。

然而，审理相关案件的联邦法院却不愿意说明，为何他们对一些文字还要作出这样或那样的不同诠释。陈炘铠认为理由很简单，那是因为这些法官不愿让別人笑话，把他们当作童话故事《爱丽丝梦游记》中的糊涂法官。《爱丽丝梦游记》童话故事里的糊涂法官这么说过：“当我用一个字时，就得照我我所说的意思解释，不能再有任何其他意思了。”

因此，联邦法官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们执意不采用宪法的真正意思来诠释，把这项宪法条款置之不理。然而，他们这么做却犯了大忌，那就是不根据法律主持正义。

每位法官的职责，也是唯一的职责，就是根据法律主持正义；这里所指的法律就是《联邦宪法》第72（1）条款。《联邦宪法》是我国至高无上的大法，英国法学专家丹宁（Lord Denning）在其著作中对法官必须执行现有法律，曾经说过：

“……国会通过的法律都必须严格遵守。不论它是多么不合理或不公正，法官別无选择，必须遵守。法官必须执行现行法律。”（见Lord Denning，What Next in the Law：319）

由于联邦法院法官（尤其是那五位名誉受损的法官）执意不遵守现行的《联邦宪法》第72（1）条款，所以他们把自己置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中，无法动弹。由于他们不根据72（1）条款的真实内容诠释，所以有滥权之嫌。就如丹宁勋所说的：

“難道法官本身不会能滥用权力吗？要如何执行本国的法律，是他们的职责。如果他们疏于职守，并且是明知故犯，那么他们自己也有滥权之嫌。（丹宁：38）

在我国，滥权歪风是导致法官被革职的理由。看看《1994年法官道德条规》第2条是怎么说的：这条规适用于法官整个的服务期间【2（1）条款】。违反这项条文的任何一项条款，都可能构成革除法官职位的理由【第2（2）条】。法官不可犯下不诚实的行为，不得给司法机关帶来不名誉的事，或破坏司法机关的名声【第3（1）（d）条】。

高庭法官的判决正确

去年，民选的民联霹雳州务大臣尼查遭到联邦法院的不合理待遇，公众舆论肯定会认为：联邦法院的判決已经给司法机关带来了不良的声誉。

第3（1）（d）条款的内容一点也不含糊，淺白易懂，不需要法院向一般民众诠释，民众都能理解它的意思。不根据现行法律（即《联邦宪法》）而犯了过失的法院，已经败坏了司法机关的声誉。根据《法官道德条规》，他们这么做可能成为他们被革职的理由。

陈炘铠也认为，如果现有政府不听取人民的诉求，他们就有可能在下一届大选，或在将来的补选或州议会选举中面临危境。

写出能令人信服，且具有说理性判词的唯一法官，就是高等法院法官阿都阿兹（Abdul Aziz）；他以扎实的理由宣判民联的尼查（右图）才是合法的霹雳州务大臣。

但是，上诉庭法官蓝立却批准国阵霹雳州务大臣赞比里的申请，暂缓执行高等法院的正确判词。蓝立像其他联邦法官一样，没写下书面判词，没好好解释为何他批准暂缓执行高等法院的庭令。每位律师都懂得，法院判宣暂缓执行这项特殊的庭令，是异乎寻常的作法。

根据法律，要批准暂缓执行这样特殊的庭令，判官必须考虑双方陈词，还必须说明为何接受其中一方的陈词，而不接受另一方的陈词。民众都认为，这是一项不合理的判决。蓝立和其他联邦法官一样，没写出有说服力的书面判词。

总的来说，近几个月来，联邦法院屡屡作出判決，但不写书面判词，以说明作出判決的理由，这种态度似乎已“蔚为风气”。这说明，我国司法机关在维护正义，主持公道方面，离开民主法治精神越来越远，我国人民应密切关我国司法独立的发展。

作者／杨培根
来源：独立新闻在线

怕黑，那我们不是白白地活着

2009年5月7日。你会穿什么颜色的衣服。若还未有什么概念的话，我会建议你穿黑色的服饰。

这一天，一个喧宾夺主，厚颜无耻的伪政权，堂而皇之召开会议。

让我们用行动告诉“它”们： “怕黑，那我们不是白白地活着了吗？”

马来西亚奖学金政策的争议

　　前不久，马来西亚首相署部长纳兹里（Nazri Aziz），对外强调马国政府未来会继续以55%对45%的比例，发放公共服务海外奖学金给土著及非土著。这个比例是在今年才推行，而在2000年至2007年，共有1万零485人获得公共服务海外奖学金，非土著只有23%。

　　纳兹里亦不认同之前的颁发比例：“非土著也是马来西亚人，因此我不认同土著及非土著的奖学金比例应是80%对20%”。然而，上述的做法引起一些马来团体和马来学者的不满，声称该决定侵蚀土著特权。这些不满人士，更要求马国最高元首能够出手干预此事。

吸引不到人才回国服务

　　从这件现象中可以看到，推行超过30年的新经济政策，固然大大提高了马来人在政、经的地位，但是亦导致部分马来人高度依赖政府。人才是一个国家的重要资源，因此培育人才应该不分族群，若以族群作为考量的重点，反而埋没许多未来的国之栋梁，并对国家的发展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

　　目前世界许多先进国家都相当重视人才，马国却仍反其道而行，这将会把国内人才拱手让人，成为他国的重要人力资源。

　分配式的政策，突显马国政府培育国内人才方面的偏差，因而导致人才的外流。据马国政府的透露，马国现有78万5000名专才在海外工作，主要分布在新、澳、纽、英、日、美、台等国家与地区工作。

　　为了吸引这些旅居海外的菁英，马国人力资源部在2001年推出了“鼓励国人回国服务计划”，但是其成效相当有限。

　　据马国人力资源部副部长诺莱妮（Noraini Ahmad）日前透露，该计划推行了七年，截止今年6月只有1156人提出申请(在1156人当中，人力资源部只批准了611人，这些人当中只有453人选择回到国内服务)。

　　从上述的数据可以窥探，该计划推行了七年，只有不到1%的人提出申请，可见该计划并没有吸引到这批海外的马国专才回流。另一方面，申请者的成功率只有52.85%，似乎也是令后来申请者却步的原因。

政策改革只能是个开始

　　马国政府在1970年代开始，采取了国内资源的重新分配制度，来扶植马来民族在各个领域的地位。马国政府的努力，确实有一定的成效，但是政策上的严重偏差换来的是某个族群的崛起和国内族群之间的表面和谐。

　　该政策带来了许多负面的问题：人才的外流，某些族群被边缘化，内部经济的发展趋缓等等。如今马国政府将2000份海外奖学金的45%发放给非土著优秀生，确实值得人民肯定。

　　该项政策应是马国政府改革的第一步，但是这并不代表这种55%对45%的比例颁授方式可以一直沿用下去。以族群作为颁发的指标，只会让一些奖学金“所颁非人”(不管是土著或非土著)，未来的颁授方式，应该以“能者居之”为终极目标。

　　马国政府长期的扶助政策，已经对特定族群形成了一种习惯，部分马来社群的反弹，突显政府照顾政策的后遗症。以巫统为首的马国政府若要继续迈开改革的步伐，必须勇敢面对族群内部的反对力量，逐步将一些不利国家的政策取消，让巫族可以自立自强，亦提供全国人民能在公平的大环境下进行竞争。

　　期盼马国的奖学金分配政策只是个开始，如果改革者无法有智慧地去处理排山倒海的压力，最终选择妥协的话，马国的未来将是一条暗淡的前路。

● 利亮时·作者是马来西亚学者
台湾高雄师范大学助理教授

各得其所的白礁分配

　　上星期五（5月23日），从海牙国际法庭传回来的判决，让拖延将近30年争执的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对白礁岛主权争执诉讼案，有结果。判决是：白礁岛主权归新加坡，两个南面的小屿，即中岩礁，则判予马来西亚。上星期，这件事是吉隆坡各界关注焦点，闻判后，似乎都一致认定其本国（马来西亚）是输家。事实上，这怎么会呢？马国人其实不须落落寡欢。

　　据资料指出，白礁上的灯塔由英国建于1851年，从那个时候始，便一直由新加坡管制。可是，在1980年，在马国出版的地图上，白礁岛却出现在马国的版图上。双方的争议延续了14年后，1994年，当时的马国马哈迪政府得到新加坡政府同意，把这主权的纷争提交给国际法庭处置。从那时候始，人民便欲知到底谁是谁非。可是，前后一拖便是将近30年。

　　如今案情大白，但此刻在吉隆坡却有人埋怨说，错就错在1953年时，柔佛州政府州秘书曾经致公函知会新加坡，表明柔佛州政府将不声称它拥有白礁岛主权。当时新马尚未独立，新柔两者都是英国殖民地的地方政府，那是内部的交代。可是，当马国于1957年独立后，便逐渐的认识到这块方圆0.8英亩的岩礁，却越来越有海上信息站的意义，非同小可。

吉隆坡市民不认为"双赢"

　　新马两国当年同意把此重大纷争交上国际法庭，那是客观又开明，是智慧文明的抉择。在此期间，双方都倾力去打这场官司，显示了它的关系重大。

　　我们知道，从南中国海（包括西沙群岛）海域进入马六甲海峡，或由马六甲海峡经过新加坡前往东亚时，都要经过此一片狭长的海域。其在海域军事上而言，非一句"兵家必争"可道尽。

　　目前，吉隆坡市民几乎都不认为这是一个"双赢"的格局，有人认为新加坡好比得到了一只大母鸡，而马来西亚只得回两粒小鸡蛋。这肯定不是兵家之见。

　　《孙子》曾说"兵非多益"，以军事信息据点而言，更非越大越好（或者说，小便是大）。马国在此重大的诉讼中，得回了中岩礁——两堆浮在海面上的岩礁，但其实质意义却与白礁岛不相上下。简直可说是"平分秋色"。这些岩礁都俨然像两座不分彼此的"守护神"，不是独立的。

　　在裁决中，国际法庭判给马国的中岩礁两屿之间相距约为250米，由此看两者之间海底临水面处是相连的，这要建造高架建筑是轻而易举的。若是岩礁两相距较远或孤立，则没有此条件。

　　这也是说，其应用价值不亚于0.6海里之遥的白礁。况且，更有向上发展空间。对此，马国人民要看本身的潜在利益，不应该看表面而眼红，忽略了自己的底蕴潜能。

国际仲裁广受世界关注

　　这里的焦点其实并不是两国纷争，反而，国际仲裁是广受世界关注的。特别是东北亚与东南亚诸国，此争执与他们息息相关，也同时是欧美强国所注目的。说这是一件国际大事，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假如此回没有得到圆满和平解决，那是全球化的挫折，未来的隐忧，事情就将是严重的。

　　幸见在判决后，双方的政要反应都很谨慎，都尽量去考虑到对方的感受。深看一层，新马之间还有多项棘手问题排着队尚待解决，这些悬而未决的争端虽然比白礁冲击小得多，但有了白礁的解决指导原则，其余留下来争持不下的双边难题，便减少了朝向惊险演变的可能性。

　　由此看，两国相处的前景将一片大好，这是从未有过的机遇。这也是东盟（亚细安）各国以至亚洲各国和世界有识之士所乐意看到的现象与方法。

　　此时也许有人在说，新加坡在法律下得回白礁之后，猜测它将会依法作填海扩大活动。这是人性的通病，我们不应该去猜疑他人或总是打别人的算盘，从而不厌其烦去计算别人将会得到的利益。

　　消息传出后，本人从吉隆坡打电话给新加坡的一位友人，问他看了新闻的感想，他不加思索便说，"大家有份"。事实上大家真的各得其所，没有厚此薄彼之分。双方都得到"尊严"与实际效益。海牙国际法庭此一抉择，更开拓了全球化的思维方法。

政客玩弄老套手段

　　不过，令人担心的是，此际在马国会否还有一批民族主义者，为了复辟而乘机起哄。早在3月大选之前，柔佛州便有一批土著，把伊斯干达的发展区说成"把主权出卖给新加坡"。跟着，在大选之后，也有数百名土著在代表大会上一致说"马来人失去了主权"。这些右派份子会否会借白礁宣判的机会，制造一个假想的强大敌人，以争取其民族团结，或让其民族主义"起死回生"？

　　认真说，马国的马来人并没有这样的文化——就是说以堂皇的"主权"理由去争取本民族的利益。有的只怕是此类潜伏的政客，玩弄老套手段。

　　我们常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或者是"一人可以乱天下"。对此，世人无需过于顾虑。因为在3月8日的大选中，这类民族主义政客已经遭受惨痛教训。经过大选的洗礼，马国在政治上已迈进另一个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不足为患。

　　于此，人们不应该去争议谁是母鸡，谁是鸡蛋。因为母鸡和鸡蛋是循环相生的，生生不息。新马关系将永远如此。

　　从白礁岛分配意义看，这标志着两国人民是肩并肩地永远屹立于世，守望相助，万古不变。这是历史性的发展，并非偶然。新马两国及国际法庭这次是做了一次全球化的"领头羊"，让各方有了共同方向。这次判决不但可作为全球化的典范，更是解决国与国之间纷争的榜样。

● 吕罗拔
作者是马来西亚商人

注：白礁岛 - Pedra Branca - Pulau Batu Putih

马国政权面临“下台鞠躬”？

　　从新加坡乘坐大巴，晚上前往马来半岛东海岸的登嘉楼及吉兰丹两州作旅游时，则必须要经过登州石油城的腹地。在那沿途2公里万火通明的簇拥下，一时之间，必有人会引为世界奇观，开心到有如置身于童话世界中。但却万万没想到，这方圆数公里的原油生产与提炼厂，却是马国中央政府每年从中抽取数百亿新元的财库。这还不包括它许多的下游生意。

　　它是马国经济的大动脉，庞大的利益所在。于是，登嘉楼州在过去20年来在政治上便形成“兵家必争”之地，为此，政客更往往“奋不顾身”。

　　近两个星期，西马人大谈“宪法危机”，而执政党巫统更面临与王室“对决”的局面。

　　无独有偶，北端玻璃市州的苏丹统治者，也不接受巫统主席推荐的州长人选，而由苏丹殿下委任另一名巫统内的对立者为州大臣。结果巴达维首相也唯有折衷接受。

　　一连失去北马五个大州的控制权的巫统，如今再加上这两州大臣的掌控权，意味着选举饱受重挫之余，政权进而摇摇欲坠，大有危在旦夕之势。

州务大臣人选由苏丹说了算

　　马国各州的州务大臣，历来都完全是由国阵主席、也是全国巫统主席推荐的，而苏丹唯是盖章批准，别无异议。可是，此回的玻璃市及登嘉楼统治者，却以选贤以公正为由而与巫统大相径庭，而最后决定则却完全屈服于苏丹的抉择，可谓此一时、彼一时。

　　其实，过去全部苏丹没有如此钦选，那是因为若有任何苏丹做此独断独为的举措，强势的执政党便可在国会以三分之二以上的众多议席表决，否定苏丹的权限，并可修改宪法。可是，巫统现时的国会议员只有区区的65名。况且，也未必一致听受中央指示。

　　再者，是现任马国元首，这位目前最高统治者，对民主诉求的聆听。去年10月反对党联合发动四五万人和平请愿时，浩浩荡荡直到吉隆坡元首府呈交诉求，要公正与廉洁的选举，结果得到如愿递交。

根据马国英文《星报》说，马国元首于月前回到登州首府时，却万万没想到竟受到2万5000子民迎驾。更为惊讶的是，新任大臣阿末赛益连同22名巫统州议员及巫统区会领袖，也全到机场恭候。唯不见前州务大臣——巴达维指定的州长候选人拿督斯里依德里斯的踪影。拥护王室之风吹上高峰，益显执政者之无奈与大失颜面。

　　孙子兵法有句名言说，“先暴而后畏其众者，凶”。故此，一叶知秋，接下来巫统的处境，相信也必然大致如此。

王室、反对党与外国媒体

　　有西方“政治学之父”之称的意大利人马基雅维里，在他的名著《君王论》中曾说，慷慨的政府是最令人民唾弃的。此回马国普选，越是没有竞选经费的反对党候选人，几乎都以大多数票胜出。明显看到，传统金钱政治已彻底崩溃。

　　大选后这20多天，首相巴达维几乎都连连用了象棋术语中的“弃子入局”而挺向九宫（宝座）。可是形势却越来越险恶，大有前无去路后有追兵之感。目前，大家都在看他怎以智慧突围。可是，时间不在他这边。

　　再下来这几天，巴达维便要应付东马沙砂两州各党都要提出相应的“回报”索求，不满意目前内阁职位的分配。

　　西马巫统其实只有65个国会议员中选，其他马华中选的有15个，砂拉越土保党14个，沙巴巫统（不是马来裔）13个等，加上进步党共54席。若以论功方式来分官，巫统在内阁中所得到的部长为何得天独厚？在全国222国会议席中，已明显出现“三分天下” 的局面，巫统比起反对阵营已拥有82的议席，距离“下台鞠躬”已不远。

　　孙子另有一句名言说，“在乱中取胜，谓之神”，虽然大势不妙，却也是巴达维首相“以患为利”的试金石。

　　目前，在马国国会中巫统的议席已不到三分之一。在全国13州当中它只控制四个，首都吉隆坡直辖区的11个国会议席中已失去10席。更出乎意料的，在反对党阵线控制的五个大州之中，竟都能合作无间组成州政府，与王室密切的关系已远远胜过巫统。

　　反对党阵营竟能顺利得到各方面接受，这说明马国的民主已今非昔比，已开始进入“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时代，再没有谁会走回头路。这也正是巴达维首相面临的考验。

　　的确，除王室根据宪法行事外，反对派已深得人心。更大为改观的是，大批外国媒体做透明的报道，使世人不但关心马国政治，也使过去的弊端无所遁形。跟着是，美国要其在年底之前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如此一来，马国的土著特权政治便无法不透明。

　　其实，除了砂沙两州逼宫以外，巫统党员要召开的特别大会，相信也无法避免。若开成的话，巴达维便要提早鞠躬。其二，党主席若是废除固打制，“须得到足够区会提名才可竞逐巫统主席”的制度被取消，这也意味着巴达维非去不可。若从内忧外患来看，巴达维似乎已难有独挽狂澜之力。但巴达维向来以能耐著称，他的才华与智慧正受到万众关注。

● 吕罗拔
·作者是马来西亚商人

巫统惨败的震撼

　　马来西亚第12届全国普选终于揭晓，结果巫统惨失半边山河，其单一党已无法独当一面而执政，此是天翻地覆的变革形势。其中一个原因是，马国政府与去年在吉隆坡黑风洞拆掉一间小小的百年印度庙，而演发成今日惨痛教训，正是“星星之火，足以燎原”。

　　此事也反映执政党过去的心态：万事不饶人。假如当时拆了之后，看到印裔族群的群情冒发时，便优厚的安抚一番，完满处理，达到《孙子兵法》中所说的“以患为利”，就不会演发今日排山倒海的众叛亲离。归纳来说，这是旧仇新恨，累积痛恨的发泄，因此一发无可收拾。

　　可以设想，假如两个月再来一次如此全面重选，国阵会输去的议席相信又再有三分之一以上，引起更广泛的醒觉。

　　应该说，这回选民多都不是为自己投票，而是为国家的利益投票。此一趋势已兴起巨大火焰，引导国家从黑暗中走向黎明，再不回头。这是50年来，“政府没有你，我也可以执政”的局面打破，边缘化他人的恶性循环结果，骄奢的心态无法收敛的代价。这是活的火山总会爆炸得惊天动地的原理，但过后它的火山泥将会大大丰富了大地土壤，从此成为肥沃的福地。

　　大选过后，胜负两方都做到自我约束与克制，这同马国过去相比，殊为难得。

　　上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在准备让马来亚独立自主时，曾安排三大民族，巫华印各别组织政党，然后联合成立政府，这便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最初具体政治概念。同时，当时执政的英国工党也铸造了一个模式，就像英国的两党制一样，得以互相制衡，也可交替执政。

　　今时今日，美国的两党也在进行总统选举，这是成熟的制度，促发执政党要做得越来越好，不断自我改革，以取信于民。

贪污风气从未停息

　　事实上，马国本来就可像今日的新加坡一样，人民都以国家为荣，活似住在天堂一般，与世界的和谐与文明共呼吸。然而，巫统——属于马来人的、执政联盟中的最大政党，过去却一步一步钻进它的象牙塔尖，此刻在美梦中惊醒时，却不知现世为何世。

当然，从正面的观点看，近40年来养成的极端思维，如果这回能及时给三大民族合力的选票点醒，那还是好事：尽管马国美好的日子并不一定就此展开，而达到理想的道路还很遥远。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总结巫统这个纯马来人政党形成今日在大选中“兵败如山倒”的局面，最重要的因素是公务员的贪污风气，总是像吹着8号风球似的，从未停息过。

　　这种风气无孔不入，大有大贪、小有小贪的状况，已经形成一种文化。特别是政商结合，一家公众的大公司无须付出分文便可往往占为己有；领取高薪与津贴，也被视为天经地义。对此虽然无人提出异议，但却人人心里有数，当政者虽然已展开大刀阔斧，却还有漏网之鱼，有待清理。

土著政策是问题根源

　　有人说，执政50年的国阵此回遭遇重挫，原因是通货膨胀及治安败坏的现象所导致的。其实，问题的根源出于1969年的五一三种族大暴动，以及之后巫统采取的因应措施而导致。那次事变后，首相东姑阿都拉曼黯然下台，敦拉萨出任首相。

　　敦拉萨上台后，全面实施“一切以土著（马来人）为上”的新经济政策。到了1982年，马哈迪医生掌政，实行巫文与巫语教育政策。这两项政策延续至今，铸成大错，成为马国向前发展的致命伤。

　　新经济政策让自视为“土著”者成为权益的“伸手大军”，选举中，一夜之间成为大海啸，集中扑向巫统。教育政策则把新一代的马国学子自我隔绝在全球共同化之外，成为国际上的文盲与哑巴。

　　国阵13个成员党在此回大选中，国会222议席中只得138席，可谓大失所望。其中东马赢得50席，柔佛得25席，是成果比较丰硕的。砂沙柔三州只失3席，可见反风还完全没有吹遍，骨牌效应还未全面，是不幸中的大幸，仍宜未雨而绸缪。

　　所幸的是，马国选举制度是“率先过标者得”，阿都拉巴达威仍有机会组织政府。但马国不可再走回种族政策的政治与管理模式，特别是，不可再有“朋党主义”的出现。

马国在选举中成熟

喜见的是，巫统此回在大挫之后，并无情绪反击发泄（至少目前如此）：这是令观察家大掉眼镜的。1969年大选后第二天爆发的种族流血事件，一直被某些方面当作政治上的警惕论，恐吓说如果占多数的马来人不享有特权，就会流更多血。其实马国本土人民并没这种“要胁文化”。

　　认真来说，巫统此回大选的失利，还有许多选战上的因素。一是输给反对党声势空前浩大的群众大会，但更大的杀伤力是手机短讯与网络的空前传达。时代不同，反对党虽然没有广大媒体或竞选机器的方便，但却有电信新科技立下奇功，因此横扫五州而得到州政府控制权。

　　不过，真正的原因是执政党致命的败绩。无中生有的指责，即使是高科技也会变为反效果。正是，“先败而后求战”，国阵、巫统只能怪己身。

　　综观此回大选，反对阵营虽然各有诉求，竞选的纲领与策略也各异，但整体来说它们合作无间，在不同的战场同仇敌忾，扳动执政联盟的地盘。反对党阵营中，猛将如云，不但有口才、有学问、有智慧，也有才华，表现出为人谦逊等特色。它们打出“选的是党”口号，消弥了党内候选人之间的矛盾。

　　槟城一战尤其可见，国阵成员民政党大选期间自乱阵脚，首席部长的人选迟迟不见定夺，“兵无选锋”，一错再错，以至全军皆墨。任何一个阵营若是没有“上将军”，出战的结果都是恐怖的。

　　但在此一夜之间，人们确实看到马来西亚政治成熟了，大选活动已无火药味了，成败得失都看得开，能处之泰然，这是可喜可贺的。

　　目前的马来西亚得天独厚，但错却是错在人生哲学观念。此回大选，更一清二楚突显其问题所在。马国人民已给了首相一张议程表，明确为未来谋划。马国要迎头赶上当今世界，政府须得到全民的支持，更不可走回头路。

转载：马国大选：巫统惨败的震撼
● 吕罗拔
·作者是马来西亚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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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迪哥与拉爷

迪哥与拉爷

感谢你愿意花时间读我的乱草随笔，我不是什么人物，不是国阵人也不是在野党员，更不是什么作家，实在地说我不是什么东西，所以你不知道我，就像我也不知道你一样，我们都只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另外我的文章里没有情绪，也不是来煽动, 我只是天生喜欢直直地写东西而且错别字特别多，敬请原谅。

当然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绝非巧合，没有脑袋或不明辨是非大义者，请勿阅读。

迪哥在位的时候喜欢做蛋糕来贪污，努力地做大蛋糕所以可以贪得更多，在他的任期内，最大的计划也不过十数亿，比如吉隆坡国际机场和双峰塔，听说迪哥在退位时，其瑞士银行的存款已高居前二十五列。这消息可能不可靠但是想想其左右手之一的林良实，做了十多年的叩头虫也可以把自己的儿子在二十七岁之前就叩出十二亿的身家可想而知迪哥的身家更是高高在上。拉爷上位之后，除了掌握了迪哥的真传，拉爷更上一层楼，不再做蛋糕了，现在他只要随便画几个大饼就可以贪污了，一个马来西亚，这边画一个圈就一千亿，再画一个圈又是一千亿，砂拉越中间给他画一画就有了三千亿，只是我等老百姓怎么看这些大饼怎么看都不像大饼，更像是一个又一个的大零蛋。

当然这样说是不正确的，我们的拉爷是真的有把国家的钱、人民的血汗和税收丢进大饼里作馅料的，只是今天站在这里，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人你我都没有受惠，你若不相信我，可以去问一问华商总会，问他第九马来西亚经济计划有没有马来西亚华人的份? 没有，什么都没有，在我们2004年全力支持拉爷时，让他获得空前91%国会议席的胜利时，他没有记得我们，他在2007年搞的第九个大饼没有把你算进去。政府工程从千万元Ａ级工程到五万元Ｆ级以下的工程都不可以给非土著。是的，华商会告诉你，有本钱的自己出国投资，有本事的自己出外打工，什么都没有的留在这边撑着看我发牢骚。

不想看不要紧，因为或许你正是我们国阵培养出来的一等仆人、二等公民。是的，我们的国阵最喜欢培养两种人，一种人投票给国阵、另一种人不投票。不投票有很多原因，不敢不要不得空甚至不知道投票是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力。你是属于以上两种人吗？或许不是，但你们的亲朋戚友们里面总有几个是抱着这样的态度的，他们多半会这么说：

“这是马来人的政府，跟我没有关系。”
“这是马来人的政府，我又能怎么样？投不投票都一样。”
“哎呀，讲了这么多有什么屁用，不就是会讲罢了嘛！”
“我是先知我看準谁谁一定赢，不用投了。还是我们来打赌？”
“小子你不要跟我讲这么多大道理，小心我打你，令伯我是不讲理的啊！”
“不要说政治啦, 张栋梁出新歌了，赶快去买！”
“不要说政治啦, 股票跌了，赶快是时候进场了。”
“不要说政治啦, 陈冠希的相片有没有 ? ”

相信这类回应经常在我们身边听到。英国在选举期间，BBC电台为了鼓励更多人出来投票便在所有的频道的黄金时间都播放一个政治宣传广告，内容非常简单幽默，用两个卡通人的对话告诉你，如果你不谈政治，基本上你和文明白痴没有什么两样。因为世间上所有的一切都和政治有关，政治就是生活的一切，你的食物短缺、你的面包起价、你的猪肉不卫生、你的样子我看不爽、你的歌我听了很肚烂、你的门牌税越付越多、你的垃圾越是没有人来倒，甚至就连你去上一个烹餁课，找个台湾名厨来教你做一道菜，里头都有政治。

要不然我们人怜党干嘛每天要出席剪彩这么多的晚会、晚宴？我们的麻花公会更是天天只会办茶会、交际舞会、歌唱比赛、音乐会、书法挥春，天啊！我们的政治领袖难道就这么闲空吗？天天只会搞小福利小娱乐（搞大一点不过是看水沟修路灯补路洞）？不是，因为他们比你更知道这一切都是政治 (骗人的政治)。

英国的那个广告更说明了一件重要的事实，那就是, 政治是要讲出来的，英国国会的辩论天下闻名，任何法律和施政都要在国会里经过千论百辩才能通过的。美国总统后选人直播辩论执政党和在野党都可以上电视自由公平地向全囯人民发表政论，令人赞叹。就连印度都有一个公共电视频道只播放印度国会辩论，因为民主政治不是靠枪靠抢靠威胁来执政的。民主政治一定要先讲得出口！道理都讲不清楚，还怎么当个国会议员？还怎么为民请命？怎么立法、建国？

哎！你可真别说，在我们的国家，今天当国会议员是不用靠讲的，更别说辩论！民政党的元老林伯伯的儿子林尸兵，现在正在槟城争国会议席，他说：辩论是没有实质意义的，天啊，看来全世界的民主先进国都在吃饱没事干，天天都在国会里争论、辩论，浪费时间，原来都在做没有实质意义的事情。

这是完全错误的。国会立法是要通过辩论争取，为人民推行有益施政的第一前线，但是我们国阵的奴才不要辩论，也不会辩论，只会低头、举手说是是是BOLEH，BOLEH，BOLEH、什么都YA、YA、BETUL、BETUL，就连以前还算有点血性的翁叔叔，最近讲的话也越来越阴阳怪气、拐弯末角、旁敲侧击，不痛不痒不要紧，还一点味道都没有。而他之外的锅阵议员就更不用提了，什么举克里斯剑举那话儿、男人站著女人蹲著、月月漏一回、举头望阴道、残废是上苍的惩罚、如果不能阻止强姦就躺下享受等等等，你还要听吗？

还记得去年的州议会吗？在这里我要先感谢行动党和公正党的砂州议员，如果不是他们取得了州议席、进入了州议会，我们普通老百姓还不知道原来我们的州议会和动物园没什么两样，只要在野党发出提问时，在场的锅阵议员没有不发出鸡叫、狗叫、猫叫、猴叫的声音，那里不是动物园是什么？就差不能让你买票进场，否则你的孩子的周末欢乐游一定要选定我们的州议会。

人怜经常责备在野党，因为自己的嗓音没有别人大，自己的肠没有别人直，所以他要在野党闭嘴，或者要我们老百姓缝耳遮眼，再加送一粒黄莲进你嘴。其实人怜是有做事的，看看水沟、看看电灯柱、看看路坑，偶尔捐个一千几百块给人去照X光，给社团几千元叫你给我上台讲话，谁敢说人怜没做事？老实说，人怜如果去到英国，他就真的没事可做，因为在英国是没有水沟的，电灯柱出问题也不用找部长，人家的城市规划是三十年、五十年、两百年计，我们这里是四年划一次，还是乱划的，路挖了又填、填了又挖，没有挖的也会自己跑出个坑来，掉下去变残废，送了命也不知道有多少人……

当然我们用英国人的要求来要求人怜也太苛刻了，那用新加坡人民的水平会不会也高了一点啊？干脆我们就用中国人吧，中国三十年前十三亿人口就有十三亿穷人，许多人还是靠吃树根过日子，然而今天的中国物产过盛、人人生活安逸，你到永昇、两毛钱、100%买的全是中国货，这是不用三十年做到的，三十年是什么观念？我都三十五岁了，我今天还在把大饼当作咸鱼挂在窗口上充饥，人怜啊，你还是我思暮的人怜吗？那个曾经砂拉越最大的在野党，那个曾经满腔热血为民为国的人怜，那个我父亲到今天都还不愿意放弃的人怜，人怜，人怜，你还在吗？

我很对不起许多人怜的朋友，我的话也许说重了，我本来就不应该对人怜要求什么，他们实在没什么能力为我们改变什么，或改正什么。我们的朋友，特别是我们的家人、长辈，有许多都曾经受过人怜的帮助，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泉涌以报”，而我们早期的祖祖辈辈，双手空空的来到这里，那日子之苦是我们这一辈年轻人所永远无法体会的，人家过的桥确实比你吃的饭还多，但是人非圣贤，熟能无过，既使是圣贤也会犯错啊！然而多少我们的这些前辈们仍然一直坚持走下这条桥，他们是否想过这可能是一条没有尽头的桥？这可能就像当初迪哥要在柔佛建的美景大桥一样，不过是一条走回头的桥，永远到达不了幸福彼岸的桥，一切将走回原点。

什么原点？回到刚独立、两手空空的原点？是的，甚至更糟。这不是突发奇想，大家低下头来看一看你脚下，你看到了什么？那是生我们、养我们、供我们呼吸的土地，我们的家乡、我们的祖国、我们所有人的母亲，现在我们的母亲病了，一个没有火山地震狂风暴雨的美丽家乡病了，癌细胞已经入侵到妈妈的肺，控制你的呼吸，而你是想做个寄生虫，等到这个母体死后跳到另一个母体，还是想做母亲体内的好细胞，用尽全力把癌毒给杀灭掉？

老天给你一个好地方，见死不救就是罪啊……


很多朋友问我，在英国待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回来？我说，因为这是我的家乡，朋友问我，那英国又是什么？我叫英国是我的天堂，朋友在问我，那你为什么不留在天堂？因为我要回来告诉所有的乡亲朋友们，我到过了天堂，而人间真的有天堂，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的家乡也变成天堂？家是最美的，家乡也应该变成最美丽的天堂。朋友说我天真，我笑自己老天真。

有什么可能走向原点？你是说马来西亚会灭亡吗？朋友啊，你见过埃及古王国的衰弱吗？当年伟大的法王可曾会相信自己建立的王囯现在只是一堆尘土古蹟吗？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也只有两个百年盛世啊，你以为一个国家走向灭亡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吗？好好想一想，2010年以后，我们将成为石油净入口国，外资已经不再进来（除了许支跟用十亿换３．５亿的“拋金引玉”工程），马来西亚的国际外资排行榜从三十年前的第六名到今天的二十六名，拉爷甚至会安慰你，我们不能一切靠外资，财政部长已经说了，今年以后，国家的发展今后要靠内需，你知道什么叫内需吗？就是要你付更多钱。

我不是寄生虫，你我都不是，我们或许长得不像马来西亚太空人一样好看（全世界最帅的太空模特儿），但是我只问你一句话，你还有能力相信人间有天堂吗？如果你相信，那么我要你做一件事，如果你还不相信，让我再说服你一次。当年马可波罗把他在中国游走的日记写成＜东方见闻录＞，当时的欧洲还属于极度封建的中古奴隶制度，做奴隶的人虽然生活很艰苦，但是也都认命自己一生下来就应该做奴隶，他们从不把自己当人看，甚至比主人家的小狗都还没有价值，但是一本＜东方见闻录＞从东传到西，却敲响了所有人的心灵，他们的眼晴从此打开，他们的心里从此有了一个东方、一个像女神般美丽的国度，叫中国。他们开始有了思想，以致最后推翻了欧洲奴隶制，建立自由民主、人权、爱的国家，当然这不完全只靠一本书，但是这本书却打开了他们的民智，欧洲的发展永远和这本书脱离不了关系。那么既使是奴隶都可以相信人间有天堂，你要告诉我你不信吗？

当然，英国不是什么都好，我也没本事给你写一本＜英国见闻录＞。然而以我个人的经历，我只用了三个月就已经享受了我在马来西亚几十年来都没有享受过的东西，那就是做为一个人的尊严。尊严是活得自由自主，活得受人尊重、器重，也活得去尊重别人，让所有人认同，活得不分肤色语言不分彼此，活得只要理直就气壮。在英国我找到了这么一个尊严，而这就足够做我的天堂！

你有这样的尊严吗？有些朋友说有，说：“我有尊严，我还有马来西亚BOLEH的精神”，老实说我不想响应他下一句，但是今天我可以告诉你，奴隶也会说：“奴隶也有奴隶的尊严啊”，但是那不是人的尊严！

“主人啊，你可以打我、踢我、虐待我，甚至嫌弃我，但是你不能不要我，没有主人的奴隶是没有尊严的奴隶啊！＂

人怜，走出来吧，四十年前砂拉越最大的在野党，今天怎么从脊椎类进化成软骨类？人怜，如果你还有一点骨气，走出来吧。我们不想再看到人怜在做傀儡部长，我们不想再看人怜被人吊木偶线演皮影戏来欺骗阿公阿婆。我的父亲还在痴痴的等，为什么你一定要选择做人家土覇的奴隶，而不愿意做人民正义的公仆？

朋友们，你还相信天堂吗？还有人不信吗？我不想再多说我的英国见闻录，免得被人指着鼻子说，我喝点洋墨水就做香蕉人。癌毒已经发病了，控制了你的呼吸，既使你的心还在跳，也只是行尸走肉罢了。

做一件好事吧。暂时找不到解药时也得给妈妈送上一碗道地的家乡菜汤暖暖肺。

什么道地的家乡菜汤啊？那不是满汉全席，更不是和大大们一起捞生。那只是一份简单爱国爱家乡的决心。别说你没有，因为你的祖先早在六十年前就有的热血不可能没有流过你的心脏。1947年7月20日，为了反对英政府，经华人商会的通力合作，各民族大联盟展开全国大罢市，在全国停止一切经济活动，他们举行集会、群众大会、示威等（祖先的建国文化现在却不符合国情？看来我们马来亚的独立与及马来西亚的成立都是不符合国情的）。从清晨六时开始，整个马来亚如期举行了大罢市。各商家的商店大门紧闭。工人们停止到矿场、工厂、船厂、胶园等工作。农民不到田里耕种，渔民不出海捕鱼，家庭主妇不到菜市买菜，年轻人不光顾娱乐场所。国外评论员说大英政府因此一天损失四百万英镑而东南亚将有一个了不起的新兴民族即将诞生，那就是今天的马来西亚人。然而我们愧对各族所有的祖祖先先们，因为除了会做世界上最长的面包，除了会看肤色看脸色，除了会找康头，拉关系搞朋党制度化金字塔贪污，剩下的就是一群默默承受静静无声痴痴等待糖果还会努力极大化自我反省自我责怪的民族。我生下来就是个错，人家被外国人欠下４６６年的债要由我的上一代我的下一代和我一起来清还……

你的家乡菜汤就是要我们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再回深山反政府吗？不是。
你的家乡菜汤就是要我们善良无辜的老百姓走上街头搞对抗吗？不是。虽然不持有武噐的和平示威游行，是我国宪法保障下的基本自由权利之一。虽然和平示威游行也是《联合国人权宣言》所阐明的的基本人权。任何人都不容许剥夺这项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基本人权。我们不必上街头，思想工作没有作好，搞什么都是愤青之举有情绪没能力。

做大事要看大局，不是看水沟。

马来西亚这四十五年来的繁荣昌盛靠的是什么？是PROTON吗？亏了几十年，马航吗？一直还在漏！巴贡吗？人家的电没有留给你砂拉越。说了也很可笑，我们靠的是有人在朝好办事，有人在朝好康头，有人在朝好贪污……

贪污腐败是最可怕的世纪绝症，它可怕之处不在于会死人，而是患上贪腐的人不会死掉，既使会死也是最后一个死，等人民都死了，国家都死了，他们都还可能不会死，大不了买张机票，换个国藉，去到另一个国家就是明天会更好。陈广财的儿子移民澳洲，拉爷也在世界各地买有别墅，更多大粒人都“外置产业，移亲海外”。他们都看得比你远。

我的乡亲们，你想等到政府自己治疗自己的贪腐吗？那么想就比我更天真了。那是治不了的，拉爷承诺的十八条大鳄鱼现在在那里？很可能他自己已经在短短的四年荣升到大鳄之首。你在通膨时，他在逍遥，你在痛苦时，他在土耳其给自己的游艇来个处女航，你两脚插在水里泡两个星期，他在澳洲开张酒楼，你跟他说你活不下去了，他跟你说全世界都一样，我也没办法，你总不能叫我少贪一点吧！所以我的乡亲们，不要等到灾难发生时我们才相信要公平自由民主，到时候即使有十个在野党也救不了我们的子子孙孙。

以前我们华人是自立更生只求政府不要太过份，今天如果你还要走这条路，那我们就叫自生自灭了，否则我们必须和这些政客一样，做大地母亲的寄生虫，天天在里面找“康头”，还以为那叫有本事有生意头脑，还以为这叫以大局为重。

我要做三件事，我们都要做这三件事，如果你相信你踏着的是我们的祖国，我们就要做这三件事，第一，出来投票，一定要投票，而且是投在野党的票；第二，要一传三、三传百，把火种子给传下去，有朋友在美里吗？告诉他这不是政治阴谋而是人民运动，会讲伊班话吗？请苦口婆心的向我们的伊班同胞们解释，会马来话的也不要吝啬你的勇气，这是创造千秋的时刻，马来西亚还没有走过埃及古王国辉煌，不能就此走向衰弱。如果新加坡能做到，如果韩国能做到，如果既使二战失败的日本也能做到，马来西亚不可以做不到；第三，我要的不只是一张票，我要的是你十五年三张票，第一张票，请你今天否决三分之二，第二张票下一次大选，我们要在野党组成替政，最后一张票２０１６年替代锅阵，用往后的十五年创造马来西亚真正的五十年辉煌民主自由爱，让历史都会记得我们。

这三张票不能等更不能拖到下一次。因为我们的在野党已经很坚难存活了，再大输一次林爷爷也不能再干了。更重要的是巫统软硬兼施都要取得三分二以便在2010年重新划分选区（立法规定每八年才可以划一次而且要三分之二票），巫统要让华人和印度人选票的影响力从目前的24%减到15%，到时候你再没有可能突破三分之二，而马来西亚宪法自锅阵执政以来已经被修改了600次（改宪法也要三分之二票）；同样宪法立国的新加坡，到今天也只改了5次，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他们仍是世俗国，而马来西亚已成为快变成回教国。

我把这三件事看着三把火种、三把明灯、三根蜡烛，从今天２００８年起的往后十五年，你看到蜡烛就要点起心中的明灯，要让火种持续的燃烧，十五年我们要让全世界相信，我们将再次觉醒，我们将比我们的祖先争取独立时更坚强、更有智慧、更加团结。我们要做东南亚了不起的新民族，因为我们已经是马来西亚族，乡亲朋友们、改国运，现在是我们决定的时候了。

朋友问我你说了这么多，难道不怕有人秋后算帐吗？当然怕，我不是超人飞不走躲不了但是我更怕的是这里没有我要的天堂而你叫我滚回英国去！如果你能放下身架打开心房读完这篇拙文，我想，能够把火种子给点燃，火柴一生的价值也就达到了。

这几天打开报纸，常看到锅阵领袖这么说话：“华人你要懂得珍惜啊！”

然而我还想对巫统和土覇党说，你们更要懂得珍惜感恩啊！马来西亚的华人人口仅占25%，而2500万的马来西亚人口中只有200万人在交所得税，而交所得税的人至少有70%是华人，交上去的所得税政府拿来建设国家，但是这个国家是怎么建设的呢？我们是以宪法立国，宪法已经清楚阐明，国家要尊重及支持各源流母语教学，你却把所有的教育经费的95%用来建马来校，而剩下的5%分给华校和印校，在第八经济计划中，国小获得47亿，而华小只获得1亿的经费，在第九马来西亚计划之下，国小获得46亿，华小获得1.7亿，在第八个计划时你建了924间国小、而华小建37间（许多华小都还在拖建着，或找着校地真正新建的祗有六间!）；在第九个计划之下，你要建1611间国小、而几间华小你没说明。我说我们的长辈啊，这口气咽了几十年，天天以为可以万事以和为贵、柳岸有花明来安慰自己，现在回想起来，等锅阵开明比等中一次万能安慰奖都还难啊，你还叫我珍惜？还要我沉默闭嘴？於是他们续继贪，等到大选时才施点小恩小惠，把1千500万的教育拨款喊得比天还大，你不满足他就挑种族课题来吓人，50年了还在玩同样的玩意儿，我说人怜你脸往那里丢？

乡亲们，别听到我说华人占了交税人口的70%就有点沾沾自喜，我们仅是交税人口数目占了70%，但是金额是多少，没人知道，而另外的３０%人口付了多少钱我们也不晓得，当然许多大官的钱都是贪来的，不能报税，许多都在外置产业，在澳洲有房子、有别墅、在土耳其有游艇，都没有报税的。然而更可怕的是马来西亚回教徒是可以不用交所得税……慢着，不是只要是国民达到一定的收入就得交所得税吗？是的，但是回教徒不一定，因为他们可以选择把原本应该交给税务局的所得税交给回教基金，Ｚａｋｙａｔ以便发展马来西亚的回教大业，所以不必再交税。

这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华人掌握了马来西亚的经济；二、回教在马来西亚的发展简直是一日千里，就连宪法都还跟不上它的速度，君不见宪法里写着我们是世俗国，一个转眼，今天我们已经成了回教国。在西马，政府已经在大肆的拆庙，特别是印度庙，单单去年至少拆了六十间印度庙，每一间都被套上非法佔用政府地的罪名之下而被拆除，这就是三霉现在成了过街老鼠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人家现在还不太敢动你的佛堂神庙，因为既使回教党在丹州执政，都可以让全马最大的佛像安安心心的坐在那儿，巫统没借口在其它地方乱拆我们祖先留下来的东西，但是你能确保以后不会吗？你要不要确保以后不会？咱们祖先建立的马来西亚，任何宗教都可自由发展，回教旁边有个天主教堂，后边有个佛庙，这都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可是今天却不行了，当拉爷在喊着回教文明的口号时，印度庙被拆了，马来文圣经不可以再用“阿拉”的字眼了，唇亡齿寒冷暖要自知啊。

喔，或你不是佛教徒，你信天主耶苏，忘了告诉你，马来西亚基督教总会已经发出了声明（报纸没写），声明要基督徒们必须非常小心这一次的选举，一定要投票给可以确保宗教自由的政党，而不是那些阻止你出版马来文圣经、霸占阿拉用词的政党，愿主与你同在，赐你智慧去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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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朋友的转寄，特此转载，共勉。：）

看看巫统马华大选前后的嘴脸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人总是善忘的，选民尤然。你呢？

马国大选凸显改革的诉求

　　马国独立，距今已满50年。这次选举的背景，是累积了30年的经济与教育严重失策，警察制度的差错。数以千亿计零吉的油钱，补贴给国内消费者以压低油价，导致经济积弱难返的命运。选出新政府，任务是须为目前的困境找出解决的方案，而不应该是像过去那种，为选举而选举。

　　要对此回大选寄以希望，就必须先明了马国的历史结构、致命的政治错误，才可对症下药。这不是为了谁赢谁输，而是谁会看出问题。

　　国外的政治学者大都关注马国的选举文化，是否有金钱政治的手段等等。事实上，政府的承诺、作风、政绩，这些才是重要的。选民要选的是政治人物的品行，更要其政治智慧。

历史背景有幸有不幸

　　1955年，笔者16岁，当时英国工党上台，准备结束对马来亚的殖民统治，便授意此间三大民族各自组织政党，中选后组织联合政府。当时的三大民族领导都深谙英文，而自从马来亚1957年独立，这种三大民族的政治模式便延续至今。

　　可是，在1969年敦拉萨上台当上首相之后，他和巫统一些成员便要马来人支配一切，特别是在经济领域方面。这产生了马来人享有“特权”的种族政治，跟着华人及印度人便处于边缘化，一晃38年。

　　尤有进者，1982年马哈迪医生上台后，便立意在国阵中营造巫统独大的形势。他说，其他国阵成员党若是全数退出，巫统也可以独自执政。这是真话，也是目前的形势。

　　在马哈迪领导下，巫统不断壮大；同时，独立50年，马来人口不断大幅度增加。到了今天，马华与民政这两个华人政党分配到的竞选议席，有一半是马来人的强区。这是巫统的宽宏大量，无庸置疑。印度国大党此回竞选9国、19个州议席，也根本没有一个是印度人的强区。

　　这也是说，巫统让出数十个议席给非马来人的联盟政党。要了解大马政治，必要清楚此点。

　　这个国家最幸运的是，当年没有经过流血斗争便得到英国工党政府放手给予完整自主独立。新国家也承继了英国行政上的成熟制度，真是宝贵不过。其次，马国过去是世上产锡与橡胶最多的地方，20年前又是突然成为天然煤气与油产国。更为可喜的是近年来棕油价格大涨6倍，目前，它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棕油国。

　　再者，马国有一个稳定的政府，执政阵营向来都超过三分之二的控制权。这些，都是马来西亚足以庆贺的条件。

两大决策错误有待纠正

　　然而，这38年来，马国却有两条重要的政策铸成大错：一是，扶持马来人口的新经济政策，悉心照顾变成恶性循环，到今天为止几乎把大量天然资源都悉数花光，并养成一大群依赖性很强的“伸手将军”。再而是马哈迪上台后27年的民族至上教育，以马来语完全取代英文，而使到这一代人在全球化中失去竞争力。

　　没有人正视这样的问题：再过数年石油产量便会告罄。马来西亚不像芬兰、瑞士、科威特等，把石油钱加以储备或投资赚钱。以后这个国家超过一半的人口不但成为懒人的国度，也是国际上的文盲与哑巴。

　　人们正寄望于历史性的改革，但与此同时，从提名的阵势看来，候选人大都缺乏孙子兵法中所说的“上将军”那智勇双全、志在千里、横扫千军的气度；也缺乏敌我敬重的英雄形象。怕只怕，竞选议题又是“避重就轻”，什么皇家调查的结果及司法等贪污问题，均无了断。

　　目前是人民面对选择的时刻。无疑，这回选举没什么杀气，但也没什么士气，有的是一团和气。喜见反对党的要求不无体现，是民主现象的空前突破。但是，目前马国大选的迫切课题，是一场彻底的检讨和自我全面改革。

转载：马国大选凸显改革的诉求
● 吕罗拔
·作者是马来西亚商人

在外地投票的限制

估计有相当多身在海外的大马公民因为种种条件的限制而无法在国外或选区外投票。想想都觉得"Malaysia Boleh"还真不是盖的。

即使你很爱国，很想履行公民的责任，满怀热忱，但因时间、地理、工作、等等因素的限制而无法回国/回到自己的选区，对不起，你、投、不、了、票。

【转载】 给选民的公开信

前大马律师公会主席杨映波先生的公开信

尊敬的大马公民，我们生存在一片美丽丰裕的国土。这五十年来我们有些成就，也有值得我们庆幸和骄傲的地方。

可是，好多严重的人为问题也产生了。我们不再感到安全，因为罪案屡屡，警方好像束手无策。我们缺乏各种自由，如宗教，言论，和教育自由。

我们生活逐渐困难，虽然国家资源丰富。经过半世纪的发展和奋斗，每人都已获得真正的平等了吗？资源的取用和分配公平吗？我们的社会公正吗？司法公正吗?有冤时能伸吗？有话能说吗？不满时能抗议吗？加上贪官当道，钱使推磨，欲诉无门，像个什么社会？种种病症，必有病源。

其一，病入膏肓的贪污，加上鸵鸟式的无睹。
其二，制度缺乏透明和制衡。
其三，新闻和言论的封锁。

再者，执政者不正，当权者滥权。又者，司法远离公正廉明四个字。可不悲哀？

再这样下去，下一代怎办？很明显的，必须改革了！

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政府，更好的国会。单靠埋怨政府是不够的。国会议员是我们选的，要嘛只能怪自己。所以，我恳求大家采取以下行动：

(a) 和家人，同事，及朋友讨论改革国会的需要。
(b) 在将来临的大选，前往投票，投于改革。
(c) 请勿认为手中仅一票而无法影响大局。
(d) 请勿认为政客一般黑，投谁都一样。也请勿保持自扫门前雪的态度。
(e) 影响和鼓励你的家人，同事，及朋友在将来临的大选，前往投票，投于改革。

投票是一个重大的责任，不是儿戏；每一票都代表民主和君国之别。我们在批评政府之时，自己应当先尽责。也让我们想想自己和他人的儿女，让我们仔细看着他们那些充满希望和期待的眼神。

无数的幼小的他们，无法投票，只能把他们的前途托付于我们。我们对后代的责任，不仅是当前的抚养而已。为了大家的后代，我们有责任把票投于改革。

在大选投票过后，我们还需要继续监督我们的国会议员，确保他们实行诺言，向人民交代。改革不是白日梦，改革是社会历史的必经路。但是，改革不能凭口，而要靠每个人的行动，要靠奋斗。让我们为了那无数的无暇的眼神而行动吧！谢谢！

杨映波
前大马律师公会主席

人才外流没有种族之分

　　一些朋友知道我姐姐搬到新加坡后，说了些难听的话。一个问我他们夫妻俩是靠什么关系在新加坡找到工作。我马上反驳：“那是新加坡，你要有才干才能找到工作。”

　　许多马来西亚人在国内有很好的发展。但据在我工作地点所看到的，和从朋友那所听到的，要谋求更好的工作，肯定有更好的出路。

　　12月真是多事之秋。这个月的头一个星期，就有好些让人难过的事。一些朋友离婚、分手了、一个家中好友不幸中风、为了更美好的未来，我姐姐一家人搬到新加坡，将来或者还会迁移到其他地方。

　　真不知道从何说起。我只能说，侄儿、侄女离开后，家里现在晚上变得很寂静。再也没有争看寰宇电视（Astro）的情形，Layla不会再拿我的化妆品来玩，我也不用把他们赶出我的房间。整个公寓感觉好空洞。

　　和我的一些堂、表兄弟姐妹一样，我姐姐和姐夫选择到国外工作和居住。

　　他们相信国外的生活会更好。专业人士可以在强调绩效的制度里获得应有的回报，孩子的智力和艺术天赋，在一个多元种族的环境和良好的教育体制里，也可以得到发挥。

　　我姐姐大概是昏了头了，因为她并没有佣人。但是她认为牺牲是值得的。

　　我妈妈曾说过这里的婚姻关系一团糟，人们结婚后最好搬离马来西亚。夫妻俩在国外时，会更努力地经营他们的婚姻。

　　一些朋友知道我姐姐搬到新加坡后，说了些难听的话。一个问我他们夫妻俩是靠什么关系在新加坡找到工作。

　　我马上反驳：“那是新加坡，你要有才干才能找到工作。”

　　如果你是外国人，情况更是如此。遗憾的是，这些人依然维持鄙视的态度，不断表示我们不应该遗弃祖国。

　　我也收到一个同家人住在欧洲的亲戚的电邮。她现在开心多了，同丈夫的关系也更牢固了。

　　“是的，我们在吉隆坡的朋友已经成为百万富翁了，我们却还在一个新的地方挣扎。但吉隆坡那里的人、生活方式就是有种让人厌恶的感觉，它不是个适合孩子成长的地方，”她在电邮里说。

　　“无论如何，我们在哪里都可以继续保留回教徒的生活，在哪里都可以祈祷，这里其实有很多回教徒！来看看我们吧，妳绝对会喜欢这里。书店？博物院？”

离开是选择更美好的将来　　

　　他们是不是非典型的马来西亚人，已经西化到不能在自己的国家里生活和呼吸？

　　答案是否定的。我的朋友和亲戚同一般马来西亚人没什么两样。他们喜欢印族回教徒的食物和夜市，还没有离开马来西亚前，也过着典型马来西亚人的生活。星期天是陪孩子的时间，基督教徒朋友会上教堂，马来人朋友和亲戚则上可兰经研习班和踢足球。

　　他们也有很好的工作。有自己的房子，一辆甚至两辆车子……

　　他们选择离开，是因为他们相信在国外居住和工作，会让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拥有更美好的将来。

　　他们知道同外国人、阿拉伯人、和新加坡人一起工作，必须面对适应不同文化的挑战，但也认为这样的环球化环境是绝佳的经验。

　　学校教导学生的方式已经越来越国际化，我的侄子除了回教课，也可以上武术和游泳课程。

　　还有另外一个诱因。一个事业有成的驻海外朋友曾告诉我：“如果我住在马来西亚，你想我会拥有这一切吗？或许我可以，但我却必须到处拍人家马屁。

　　我不是任何校友会的成员，也不打高尔夫球。我的成功是靠我的实力和表现。”

　　他是个精明的投资者，凭自己的能力取得成功，现在过着许多人向往的生活。

　　一个华族朋友听了我的话感到非常惊讶：“你是说你们马来人也跟我们这些“非的”有同样的感受？”

　　“非什么？”我问。

　　“非土著啊。”

　　“当然啦！”

　　“如果连你们都有这种感觉，那我们又如何呢？”

　　这种马来西亚人到国外寻求更美好未来的人才外流现象，并不局限于某个族群。

　　我不否认许多马来西亚人在国内也有很好的发展，但据我在工作地点所看到的，和从朋友那所听到的，要谋求更好的工作和生活，肯定有更好的出路。

　　如果这意味着人们必须离乡背井，那也没有办法。人们必须务实，过分重视感情只有在小说里才管用。

　　在这里祝国人佳节和新年快乐。

● Dina Zaman（迪娜·扎曼）

原载马来西亚《星报》网络版 - Brain drain is colour blind
叶琦保译

转载http://www.zaobao.com/yl/yl071224_503.shtml
（2007-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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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in drain is colour blind
By DINA ZAMAN

Many have done very well on their own soil, but from where I sit and work, and being a friend and ears to a number of people, there must be a better way to make a living.

WHAT a December. In the first week itself, there were a few heartbreaks: divorces, a break-up, a family friend getting a stroke, and lastly, my sister and her family leaving for a better future in Singapore, and hopefully in the future, elsewhere.

I don’t even know where to begin; all I can say is that our home is much quieter in the evenings and nights without my nephew and niece. No more fighting over Astro, no more chasing them out of my room and catching Layla playing with my make-up. The apartment feels so empty.

Like a number of my cousins and friends, my sister and her husband have opted to work and live overseas. They believe life is much better abroad. The professional is compensated for his due diligence through meritocracy, and the children are exposed to different cultures and an education that challenges their intellect and artistic bent.

My sister is going nuts, of course, because there’s no domestic help. But for her the sacrifices are worth it.

In fact, my mother once said that it’s better for married couples to live out of Malaysia; marriages back home are so screwed up. When you’re in a foreign country, you work harder at a marriage.

There were a few snide remarks from acquaintances when they heard of the move. One asked me whose strings did they pull to get a job there?

I snapped back, “this is Singapore, you need the smarts to work there.” Even more so if you’re a foreigner. Unfortunately, this condescending git went on and on about how we should not forsake the motherland.

I also received an e-mail from a cousin who’s living with her family in Europe. She’s so much happier there now, and her relationship with her husband is stronger.

“True, Kak Dina, our friends in KL are millionaires now, and we’re struggling in a new land. But there’s something sick about KL. The people, the way we live, it’s not a place to bring up a family,” she wrote.

“Anyway, Kak Dina, Islam is a portable religion. You can practise it anywhere, you can pray anywhere, and there are many Muslims here! Jom lah, Kak D, duduk lah sini. You’ll love it here. Bookshops? museums?”

Are they the atypical Malaysians, so westernised that they cannot live and breathe in their own country?

No. My friends and relatives are just your normal Malaysians who love their mamak food, pasar malam; and when they lived here, led typical Malaysian lives. Sundays with the kids and church for my Christian friends, kelas ngaji and futsal for my Malay friends and cousins.
They were holding good jobs, too. They had a house, one or two cars...

They left because they believed that living and working abroad would afford them and their families a better future.

They knew they would be in for a few cultural challenges, working with Mat Sallehs, Arabs, Singaporeans, but they also felt the international exposure would be excellent for them.
Schools are increasingly more international in their approach: my nephew will be able to go for his Islamic classes as well as martial arts and swimming classes.

Another pull-factor. A very successful friend who’s based abroad once told me: “I live in Malaysia you think I’ll have all this? I could, but I’d have to brownnose everyone.

“I don’t belong to an old boys network and I don’t golf. I got to where I am because of what I can do and deliver.”

A shrewd investor, he is now leading that very life many aspire to, and he has done so on his own terms.

One of my Chinese friends was stunned to hear this. “You mean you Malays also go through the same thing as us Nons ah?”
“Hah? Apa itu ‘Non’?” I asked.
“Non-bumi lah, dol.”
“Of course lah!”
“Choy, choy, choy. If you guys feel that way, what about us?”

This brain-drain, Malaysians leaving for a better future abroad, is not confined to a particular race. I’m not denying the fact that many have done very well on their own soil, in their own country, which is Malaysia, but from where I sit and work, and being a friend and ears to a number of people, there must be a better way to make a living, and to live.

If it means uprooting, then so be it. One must be practical. Sentimentality only works in fiction.

The writer would like to wish all Malaysians happy holidays and a Happy New Year.

http://thestar.com.my/news/story.asp?file=/2007/12/20/focus/19820231&sec=focus

伪扶弱政策？扶不起的阿斗？

“他们有资源，也有人才。他们就是不能正确地加以利用。”
-阅读全文 ：马来西亚扶弱的弱点

“They've got the resources, they've got the people. They're just not harnessing them in the right way.”
-Read more : Malaysia Ethnic Policy Stirs Doubts

马来西亚：脆弱的民主制度

“我们不要再欺骗自己，其实我国所施行的是脆弱的民主制度，分权与制衡在这个国家只是幻想。毫无疑问行政权力控制了国会，它在上届大选获得巨大的民意委托，同样毋庸置疑的是，经过1988年的修宪后，行政权力通过国会控制了司法制度。”

人权委员会（HAKAM）主席马列, Malik Imtiaz 形容，我国在表面上看似奉行议会民主制度，事实上行政权力的坐大，已让马来西亚沦为一个独裁国家。

“当一个国家施行脆弱民主，就象我国一样时，实际上出现的是独裁治理，只要是首相的谈话就会出现在所有的报纸，无论大事小事......他的讲话就是法律，领袖的讲话就是法律。”

“因此当一名国家领袖指我国是回教国时，它将成为事实。”


阅读全文：
世俗执政者陷困耍弄回教国牌 法立斯诺警告大马逐步纳粹化

人力资本是发展关键

● 潘俭伟 /Tony Pua

　　我热衷于研究经济，人们常问我：“什么是决定经济体大小的因素？”是扬升的橡胶和油棕价格？我们的石油和天然气储藏量？还是国家的面积和人口？马来西亚拥有肥沃的土地、大片的锡矿和高素质的石油储存。

　　我们南端的邻居新加坡就没有我们幸运了。它只是一个小岛，比我们小480倍，既不适合进行农业活动，也缺乏天然资源。新加坡目前的约400万人口，扣除了外来劳动力，也只是马来西亚的1/6。

　　如果经济总量是取决于上述的可耕地和天然资源等因素，那马来西亚的经济总量应该大于新加坡数倍。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马来西亚的经济总量是美元1300亿，只是比新加坡的1170亿多出约11％。如果两国目前的增长率在接下来的10年保持不变，新加坡这个小邻居的经济总量将超越马来西亚。

顶尖人才最集中的地方

　　一个土地面积小又没有资源的国家，怎会有这样出色的表现？一个在80年代经济总量还不及马来西亚一半的国家，是怎么在短时间内迎头赶上的呢？这里头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人力资本。新加坡不遗余力的发展人力资本，不但大力栽培本地人，也从海外吸引最佳的人才，使新加坡成为本区域，如果不是全球的话，以每平方英尺来计算，顶尖人才最集中的地方。

　　新加坡每年都以亚细安奖学金的名义，为数以百计的不同年级马来西亚学生提供经济奖励，吸引他们到新加坡一些最好的学校就读。我本身在峇株巴辖读完小学后，便幸运的获得一份亚细安奖学金。和我不同的是，许多同样获得奖学金到新加坡求学的同侪，后来选择在新加坡工作甚至在那里定居。这对马来西亚来说是种损失。

　　我在小学最要好的朋友，在中三后获得同样的奖学金。后来他还获得世界最大的船务公司之一，海皇轮船集团的奖学金，考取牛津大学的学位。他现在为海皇服务，是公司派驻越南的外籍经理。


　　另一个后来则获得新加坡航空公司的奖学金，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才36岁的他，在今年3月被委任为新航集团属下的胜安航空的总裁，真让人钦佩。

　　今年，在家乡同窗农历新年年度聚会上，我很伤心的听到一名在新加坡高等学府任教的旧同学，刚选择放弃马来西亚公民权，成为新加坡人。

　　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有才华出众的朋友的人也不只我一个。一名本地法律系高级讲师最近说，马来亚大学法律系缺乏高素质的师资，这是因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法律系讲师，有约40％是马来西亚人。

　　马航在过去10年一直面对困境，累积了超过马币10亿的亏损。在1972脱离马航的新航，却取得耀眼的成就，是全球盈利最高的航空公司之一。讽刺的是，领导新航连续31年取得利润并度过艰难时期，在2003年才退休的张松光博士，却是一名曾在马来亚大学任教的杰出马来西亚人。

　　所以，当首相阿都拉宣布了强调人力资本的第九个五年发展计划时，我感到相当雀跃。计划有一整章同发展人力资本有关。政府的政策是设立“世界级的大学和确保高等学府可以满足雇主的需求”，还有“培养讲求创新、具备丰富科学和技术能力、并有能力学习和使用知识的社会”等。然而，对将由科学、工艺与革新部推动的吸引人才的计划，却着墨不多。

留住和吸引人才的关键

　　在保留本地和吸引外来人才这个关键课题上，也没有任何讨论。政府必须了解，发展人力资本在本质上，同吸引外来人才和防止本地人才外流是息息相关的。一个有效的人力资本发展政策，不只是建立更多学校和大学，或者聘请更多教师和讲师。

　　新加坡的大学和人口的比例只是我们的一半。然而，它三所大学中的两所，却名列世界顶尖50所大学内。

　　在招聘最佳的教育工作者，和制定一个奖赏严谨的学术研究，和具批判及分析性的思维这些至关重要的素质时，政府必须深思熟虑。没有这样的政策和根深蒂固的文化，年青有为的马来西亚人选择到“无国界”的全球化学术环境中，寻找可以发挥所长的机会，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目前的教育政策，需要一个具竞争力的经济环境来配合，让人才可以获得公平和平等的机会在各自的领域成长，对经济做出贡献并获得应有的报酬——这样才能留住人才。

　　我们的竞争者能够提供世界级的教育，和有利的经济环境来吸引年青马来西亚人。我们已经失去许多人才。我那些在海外有优异成就的朋友，在马来西亚是不太可能有同样的机会的。

　　政府理解也凸出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性，这是值得表扬的。然而，如果政府是认真的想要提升人力资本的素质，就必须作出更多努力，建立一个全面的机制，对马来西亚的教育学府做出诚实和严格的评估。

　　对机会不平等、晋升受不公平限制、和单凭能力只能获得有限擢升这些不论是否确实存在于我们的“商业”机构的问题，我们也必须探讨根本的原因。我们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如果我们的大量人才能够被留住并充分发挥所长，我们毫无疑问的可以领先我们的竞争者、更早消除贫穷、和在2020年成为真正的发达国家。

·作者是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的经济顾问。原载4月30日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叶琦保译。
·作者的部落格：
http://educationmalaysia.blogspot.com/
http://tonypua.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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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原文：

Human capital the key to growth

AS an economics enthusiast, I’ve often been asked, "What determines the size of an economy?"

Is it dependent on rubber and high oil palm prices? Or the size of our oil and gas resources? Or instead, is it dependent on land area and population?

Malaysia is extremely well endowed with fertile land, large tracts of tin mines as well as some of the highest quality petroleum reserves in the world. Singapore, our neighbour down south, however, is not as fortunate.

To put it bluntly, it is a tiny island, 480 times smaller than us, completely unsuitable for commercial plantation and lacking any natural resources. Even its population today of some four million, excluding migrant workers, is one-sixth of Malaysia’s population.

If the size of an economy is dependent on the factors highlighted above, such as arable land and natural resources, Malaysia’s economy should be many times the size of Singapore’s. However, reality paints a very different picture.

While Malaysia’s economy of US$130 billion (RM444 billion) is still larger than Singapore’s US$117 billion, the latter is only smaller by some 11 per cent. And if the rate of growth currently experienced in both countries persists for the next decade, then our tiny neighbour could soon boast a larger economy than Malaysia.

How is it even possible for a country with a sheer lack of resources and land mass to do so well? How did a country that was barely half our economic size in the early 1980s catch up within such a short period of time?

Through a simple exercise of elimination, it all boils down to a simple single factor — human capital.

Singapore’s near compulsive obsession with human capital, both in terms of enhancing its local citizenry as well as attracting the best foreign talent, has probably resulted in the highest concentration of top brains per square foot in the region, if not the world.

Every year, for example, Singapore provides financial incentives in the guise of the Asean Scholarship to hundreds of Malaysian students at all levels — post-UPSR, post-PMR, post-SPM and post-STPM — to study in some of the best schools on the island.

I was a fortunate beneficiary of such a scholarship after completing my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in Batu Pahat. Unlike me, however, and unfortunately for Malaysia, most of my peers have chosen to work or even settle permanently in the island nation.

My best friend in primary school, who received the same scholarship after Form Three, went on to pursue his degree at Oxford University on a Neptune Orient Lines (NOL) scholarship. He now works for them, one of the largest shipping companies in the world, as an expatriate country manager in Vietnam.

Another fellow scholar graduated from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LSE) on a scholarship from Singapore Airlines (SIA). Most impressively, at the young age of 36, he has been appointed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SIA’s subsidiary airline, SilkAir, as of March this year.

And when I had my annual Chinese New Year reunion with my home town classmates this year, I was heartbroken to hear that one of them, who is an academic with one of Singapore’s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had just renounced his Malaysian citizenship to become a Singaporean.

These are not my only examples, and you can be assured that I do not have a monopoly on talented friends. A local senior law lecturer recently commented that the Universiti Malaya (UM) law faculty was depleted of quality academics because Malaysians make up some 40 per cent of law lecturers 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While Malaysia Airlines (MAS) struggled over the past decade with cumulative losses in excess of RM1 billion, SIA, which split from MAS in 1972, shone brightly as one of the most profitable airlines in the world. Ironically, it was an outstanding Malaysian and a former academic with UM, Dr Cheong Choong Kong, who led SIA to an unbroken 31-year record of profitability through turbulent economic times before his retirement in 2003.

Hence, when Prime Minister Datuk Seri Abdullah Ahmad Badawi rolled out the Ninth Malaysia Plan (9MP) with an emphasis on human capital, I was pleased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9MP had an entire chapter dealing with human capital.

The human capital policy thrusts called for the creation of "universities of international standing and ensuring that tertiary institutions meet the needs of employers" and "nurturing an innovative society with str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pabilities and the ability to acquire and apply knowledge", among other things.

However, as part of the thrust, there was only a cursory mention of a "National Brain Gain Programme" to be spearheaded by a focal point at the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Ministry.

There was no discussion on the issue of attracting and retaining local and foreign talents, a critical element in developing Malaysia’s human capital.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the government to recognise the fac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apital in Malaysia is intrinsically and inexplicably linked to the issue of brain gain and reversing brain drain.

An effective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policy is not just limited to building more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or hiring more teachers and lecturers.

Singapore, for example, has only half our ratio of universities to the population. Yet, two out of their three universities are recognised as among the Top 50 in the world.

The government must give thorough consideration to the all-important qualitative element of uncompromising search for the best-qualified educators and an education policy which rewards academic rigour, critical thinking and analytical intelligence.

Without such a policy structure and ingrained culture in place, it is unsurprising that many young and particularly talented Malaysians will seek out the "borderless" global academic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ir potential can be fully harnessed.

Concurrently, the country’s education policy must be complemented with an equally competitive economic environment which provides these talents with fair and equal opportunities to grow in their careers, contribute economically and be compensated accordingly — in order to retain these talents.

Our competitors’ ability to attract young Malaysians, provide undisputed world-class quality education and offer a conducive economic environment has clearly resulted in our loss.

It is hard to imagine that my friends, who have done extremely well for themselves overseas, would have had the same opportunities in equivalent entities in Malaysia.

The government must be commended for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human capital in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However, if the government is serious about raising the quality of human capital, much more needs to be done to create a holistic and integrated plan that will honestly appraise and critically examine the quality of Malaysia’s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We must also identify the underlying factors, perceived or otherwise, of the lack of equal opportunities and glass ceilings as well as limited career advancement based on merit in many of our "commercial" organisations.

Should our ample pool of potential talent be fully harnessed, attracted and retained, coupled with our rich and God-given natural resources, then surely we can stay well ahead of our competitors, eliminate poverty sooner and become a truly developed nation by 2020.

印尼在进步，为何马来西亚固步自封？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最近批评马来西亚政府使华人边缘化，引起新马方面新一轮的争论，而马来西亚最大执政党巫统，对李光耀的言论尤其恼火，因为李光耀所点出的事实，他们根本无从以逻辑以及事实加以驳斥。

　　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三国中，本来印尼华人最受歧视，而新加坡最坚持种族平等，马来西亚介乎两者之间。新加坡虽然没有天然资源，但已经成为第一世界的一员，印尼就空有天然资源，但长期一穷二白，马来西亚也是介乎两者之间。

　　但印尼经济长期一穷二白，以及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已经逐步放弃了歧视华人的政策，今年印尼废除了1958年第62号政令，通过新的印尼国籍法，将印尼出生的华人，也定义为原住民的一员，彻底在法律框架上，废除对华人的歧视，让华人成为主流社会的重要成员，更对马来西亚不无启示。

边缘化政策养了什么人？　　

　　本来马来西亚要实行扶助马来人的政策，背后有一定道理。当社会出现以种族为区隔的贫富悬殊时，政府确实要做点事，让不同种族有平等机会参与竞争，从而使社会稳定和谐。问题是，这些政策只能短期实施，必须有一个时限，否则这只是被滥用了的Subutex，本来是用来协助瘾君子戒毒的药物，但结果越用越上瘾，最后不能自拔。当出现这种情况，那政府就要不让他们继续用戒毒药，使用其他手段去治疗问题。

　　现时马来人作为全马来西亚最大的族群，最大危机并非他们缺乏机会，机会俯拾皆是，而是他们因为不用去面对竞争，缺乏磨炼，因此也缺乏了回应全球化的能力，一如长期依赖社会救济金的失业人士，最终失去了就业的竞争力一样。试想想，当马来西亚大部分国民都出现这种状况，这将是何等糟糕的事？

　　当然，一如苏哈多时代也有华人能够与当权者友好一样，马来西亚也有华人担任内阁部长，马华公会也是执政国阵的一员，不过，这群人不敢为华人仗义执言，因为马来人优先政策事实上也是朋党资本主义的温床，这些华人的政治地位是某些人施予，而不是为华人争取平等权利而得到，对于政策的不公，他们便会选择“无言以对”。

撕裂国家还是团结国家？

　　另一方面，把国民按种族分别对待的政策，事实上也撕裂了国家。印尼便是好例子，以往国籍法歧视华人，就连华人的羽毛球好手，为印尼争光，都须先解决护照问题，这还未计入种族之间的长期隔膜，以及不少华裔精英因失望而移居新加坡和澳洲。情况显而易见，国家被撕裂了，而被撕裂了的国家缺乏向心力，就更谈不上竞争力。

　　现在印尼当权的人，不论军人还是政界人士，都是一群比较为国家发展着想的人，所以印尼经过长时间的波折后，最终痛定思痛，废除歧视性的法规，让各种族携手建设国家。因此，现在，在香港你可以见到居港印尼华人，协助引入印尼佣人，以及把印尼文化带到香港，为印尼作出经济、文化贡献，有些居港老一辈印尼华人，还很渴望回到印尼落叶归根，但你不会看到居港马来西亚华人主动为马来西亚作出贡献。

　　李光耀曾经为马来西亚独立事业以及统一奋斗，他对马来西亚的批评只是善意提醒。事实上，世界已经在变，种族歧视已经没有市场，南非和印尼都要告别种族歧视来重建国家，如果马来西亚仍然执迷不悟，在不久的将来，马来西亚人便要因此付出沉重代价。

　　电影《无间道》有一句很经典的粤语对白：“出得黎行，预左要还。”（意指要走歪路，就得准备最终自食恶果。）还请马来西亚的当权者思量再三。

● 黄世泽 ·作者是香港时事评论员，英籍印尼人。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在朋友的婚宴上，觥筹交错之际，我随口问从澳洲回国度假探亲的B，“听说墨尔本乃是澳洲相对下最没有种族歧视的城市，你觉得有没有种族歧视？”本想听听他比较澳洲各个城市的种族歧视的程度。

没想到他不假思索地说：“再怎么种族歧视，也比不上马来西亚！”。语罢嘴角撅起，微笑地、稍带克制地看着我。

我一时无言以对。

关于近来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发表“马来西亚华人被有系统地边缘化”的言论,到底是否如一些政客所指责的是错误的言论? 我以为Kim Quek说得好:“所有马来西亚人，不论来自任何种族，就算表面上不说，内心里也很清楚。”


附注：朋友B是典型的大马高材生。SPM的9A1，1A2骄人的成绩虽然没有为他取得政府所颁发的奖学金，但他还是凭着优异的澳洲 Pre-U成绩，取得澳洲国立大学全额奖学金，毕业后曾在好几个澳洲城市工作和生活过，现于墨尔本工作。

实话实说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最近指马来西亚华人被边缘化的言论，引起了一片抗议声。不过，抗议的人是否可以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马来西亚华人没有被边缘化，为什么自1969年5月13日的种族暴乱后，meritocracy（任人唯贤）这个字便成了马来西亚政治的禁忌？全世界只有马来西亚才有这种现象。

　　这里还有几个简单的问题。

　　为什么自1969年的事件后，便出现大量人才外流的现象？其结果是不计其数的马来西亚华人在外国的各个领域取得出类拔萃的表现。

　　为什么一个种族——在人数和最高等级上——完全垄断了整个公共部门，包括军队、警察部队、民事服务、司法、大学和由政府控制的金融及商业机构？

　　为什么年复一年，马来西亚的顶尖华族学生都被禁止进入大学，直到华人部长在内阁为他们求情，才有一些能被录取？

　　李光耀只是实话实说。我想所有马来西亚人，不论来自任何种族，就算表面上不说，内心里也很清楚。

　　是的，我们一直都实行种族歧视政策，而这是个“零和游戏”。一个种族失利便有另外一个种族获益，就是这么简单。坚持没有任何种族因为这种政策而处于不利的地位，根本是自欺欺人和虚伪的做法。

　　但真正的问题是，有没有理由实行这样的政策？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回到政策的源头——在1969年种族暴乱后所制定的“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团结国家。它有个双管齐下的策略：不分种族地铲除贫穷，和重组社会以消除种族和经济之间的密切关联。

　　这样的“平权”政策并没有错。不幸的是，因为种族霸权主义，政策在多年后已经同种族特权画上等号，完全违背了当初的目标。在前首相马哈迪20年的独裁统治期间，“新经济政策”被公然的滥用，作为到现在阿都拉首相继位后依然猖獗的的贪污和朋党主义的借口。

　　政策是被滥用，但也毫无疑问的达到了它有限的目标，在经济和教育两个领域，提升了马来人的地位，让马来人在同其他种族相比之下，取得了尚可的表现。不过，政策被滥用的结果却有巨大的破坏性，马来人社会的文化精神急剧丧失，道德和守法的观念几乎完全崩溃。

　　滥用“新经济政策”所带来的主要问题是贪污猖獗和朋党主义、日益严重的种族分化、人才继续外流、扭曲的教育系统、经济竞争力衰退、没有效率的官僚政治、缓慢的经济增长和败坏的社会价值关。

　　在全球化的世界和任何文明社会，这种落伍和倒退的政策都不应该存在。事实上，废除这种政策的压力不是来自国内——被压迫的种族没有能力改变现状——而是同我们进行贸易的整个世界。

　　我们的贸易代表的经验可以证明，马来西亚以种族为基础的保护主义政策，让同其他国家商谈自由贸易协定的过程困难重重。新经济政策所衍生的措施，毫无例外的变成为国家增加双边贸易和投资机会的绊脚石。

　　不管我们喜欢与否，世界贸易自由化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还没有对国家经济造成不可接受的破坏之前，马来西亚还能够继续违反潮流多久？

　　更严重的问题是，面对海外的竞争，马来西亚的经济逐渐失去竞争力。首相阿都拉虽然正确的指出普遍存在的第三世界心态是弊端，对纠正没有竞争力的文化和制止日益严重的种族和宗教分歧，却没有作出任何努力。

　　李光耀的言论让许多马来西亚领导人，尤其是执政的国民阵线领导人感到恼火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些言论也应该会在长期保持缄默、忍受不公平政策的马来西亚人中引起共鸣。

　　至于国内沉默的大多数人，他们应该思考的是怎么做对他们才最有利：为了保留面子愤怒的反驳李光耀，还是勇敢的面对丑陋的事实，并实行可以让国家走上正轨的改变？

　　马来西亚的发展已经来到关键时刻，我们应该警惕自己，慎防过于信任执政者。长久以来，马来西亚人都非常信任执政者，从政府公然滥用权力的情形来看，或许我们是太过信任他们了。

的确，尽管政府严重治理不当，国家到现在还安然无恙。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将来依然会同样幸运。因为内在和外在环境的剧烈改变，我们已经不能在不危害国家前途的情况下，在政策和选举领导人的问题上再犯下严重的错误。

　　从这个角度来看，李光耀的言论可以是对我们有利的苦口良药，如果我们能够谦虚和勇敢的接受挑战，认真的进行反省，最终可能从中获益。

● Kim Quek(金格)
·原载MalaysiaToday网站，文章原题Better to call a spade a spade。
叶琦保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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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 to call a spade a spade

Sunday, September 24, 2006 MalaysiaToday

● Kim Quek

In the chorus of angry protests against Singapore Minister Mentor Lee Kuan Yew’s recent remark that Chinese Malaysians have been marginalised, can these angry protesters answer one simple question? If there has been no racial marginalisation, why has the word meritocracy been a taboo in Malaysian politics ever since the racial riot of May 13, 1969 – the only country in the world doing that?

A few more simple questions:

Why have there been massive and unrelenting brain drains ever since the infamous debacle in 1969, resulting in countless Chinese Malaysians excelling in many fields in foreign lands?

Why has there been a virtual monopoly by one race – numerically as a whole as well as the top hierarchy – in the entire spectrum of the public sector, namely, the army, the police, the civil service, the judiciary, public universities, semi and quasi government bodies, government controll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enterprises?

Why have there been, year after year, the spectres of top Chinese Malaysian students being barred from universities, only to be admitted later (only for some) upon begging by Chinese ministers in the Cabinet?

No doubt Lee Kuan Yew may be faulted for lacking diplomatic niceties in his remarks, but he has spoken the truth. And I think every Malaysian irrespective of race knows that, at least in the deepest part of his heart if not outwardly.

Yes, we have been practicing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that is a zero sum game. When race A is barred so that race B can get in, it is one side’s loss to another side’s gain, as simple as that. It is sheer dishonesty and hypocrisy to deny that any race has suffered a disadvantage as a result of this policy.

But the real question is: is such policy justified?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we have to go back to where such policy started –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NEP), formulated after the racial riots in 1969. It is necessary to refresh our memory over the original concept of this NEP, since it has almost become a dirty word now, having been hijacked by politicians for self-gain and for perpetuating political hegemony.

The prime objective of NEP was to achieve national unity, and the strategy to achieve that was two-pronged: to eradicate poverty irrespective of race, and to restructure society so as to eliminate the identification of race with economic function.

There is nothing wrong with such an affirmative action policy, but the tragedy is that over the years, through racial hegemony, it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a policy synonymous with racial privileges, totally forgetting the over-arching objective of national unity and eliminating poverty across racial lines. Through two decades of dictatorial rule by former premier Mahathir Mohamad, the NEP had been blatantly abused to justify uncontrolled corruption, cronyism and nepotism, which have continued to rage unabated under the present prime minister.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in spite of these abuses, the NEP has achieved its limited objective of having elevated the status of Malays in the economic and educational fields to a respectable level, compared to those of other races. But the fallout of such abuses is devastating indeed, which is nothing less than the drastic plunge of the ethos of the Malaysian society tantamount to a virtual breakdown of morality and law and order.

The chief setbacks of the abuses of NEP are rampant corruption and cronyism, worsening racial polarization, unrelenting brain drains, warped educational system, thwarted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ineffectual bureaucracy, retarded economic growth and perverted social values.

Such anachronistic and regressive policy has no place in the present globalizing world, and for that matter, in any civilized society. As it is, the pressure to dismantle such policy does not come from within the country - as the deprived races seem powerless to redress this wrong - but from the whole wide world who are our trading partners. Our trade negotiators should be able to testify how tough the going is when it comes to negotiating free trade agreements with foreign parties whether it is regional marketing pacts (Afta, WTO) or bi-lateral agreements such as those involving Japan, US, Australia, China and India (through Asean), etc due to the presence of Malaysia’s race-based protectionist policies. Invariably, these NEP inspired policies stand as stumbling blocks to the opening of a wider window for two-way trades and investments for this country.

World trade liberalisation is a one way road, and there is no turning back, whether we like it or not. So, for how long can Malaysia buck the world trend without causing unacceptable damage to its own economy?

Even worse than the anticipated trade frictions is the loss of Malaysia’s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in the face of heightening competition from abroad. Our prime minister has correctly diagnosed this malaise as the prevalence of our third world mentality, but he has done nothing to correct our uncompetitive culture or to stamp the worsening racial and religious dissension within the country. In fact, he has done the opposite by intensifying the imprint of the perverted NEP philosophy on our economic plans, and prohibiting inter-religious and inter-racial discourse which would otherwise have contributed to greater understanding and harmony among the races.

Lee Kuan Yew’s comments have understandably riled many Malaysian leaders particularly those in the ruling coalition, but he should also have struck resonance among many who have silently put up with these unjust policies all these years.

As for the great silent majority in this country, they should now ponder what would serve their interests best: to save face by angrily rebutting Lee Kuan Yew or to stare at the ugly truth bravely and institute changes that will put the nation on the right path?

I think we have reached a stage in our history critical enough to warrant caution in putting too much trust in the incumbent leaders. The people of Malaysia have traditionally placed much trust in the ruling power, perhaps more than they should, as evident from the fragrant abuses of government authorities. The fact that we have scraped through as a nation in the past despite such serious misrule does not guarantee that we will be similarly lucky in the future. This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circumstances have so radically altered that we can no longer commit such major errors in policies and in the choice of leadership without putting our future in peril.

Looking from this perspective, Lee Kuan Yew’s bitter medicine may yet work to our advantage if we are humble and brave enough to take this as a challenge to do some serious introspection that may eventually lead to our common 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