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年轻人当中出现的逆反心态，再次提醒我们，新加坡已经告别了威权时代。威权时代的结束不仅反映在政治领域，在华人社会也一样非常明显。在陈嘉庚、李光前、陈六使领导华社的年代，靠着这几位德高望重的领袖登高一呼，指挥大家前进，很少人去挑战他们的权威。即便有人目无权威，想唱对台戏，也没多少观众，更难听到喝彩鼓掌声。
政坛也一样，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政府，强人政治的色彩十分浓厚。然而，我们应当看到，李光耀的威权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人们如果不了解那段历史背景与过程，以为单凭个人的力量与主观愿望就能形成威权地位，那就等于说一棵参天大树可以脱离土壤、空气与阳光。
威权时代有特定的历史条件，一旦这些条件变了，威权时代也就结束了。记得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的名剧《伽利略》中有段对白，一个角色说：“这是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另一个马上回应说：“需要英雄的时代是个悲哀的时代。”试将两句话中的“英雄”改为“威权”，一样可以发人深思。
以上这番话其实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可以理解为：乱世需要强人、威权，否则治不了，乱世当然是令人沮丧、悲哀的；另外可以理解为：需要威权是因为老百姓太软弱无能，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当然是很悲哀的事情。
天下大治，强人政治淡出，人们要求更多的个人自由，更宽阔的言论空间，这是一种没法抵挡的大趋势。很多人以为只有年轻人才这样想，这就错了，希望个人的自由所受的限制少些，言论的尺度宽些，这绝不是年轻人的“专利”，难道年长者就喜欢身上多绑几根绳子？这种说法未免荒谬。崇尚自由是人类的天性，年轻人与年长者的差别只是表达方式，以及态度的温和与强烈有所不同而已。
最近李光耀资政与年轻人的对话，人们已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评论，问题已告一段落。我想说的是，某些新一代的新加坡人接受西方的影响是相当全面与深入的。
过去，国家领导人曾大力提倡英文，当初的设想是：通过英文接受西方的科技，但是要保留东方的价值观，几乎是中国晚清时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加坡版。哪晓得大力提倡英文并对西方文化开绿灯的结果是，出现了这么一种新生代（当然还有其他类型的）：既接受西方的科技，也不加取舍地照单收下西方的政治观。他们认为西方国家那种两党制与政党轮替是更为优越，一个强大的反对党对执政党的制衡是最有效的。
政府地位有如大管家
还有一个人们不大注意的情况：接受西式民主观念的人认为政府是人民“聘用”的雇员，选民是老板。雇员干不好，我就用选票将他“解雇”，改聘别人来接手。
可是深受东方传统意识影响的人则是把政府当作自己的父母，旧时的中国把好官称为父母官，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子女对父母当然也会有意见甚至不满、怨恨，但是绝不会有人对父母说：你们不行，我要换个人来做我的父母。
父母不能换，但是雇员却是可以开除。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观不容易找到结合点与平衡点。将政府视为父母这种观念与强人政治、威权时代是相适应的，一旦威权时代结束，这种观念就难以适应了。
以我的观察，新加坡是处在后威权时代，人民不再把政府当作自己的老子，但也不会像西方人那样把政府当作自己的雇员，自己爬到政府的头上指指点点，而是把政府视为当家的兄长，地位有如大管家。这个大管家管得不好还是要下台的，家庭成员中有更能干的人可以取而代之。
大管家做得好好的，让大家安居乐业，大多数人都丰衣足食，有什么理由要换人？如果因为他当家太久，看得“腻”了，不好玩，想换个人来玩玩，那不是把国家大事当儿戏吗？绝大多数新加坡人是不会这么幼稚的。
● 韩山元
·作者为退休的新闻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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