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伟宁
言论版在5月16日刊登了潘国驹教授的《本地教材应注重东方传统文化》一文，我想提出两点补充。
潘教授在文中指出，我国教育制度以务实为标准，依据此标准，“除华文的教科书以外，理工科目的教科书几乎没有内容是有关于东方传统文化的智慧的。”潘教授接着提出中国文化在数学、技术与企业管理三方面的贡献，呼吁教育部与教科书编审专家注意教材在这方面的不足。
事实上，也正由于潘教授所说的“务实”标准，我们在文理科中接触到的文科知识往往都是因为这类知识对我国而言有实际用途，才被编入教材的。
我们学习牛顿的三大定律或凯尔文的凯氏绝对温度(Kelvin absolute temperature)，都不是为了理解西方文明史或科学史的演变为主要原因，而是为了理解现代科学的一般前提或基本视角。
以这样的角度从事教育工作，难免就导致编审教材的过程中抱有一定的取舍态度。理解中国文明史中的科学技术固然重要，但纵使我们理解蔡伦的造纸功绩、詹天佑的铁路工程造诣，这还是不会为我国学生在科学领域中的实用智能这一方面提供多大的帮助。
更需要理解中国的政经史
潘教授也提到我国目前强调进军中国市场的重要经济策略。如果借此作为我们应当理解中国文化的务实理由，我们在注重中国科学史之前更需要理解的是中国的战争史、政治史、经济史。因为人们往往是以自己社会中的战争、政治与经济变迁作为自身与社会定义的重要基石，而不是科学领域的发展与演变。
而进军与理解中国市场的前提自然是理解中国的社会组织，如中国消费者的心态，中国政府的政策与政治景象。如果要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我们往往就必须先了解中国的战争史和其政治经济领域的进程，并须下一定的功夫。
值得我们担心的，其实是我国学生的语文问题。潘教授认为我们在语文和人文科目的课堂中应当多谈一些与中国文化有关的课题。这样的建议固然可嘉，但我认为以目前的学生华文水平而言，能够吸收多少中国文化是令人怀疑的。
我国华族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多年来早已面临西风东渐的老问题，华文华语沟通能力早已处在江河日下、日趋恶化的惨状。数年来关心此问题的读者都提出了许多意见，但至今华文问题仍旧令人关注。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果同时想认识中国与其近代变迁，找寻答案的第一来源相信就是英美或西欧的相关著作。事实上，这些作者对中国的诠释与理解往往延伸自他们特殊的现代或后现代的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视角与随之的特殊逻辑与政治、伦理前提。
单边角度造成误解与悲剧
从西方文明数百年的演变而言，西方学者作家秉持这样的社会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是无可厚非的，但透过这样的视角研究非西方文明的社会人文心态，常会带来严重的误解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冲突。
英美政府正因为一味秉持这样的视角设法理解中东，单边主义的，不愿意从中东文明史与伊斯兰教演变的双重角度去理解，才造成了近年代的诸多误会和悲剧。
尽管中国当今也在多方面向西方学习，但五千年特殊的文明史和中西方前两百余年的冲突在许多方面对中国人的思想、逻辑和怀有的政治、伦理前提而言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尽管近几年来美国学术界开始出现比较中立的研究书作，但它们一来还算少数，二来几乎全部由中国旅美的学者执笔。
新加坡至今还有一定的华文教学能力，但如果不着力提升我们的华文华语水平，我们就算在英语环境中学习更多有关所谓的“中国文化”，这恐怕将会加深我们对中国文化与文明的误解，因而走上英美记者、专家、学者误入的歧途。在从中国人视角研究中国这一方面，台湾香港就占了重要优势。我们千万不能本末倒置，不去学好中国的语言，而只认定英美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诠释为主要的渠道。
中国人的逻辑思维与西欧北美人之间仍有着巨大的差异。况且，中国至今仍在崛起当中，所以相信中国人会抱着一定的民族自豪感，他们不会在和西方沟通与交易时面临太大效仿英美的压力。
中西文明的走向尽管不至于分道扬镳，但二者的发展走向仍旧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我们必须在追求理解中国文化这一重要目标的同时，强调理解中国的社会与文明——如中国的战争、政治、经济进程。
再者，如果我们要得到一个较准确的诠释视角，或至少算是另一种诠释视角，我们务必听一听中国人诉说自己的故事。而如果我们一再认定进军中国市场的重要，另一方面却又不注重自己的华语文水平，这种策略只是管窥蠡测，得到的认识是南辕北辙。
·作者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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