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以前的NKF官司历史：1997年，NKF保险顾问王良艺和同事聊天，说NKF花钱挥霍，杜莱出国都坐头等舱，结果马上被杜莱起诉，以赔钱告终。1998年，商人辛加拉维鲁在NKF的呼吁捐款信背后写了一句：如果杜莱出国不坐头等舱，我们就可以不需要捐那么多钱了。结果被杜莱起诉，赔款22000元，并花10000元在报纸上登载道歉启示。1999年，辛加拉维鲁移民定居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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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新加坡的法律，之前被杜莱以诽谤名誉起诉而需负上大笔金钱的人士，是否能够翻案？
2. 如果，前NKF管理层和前董事被证明是管理不当/舞弊案的既得利益者
（注：证明其犯罪意图是一个关键.），能不能够把钱追回来，包括冻结它的海内外的财产。毕竟，NKF 新管理层一直嚷嚷着，若以十年为基础，钱不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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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事后仅仅证明此次NKF风波乃管理不当，而无人须负刑事罪的责任，那么，那些善心人士的捐款，最后却有一定百分比的数额被花在高花红，高离职奖金，高福利，而且是在捐款人不知情的情况下， 谁该负责？毕竟，NKF被社会认为是一个非营利慈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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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揭秘:当年指杜莱挥霍遭起诉诽谤,王良业不准备讨回赔偿金
● 陈锦柏
当年被指诽谤NKF前执行理事长杜莱而作出赔偿及登报道歉的保险服务顾问，如今并不准备起诉杜莱，取回当时他付出的赔偿金。他表示，公道自在人心，法律自然会处置犯错的人。
王良业（56岁，前译王良艺）因为在1997年声称NKF挥霍公众捐款，并称杜莱出国公干都是乘搭头等舱机位，结果遭杜莱和NKF旧执行理事会五名理事起诉。他后来向对方道歉，除了支付诉讼费，也赔偿6名起诉人名誉损失。
王良业昨晚接受本报访问时透露他当时为什么会说出这番话。他说，他在1995年为NKF活动进行筹款时，感到非常吃力。因为那时，他就已听到有人以嘲笑的语气说，NKF总裁出国坐头等舱机位，以及任意挥霍公众捐赠的义款。过不久，他选择脱离这个义务服务了近10年的组织。
1997年4月，他在一个场合遇见当时NKF负责财务的理事会成员林佳和（前译林桂和），便私下让对方知道为什么他们在筹款时碰到很多困难，特别是找不到赞助商愿意支持，可能就是坊间许多对NKF及杜莱不利的蜚言流语。他当时是一片好意，转达意见，并非无中生有，或蓄意制造事端。
王良业说：“哪里知道，这番逆耳忠言却惹来一场诽谤官司，让我被人指责。有人骂我大嘴巴才惹祸上身，也有人用粗话侮辱我。”
“我当时的确是没有任何具体的证据，也找不到有人出来作证。我也不是个手头很宽裕的人，可以拿一大笔钱与一个大机构打官司。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哑子吃黄连，只好掏腰包庭外和解，也公开道歉。”
“如今真相大白，这个真相来得还真迟，整整7年，多少人误会我，说我活该。现在，我接到很多朋友的电话，赞扬我当时有勇气揭弊，律师界的朋友甚至鼓励我向杜莱等人讨回那笔赔偿金。”
但王良业笑着回应说：“得饶人处且饶人。我不想在一个人最落难及无助的时候，还落井下石。当然，如果杜莱的确触犯了法律，自然会受到制裁。这是别无选择的。”
“但作为他的老朋友，我还是衷心地希望他能勇于承担所犯的错误，顺利度过这次的危机。”
王良业也透露，杜莱是他的老朋友，他们同在新加坡大学求学时认识，杜莱还是他的学长。他念社会科学系，而杜莱修读法律系。
王良业于1985年加入NKF当义工时，杜莱当时担任名誉秘书。基于朋友的关系，他参与该组织的义务工作，积极协助筹备活动，为NKF筹款。
1992年他获颁卓越义工奖，由已故前总统黄金辉颁发。当时在台上表扬他的正是杜莱。
不过，五年后，杜莱却告他诽谤。一个一心一意，多年来一直默默为该组织效劳的人，会去蓄意诽谤它吗？王良业回忆道，当年他接到律师信，整个人都愣住了。
至于他当年给了多少赔偿？当时庭外和解时，双方都同意不泄漏数额，基于受到法律约束，他表示不便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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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莱叫艺人上台哭
● 洪艺菁 林慧慧 洪铭铧
电视筹款节目是NKF过去的“招牌筹款方式”，曾为NKF筹得巨额善款，NKF前执行理事长杜莱“功不可没”。
一些曾参与电视筹款节目的工作人员向本报记者揭露了NKF电视筹款节目背后不为人知的内情。为了不影响饭碗，受访者都要求不具名。
受访者透露，杜莱在演出前会亲自到电视台指挥，说明要达到的效果等，甚至在演出过程中指示艺人上台哭，以制造感人画面。他说：“杜莱会叫艺人整场演出不可以笑，最好是愁眉苦脸。如果艺人彩排时说说笑笑，还会被杜莱骂。”
据了解，杜莱常会在NKF高层职员陪同下出席彩排，若发现艺人台词不够感人，他的助理还会强制改台词。
曾和杜莱合作主办电视筹款节目的一些工作人员都记得他这句名言：“你们是演员，应该懂得演戏！”
当节目快结束，电话通数仍无法达到目标时，杜莱还会指示一些较受欢迎的艺人上台哭泣，哀求观众打电话。
对“吸金艺人”宠爱有加
为了达到筹款目标，NKF筹款节目不惜延长时间，使出“拖”字诀，叫艺人轮流上台呼吁观众打电话。电视台撰稿员也会教艺人讲哪些台词，来呼吁更多人捐款。
以退为进，也是呼吁观众“多打一通电话”的方法之一。电话通数距离原先目标太远时，撰稿员就会告诉主持人和艺人，暂时先设个较低的目标。她说：“如果原先目标是20万通，我们就会告诉观众说‘不然我们先朝10万通目标迈进’。达到了，我们再把要求提高一点点，要求大家再多打一通电话，使它增加到11万通，依此类推。”
据了解，杜莱对“吸金艺人”宠爱有加，筹得越多款项的艺人，从他那里获得的物质奖励就越多。由于NKF是“大客户”，杜莱也会指定要哪些艺人表演，一些名气较弱的艺人为了博出位，就会去讨好他。工作人员说：“不过杜莱很现实的，那些筹款表现不好的，他理都不理。”
杜莱永远不满足
然而NKF筹款节目越成功，幕后工作人员就越发愁。因为杜莱野心会越来越大，每年都把筹款电话通数目标调高。
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本报：“每当电话通数接近目标，我们会希望到此为止，不要再增加太多了。因为如果表现太好，杜莱明年就会要求得更高。例如今年的目标是5万通，如果达到7万通，明年他就会告诉你，他的新目标是9万通。但我们都知道，电话通数是不可能无限制增加的，他却永远不满足。”
她指出，杜莱对幕后工作人员态度霸道，好些电视台工作人员都对他回避三分。曾和杜莱合作的工作人员也往往会对NKF反感，不愿捐钱给NKF。
她说：“虽然其他慈善机构也有办电视筹款节目，但是NKF却显得财大气粗，动不动就写信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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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人「肺腑之言」是台词
● 洪艺菁 林慧慧 洪铭铧
许多人在观看筹款节目时，都对艺人的“真情流露”非常感动，觉得自己若不拿起电话捐款，太对不起他们。
曾参与电视筹款节目制作的幕后工作者对本报揭露，艺人的“肺腑之言”往往是撰稿员事先写的台词，艺人经过多场彩排，确保在节目中表现逼真。
一名新传媒前员工接受本报访问时说：“我们会根据不同艺人的性格，策划不同的台词，让他们在适当时间出场。那些较红的艺人，或过去能够吸引更多捐款的艺人，就会有更多出镜机会。”
太过造作反而会引起观众反感。工作人员除了提醒那些看似背稿的艺人多投入感情，也会叫那些泪水泛滥的艺人收敛，以免影响观众对艺人的信任。
她说：“如果你的情绪和观众的情绪无法搭配，人家就会感觉你很假，反而无法吸引观众打电话捐款。”
节目内容的编排和节奏也非常讲究，以达到最有效的筹款结果。
一名节目策划员说：“最能吸引观众捐款的，往往是惊险动作。不过观众在看惊险节目时，会忘记打电话。所以惊险表演后，我们会让主持人访问表演艺人，请艺人分享心情或和艺人闲聊等。一些观众认为这很闷，其实这是刻意安排的，为的是让公众有个喘气的时间，拿起电话捐款。”
她透露，节目进广告前，都会播出病人的感人片段，也是为了让观众趁广告播映的“闲暇时间”打电话捐款。
在录制病人故事的过程中，为了等拍病人落泪以感动观众的镜头，摄影队伍可等上4、5个小时。一些制作队伍也会在正式拍摄前和病人碰面两三次，以了解哪些课题会特别触及病人伤心处，访问时就专挑这些课题来谈。
不过，参与这类筹款节目的工作人员不认为自己是在刻意欺骗观众。
一名撰稿员说：“现代人生活忙碌，不容易被感动。如果节目平凡无奇，或是做得和一般综艺节目一样，是无法打动观众的心。你不能骗人，但也不能做得太平静。”她认为，节目制作人最终必须为自己设个底线，在吸引和感动观众的同时，确保不过度煽情，也不超出道德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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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人筹款酬劳究竟多少
曹启泰有额外分红？
本报尝试联络曾经担任NKF“阳光大使”多年的台湾主持人曹启泰，电话接通他人在杭州的经理人刘毓玺，记者表明来意，说坊间有传言指过去的电视演出如果筹款额超过一定的目标，参与演出的艺人除了原先协议的演出酬劳，还可得到额外分红作为奖励。刘毓玺说：“NKF的演出都是我接的，我没有听说这种传言，你从哪里听来的？你没有证据，就这样打来问我，我需要这样配合你吗？”
记者说，下笔之前先跟当事人查证，难道不是负责任的做法吗？
不料，刘毓玺越说越激动，最后说：“以后关于这类问题你都不必再打来找我了。你不要乱写哦！不然我就告你！”
曹启泰过去力挺NKF态度明显，在台上呼吁公众捐款尤其落力。本报过去曾批评NKF义演中个别“苦肉计”项目效果太残暴，令人不忍卒睹，曹启泰就在下一场演出回应说：“慈善节目是不可以批评的。”
有传言指他每年主持三场NKF电视义演，都收6万元酬劳，这样的主持费在本地来说是偏高的。
朱咪咪
对NKF很不满
NKF每年中元节办慈善喊标，传每个外地艺人每晚的喊标酬劳达1000美元（1700新元），在香港发展的本地艺人朱咪咪也曾为NKF喊标，她说酬劳没那么高，大约是每晚1000新元左右。
她透露曾替NKF接洽香港艺人来新喊标，当时她以为NKF真的没有预算，就说服她所接洽的艺人朋友来新时坐经济舱。不料后来NKF换人接洽香港艺人，却让他们坐商务舱，让朱咪咪无法对她的艺人交代而很不满。
杜莱爱搞煽情
对艺人“大小眼”
记者尝试联络新传媒艺人，一些艺人要求匿名才肯说话。多数艺人不满杜莱爱在节目里搞煽情及对艺人“大小眼”。
某女艺人说，杜莱曾当着众参与演出者的面前说：“你们都是演员，不必我教你们哭吧？”意思是要艺人们多用苦肉计表演，吸引观众打捐款热线，女艺人听了这番话，反感至极。
某男艺人说，杜莱对红牌与非红牌艺人态度不同，明显“大小眼”，他就曾目睹杜莱某次打包食物到后台，不过却只叫几个他偏爱的红牌艺人去品尝，让在场彩排的其他艺人登时愣住，觉得“那我们算什么？”
也有艺人说，同在演出或彩排中受伤的艺人，待遇可能大不同。据说某阿姐表演时闪到腰，马上受到杜莱关心慰问，可是另两个后起之秀与性格艺人虽然受伤入院，却没见杜莱亲身探访。
其实杜莱这种态度，本报早在2001年已报道过。那年的《群星照亮千万心》节目打破筹款记录，杜莱在庆功宴上多次感谢参与表演的国外艺人，却对在场的本地艺人陈洁仪、蔡健雅、郭妃丽、黄湘怡四人只字不提，让她们下不了台。
巫启贤只有机票膳宿
某男艺人说，以前NKF在外地名声很好，现在闹出这么大的风波，外地的朋友也嘲笑，使他心情复杂。他认为，杜莱有功也有过，不过现阶段大家都把他当过街老鼠，谁也不敢帮他讲话。
另一男艺人说，艺人是被动的，也是在无知的情况下被公司委托参与筹款演出。他对于事件东窗事发感到高兴，毕竟真相大白。
曾经参与NKF演出的巫启贤说，他当时只接受机票与膳宿接待，连零用钱也没拿，不过其他艺人他不清楚。
他说，艺人放弃在外地的工作来新参与演出，不管有没有收取酬劳，都是回馈社会，最重要的是慈善演出的财务要透明化。他最近参与新加坡心脏基金的《心手相连》，当晚的筹款额比300万元目标少了100万，他认为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信心已受到打击，当务之急是如何挽救信心，而不是去对付杜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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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KF 和大选
● 李慧玲
现在大家还会打赌大选将在一月举行吗？街头巷尾，网上网下，认识的不认识的人，碰头的话题都会扯上NKF，有的义愤填膺，有的故意调侃。反对党沉默得出奇，好像是在储存杜莱借给他们的炮弹，伺机而袭。
如果明年一月就举行大选，行动党政府的胜算如何？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基层的情绪很不好。
岛国的民众骂到乱。我问一位居住在岛国的台湾朋友怎么看NKF事件时，他坦言自己并不特别关注，因为这样的弊案台湾不少，NKF并不让他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
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生活经历，会形成看问题的不同角度。在岛国，这次事情“真大条”。岛国的民众对腐败弊案无法习以为常，或者说，大家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太平盛世里，民众没有感受过腐败这么“大规模”而明目张胆地在他们眼前发生。而这也是岛国的特点——不一定是社会上不存在隐藏的腐败，但大家心里那把尺确很清楚，腐败不能成为社会的常态。
也因此，尽管在KPMG进行独立调查期间，坊间有人窃窃私语，认为即便调查了政府也不会公布整个结果，事实是：不管KPMG的报告有多尖锐，政府宁可来一次“大揭秘”，公开处理事件。虽然卫生部长数次提醒NKF是个民间机构，跟它“划清界线”，行动党政府应该也知道最终自己得为“大揭秘”付出政治代价。
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行动党政府知道什么根基动摇不得，付出代价也得做，只盼望真能“痛痛快快”——痛但很快，把问题解决掉，把伤口抚平。
但是，伤口会怎样被抚平？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这次事件呢？数十年来，执政党一再阐明小岛国成功的要素是拥有强而有力的政府，是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而这样的论述，前提自然是政府总是对的，判断是对的，效率是高的，因此值得信任，良好的经验和“记录”为证。但是，40年过去，社会发展到不同阶段，民众的经验原本也在开始发生变化，再发生一些这样震撼人心的事件，让民众直接感觉到政府也有导致严重后果的疏漏，这对于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KPMG的调查报告，其实不是今年唯一受到关注，披露政府疏失的独立调查报告。几个月前，尼诰大道坍塌案件的独立委员会调查报告，查明坍塌的技术问题，但是报告中披露的人为疏忽，其实也指向管理的政府部门。只不过尼诰大道看来只是让大部分人惊吓一场，实际造成四人的丧命，有关人员被起诉定罪后，大家也就吸取教训完事。
NKF事件不同。数年来问题的累积，大众传播媒介扩大的影响让更多民众成为NKF慈善工程的直接参与者，使到岛国的民众发肤无损，但感情上严重受创。因此政府没有及早制止、监管上职责分工出现混乱、有人知而不尽言，加上政治人物之前对NKF的维护加深了民众对NKF的误信等等，种种原因交织在一起，在民众看来自然是政府难辞其咎。与此同时，许多民众也才猛然发现，“很厉害”的政府其实也会出纰漏，政治精英也有不英明的时候。
民众不会因为这次事件突然对政府完全失去信心，但是日后对于许多政策、做法，存有更多怀疑却是有可能的。因为大家学习到的一点是：政府不是百无一失的。权威，可以被质疑，也需要被质疑。
这对岛国不一定是件坏事。如果民众能够学习理性地质疑，其实是岛国社会发展的进步。不过，这当然也需要另一方——政府意识到这个改变。除了维持它的高效率、果断与诚意之外，执政40多年后处理与民众的关系，岛国需要执政精英和它的公务员少一些自恃过高，时时有更多的谦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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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英国经验，重振慈善事业
● 张征
去年底，新加坡媒体的焦聚还凝固在一份报告、一个慈善机构和一个人身上。连续数个星期，KPMG的审计报告、旧NKF和其主管杜莱频频见诸报端电台，有些铺天盖地，有些年终的惶惶，有些理性的动摇和莫名的不安。圣诞节当天，读到早报庄永康先生《圣诞老人，请给我们诚信》一文，更感慨新加坡人的用心良苦。
NKF事件所带来的是新加坡慈善业的危机。危难过后，就是机遇。在反思期，各抒己见，群策群力，不仅对于新的NKF益处良多，对本地慈善事业的长久发展也有积极深远的作用。
重要的是，在黎明前的昏黑中，不能忘记希望、信念和慈善是相辅相成的，璀璨的光明就在不远的前方。NKF事件可在狮城引起如此轩然大波，本身就体现了新加坡人对于腐败丑闻的零忍耐度。媒体的勇气和正义，反映了新加坡社会的文明素质，和国家政府的仁政法治。这些，都是慈善的根基和温床。
建立乐善好施的精神
而从古到今，做善事从来就不易。如毛泽东所言，更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而不做坏事。杜莱当年放弃做律师的高薪，投身慈善事业，十多年来也做出不少贡献，但NKF本可以使更多病患者得到福音。抛开性格缺陷和管理作风不说，杜莱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他把施利的慈善事业当成了牟利的商业，把有心的慈善机构做成了机械的企业，而且是一个浪费严重、效率低落、不顾利益相关者的私人企业。
一个现代有效的慈善机构究竟要如何运作？NKF如何能凤凰涅磐，浴火重生？
旧的NKF虽暂时一蹶不振，但在新加坡却已经基础雄厚，旗下中心遍布全岛。此为物之固本。虽然旧管理层有些失误，但其基层人员，尤其是一线的护理人员和义工们常年兢兢业业，如今面临困境仍然鞠躬尽瘁。此为人之正气。再铸一个NKF，现在缺的是通贯机构全盘，进而外溢宏大的善之精神。
所谓善之精神，就是返璞归真，认定慈善机构最根本的使命就是筹集善款，用于善事，别无他想。其次，就是牺牲自我，明白做善事就不能贪图个人享受，助人为乐。再次，就是表里如一，身正影直，带头为善，影响更多人行善。有了这股精神，在内才可洗心革面，重拾斗志；在外才可重树形象，再现风采。
善之精神的建立，在于重铸NKF。这将会是漫长而艰辛的历程，也是全社会民众、慈善业界和新NKF共同成长的历程。
短期而言，新NKF不仅要彻查问题，追究责任，还要坦诚地同民众交心，从善如流。同时，也要突出强调多年来的成果，分享曾受援助的病患心声，让社会看到过去的辉煌和明天的希望。从长期来看，要打赢这场公关之役、民心之战，建立起为善的精神，靠的还是有效透明的慈善管理。
参考英国经验
英国的慈善业较为成熟发达，据不完全统计，全英已有38万多家慈善机构，按人均来算为世界之最。许多历史悠久的国际性大型慈善机构，都源于英国，且如日方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英国的慈善业在以下几个营运方面被公认为具有世界水准，新NKF不妨参考。
其一，监管有力，分权而治。英国所有的慈善机构必须注册于慈善事业委员会(Charity Commission)， 遵守有关规章，并受其统一监管。年收入或支出在1万英镑以上的“主要”慈善机构（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有7万1699家）必须向慈善委员会每季度上呈财务报表，并受制于外界独立的审计检查。
慈善机构内部则规章制度化，以笔者做事的英国乐施会为例，管理层要对由12位独立的公众信托人(Trustee)组成信托监管委员会(Council)全权负责。所有公众信托人不拿任何报酬，完全义务服务。信托监管委员会不仅有任免管理层、清查账目的权利，还担当着批准年度企划和年终报告的责任。
除此之外，32人的独立协会(Association)有权任命和移除公众信托人，300人的集会 (Assembly)则每两年举行一次，代表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质询审查乐施会的慈善业绩和发展方向。
英国乐施会每筹到1英镑，便有79便士是直接用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项目上，17便士用于进一步筹款（并可再筹得1英镑），只有4便士是用于行政管理开支。其他大型慈善机构如国际红十字会、拯救儿童基金会和国际宣明会的行政开支，比例也绝对不会超过10％。偌大的乐施会在全英国没有一辆小车供管理层使用，各主任出国都搭乘经济舱，办公室里打印文件的用纸则一定是正反两面皆用。
其二，多管齐下，巧筹善款。由于高昂的成本，除了BBC自己每年的“须助儿童”(Children in Need) 大型义演慈善晚会，一般的英国慈善机构都没有用电视慈善汇演的形式筹款。在一个竞争激烈的慈善市场，除了依靠传统的广告直销争取每年每月的固定捐款外，慈善机构还必须别出心裁，利用多种途径，巧筹善款。
英国乐施会在全国设有800多间乐施慈善商店，不光义卖民众捐赠的衣物书籍光碟，也销售公平贸易(Fair Trade)的食品和受助目标地的手工艺品，去年上交纯利2700万英镑。
乐施会在电子湾(EBay)设有网上商店，通过ABEbooks.com设有网上书店, 并与iTunes合作销售慈善单曲。一本捐赠的首版书可以卖到8000英镑，一支单曲可以募得数万善款。而英国乐施会前年圣诞开发出的，完美结合大额捐款和贺岁美意的“乐施乐卡”，半个月就筹得百万英镑。
善用善心人士所捐出的时间
香港乐施会发起的“毅行者”100公里越野挑战赛，每年则可获得几千万港元的善款。别出心裁，积少成多，国际乐施会在2004和2005年度筹集并应用的善款在4亿美元左右。
其三，善用“捐时”，广传善道。慈善机构不仅对捐款多多益善，还应利用民众的“捐时”(gift of time)。“捐时”如利用得当，不只可以减少慈善机构运作成本，还可“由时生钱”，更可耳濡目染，达到共同为善的社会效益。
乐施会在全英有义工2万3000多人。800多家乐施慈善商店，除了店长为职工，全由志愿者利用个人时间管理营运，自然成本大减。义工来自四面八方，各尽其能。他们不仅可以参与市场营销、产品开发，还可利用专业，免费提供各项商务社会服务，从教书、翻译，到企业咨询，直接或间接地创造慈善利润。
当更多人可以不仅捐钱而且捐赠最为宝贵的时间来支持慈善机构，主动参与慈善活动、宣扬善道，经济和社会学上的乘数效应和溢出效应就会发酵出来，爱心和善行的社会资本便会逐渐递增。人类的共相会弥补人性的缺陷，社会将变得更加和谐融洽，为善之精神会发扬光大，最终得益的将是我们的家园和我们每一个人。
·作者为英国乐施会 (Oxfam) 研究员，牛津中国论坛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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