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glish 冲击传统英文？

　　一个新创的Chinglish（中式英语）：“niubility”，近几个月在中国网上很火。Niubility的词义是：牛逼（形容厉害的高手）的本事。这是继去年“ungelivable”（不给力）大肆流行后又一受中国网民簇拥的火Chinglish。

　　莫名其妙的文化优越感有时是很可怕，又极可笑的。

　　过年期间，面簿上疯传一段录影：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在电视上指任何人都有义务学说普通话，坚持说方言不会说普通话的人是王八蛋。他也骂香港人：“当走狗当惯了，到现在仍是狗，不是人。”这样过街老鼠的视频，之后的留言，可想而知一定是：人人喊打。

　　接下来是没直接相干的另一件事：

　　一个新创的Chinglish（中式英语）：“niubility”，近几个月在中国网上很火。Niubility的词义是：牛逼（形容厉害的高手）的本事。这是继去年“ungelivable”（不给力）大肆流行后又一受中国网民簇拥的火Chinglish。网上有这么一句抵死的俏皮话：“Many people think they are full of niubility and like to play zhuangbility, which only reflect their shability and erbility。”直译就是：“许多人自以为很‘牛逼’，和喜欢‘装逼’。其实这些自以为是只不过反映了他们的‘傻逼’和‘二逼’。”可想而知，一股把中文字套在“-bility”上的风潮将在中国蔓延开来。有中国网友说：“因为中式英语——Chinglish已经无孔不入，而且在国际英文中登堂入室了。”

风靡西方媒体？

　　过年期间，我又在晚间报纸看到这样的一篇转述文章：“Chinglish冲击传统英文”。同样的文章换了几个更振振有词的标题在网上流传：“西方媒体钟情中式英文”、“中国特色英文风靡西方媒体”等。文章欢愉地宣示这“标志着一个从‘中国人背英语单词’到‘中国人造英语单词’的跨越性时代”。文章也引述外国媒体巩固其立场：英国《经济学人》报道大陆男多女少的现象时，将未婚男子“光棍”直接翻译为“guanggun”；英国《卫报》则把关系写成“guanxi”；连《纽约时报》也称这现象很“酷”。

　　我很怀疑这篇文章的准确性。众所周知，错误百出的Chinglish，和“日语化的英文”一样，在英文媒体都是引述出来沦为笑柄的。我于是也挖出文中引述的报道。2010年的《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的这篇被淡化为“男多女少”的报道，真正的题目其实是《性别屠杀——1亿个女娃去了哪里？》。文里提到：“中国多地男女比例是124对100，若不是人为的干涉，从生理角度来看，这样的偏差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之后文章才出现“guanggun”这字：“中国社会科学院担忧这趋势若持续下去，10年后2400万个中国男人会被逼一辈子当王老五。这对19岁或以下的中国男生族群影响更大：到了2020年，这年龄群的男生将比女生多出3000万到4000万人。这数目惊人，华人称为‘guanggun’（光棍）的男青年，结婚及享有稳定家庭生活的机会非常渺茫。”

　　记者引用“guanggun”只是尊重在地文化，并传神、精确地用中国词汇来点出中国的光棍现象，而不是因为Chinglish是一种时尚的表现。同样的，《卫报》把关系写成“guanxi”也是点出中国人的企业文化靠关系比走正门更平步青云。

　　“登堂入室”？“风靡西方媒体”？还是被取笑久了，老羞成怒，变成一种阿Q情绪的反弹?

对语言不尊重

　　是的，我在前一段提到“尊重”。一名中国网友在博客里阐述学英文的困难，其中他说：很多中国人很难掌握英文，寻根究底除了是死背单词而不活用，另外一个问题是：他们根本不尊重这个语言。

　　反过来，把这面镜子照回新加坡，也同样的能看出年轻国人学不好华语的主因。

　　自以为英文很了不起的年轻一代——其实大部分也只不过是如此而已——认为学华语很丢脸、很“lame”、很土等等。若压根底不正视新一代瞧不起华文、华人文化的心理，怎么教都是对牛弹琴，等于把清水泼到大街上。另外，我们不正视英殖时代残留下来的精英文化在作祟，还一味把华文当成跟中国做生意的“工具语言”，把学习语文和钱挂钩，始终还是赢不得孩子们对华文的尊重的。孩子内心深处都学不到尊重自己的民族文化，又怎么可能甘心学好中文呢？

　　换个角度来看。一个学华文的外国人来到华人社会，发音不准把“草泥马”说成——唉，你懂的，这里就省略掉——要不硬邦邦地把英文“中音化”，逢人就说：“我是‘屎土凳’（student），来中国学‘叉你死’（Chinese）。”你说，身为华人，我们会怎么想？

文／林方伟
来源：Chinglish 冲击传统英文？

@《联合早报.副刊》

用母语思考

　　来过日本的人都会觉得一般日本人的英语够次的，简直无法沟通。

　　在日本不能说不重视英语教育。中学到大学至少8年的英语课程是必修的，还有电台电视的英语讲座，又多又精彩，堪称世界第一。可是英语口语怎么还是那个水平呢?

　　日本政府也急了。英语已是国际交流的共同语言，而日本的英语教育依然只重视阅读，不重视听说交流。看不见成果实效，国民都议论开了：“得改了，中学才开始学习，太晚了。人家韩国中国，从小学就开始学英语了。”　

　　政府组织了有识之士，集思广益，终于推出从小学5年级开始学习英语的计划。可这计划也引起争论：“一个人所有能力的基础都在于母语，阅读、理解、思考、分析、判断等能力都是以母语为基础。小学是打好母语基础的重要阶段，不该分散注意力去学习外语，更不应该减少母语课去学习英语。英语到中学再开始学习也不迟。”

　　“我们英语不好，可我们的经济与科技，不是也发展得挺好的吗? 这都是我们母语教育的成果。小学阶段如果忽视母语教育而花时间在学习英语上，母语和外语都学得半天吊，将来国民都可能成为只会交流不会思考的‘半瓶醋’了。”

　　地球是个小世界，英语是国际语言，电视电影电脑的影响，谁都无法否认英语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语言。一般家长都希望孩子早日学习英语的心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懂多一种语言，视野将更开阔，求生能力将更强硬，有好无坏，有利无弊。

　　可是许多语言学家、语言教育学家的研究成果也值得深思，值得反省：“任何外语都代替不了母语，一个民族的母语包含了该民族的文化结晶，一个人的精神文化正是通过他的母语能力表达出来的。”“外语的水平永远不可能超过母语，如果想提高外语水平，只有不断提高母语水平，提高自己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才能学好外语。”

　　英语确实很重要，但绝对代替不了母语。一个人的思考，究竟用母语还是外语呢? 以我个人的经验，我在日本生活了近30年，在家跟妻子女儿都说日语，工作教课写书都用日语，可你说我用什么语言思考复杂的问题呢? 毫无疑问的，我还是用我的母语汉语思考问题。

● 东方客

《于丹〈论语〉心得》摘录

　　安贫乐道，在现代人眼中颇有些不思进取的味道。在如此激烈的竞争面前，每个人都在努力发展着自己的事业，收入多少、职位高低，似乎成了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志。但越是竞争激烈，越是需要调整心态，并且调整与他人的关系。那么，在现代社会，我们应该如何为人呢？

　　子贡问了老师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他说：“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您能告诉我一个字，使我可以终身实践，并且永久受益吗？老师以商量的口气对他说：“其恕乎！”如果有这么个字，那大概就是“恕”字吧。什么叫“恕”呢？老师又加了八个字的解释，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你自个儿不想干的事，你就不要强迫别人干。人一辈子做到这一点就够了。

　　什么叫“半部《论语》治天下”？有时候学一个字两个字，就够用一辈子了。这才是真正的圣人，他不会让你记住那么多，有时候记住一个字就够了。

　　孔子的学生曾子也曾经说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说我老师这一辈子学问的精华，就是“忠恕”这两个字了。简单地说，就是要做好自己，同时要想到别人。拓展一点说，“恕”字是讲你不要强人所难，不要给别人造成伤害。言外之意是假如他人给你造成了伤害，你也应该尽量宽容。

　　但是，真正做到宽容谈何容易。有很多时候，一个事情本来已经过去了，而我们还是老在那儿想，这么可恶的事，我怎么能原谅它呢？然后就在不断的自我咀嚼中，一次一次再受伤害。

　　佛家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

　　小和尚跟老和尚下山化缘，走到河边，见一个姑娘正发愁没法过河。老和尚对姑娘说，我把你背过去吧。于是就把姑娘背过了河。小和尚惊得瞠目结舌，又不敢问。这样又走了20里路，实在忍不住了，就问老和尚说，师父啊，我们是出家人，你怎么能背着那个姑娘过河呢？老和尚就淡淡地告诉他，你看我把她背过河就放下了，你怎么背了20里地还没放下？

　　这个故事的道理其实和孔夫子教给大家的一样，该放下时且放下，你宽容别人，其实是给自己留下来一片海阔天空。

　　所以什么叫“仁者不忧”呢？就是让你的胸怀无限大，很多事情自然就小了。

　　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可能遭遇失业，婚变，朋友背叛，亲人离去等等这些事情，它对你是大事还是小事，没有客观标准。

　　这就如同划个一寸长的口子，算大伤还是小伤？如果是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她能邪乎一星期；如果是一个粗粗拉拉的大小伙子，他可能从受伤到这个伤好，一直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的内心究竟是做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还是一个粗粗拉拉的“大小伙子”，完全可以由自己决定。

　　其实，《论语》告诉我们的，不仅遇事要拿得起放得下，还应该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所谓“予人玫瑰，手有余香”，给予比获取更能使我们心中充满幸福感。

　　《论语》的精华之一，就是告诉我们，如何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生活中的缺憾与苦难。

部分摘要：电视说论语　于丹红过易中天
● 文／佟彤

打架的语言

　　不太相信有什么人真的能掌握好两种语言。不管是谁，不论多聪明，总会有一种语言文字是主要的，用来表达比较深刻的思想和观点。像K，离开北京一年，不知道怎么地，感觉上和中国的语言文字就产生距离似的。那种被方块字团团包围的环境，对她来说，是让这个语言进步、变得精彩的最佳途径。

　　在北京，她随时都可以走进一间从一层到六层都是中文书的书店。每一本拿起来都给她全然不同的感受，让她清楚看到这个文字的多彩和深度。就算足不出户，她也可以打开电脑到网上订购图书。隔天图书送上门来，K就埋在书堆里，一本一本地翻，翻着那些纸张的感觉，阅读他人的思考和情感纪录，让K心里无比满足。

　　K喜欢语言和文字，中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菲律宾塔加洛文、俄罗斯文等等，都各有千秋。就算听不懂、看不懂，K仍觉得它们各有各的好听、各有各的好看、各有各的好玩。

　　回到新加坡这个语言复杂的环境里，K可以感受到她仅懂的两种语言经常在脑子里打架。有时英文打败华文，有时华文打败英文。写着写着，明明在写英文，语法却变成中文的；说着说着，明明在说华语，却得到英语里找词汇。那些中英语文的词汇、语法，在她脑子里各据一方，突然跳出来干扰对方，弄得两方都无所适从。

　　从北京刚回来时，她特别受不了国人的华语和英语。华语说得难听得可以，英语也说得不像样，没有一个语言说得“溜”，随便一个北京德士师傅就把谁都比下去。什么“讲华语运动”、“讲标准英语运动”，K认为这些运动一点用处也没有。语言文字，是得浸在里面才能学好的。

　　她记得大女儿北京班上的中国小朋友，当时她们不过念幼儿园，才五六岁年纪，但每天回家看的卡通片是改编自中国神话的《哪吒》。于是，小朋友们在学校里，都互相喊着谁是哪吒，谁是哪吒的好朋友——小龙女。她们玩追逐游戏的时候，亮出来的武器是“乾坤圈”和“混天绫”。

　　今天，她七岁了的女儿从新加坡学校回来问她：“妈妈，学校的小朋友都在看'Singapore Idol'。什么是'Singapore Idol'？我可以看吗？”K脸黑黑回答不可以，语气斩钉截铁。她从抽屉里挖出《哪吒》，决定让孩子们从头再看一遍。

　　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如果每天孩子们接触的只是这种速食文化的语言文字，没有美感、没有深度、没有“文化”；当其他国家的孩子——那些以后我们的孩子在国际上所将面对的竞争对手——接触的是那样的文化，而我们的只是这样，那往后我们当然也只能够是这样。

　　不仅无法应付老在打架的两种语言文字，更失去了表达自己的能力。那真是作为一个人的悲哀呀……

● 丹女

繁体字.正字

... 实际上，目前的所谓“繁体字”，是自汉代楷书定型以后制定的一套标准字，用了两千年，其实就是汉文的“正字”。大约在清末左右，鉴于汉字笔划的繁复，才有人提出简化的构思。

与深刻文化脱节

　　可以这么说，解放后新中国当时是为了文化普及快速扫盲才首次正式进行文字简化的改革。当时改革原则是一个字不超过十划。但由于改革经验欠缺且时间仓促，曾出现过犹不及的情况，影响了字义的准确性。

　　不过更严重的问题是“脱节”现象。有很长一段时间，新中国人民独尊简体，以致对汉字的认识趋于纯粹符号化，而对汉字所蕴涵生动且深刻的文化内容越来越显得漠然无知。这种“脱节”，在新的现代化审美冲刷之下，尤其造成与自己民族母文化隔离更远的隐患。

　　随着经济效益，近年也带起一种缅怀古典情绪的复兴。中国发达城市的许多招牌海报，更以“较浓文化气息”的“繁体字”作为品位及时尚象征。

　　无论这股怀古情绪出发点是否带有某种虚荣性，但幸运地，一些有识之士亦纷纷趁此氛围提出“重新认识汉字内涵”的积极提议。

　　假如以为中国人就不会写错别汉字，那是误会。真别说，中国人的错别字境界比我这位外人想象还要严重。在一本机舱杂志的房地产广告上，连“奢侈”都写成“奢移”。

　　中国学生对汉字的价值观，就更叫人唏嘘。原以为他们只是背英文文法应付考试，原来他们背古文字义，也一样是为了应付考试。中国高考试卷虽有古文今译的考题，但更多数学生宁可专攻考卷内其它项目，而不惜此项交上白卷。

　　文字对新一代学生来说纯粹只有“符号上方便与否”的价值。一位已投入记者行业的大学生，对我能用中文写作及直接阅读古文觉得不可思议。他坦言说离开学校走入记者这行之后，便再也没接触古文，也从来没再去认真想过一个汉字除了实际用途外还能有多少文化传承的效力。

再度审视，加以珍惜

　　其实，从人类文化角度上看，汉字之珍贵也在于它是今天世上仍在应用的、绝无仅有的象形文字。象形文字在初创时，多已具有强大的文化概括力，如古老埃及象形文字里及古老汉字里，都能确切地反映出其独特人文因果。

　　一个汉文正字，其临摹、比喻、浓缩与记载的能力，多为经过长期演变的成果。它们不只是一幅幅“画”，它们也是“文化的缩影”。

　　如今中国提出“用简识繁”，除观察家公认的“为促进两岸交流，大陆和台湾都需要在语言的融合上互相靠拢”之外，其实中国也因为察觉到，推广大家认识汉文正字同时所能重新启动民族文化的认知能力。

　　汉文化是中国今后好长一段时间内掌握并发挥其最大影响力的软力量。中国当然需要及早抓准本身的水平，把某段特殊年代所造成的文化伤害及断层一一重新修复......


全文：开启简繁兼容的时代
● 吴韦材 ·作者是旅居北京的本地写作人

一曝十寒 ：中国字的傲慢?

昨天才跟来自中国的前同事讨教关于中国国内一曝十寒的“曝”普遍上发音为暴光的“暴”，而非“瀑”的一些看法，问问他的意见。虽然有一些些争论，但我认为是健康的。套用新加坡政府官员近日的一个“buzz word”, it's a happy problem "argument". ：）

今天，凑巧在网上搜索资料时，无意中看到这篇余秋雨傲慢,还是中国字傲慢？我想，值得那些关心中文未来发展方向的朋友读一读，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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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傲慢,还是中国字傲慢？ 太原新闻网 2006-05-15 10:25 来源：东方网

　　余秋雨在点评歌手时将“仁者乐山”的“乐”念成了“le”（应读yao），立时引来一片骂声。余秋雨对此并不认账。辩解说，二千多年前我们的孔老先生是说“乐（yao）山乐（yao）水”，但二千多年过去，我们到底是拘泥于传统的文言，还是用现在的通用语言来读解？ 　　

　　余秋雨的回答显示了余秋雨的傲慢。按照原意，不仅音读错了，还有张冠李戴之嫌。孔子的原句是：“知者乐山，仁者乐水”，而余秋雨却将其换了位置。他在解释为什么这么读的时候，也是一副不屑的口吻。

　　这就是余秋雨式的傲慢，假如没有这点傲慢，反倒会让人觉得意外。不过，话说回来，这次余秋雨的傲慢却点中了中国文字的穴。从余秋雨傲慢的背后可以看出中国文字的傲慢来。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字被赋予了权贵的象征。识得字了，你就是上层社会的人。而上层社会的人故意将文字弄得难写难读难懂。字离大众越远，识字的人就越高贵。到了民国时候，潦倒如孔乙己者，也要卖弄“茴”字的几种写法。即使现在，识字越多，越有学问，也是普遍看法。所以，识得字的余秋雨才会傲慢，因为他有资本傲慢。假如，余秋雨不知“乐”字是多音字，他还敢这么傲慢吗？

　　字本来是人们传播信息的工具，越容易被大众记住，越有利于人们利用好这个工具。可是，中国文字离这个目标还有很遥远的路要走。别说那些初中以下的人，斗大的字读不准多少；就是如我等读了十几年书，参加工作后又一直与文字打交道的人，经常还是提笔忘字，有不少字只能是“读不来了读半边”。

　　真是吃了前人将文字当傲慢资本的亏呀！那些难读难写难懂的字且不说它，即如常用的一些多音字，也够难啃了。譬如，“哄”字的三种读音，哄传、哄动、哄堂大笑，应读平声；起哄、哄闹，应读去声；哄骗、哄逗，应读入声。如果不是专门从事文字工作的，要将字音都读准，实在是难呀！怪不得读错字会为中国制造出无数笑话，只怕这也是一大中国特色吧！

　　连文学大师都读错字，也别怪咱老百姓读别字了。而这也提醒我们，中国文字尽管还原了它的本来面目，但其根深蒂固的傲慢还没有完全淡出历史舞台，应当对中国文字再来一次大的改革。

　　一是从思想上要将字当着是工具，而别将其当着国粹去维护。封建贵族造的字，不一定都适合现代社会。唯有确立了这个改革目标，下面的改革才走得下去，否则，抬出法国的“最后一课”、国粹之类的大帽，很能唬住一批人。

　　二是原则上实行一字一音制度。(GeMiNi按：这点不同意。：）)即取字的本音，其他音原则上取消，但字义不变。譬如“乐”字，“le”、“yue”、“yao”，三种读音只保留“le”。取消一字多音，不知要减少多少笑话，真的是功在千秋，利在当代啊！

　　三是结合计算机录入需要，适当精简一些字。我们推行简化字，就是一大创举。但是，随着信息化发展，有很多字仍有简化的必要。譬如，常常弄得小学生晕头转向“的”、“地”、“得”，在三者均表语气的时候，就可以简化为一个“的”字。

　　当然，文字需要一定的稳定性，否则，就会让人无所适从。为了推行文字改革，也可以给出一个缓冲期。譬如，一字一音制。除了学校、媒体需要严格按照规范读音外，其他的人可以继续按照自己的习惯去读音。官方的作用是重在引导，以最终实现一字一音。中国文字不是要走向世界吗？这也需要中国文字放下傲慢的架子。只有放下傲慢的架子，中文才会被更多的人接受，也才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来。

认字900认词万余 读报没问题

英文呢？需认字认词多少，方能读报没问题？我很好奇。我想，远远超过九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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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讯）由中国教育部、国家语委首次公开发布的中国年度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说，只要掌握900多个中文字和万多条词语，就可以阅读中国约九成的出版物。

　　据《北京晚报》报道，当局调查了890多万平面媒体、有声媒体、互联网媒体文本，共9亿字次，其中中文字7亿多，并发现媒体用中文字8225个，三者共用中文字是5607个。

　　教育部语言文字资讯管理司司长李宇明说，调查表明汉语并不像外国人想像的那么难学。这些出现频率最高的中文字中，认识前581个中文字就可以覆盖日常用语的80％，一个人如果掌握1万多条词、900多个中文字，就可以阅读90％左右的出版物。覆盖率达到99％，也只需要2315个字

语言的美

"One of the nice things about Christmas is that you can make people forget about the past with a present."
-- Unknown

有时候，要把一个句子的双关涵义完完整整地翻译出来，还真的有点困难。

这就是语言的美。

好玩的句子

转过来，分之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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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烤肉时最不希望发生的事：
1.肉跟你装熟；
2.木炭耍冷；
3.蛤蚧搞自闭；
4.烤肉架搞分裂；
5.火种没种；
6.肉跟架子搞小团体；
7.香肠肉跟你耍黑道；
8.黑轮爆胎；
9.葱跟你装蒜；
10.玉米跟你来硬的！


二.你说：我爱你　 521
+ 又说：每一天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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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呢　 =　 　 886


三.表演系排小品。
男生：“本来咱俩这事儿好好的，都是让你妈给逼的。”
女生：“是你妈逼的！”
男生：“你妈逼的！”
女生：“你妈逼的！！”
男生：“去你妈的，不排了，不排了，这叫什么台词儿啊？！！”


四.第一题：
黄花岗起义时，开第一枪的人是谁？
(a) 黄兴 (b) 宋教仁 (c) 孙文 (d) 罗福星
第二题：
黄花岗起义时，开第二枪的人是谁？
(a) 黄兴 (b) 宋教仁 (c) 孙文 (d) 罗福星
第三题：
黄花岗起义时，开第三枪的人是谁？
(a) 黄兴 (b) 宋教仁 (c) 孙文 (d) 罗福星

这三题的答案都是(a)
因为教育出版社的教材里有一句话：“黄兴朝向空中鸣了三枪 揭开了黄花岗起义的序幕！”


五. 科大有个学生，马上大四毕业了，依然没有工作，没有女友。
于是，他去算命。
“你啊，将一直穷困潦倒，直到四十岁……”
学生听了眼睛一亮，心想有转机，于是问：“然后呢？”
“然后你就习惯这样的生活了……”


六.构建和谐社会的五大要素：
1.在自然界不要跟天斗；
2.在国际上不要跟美国斗；
3.在中国不要跟GCD斗；
4.在公里里不要跟老板斗;
5.在家里不要跟老婆斗。



七. 大学生总喜欢新鲜刺激的事物。
譬如打牌，输的要喊“我是猪”或是抱电线杆子喊“我的病有救了”之类的壮举。
你看人家汕大多有创意——宿舍打牌，谁输了谁要在半夜十二点独自上后山抄十个墓碑的碑文回来！
最要命的是第二天早上大家一起上山找墓碑校对！！
结果一学期下来，英文单词没背几个，后山的216块碑文背的倒是滚瓜烂熟，
更重要的是大家文学和书法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好多人竟然还学会了用小篆做签名档……


八.看一个人的心术，要看他的眼神。
看一个人的身价，要看他的对手。
看一个人的底牌．要看他身边的好友。
看一个人是否快乐，要看他清晨梦醒时的一刹那表情。
看一个人的胸襟，要看他如何面对失败及被人出卖。
看两个人的关系（男女），要看发生“意外”时，另一方的紧张程度……

‘七月流火’越来越‘火’

　　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咬文嚼字》创刊已经10周年了。该刊自创办以来，一直收到批评用“七月流火”表示天热的稿件，可是，一篇也没有用过。原因何在？

　　“七月流火”出自《诗经·豳风·七月》，是交代时序变化的，意思是：夏历七月大火星渐渐西下，到了暑往寒来的时候了。可是，现在许多人用它极言盛夏酷热，结果招来许多批评。然而，形容盛夏酷热的“七月流火”依然大行其时，而且越来越火。原因何在？

　　今年7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向到访的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一行致欢迎词时，一开头就说了句：“七月流火，但充满热情的岂止是天气。”校长先生用“七月流火”是想借以烘托人大师生接待贵宾之热情。

　　贵为大学校长，又是研究国学的，他这么一用，可谓火上加油。一个本来就有争议的用法，经高端应用，全球报道，立刻引发一场火热的讨论。

“百家会诊”讨论“七月流火”

　　《咬文嚼字》有个专栏叫“百家会诊”，编者早在今春就预告了“候诊”对象——“用‘七月流火’形容盛夏的酷热对吗？”“会诊”文章排在11月份的刊物上发表。编者说，此次会诊，参加讨论的来稿是近来最多的，原因跟纪宝成引发的争论有关。

　　“会诊”专栏共发表七篇文章，三篇反对用“七月流火”形容盛夏酷热，四篇表示赞成。反对者无不引经据典，结论是“七月”是夏历七月，天气要转凉了，不是公历七月，天气热得要命，所以“七月流火”并不热，怎能望文生义地用来形容盛夏酷热呢？赞成者则多角度地加以论证，分析“七月流火”之所以越来越火的原因。

　　张怡春认为“七月流火”是借形词，用的已经不是它在《诗经》中的本义了。他认为“七月流火”已经“变身”，舍其本义而借其词形，正可形象地描绘出暑热难耐的情形，言简意赅，恰到好处。反之，如果不翻新其语义，那么这个濒临死亡的词语就很难进入现代人的语用范围了，它将成为“死词”。借形，焕发了“七月流火”的新生命。要我说，这是语言用户让它起死回生，并给了它第二春。谁不喜欢能有第二春啊？

　　“会诊”者宋桂奇说，用“七月流火”表示天气炎热，是个“美丽的误会”。一是“形不变而义变的成语非常多”，如“出尔反尔”、“文质彬彬”等。二是变化后的“七月流火”通俗易懂、形象生动，望文生义正好开启读者想像之门，从字面就能感受到烈日当空，热浪如火。要我说，因误会而变得美丽，夫复何求！

　　第三位“会诊”者王国锋主要分析了“七月流火”之所以“火”的原因。第一，从构词角度来说，它与语汇发展的规律相符。“一种语言的词汇绝不应该视为一堆现成的、静止的材料。且不说新的词和词形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只要语言存活于人民的口中，它的词汇就是造词能力连续创造和再创造的产品。”（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语）如今的“七月流火”，正是对旧词的再创造，是对语言资源的开发。既能推陈出新，丰富词汇，又可减轻学习者的负担，一举两得。

　　其次，从接受的角度看，如今的“七月流火”能让大多数人无障碍接受。“七月流火”点明酷热的时间，塑造酷热的形象，语简义丰，易懂好用。让老词服务于今天的大众，它才能走得更远用得更火。要我说，这是“老树春深更着花”，在人们的语文生活中平添了一道风景。

辞典不收“七月流火”

　　第四位“会诊”者是顾黎明。他说“七月流火”有两义：天凉和天热。但是这些年来，他“上下求索”，讲天气转凉的只找到一例。如果没有特别说明，人们只会觉得“七月”热，不会觉得“七月”凉。所以“七月流火”不可能回到从前表示“天气转凉”的意义上去了。要我说，既然回头已不可能，那就只有大胆地向前走了。

　　“七月流火”在人们的语文生活中“火”成一片，可是在辞书中难觅踪迹。因此顾黎明建议词典收入“七月流火”，并将表示天气炎热的之义列入，以免有人继续犯以古匡今的错误。

　　编者对“会诊”的总结回答了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他们坚持不刊登那些批评以“七月流火”来表示天热的稿件，一是因为这种用法给了传统的“七月流火”新的生命，人们很难找出比它更鲜明更生动的形容天气炎热的表达方式了。二是因为在当前的语用实际中，以“七月流火”表示天气转凉的语例几乎为零。

　　编者还注意到，用“七月流火”表示天气炎热已经具有类推能产性了，如“五月流火”“六月流火”“九月流火”，笔者则看过“八月流火”。编者呼吁语言用户应当把眼界放宽些，他们对语文工具书未能及时将“七月流火”的新用法收录，表示遗憾。

　　（本文系据《咬文嚼字》2005年第11期“百家会诊”专栏文章综合改写而成，谨此声明，并向原作者和编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 汪惠迪　　·作者是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语文顾问，定居香港。

学习华文需要觉悟性和自发性

　　现在允许学生带电子词典进考场，考试时连学生的用词思考能力都不在乎了，假如华文成绩仍不见起色，那以后还得通融些什么呢？

　　我确实怀疑，究竟有没有人认真探讨过我国华文前景越来越惨淡的真正原因。对华文教育，我们一直是饮鸩止渴地放宽再放宽，是否只要把仅有的“复兴希望”放在学生身上，希望他们之中能出现些后继之人，那么日后华文就能复兴了呢？真是如此简单么？

　　社会实况与教育环境一直是两头矛盾，学生眼睁睁看着这些气急败坏的大人奋力拯救奄奄一息的华文，他们又会作什么想法呢？

　　曾有人在言论版上提及马来西亚华人学生的华文水平，其实马来西亚华人的华文水平并非今天才如此出色。早在60年代，马来西亚华文文艺界和本地文艺界都是平起平坐的马华文学，那时新加坡的华文普遍水平也比今天要好得多，但为何在不到50年内就如此不济？我们可有正视过其中的原因呢？

　　马来西亚的华人连讲华语运动都不必，华校在相对比例上也不是那么普遍，那为何他们就能维持华文的高水平，甚至比一直笼罩云雾里鼓吹学习的我们更要出色呢？

马国华人逆境保养母语

　　大胆说一句，这里的华文学习，就是欠缺觉悟性和自发性。

　　马来西亚的语文环境并不见得比我们更适宜华文的学习，但马来西亚华人对华文多了份觉悟性和自发性。这两项强力的精神支撑，就足以弥补当地华文在文化处境上的种种不足。

　　无论学习什么，固然都需技巧与方法，但光依赖技巧和方法来解决文化学习上的问题，就算学到也只是有形而无神。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呼喊状态下拯救华文，但，最重要的驱动力呢？呼喊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是学生为了应付考试么？是为了中国经济崛起以后好学来做生意么？

　　我确实不明白为何在一个华人人口占上七成多的社会，请华人学习自己母文化和母语文竟如此困难？先要有觉悟，才能有自发。

　　马来西亚华人对保养自己母文化和母语文都有这点认识和精神，他们不必等候常年举办的寻根活动都能清楚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就算学校里还得耗上更多精力去学习英文和马来文，但对于华文，精神上是不一样的，因为那是对自己母文化身份的认定。

应付态度不会有好成绩

　　从70年代华文水平开始滑波开始，当时因为经济时势和迁就种种利弊考量的关系，我们的政府虽然面对着滑波的事实却没有去认真纠察滑波的原因，因此也没能力预见华文的低落会陷至今天的地步。

　　对于华文日渐式微有些人的看法是，我们在经济奋力发展时也付出国际化的代价，与其说国际化，大概他们指的就是因为沟通的需要及频繁而不得不“洋化”起来，但我认为这说法完全是自圆其说。

　　香港台北也具国际都市规模也做国际生意，他们的华文水平又如何解释？难道东京的日文水平就因为经济发达而低落吗？曼谷的泰国人为了国际利益都放弃自己母语的学习吗？

　　华文低落后，我们所采取态度一直都是“应付”。改制度，改课本，教育简化，媒体迁就。即便这种应付态度能在每年成绩放榜时自我安慰一番，仍不会真正得到好成绩的，学生走出国门，或是外地华人买了份本地报纸，真相就会大白。

　　要学好一个项目，除了方法技巧更需要有投入的精神。我们拥有先进的教育环境，但对于学习，我们的学生没有自发性和觉悟性，上面也没有人启发他们这点自发性和觉悟性，别说学习母文化和母语文。

　　就算是学校里其他科目，不也是为了应付一纸认证么？哪怕教育环境在设备上再如何的好，这种为应付而进行的学习其实是最低层次的学习。

　　社会价值观是不断地物化，就连学校也在“争”的状态下维护自己的荣誉利益，那又如何向学生灌输所谓的母文化身份的觉悟和自发呢？就算学校逼学生学，但社会上不看这些，这个母文化身份就算再重要，毕业后走到社会上，会有人问津吗？

● 吴韦材 ·作者是本地写作人，文发自北京

汉语走俏和词典失语

　　最近几年，中国的国力日渐强大，世界各国对汉语另眼相看。想学汉语的外国人和海外华人与日俱增，出现了一股全球性的汉语热。

　　为了因应这股学习汉语的热潮，中国政府决定采取在海外大办孔子学院等举措，加强汉语的国际传播。将汉语推向世界，不仅是让世界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需要，也是中国进行软实力建设，加速走向世界的需要。

　　在将汉语推向世界的同时，中国所面对的问题也不少。一是缺乏总体规划，二是对海外华教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滞后，三是总体资源不足，四是教材的国家或地区适用性不强，五是工具书的编纂与出版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

　　在工具书的编纂与出版方面，既有空白急需填补，又有许多老问题亟待解决。就现有语文辞书而论，存在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患上了群体性的失语症。

　　外国人和海外华人学汉语，比国人更需要语文词典的帮助。特别是以记录华语语汇为主的中型词典，更是不可或缺。遗憾的是词典失语，查检无着。失语症的主要症状是词语失收和义项缺失。

急于想查却偏查不到

　　先说词语失收。词典不可能逢词必收，也不可能年年修订，但是社会生活中时常用到，并且需要诠释的词语，是不能不收录的。

　　因为工作需要，长期以来，笔者每天都要翻阅语文词典，因此中型的和大型的、现代的和古代的都置备齐全。此外，熟语（成语、俗语、惯用语、歇后语）词典和新词新语词典，也都买了一部又一部，以便随时查检。

　　可是，在使用这些工具书的过程中，老是遭遇尴尬：往往是你急于想查的词语，偏偏东也查不到，西也查不到，而所查的词语都不是刚产生的新词，至少都有个三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了。限于篇幅，略举数例说说。

　　今年6月，盼望已久的《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以下简称新版《现汉》）问世。我看到介绍说，“体认”和“愿景”这两个词最初出现在4月29日胡锦涛与连战的会谈公报里，4月30日见诸报端。5月2日新版《现汉》就要开印，编审委员会临时决定，将这两个词收编。

　　开印前夕，当机立断，该收就收，这在辞书界也许是破天荒第一次，因而一时传为美谈。可见，某个词语只要你想收，哪怕到最后一分钟，还是来得及收编的。其实，“体认”和“愿景”在境外和海外华人社区流通已久，传入大陆，也有些时日了。编审委员会临时决定立即收编，不言而喻，是“高端使用”的结果。

　　最近，周边国家或地区及欧美又在闹“禽流感”了，“禽流感”比“体认”和“愿景”的使用范围要广得多，跟老百姓的生活贴得也近得多，使用频率之高，就不在话下了。而且禽流感一爆发，就伴随着一片“扑杀”之声。

　　可是，2004年1月出版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以下简称《现规》）和2003年9月出版的《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以下简称《常用词典》）均未收“禽流感”。令人欣喜的是新版《现汉》增收了“禽流感”，然而新版《现汉》《现规》和《常用词典》都未收“扑杀”，集体失语。

　　《汉语大词典》收“扑杀”，书证皆出自古代文献，释义是“摔死”“击杀”，对象是人，似不适用于成批毁灭疫禽病畜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1997年7月3日就出台了，第21条中就有“扑杀”，并且衍生了新义新用法，辞书失收，是何道理？

严重的“东突”也不收

　　今年10月26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在安理会讨论反恐议题时说，“东突”恐怖势力一直在中国新疆地区活动，作恶多端，并与“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等国际恐怖组织互相勾结，不仅构成对中国的恐怖主义威胁，也严重危害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这么一个使用多年的重要词语，新版《现汉》《现规》和《常用词典》又是集体失语，多部新词新语词典也是这样。笔者仅看到沈孟璎主编的《新词新语词典》（2005年1月）收了。中国的语文词典无不收录了大量的政治词语，偏把“东突”关在辞书大门之外，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又如“草根”，辞书不收是因为其义浅近，人所共知。可是如今周边国家或地区的语言用户所使用的大多是它的引申义。一般认为，“草根”的引申义来自英语的grassroots，而且“草根”的孳乳能力甚强，可构成～族、～性、～化、～官员、～大使、～议员、～阶层、～组织、～精神、～意识、～力量、～情结、～文化、～球队、～作品、～导演、～工业、～经济、～金融、～银行等一系列词语，形成一个“草根词族”。新版《现汉》《现规》不收“草根”的新义新用法，令人费解；《常用词典》宁收“草根大使”，并注明仅在台湾通用，也不收“草根”，本末倒置。

　　他如“双赢”，《现汉》《现规》和《常用词典》都收了，可是都未收常与之对举的“零和”。《现汉》收了“双规”，可是未收“双开”（开除党籍和公职）；《现规》和《常用词典》“双规”和“双开”都未收。近年来，在中国大陆被“双规”“双开”的腐败分子还少吗？辞书为什么失语呢？

　　新加坡《联合早报》在刊登中国新闻时，编辑看到“双规”，就括注解释，惟恐当地受众不懂，因为只有中国才有“双规”啊。还有“周日”“句号”（比喻义）“双刃剑”“电子警察”，新版《现汉》都未收。在中国大陆和周边国家或地区，文言词语“吊诡”的使用频率日见其高，可是仍只见于《古代汉语词典》，当代辞书依然无动于衷。

许多词语已产生新解

　　再说义项缺失。笔者很高兴地看到，新版《现汉》对成语“感同身受”的解释：原指感激的心情如同亲身受到对方的恩惠一样（多用来代替别人表示谢意），现多指虽未亲身经历，但感受就同亲身经历过一样。旧版只有“原指”，新版增补了“现多指”。可是，其他辞书，如《现规》和多部成语词典，还都停留在“代人向对方致谢”的时代。

　　值得一赞的是1999年8月问世的朱祖延教授主编的《汉语成语辞海》，只有一个解释：就像亲身感受到了一样。这个解释比新版《现汉》早6年。

　　今年7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向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一行致欢迎词时，一开头说了句：“七月流火，但充满热情的岂止是天气。”于是媒体上爆发一场大争论：“七月流火”用得对不对？其实，早在2000年7月22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节目，就以《七月流火》为题目了。

　　主播还留下一句旁白：“七月流火，昨天北京40度……”最近几年，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上，一到盛夏季节，用“七月流火”形容天气炎热的语例从未断过。

　　可是，迄今为止，大约还没有一部辞书收“七月流火”。与“七月流火”同类的词语还有“上下其手”“呼之欲出”“空穴来风”“美轮美奂”“倾巢而出”“流金岁月”“拔刀相助”“遇人不淑”等，也都产生了新义或新用法，都需要辞书给个说法。

　　辞书患上群体性失语症的原因何在？笔者认为中国的语文词典过于强调规范性，而忽略了描写性与实用性。辞书编纂者的目光集中在普通话上，缺乏对境外和海外华语的关注，思维还局限在小汉语，而不是大汉语。一言以蔽之，辞书编纂者的读者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

　　针对辞书失语现象，仇海辉先生尖锐地评论道，“与其说是疏忽，不如说是逃避；与其说是谨慎，不如说是胆怯”。又说，在“七月流火”的异常变化面前，“语文工作者似乎有点举棋不定，甚至可以说噤若寒蝉。面对社会的众说纷纭，他们缺少研究的深度，缺少判断的胆识，缺少引领的自觉”。（《纪校长“用典”面面观》，《咬文嚼字》2005年第9期第9页）

● 汪惠迪 ·作者是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语文顾问，定居香港。

《汉语教学与汉语拼音正词法》评介

汉语教学、拼音
　　与类词拼写法新示范
　　——《汉语教学与汉语拼音正词法》评介

　　《汉语教学与汉语拼音正词法》从内容上看，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概述了我华夏民族的语文教学，包括汉字教学的发展历史，这部分内容谈得全面系统而又简明扼要；第二部分，概述了汉语拼音正字法所面临的问题，对现代汉语里各类词的拼写法分别作了示范，并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设性的意见，希望汉语中的词也能够在书面形式上清楚地表现出来。这些内容对中小学语文教学（新加坡称“华文教学”）也好，对中文信息处理也好，都很有参考价值。

大家都知道，古代汉语单音节词占优势，在书写上一个单音节词通常也就是一个字，而一直来书面上都只用文言。汉语在书面上一个词一个词连着写就习以为常，在认读上不觉得有什么不便。这样，在一般识字人的心目中长期来字词不分。

字词分开后树立“词”的概念

中国第一部语法书《马氏文通》就只用字而不用词，现在所说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在《马氏文通》里就说成名字、动字、静字。直到进入20世纪以后，才逐步将字词分开，树立了“词”的概念，并普遍认为这是中国语言研究的一大进步。现代汉语则双音节词占优势了，可是在书面上仍是一个字一个字连着写的，不像拼音文字那样词与词之间有空格，这样，在书面上词这一级单位就不像使用拼音文字的语言（如英语、俄语等）那样清楚。十年前有人就对汉语是否也像印欧语那样有词这一级单位提出怀疑，认为汉语里并没有词，只有字；并认为说汉语有词，那是受印欧语语法思想束缚的结果。持这种观点的学者的根据是所谓汉族人的社会心理，说在汉族人的心里只有字而没有词这个概念。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做过这方面的社会心理调查，在他们的论著中好像并没有交代。我倒想到另外一点，说汉族人的心里只有字没有词这个概念，恐怕也只在认字的那些汉族人心里可能是那样，在不认字的汉族人心里固然不会有词的概念，但恐怕也未必会有字的概念。我们如果用口语问一个不认字的人：“‘土豆儿真好吃’这句话可以分为几个部分？”我想，他或许会说可以分为“土豆儿”、“真好吃”两个部分，或许会说可以分为“土豆儿”、“真”、“好吃”三个部分，当然也可能会说“不知道”。但可以肯定决不会有一个人认为可以分为“土”、“豆”、“儿”、“真”、“好”、“吃”六个部分。在书面上，由于一个个汉字都是连着写的，一般人摸不清什么是一个词，这是事实。但词的确定，无论对汉语教学（包括对本族人的语文教学和对外族人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或中文信息处理应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

对于语文教学的目的和任务，一直来有争议。有人侧重强调它的工具性，认为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语言技能；有人侧重强调它的人文性，认为语文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具有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和文学素养；有人侧重强调它培养学生语感的任务，认为语文教学应该以语感为支点；有人侧重强调它应起培养学生素质的功能，认为“文”与“道”应该统一，文中有道，道中有文，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语文教学就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具体说要培养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敏捷思维能力、文学鉴赏能力和审美的能力。对于这各种不同的看法我不想在这里作什么评论。

平心而论，这四种看法都有道理，不宜把它们对立起来。其实，不管持那种观点，在下面这一点上是会取得共识的，那就是孩子进入中小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识字学文化，掌握好书面语言，以便能接受高素质的教育，包括文化教育、科技教育、品德教育。语文课在其中承担了最为根本的任务——培养学生全面综合的语文能力，这种能力是使一个人能接受高素质教育的最基本的条件。这种能力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语言理解方面，要让学生无论读和听，都能一下子抓住对方表达的主要内容，并能品鉴一篇文章、一席讲话，好，好在哪里，不好，不好在哪里；二是在语言表达方面，要让学生做到得体，到位，具体说，要让学生懂得在什么场合、什么情景，在什么人物身上，当表达什么意思时，需要用什么样的词，什么样的句式，什么样的句调、语气。所以我们的前辈大师说，“学好语文是学好一切的根本”（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如果说数学是学习自然科学的基础，那么“语文则是这个基础的基础”（著名数学家苏步青）。

词是句子的建筑材料。要让学生学好语文，必须让学生掌握好构建句子的最基本的单位——词，特别是书面语词。由于汉语书面语词儿不分写，学生对课文里出现的口语词还比较容易辨认，对于书面语词有时就辨不清楚了。如果我们能想办法，使得汉语里的词在书面上能够清楚地表现出来，这无疑会大大提高学生学习掌握词语的效率。

发挥注音这工具的最大功用

《汉语教学与汉语拼音正词法》找到了这个办法，那就是书中所倡导的，要充分发挥和利用汉语拼音方案的作用。汉语拼音方案，它不是汉语拼音文字的方案，它仅仅是个注音工具；但是作为注音的工具，我们可以不只用它来给一个个汉字注音，我们可以发挥它最大的功用，用它来给汉语的一个个词注音。本书的倡议无疑是合理的，可取的。不过，给词注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会碰到许多复杂的问题。为此本书作者对词儿连写问题，实际也就是对中文分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进行了一定的示范。这无论对汉语研究和汉语教学（包括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都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汉语教学与汉语拼音正词法》可以为当前的中小学华文教学服务。

《汉语教学与汉语拼音正词法》也可以用来为中文信息处理服务。正如本书所指出的，“词的界限是计算机处理语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不知道书面文本中单词的界限，所有高层次的信息处理工作（如自动句法分析，自动语义分析）都将寸步难行，因而诸如文献自动检索、机器翻译、自然语言理解等工作都将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此话毫无夸张之意。

中文信息处理研究的事实告诉我们，由于汉语的书面文本上词这一级单位并没有在形式上体现出来，这严重影响着中文信息处理的进展。目前，中文信息处理界正在研究汉语书面文本的自动分词问题，而自动分词正是中文信息处理中的“词处理”的首要任务。解决好“词处理”对整个中文信息处理意义重大。因此，本书关于汉语拼音正字法的研究成果对中文信息处理也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这里，我也不能不指出，本书也存在着可以让人去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本书兼采了语言学的分词法和中文信息处理的分词法，而这两种分词法是有矛盾的。比如说，在中文信息处理中，考虑到实际的运用和需要，将使用频率很高的“全国”、“一年”、 “一天”都分别处理为一个切分单位，而将“全县”、“五年”、“十天”都分别处理为两个切分单位；将“二分之一”里的“分之”也作为一个切分单位来对待。这样做有利于中文信息处理。本书采用了这种做法。第二个问题是，一方面规定否定词“不”跟助动词连用时要连写；规定动态助词“了”、“着”、“过”跟动词或双音节的动结式（如“拿来”、“坐下”、“搞坏”）连用时要连写，可另一方面又规定在多重否定“不能不”里的“不”要分写，在“拿出来了”、“弄清楚了”里的“了”要分写。本书作者这样做当然会有他们的理由（譬如说出于从韵律的考虑），但是这种矛盾现象无疑也会造成学生思想上的混乱。第三，研究汉语拼音正字法的目的，诚如本书所说是为了使中文中的词“在书面形式上反映出来”，现在本书对带可能补语的述补结构，不论是肯定形式还是否定形式，规定一律连写，作为一个书写单位，那么一般语法学界所说的带可能补语的述补结构是不是就可以看作一个词呢？

上面所说到的这些问题怎么处理，肯定会引起读者的兴趣，将有待于广大读者和本书作者进一步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也起了进一步推动汉语分词或者说汉语拼音正字法的研究的作用。

● 陆俭明教授 (世界汉语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本文小标为本版编辑所添加）

一名老华校生的心声

　　李显龙总理在2005年国庆群众大会上以华语演讲时，提到了梁智强最近的脱口秀，对于精英与精华有了妙解。什么妙解呢？“精英”者，精通英文之谓也；“精华”，精通华文者也。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在新加坡官场、职场与商场，“精英”的地位在“精华”之上。正因为这样，很多为人父母者梦寐以求的是自己的子女将来成为“精英”而不是“精华”。

　　在新加坡，英文的“含金量”远超华文，不通晓英文的人到处碰壁，碰壁久了再愚笨的人也会学乖。

　　梁智强说本地现有的华校生是最后的“精华”，李总理不同意这一说法，他认为“精华”的好戏还刚刚开始，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如果我的理解没错的话，这些好戏的主角肯定是兼通华英双语的精英分子。

　　李总理还提到一些老华校生也逐渐活跃起来，当起“老大学生”来，这个现象令人鼓舞。

　　听起来，李总理是在给老华校生打气，劝老华校生不要气馁。但我认为，知道老华校生为什么会气馁，这是比鼓励我们别气馁更为重要。

　　作为老华校生，吃了几十年不懂英文的亏，长期被边缘化，一点气馁的感受也没有，那是骗人的。但是豪情已不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我们只是想保留自己的一个精神家园，那就是对中华文化的眷恋与执着，这是老华校生死守的最后一块阵地。

还有一点，老华校生很想说又不敢说出来的心中阴影：害怕一顶华文沙文主义的大帽子往自己的头上套下来，那还得了！

　　太远的不说，说说前些年有不少乐龄人士对于地铁站缺少华文指示牌及站名意见很大，那时有关当局的回应是文字太多视觉上不整齐美观。有好心人劝我们不要再提增加华文的事了，因为语文是个“敏感课题”，当心引火上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种心理阴影老是挥之不去。

　　我相信，大多数的老华校生已不再用旧的眼光来看人民行动党政府了，这个政府领导人民将新加坡建设成一个欣欣向荣的小富国，大多数人民已丰衣足食。老华校生都是识大体，顾大局的，尽管自己过去吃过不少亏，但是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大家还是肯定这个政府对新加坡的贡献。

　　改变态度应该是双向的，人民行动党政府也不能用旧的眼光来看老华校生。当年的矛盾冲突早已成为历史，今后也没有重演历史的必要。

　　老华校生都知道，要在新加坡的学校恢复华文第一语文的地位，已没有了土壤与气候。我们并不否认英文的强势地位，我们都鼓励自己的子女努力学好英文，我们倒是希望英文源流出身的家长也能鼓励他们的子女学好华文。老华校生当年能咬紧牙关苦学英文，为什么他们不能吃一点点苦把华文学好？

　　政府领导人也好，英文源流的精英也好，都不必担心英文会失掉其强势地位，英文源流的精英要认真看待的真正的挑战是，精通双语（即所谓“精英”又“精华”）的新一代有可能威胁他们的独霸地位。

● 韩山元 By Han Tan Juan ·作者为退休的新闻工作者。

Views of an old Chinese-educated S'porean

In his National Day Rally Mandarin speech this year, Prime Minister Lee Hsien Loong referred to entertainer Jack Neo's recent talk show in which the latter interpreted "jing ying" as Singaporeans who are proficient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jing hua" as those who are well-versed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Here is an undeniable fact: "Jing ying" enjoys higher status than "jing hua" in the government service, job market and business sector, which is why it is the goal of many parents to get their children to become "jing ying" and not "jing hua".

In Singapore, the "gold content" or valu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far surpasses that of Chinese.

Singaporeans who are not proficient in English often find themselves coming up against a wall. After a while, even the dumbest will learn his lesson.

Mr Lee disagreed with Jack Neo's talk about old Chinese-educated Singaporeans as being the disappearing "jing hua". "This is a long-running serial and the best shows are yet to come", he said.

If I understand Mr Lee's comment correctly, the cast in the shows must be elite who have an excellent command of both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s.

He also noted that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Chinese-educated Singaporeans are becoming more active and some have even taken up university courses. This is an encouraging phenomenon.

I believe Mr Lee wanted to boost the morale of this group of Singaporeans. But I think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know why these Singaporeans feel discouraged.

Having suffered for decades for being handicapped in English and having been marginalised for years, I'd be lying if I say we do not feel demoralised at all.

We no longer have the youthful passion for change. We just want to preserve our "spiritual home" - our undying love for the Chinese culture which we will never give up.

And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we would very much like to speak up but is afraid to - the fear of being labelled as Chinese chauvinists.

Some years back, some of us had expressed unhappiness about the lack of Chinese signs at MRT stations. The authorities had responded then by saying that signs cluttered with words would not be pleasing to the eye.

Meanwhile, well-meaning people had cautioned us against getting into trouble over the "sensitive issue" of language.

Once bitten, twice shy. It's a lingering fear that refuses to go away.

I believe the majority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Chinese-educated Singaporeans no longer view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government the way they used to.

We are well aware of the big picture - tha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government, Singapore has prospered and become an affluent society where most people are able to live comfortably.

Even though we have been disadvantaged in the past, we place the overall interest of the nation above all and have no problems affirming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government.

This change of attitude should be both ways - the PAP government should also see us in a new light.

The differences and conflicts in the past are now history and we should not allow history to repeat itself.

We are aware that we just do not have the environment that is needed to restore Chinese as the first language in our schools.

We recognise that English is the dominant language and we encourage our children to master it. But we do hope that parents who are English-educated can also urge their children to learn the Chinese language well.

If we in the past could persevere in our efforts to pick up English, why can't they now show a little determination in learning Chinese?

There is no need for our leaders or the English-educated elite to worry that English will become less important.

As I see it, the real challenge for the English-educated elite is that their dominance may one day be threatened by a younger generation that is proficient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or both "jing ying" and "jing hua".

The writer is a retired journalist. Translated by Yap Gee Poh.

编本全球华语词典是当务之急

在汉语走向世界的新情况下，编辑一本以沟通和查考为主的世界华语词典，是当前的急务。世界华语词典可以更好的为资讯交往频繁，各华语区之间的互动增加的新局面服务。

今年7月26日，应北京商务印书馆的邀请，出席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举办的《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出版座谈会，并安排在座谈会上讲了话。这篇文章就是根据当时讲话的内容扩写而成的。

一、新版本往前跨进一步

在谈及《现代汉语词典》之前，让我先说两件和词典编辑人员有关的小事。这两件令我念念不忘的小事都发生在二十年前——1985年。

1985年，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的第一届会议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不久，国际汉语研究与汉语教学界在北京举行的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也通过了提议，成立世界汉语教学学会。我参加了这次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

到会之前，从资料里知道吕叔湘先生也出席，并且安排在大会上讲话。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读过吕先生的书，大学里学语法，也读过吕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就是没见过吕先生，很想在这次会上问候他老人家。

到了香山饭店，刚在房里放下行李，就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一位身材瘦削、穿着朴素、精神奕奕的老人家。他说：“欢迎您到北京。我是吕叔湘。” 吕先生当时是81岁，而我是44岁。吕先生毫无架子，他谦和、儒雅，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也带来了签了名的著作《汉语语法论文集》，送给我。

这就是我第一次和吕先生见面。后来的几次，都是在北京协和医院见他的。吕先生做人、做学问，都非常成功。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却是做人。吕先生的谦和、儒雅，是我们语言学界珍贵的为人处事作风。

第二件小事是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李荣先生以及《现代汉语词典》编写人员座谈。当时在会上谈些什么，我现在都忘了，只留下李荣先生谈编《现代汉语词典》的一句话：“有时候挤公车上班，到了语言所，一天只能给一个词下定义。”可见给词下定义之难，也可见《现代汉语词典》编写人员工作之艰，之认真。难怪《现代汉语词典》给词下的定义，能成为后出词典的典范。许多后出的质量好的词典，几乎没有一本不受《现代汉语词典》影响的，虽然这些后出的词典都没有说明参考了或者承袭了《现代汉语词典》一些什么，但参考和承袭的痕迹，行家一眼就看出来。

《现代汉语词典》主编吕叔湘先生的谦和、儒雅，李荣先生（协助主编）等人编撰词典之认真，他们的作风与精神是语言学界的学者，更是从事词典编撰的学者所应继承的。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里，我看到了这种精神的延续。

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里，我更看到革新的精神。第五版给所有的词注都上词类，这和过去只注虚词词类的做法相比，显然是向前跨进了一步。注明词类，对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学习者，将有莫大的帮助。这也是语言研究所和词典编辑人员对汉语走向世界的贡献。套用中国的习惯说法：语言研究所和词典编辑人员一直处在汉语走向世界的主战场。

关于词类问题，不再详谈。下面就只从收词和释义方面，谈谈我对词典第五版的一些看法。

二、满足查考的需要

《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在增收词条和增加词义方面，表现得相当雍容开放，没有了过去的政治气息，也没有强调人为规范的痕迹，相当程度地做到了既能满足查考的需要，也能对语言的正确使用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在收词方面，第五版增加了6000条，如“办复（办理并答复）、体认（体察认识）、长考（长时间思考）、愿景、并线、悲情、冰品、人脉、黑金、秀、第一时间”等词条。“股”字下增加的词条，和2002年的增订版相比，增加了“股海、股价、股迷、股民、股票价格指数、股评、股权、股友、股灾、股指”等10条。“网络”之下的词条，也增加了“网络版、网络电话、网络语言”等11条，加上“网页、网站、网友、网址”等，就有十五六条新词。收了“边缘化、电气化、合理化”，但没收“电脑化、制度化、私营化”等词。这些都是加“化”而构成的动词。收了“可读性”，却没收“可能性、可靠性、可逆性、可燃性”等。其实如果为“满足查考的需要”，这些词似乎都是应该收的。但总体上说，第五版收词，是相当开放大方的。

在释义方面，都做了认真的修订或补充，举些例子如下：

检讨　　除了“①找出缺点和错误，并做自我批判”之外，2002年增补版还增加了“②总结分析；研究”，这是其他华语区的用法，为普通话所接受了。2005年版继承了2002年版的释义。

蒸发　　第五版增加了“②比喻很快或突然地消失”，这是港台新三地的共同用法。

包装　　第五版增加了“③比喻对人或事物从形象上装扮、美化，使更具吸引力或商业价值”，这是港台新三地的共同用法。

到位　　2002年版收了这个词，2005年版增加了“②指达到合适或令人满意的程度”这个义项。

打造　　第五版增加了“②比喻创造或造就”的义项，也是港台新三地的用法。

边缘化　　第五版的释义：“使靠近边缘；使处于不重要的地位”，显然比其他词典的“指向背离社会发展主流的方向变化”，要精确易懂得多了。

不名一文　　从1983年版到2005年版，都保留这样的释义：“一个钱也没有（名：占有）。也说一文不名。”

释义不只精确，还对语素“名”的古典意义加以解释。

反戈　　1983年版的释义是“掉转兵器的锋芒（进行反击），多用于比喻：反戈一击。”2002年版没有修改。2005年版，将“反戈一击”再单独立条，解释为“比喻掉转头来反对自己原来所属的或拥护的一方。”

冷气　　1983年和2002年版的释义是“①利用制冷设备，把空气冷却，通入建筑物、交通工具等内部，以降低其温度。所通的冷却空气叫冷气。②通常也指上述设备。”2005年版改为“①利用空调制冷等方产生的低温空气。②指能产生冷气的空调机。”显然更简洁、清楚。

《现代汉语词典》是规范性的词典，要兼顾“满足查考的需要”，和“对语言的正确使用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是不容易的。过去偏重在“对语言的正确使用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也就是偏重在规范，曾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以新加坡为例，我们的华语是在没有普通话直接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华语在发音、构词和用法等方面，几乎都以《现代汉语词典》为依据。《现代汉语词典》在维持华语核心的一致性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现代汉语词典》对现代汉语的健康发展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我们对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以及参与词典编写的人员，应该致以崇高的敬意。

三、增添大量词条

因为要兼顾“满足查考的需要”，第五版增加了大量的词条，一些还不一定十分稳定的新词就这样收入了，这就不一定能和“对语言的正确使用起到积极的指导”的任务相符合。

第五版收了“报料”，不收“有料、没料”。“料”的语素义是现代汉语里所没有的。这个词是港台的用词。从规范的角度看，是不是能稳定地留下来，尚未可知。《新华新词语词典》就不收这个词。这个词在新加坡应用也不广，只限于非正式的场合。第五版也收了“拍拖”，这是香港的单区用词，新加坡如果用上这个词，大概都要加上引号。2002年版收了“榴莲”，作为正词条，不收“榴梿”。第五版收“榴梿”作为副词条。“梿”是一个异体字，“榴梿”不作正词条是为了规范，但却和名从主人的原则相矛盾——我们从来不用“榴莲”。就好像“镕”尽管同“熔”，也是个异体字，但以名从主人的原则，“镕”在过去几年曾经是常用字。

　　收了“秀”，释义是“表演；演出”。这个意义的“秀”，还不能完全替代“表演；演出”，而且在比较正式的文件里是不用“秀”的。“秀”能不能稳定地留在汉语里，仍有待观察。如果以普遍性为准，那么是不是也该收“哈日、哈韩”的“哈”呢？也该收“三温暖、三陪、三级片”呢？

第五版收了许多稳定而有生命力的新词，但有一些相对稳定的新词或书面词语，如“联线、吊诡”等，也没收。

　　其实，《现代汉语词典》是规范性的词典，“查考的需要”不是它的主要的任务。如果在《现代汉语词典》之外，能编一本世界汉语词典，以“查考的需要”为主要任务，大量地收入各华语区的相对稳定的汉语词语，对华语区之间的交往，将起巨大的作用。这本词典所收的词，如果广泛应用，稳定了之后，《现代汉语词典》再考虑收入，就可能更符合《现代汉语词典》的性质。

最后，对《现代汉语词典》在给成语下定义方面，说一点意见。

成语“不速之客”，词典的解释是：“指没有邀请而自己来的客人（速：邀请）”。“不胫而走”，词典的解释是：“没有腿却能跑，形容传布迅速（胫：小腿）”。“首当其冲”，“比喻最先受到攻击或遭遇灾难（冲，要冲）”，这些释义从1983年起沿用至今。从这些释义里，我们看到词典编辑者充分注意到成语里所保留的语素的古代意义。对语素的古代意义的解释，能加深语言使用者对语言的了解。可惜这个原则，从1983年起到第五版，都没有充分贯彻，有些该加注的语素意义却没有加注。例如：

“老骥伏枥”，词典的解释是：“曹操《步初夏门行》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比喻有志的人虽年老而仍有雄心壮志。”对于“骥、枥”都不加解释。“掩耳盗铃、欺世盗名”的“盗”，“守株待兔”的“株”，“同舟共济”的“济”，都没有解释。

有些成语保留了古汉语的语法现象，如“平易近人”，词典的释义是“①态度谦逊和蔼，使人容易接近。②（文字）浅显，容易了解。”词典的释义①将“近人”的语法现象通过“使人容易接近”表现出来，但引申用法的②，却没有照顾古汉语的语法现象。词典的使用者是不是能从释义①中了解这个语法现象？“斗鸡走狗”（使鸡相斗，嗾使着狗跑）也包含相同的语法现象。如果能用加注的办法，在“使人容易接近”后面加上“（近人）”，就更清楚明确了。

总之，《现代汉语词典》对汉语的应用与发展，是起了巨大的作用。我从词典使用者的立场出发，而提出的一些需要再改进的小地方，仅让词典的编辑者参考。

世华词典有助沟通查考工作

在汉语走向世界的新情况下，编辑一本以沟通和查考为主的世界华语词典，是当前的急务。这本词典，可以大量收入各地区相对稳定的词语，如新加坡的“按柜金、客工、乐龄、白象、闭门会议、报聘、不文之物”等等，香港的“社工、抄牌、宾妹、收线、人蛇、爆料、上堂、有型”等等，台湾的“矮化、班导、拜票、解严、省籍、捷运、便当、交流道、脱口秀”等等。世界华语词典可以更好的为资讯交往频繁，各华语区之间的互动增加的新局面服务。

《全球华语辞典》就是为了完成上述任务而编辑的词典，它的编辑工作已经启动。词典已在中国教育部立项，预计在2007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词典的主编是李宇明教授，顾问是周清海教授、陆俭明教授。词典的编辑委员会下设四个编辑小组，亚细安组的编写主持人是汪惠迪先生，台湾组的编写主持人是周长楫教授，港澳组的编写主持人是汤志祥教授，大陆组由商务印书馆负责。

《全球华语辞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可以相辅相成，更好的为现代汉语的应用与发展服务。

（作者也是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咨询团成员。本文小标是本版编辑所添加。）

新版本可贵之处

《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在增收词条和增加词义方面，表现得相当雍容开放，没有了过去的政治气息，也没有强调人为规范的痕迹，相当程度地做到了既能满足查考的需要，也能对语言的正确使用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 周清海博士 （新加坡南大教育学院中文系教授）

投资华文

　　美国投资大师詹姆·罗杰斯近来频频于媒体亮相，连他那年仅两岁的小女儿也成为国人焦点。

　　今年七月底，罗杰斯受邀为本地投资人士与基金经理演讲时，提出他所认可的最佳投资建议，即是让儿孙学习华文，因为那将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语文。他不忘强调自己两岁大的女儿正在学华语，特聘一位中国保姆，每周五天住在他家里，与宝贝女儿纯以华语沟通。上周国庆群众大会上，李显龙总理也特地提起了罗杰斯，说他正考虑是否要定居新加坡，以便让女儿在双语的环境里成长。

　　这些华文受高度重视的讯息，确实令许多“精华”者亢奋不已，仿佛暮色四合里，又乍现一轮暖暖太阳。然而，心理上的亢奋与生理上的亢奋极其类似，人世间打过滚、翻过跟斗的，应当以智慧的眼睛透视生活真相。

　　罗杰斯被誉为投资奇才，他喜欢周游列国，两度自驾车环游世界，行程里数打破了健力士记录。他以这种独特方式深入世界各地，体验新生事物，接触各阶层人物，实际而真切地掌握市场动向，为自己的正确投资准备最具价值的第一手信息。

　　今年七月，罗杰斯再度访问中国，他在接受访谈时强调：“我知道中国绝对是世界上下一个伟大的国家。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看到中国正处在一个多么强有力多么令人振奋的发展阶段。这确实正在发生，我也许最终选择住在中国。我喜欢住在上海，我希望我的女儿能够住在这里。我非常希望最终能在中国进行大笔投资，虽然不是现在，但我希望会。”

　　字里行间，我们固然可以强烈感觉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气势沛不可挡，不赶搭此列班车，必将错失致富良机。但，罗杰斯毕竟是生意人，他纯将“中国”作为一个投资概念，让孩子学习华语，也仅仅是期待日后丰盛回报。

　　假设华文华语作为一项新概念金融产品，我们不妨设想报章出现这样的广告：

　　21世纪最具潜能、回报率最高的投资项目：华文华语投资华文华语，是您最明智的选择。

　　请即刻为您的孩子投资华文华语，未来的30－50年里，必将获得10倍以上的回报。

　　作为投资项目，广告当然也得在不显眼角落作某些说明：此项产品属于长期投资，在30年之后才能获利；若在期满之前终止或放弃，您可能蒙受损失。此外，本产品是一项投资，具备一定风险，一旦受市场因素影响，您的投资也可能面临亏损。

　　至于向来强调与市场同步、以世界作为课室的学校教育，自必相应调整，试想像以下一堂华文课开场白：

　　同学们，欢迎大家报读华文华语，这将是你们这一生中最正确的投资。中国正在崛起，不仅是世界大工厂，还将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她充满商机，遍地黄金，等着你们去掌握去挖掘。华文华语已是目前含金量最高的语言，学好它，就等同掌握了开启宝库的金钥匙，你们这一生所能想像的荣华富贵都在里边。好，现在大家一起跟着我念：华文自有黄金屋，华语自有颜如玉。

　　20世纪末以来，全球信仰危机加深，这是无论君子小人都只能喻以利的年代，人们越来越不相信文化资产与精神层次，蜂拥追逐金钱，膜拜财富。洋人以功利视角学习华文华语，作为投资，企求回报，我们不可厚非；然而，身为炎黄子孙，将华文华语的学习从母族文化抽离，转型为金钱财富的目的，其间失根的风险，必将遗祸数代。

　　回到罗杰斯身上，他如今正筹划为最珍爱的宝贝女儿进行长线投资——万商云集的纽约，商机无限的上海，标榜双语的新加坡，作为精明投资专才，他将把孩子的未来押在哪一个城市？如果你确实相信罗杰斯，也正为自己及孩子作投资，不妨紧随大师脚步；不过，投资结果揭晓，最终考验你的仍是智慧和勇气。

● 彭飞

中东和西方影响马来文化

　　好多马来西亚人在解释回教教义时，总要在自己的传统文化、来自西方的影响，以及越来越强的模仿中东潮流这三股势力中挣扎。

　　好几天前，我到南利（P. Ramlee）的吉隆坡老家参观。除非你在世界这一角落生活，不然，你可能不曾听过他的名字；不过，南利虽然已经去世30多年，他在马来西亚还是一个标志性人物。南利可说是猫王、法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加利·格兰特（Cary Grant）和艾尔文·柏林（Irving Berlin）的马来西亚混合体。

　　南利那朴实的洋房现在已经改成纪念馆，我前去参观时里面就只有我一个访客，还有一个似乎缩进大门口柜台内的看护人，所以，我就独自一人浏览南利制作的影片的剧照，大厅中一直萦绕他那美妙的歌声。

　　南利在1950和1960年代拍摄的影片，最感人的地方是它们描绘了马来人的生活。他的影片节奏轻柔、讲的是饮食男女的生活事，里面的人优哉闲哉、喜欢开玩笑、总让人觉得亲近。

　　我也曾深入到吉兰丹的乡村地区，寻找“红衣”阿都拉，他是当地最后一个皮影戏表演艺人。
　　当我来到阿都拉那小木屋门前，他亲自跑出来迎接，他还说：“我现在说话有气没力的。”
　　阿都拉一面轻拍胸口一面解释：“我最近病了。”
　　阿都拉虽然不愿意再做示范表演，但还是从箱子里取出一些木偶让我瞧瞧。

　　我一眼就看出来，为什么这门表演艺术即将流逝。这些木偶代表的是印度教史诗罗摩耶那（Ramayana）和摩呵婆罗多（Mahabharata）里面描绘的神明。吉兰丹州政府不许阿都拉表演，其他的传统舞蹈也已遭禁止，原因是这些表演活动同回教有所抵触。在吉兰丹另外一个地方，我见到了聂拉希迪，他收藏一批他哥哥聂拉希丁遗留下来的马来木雕，聂拉希丁可是他那一代人中最为杰出的马来木雕师父。

　　聂拉希迪收藏的这批作品，明显的受到印度教的影响，其中就包括印度教飞禽之神喀鲁达，以及刀柄刻着印度教破坏神湿婆头像的匕首。

　　这批作品从未在马来西亚展览，直到大英博物院借去展出后，它们才有机会在创作地同大众见面。马来西亚的这些艺术品渐渐被人遗忘，不全是因为保守回教徒追求中东文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马来西亚正在迅速的现代化。在这同时，自1970年代开始席卷世界的回教化浪潮也冲击着马来西亚，马国的马来政治领导人觉得不顺着这股浪潮，最终就会被它给淹没了。

　　事实上，在这几股转变之风吹刮下，遭受冲击的不单是马来西亚的传统艺术。

　　看着南利的电影海报，我明白再也没有人有机会，拍摄这类描绘马来人传统生活的影片。我的一个马来朋友说：“今天，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彼此说再会。”放眼马来西亚，人们可以看到一种“不准许”文化。今天，年轻的马来妇女穿戴头巾，把自己的头脸包得密密的，她们的祖母绝对不会这样打扮自己。夜总会经常遭宗教警察突击，男女在公众场所手牵手要遭提控，回教徒喝啤酒就会被打鞭。

　　这可不是政府制定的政策，这些都是保守的基层人员自订的条例。马来西亚政府似乎不知如何应付。这些到埃及、沙地阿拉伯、或巴基斯坦受教育的宗教教师，总会把那些出声反对他们所作所为的人呼喝下来。

　　在吉兰丹的访问活动中，最叫我感到悲伤的是，碰上一个刑事案律师。
　　我问他：“你都在忙些什么？”
　　他说：“强奸案，全都是强奸案。”

　　在马来西亚各族人口中，马来社群受乱伦、嗜赌、强奸问题侵害的程度最重。在公开场合，马来人显得虔诚、恭敬、循规蹈矩，但在门后，他们就常做些自我毁灭的行为。

　　马来人似乎已经沦为漂流无定的民族，但他们似乎对自己的状态还泰然自若，就像他们的祖父辈那样，对生活感到怡然自得。

　　南利要是看到这一切，心恐怕要破碎了。

● 许禄艺（整理）

研修中国文史？理所当然

　　来新加坡读书已经将近一个月，结识了一些当地朋友，初次见面，免不了自我介绍一番。几乎所有的人听说我是从中国到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修读中文课程时，都会很奇怪的问我：“你不是中国人吗？为什么还要来新加坡学中文？”第一次听到这样的问题时，我不由得愣住了，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

　　我的本科就读于中国南方的一所综合性大学，所学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属于“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的大学一般简称为“中文系”）。毕业以后申请到了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的Research Scholarship（研究奖学金），于是来到新加坡。

　　至于“为什么来新加坡学中文”我并未仔细考虑过。因为一切都是那样的顺其自然：本科读什么，研究生的课程自然就会申请什么。跨专业的申请，一来未必熟悉，二来拿不到奖学金。

　　回答不出对方的问题，的确有些尴尬，为了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后来再遇到这样的问题时，我向对方解释到：我是来新加坡“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对方于是便不再继续追问下去。

　　由此看来，在一般新加坡人的心目中，“中文”是一种语言的指代，就像“英文”、“日文”、“法文”、“德文”一样，“中国历史及文化”与“中文”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涵义。

　　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开设了一套当代中国硕士课程（Master of Arts in Contemporary China，简称MACC），其中的一门课是：通过文学认识当代中国（Reading Contemporary China through Literature ）。授课老师刚好是我的导师郭淑芸副教授，于是有幸临场倾听。

基础太浅导师得从头讲起

　　我去聆听郭教授讲课的那天，学生中有一人来自瑞士，我与另一个女孩则来自中国，其余均为新加坡人。让人感动的是，学生中有近一半是修读part-time的课程，白天上班 ，晚上赶到南大来上课，认真精神实在值得嘉奖。

　　这门课程设计的主旨，是希望来修读的学生通过中国文学这一窗口，了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等，从而进一步认识当代中国发展状况及未来走向的方方面面。

　　但在上课的过程中，明显感觉到修读的学生对于中国历史及文化知晓甚微。本来课程的设计是通过阅读一些事先选定的文本，加上郭教授对于文本所产生时期的社会背景、人文环境等的介绍与阐释，让修读的学生认识当代中国。但每当讲到一事件或针对某一问题时，修读者往往因不知道在此之前发生的事而如坠云里，不知所以然。

　　导师于是得再从头讲起，将时间的界限向前推移，实在是费了不少精力。

　　新加坡政府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广中文教育，与时俱进地调整中文教学政策，很多新加坡人也因不希望错过中国成为世界重要经济体后所带来的许多机会而努力学习中文。

　　但仅仅是能够读、写中文便万事大吉了吗？

　　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不够透彻，仅仅能够说中文，怎能与人进行更好的沟通？不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又怎能清楚地认识中国？要知道，中国的文化与历史，是认识和理解中国的一双眼睛，借助这双眼睛，才能看见中国的面貌。

　　每一种语言背后，都蕴涵着丰富的历史及文化背景，因此真正的语言，比“语言”二字更持久，也更深刻。它有对人类精神成长的重视，更有对于时代的追求。

通过语言认识历史与文化

　　语言是一种媒介，是一种手段，通过媒介与手段，去认识和理解背后的历史、文化，从而达到与自然、与社会，与过去、与未来和谐共处，进而不断前进发展才是最终的目的。中文与中国历史及文化的关系也是如此。

　　曾经很多次听人称新加坡是“文化沙漠”，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缺少地道的本土文化，更因为本应称为母语的“中文”变成“第二语言”。但我们依然相信，作为一个发展势头强劲的国家，新加坡完全有可能、有能力更好地推广中文教育。

　　比如学校在普及中文教育的同时，多创造条件让学生熟悉中国的历史及文化；有条件的情况下，开设专门讲解中国政治、思想，如儒家文化、国学等的必修或选修课程。社区内设立专门的中文图书馆，多引进介绍中国方方面面的书籍；在适当的地点建立中华文化博物馆等等。

　　只有将“中文”与“中国历史及文化”双重教育并重，才是普及中文教育的，具有真正意义的手段与目的。

● 邹宇欣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硕士生

不可忽视的全球华文热

　　美国投资大师罗杰斯(Jim Rogers)于上周在本地演讲时，便告诉在座的200名投资人、基金经理和学者，他所能提供的最佳投资建议，是劝导大家让自己的儿孙学习华文，因为那将是他们这一生中最重要的语文。他也不忘强调，他年方两岁的女儿正在学华语。

　　回顾2001年当他进行环球之旅路经新加坡时，也曾经对媒体说：“我告诉美国人，今天他们所能做的最佳投资，便是教导他们的孩子有关中国的一切。”

　　对投资界人士而言，他的这项建议已经耳熟能详，而且过去四年来，他也从未改口。去年5月当他到中国演讲时，他还是语重心长地强调，21世纪将会是中国的世纪，所以学习华文已经刻不容缓。

　　罗杰斯是眼光独到的基金经理，他在投资界的成功经历早已成为华尔街的美谈。他奉劝人们学习华文，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出发。这项建议是否正确，目前或许言之过早，但以他的声望和经验，可以肯定的是他的预言总是引入注目。

　　其实目前的趋势也已经证明，中国的经济实力正日益壮大，而全球各地学习华文的热潮才刚刚开始，更重要的是，这股华文热还有继续升温的趋势。

　　就本区域而言，随着中国超越美国，成为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之后，许多韩国人已放弃美国这个传统的留学地点，转而到中国大学就读。目前，韩国学生已占在华留学生总数的四成，而且估计这个比例还会继续增加。

　　近日的报道也显示，美国学习华语的人数有逐渐上升的迹象。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委员会进行的一项调查便显示，有2400所中学准备从明年起开办华文正规课程。而美国亚洲协会也已订下目标，在10年之间要让至少15％的美国高中生学习华文。

　　华盛顿的智囊组织经济发展委员会便认为，如果对于中华语文及相关文化知识的重要性视而不见，那么美国的学校已经同环球现实脱节。也就是说，当全球华文热方兴未艾，谁都不能视若无睹。

　　正因如此，所以上周当马来西亚最高华文教育机构董总前主席郭全强指出，虽然新加坡目前正积极提倡华文，但基础已经摧毁，要重新创造华文教育环境已经不易。令他感到欣慰的是，马来西亚目前的华文优势，已经凌驾于新加坡之上。

　　这段引人深思的谈话，令我们不得不反躬自问：我们过去所享有的华文优势去了哪里？

　　许多人都知道，从50到70年代，新加坡一度是本区域学习华文华语的重要地点，前南洋大学也曾经是本区域的华文重镇，每年都吸引不少外国学生到此学习华文。可是，当华文的重要性逐渐为英文所取代之后，这项优势已经快速转弱。

　　更有甚至，随着教育部去年放宽大学入学标准，学生不必通过母语考试便能进入大学就读之后，学生对华文的学习兴趣已经不言而喻。从官方到家长，也已逐渐接受华文难学难懂的观念。

　　不过，如果考虑到全球的华文热才刚刚开始，我们知道即使现在奋起直追仍为时未晚，我们不必等美国的投资大师再三强调。

　　事实上，即使不以中国的经济崛起作为提倡华文的考虑因素，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丰富内涵和源远流长的生命力，便很值得大力提倡，让学生认真学习。当这些优良传统完全从本地华人家庭消失时，那才是新加坡社会的重大损失。

联合早报/ 2005年8月2日/ 社论

学语文要学出文化气息

　　有心学好语文，对语文学习的心态要正确，而且也必须没有偏见。

　　我在华校小学念书时，幸遇一位英文恩师吴振顺先生。他教学认真严格，拿手教英文文法。我小心听讲，认真做功课，学习起来事半功倍。这些基本的文法知识，给我早年就打好了英文的基础，一生受用不尽。

　　可是我当时（40年代末）的同学，却认为“我们是‘黑毛人'，为什么要学‘红毛字'？”他们甚至把良师称为“泰哥”（tiger,老虎）。结果，因为有了偏见所造成心里障碍，他们的英文学起来事倍功半，大多都学不好。

　　当时新加坡仍然是英国殖民地，同学对英文的偏见和抗拒心里，讲上面那句带有“反殖”色彩的话，确实是可以理解。可是现在有些华族同胞，对自己的母语，居然也有类似的心理障碍，真是令我百思莫解。

　　龙应台在大作《守在狭隘的现代里》（6月10日《联合早报》）文中说：“所有的语言都是一把钥匙；一把钥匙，能开启一个世界。今天愈来愈多西方人积极学中文，都是为了要进入原来陌生的世界，去被那个世界里的思想和文采启发、感动，而且掌握了那个语言，可以使我们跟现代更能衔接，更灵活地运转。”

有偏见者走不远

　　如果对学习华文有偏见和心理障碍，误以为单靠英文英语，就可以“挂枪走天下”，这些人可说是大错特错。

　　他们受这种偏见的影响，不但华文华语学不好，在世界上也走不远。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个多种语言的世界，除英、美、澳、纽之外，世上还有许多国家都各有不同的语言。

　　在多语世界，多懂一种语言，就等于多一双眼睛、耳朵、嘴巴。通过多一种语言，就可以打开另一种文化宝藏，增广见闻，大开眼界，终身受用不尽。

　　因此，摈弃偏见，打破心里障碍，是必须先走的第一步。不然，这些对华文有偏见的人，很可能像我早年不愿学英文的同学那样，日后深感遗憾，后悔莫及, 一如内阁资政李光耀所言。懂得华、英双语，至少可以走遍半个世界，占有许多优势和好处。

　　有上述条件，学习语言便无往不利。学成后到中国发展，在语言沟通和交流方面，可占优势，“财纳满”（编者按：过去华校生被英校生讥为Chinaman，即中国佬，作者取其谐音作双关语）大体上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学习的目标，只在于做生意赚钱而已，一旦“财纳满”之后，恐怕难有兴趣再不断学下去。既定的学习目标已达，何必再费神自讨苦吃呢？如果这样，语言文化的造诣，就会受到狭窄目标的局限。

　　学海无涯，应该有更高层次的考虑。语言只是文化的载体，掌握载体后，不应到此为止，而应精益求精，利用这把钥匙和载体，在无涯的学海里探索和吸收文化的精华，做个有墨水、有文化、有见识、有涵养、有风度的雅士，而不是“财纳满”就心满意足的庸碌人。

　　如果大多数人都这样，就等于中途而废，不会利用语言载体，求取层次更高的学问、见识、文化，那不是太可惜了吗？

要跳出铜臭框框　　

　　我们难道不能突破只为“财纳满”的局限，跳出铜臭框框，做个有文化气息和修养的人？如果我们继续被锁在框框里，我们想要建设优雅社会的理想，又如何去实现呢？我们要进一步同中国有更深入交情和关系的愿望，又怎能达到呢？

　　钱毕竟是身外物。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就是在于物质满足之余，还需要层次更高的精神满足。文化修养，优雅生活，正是精神满足的一部分条件。

　　我听过人家说：桃花江有美人窝，西洋国有文化人。有些受英文教育的新加坡人，只会用英语跟老外交谈，还沾沾自喜，自以为了不起。可是，老外大多懂得自己的语言文化，他们往往以为亚洲的新加坡人当然也像他们那样，懂得自己的语言文化。

　　可惜这些国人不堪一问，令老外大失所望之余也深感尴尬，再也不敢在老外面前班门弄斧，自讨没趣了。

　　在这些人当中，有些受刺激后发奋图强，急起直追，苦学华文华语，努力吸收华族文化，在精神上扎根，在外人面前恢复自尊和自信，使自己不再是无根的浮萍。他们果然有所成。这些人真值得佩服、尊敬、和效法。

● 李成业　　·作者是国会和国际会议同步传译、日内瓦国际会议传译协会会员、本报新闻奖评审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