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选票为什么不重要

　　每一张选票本来就是政客的兵家必争之地。曾几何时，“我的选票为什么重要”这样的一个话题，放在新加坡的语境里，竟有它的市场价值。
　　李资政的回答颇有看头，可惜的是年轻人不能很好的与之交锋，不能专注于一点，更深入地向李资政步步逼近，反而被李资政压着来打。
　　年轻人是否傲慢无礼姑且不论，我倒看到了李资政愿意与年轻人上媒体公开对话背后的诚意。单凭这一点，就令人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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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与政治灵活度 ● 杨伟宁

　　观看了《我的选票为什么重要——与内阁资政对话》一节目后，许多人对我们三十岁以下的年轻国人议论纷纷。有者认为这群年轻选民给观众自己吐了一口闷气，有者则对他们有关政治、政府、新加坡的前景所提出的观点感到忧心如焚。

　　如果说这群年轻选民反映的是受过或正在接受大学教育的国民思想，是所谓具有自己思想的年轻人，在一定程度上这是正确的。他们在李资政这位政治元老面前直言不讳，这本身体现出他们发言之勇敢，而且他们大概也对自己的看法与信念抱有相当的信心了。这是令人鼓舞的。

　　然而，最令我忧虑的，是他们在对李资政提出驳论时逻辑背后所抱有的政治前提。新加坡建国初期对我们这群年轻人来说只能是历史课本里的内容摘要。毕竟，我们没有在动荡的家园里沉浮过，没有在自己国土上看到种族暴动、遭受恐怖袭击。可能就因为这样，我们无法和前辈反复强调的历史教训挂钩。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实实在在地生长在这么一个弹丸小岛上。我们人口之少、面积之小、天然资源之贫乏、区域关系之复杂，这些都是年轻一代，尤其是受高等教育、关心国事的年轻一代有目共睹的。或许，在他们眼里，这些我们永远无法摒除的恶劣生存条件都不足以作为维持当前实行的政治体系的借口或理由。或许，他们都认为一来新加坡国泰民安，搞一场政治试验，让反对党享有他们为曾赢得的政治优势好让选民更有选择，是无妨的；二来，新加坡拥有两党制或多党制本身足以提高人民的生活素质。

　　可悲的是，这样的看法说到底还是我们所谓具有自己思想的年轻人生搬硬套地引进西方自由主义后所取得的结果。

　　自由主义本身不是罪恶，但实行这种思想主义的国家必须具备一定的生存条件，国家才不会面临一蹶不振的厄运。英美法德都是具有庞大天然资源和人口的所谓自由主义国家。这样的资源、人口，就算国家某部落陷入动荡状态，还是会继续存在的。但新加坡两者皆无，国家一旦瓦解、我们一旦失足，最终只铸千古恨。菲律宾、印尼、秘鲁、阿根廷等都实行这般自由主义选举制度，最后人民还是叫苦连天，执政者中还是有不容忽视的贪污问题。

　　反过来说，中国完全没有类似制度，尽管人民还有不少问题，但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他们的社会问题没有前述几个国家棘手。

　　再看美英这两个所谓成功实行自由主义的强国。2003年布什总统、布莱尔首相派兵攻打伊拉克时，人民示威表示强烈不满，政府还是一意孤行地遣派士兵，一打仗就是数十个月，至今还是看不出一个了结。

自由主义不担保国家昌顺　　

　　毋庸讳言，自由主义对个人来说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思想体系，但它终究只是一个笼统的理想。它本身不能担保执政者会对选民负责，不能担保国家能永久昌顺。

　　没有一种治国方式或政治体系可以通用全球的。正因为我们的处境与自由主义发源地、成功实行自由主义政治体系的各国的处境大不相同，我们的政治前提也就必须随之而灵活修改。这就是当前与下一届政府所面临的一项挑战：年轻人是以个人利益的角度维护自己对自由主义的迷恋，而这样的利益考量根本无法给像新加坡一样的国家带来绝对安稳的前景。在个人利益与国家、社群利益面对正面冲突之前，执政者务必让我们的年轻人看到一个小国的宏观问题，并在不失国家利益的同时于二者之间取得平衡。

　　政治与治国不是儿戏，也没有一套不容更改的神谕或规则。令人心寒的是，与资政交谈的年轻人一来看不到更为宏观的社会问题与关键所在，二来也无法从自由主义的枷锁中逃脱出来。

　　自由主义不是治国、政治的唯一视角。它如同古希腊的城邦主义（republicanism），中国战国时代的法家、儒家思想，前苏联冷战期间的共产主义，当代中东部分国家盛行的政治化伊斯兰主义（political Islamism），都是思想家面对特殊条件下以解决特殊问题的思想体系。

　　在世界文明史的长河中，自由主义只是齐放百花中的一朵，这一点我们绝对不容忘却，亦不容忽视。

　　·作者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硕士，最近回国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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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沟、山脉，还有金字塔 ● 曾昭程

　　可能是为了迁就取镜的角度，我不应该感到讶异。我以为，节目在内阁资政李光耀与十位年轻人之间所设计的那段距离，使场面的互动平添一种对立的意味。

　　本来就是一场对话，朋友说，何必吹毛求疵？算我过分解读。但看完整个节目，再阅读报章上的对谈摘要，我无法甩脱先前的印象。那段很近的距离是一道难以逾越的代沟。它关涉理念的分歧，以及对现实认知的落差。言辞的交锋对我似乎产生了移情作用，我突然明白了人际的咫尺天涯。

　　“我为什么和你说话？”李资政在节目中说明，他参与那场对谈，是因为觉得有必要告诉参与者和与他们同一世代的年轻人，政治并不仅仅与投票相关。不难想象，参与录影的年轻人在决定上节目前，大概也都问了自己类似的问题。他们为什么愿意和李资政对话？也许有人认为受邀即是一份莫大的荣幸，毕竟能近距离和李资政交谈的机会非常难得。也许有人出于好奇才接受邀请。对于独立之后方才出世的年轻人，一位年过古稀的政治家究竟有什么话要说？而当我看到李资政吊诡地将对谈现场的格局逆转，开始像律师般地“盘问”其中一位参与者时，我心里在想：根本说不通，也永远不会讲到让李资政明白，他为什么还继续和李资政说下去？

　　结果一位年轻记者宝贵的主观感受，被李资政如瓦解供词似的诠释为一种渲染数字的失职。李资政后来说：“我是允许我的孙子向我顶嘴的，但我也会不时在他们越界的时候斥责他们。”

　　若将话语中的天伦秩序引申为对社会组织模式的期许，李资政1966年以总理身分对全国校长发表的演讲犹在耳际。在那篇题为《我们教育制度的新方向》（New Bearings in Our Education System）的讲词中，李资政提到一个类似军队编制的社会模式。他当时冀望学校全力打造一个由领导人班底、优秀执行官以及具备良好纪律和公民意识的群众所形成的“金字塔结构”（pyramidal structure）。

　　萦绕我心的问题是：一路走来四十年，我们的社会结构改变了吗？一个由执政党挑选的精英班底，继续拥有强大公务员团队的挺举，面对的是诉求开始质变的世代吗？踏入主张开放与包容的新世纪，如果在交谈时人的情感还是必须小心翼翼地用数字论证，如果意见还是无法被放在台面上当成相对平等的论述处理，人民唯一可期待的平等局面，好让处于高位的国家决策人重视民众主观感受的契机，也许就剩下大选了。唯有等到大选，人民才有机会抛开年龄、经验、身份、位阶等等参数，与候选人商讨心之所系的价值契约。

政治是争价值观重新分配　　

　　政治原本争取的就是价值观的重新分配，这其中也包括选民对“政治”这个概念的定义。然而，如果我（们）手上连一张票子都没有，我（们）如何与决策人进行有效沟通？长久下去，我（们）眼看自己竟然莫名其妙地帮助喂养权力的傲慢，还有什么可谈的？

　　诚然，失去投票机会可以归因于反对党放弃大部分选区，让执政党不战而胜。但此一解释略过整个选举机制背后的权力运作所造成的遗憾。此外，在选举之后根据胜负来判定国家建设工程的优先排序，这一做法只会加深某种差等的印象。

　　而饶有趣味的是，人才的培养与分流在岛国似乎总在教育体制中初显端倪。最近，总理李显龙出席了本地顶尖的高中学府莱佛士初级学院的开幕典礼。他在致词时以山脉的隐喻勾勒出教育生态的新愿景：山脉中有许多象征成功的山峰，供不同源流和教育性质的学子攀爬，莱初不过是其中一座。而他其实在讲词的开头里业已呼吁莱初为新加坡培养领袖的队伍。这多少曲折地再现了领袖对未来社会秩序结构的寄望。

　　每个学子固然都有山峰可爬，然莱初的那座肯定是任重道远的。学子只要怀着自知之明从山脉中选择可及的山峰，就无需忧虑发生推挤的情况。反正爬到最后山脉应该自会变成金字塔。到时每个人都会知晓自己的社会定位，跟着也就清楚：我们都要安分守己。各就各位以后，不就是过日子嘛。有些事还是要踏踏实实地做，有些事最好想都别想。

　　·作者是本地教育课程规划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