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想象一个点，这个点变成一个圈，这个圈变成一个滚动的球，越滚越大。
香港“巴士阿叔”从巴士上的小风波，变成了网上热点，再变成香港媒体争相炒作的新闻，还引来国际媒体如英国《卫报》、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到香港凑热闹。
外国媒体探讨的角度不一定有社会道德包袱，而是从香港人“大声讲电话”的生活模式切入。
浏览这则短片的网民也不一定有道德观念，和看周星驰电影一样，徒个娱乐和发泄。
正当影像创作以营造“真实感”为基本功，真人真事的录像却以戏剧感招揽观众。感官操劳过度的观众已经麻木，栩栩如生vs有血有肉，那条脆弱的界线，who bothers。
事件场景是香港的巴士68X旺角往元朗路线，时间是4月27日深夜11时。51岁的中年怒汉陈亿东在巴士上大声讲电话，坐在他后面的23岁何锐熙拍他的肩膀要他小声点，却引来辱骂。陈亿东多次“问候”何锐熙的母亲，还爆了一句被港人捧为经典的“你有压力，我有压力，你做乜挑衅我呀？”。
目睹整个过程的21岁方颖恆用手机拍下来，并在朋友的怂恿下把短片放上网。
短片被上载到自拍网站YouTube，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吸引了逾两百万浏览人次。一个月后浏览人次已超过700万。
香港媒体把巴士上的三名主角找出来做了专访。被外国媒体冠上“暴躁男”(Grumpy man)的“巴士阿叔”原来在比利时坐过牢，曾参选特首，长期失业每月靠少于400新元的救济金度日。事件发生当晚，他有自杀念头，正在和社工讲电话减压。
而“四眼仔”何锐熙本来是事件的发球人，因为是他主动拍阿叔肩头。谁知道timing不对，挑起阿叔聚积多年的怒火，一下子借他宣泄。阿叔“杀气腾腾”的气势反客为主，使“四眼仔”从发球人变成了被人踢的球。这个球一直被踢上网络，踢上报章杂志。
方颖恆是事件的局外人，却是事件第一个受益人。他卖出“巴士阿叔PartII”片段，赚了港币3000元。事件发生后，他只觉得对“四眼仔”感到抱歉，造成他的不便。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对自己容许朋友把短片放上网的举动做太多的反省，倒是首次在网上发表自拍的短片便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令他自信大增，蠢蠢欲动地要把握当中的商机。
人们在讨论这起事件时，争议点很多。谁是事件的弱者？谁是英雄？这起事件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心态？公共场合大声讲电话难道不是制造噪音，侵害公众安宁？
把讨论范围拉开，收看短片，并帮忙传播，和讨论这起事件的大众又是什么心态？没有参与其中的你我，凭什么说“四眼仔”是弱者？躲在一旁把别人的难堪拍下来，放上网，还卖钱，值得吹捧吗？只要够凶恶、声音够大就是道理？粗口够流畅就是英雄？
电影《晚安，祝你好运》的导演兼编剧兼演员乔治·克隆尼受访时说，现在资讯过于破碎而片面，无法在根本上提供足够的内涵来改变或撼动人们原有的价值体系。“结果是，我们永远只有一个开始最原初的观点，缺乏对一般事实的掌握，在思想上停滞不前。”
这个世界将会越来越ridiculous。随着人人都可以上网“爆料”，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15分钟的“明星”，缺乏辨别是非，内省自制能力的妖兽都市已经在网络上开疆辟地。
那位被巴士阿叔“问候”的母亲受访时说发生这起事件，“最大的损失是失去自由”。
如果你把《巴士阿叔》当成电影短片一样欣赏。看完后发表完“影评”，便不当一回事。希望你没有机会成为那个被踢来踢去的球。当我们把自己的快感建立在他人的脆弱上，我们随时变成那只妖兽，见血方休。
● 赵琬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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