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不富的感觉

　　你和我，谁更富？只要你我衣食无忧，这一问题应该不是十分重要。我们许多人都试图让它无足轻重。但是，有时候这样的攀比会折磨我们。

　　在全球化的时代，一些地方经济增长迅速，另一些地方停滞不前，而电视和互联网让我们看到别人如何生活，这样的攀比成为世界经济中日益重要的因素。

　　已故社会心理学家列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曾说，尽管我们对成功的攀比充满道德疑虑，但是这仍然构成一个基本的、而且是无法抑制的人性驱动力。这一驱动力存在于每个社会以及所有的社会群体之中。

攀比心理会影响社会与经济　　

　　费斯廷格说，对于任何有关成功的衡量，无论是财富、能力或者仅仅是个人魅力，人们都趋向于同日常所见以及处于类似水平的人进行比较。对于远远更为成功或不成功的人，我们不太理会。我们认为他们与我们相差甚远，所以也就无所谓了。

　　哈佛大学教授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的最新力作《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一书详细列举了由这种比较所产生的感觉对于社会和谐与经济成功意味着什么。

　　弗里德曼说，如果富人看起来属于不同的种族群体，那么，攀比财富对于社会而言更加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攀比被政治化了，从而引发社会冲突进而降低经济上的成功。

　　例如，根据弗里德曼的观点，韩国几十年来令人惊讶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该国种族单一，从而降低了对他人的相对进步的嫉恨。相反，斯里兰卡40年前的生活水平与韩国不相上下，但是，其淡米尔少数民族认为占人口多数的僧伽罗人阻碍了他们的机遇和进步，因此，该国的经济发展受到制约。随之而来的种族暴力使得如今该国的实际人均收入仅相当于韩国的五分之一。

　　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斯曼（Albert Hirschman）曾经将具有多种独特群体的社会与无法更换车道的多车道高速公路相比：

　　如果交通堵塞几个小时，无人可以前行，我们一般会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如果另一条车道开始移动，每个人都会为情况终于改变而兴奋。即使我们自己依旧无法前行，我们都会谅解那些走在前面的人，而且想像自己不久也会向前走。但是，另一车道持续通行了而我们却仍然无法前进，兴奋感最终就会被烦躁和愤怒所取代。

　　开始高速发展的经济体也是同样道理。无论如何定义，人们必须感觉到他们所属的社会群体最终都会受益。

　　弗里德曼著作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在衡量其自身的成功时，人们作出的两种比较极为重要，也就是：一、同自己（或者自己的家庭）过去的经历的比较，以及，二、同身边的其他人的比较。

经济增长也可能使人焦虑　

　　当经济衰退，人们不再看到自身有所进步时，第一种比较就变得更重要，而且数以百万计的人均是如此。

　　但是，当经济衰退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各有不相同时，特别是一些群体被认为（无论正确与否）比其他人更为出色时，第二种比较的重要性就随之提高。考虑一下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反犹主义的横行就可以知道了，其中一些最终演变成种族灭绝。

　　当然，那是极端的例子，而且弗里德曼并没有说明经济增长率下降一定会导致社会动乱。实际上，许多历史时期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负增长都并未出现如何不同寻常的社会问题。

　　历史力量是复杂的。它们往往并不听命于简单的经济理论。弗里德曼指出社会性的攀比如果不导致冲突，也会驱动人类的焦虑，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当经济增长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在世界上某些地方，提高的期望值如果不能得到满足，就会使得弗里德曼所描述的影响变得异常强烈。

　　例如，世界都在谈论中国的“经济奇迹”，当今有许多中国人为了实现由此产生的期望值——加上看到身边的人暴富——而感受到巨大心理压力，而且，他们对于自己的个人成功也深表焦躁。

　　由于像中国这类新兴经济体持续增长和发展，人们会更多地拿自己跟他们国内大城市的富裕者做比较。而这些新兴国家的成功者则越来越多地爱跟被认为更成功的其他国家的人攀比。

　　如果费斯廷格和弗里德曼所言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几乎无能为力，因为攀比是人性使然。但是，无论这些攀比是出现在经济增长或经济衰退的地方，由此产生的焦虑无疑是动乱和不稳定的潜在隐患。所以，问题是可不可以做一些事情来把这一风险降到最低。

　　显而易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步伐应当适度，既不过高以致于将来崩溃，也不过低以致于削弱公众朝向更好生活的实质进展的感受。这样可以保证社会和政治稳定，进而有利于更进一步的增长。

　　但是，可能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必须相信，他们生活在一个允许他们改换车道、在道路畅通以后可以加快前进的社会之中。

● 罗伯特·席勒　　·作者Robert J. Shiller是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宏观证券研究有限责任公司主任、《非理性繁荣》以及《金融新秩序：21世纪的风险》的作者。
● 译者：赵征
文章原题：Feeling Rich。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