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进发专栏
霹雳州议会史无前例地在大树下开会，为马来西亚民主化历史写下光辉一页。然而，导致议会必须“流亡”在外开会的政治发展，如果不挽狂澜于既倒，却可能是马来西亚民主崩坏、甚至出现军事独裁的先声。
在苏丹委任“伪州务大臣”的第29天，霹雳宪政危机的脉络今天已经明显可见。这已经不是当初青蛙与王子合作的“宫廷政变”，而演变成三股非民选势力围攻民选议会与政府的田地。这三股势力是：宫廷；官僚与警队；以及司法与反贪污委员会等监察机关。
一、君主立宪发生异变
从宪政体制来看，今天霹雳州两个政府—一个得到宫廷、官僚体系与联邦政府的支持，另一个得到议会撑腰—分庭抗礼、相持不下的局面，技术上说其实是行政与立法两权之争。
这种僵局一般只发生在总统制，因为行政与立法都是民选，可能由不同政党控制，因而出现所谓“分裂政府”（divided government），甚至因为（总统）府（国）会对立而国家瘫痪的乱局。
在内阁制（Parliamentary democracy）下，这种乱局不会发生，因为只有议会是直接民选的，而行政权是议会间接选出，因而两者其实是二而一。任何时候，行政机关（内阁）失去了立法机关（议会）支持，要么就是内阁总辞，要么就是内阁寻求解除议会，让更新的民意一主浮沉。异言之，除非民意也僵着，不然僵局根本没有“歹戏拖棚”、拒绝下画的条件。
那么，霹雳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问题就在于，原任州务大臣并不是由议会革职的，所以，才会出现两个州务大臣的笑话。换句话说，当原本是虚位元首的苏丹介入政治时，他其实破坏了君主立宪制下内阁制的宪政逻辑，阻碍了民选机关的自动调节。
而当非民选的苏丹得以拍板决定政府的形成，我们的君主立宪制已经产生“异变“（mutation），违反了原来的制度设计--这便是霹雳危机的第一环。
二、官僚警队抗命哗变
霹雳民主解体危机的第二环是官僚与警队对民选政府与议会的抗命。从民主伦理来看，文职官僚与武装力量都必须受命于政府，不管当家者是谁。唯有这样，人民才能通过选举控制国家机关，而不是反过来为国家所控制。
如果说在两个州内阁的取舍上，文武官僚不知如何做主而选择追随宫廷决定，那还情有可原。然而，霹雳州只有一个议会、一位议长，官僚与警队在议会的权限范围内就必须执行议会与议长的命令。
州政府秘书擅自封锁政府大楼、怡保警区主任公然阻止议员进入议会，现在甚至要以“非法集会”罪名调查州议员；这些行为不仅仅是简单的违反礼仪，而是严重的抗命。由于议会在内阁制民主中是民意基础，文武官僚胆敢对议会抗命、甚至企图胁迫议员，其实等于是挑战民主的哗变（mutiny），距离政变只是一步之遥。
三、司法监察机关越权
由于国会在英式西敏寺民主制度下是最高的政府权力机关，它享有本身的特权与权利，可以审理和判决牵涉到国会尊严的案件，包括其内部事务，其他两权完全不得干预。我国的国州议会都遵守这种传统，享有本身的特权与保护。在这种背景下，议长或者议员行为在执行议会工作时，如果行为不检，有权力制裁他们的唯有议员或选民。
在这样的宪政逻辑下，法庭有权审理立法机构与其他机关，包括君主的权力冲突，却无权涉入议长与议员之间的冲突。怡保高庭的司法专员现在受理议长的禁足令案，其实已经越权，伤害了议会的崇高地位。而地位远没有司法崇隆的反贪污委员会也胆敢调查议长有无滥权，更是破坏体制。
非民选势力包围民选机关
君主、官僚、警方、司法到反贪污委员会这五路非民选势力，能够围攻民选机关，关键当然是因为政党与政治人物为了打击对手，不惜勾引非民选势力，等如吴三桂引清兵入关。
这是民主的失败，因为政治精英本来应该既竞争又合作，彼此之间可以有输赢，却不能让权力旁落到没有民意基础的其他机关受上。
今天为了争夺一个霹雳州已经可以如此无所不用其极，那么下一届大选时，如果有人输不起，是不是要往军营求助？
如果发生军事政变，经济危机中的马来西亚能够撑得过去吗？今天，如果我们不准备全民抗议，挫败霹雳州非民选势力围剿民选政府的 图谋，我们就要准备面对这种风险。
去年3月8日之后，许多人好高谈阔论政治冒险，却往往无视民主化失败的风险。今天霹雳危机难道不足让我们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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