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了言论版上11月1日方宗的文章《如今的粉丝还能吃吗？》，有一些不同看法，希望借贵报一角与方先生商榷。
方先生对一些华文新词不表认同，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在国外生活了十几年，与中国国内的通俗文化间有了隔阂。这个问题连一些文化精英也不能幸免。
李敖不久前在复旦大学的演讲时，便大模大样地教导复旦学子说：“在宋朝你称呼一个女孩子叫她小姐，她就给你一个嘴巴子，因为宋朝的妓女叫小姐，可是现在这两个字变好了。”
其实，任何一个在中国大陆生活过几年的人都知道，小姐一词并没有变好，仍有浓厚的妓女的含义。如果某小报打出新闻“李敖饭后找小姐”，每一个中国人都会理解成李敖召妓，只有李敖自已误以为是找淑女谈正事。
所以，在中国的饭店，见到服务小姐，仍要称服务员；在街上向陌生女子问路，应称呼对方为大姐、女士等等。
小姐一词只能用于比较正式，严肃的场合，比如外交会谈、学术会议，因为这些场合用小姐一词不会产生歧义。李敖自称白话文水平五百年第一，却没有真正在当代大陆民间生活过，对这个极普通的词也拿捏不准，闹出一个笑话。
“同志”出现62.5万次
方先生例举的几个词，在中国大陆已经广为流行。在笔者印象中，“同志”一词在十年前就已经是同性恋的代名词了，在中国第一搜索引擎上百度一下，同性恋同志这个词组，结果是62.5万。干部同志这个词组的搜索结果居然只有2.1万，相差三十几倍！
与小姐一词待遇相似，同志一词仍适用于政府文宣、官方会议，但在日常生活中，就要谨慎应用了。
“粉丝”、“血拼”这些词，都是从英文Fans、Shopping直译而来，虽是音译，本身却非常形象生动。粉丝这种半透明的食品色味全无，遇水就变软呼呼一大团，但是加上配料烹煮一番，却也美味可口，用这个词形容那些人山人海、随风而倒的歌迷影迷，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了。
至于血拼，在华文口语中血字本来就有类似用法，比如说让某人出一点血，就是让某人出些钱，可惜某些官方的汉语词典从不收录这类鲜活的大众用语。
当然，笔者这些解释是否合理，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最关键的一点，不在于这些解释是出自笔者，还是出自鲁迅、巴金的金口，而是这些新词已经被大众所接受，并广泛应用了。
语言是信息交流的工具，所以，最重要的是交流的双方是否理解接受。除了意义的正确外，还要求生动形象，吸引听众或读者的注意力。比如方先生所举的“建设环球都会”这个例子，毫无疑问，此处用建设一词显得官冕堂皇，又有些老调，不是笔者这种小百姓喜闻乐见的。
营造一词不错，也有点商业气息，但打造这个词可以联想到打拼创造，用词更生动，吸引人。新加坡总理演说中使用这类官方不常用的民间用语，显得与民众更亲近一分，何乐而不为？
设想如果所有政府的华文用词从此都用打造代替建设，那么再过三十年，也许打造一词会给人老气横秋，暮气沉沉之感，建设一词重新显得新鲜生动，活力四射，这也未尝不可能。但这样的变化，完全取决于社会大众对这些词汇的心理感觉，不是个别精英所能强制规定的。
电视台主持人喜用粉丝、血拼这些词，其出发点与总理文告一样，让自已的语言有点新意，吸引听众。只要词意是准确的，这类做法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商业角度，都是合理的。
文字要保持鲜活与实用
笔者不能理解的是有些人总要将语言看成一种神圣的宗教符号，凡人大众无权变更，必须听从一小批精英的指导。其实语言是一种最具民主性社会工具，除了少数专业科学名词，绝大多数的生活类词语，其确切含意只能由大众约定成俗。
文化精英可以创造新词，但最终取决于大众是否接受，而大众所创造的新词，文化精英们基本上要照单全收，没有拒绝的权力。1980年代，当笔者还在读大学时，有一位散文名家发表一篇评论，对“彩电”一词大发牢骚，认为这是对华文的损害，应该用全称“彩色电视”。现在回想，这位作家的话还有权威性吗？
另外还有一种不理性的排外情绪，不愿见到华文吸收外来词汇，美其名曰“纯洁化”母语。但是，一些外语词汇，如果不专门引进或创造一个对应的华文词汇，是无法正确简洁地表达的。
比如方先生所举的愿景一词，对应了英文中的vision的一个含义，即对某些事物未来发展的构想。英文中的vision的这个含义极常用，企业介绍，政府文宣，随处可见，google一下corporate vision，出来的结果高达3100万。但是，在华文中，不用愿景一词，又有什么词是可以简洁地译出这个常用词的准确意味？没有对应的华文词汇，无疑会增加文化与经济交流的难度。
其实正是外来语，构成了现代汉语发展成熟的强大动力，我们今天所用一大批最普通的词汇，在四书五经二十四史中都找不到，比如：经济、机械、保险、社会、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数不胜数，全部是外来语，而且还不是第一手的，是日本人先从西方引进了这些概念与词汇，华文再从日本引进的二手货，包括方先生念念不舍的“同志”一词，也是从日本进口。
如果不引进上述这一大批外来新词，我们那些以四书五经为骨干的华文体系，几乎不可能完整地阐述、表达、传播现代社会的经济、法律、道德、新文化理念，甚至无法与外部世界进行最普通的商业交往。
由于中国传统文字难以承载现代文化，当年钱玄同等一大批中国文化精英公然提出“非废除汉字无以救中国”，方先生所推崇的鲁迅先生，以及当代文豪巴金等人，都主张最激进的方案，将汉字完全拼音化。
幸好爷爷们并不保守
如果汉字真的拼音化了，不知那些要维护华文纯洁性的人是喜还是怒？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方先生的烦恼消失了，因为粉丝，血拼这些外来词，都可以直接以拉丁字母进入华文拼音文字，不会发生歧义了。
想像一下，八十多年前，当我与方先生的爷爷一辈接触到这些新词时，爷爷们受到的刺激比方先生还要大得多，数以千计的新词怪词涌进日常生活，令人仓惶失措，无所适从。但是值得庆幸的是爷爷们终于接受并使用了这些五花八门的新词，从而使中国文化从近代的封闭保守艰难地走向现代开放。
事实上，这些当年标新立异的外来怪词，迅速成为华人日常工作生活中最普通的词汇，绝大多数华人甚至不知道如此众多基本词汇全是外来词。而这些只有几十年生命的新词，比故纸堆中那些之乎者也活了几千年的老词，要鲜活、实用得多。
作为一种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也是全世界最多人使用的语言，华文无疑是一种伟大的语言，凝聚了数千年的文化精华。但是，任何一种伟大的语言，都应该以宽容的胸怀推动内部创新，以开放的姿态迎接外部交流，从而满足现代社会经济文化高速发展的需要。
● 林晓东 ·作者来自中国，在本地从事电子网络服务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