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忘是人类的通病，几个人忘了同一件重大事情或惨痛教训，影响还不大，怕的是一大群人，甚至是全民一起忘了同一件大事，忘了惨痛的教训，这叫“集体失忆”，其影响就十分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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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NKF的调查报告公布之后，人们最容易做的一件事是责骂，最难做的一件事是反思。旧NKF的高层领导犯了那么多不该犯的错误，当然该骂，然而，仅仅是骂能解决问题吗？
人们是不是应该扪心自问：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我自己有没有犯错？我没有一点责任？旧NKF出了那么大、那么多的问题，难道全是杜莱一个人的错？
卫生部长许文远给我们树了一个榜样：坦言自己及卫生部太大意，太过信任杜莱，强调要从NKF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许文远的表态给我们的印象是：在NKF事件中政府该负的责任，要一分不减地负起来，哪怕那是十分痛苦的事。
现在的问题已不是政府该不该负一些责任，而是该负多少责任？这点，民间是有不同看法的。再者，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又该如何向公众交代，这个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因为有一些人到现在还坚称自己没有错。所以，现在NKF问题只是告一个段落，并非剧终，也不能闭幕。
杜莱一人制造不出光芒
其实，旧NKF那令人不敢、不愿正视的耀眼光芒，仅靠杜莱一个人是制造不出来的，那些帮杜莱与旧NKF制造光芒的个人与机构，都应该认真地反省，总结经验，否则，下次还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我之所以要提这个问题，是由于健忘是人类的通病，几个人忘了同一件重大事情或惨痛教训，影响还不大，怕的是一大群人，甚至是全民一起忘了同一件大事，忘了惨痛的教训，这叫“集体失忆”，其影响就十分恶劣。
大家还记得多年前某大福利机构花巨款办豪华慰劳会，给筹款人送厚礼的事吗？那次事件一度闹得沸沸扬扬，舆论一片谴责之声。几年之后，旧NKF的做法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何大家却能接受？那不是集体失忆又是什么？
当旧NKF用惊险、煽情的手法在电视上筹款时，报上不是没有批评，有人写文章指出，那种做法是“用非慈善的方式为慈善事业筹款”，是不可取的。但是主办单位听得进去吗？新传媒对此难道没有一点责任吗？
忘了当时的意见
现在一些有关的机构与个人似乎都选择失忆又失语，好像旧NKF的错误都跟他们无关。
今年5月，一个由总理公署（公共服务署）常任秘书林素芬领导的公益机构理事会在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表明，该理事会在最近呈交财政部的报告书中，不再建议公开公益机构首席执行员的薪金。
据说是接受一些公益机构的要求才作出这样的决定，那些公益机构的理由是，如果公布高层人员的薪酬，他们担心聘请不到人才。
当时，《联合早报》就有评论文章表示异议。才不过6个月，人们好像都忘了有这回事。现在，有关当局已建议，公益机构应该公开高层人员的薪酬。
这种集体失忆如果形成病态（或者叫常态吧），那么，我很怀疑我们会认真吸取NKF事件的经验教训。
事实摆在眼前，好多在报上发表的看来是“小人物”的意见，后来却证明是正确的。我们的老祖宗早有教导：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何况小人物未必愚，他只是权力不大、地位不高而已。
● 韩山元 ·作者是退休的新闻工作者
Friday, December 30, 2005
Wednesday, December 28, 2005
夹在汉语热与英语疯狂之间
近日国际多处掀起汉语热，中国许多媒体都纷纷报道，据估计，目前全球学习汉语人数已达3000万，一百个国家的2300所大学正在教授中文，而直接到中国学习者也已超过10万人。
这热潮，可谓中国在推广与其经济发展相适应形象的一番文化业绩。对全人类长期文化冲击与糅合确实有其积极性。不过，也有些民族自豪感过烈人士，认为汉语升温证明了“汉语实际上比英语优越”，是汉语提升为国际强势语言甚至有天能取代英语的“先兆”。
其实汉语热并非新鲜事。汉代丝路始通时就因商贸而有过早期的汉语热潮。唐代海上丝路开放，长安街上色目人（眼瞳异色的外国人）更多精于汉语。
明清两代对外贸易频繁，不少外商因仰慕中国文化更留在中国成家立业。
汉语热国家有文化渊源
现代也发过汉语热，一是七十年代冷战融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美国就发过一阵汉语热。再来就是九十年代后开放政策得到实效，中国经济引起国际关注，这回掀起的汉语热潮，仍在热发中。
汉语能否后来居上成为国际强势语言那还言之过早。中山大学周小兵副院长，就认为“真正汉语热的地区并不均衡，也尚未达到太过乐观阶段。如汉语最热地区主要集中在韩、日、东南亚等国家，这些国家原就与中国有着文化紧密关系，像日语、韩语、越南语中就有相当多汉字。
“且这些国家华侨也较多，相对来说汉语学习热情就高一点。但在欧洲，学汉语整体人数上还是较少的，更别说与英语相提并论。”
有这种“汉语必成强势”想法的中国知识分子，笔者认为更多属于长久压抑的反射心态。说白了，由小学学习开始，中考、高考都要考英语，大学还考英语4、6级，职场上种种类类的英语考试更五花八门。
有个说法是无论你是搞中医还是二十四史，无论是教师、工程师还是技术员，也不管专业能力多高，也不问对提高工作业绩又何帮助，还不管工作中是否需要，只要是想晋职、评职称，如果考不好英语，就只有“没门”两个字。更莫名其妙是，就算死啃活背考到，最后真要拿到社会作实际运用，大部分人发现又不是那码子事。
英语学习上的种种“苦难冤屈”，是种复杂又矛盾的心理。社会上崇洋风气很盛，“说外语就能呱呱走天下”，在又爱又畏又恨之下，在凭着“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已经不是微不足道”的抬头心理之下，“反对英语霸权，弹劾走火入魔学习”之声，难免就逐渐演变成“抵制英语殖民的汉语至上论”。
一些冷静的警惕
处在“热”和“疯狂”之间，其实清醒最重要。一些冷静的学者已提出警惕，他们普遍认为，对汉语热所产生的盲目乐观情绪并不足取。而由此带来有抬头趋势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应该坚持给予警惕之心。
再说，将两种不同语言进行比较，是一种极不明智的冒险。尤其属于象形性的汉语，它语文背后的深厚涵义、象形特质等等都限制了其普遍性。
对惯用拼音思维的老外来说，他们学习汉语并不比中国人学英语容易多少。况且，如今到中国靠拢这股热潮的外国人，许多人的学习动机不外乎想在当地图些发展优势，真正深入汉学研究领域比例上还是较少的。
这样看来，双方学外语的针对方向不外乎市场功利，就如那位大山，天天荧幕上也不过就是卖英语学习机广告，那又何必生出不平衡的夹缝心态？
另一位中国语言学家邢福义的看法，很值得重视。他指出，其实汉语现在面临的尴尬是“外热内冷”，也就是说，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渴望学习汉语，但另一方面，却是国内全民疯狂学习英语而逐渐荒废了自己的根源语文。
比如，现在中国国内在校学生为主的庞大“外语族”，中文书面表达能力日渐严重退化，中文水平滑落、日常语言单调，这才是危险的。
他认为，极力渲染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数字力量却无视国内的汉语危机是极不理智行为，因为如果中国人在“汉语热”中盲目乐观而忽视了汉语基础教育的重视，丢失自己悠久传统，那才是真正得不偿失。
● 吴韦材 ·作者是旅居北京的本地写作人
这热潮，可谓中国在推广与其经济发展相适应形象的一番文化业绩。对全人类长期文化冲击与糅合确实有其积极性。不过，也有些民族自豪感过烈人士，认为汉语升温证明了“汉语实际上比英语优越”，是汉语提升为国际强势语言甚至有天能取代英语的“先兆”。
其实汉语热并非新鲜事。汉代丝路始通时就因商贸而有过早期的汉语热潮。唐代海上丝路开放，长安街上色目人（眼瞳异色的外国人）更多精于汉语。
明清两代对外贸易频繁，不少外商因仰慕中国文化更留在中国成家立业。
汉语热国家有文化渊源
现代也发过汉语热，一是七十年代冷战融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美国就发过一阵汉语热。再来就是九十年代后开放政策得到实效，中国经济引起国际关注，这回掀起的汉语热潮，仍在热发中。
汉语能否后来居上成为国际强势语言那还言之过早。中山大学周小兵副院长，就认为“真正汉语热的地区并不均衡，也尚未达到太过乐观阶段。如汉语最热地区主要集中在韩、日、东南亚等国家，这些国家原就与中国有着文化紧密关系，像日语、韩语、越南语中就有相当多汉字。
“且这些国家华侨也较多，相对来说汉语学习热情就高一点。但在欧洲，学汉语整体人数上还是较少的，更别说与英语相提并论。”
有这种“汉语必成强势”想法的中国知识分子，笔者认为更多属于长久压抑的反射心态。说白了，由小学学习开始，中考、高考都要考英语，大学还考英语4、6级，职场上种种类类的英语考试更五花八门。
有个说法是无论你是搞中医还是二十四史，无论是教师、工程师还是技术员，也不管专业能力多高，也不问对提高工作业绩又何帮助，还不管工作中是否需要，只要是想晋职、评职称，如果考不好英语，就只有“没门”两个字。更莫名其妙是，就算死啃活背考到，最后真要拿到社会作实际运用，大部分人发现又不是那码子事。
英语学习上的种种“苦难冤屈”，是种复杂又矛盾的心理。社会上崇洋风气很盛，“说外语就能呱呱走天下”，在又爱又畏又恨之下，在凭着“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已经不是微不足道”的抬头心理之下，“反对英语霸权，弹劾走火入魔学习”之声，难免就逐渐演变成“抵制英语殖民的汉语至上论”。
一些冷静的警惕
处在“热”和“疯狂”之间，其实清醒最重要。一些冷静的学者已提出警惕，他们普遍认为，对汉语热所产生的盲目乐观情绪并不足取。而由此带来有抬头趋势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应该坚持给予警惕之心。
再说，将两种不同语言进行比较，是一种极不明智的冒险。尤其属于象形性的汉语，它语文背后的深厚涵义、象形特质等等都限制了其普遍性。
对惯用拼音思维的老外来说，他们学习汉语并不比中国人学英语容易多少。况且，如今到中国靠拢这股热潮的外国人，许多人的学习动机不外乎想在当地图些发展优势，真正深入汉学研究领域比例上还是较少的。
这样看来，双方学外语的针对方向不外乎市场功利，就如那位大山，天天荧幕上也不过就是卖英语学习机广告，那又何必生出不平衡的夹缝心态？
另一位中国语言学家邢福义的看法，很值得重视。他指出，其实汉语现在面临的尴尬是“外热内冷”，也就是说，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渴望学习汉语，但另一方面，却是国内全民疯狂学习英语而逐渐荒废了自己的根源语文。
比如，现在中国国内在校学生为主的庞大“外语族”，中文书面表达能力日渐严重退化，中文水平滑落、日常语言单调，这才是危险的。
他认为，极力渲染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数字力量却无视国内的汉语危机是极不理智行为，因为如果中国人在“汉语热”中盲目乐观而忽视了汉语基础教育的重视，丢失自己悠久传统，那才是真正得不偿失。
● 吴韦材 ·作者是旅居北京的本地写作人
彼此欣赏却不肯付出
“这就是现代人的关系，彼此欣赏却不肯付出。”唐颖深有同感。她感叹现代人更聪明更理性也更悲观，渴望爱却又害怕它的转瞬即逝，爱还未发展便预设了变成泡沫的结局。他们自爱自恋自我守候，所以自私；他们追求完美，难免脆弱，激情时机都在患得患失中丧失。”
===============================================
瞬间之旅》将现代人的两性关系刻画得更幽微淋漓。
故事由三个人物组成：女主角是楚红，离开上海在新加坡工作了五年，其中三年似乎是为了她异域生活中的重要背景——赛姆。男主角赛姆是与她隔桌相对的同事，有过三年交谈和倾诉，也无法改变各奔东西的结局。
小说中另个男人纳丹是有印度血统的英俊青年，他从纽约回到出生地金马仑高原度假，似乎是为了完成和楚红的邂逅。当两人坐在旅馆客厅里，看着电视画面中纽约世贸大厦的倒塌，突然感到内心的虚弱和惶恐只有爱可以安慰，九一一让两人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楚红也因此怀上了纳丹的孩子。
“而唐颖对楚红和纳丹的安排全然不同。一方面是小说情节发展的脉络不同，他俩相识不久，只是偶然邂逅，更重要的是人物和时代背景不同，楚红并不是只能如此的，九一一之夜后，她有选择机会，可以不要孩子，不做单身母亲，但她选择了要；她可以选择与纳丹联系，告诉他真相，但她选择了不，她显然不是白流苏……”
摘自 ： 上海作家唐颖以南洋为反思故乡的彼岸
唐颖，上海著名女作家，近年来在《收获》等中国最重要的文学期刊上连续发表了以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为背景的中篇小说《瞬间之旅》《寂寞空旷》《爱的岁月最残酷》及长篇散文《去槟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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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间之旅》将现代人的两性关系刻画得更幽微淋漓。
故事由三个人物组成：女主角是楚红，离开上海在新加坡工作了五年，其中三年似乎是为了她异域生活中的重要背景——赛姆。男主角赛姆是与她隔桌相对的同事，有过三年交谈和倾诉，也无法改变各奔东西的结局。
小说中另个男人纳丹是有印度血统的英俊青年，他从纽约回到出生地金马仑高原度假，似乎是为了完成和楚红的邂逅。当两人坐在旅馆客厅里，看着电视画面中纽约世贸大厦的倒塌，突然感到内心的虚弱和惶恐只有爱可以安慰，九一一让两人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楚红也因此怀上了纳丹的孩子。
“而唐颖对楚红和纳丹的安排全然不同。一方面是小说情节发展的脉络不同，他俩相识不久，只是偶然邂逅，更重要的是人物和时代背景不同，楚红并不是只能如此的，九一一之夜后，她有选择机会，可以不要孩子，不做单身母亲，但她选择了要；她可以选择与纳丹联系，告诉他真相，但她选择了不，她显然不是白流苏……”
摘自 ： 上海作家唐颖以南洋为反思故乡的彼岸
唐颖，上海著名女作家，近年来在《收获》等中国最重要的文学期刊上连续发表了以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为背景的中篇小说《瞬间之旅》《寂寞空旷》《爱的岁月最残酷》及长篇散文《去槟城》等。
Monday, December 26, 2005
语言的美
"One of the nice things about Christmas is that you can make people forget about the past with a present."
-- Unknown
有时候，要把一个句子的双关涵义完完整整地翻译出来，还真的有点困难。
这就是语言的美。
-- Unknown
有时候，要把一个句子的双关涵义完完整整地翻译出来，还真的有点困难。
这就是语言的美。
Friday, December 23, 2005
google使用技巧
在搜索框上输入： "index of/ " inurl:lib
再按搜索你将进入许多图书馆，并且一定能下载自己喜欢的书籍。
在搜索框上输入： index of /" cn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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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引号应是英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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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价猛涨的背后
前不久，黄金在美国收市时已攀上了美元526一安士，也就是在短短的20天内涨了14%，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一次，其中曾有一阵子冲向800美元。
在吉隆坡来说，这是黄金手饰的历史新高，特别是在20天内已先后涨了三次。马来西亚华人之间，以往有买金保值之说，这回的涨风，难免又有人想到用黄金投机。
看来，黄金保安全，是世界上人同此心的想法。
有位马国女学生正在悉尼的新南威尔斯大学修读医科药剂系的第四年荣誉学位，在毕业前一个月，她的系主任发出电邮短讯给他的20多名研究生。建议大家要预先买一些含有中药八角成分的抵抗禽流感的保健成品。
跟着，这名教授在送别这位考获第一等荣誉学位的优秀生回返吉隆坡之前，再度语重心长的告诉她说，在未来的禽流感爆发的高峰期，全球将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会感染，而其中一半人会因病毒或各种客观原因而逝世。
他特别指出，全球经济将会遭受重创，许多人民的生活费将无以为续。为今之计除了作好个人全方位防备，以确保能生存下来之外，重要的是也要先购买黄金。
真没想到，言犹在耳，金价在20天中，便由460美元升至周五收市的526美元。
金价也许会高企两年
今年的冬天来得较慢也较暖，可是世界各地都同样地出现了大雪纷飞的气候，遭受到处处冰封覆盖现象。这也意味着，加速了各地候鸟飞向远方，未来三个月内相信会是高峰期。
这对黄金的价格来说，更有冲上600美元的可能。若是禽流感在2006年底，或到翌年才恶化，那么未来两年的金价也许因此而高居不下，此似乎已是无可避免的局面。
50年前，当我们远行或到外地求学时，父母总会给我们带上一枚粗粗的金戒指，其用意是作不时之需而急应。故此，我们在下意识中也知道，黄金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在马来半岛，华人喜爱黄金是古老的传统美德，因此金店的开设也就很多。印度人爱金的心态也不落于人后，其他如马来妇女更是爱不释手。
因此，黄金大起，对我们广大人民来说真个是皆大欢喜的好事。其实，马国的每个家庭都可说全有黄金伴身，只是或多或少。
不过说也奇怪，我们似乎如何周转不灵，也不致于把金饰变卖以应急，顶多是拿去典当一阵子。
市场不似以前之容易操纵
假如说，目前的金价再大起，我们会否把它变卖以套利呢？答案几乎是全无可能的。一是我们都视黄金为终身属物，而且黄金他日起到800或1000美元以上一安士也不为奇。
据说，金价近日大起，一是由于世人担心通货膨涨的加剧而购来保值，这是实际不过的；其次有说是地缘政治的缘故，这可能就是中、韩、朝与日本之间的多边关系可能出现灾难性演变的反映。
其实最为主要还是各国都趋向于再多购黄金以作货币的储备金，这才是更大的推动力。其他是基金经理有见于此趋势而先进行投资，在全球股市已高升到难以再高的时际，贵重金属自然便是一项炒作的热门对象。
另一方面，黄金的产量已不多，此是众所周知的。因此，黄金在未来变得更为珍贵。过去人为压制黄金价格的力量，已由超级强国转移到世界各国与人民的手上，因此黄金市场也就自由了，不似以前之容易受到操控。
《孙子兵法》有句话说，“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者，形也”，它也说“若转圆木于千仞之山者，势也”。把圆圆的大木桐或大量的积水从8000尺的高山上，大水或转木一滚而下，这种“形势”就像目前黄金价值的处于飞腾一般，无以抵挡。
那么，该怎样应对？说来有件事不妨供大家参考。
1973年，有名马国青年，从怡保转战到狮城来经商。当时正处环球不景气，唯恐恶化。他进而分析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总结所得，便拿定主意：倘若一有剩余的现钱，便到牛车水或小印度去买金饰。
经过若干年有了认识之后，他便转而到银行去买一安士一个的金盾。每买一次都要保留收据，否则，据说若是交不出收条便当作以私货卖出。
买了300个安士后，在银行职员的建议下，他转而购买“纸金”——也就是银行黄金买卖的存摺，在小簿子上记录你的黄金买卖。结果30年后，他成了一名老经验的商界人士。
日前与他谈及时。他说，“假如有钱的话，我还会再买”。要买哪一种呢？他不假思索地说：“存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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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5-12-22 8:54:00
文章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吕罗拔(马来西亚商人，新加坡商联总会名誉会长)
在吉隆坡来说，这是黄金手饰的历史新高，特别是在20天内已先后涨了三次。马来西亚华人之间，以往有买金保值之说，这回的涨风，难免又有人想到用黄金投机。
看来，黄金保安全，是世界上人同此心的想法。
有位马国女学生正在悉尼的新南威尔斯大学修读医科药剂系的第四年荣誉学位，在毕业前一个月，她的系主任发出电邮短讯给他的20多名研究生。建议大家要预先买一些含有中药八角成分的抵抗禽流感的保健成品。
跟着，这名教授在送别这位考获第一等荣誉学位的优秀生回返吉隆坡之前，再度语重心长的告诉她说，在未来的禽流感爆发的高峰期，全球将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会感染，而其中一半人会因病毒或各种客观原因而逝世。
他特别指出，全球经济将会遭受重创，许多人民的生活费将无以为续。为今之计除了作好个人全方位防备，以确保能生存下来之外，重要的是也要先购买黄金。
真没想到，言犹在耳，金价在20天中，便由460美元升至周五收市的526美元。
金价也许会高企两年
今年的冬天来得较慢也较暖，可是世界各地都同样地出现了大雪纷飞的气候，遭受到处处冰封覆盖现象。这也意味着，加速了各地候鸟飞向远方，未来三个月内相信会是高峰期。
这对黄金的价格来说，更有冲上600美元的可能。若是禽流感在2006年底，或到翌年才恶化，那么未来两年的金价也许因此而高居不下，此似乎已是无可避免的局面。
50年前，当我们远行或到外地求学时，父母总会给我们带上一枚粗粗的金戒指，其用意是作不时之需而急应。故此，我们在下意识中也知道，黄金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在马来半岛，华人喜爱黄金是古老的传统美德，因此金店的开设也就很多。印度人爱金的心态也不落于人后，其他如马来妇女更是爱不释手。
因此，黄金大起，对我们广大人民来说真个是皆大欢喜的好事。其实，马国的每个家庭都可说全有黄金伴身，只是或多或少。
不过说也奇怪，我们似乎如何周转不灵，也不致于把金饰变卖以应急，顶多是拿去典当一阵子。
市场不似以前之容易操纵
假如说，目前的金价再大起，我们会否把它变卖以套利呢？答案几乎是全无可能的。一是我们都视黄金为终身属物，而且黄金他日起到800或1000美元以上一安士也不为奇。
据说，金价近日大起，一是由于世人担心通货膨涨的加剧而购来保值，这是实际不过的；其次有说是地缘政治的缘故，这可能就是中、韩、朝与日本之间的多边关系可能出现灾难性演变的反映。
其实最为主要还是各国都趋向于再多购黄金以作货币的储备金，这才是更大的推动力。其他是基金经理有见于此趋势而先进行投资，在全球股市已高升到难以再高的时际，贵重金属自然便是一项炒作的热门对象。
另一方面，黄金的产量已不多，此是众所周知的。因此，黄金在未来变得更为珍贵。过去人为压制黄金价格的力量，已由超级强国转移到世界各国与人民的手上，因此黄金市场也就自由了，不似以前之容易受到操控。
《孙子兵法》有句话说，“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者，形也”，它也说“若转圆木于千仞之山者，势也”。把圆圆的大木桐或大量的积水从8000尺的高山上，大水或转木一滚而下，这种“形势”就像目前黄金价值的处于飞腾一般，无以抵挡。
那么，该怎样应对？说来有件事不妨供大家参考。
1973年，有名马国青年，从怡保转战到狮城来经商。当时正处环球不景气，唯恐恶化。他进而分析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总结所得，便拿定主意：倘若一有剩余的现钱，便到牛车水或小印度去买金饰。
经过若干年有了认识之后，他便转而到银行去买一安士一个的金盾。每买一次都要保留收据，否则，据说若是交不出收条便当作以私货卖出。
买了300个安士后，在银行职员的建议下，他转而购买“纸金”——也就是银行黄金买卖的存摺，在小簿子上记录你的黄金买卖。结果30年后，他成了一名老经验的商界人士。
日前与他谈及时。他说，“假如有钱的话，我还会再买”。要买哪一种呢？他不假思索地说：“存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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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5-12-22 8:54:00
文章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吕罗拔(马来西亚商人，新加坡商联总会名誉会长)
Thursday, December 22, 2005
NKF 风波：我的一些疑问
看看以前的NKF官司历史：1997年，NKF保险顾问王良艺和同事聊天，说NKF花钱挥霍，杜莱出国都坐头等舱，结果马上被杜莱起诉，以赔钱告终。1998年，商人辛加拉维鲁在NKF的呼吁捐款信背后写了一句：如果杜莱出国不坐头等舱，我们就可以不需要捐那么多钱了。结果被杜莱起诉，赔款22000元，并花10000元在报纸上登载道歉启示。1999年，辛加拉维鲁移民定居澳大利亚...
http://www.boxun.com/hero/caogenduanping/116_1.shtml
1. 根据新加坡的法律，之前被杜莱以诽谤名誉起诉而需负上大笔金钱的人士，是否能够翻案？
2. 如果，前NKF管理层和前董事被证明是管理不当/舞弊案的既得利益者
（注：证明其犯罪意图是一个关键.），能不能够把钱追回来，包括冻结它的海内外的财产。毕竟，NKF 新管理层一直嚷嚷着，若以十年为基础，钱不够用。
http://www.zaobao.com/sp/sp051221_508.html
3. 如果，事后仅仅证明此次NKF风波乃管理不当，而无人须负刑事罪的责任，那么，那些善心人士的捐款，最后却有一定百分比的数额被花在高花红，高离职奖金，高福利，而且是在捐款人不知情的情况下， 谁该负责？毕竟，NKF被社会认为是一个非营利慈善团体。
http://www.boxun.com/hero/caogenduanping/116_1.shtml
1. 根据新加坡的法律，之前被杜莱以诽谤名誉起诉而需负上大笔金钱的人士，是否能够翻案？
2. 如果，前NKF管理层和前董事被证明是管理不当/舞弊案的既得利益者
（注：证明其犯罪意图是一个关键.），能不能够把钱追回来，包括冻结它的海内外的财产。毕竟，NKF 新管理层一直嚷嚷着，若以十年为基础，钱不够用。
http://www.zaobao.com/sp/sp051221_508.html
3. 如果，事后仅仅证明此次NKF风波乃管理不当，而无人须负刑事罪的责任，那么，那些善心人士的捐款，最后却有一定百分比的数额被花在高花红，高离职奖金，高福利，而且是在捐款人不知情的情况下， 谁该负责？毕竟，NKF被社会认为是一个非营利慈善团体。
何谓“正面”报道
马来西亚报告称受辱负面报道导致中国游客锐减
原来，只要媒体“正面”报道中国人或华人在马来西亚收入或被杀的新闻，来马的中国游客就不会锐减，马来西亚旅游部就不会蒙受办事不力的不白之冤。
原来，之前媒体报道中国人或华人在马来西亚收入或被杀的新闻， 通通或是大部分都是“负面”报道。
原来，中国游客是这么容易受负面报道的影响，这么地没有分析能力，这么地依靠大马媒体的任何报道， 无论“正面”或“负面”，然后决定，来或不来马来西亚旅游。
原来，只要不报道/或“正面”报道，中国游客就不会锐减。
事实真的是这样子吗？
不晓得，马来西亚旅游部长廖杜益眼中的关于中国人或华人在马来西亚收入或被杀的新闻的“正面”报道，是怎样子的报道？
原来，只要媒体“正面”报道中国人或华人在马来西亚收入或被杀的新闻，来马的中国游客就不会锐减，马来西亚旅游部就不会蒙受办事不力的不白之冤。
原来，之前媒体报道中国人或华人在马来西亚收入或被杀的新闻， 通通或是大部分都是“负面”报道。
原来，中国游客是这么容易受负面报道的影响，这么地没有分析能力，这么地依靠大马媒体的任何报道， 无论“正面”或“负面”，然后决定，来或不来马来西亚旅游。
原来，只要不报道/或“正面”报道，中国游客就不会锐减。
事实真的是这样子吗？
不晓得，马来西亚旅游部长廖杜益眼中的关于中国人或华人在马来西亚收入或被杀的新闻的“正面”报道，是怎样子的报道？
全球化的桃子不能囫囵吞下
在前天（19日）言论版《韩农·示威·新加坡》一文中，作者李慧敏对韩农在香港反世贸的情况作了些评析，也同时把这次反世贸示威投射在本地社会背景上作了一番反思。
对李君认为示威是否就能够或不能够解决问题，我尊重这属于见仁见智的看法，而我自己看法是，示威的最根本目的只在于以最直接方式来表达群众立场而已，它本身并无实际解决策略，因为示威后还需谈判。
文章最后一段说，“有可能我们（新加坡人）比他们（韩农）幸运”，在外层意义上我虽也同意李君的话，但这里我不得不解释一下我们“幸运”的真正原因。
我们幸运因为我们不是农民。
我们“幸运”因为我们其实没有选择。我们假如不配合强国所建议的国际经济市场模式我们就很难生存下去，这是事实。
成为鼓吹口号和文化假象
但全球化也不是一个甜美桃子，我们只挑食其肉就能把核吐出来，正如李君文中说的：“引发反全球化示威的原因其实杂而多端”，其中除了新的经济制度肯定还有其他原因，而我认为，概括了政治、信仰和生活价值观的文化认同，才是所谓全球化迟早会出现的瓶颈。
李文说到：“全球化的进程是人类试图为自己创造更美好生活所制定出来的一个体制”。对于这点我有自己保留的看法。明显的是，当今世界上，财富资源和权力资源都空前地集中在强国身上，上述建议就是他们提出来的，当然对他们有利。
问题是，这个从来还没有历史验证过的“更美好生活体制”是否就适合全人类呢？财富与权力在今天国际形势是如此集中，强国在桌子上就是庄家，难怪，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在国际市场上就成了自我肯定的鼓吹口号，也造成了很多文化上的假象。
是否能在第三世界住到五星级的国际酒店，就是全球化了？是否可以在喜马拉雅山顶上网就全球化了？当然不是。那只说明该酒店连锁做得好，说明网络发达到处都有，但不是全球性，甚至还不是一种普遍性。
假如暗示“普遍性”就是“全球性”，那就是一种欺骗。比如说，进入全球化世界和未进入全球化世界是如何区分的？以目前经济市场要求来看，就是流通的效率，那么，是否一个人能够在世界各地刷卡那么他就已经置身地球村了？假如有一个地方他必须付当地现金，难道那就说他已经来到一个地球村的边界？是如此么？
不可漠视逼入的困境
全球化也许在某些方面有它的善意理想，但它提倡的商业逻辑、金融逻辑、政治逻辑不可避免地有着唯我独尊的态度。我们不觉得全球化霸道，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坚厚的原文化价值足以较量而感受到其伤害，况且我们生活领域里早已经被渗透太多我们相信是对我们有利的信息。
只要我们原有的文化价值观不深厚，我们就可以越来越习惯后现代化，并且相信越后现代化越好。
在接受生活高效率、新审美观、科技方便和经济保障的同时，我们只好也把桃子里的核吞进去，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幸运”。但，既然都是生存在同一个地球上，是否我们就可以漠视第三国家被强国逼入的困境呢？
我们的华族学生不爱学华文也许只是我们的糗事，尽管天天鼓吹仍有掌握强势语文的人觉得无甚大不了，也许这些人相信自己很快就能“全球化”了，但即便是中国，新疆维吾尔学生维护维吾尔语连中国当局都是给予真诚尊重的。
假如强国们坚持推行所谓的“全球化”，这种一直只是鼓吹其普遍性的商业社会道德价值万一有天终于成为全世界的政治价值，那绝对是危险的。
许多社会上原有的传统观、宗教观、家庭观都会受到严重伤害，原有的个体文化不得不让路，纷纷退到博物馆的柜子里去。世界好像突然变得透明般赤裸裸了，一切就是金钱的关系和利益的关系。
那只会以全球化招牌下的经济体制引起更多变相的经济剥削和争夺，只能臣服于强国的经济逻辑和文化价值观，终会发现得不偿失，绝不是什么“更美好的人类生活体制”。
● 吴韦材 ·作者是旅居北京的本地写作人
相关联结：
全球化真有那么好吗？
富不富的感觉
http://search.blogger.com/?as_q=%E5%85%A8%E7%90%83%E5%8C%96&ie=UTF-8&ui=blg&bl_url=egemini.blogspot.com
对李君认为示威是否就能够或不能够解决问题，我尊重这属于见仁见智的看法，而我自己看法是，示威的最根本目的只在于以最直接方式来表达群众立场而已，它本身并无实际解决策略，因为示威后还需谈判。
文章最后一段说，“有可能我们（新加坡人）比他们（韩农）幸运”，在外层意义上我虽也同意李君的话，但这里我不得不解释一下我们“幸运”的真正原因。
我们幸运因为我们不是农民。
我们“幸运”因为我们其实没有选择。我们假如不配合强国所建议的国际经济市场模式我们就很难生存下去，这是事实。
成为鼓吹口号和文化假象
但全球化也不是一个甜美桃子，我们只挑食其肉就能把核吐出来，正如李君文中说的：“引发反全球化示威的原因其实杂而多端”，其中除了新的经济制度肯定还有其他原因，而我认为，概括了政治、信仰和生活价值观的文化认同，才是所谓全球化迟早会出现的瓶颈。
李文说到：“全球化的进程是人类试图为自己创造更美好生活所制定出来的一个体制”。对于这点我有自己保留的看法。明显的是，当今世界上，财富资源和权力资源都空前地集中在强国身上，上述建议就是他们提出来的，当然对他们有利。
问题是，这个从来还没有历史验证过的“更美好生活体制”是否就适合全人类呢？财富与权力在今天国际形势是如此集中，强国在桌子上就是庄家，难怪，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在国际市场上就成了自我肯定的鼓吹口号，也造成了很多文化上的假象。
是否能在第三世界住到五星级的国际酒店，就是全球化了？是否可以在喜马拉雅山顶上网就全球化了？当然不是。那只说明该酒店连锁做得好，说明网络发达到处都有，但不是全球性，甚至还不是一种普遍性。
假如暗示“普遍性”就是“全球性”，那就是一种欺骗。比如说，进入全球化世界和未进入全球化世界是如何区分的？以目前经济市场要求来看，就是流通的效率，那么，是否一个人能够在世界各地刷卡那么他就已经置身地球村了？假如有一个地方他必须付当地现金，难道那就说他已经来到一个地球村的边界？是如此么？
不可漠视逼入的困境
全球化也许在某些方面有它的善意理想，但它提倡的商业逻辑、金融逻辑、政治逻辑不可避免地有着唯我独尊的态度。我们不觉得全球化霸道，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坚厚的原文化价值足以较量而感受到其伤害，况且我们生活领域里早已经被渗透太多我们相信是对我们有利的信息。
只要我们原有的文化价值观不深厚，我们就可以越来越习惯后现代化，并且相信越后现代化越好。
在接受生活高效率、新审美观、科技方便和经济保障的同时，我们只好也把桃子里的核吞进去，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幸运”。但，既然都是生存在同一个地球上，是否我们就可以漠视第三国家被强国逼入的困境呢？
我们的华族学生不爱学华文也许只是我们的糗事，尽管天天鼓吹仍有掌握强势语文的人觉得无甚大不了，也许这些人相信自己很快就能“全球化”了，但即便是中国，新疆维吾尔学生维护维吾尔语连中国当局都是给予真诚尊重的。
假如强国们坚持推行所谓的“全球化”，这种一直只是鼓吹其普遍性的商业社会道德价值万一有天终于成为全世界的政治价值，那绝对是危险的。
许多社会上原有的传统观、宗教观、家庭观都会受到严重伤害，原有的个体文化不得不让路，纷纷退到博物馆的柜子里去。世界好像突然变得透明般赤裸裸了，一切就是金钱的关系和利益的关系。
那只会以全球化招牌下的经济体制引起更多变相的经济剥削和争夺，只能臣服于强国的经济逻辑和文化价值观，终会发现得不偿失，绝不是什么“更美好的人类生活体制”。
● 吴韦材 ·作者是旅居北京的本地写作人
相关联结：
全球化真有那么好吗？
富不富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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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December 19, 2005
我们的孩子，有未来吗？
谁许给孩子一个未来？
这是一篇读来让人揪心的文章。尤其对于经过马来西亚教育制度洗礼的人。我们常说：“孩子，是未来的希望，国家未来的栋梁。”可是，就是在大马的社会情景里，不禁要高呼：“我们的孩子，有未来吗？”
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我们又做了些什么？我们又愿意做些什么？如果，每做一件事情都有所谓的代价，那么，我们愿意付出的最高代价是多少？
这是一篇读来让人揪心的文章。尤其对于经过马来西亚教育制度洗礼的人。我们常说：“孩子，是未来的希望，国家未来的栋梁。”可是，就是在大马的社会情景里，不禁要高呼：“我们的孩子，有未来吗？”
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我们又做了些什么？我们又愿意做些什么？如果，每做一件事情都有所谓的代价，那么，我们愿意付出的最高代价是多少？
Sunday, December 18, 2005
Stripped Naked
Did he or did he not?
Constable Mohd Zul Fatah Saari Wednesday denied filming the video clip of a woman doing ear squats naked in a police locker room at the Petaling Jaya police station on June 29.
... Zul Fatah described Lans Corporal Mat Suhaimi Nordin who made the allegation in his testimony at the Commission of Inquiry ... as a liar. [Bernama: Zul Fatah denies filming nude squats video]
The policeman said to have shown the nude squat video clip to a colleague just 90 minutes after it was shot has denied doing so. [The Star: Policeman denies showing video clip to colleague]
One or the other is lying, that much is clear.
Assuming that Suhaimi was telling the truth, you have to be amazed at Zul Fatah's brazenness in filming the video clip at a police station where he was not based at, and later offering the video clip to Suhami, who was his superior officer.
How did Zul Fatah find out that Gadis Lokap was being held at the Petaling Jaya police station?
Who told Zul Fatah that she was a pretty young thing, and that she was about to be ordered to strip and do ear squats?
How did Zul Fatah know where to position himself in order to secretly film Gadis Lokap doing ear squats in the nude? Did someone tell him? Do other policemen know of this "secret location"?
Why did he offer the video clip to Suhaimi? Wasn't he afraid of being hauled up?
One of the more important conclusions that we can draw from this unravelling episode is that there are policemen who are willing to lie, even when they are under oath to tell the truth in a public hearing, and even when the eyes of the entire nation are focussed on them.
The other is that a policeman with the lowly rank of constable could only have been willing to do those things in the manner that they were said to have been done, if there was little risk of him being brought to book for his actions.
[And we haven't even gotten to thinking about what if Suhami was the one lying]
This is not about a few black sheep. This is about an entire environment that in its totality, allows black sheep to thrive.
Constable Mohd Zul Fatah Saari Wednesday denied filming the video clip of a woman doing ear squats naked in a police locker room at the Petaling Jaya police station on June 29.
... Zul Fatah described Lans Corporal Mat Suhaimi Nordin who made the allegation in his testimony at the Commission of Inquiry ... as a liar. [Bernama: Zul Fatah denies filming nude squats video]
The policeman said to have shown the nude squat video clip to a colleague just 90 minutes after it was shot has denied doing so. [The Star: Policeman denies showing video clip to colleague]
One or the other is lying, that much is clear.
Assuming that Suhaimi was telling the truth, you have to be amazed at Zul Fatah's brazenness in filming the video clip at a police station where he was not based at, and later offering the video clip to Suhami, who was his superior officer.
How did Zul Fatah find out that Gadis Lokap was being held at the Petaling Jaya police station?
Who told Zul Fatah that she was a pretty young thing, and that she was about to be ordered to strip and do ear squats?
How did Zul Fatah know where to position himself in order to secretly film Gadis Lokap doing ear squats in the nude? Did someone tell him? Do other policemen know of this "secret location"?
Why did he offer the video clip to Suhaimi? Wasn't he afraid of being hauled up?
One of the more important conclusions that we can draw from this unravelling episode is that there are policemen who are willing to lie, even when they are under oath to tell the truth in a public hearing, and even when the eyes of the entire nation are focussed on them.
The other is that a policeman with the lowly rank of constable could only have been willing to do those things in the manner that they were said to have been done, if there was little risk of him being brought to book for his actions.
[And we haven't even gotten to thinking about what if Suhami was the one lying]
This is not about a few black sheep. This is about an entire environment that in its totality, allows black sheep to thrive.
Saturday, December 17, 2005
好玩的句子
转过来，分之飨之！
===========================================
一 .烤肉时最不希望发生的事：
1.肉跟你装熟；
2.木炭耍冷；
3.蛤蚧搞自闭；
4.烤肉架搞分裂；
5.火种没种；
6.肉跟架子搞小团体；
7.香肠肉跟你耍黑道；
8.黑轮爆胎；
9.葱跟你装蒜；
10.玉米跟你来硬的！
二.你说：我爱你 521
+ 又说：每一天 365
---------------------------------
结果呢 = 886
三.表演系排小品。
男生：“本来咱俩这事儿好好的，都是让你妈给逼的。”
女生：“是你妈逼的！”
男生：“你妈逼的！”
女生：“你妈逼的！！”
男生：“去你妈的，不排了，不排了，这叫什么台词儿啊？！！”
四.第一题：
黄花岗起义时，开第一枪的人是谁？
(a) 黄兴 (b) 宋教仁 (c) 孙文 (d) 罗福星
第二题：
黄花岗起义时，开第二枪的人是谁？
(a) 黄兴 (b) 宋教仁 (c) 孙文 (d) 罗福星
第三题：
黄花岗起义时，开第三枪的人是谁？
(a) 黄兴 (b) 宋教仁 (c) 孙文 (d) 罗福星
这三题的答案都是(a)
因为教育出版社的教材里有一句话：“黄兴朝向空中鸣了三枪 揭开了黄花岗起义的序幕！”
五. 科大有个学生，马上大四毕业了，依然没有工作，没有女友。
于是，他去算命。
“你啊，将一直穷困潦倒，直到四十岁……”
学生听了眼睛一亮，心想有转机，于是问：“然后呢？”
“然后你就习惯这样的生活了……”
六.构建和谐社会的五大要素：
1.在自然界不要跟天斗；
2.在国际上不要跟美国斗；
3.在中国不要跟GCD斗；
4.在公里里不要跟老板斗;
5.在家里不要跟老婆斗。
七. 大学生总喜欢新鲜刺激的事物。
譬如打牌，输的要喊“我是猪”或是抱电线杆子喊“我的病有救了”之类的壮举。
你看人家汕大多有创意——宿舍打牌，谁输了谁要在半夜十二点独自上后山抄十个墓碑的碑文回来！
最要命的是第二天早上大家一起上山找墓碑校对！！
结果一学期下来，英文单词没背几个，后山的216块碑文背的倒是滚瓜烂熟，
更重要的是大家文学和书法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好多人竟然还学会了用小篆做签名档……
八.看一个人的心术，要看他的眼神。
看一个人的身价，要看他的对手。
看一个人的底牌．要看他身边的好友。
看一个人是否快乐，要看他清晨梦醒时的一刹那表情。
看一个人的胸襟，要看他如何面对失败及被人出卖。
看两个人的关系（男女），要看发生“意外”时，另一方的紧张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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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烤肉时最不希望发生的事：
1.肉跟你装熟；
2.木炭耍冷；
3.蛤蚧搞自闭；
4.烤肉架搞分裂；
5.火种没种；
6.肉跟架子搞小团体；
7.香肠肉跟你耍黑道；
8.黑轮爆胎；
9.葱跟你装蒜；
10.玉米跟你来硬的！
二.你说：我爱你 521
+ 又说：每一天 365
---------------------------------
结果呢 = 886
三.表演系排小品。
男生：“本来咱俩这事儿好好的，都是让你妈给逼的。”
女生：“是你妈逼的！”
男生：“你妈逼的！”
女生：“你妈逼的！！”
男生：“去你妈的，不排了，不排了，这叫什么台词儿啊？！！”
四.第一题：
黄花岗起义时，开第一枪的人是谁？
(a) 黄兴 (b) 宋教仁 (c) 孙文 (d) 罗福星
第二题：
黄花岗起义时，开第二枪的人是谁？
(a) 黄兴 (b) 宋教仁 (c) 孙文 (d) 罗福星
第三题：
黄花岗起义时，开第三枪的人是谁？
(a) 黄兴 (b) 宋教仁 (c) 孙文 (d) 罗福星
这三题的答案都是(a)
因为教育出版社的教材里有一句话：“黄兴朝向空中鸣了三枪 揭开了黄花岗起义的序幕！”
五. 科大有个学生，马上大四毕业了，依然没有工作，没有女友。
于是，他去算命。
“你啊，将一直穷困潦倒，直到四十岁……”
学生听了眼睛一亮，心想有转机，于是问：“然后呢？”
“然后你就习惯这样的生活了……”
六.构建和谐社会的五大要素：
1.在自然界不要跟天斗；
2.在国际上不要跟美国斗；
3.在中国不要跟GCD斗；
4.在公里里不要跟老板斗;
5.在家里不要跟老婆斗。
七. 大学生总喜欢新鲜刺激的事物。
譬如打牌，输的要喊“我是猪”或是抱电线杆子喊“我的病有救了”之类的壮举。
你看人家汕大多有创意——宿舍打牌，谁输了谁要在半夜十二点独自上后山抄十个墓碑的碑文回来！
最要命的是第二天早上大家一起上山找墓碑校对！！
结果一学期下来，英文单词没背几个，后山的216块碑文背的倒是滚瓜烂熟，
更重要的是大家文学和书法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好多人竟然还学会了用小篆做签名档……
八.看一个人的心术，要看他的眼神。
看一个人的身价，要看他的对手。
看一个人的底牌．要看他身边的好友。
看一个人是否快乐，要看他清晨梦醒时的一刹那表情。
看一个人的胸襟，要看他如何面对失败及被人出卖。
看两个人的关系（男女），要看发生“意外”时，另一方的紧张程度……
政治考试
你了解自己的政治倾向吗？
可以做一下“世界上最短的政治测验”，一共10个问题。赞同就选A，不置可否选M，反对选D。
题目及译文如下：
Personal Issues/个人问题
Government should not censor speech, press, media or Internet
政府不应该限制言论、出版、媒体或互联网
Military service should be voluntary. There should be no draft
参军应该是自愿的，不应该强制
There should be no laws regarding sex for consenting adults
法律不应该管成年人的性行为，只要双方自愿
Repeal laws prohibiting adult possession and use of drugs
废除禁止成人拥有及使用毒品的法律
There should be no National ID card
不应该有国民身份证
Economic Issues/经济问题
End "corporate welfare." No government handouts to business
终止“企业福利”，政府不应拿钱去补贴经营
End government barriers to international free trade
结束政府为国际自由贸易设置的壁垒
Let people control their own retirement; privatize Social Security
让人民自己管理退休金；社会保障私有化
Replace government welfare with private charity
用私人慈善取代政府福利
Cut taxes and government spending by 50% or more
把税金和政府支出都砍掉至少一半
回答完点击“记分”（Score It!）按钮。
你会落到如下五个区间之一，该网站的解释如下：
Libertatian 不太了解中文怎么翻译这个词，自由意志主义者？这一派支持最大程度的个人自由和经济自由，鼓吹小政府——有限地保护个人免于压迫和暴力。他们信奉个人对自己负责，反对政府官僚主义和税收，赞成私人慈善事业，容忍不同的生活方式，支持自由市场，捍卫公民自由。
Left (Liberal) 左翼（自由派）。自由派信奉个人有选择的自由，但倾向于由大政府来控制经济。他们支持政府建立“安全网”来帮助弱势群体，鼓吹对企业的严格管理。自由派倾向支持环境保护，捍卫公民自由和表达自由，支持政府采取行动促进平等，容忍不同的生活方式。
Centrist 中间派。中间派对政府控制经济和个人行为采取中间态度。根据具体议题，他们有时候赞成政府干预，有时候赞成个人选择。中间派自傲他们有开放的思想，反对“政治极端”，强调“现实”的解决方案。
Right (Conservative) 右翼（保守派）。保守派倾向于经济自由，但支持用法律来限制破坏“传统价值观”的个人行为。他们反对政府对企业过度控制，赞成政府采取行动保卫道德和传统家庭结构。保守派通常支持强大的军队，反对官僚主义和高税收，赞成自由市场经济，赞成严格的法律。
Statist (Big Government) 又不知该怎样翻译——中央经济统治论者？这一派希望政府严格管理经济和个人事务。他们经常质疑在当今的世界，经济自由与个人自由是否是现实的选项，不相信自由市场，支持高税收和中央计划经济，反对不同的生活方式，质疑公民自由的重要性。
这套题目是一个倡导公民自治的自由派团体设计的，据说已经有520万人次做过。如果做完觉得不过瘾，来做这个有名的政治罗盘（Political Compass）。这个题目比较多，共分6页。每题有四种选择：Strongly Disagree - 强烈反对|Disagree - 反对|Agree - 赞成|Strongly Agree - 强烈赞成。
题目与译文是我从其他地方拷贝来的。
第一页
If economic globalisation is inevitable, it should primarily serve humanity rather than the interests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如果经济全球化的确不可避免，它也应该首先为大众服务而不是为跨国公司的利益服务。
I’d always support my country, whether it was right or wrong.
我永远支持我的国家，无论其对错
No one chooses their country of birth, so it’s foolish to be proud of it.
以出生于某个国家而自豪是愚蠢的，因为这并不是你自己的选择。
Our race has many superior qualities, compared to other races.
我们的民族相对其它民族有很多优点
The enemy of my enemy is my friend.
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
Military action that defies international law is sometimes justified.
违背国际法的军事行动有时是正当的
The growing fusion between information and entertainment is a worrying contribution to the public’s shrinking attention span.
信息和娱乐的融合对日渐短暂的大众注意力有害无益。（这句有难度，attention span 指注意力的持续时间）
第二页
People are ultimately divided more by class than by nationality.
从根本上来说，人们还是应该以阶级划分，而不是以国籍划分。
Controlling infl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controlling unemployment.
控制通货膨胀远比降低失业率更重要
Corporations cannot be trusted to voluntarily respect the environment.
不能指望企业会主动去保护环境
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 is a fundamentally good idea.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本质上来说是个好主意。
It’s a sad reflection on our society that something as basic as drinking water is now a bottled, branded consumer product.
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诸如饮水之类都成了有包装，有品牌的商品，这反映了我们社会可悲的现实。
Land shouldn’t be a commodity to be bought and sold.
土地不应该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
Many personal fortunes are made by people who simply manipulate money and contribute nothing to their society.
一些人，除了资本运作外对这个社会没有任何贡献，却攫取了大量个人财富。
Protectionism is sometimes necessary in trade.
贸易保护主义有些时候是必须的。
The only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a company should be to deliver a profit to its shareholders.
公司的唯一社会价值就是为股东创造利润。
The rich are too highly taxed.
富人们被收的税太多了
Those with the ability to pay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higher standards of medical care .
有能力支付的人理应享受更高水平的医疗保健。
Governments should penalise businesses that mislead the public.
政府应当惩罚那些误导公众的生意。
The freer the market, the freer the people.
市场越自由，人民就越自由。
第三页
Abortion, when the woman’s life is not threatened, should always be illegal.
堕胎是违法的, 除非妇女的生命受到威胁。
All authority must be questioned.
没有权威能够不受质疑。
An eye for an eye and a tooth for a tooth.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Taxpayers should not be expected to prop up any theatres or museums that cannot survive on a commercial basis.
不应该指望纳税者去支持那些经营不下去的剧院或美术馆
Schools should not make classroom attendance compulsory.
学校不应该强制学生到教室出勤
Everyone has their rights, but it is better for all of us that different sorts of people should keep to their own kind.
人人有其权利，但是人们又是多种多样的，最好是让人人都能保持自己的特性
Good parents sometimes have to spank their children, to teach them right from wrong.
称职的父母有时不得不打孩子屁股，用坏的方法教他们学好
It’s natural for children to keep some secrets from their parents
孩子们对父母保留一些秘密是很自然的.
Marijuana should be legalised.
大麻应该合法化
The prime function of schooling is to equip the future generation to find jobs.
学校的首要功能是帮下一代具备找工作的能力
Significantly congenitally disabled people should not be allowed to reproduce.
显然，先天性残疾人不应该被允许生育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children to learn is to accept discipline.
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事是学会守规矩
There are no savage and civilised peoples； there are only different cultures.
没有所谓野蛮人文明人之分，不同的仅是文化
Those who are able to work, and refuse the opportunity, should not expect society’s support.
那些有能力工作但又放弃的人，不该指望社会的支持
When you are troubled, it’s better not to think about it, but to keep busy with more cheerful things.
当你遇到麻烦，与其操心，不如多做些开心的事
First-generation immigrants can never be fully integrated within their new country.
第一代移民永远不能完全融入新国家
What’s good for the most successful corporations is always, ultimately, good for all of us.
如果对最成功的企业有利，最终总是对我们全体有利
No broadcasting institution, however independent its content, should receive public funding.
不管是否独立，广播机构不应该接受公共基金
第四页
Our civil liberties are being excessively curbed in the name of counter-terrorism.
在反恐怖主义的名义下我们的公民自由被过份地遏制
A significant advantage of a one-party state is that it avoids all the arguments that delay progress in a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
一党制国家相对民主政体来说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它能够排除所有会导致延进度的争议。
Although the electronic age makes official surveillance easier, only wrongdoers need to be worried.
虽然在电子时代官方监视更加容易, 但只有坏人才需要担心
The death penalty should be an option for the most serious crimes.
对非常严重的罪行，应该考虑采用死刑
In a civilised society, one must always have people above to be obeyed and people below to be commanded.
在一个文明社会里，（从权力来源上来说），任何个人都必须“为人所治”，同时也有权力“治人”。（另一翻译是：在文明社会，下级永远应该服从上级。）
Abstract art that doesn’t represent anything shouldn’t be considered art at all.
没有什么具体含义的抽象艺术就不应该被视为艺术
In criminal justice, punishment should be more important than rehabilitation.
在刑法中，惩罚比改造更重要
It is a waste of time to try to rehabilitate some criminals.
挽救某些罪犯简直就是浪费时间
The businessman and the manufacturer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writer and the artist.
商人和工程师比作家和艺术家更重要
Mothers may have careers, but their first duty is to be homemakers.
作为母亲当然仍可以工作，不过照料家庭更为重要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are unethically exploiting the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跨国公司从发展中国家不道德地掠夺植物基因资源
Making peace with the establishment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maturity.
通过武装争取和平是（政治）成熟的重要方面
第五页
Astrology accurately explains many things.
占星术能够精确解释很多现象。
Religion and morality are closely linked.
宗教和道德是紧密相联的。
Charity is better than social security as a means of helping the genuinely disadvantaged.
相比于社会保障制度，慈善业能够更好的帮助真正的弱势群体。
Some people are naturally unlucky.
有些人天生就是不走运。
Faith-based schools have a positive role to play in our education system.
在我们的教育系统中，宗教学校起到积极作用。
第六页
Sex outside of marriage is usually immoral.
婚外性通常是不道德的。
A same sex couple in a stable, loving relationship, should not be excluded from the possibility of child adoption.
一对关系稳定、彼此相爱的同性夫妇不应被剥夺收养孩子的权利。
Pornography, depicting consenting adults, should be legal for the adult population.
色情产品(制造者为出於自愿的成年人)，应该对成年人合法开放。
What goes on in a private bedroom between consenting adults is no business of the state.
成年人在卧室里干什么(出於自愿)与政府无关。
No one can feel naturally homosexual.
没有人是天生的同性恋。
It‘s fine for society to be open about sex, but these days it‘s going too far.
社会对性持开明态度没什么，但是现在这股风气过了头
此题用x 轴表示经济观点，越右越赞成市场经济，弗里德曼在那里等你；y 轴表示政治观点，越往上越支持集权主义。萨达姆和布什分别处于原点左右两侧，但都爬得很高。
一些名人的翻译：Stalin 斯大林、Hitler 希特勒、Thatcher 撒切尔夫人、Friedman 弗里德曼、Gandhi 甘地 Saddm Hussein 萨达姆侯赛因、Yassier Arafat阿拉法特、Jacques Chirac 希拉克、 Pope John Paul II 罗马教皇、Ariel Sharon 沙龙、Genorge.W.Bush 乔治.布什、John Howard 霍华德、Silvio Berlusconi 贝鲁斯科尼、Tony Blair 布莱尔、Nelson Mandela 纳尔逊.曼德拉、The Dalai Lama 达赖喇嘛。
Economic Left/Right: 横轴是经济观点。左方是左派，右方是右派。
Social Libertarian/Authoritarian: 纵轴是政治观点。上方是集权派，下方是自由派。
我的政治倾向：在“最短的政治测验”里，我位于正中央，是如假包换的中间派。在政治罗盘测验里，也算是中间派：经济观点偏左一点点，不到-1；政治观点倾向自由派，-4。
可以做一下“世界上最短的政治测验”，一共10个问题。赞同就选A，不置可否选M，反对选D。
题目及译文如下：
Personal Issues/个人问题
Government should not censor speech, press, media or Internet
政府不应该限制言论、出版、媒体或互联网
Military service should be voluntary. There should be no draft
参军应该是自愿的，不应该强制
There should be no laws regarding sex for consenting adults
法律不应该管成年人的性行为，只要双方自愿
Repeal laws prohibiting adult possession and use of drugs
废除禁止成人拥有及使用毒品的法律
There should be no National ID card
不应该有国民身份证
Economic Issues/经济问题
End "corporate welfare." No government handouts to business
终止“企业福利”，政府不应拿钱去补贴经营
End government barriers to international free trade
结束政府为国际自由贸易设置的壁垒
Let people control their own retirement; privatize Social Security
让人民自己管理退休金；社会保障私有化
Replace government welfare with private charity
用私人慈善取代政府福利
Cut taxes and government spending by 50% or more
把税金和政府支出都砍掉至少一半
回答完点击“记分”（Score It!）按钮。
你会落到如下五个区间之一，该网站的解释如下：
Libertatian 不太了解中文怎么翻译这个词，自由意志主义者？这一派支持最大程度的个人自由和经济自由，鼓吹小政府——有限地保护个人免于压迫和暴力。他们信奉个人对自己负责，反对政府官僚主义和税收，赞成私人慈善事业，容忍不同的生活方式，支持自由市场，捍卫公民自由。
Left (Liberal) 左翼（自由派）。自由派信奉个人有选择的自由，但倾向于由大政府来控制经济。他们支持政府建立“安全网”来帮助弱势群体，鼓吹对企业的严格管理。自由派倾向支持环境保护，捍卫公民自由和表达自由，支持政府采取行动促进平等，容忍不同的生活方式。
Centrist 中间派。中间派对政府控制经济和个人行为采取中间态度。根据具体议题，他们有时候赞成政府干预，有时候赞成个人选择。中间派自傲他们有开放的思想，反对“政治极端”，强调“现实”的解决方案。
Right (Conservative) 右翼（保守派）。保守派倾向于经济自由，但支持用法律来限制破坏“传统价值观”的个人行为。他们反对政府对企业过度控制，赞成政府采取行动保卫道德和传统家庭结构。保守派通常支持强大的军队，反对官僚主义和高税收，赞成自由市场经济，赞成严格的法律。
Statist (Big Government) 又不知该怎样翻译——中央经济统治论者？这一派希望政府严格管理经济和个人事务。他们经常质疑在当今的世界，经济自由与个人自由是否是现实的选项，不相信自由市场，支持高税收和中央计划经济，反对不同的生活方式，质疑公民自由的重要性。
这套题目是一个倡导公民自治的自由派团体设计的，据说已经有520万人次做过。如果做完觉得不过瘾，来做这个有名的政治罗盘（Political Compass）。这个题目比较多，共分6页。每题有四种选择：Strongly Disagree - 强烈反对|Disagree - 反对|Agree - 赞成|Strongly Agree - 强烈赞成。
题目与译文是我从其他地方拷贝来的。
第一页
If economic globalisation is inevitable, it should primarily serve humanity rather than the interests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如果经济全球化的确不可避免，它也应该首先为大众服务而不是为跨国公司的利益服务。
I’d always support my country, whether it was right or wrong.
我永远支持我的国家，无论其对错
No one chooses their country of birth, so it’s foolish to be proud of it.
以出生于某个国家而自豪是愚蠢的，因为这并不是你自己的选择。
Our race has many superior qualities, compared to other races.
我们的民族相对其它民族有很多优点
The enemy of my enemy is my friend.
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
Military action that defies international law is sometimes justified.
违背国际法的军事行动有时是正当的
The growing fusion between information and entertainment is a worrying contribution to the public’s shrinking attention span.
信息和娱乐的融合对日渐短暂的大众注意力有害无益。（这句有难度，attention span 指注意力的持续时间）
第二页
People are ultimately divided more by class than by nationality.
从根本上来说，人们还是应该以阶级划分，而不是以国籍划分。
Controlling infl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controlling unemployment.
控制通货膨胀远比降低失业率更重要
Corporations cannot be trusted to voluntarily respect the environment.
不能指望企业会主动去保护环境
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 is a fundamentally good idea.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本质上来说是个好主意。
It’s a sad reflection on our society that something as basic as drinking water is now a bottled, branded consumer product.
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诸如饮水之类都成了有包装，有品牌的商品，这反映了我们社会可悲的现实。
Land shouldn’t be a commodity to be bought and sold.
土地不应该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
Many personal fortunes are made by people who simply manipulate money and contribute nothing to their society.
一些人，除了资本运作外对这个社会没有任何贡献，却攫取了大量个人财富。
Protectionism is sometimes necessary in trade.
贸易保护主义有些时候是必须的。
The only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a company should be to deliver a profit to its shareholders.
公司的唯一社会价值就是为股东创造利润。
The rich are too highly taxed.
富人们被收的税太多了
Those with the ability to pay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higher standards of medical care .
有能力支付的人理应享受更高水平的医疗保健。
Governments should penalise businesses that mislead the public.
政府应当惩罚那些误导公众的生意。
The freer the market, the freer the people.
市场越自由，人民就越自由。
第三页
Abortion, when the woman’s life is not threatened, should always be illegal.
堕胎是违法的, 除非妇女的生命受到威胁。
All authority must be questioned.
没有权威能够不受质疑。
An eye for an eye and a tooth for a tooth.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Taxpayers should not be expected to prop up any theatres or museums that cannot survive on a commercial basis.
不应该指望纳税者去支持那些经营不下去的剧院或美术馆
Schools should not make classroom attendance compulsory.
学校不应该强制学生到教室出勤
Everyone has their rights, but it is better for all of us that different sorts of people should keep to their own kind.
人人有其权利，但是人们又是多种多样的，最好是让人人都能保持自己的特性
Good parents sometimes have to spank their children, to teach them right from wrong.
称职的父母有时不得不打孩子屁股，用坏的方法教他们学好
It’s natural for children to keep some secrets from their parents
孩子们对父母保留一些秘密是很自然的.
Marijuana should be legalised.
大麻应该合法化
The prime function of schooling is to equip the future generation to find jobs.
学校的首要功能是帮下一代具备找工作的能力
Significantly congenitally disabled people should not be allowed to reproduce.
显然，先天性残疾人不应该被允许生育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children to learn is to accept discipline.
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事是学会守规矩
There are no savage and civilised peoples； there are only different cultures.
没有所谓野蛮人文明人之分，不同的仅是文化
Those who are able to work, and refuse the opportunity, should not expect society’s support.
那些有能力工作但又放弃的人，不该指望社会的支持
When you are troubled, it’s better not to think about it, but to keep busy with more cheerful things.
当你遇到麻烦，与其操心，不如多做些开心的事
First-generation immigrants can never be fully integrated within their new country.
第一代移民永远不能完全融入新国家
What’s good for the most successful corporations is always, ultimately, good for all of us.
如果对最成功的企业有利，最终总是对我们全体有利
No broadcasting institution, however independent its content, should receive public funding.
不管是否独立，广播机构不应该接受公共基金
第四页
Our civil liberties are being excessively curbed in the name of counter-terrorism.
在反恐怖主义的名义下我们的公民自由被过份地遏制
A significant advantage of a one-party state is that it avoids all the arguments that delay progress in a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
一党制国家相对民主政体来说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它能够排除所有会导致延进度的争议。
Although the electronic age makes official surveillance easier, only wrongdoers need to be worried.
虽然在电子时代官方监视更加容易, 但只有坏人才需要担心
The death penalty should be an option for the most serious crimes.
对非常严重的罪行，应该考虑采用死刑
In a civilised society, one must always have people above to be obeyed and people below to be commanded.
在一个文明社会里，（从权力来源上来说），任何个人都必须“为人所治”，同时也有权力“治人”。（另一翻译是：在文明社会，下级永远应该服从上级。）
Abstract art that doesn’t represent anything shouldn’t be considered art at all.
没有什么具体含义的抽象艺术就不应该被视为艺术
In criminal justice, punishment should be more important than rehabilitation.
在刑法中，惩罚比改造更重要
It is a waste of time to try to rehabilitate some criminals.
挽救某些罪犯简直就是浪费时间
The businessman and the manufacturer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writer and the artist.
商人和工程师比作家和艺术家更重要
Mothers may have careers, but their first duty is to be homemakers.
作为母亲当然仍可以工作，不过照料家庭更为重要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are unethically exploiting the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跨国公司从发展中国家不道德地掠夺植物基因资源
Making peace with the establishment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maturity.
通过武装争取和平是（政治）成熟的重要方面
第五页
Astrology accurately explains many things.
占星术能够精确解释很多现象。
Religion and morality are closely linked.
宗教和道德是紧密相联的。
Charity is better than social security as a means of helping the genuinely disadvantaged.
相比于社会保障制度，慈善业能够更好的帮助真正的弱势群体。
Some people are naturally unlucky.
有些人天生就是不走运。
Faith-based schools have a positive role to play in our education system.
在我们的教育系统中，宗教学校起到积极作用。
第六页
Sex outside of marriage is usually immoral.
婚外性通常是不道德的。
A same sex couple in a stable, loving relationship, should not be excluded from the possibility of child adoption.
一对关系稳定、彼此相爱的同性夫妇不应被剥夺收养孩子的权利。
Pornography, depicting consenting adults, should be legal for the adult population.
色情产品(制造者为出於自愿的成年人)，应该对成年人合法开放。
What goes on in a private bedroom between consenting adults is no business of the state.
成年人在卧室里干什么(出於自愿)与政府无关。
No one can feel naturally homosexual.
没有人是天生的同性恋。
It‘s fine for society to be open about sex, but these days it‘s going too far.
社会对性持开明态度没什么，但是现在这股风气过了头
此题用x 轴表示经济观点，越右越赞成市场经济，弗里德曼在那里等你；y 轴表示政治观点，越往上越支持集权主义。萨达姆和布什分别处于原点左右两侧，但都爬得很高。
一些名人的翻译：Stalin 斯大林、Hitler 希特勒、Thatcher 撒切尔夫人、Friedman 弗里德曼、Gandhi 甘地 Saddm Hussein 萨达姆侯赛因、Yassier Arafat阿拉法特、Jacques Chirac 希拉克、 Pope John Paul II 罗马教皇、Ariel Sharon 沙龙、Genorge.W.Bush 乔治.布什、John Howard 霍华德、Silvio Berlusconi 贝鲁斯科尼、Tony Blair 布莱尔、Nelson Mandela 纳尔逊.曼德拉、The Dalai Lama 达赖喇嘛。
Economic Left/Right: 横轴是经济观点。左方是左派，右方是右派。
Social Libertarian/Authoritarian: 纵轴是政治观点。上方是集权派，下方是自由派。
我的政治倾向：在“最短的政治测验”里，我位于正中央，是如假包换的中间派。在政治罗盘测验里，也算是中间派：经济观点偏左一点点，不到-1；政治观点倾向自由派，-4。
新加坡人不一样啊
新加坡华人可分成两类，按本地名词，叫做华语源流和英语源流，这种分别起码也有100年了。两个群体说不同的话，上不同的学校，学习不同的典籍，看不同的报纸，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也大不相同。看联合早报网站，可以体会华语源流新加坡人的心情。要了解英语源流的华人，得看海峡时报，特别是Life版。在联合早报上，只能看到对中国的颂扬。但在海峡时报上，内容就丰富了。一个月前，就有位女士在Life版撰文，讲述在中国旅游被骗，和中国人不文明的经历。
昨天的Life版上有篇文章，Singaporean first, Chinese second（我们首先是新加坡人，其次才是华人），作者是海峡时报驻华记者Clarissa Oon，在北京呆了七个月了。我在此转述她的看法。
跟无数的出租车司机、商店店员甚至足疗按摩师聊过之后，记者发现，如果她回答自己是新加坡人，中国年轻人的第一反应是“那是孙燕姿的国家”，上岁数的中国人会说“李光耀治理得很好”，而几乎所有人都会说“那是花园城市”，尽管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没去过新加坡。
聊深了，记者发现大部分中国人觉得新加坡华人跟他们应该是一样的，有一种远亲发达了，自己也感到荣耀的感觉。如果他们发现新加坡人的想法跟中国人并不一样，而且除了眼睛皮肤的颜色相同之外基本就是外国人，他们会感到震惊。
比如今年四月，中国各地爆发反日游行。出租车司机很惊讶记者表现出来的无动于衷。
“新加坡不是也被日本侵略了吗？你们跟我们不一样是华人吗？”，他们很难理解记者的观点：大部分新加坡人已经翻过了那一页，战争不再是新日关系中的问题。当记者跟一个司机解释中日紧张关系产生于当前的地缘政治竞争而不是历史认识，司机用不信任的眼光看她，接下来一言不发。
其他在中国生活的新加坡人则表示，当中国人表示“台湾一定要回归祖国”，他们有种疏离感。一个在北京生活的新加坡人说：不是我支持台湾独立，而是对这个问题感到矛盾。（很多新加坡人认为台湾问题与己无关）
至于其他的文化差异，作者表示接受不了中国艳俗的物质主义，以及中国年轻人对爱情、性、婚姻随心所欲的态度。贪婪被当作优点，离婚率那么高，在原有的意识形态崩溃后，资本主义价值观迅速取代共产主义，但用于制约的宗教却被禁止。
语言差异。记者说她从8岁才开始学中文，流利的口语只能维持10分钟，之后就得找合适的词了，有时还会出丑。有次她跟一个中国记者聊了个把钟头，对方对她的中文表达越来越忍无可忍，在她把“广东”和“广州”搞混之后，把她教训了一番。
现在她学聪明了，不再装中国人，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是外国人，一上来就说：我们是多元种族国家，英语是我们的共通语言。
这样，对方一听就会称赞她：啊，你的中文说的很不错啊！
==============================================
当中国人对你的“中文表达越来越忍无可忍”，那是因为他们把你的中文水平放在与他们自己同样的高度来进行性比较，而有所要求。
当中国人说：“啊，你的中文说的很不错啊！”，基本上，那可能是因为他们先入为主地认为一个说得一口“溜”的英语的非中国人，也能说华语，诚属难能可贵了。因此而无甚要求。
这是两种不同的层次。
昨天的Life版上有篇文章，Singaporean first, Chinese second（我们首先是新加坡人，其次才是华人），作者是海峡时报驻华记者Clarissa Oon，在北京呆了七个月了。我在此转述她的看法。
跟无数的出租车司机、商店店员甚至足疗按摩师聊过之后，记者发现，如果她回答自己是新加坡人，中国年轻人的第一反应是“那是孙燕姿的国家”，上岁数的中国人会说“李光耀治理得很好”，而几乎所有人都会说“那是花园城市”，尽管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没去过新加坡。
聊深了，记者发现大部分中国人觉得新加坡华人跟他们应该是一样的，有一种远亲发达了，自己也感到荣耀的感觉。如果他们发现新加坡人的想法跟中国人并不一样，而且除了眼睛皮肤的颜色相同之外基本就是外国人，他们会感到震惊。
比如今年四月，中国各地爆发反日游行。出租车司机很惊讶记者表现出来的无动于衷。
“新加坡不是也被日本侵略了吗？你们跟我们不一样是华人吗？”，他们很难理解记者的观点：大部分新加坡人已经翻过了那一页，战争不再是新日关系中的问题。当记者跟一个司机解释中日紧张关系产生于当前的地缘政治竞争而不是历史认识，司机用不信任的眼光看她，接下来一言不发。
其他在中国生活的新加坡人则表示，当中国人表示“台湾一定要回归祖国”，他们有种疏离感。一个在北京生活的新加坡人说：不是我支持台湾独立，而是对这个问题感到矛盾。（很多新加坡人认为台湾问题与己无关）
至于其他的文化差异，作者表示接受不了中国艳俗的物质主义，以及中国年轻人对爱情、性、婚姻随心所欲的态度。贪婪被当作优点，离婚率那么高，在原有的意识形态崩溃后，资本主义价值观迅速取代共产主义，但用于制约的宗教却被禁止。
语言差异。记者说她从8岁才开始学中文，流利的口语只能维持10分钟，之后就得找合适的词了，有时还会出丑。有次她跟一个中国记者聊了个把钟头，对方对她的中文表达越来越忍无可忍，在她把“广东”和“广州”搞混之后，把她教训了一番。
现在她学聪明了，不再装中国人，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是外国人，一上来就说：我们是多元种族国家，英语是我们的共通语言。
这样，对方一听就会称赞她：啊，你的中文说的很不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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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人对你的“中文表达越来越忍无可忍”，那是因为他们把你的中文水平放在与他们自己同样的高度来进行性比较，而有所要求。
当中国人说：“啊，你的中文说的很不错啊！”，基本上，那可能是因为他们先入为主地认为一个说得一口“溜”的英语的非中国人，也能说华语，诚属难能可贵了。因此而无甚要求。
这是两种不同的层次。
吴资政：媒体不应鹦鹉学舌 复述政府立场
How free should a free press be?
Speaking at the fif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s of the Today newspaper last night, Senior Minister Goh Chok Tong said he did not favour a subservient press, but freedom must also come with responsibility. This is an excerpt from his speech.
I REGARD newspapers as more than just the usual commercial products. The media disseminates information, news, analyses and commentaries. It influences and shapes public opinion. Hence ideally, its corporate interests should converge with the core interests of its home country.
The media also provides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the government and national leaders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people. And by reporting key events as they occur, the media serves as an authoritative record of a nation's significant moments for future generations. The media, therefore, occupies a privileged position in society. Editors and journalists shoulder a heavier moral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beyond that of CEOs and executives of other commercial companies.
Western liberals often argue that press freedom is a necessary ingredient of democracy and that it is the fourth estate to check elected governments, especially against corruption. But a free press by Western standards does not always lead to a clean and efficient government or contribute to economic freedom and prosperity.
An international NGO,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publishes an annual Press Freedom Index. Singapore does not rank high in this index. When Singapore was first ranked in 2003, we were placed 144th out of 166 countries. In 2005, we moved up four places to rank 140th out of 167 countries. Still, nothing to be proud of. After all, the other four original Asean countries were all ranked ahead of Singapore. Indonesia was ranked 102nd - followed by Thailand at 107th, Malaysia at 113th. The ranking of the Philippines was a surprise. Having occasionally read extracts from the Filipino press, I have always been under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Filipino press is extremely free. But the Philippines was ranked 139th, only one position higher than Singapore. Also, to my utter amazement, I discovered that even struggling war-torn Sudan was ranked at 133rd, seven places ahead of Singapore.
Should we be embarrassed because we are near the bottom of the ladder in the ranking? Should we be worried that investors may be put off? Not at all. What then Prime Minister Lee Kuan Yew said in 1959 is still our position today. He told a foreign correspondent then: 'You are not going to teach us how we should run the country. We are not so stupid. We know what our interests are and we try to preserve them.' Mr Lee proved that he was right. By the time he stepped down as Prime Minister in 1990, he had transformed Singapore from the Third World to First. Not only that. Singapore has one of the cleanest and most efficient governments in the world.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s 2005 survey of corruption perception for 158 countries ranked Singapore as the fifth least corrupt country. Malaysia, Thailand, the Philippines and Indonesia, which had better press freedom ranking, were ranked between 39th and 137th in that order. Sudan was a distant 144th.
What about economic freedom and prosperity? The highly regarded US-based Heritage Foundation's Economic Freedom Index gave us top marks. Singapore was ranked second out of 155 economies. Again, Malaysia, Thailand, Indonesia and the Philippines fell behind Singapore. They occupied positions between 70th and 121st.
As for economic prosperity, Singapore is way ahead of many countries with better press freedom rankings. My simple point is this: It has not been proven that having more press freedom would result in a clean and efficient government or economic freedom and prosperity.
I have taken the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Press Freedom Index at face value. It is a subjective measure computed through the prism of Western liberals. The index was compiled based on feedback primarily from 14 freedom of expression groups and 130 press correspondents. It lacks the careful research of hard data like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s Report on World Competitiveness.
Also, press freedom does not equate to press quality. As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pointed out in its report, 'the index should in no way be taken as an indication of the quality of the press in the countries concerned'. Unfortunately, I have not come across any index on the quality of the press. However, I have travelled to many countries and seen their newspapers. I dare say ours are comparable with many of the better foreign ones.
In reality, of course,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unfettered press freedom. Even the most liberal-minded person would acknowledge the necessity of some form of regulation or code to ensure responsible reporting.
Theodore Roosevelt, the 26th American President, once said: 'The power of the journalist is great, but he is entitled neither respect nor admiration because of that power unless it is used right.'Newspaper editors must always be mindful of the powers wielded by their pens or, nowadays, keyboards. They have a greater responsibility to society than merely publishing a sensational story, scooping the news or turning in a bigger profit for shareholders. There are larger national and societal interests at stake. I suppose that is what Roosevelt meant when he said that the journalists should use their power in a right way.
Reputable international news organisations also face this consideration every day. Although their conditions may be different, foreign editors have also exercised restraint and censorship when necessary.
You would recall that about a year ago, an Al-Qaeda-linked group in Iraq kidnapped and beheaded an American contractor, Nick Berg. The editors of several major US news agencies, including CNN, ABC and CBS, were confronted with the stark dilemma of whether to capture viewership by broadcasting the unedited video of Berg's ordeal or censor it and risk being outdone by a competitor. The video was already circulating freely and widely on the Internet. Despite this, most networks decided to report the news without broadcasting the gruesome video. Others simply showed the initial seconds of the video when Berg was still alive. Broadcasting the full video would have served the terrorists' objective of sparking public fear and accentuating public opposition to continued US presence in Iraq. Contrary to concern that such self-censorship might diminish the standing of a network in the eyes of the public, the networks earned praise for their responsible actions. Even Al-Jazeera decided not to air the footage as it felt that to show the actual beheading would have been 'out of the realm of decency'.
Similarly, the BBC covered the July 7 London Tube bombings in a responsible manner. While others contributed to an atmosphere of panic by speculating on casualties and destruction in the immediate aftermath, the BBC exercised considerable self-restraint. Rather than telecast live images, it used mostly videotaped ones which could be edited. The BBC also injected calm by reporting on the speed of emergency services and the quick recovery of the London stock market. These efforts helped the city to regain its composure. In Singapore, our media too had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ast crises.
When Jemaah Islamiah members were arrested in Singapore in September 2002, our editors realised that they must not inadvertently portray the arrests as being targeted against a particular community. To avoid driving a wedge between the various communities, our media took the constructive approach of highlighting the combined efforts of our various communities in fighting the menace. For example, Lianhe Zaobao commentaries explained that the JI issue was not a racial or religious one but a national challenge requiring the concerted effort of all Singaporeans and communities.
Media coverage of the Sars epidemic is another example of strong government-media partnership. Unlike in some other Sars-affected countries, our media worked hand-in-hand with the Government to ensure that the public received accurate information in a non-sensational way. Our newspapers and TV stations produced special cartoons and programmes to drive home messages to promote public hygiene, increase awareness and dispel myths. The Sars episode was one of the most painful moments for Singapore. Without the media working with the Government, Singapore could not have pulled through.
I recount these examples to emphasise that Singapore needs a media model where the players practise press freedom in a responsible way. It is also to remind all of us that should a national crisis such as a terrorist attack or an avian flu epidemic occur, our media should not go for sensational reporting. It should exercise judgment and cover unfolding events sensitively and in a manner which informs, educates and unites, not divides, our people.
Do not get me wrong. I do not favour a subservient press. An unthinking press is not good for Singapore. But press freedom must be practised with a larger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what is in or not in our national interests. Editors need to understand what their larger responsibilities entail and to demand them of their journalists. Editors and journalists must have high personal integrity and sound judgment - people who understand Singapore's uniqueness as a country, our multiracial and multi-religious make-up, vulnerabilities and national goals. By this, I mean that our editors and journalists must be men and women who know what works for Singapore and how to advance our society's collective interests. advanceThe starting point is how to put in place a good government to run a clean, just and efficient system.
Our editors and journalists must work for the public good in a practical rather than an idealistic way. They must report the news and present viewpoints with the aim to educate and inform without pursuing any personal or political agenda. Capturing readership is an important goal but to do so through sensational coverage is not the right way.
Opinions and analytical pieces on salient issues are important for giving readers varying perspectives. However, editors should take a balanced approach so as not to allow the commentary and opinion pages of their newspapers to reflect only biased or partisan views.
More importantly, news should not be slanted to serve a hidden agenda. The media is free to put across a range of worthy different viewpoints to encourage constructive social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It should not parrot the government's position. It would lose its credibility if it tries to be the government's propagandist. A discredited media would not serve our national interests.
Let me emphasise that while times have changed, the context in which our media operates has not changed much. Our multi-ethnic structure and social fabric remain the same. So are the permanent vulnerabilities. Even though Singapore is now more developed and our population better educated, it remains crucial for Singapore to maintain our own unique and tested system of political governance and media model. They have worked well. We should improve them from experience and by learning from others. Accept what has worked and reject what has not, whether they are from the East or West. But we must be bold enough to evolve our own model of a responsible, lively and credible media. The results of a prosperous, vibrant, well-governed Singapore speak for themselves.
DIFFERENT TIMES, SAME CONTEXT
While times have changed, the context in which our media operates has not changed much. Our multi-ethnic structure and social fabric remain the same. So are the permanent vulnerabilities.
MEETING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 have travelled to many countries and seen their newspapers. I dare say ours are comparable with many of the better foreign ones.
Speaking at the fif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s of the Today newspaper last night, Senior Minister Goh Chok Tong said he did not favour a subservient press, but freedom must also come with responsibility. This is an excerpt from his speech.
I REGARD newspapers as more than just the usual commercial products. The media disseminates information, news, analyses and commentaries. It influences and shapes public opinion. Hence ideally, its corporate interests should converge with the core interests of its home country.
The media also provides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the government and national leaders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people. And by reporting key events as they occur, the media serves as an authoritative record of a nation's significant moments for future generations. The media, therefore, occupies a privileged position in society. Editors and journalists shoulder a heavier moral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beyond that of CEOs and executives of other commercial companies.
Western liberals often argue that press freedom is a necessary ingredient of democracy and that it is the fourth estate to check elected governments, especially against corruption. But a free press by Western standards does not always lead to a clean and efficient government or contribute to economic freedom and prosperity.
An international NGO,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publishes an annual Press Freedom Index. Singapore does not rank high in this index. When Singapore was first ranked in 2003, we were placed 144th out of 166 countries. In 2005, we moved up four places to rank 140th out of 167 countries. Still, nothing to be proud of. After all, the other four original Asean countries were all ranked ahead of Singapore. Indonesia was ranked 102nd - followed by Thailand at 107th, Malaysia at 113th. The ranking of the Philippines was a surprise. Having occasionally read extracts from the Filipino press, I have always been under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Filipino press is extremely free. But the Philippines was ranked 139th, only one position higher than Singapore. Also, to my utter amazement, I discovered that even struggling war-torn Sudan was ranked at 133rd, seven places ahead of Singapore.
Should we be embarrassed because we are near the bottom of the ladder in the ranking? Should we be worried that investors may be put off? Not at all. What then Prime Minister Lee Kuan Yew said in 1959 is still our position today. He told a foreign correspondent then: 'You are not going to teach us how we should run the country. We are not so stupid. We know what our interests are and we try to preserve them.' Mr Lee proved that he was right. By the time he stepped down as Prime Minister in 1990, he had transformed Singapore from the Third World to First. Not only that. Singapore has one of the cleanest and most efficient governments in the world.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s 2005 survey of corruption perception for 158 countries ranked Singapore as the fifth least corrupt country. Malaysia, Thailand, the Philippines and Indonesia, which had better press freedom ranking, were ranked between 39th and 137th in that order. Sudan was a distant 144th.
What about economic freedom and prosperity? The highly regarded US-based Heritage Foundation's Economic Freedom Index gave us top marks. Singapore was ranked second out of 155 economies. Again, Malaysia, Thailand, Indonesia and the Philippines fell behind Singapore. They occupied positions between 70th and 121st.
As for economic prosperity, Singapore is way ahead of many countries with better press freedom rankings. My simple point is this: It has not been proven that having more press freedom would result in a clean and efficient government or economic freedom and prosperity.
I have taken the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Press Freedom Index at face value. It is a subjective measure computed through the prism of Western liberals. The index was compiled based on feedback primarily from 14 freedom of expression groups and 130 press correspondents. It lacks the careful research of hard data like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s Report on World Competitiveness.
Also, press freedom does not equate to press quality. As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pointed out in its report, 'the index should in no way be taken as an indication of the quality of the press in the countries concerned'. Unfortunately, I have not come across any index on the quality of the press. However, I have travelled to many countries and seen their newspapers. I dare say ours are comparable with many of the better foreign ones.
In reality, of course,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unfettered press freedom. Even the most liberal-minded person would acknowledge the necessity of some form of regulation or code to ensure responsible reporting.
Theodore Roosevelt, the 26th American President, once said: 'The power of the journalist is great, but he is entitled neither respect nor admiration because of that power unless it is used right.'Newspaper editors must always be mindful of the powers wielded by their pens or, nowadays, keyboards. They have a greater responsibility to society than merely publishing a sensational story, scooping the news or turning in a bigger profit for shareholders. There are larger national and societal interests at stake. I suppose that is what Roosevelt meant when he said that the journalists should use their power in a right way.
Reputable international news organisations also face this consideration every day. Although their conditions may be different, foreign editors have also exercised restraint and censorship when necessary.
You would recall that about a year ago, an Al-Qaeda-linked group in Iraq kidnapped and beheaded an American contractor, Nick Berg. The editors of several major US news agencies, including CNN, ABC and CBS, were confronted with the stark dilemma of whether to capture viewership by broadcasting the unedited video of Berg's ordeal or censor it and risk being outdone by a competitor. The video was already circulating freely and widely on the Internet. Despite this, most networks decided to report the news without broadcasting the gruesome video. Others simply showed the initial seconds of the video when Berg was still alive. Broadcasting the full video would have served the terrorists' objective of sparking public fear and accentuating public opposition to continued US presence in Iraq. Contrary to concern that such self-censorship might diminish the standing of a network in the eyes of the public, the networks earned praise for their responsible actions. Even Al-Jazeera decided not to air the footage as it felt that to show the actual beheading would have been 'out of the realm of decency'.
Similarly, the BBC covered the July 7 London Tube bombings in a responsible manner. While others contributed to an atmosphere of panic by speculating on casualties and destruction in the immediate aftermath, the BBC exercised considerable self-restraint. Rather than telecast live images, it used mostly videotaped ones which could be edited. The BBC also injected calm by reporting on the speed of emergency services and the quick recovery of the London stock market. These efforts helped the city to regain its composure. In Singapore, our media too had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ast crises.
When Jemaah Islamiah members were arrested in Singapore in September 2002, our editors realised that they must not inadvertently portray the arrests as being targeted against a particular community. To avoid driving a wedge between the various communities, our media took the constructive approach of highlighting the combined efforts of our various communities in fighting the menace. For example, Lianhe Zaobao commentaries explained that the JI issue was not a racial or religious one but a national challenge requiring the concerted effort of all Singaporeans and communities.
Media coverage of the Sars epidemic is another example of strong government-media partnership. Unlike in some other Sars-affected countries, our media worked hand-in-hand with the Government to ensure that the public received accurate information in a non-sensational way. Our newspapers and TV stations produced special cartoons and programmes to drive home messages to promote public hygiene, increase awareness and dispel myths. The Sars episode was one of the most painful moments for Singapore. Without the media working with the Government, Singapore could not have pulled through.
I recount these examples to emphasise that Singapore needs a media model where the players practise press freedom in a responsible way. It is also to remind all of us that should a national crisis such as a terrorist attack or an avian flu epidemic occur, our media should not go for sensational reporting. It should exercise judgment and cover unfolding events sensitively and in a manner which informs, educates and unites, not divides, our people.
Do not get me wrong. I do not favour a subservient press. An unthinking press is not good for Singapore. But press freedom must be practised with a larger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what is in or not in our national interests. Editors need to understand what their larger responsibilities entail and to demand them of their journalists. Editors and journalists must have high personal integrity and sound judgment - people who understand Singapore's uniqueness as a country, our multiracial and multi-religious make-up, vulnerabilities and national goals. By this, I mean that our editors and journalists must be men and women who know what works for Singapore and how to advance our society's collective interests. advanceThe starting point is how to put in place a good government to run a clean, just and efficient system.
Our editors and journalists must work for the public good in a practical rather than an idealistic way. They must report the news and present viewpoints with the aim to educate and inform without pursuing any personal or political agenda. Capturing readership is an important goal but to do so through sensational coverage is not the right way.
Opinions and analytical pieces on salient issues are important for giving readers varying perspectives. However, editors should take a balanced approach so as not to allow the commentary and opinion pages of their newspapers to reflect only biased or partisan views.
More importantly, news should not be slanted to serve a hidden agenda. The media is free to put across a range of worthy different viewpoints to encourage constructive social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It should not parrot the government's position. It would lose its credibility if it tries to be the government's propagandist. A discredited media would not serve our national interests.
Let me emphasise that while times have changed, the context in which our media operates has not changed much. Our multi-ethnic structure and social fabric remain the same. So are the permanent vulnerabilities. Even though Singapore is now more developed and our population better educated, it remains crucial for Singapore to maintain our own unique and tested system of political governance and media model. They have worked well. We should improve them from experience and by learning from others. Accept what has worked and reject what has not, whether they are from the East or West. But we must be bold enough to evolve our own model of a responsible, lively and credible media. The results of a prosperous, vibrant, well-governed Singapore speak for themselves.
DIFFERENT TIMES, SAME CONTEXT
While times have changed, the context in which our media operates has not changed much. Our multi-ethnic structure and social fabric remain the same. So are the permanent vulnerabilities.
MEETING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 have travelled to many countries and seen their newspapers. I dare say ours are comparable with many of the better foreign ones.
留给新加坡人自己决断
... 新加坡有很特殊的历史发展背景，它的言论空间尺度很难被外人想象，不能用中国或台湾动勘时代比照。与中国相比，某些方面更紧，比如对政府领导人的批评；也有某些方面比较宽松，比如媒体经常原文转载外国的批评。龙应台写的批评新加坡的文章，每一篇都被联合早报转载。在东南亚工作过十年的台湾记者徐宗懋指出：这种宽松是因为外国人对新加坡的批评，基本都批不到点子上。
所谓李氏家族裙带，毕竟只是耳语。浮在表面、被普通民众看到的事实是：李显龙是同侪中最有魄力的，经济学人也不否认；李显扬领导的新电信是盈利的，不仅在新加坡，而且在澳洲、中国都发展得不错；何晶领衔的淡马锡控股也是成功的投资公司。新加坡法律太严苛？结果是低犯罪率。新加坡缺乏自由？是更自由的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人向新加坡移民，而不是相反。国营企业不如民营有效率？跻身世界500强之列的新加坡企业都是国营的。
外国人只是匆匆一看，批评他不喜欢的方面，但这些正是使新加坡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因素，是一般民众赞成的。所以报纸选登这些批评，正好激起新加坡人同仇敌忾。这是批评者意想不到的。
新加坡的言论文化就是如此。是好是坏，，毕竟是他们承担后果。
摘自 经济学人与外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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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李氏家族裙带，毕竟只是耳语。浮在表面、被普通民众看到的事实是：李显龙是同侪中最有魄力的，经济学人也不否认；李显扬领导的新电信是盈利的，不仅在新加坡，而且在澳洲、中国都发展得不错；何晶领衔的淡马锡控股也是成功的投资公司。新加坡法律太严苛？结果是低犯罪率。新加坡缺乏自由？是更自由的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人向新加坡移民，而不是相反。国营企业不如民营有效率？跻身世界500强之列的新加坡企业都是国营的。
外国人只是匆匆一看，批评他不喜欢的方面，但这些正是使新加坡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因素，是一般民众赞成的。所以报纸选登这些批评，正好激起新加坡人同仇敌忾。这是批评者意想不到的。
新加坡的言论文化就是如此。是好是坏，，毕竟是他们承担后果。
摘自 经济学人与外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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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名称丰富含义的由来
讨论与Blog相关的技术，不可不谈的就是RSS，这个缩写在英文中可以有几个源头，并被不同的技术团体做不同的解释。既可以是“Rich Site Summary”，或“RDF Site Summary”，也可以是“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为什么有这么多含义呢？这还要从RSS的一段今天也没有理清的关系说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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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积极角度看陈万荣案
虽然我国法庭每年平均处理五到二十起逃兵事件，但像钢琴家陈万荣的案件一样引发逃兵议题的，实属罕见。不过，深一层看，这个议题的出现，其实有其更深层的意含。
最令公众人士，尤其是服过兵役的公民不满的，应该是陈万荣所受到的罚款处分。不少人质疑，他是不是因为名成利就而获得“优待”和轻罚？当然不是。
11月24日国防部的第一次回应，并没有消除疑虑，反而是激发了更多的情绪反应。国防部投函报章，一般性地指出，严正看待逃避服役事件，而逃役者也须面对后果，受到法律制裁，按《征召法令》，可被罚款高达五千元，或监禁不超过三年，或两者兼施，至于实际的处罚，由法庭决定。
这样的回应显然比民众在这个课题上的情绪慢了半拍。有人要国防部表明立场，到底逃役者是该罚款还是坐监？11月30日，国防部不得不再次回应，透露该部正在检讨《征召法令》，在检讨完毕后，将给予公众完整的回复。
有关方面接着也才透露，陈万荣的罚款数额是三千元，同时，当年他父母保送他出国的三万元保证金也被没收。随后则是国防部长张志贤在一个公开场合回答记者的问题，表示当局正在检讨有关法令，他个人倾向于对明知故犯的逃役者处以监刑。
一场风波总算暂时平息。但是，重要的疑问还是没有解开。最令许多人疑惑的，是《征召法令》中明明有规定，对逃役者可以处以最高五千元罚款，或最高三年监禁，或两者兼施。但为什么法庭一路来都只选择罚款了事，甚至只罚三千元，而不动用监刑？这是出于什么考量
有报道还说，曾有逃役者在地方法庭被处监，但上诉后都改为罚款，这是由于受到高庭判决先例的约束。？相信这种法律上的论说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和信服的。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国防部并没有寻求增加罚款额和监刑？一连串的疑问，都还有待解开。
撇开逃役与相关刑罚的争论，我想，陈万荣案最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是一般当过兵的公民对这一事件的心理和情绪反应。它所折射的信息是很清楚的，那就是，经过将近四十年的积淀，国民意识已非常的厚实，新加坡人已经普遍地把服役和对国家的效忠与牺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以服役为荣，逃役为耻。
服役之苦，军令之严，只有真正当过兵的阿兵哥们才有深刻的体验，少数人不幸在军训的事故中丧生，不少人因军训而受伤，在这些公民心目中，执干戈以卫社稷，乃是公民义务，无怨无悔，但他们肯定也希望得到国家和人民的体认与感激。
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求公正。国民服役是一视同仁的，不管你出身什么家庭背景，什么种族，什么宗教，都得接受同样的训练，穿同样的军服，吃同样的米饭，没有特权，没有优待。
正因为大家都经过这一过程，公平、公正的概念也就更加根深蒂固。陈万荣案之所以激起波澜，正因为它使许多服过兵役的国民有不公正之感，甚至愤慨。大家都觉得，三千块钱罚款与逃役的严重性落差太大了。因此，这次的经验，应该能使国防部更深切体察当过兵的公民心目中的这种公正感。
● 吴俊刚
·作者为《联合早报》评论员
===============================================
View Melvyn Tan case from a positive angle
About five to 20 National Service evaders go before the Singapore courts each year, but none has sparked a debate on the issue of punishment for NS defaulters as in the case of pianist Melvyn Tan.
When we look deeper into the controversy, we will understand better its underlying significance.
What the public, especially Singaporeans who have served NS, are most unhappy about is that Mr Tan has got away with a fine.
The question many have raised is this: Has he been given "special treatment" and let off with just a slap on the wrist because of his fame and achievements? Of course not.
When the Ministry of Defence first responded to the case on Nov 24, instead of clearing doubts, it generated more emotional reactions from the people.
In a letter to the press, Mindef said that it takes a serious stand on all defaulters who will have to bear the consequences of their action and will be dealt with by the courts under the Enlistment Act.
On conviction, they are liable for an imprisonment term not exceeding three years or a fine not exceeding $5,000, or both. But the exact sentence will be determined by the courts.
The reply obviously was not good enough and some began asking Mindef to state its position categorically - should defaulters be fined or jailed?
The ministry responded again on Nov 30 by saying that it is reviewing the Enlistment Act and will give a full response on the matter when the review is completed.
And then it was revealed by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that Mr Tan was fined $3,000 and that his parents also lost a $30,000 bond pledged as a guarantee that he would return to serve NS.
Subsequently, responding to media queries on the Melvyn Tan case earlier this month, Defence Minister Teo Chee Hean said that Mindef is reviewing the Enlistment Act. He also added that he is personally in favour of imposing custodial sentences for people who deliberately evade NS.
The furore may have died down. But one important question remains unanswered.
What the people find most puzzling is this: Since the punishment for failing to serve NS is an imprisonment term not exceeding three years or a fine not exceeding $5,000, or both, why have the courts so far chosen to impose only a fine ($3,000 in Melvyn Tan's case) and not a jail term? What are the considerations?
There have been news reports that some draft dodgers who were sentenced to jail by the Subordinate Courts managed to have it converted to a fine when they appealed because there is such a precedent in the High Court.
The average person may not understand the legal complexities involved. Neither would they be convinced.
Why has Mindef so far not sought to increase the maximum fine and jail term for NS evaders? This is yet another question that needs to be answered.
The issues of draft dodging and the penalties for it aside, what truly deserves our attention from the Melvyn Tan case is the reaction of Singaporeans who have served NS.
The message is clear. After close to 40 years, there is now a strong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For Singaporeans, our system of National Service is now intertwined with a sense of loyalty and the willingness to sacrifice for the country. To serve NS is an honour and to evade it is a disgrace.
Only people who have gone through NS understand what military training and discipline is. Many have suffered injuries in the course of training and a few have even lost their lives.
To them, to be trained to defend the country is a duty that they must fulfil. Naturally, they hope that what they have done will be recognised and appreciated by the nation and fellow Singaporeans.
More importantly, they want fairness. The same treatment should be extended to all who serve NS, regardless of family background, race or religion. Everyone goes through the same training, wears the same uniform and eats the same food. No one gets special privileges or favours.
This sense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has taken root precisely because everyone goes through the same process.
That the Melvyn Tan case has caused an uproar is because many who have served NS feel resentment at something they believe is unfair.
They feel strongly that a fine of $3,000 is inadequate for evading NS which is a serious offence.
This episode should help Mindef understand better this sense of fairness that Singaporeans who have served NS hold dear to their hearts.
By Goh Choon Kang. The writer is a leader writer of Lianhe Zaobao. Translated by Yap Gee Poh.
最令公众人士，尤其是服过兵役的公民不满的，应该是陈万荣所受到的罚款处分。不少人质疑，他是不是因为名成利就而获得“优待”和轻罚？当然不是。
11月24日国防部的第一次回应，并没有消除疑虑，反而是激发了更多的情绪反应。国防部投函报章，一般性地指出，严正看待逃避服役事件，而逃役者也须面对后果，受到法律制裁，按《征召法令》，可被罚款高达五千元，或监禁不超过三年，或两者兼施，至于实际的处罚，由法庭决定。
这样的回应显然比民众在这个课题上的情绪慢了半拍。有人要国防部表明立场，到底逃役者是该罚款还是坐监？11月30日，国防部不得不再次回应，透露该部正在检讨《征召法令》，在检讨完毕后，将给予公众完整的回复。
有关方面接着也才透露，陈万荣的罚款数额是三千元，同时，当年他父母保送他出国的三万元保证金也被没收。随后则是国防部长张志贤在一个公开场合回答记者的问题，表示当局正在检讨有关法令，他个人倾向于对明知故犯的逃役者处以监刑。
一场风波总算暂时平息。但是，重要的疑问还是没有解开。最令许多人疑惑的，是《征召法令》中明明有规定，对逃役者可以处以最高五千元罚款，或最高三年监禁，或两者兼施。但为什么法庭一路来都只选择罚款了事，甚至只罚三千元，而不动用监刑？这是出于什么考量
有报道还说，曾有逃役者在地方法庭被处监，但上诉后都改为罚款，这是由于受到高庭判决先例的约束。？相信这种法律上的论说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和信服的。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国防部并没有寻求增加罚款额和监刑？一连串的疑问，都还有待解开。
撇开逃役与相关刑罚的争论，我想，陈万荣案最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是一般当过兵的公民对这一事件的心理和情绪反应。它所折射的信息是很清楚的，那就是，经过将近四十年的积淀，国民意识已非常的厚实，新加坡人已经普遍地把服役和对国家的效忠与牺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以服役为荣，逃役为耻。
服役之苦，军令之严，只有真正当过兵的阿兵哥们才有深刻的体验，少数人不幸在军训的事故中丧生，不少人因军训而受伤，在这些公民心目中，执干戈以卫社稷，乃是公民义务，无怨无悔，但他们肯定也希望得到国家和人民的体认与感激。
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求公正。国民服役是一视同仁的，不管你出身什么家庭背景，什么种族，什么宗教，都得接受同样的训练，穿同样的军服，吃同样的米饭，没有特权，没有优待。
正因为大家都经过这一过程，公平、公正的概念也就更加根深蒂固。陈万荣案之所以激起波澜，正因为它使许多服过兵役的国民有不公正之感，甚至愤慨。大家都觉得，三千块钱罚款与逃役的严重性落差太大了。因此，这次的经验，应该能使国防部更深切体察当过兵的公民心目中的这种公正感。
● 吴俊刚
·作者为《联合早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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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 Melvyn Tan case from a positive angle
About five to 20 National Service evaders go before the Singapore courts each year, but none has sparked a debate on the issue of punishment for NS defaulters as in the case of pianist Melvyn Tan.
When we look deeper into the controversy, we will understand better its underlying significance.
What the public, especially Singaporeans who have served NS, are most unhappy about is that Mr Tan has got away with a fine.
The question many have raised is this: Has he been given "special treatment" and let off with just a slap on the wrist because of his fame and achievements? Of course not.
When the Ministry of Defence first responded to the case on Nov 24, instead of clearing doubts, it generated more emotional reactions from the people.
In a letter to the press, Mindef said that it takes a serious stand on all defaulters who will have to bear the consequences of their action and will be dealt with by the courts under the Enlistment Act.
On conviction, they are liable for an imprisonment term not exceeding three years or a fine not exceeding $5,000, or both. But the exact sentence will be determined by the courts.
The reply obviously was not good enough and some began asking Mindef to state its position categorically - should defaulters be fined or jailed?
The ministry responded again on Nov 30 by saying that it is reviewing the Enlistment Act and will give a full response on the matter when the review is completed.
And then it was revealed by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that Mr Tan was fined $3,000 and that his parents also lost a $30,000 bond pledged as a guarantee that he would return to serve NS.
Subsequently, responding to media queries on the Melvyn Tan case earlier this month, Defence Minister Teo Chee Hean said that Mindef is reviewing the Enlistment Act. He also added that he is personally in favour of imposing custodial sentences for people who deliberately evade NS.
The furore may have died down. But one important question remains unanswered.
What the people find most puzzling is this: Since the punishment for failing to serve NS is an imprisonment term not exceeding three years or a fine not exceeding $5,000, or both, why have the courts so far chosen to impose only a fine ($3,000 in Melvyn Tan's case) and not a jail term? What are the considerations?
There have been news reports that some draft dodgers who were sentenced to jail by the Subordinate Courts managed to have it converted to a fine when they appealed because there is such a precedent in the High Court.
The average person may not understand the legal complexities involved. Neither would they be convinced.
Why has Mindef so far not sought to increase the maximum fine and jail term for NS evaders? This is yet another question that needs to be answered.
The issues of draft dodging and the penalties for it aside, what truly deserves our attention from the Melvyn Tan case is the reaction of Singaporeans who have served NS.
The message is clear. After close to 40 years, there is now a strong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For Singaporeans, our system of National Service is now intertwined with a sense of loyalty and the willingness to sacrifice for the country. To serve NS is an honour and to evade it is a disgrace.
Only people who have gone through NS understand what military training and discipline is. Many have suffered injuries in the course of training and a few have even lost their lives.
To them, to be trained to defend the country is a duty that they must fulfil. Naturally, they hope that what they have done will be recognised and appreciated by the nation and fellow Singaporeans.
More importantly, they want fairness. The same treatment should be extended to all who serve NS, regardless of family background, race or religion. Everyone goes through the same training, wears the same uniform and eats the same food. No one gets special privileges or favours.
This sense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has taken root precisely because everyone goes through the same process.
That the Melvyn Tan case has caused an uproar is because many who have served NS feel resentment at something they believe is unfair.
They feel strongly that a fine of $3,000 is inadequate for evading NS which is a serious offence.
This episode should help Mindef understand better this sense of fairness that Singaporeans who have served NS hold dear to their hearts.
By Goh Choon Kang. The writer is a leader writer of Lianhe Zaobao. Translated by Yap Gee Poh.
Thursday, December 15, 2005
爱情:寻找相似的灵魂
...... 崇拜，是对深邃灵魂的向往渴望，对方身上反射的自我期许，让翁帆和扬，甘愿付出年轻的生命相迎。陈文茜和平路讨论杨翁之恋时曾说，智慧的长者是一所绝佳的学校，成为杨振宁妻子，拉高了翁帆人生的起点。
青春和青春的相悦自有无可替代的天然之美，但爱情旅途有着不同出发点，从仰望出发也可到达目的地。爱情最终的真义，不就是要寻找相似的灵魂？
摘自 翁帆和扬·安德烈
青春和青春的相悦自有无可替代的天然之美，但爱情旅途有着不同出发点，从仰望出发也可到达目的地。爱情最终的真义，不就是要寻找相似的灵魂？
摘自 翁帆和扬·安德烈
人生的跑道
傍晚下班回家，一看到屋子里的情况，气便不打一处来了。
大厅里没人，灯亮着、风扇猛猛地开着，桌子上，狼籍不堪地弃置着吃了一半的罐头鱼、喝了半瓶的汽水、还有，咬了一半的面包；厨房里，橱门大大地敞开着；楼上呢，传来了收音机震天价响的噪音。
气鼓鼓地跑上楼，发现次子正坐在电脑旁，全神贯注地敲打着键盘。
我生气地数落他的“罪状”，数数数，数着数着，连过去的旧账也一并翻了出来，婆婆妈妈、唠唠叨叨，彻底忘记了被我数落着的这个孩子已经成年而且站起来时比我足足高了三尺余。
静静地听着、听着，他的脸，突然闪出了一种痛苦的表情，像一只受伤的犬。
次日，长子对我说道：
“妈妈，弟弟已经长大了，您不应该为了这些芝麻绿豆的小事而责备他，您应该设法找出让他心烦的原因呀！”
寥寥数语，醍醐灌顶。
身为父母的，常常忘记一个基本的事实：孩子会长大、孩子已长大。我们老是高高在上地摆出长者的姿态，而这一摆，有时可能便摆上长长的半个世纪而不自觉。
实际上，我们应该和孩子一起成长，我们应该随着他们的需要而改变自己的教育方式。一个两岁的孩子，将吃喝一半的食物随意丢在桌上而走开，他需要的是父母耐心的教导；一名十二岁的孩子做同样的事情，父母便得好好地骂一骂了，然而，当一名二十一岁的孩子犯上这个错误时，他需要的，不是教导、不是斥责、不是提醒，而是理解与宽容。在他疏忽行事的背后，肯定有着需要我们深入去了解的内在原因、有着需要我们伸出援手以共同解决的问题。一开口便不分青红皂白地骂，不但于事无补，还会使亲子关系蒙上重重阴影。
事后，经过详谈，果然发现了次子当日的确有个难解的心结，结果便因心不在焉而出现了有异于常的行为。
从上述事件，我发现了为人父母者常犯的另一个毛病是：我们惯于指责而吝于赞美。
性好整洁的次子做事一向秩序井然，自个儿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衣服鞋袜，永远各就各位。家里哪儿东西凌乱，他总自动自发地整理；哪儿有蚊虫蚂蚁的踪迹，他总不嫌麻烦地大事歼灭。我把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的，从来不曾美言称赞，然而，一旦出现状况，便理直气壮地大发雷霆。
我执教鞭，常常有机会与学生家长接触。我发现两代间的冲突常常源于父母没有与孩子一起成长。孩子的胃是饱的，身子是暖和的，可是，他们胸腔里已经茁壮成长的那颗心，却仍然被父母看成是襁褓期间的婴儿心。父母为了浮在生活表面许许多多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喋喋不休，却不知道青春期的少男少女真正需要的是贴心的关爱。这种情形，就好像看到黑烟从车里冒出时，不去探究车子冒烟的内在原因，反而啰啰唆唆地嫌黑烟污染空气、嫌黑烟有碍瞻观，全然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
生活，是一条长长的跑道，当孩子比我们矮了一大截时，我们是孩子的教练，指导他们正确的跑姿、指引他们正确的跑向；可是，有一天，当他们与我们高与肩齐时，我们便得与他们并肩而跑了。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及早赢取孩子永远的尊敬。
● 尤今
大厅里没人，灯亮着、风扇猛猛地开着，桌子上，狼籍不堪地弃置着吃了一半的罐头鱼、喝了半瓶的汽水、还有，咬了一半的面包；厨房里，橱门大大地敞开着；楼上呢，传来了收音机震天价响的噪音。
气鼓鼓地跑上楼，发现次子正坐在电脑旁，全神贯注地敲打着键盘。
我生气地数落他的“罪状”，数数数，数着数着，连过去的旧账也一并翻了出来，婆婆妈妈、唠唠叨叨，彻底忘记了被我数落着的这个孩子已经成年而且站起来时比我足足高了三尺余。
静静地听着、听着，他的脸，突然闪出了一种痛苦的表情，像一只受伤的犬。
次日，长子对我说道：
“妈妈，弟弟已经长大了，您不应该为了这些芝麻绿豆的小事而责备他，您应该设法找出让他心烦的原因呀！”
寥寥数语，醍醐灌顶。
身为父母的，常常忘记一个基本的事实：孩子会长大、孩子已长大。我们老是高高在上地摆出长者的姿态，而这一摆，有时可能便摆上长长的半个世纪而不自觉。
实际上，我们应该和孩子一起成长，我们应该随着他们的需要而改变自己的教育方式。一个两岁的孩子，将吃喝一半的食物随意丢在桌上而走开，他需要的是父母耐心的教导；一名十二岁的孩子做同样的事情，父母便得好好地骂一骂了，然而，当一名二十一岁的孩子犯上这个错误时，他需要的，不是教导、不是斥责、不是提醒，而是理解与宽容。在他疏忽行事的背后，肯定有着需要我们深入去了解的内在原因、有着需要我们伸出援手以共同解决的问题。一开口便不分青红皂白地骂，不但于事无补，还会使亲子关系蒙上重重阴影。
事后，经过详谈，果然发现了次子当日的确有个难解的心结，结果便因心不在焉而出现了有异于常的行为。
从上述事件，我发现了为人父母者常犯的另一个毛病是：我们惯于指责而吝于赞美。
性好整洁的次子做事一向秩序井然，自个儿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衣服鞋袜，永远各就各位。家里哪儿东西凌乱，他总自动自发地整理；哪儿有蚊虫蚂蚁的踪迹，他总不嫌麻烦地大事歼灭。我把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的，从来不曾美言称赞，然而，一旦出现状况，便理直气壮地大发雷霆。
我执教鞭，常常有机会与学生家长接触。我发现两代间的冲突常常源于父母没有与孩子一起成长。孩子的胃是饱的，身子是暖和的，可是，他们胸腔里已经茁壮成长的那颗心，却仍然被父母看成是襁褓期间的婴儿心。父母为了浮在生活表面许许多多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喋喋不休，却不知道青春期的少男少女真正需要的是贴心的关爱。这种情形，就好像看到黑烟从车里冒出时，不去探究车子冒烟的内在原因，反而啰啰唆唆地嫌黑烟污染空气、嫌黑烟有碍瞻观，全然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
生活，是一条长长的跑道，当孩子比我们矮了一大截时，我们是孩子的教练，指导他们正确的跑姿、指引他们正确的跑向；可是，有一天，当他们与我们高与肩齐时，我们便得与他们并肩而跑了。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及早赢取孩子永远的尊敬。
● 尤今
天地有大美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是庄子在《知北遊》篇说的。蒋勋新书用了前面五个字作书名。
有一个分辨真假钻石的说法。一个人从小到大接触的都是真钻石，长大了把一堆真假钻石摆在面前，他可以不假思索地把真假分开。因为从小接触了真东西，耳濡目染之下辨识能力成了直觉本能。
多看多接触正是培养美感的一个方法。新世代新精神特质就是爱美——美比生命还大（larger than life）。
从商业包装到精神修炼都是在追求“美”，不同的是手段，前者强调有外就有内（结果只有外），后者认为有内就有外（结果忽略了外），完美的应该是内外同修。
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在的美，要看到接触到才能培养出美感，发扬活着的美学。蒋勋的新书从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谈美和美感，比从哲学角度或艺术理论分析美感经验，更能说明美的感受无处不在。
去年有一本书《汉宝德谈美》谈美感教育，提出“美感教育的第一步是张看眼睛”。忙碌的人有时过马路都不张眼，更别说打开心灵视野。
12月到农历新年是新加坡最好感受美感的季节。这个时候张开眼睛收获一定不少。
从圣诞节到农历新年，街道张灯结彩，购物中心橱窗以致银行邮政局都布置得喜气洋洋。喜气总离美不会太远，因为当中蕴含了相信美好的心情，还有积极奋发的生命力。
这段时间也是新加坡时雨时晴，气候落差比较强烈的季节。灰天微雨使热带岛国有早秋的写意；雨后阳光，建筑物和柏油路被打得发亮，树影斑斑衬得南洋情调特别浓艳娇媚。
而人，紧张忙碌的新加坡人沾上了不同程度的festive mood。虽然是商业宣传催生出来的节日气氛，但是长周末假期打散了日常忙碌的节奏，慢下来让自己记得要对身边的人包括自己好一点，这是生活中的“大美”。
美就美，干吗还分大小？《汉宝德谈美》作者提醒大家，光是感官愉悦只是“美”，“结合了真与善而形成的至美状态”是“大美”。
家居布置得美丽，人看了开心住得舒服，那是“小美”。那份使家人住得安稳，客人坐得自在的心意，就有了“大美”的光泽。
美本身无价，也不用花钱。你对身边的人体贴包容些，对陌生的人善意耐心些，世界就这样一点点的美丽起来。
蒋勋在新书里写到——宋代绘画里的亭子总设计在景观最好的地方。“因为这个亭子表示说：你人生到了最美的地方，应该停一停，如果不停下来就看不到美”。
有些人，包括笔者常抱怨岛国不够美丽。风景看多了，发现要发觉美，追根究底是一颗追求美的心灵，还有成就美的行动力（愿意慢下来）。
生活在其中，我们是不是视这座花园城市为不见，只在人家门口停驻看风景，却忘了停下匆忙的步伐欣赏自家庭院也有的树影花香。
写这篇文章时，心情放假，思绪随性。在这个新旧要交棒的时刻，我们慢下来吧。这篇专栏就让笔者随便扯过去吧。
希望你发现美丽。
● 赵琬仪
电邮: www.mytissue.com
有一个分辨真假钻石的说法。一个人从小到大接触的都是真钻石，长大了把一堆真假钻石摆在面前，他可以不假思索地把真假分开。因为从小接触了真东西，耳濡目染之下辨识能力成了直觉本能。
多看多接触正是培养美感的一个方法。新世代新精神特质就是爱美——美比生命还大（larger than life）。
从商业包装到精神修炼都是在追求“美”，不同的是手段，前者强调有外就有内（结果只有外），后者认为有内就有外（结果忽略了外），完美的应该是内外同修。
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在的美，要看到接触到才能培养出美感，发扬活着的美学。蒋勋的新书从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谈美和美感，比从哲学角度或艺术理论分析美感经验，更能说明美的感受无处不在。
去年有一本书《汉宝德谈美》谈美感教育，提出“美感教育的第一步是张看眼睛”。忙碌的人有时过马路都不张眼，更别说打开心灵视野。
12月到农历新年是新加坡最好感受美感的季节。这个时候张开眼睛收获一定不少。
从圣诞节到农历新年，街道张灯结彩，购物中心橱窗以致银行邮政局都布置得喜气洋洋。喜气总离美不会太远，因为当中蕴含了相信美好的心情，还有积极奋发的生命力。
这段时间也是新加坡时雨时晴，气候落差比较强烈的季节。灰天微雨使热带岛国有早秋的写意；雨后阳光，建筑物和柏油路被打得发亮，树影斑斑衬得南洋情调特别浓艳娇媚。
而人，紧张忙碌的新加坡人沾上了不同程度的festive mood。虽然是商业宣传催生出来的节日气氛，但是长周末假期打散了日常忙碌的节奏，慢下来让自己记得要对身边的人包括自己好一点，这是生活中的“大美”。
美就美，干吗还分大小？《汉宝德谈美》作者提醒大家，光是感官愉悦只是“美”，“结合了真与善而形成的至美状态”是“大美”。
家居布置得美丽，人看了开心住得舒服，那是“小美”。那份使家人住得安稳，客人坐得自在的心意，就有了“大美”的光泽。
美本身无价，也不用花钱。你对身边的人体贴包容些，对陌生的人善意耐心些，世界就这样一点点的美丽起来。
蒋勋在新书里写到——宋代绘画里的亭子总设计在景观最好的地方。“因为这个亭子表示说：你人生到了最美的地方，应该停一停，如果不停下来就看不到美”。
有些人，包括笔者常抱怨岛国不够美丽。风景看多了，发现要发觉美，追根究底是一颗追求美的心灵，还有成就美的行动力（愿意慢下来）。
生活在其中，我们是不是视这座花园城市为不见，只在人家门口停驻看风景，却忘了停下匆忙的步伐欣赏自家庭院也有的树影花香。
写这篇文章时，心情放假，思绪随性。在这个新旧要交棒的时刻，我们慢下来吧。这篇专栏就让笔者随便扯过去吧。
希望你发现美丽。
● 赵琬仪
电邮: www.mytissue.com
Wednesday, December 14, 2005
全球化真有那么好吗？
近几年我们也常说全球化，但对其实质性，我们是否有作过深入的探讨呢？它真的是那么完美无缺吗？真的是好到不容置疑、可以毫无条件全盘接受？或者是，我们自以为有能力去应付它所带来的冲击？就像吃有毒的河豚那样，可以啖其美肉而避其剧毒，设法吸收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却又绕过误区，避开一些似是而非的漏洞和陷阱？
老百姓对全球化的认识过于片面，或将它与现代化混淆倒还能理解。我曾经听说过，只要全世界的飞机都能停在我们够大的机场上，那就是全球化了。再说，所谓的全球化不就是接上全球网络吗？不就是学术与高科技的友善交换吗？不就是我们更多设施能提升到国际认可的水平，或者把经济项目尽量挤到前面去吗？
西方强调个人
纽约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张旭东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里指出：西方提出的全球化基本上可理解为一种普遍主义，这其中当然具有其本身的政治本体论，但它最为有利和最擅长的形式，并非具体的或带有关联的辩证思维，而是一种抽象的、割裂的、反本质及反文化的思维。它强调一种个人的原子式，它不强调浪漫的或地域性的内容；不强调社区与传统；不强调文化认同；而强调每个人都是原子，也因此采用了普遍性，拥有共同的公约性来作为支持点。
从上述论点，我们已可以模拟出一个全球化的人物典型：一位市场专才，只认同自己个人的价值观，完全不在乎自己原来的文化属性或任何其他文化传统。生活原则只讲实际利益，并以自身利益作为一切决策的依据。也许，他坐的就是头等舱，膝上是卫星网络，财产也能方便地任意挪移，但谁有钱谁就能当他的老板，哪处有利可图就往哪处靠过去。
这例子值得深思。因为它可以是一个人物，也可以是一个社会，甚至可以是一个国家。
人人价值有异，这种多元性应该得到尊重。对生命和宇宙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让基督教徒、回教徒、佛教徒去开个国际会议，大家限定一段长短相同的时间发言，那可以，说完大家承认说过的内容也就好了。根据这些认同，就能组织出一些人类价值的共同点。但要求真正大同是奢望，至少在短期的未来都无法实现。
不同的宗教、政治、经济与亲属制度组成每个地方的一体性和总体特征，这使到不同的人类群体能够生活在自己的宇宙观模式里。这些观念对群体的衣食住行、工作与娱乐、生产与消费、道德实践与伦常仪式，都有微妙的反射作用。时至今日，人类在步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其实也有自身价值观上某种程度的磨损。这是事实。但东方有个古老智慧叫做“变通”，“变则通，通则灵”，这个“变”跟西方的“change”是不同的，它其中还融入适合自己需要的过滤及应对方式，以维持“天（主流政治）、地（自然环境）、人（社会生活）的始终和谐。
中、印对全球化进行反思
这样的“变通”，其中包含着社会自身的觉悟、衡量、选择和决定。这也是为什么在“全球化时代”的语境里，最容易受到误导的是一些文化与传统薄弱的社会。至于中国与印度这两大文明古国，虽然也以本身能适应的方式步向现代化，但步伐却是谨慎的，而且也没忘记对全球化实质提出适当的质疑。这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文化底子深厚，比文化与传统薄弱的国家更有能力就全球化问题进行反思。
美国文博大学政治系副教授于滨在谈及全球化时说：“美国人现在谈起（全球化）已不如数年前那样一往情深了，他们也在对全球化的利弊得失进行检讨和反思。事实已经证明：全球化并不等于现代化。全球化仅仅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实现现代化可能性的某些必要机会，但并不能保证现代化的必然实现。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与国际体系‘接轨’的也不在少数，然而经过一段努力达到‘准’现代化的毕竟少之又少。”
不是没有可鉴的前车，问题是我们有没有鉴的能力。表面上我国似乎一派洋化，但其实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也未必如此悲观，只要细心分析我国的群体价值观就会发现，新加坡肯定仍拥有自己的专属文化价值。或许我们这方面该努力再做些论析、界定和归纳的工作，但我们绝对不是真空。
不过，在自己文化价值尚未完全成熟、抵御能力尚弱的时候就无条件接纳西方那套带有经济剥削居心的全球化论调，甚至呼之应之，那会不会更容易迷失自己呢？
● 吴韦材 ·作者是旅居北京的本地写作人
老百姓对全球化的认识过于片面，或将它与现代化混淆倒还能理解。我曾经听说过，只要全世界的飞机都能停在我们够大的机场上，那就是全球化了。再说，所谓的全球化不就是接上全球网络吗？不就是学术与高科技的友善交换吗？不就是我们更多设施能提升到国际认可的水平，或者把经济项目尽量挤到前面去吗？
西方强调个人
纽约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张旭东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里指出：西方提出的全球化基本上可理解为一种普遍主义，这其中当然具有其本身的政治本体论，但它最为有利和最擅长的形式，并非具体的或带有关联的辩证思维，而是一种抽象的、割裂的、反本质及反文化的思维。它强调一种个人的原子式，它不强调浪漫的或地域性的内容；不强调社区与传统；不强调文化认同；而强调每个人都是原子，也因此采用了普遍性，拥有共同的公约性来作为支持点。
从上述论点，我们已可以模拟出一个全球化的人物典型：一位市场专才，只认同自己个人的价值观，完全不在乎自己原来的文化属性或任何其他文化传统。生活原则只讲实际利益，并以自身利益作为一切决策的依据。也许，他坐的就是头等舱，膝上是卫星网络，财产也能方便地任意挪移，但谁有钱谁就能当他的老板，哪处有利可图就往哪处靠过去。
这例子值得深思。因为它可以是一个人物，也可以是一个社会，甚至可以是一个国家。
人人价值有异，这种多元性应该得到尊重。对生命和宇宙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让基督教徒、回教徒、佛教徒去开个国际会议，大家限定一段长短相同的时间发言，那可以，说完大家承认说过的内容也就好了。根据这些认同，就能组织出一些人类价值的共同点。但要求真正大同是奢望，至少在短期的未来都无法实现。
不同的宗教、政治、经济与亲属制度组成每个地方的一体性和总体特征，这使到不同的人类群体能够生活在自己的宇宙观模式里。这些观念对群体的衣食住行、工作与娱乐、生产与消费、道德实践与伦常仪式，都有微妙的反射作用。时至今日，人类在步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其实也有自身价值观上某种程度的磨损。这是事实。但东方有个古老智慧叫做“变通”，“变则通，通则灵”，这个“变”跟西方的“change”是不同的，它其中还融入适合自己需要的过滤及应对方式，以维持“天（主流政治）、地（自然环境）、人（社会生活）的始终和谐。
中、印对全球化进行反思
这样的“变通”，其中包含着社会自身的觉悟、衡量、选择和决定。这也是为什么在“全球化时代”的语境里，最容易受到误导的是一些文化与传统薄弱的社会。至于中国与印度这两大文明古国，虽然也以本身能适应的方式步向现代化，但步伐却是谨慎的，而且也没忘记对全球化实质提出适当的质疑。这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文化底子深厚，比文化与传统薄弱的国家更有能力就全球化问题进行反思。
美国文博大学政治系副教授于滨在谈及全球化时说：“美国人现在谈起（全球化）已不如数年前那样一往情深了，他们也在对全球化的利弊得失进行检讨和反思。事实已经证明：全球化并不等于现代化。全球化仅仅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实现现代化可能性的某些必要机会，但并不能保证现代化的必然实现。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与国际体系‘接轨’的也不在少数，然而经过一段努力达到‘准’现代化的毕竟少之又少。”
不是没有可鉴的前车，问题是我们有没有鉴的能力。表面上我国似乎一派洋化，但其实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也未必如此悲观，只要细心分析我国的群体价值观就会发现，新加坡肯定仍拥有自己的专属文化价值。或许我们这方面该努力再做些论析、界定和归纳的工作，但我们绝对不是真空。
不过，在自己文化价值尚未完全成熟、抵御能力尚弱的时候就无条件接纳西方那套带有经济剥削居心的全球化论调，甚至呼之应之，那会不会更容易迷失自己呢？
● 吴韦材 ·作者是旅居北京的本地写作人
‘七月流火’越来越‘火’
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咬文嚼字》创刊已经10周年了。该刊自创办以来，一直收到批评用“七月流火”表示天热的稿件，可是，一篇也没有用过。原因何在？
“七月流火”出自《诗经·豳风·七月》，是交代时序变化的，意思是：夏历七月大火星渐渐西下，到了暑往寒来的时候了。可是，现在许多人用它极言盛夏酷热，结果招来许多批评。然而，形容盛夏酷热的“七月流火”依然大行其时，而且越来越火。原因何在？
今年7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向到访的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一行致欢迎词时，一开头就说了句：“七月流火，但充满热情的岂止是天气。”校长先生用“七月流火”是想借以烘托人大师生接待贵宾之热情。
贵为大学校长，又是研究国学的，他这么一用，可谓火上加油。一个本来就有争议的用法，经高端应用，全球报道，立刻引发一场火热的讨论。
“百家会诊”讨论“七月流火”
《咬文嚼字》有个专栏叫“百家会诊”，编者早在今春就预告了“候诊”对象——“用‘七月流火’形容盛夏的酷热对吗？”“会诊”文章排在11月份的刊物上发表。编者说，此次会诊，参加讨论的来稿是近来最多的，原因跟纪宝成引发的争论有关。
“会诊”专栏共发表七篇文章，三篇反对用“七月流火”形容盛夏酷热，四篇表示赞成。反对者无不引经据典，结论是“七月”是夏历七月，天气要转凉了，不是公历七月，天气热得要命，所以“七月流火”并不热，怎能望文生义地用来形容盛夏酷热呢？赞成者则多角度地加以论证，分析“七月流火”之所以越来越火的原因。
张怡春认为“七月流火”是借形词，用的已经不是它在《诗经》中的本义了。他认为“七月流火”已经“变身”，舍其本义而借其词形，正可形象地描绘出暑热难耐的情形，言简意赅，恰到好处。反之，如果不翻新其语义，那么这个濒临死亡的词语就很难进入现代人的语用范围了，它将成为“死词”。借形，焕发了“七月流火”的新生命。要我说，这是语言用户让它起死回生，并给了它第二春。谁不喜欢能有第二春啊？
“会诊”者宋桂奇说，用“七月流火”表示天气炎热，是个“美丽的误会”。一是“形不变而义变的成语非常多”，如“出尔反尔”、“文质彬彬”等。二是变化后的“七月流火”通俗易懂、形象生动，望文生义正好开启读者想像之门，从字面就能感受到烈日当空，热浪如火。要我说，因误会而变得美丽，夫复何求！
第三位“会诊”者王国锋主要分析了“七月流火”之所以“火”的原因。第一，从构词角度来说，它与语汇发展的规律相符。“一种语言的词汇绝不应该视为一堆现成的、静止的材料。且不说新的词和词形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只要语言存活于人民的口中，它的词汇就是造词能力连续创造和再创造的产品。”（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语）如今的“七月流火”，正是对旧词的再创造，是对语言资源的开发。既能推陈出新，丰富词汇，又可减轻学习者的负担，一举两得。
其次，从接受的角度看，如今的“七月流火”能让大多数人无障碍接受。“七月流火”点明酷热的时间，塑造酷热的形象，语简义丰，易懂好用。让老词服务于今天的大众，它才能走得更远用得更火。要我说，这是“老树春深更着花”，在人们的语文生活中平添了一道风景。
辞典不收“七月流火”
第四位“会诊”者是顾黎明。他说“七月流火”有两义：天凉和天热。但是这些年来，他“上下求索”，讲天气转凉的只找到一例。如果没有特别说明，人们只会觉得“七月”热，不会觉得“七月”凉。所以“七月流火”不可能回到从前表示“天气转凉”的意义上去了。要我说，既然回头已不可能，那就只有大胆地向前走了。
“七月流火”在人们的语文生活中“火”成一片，可是在辞书中难觅踪迹。因此顾黎明建议词典收入“七月流火”，并将表示天气炎热的之义列入，以免有人继续犯以古匡今的错误。
编者对“会诊”的总结回答了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他们坚持不刊登那些批评以“七月流火”来表示天热的稿件，一是因为这种用法给了传统的“七月流火”新的生命，人们很难找出比它更鲜明更生动的形容天气炎热的表达方式了。二是因为在当前的语用实际中，以“七月流火”表示天气转凉的语例几乎为零。
编者还注意到，用“七月流火”表示天气炎热已经具有类推能产性了，如“五月流火”“六月流火”“九月流火”，笔者则看过“八月流火”。编者呼吁语言用户应当把眼界放宽些，他们对语文工具书未能及时将“七月流火”的新用法收录，表示遗憾。
（本文系据《咬文嚼字》2005年第11期“百家会诊”专栏文章综合改写而成，谨此声明，并向原作者和编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 汪惠迪 ·作者是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语文顾问，定居香港。
“七月流火”出自《诗经·豳风·七月》，是交代时序变化的，意思是：夏历七月大火星渐渐西下，到了暑往寒来的时候了。可是，现在许多人用它极言盛夏酷热，结果招来许多批评。然而，形容盛夏酷热的“七月流火”依然大行其时，而且越来越火。原因何在？
今年7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向到访的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一行致欢迎词时，一开头就说了句：“七月流火，但充满热情的岂止是天气。”校长先生用“七月流火”是想借以烘托人大师生接待贵宾之热情。
贵为大学校长，又是研究国学的，他这么一用，可谓火上加油。一个本来就有争议的用法，经高端应用，全球报道，立刻引发一场火热的讨论。
“百家会诊”讨论“七月流火”
《咬文嚼字》有个专栏叫“百家会诊”，编者早在今春就预告了“候诊”对象——“用‘七月流火’形容盛夏的酷热对吗？”“会诊”文章排在11月份的刊物上发表。编者说，此次会诊，参加讨论的来稿是近来最多的，原因跟纪宝成引发的争论有关。
“会诊”专栏共发表七篇文章，三篇反对用“七月流火”形容盛夏酷热，四篇表示赞成。反对者无不引经据典，结论是“七月”是夏历七月，天气要转凉了，不是公历七月，天气热得要命，所以“七月流火”并不热，怎能望文生义地用来形容盛夏酷热呢？赞成者则多角度地加以论证，分析“七月流火”之所以越来越火的原因。
张怡春认为“七月流火”是借形词，用的已经不是它在《诗经》中的本义了。他认为“七月流火”已经“变身”，舍其本义而借其词形，正可形象地描绘出暑热难耐的情形，言简意赅，恰到好处。反之，如果不翻新其语义，那么这个濒临死亡的词语就很难进入现代人的语用范围了，它将成为“死词”。借形，焕发了“七月流火”的新生命。要我说，这是语言用户让它起死回生，并给了它第二春。谁不喜欢能有第二春啊？
“会诊”者宋桂奇说，用“七月流火”表示天气炎热，是个“美丽的误会”。一是“形不变而义变的成语非常多”，如“出尔反尔”、“文质彬彬”等。二是变化后的“七月流火”通俗易懂、形象生动，望文生义正好开启读者想像之门，从字面就能感受到烈日当空，热浪如火。要我说，因误会而变得美丽，夫复何求！
第三位“会诊”者王国锋主要分析了“七月流火”之所以“火”的原因。第一，从构词角度来说，它与语汇发展的规律相符。“一种语言的词汇绝不应该视为一堆现成的、静止的材料。且不说新的词和词形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只要语言存活于人民的口中，它的词汇就是造词能力连续创造和再创造的产品。”（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语）如今的“七月流火”，正是对旧词的再创造，是对语言资源的开发。既能推陈出新，丰富词汇，又可减轻学习者的负担，一举两得。
其次，从接受的角度看，如今的“七月流火”能让大多数人无障碍接受。“七月流火”点明酷热的时间，塑造酷热的形象，语简义丰，易懂好用。让老词服务于今天的大众，它才能走得更远用得更火。要我说，这是“老树春深更着花”，在人们的语文生活中平添了一道风景。
辞典不收“七月流火”
第四位“会诊”者是顾黎明。他说“七月流火”有两义：天凉和天热。但是这些年来，他“上下求索”，讲天气转凉的只找到一例。如果没有特别说明，人们只会觉得“七月”热，不会觉得“七月”凉。所以“七月流火”不可能回到从前表示“天气转凉”的意义上去了。要我说，既然回头已不可能，那就只有大胆地向前走了。
“七月流火”在人们的语文生活中“火”成一片，可是在辞书中难觅踪迹。因此顾黎明建议词典收入“七月流火”，并将表示天气炎热的之义列入，以免有人继续犯以古匡今的错误。
编者对“会诊”的总结回答了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他们坚持不刊登那些批评以“七月流火”来表示天热的稿件，一是因为这种用法给了传统的“七月流火”新的生命，人们很难找出比它更鲜明更生动的形容天气炎热的表达方式了。二是因为在当前的语用实际中，以“七月流火”表示天气转凉的语例几乎为零。
编者还注意到，用“七月流火”表示天气炎热已经具有类推能产性了，如“五月流火”“六月流火”“九月流火”，笔者则看过“八月流火”。编者呼吁语言用户应当把眼界放宽些，他们对语文工具书未能及时将“七月流火”的新用法收录，表示遗憾。
（本文系据《咬文嚼字》2005年第11期“百家会诊”专栏文章综合改写而成，谨此声明，并向原作者和编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 汪惠迪 ·作者是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语文顾问，定居香港。
Monday, December 12, 2005
防别的锅里还有这种米
半年了，我们的话题还是绕不开NKF。其实，NKF本身或者它的前总裁未来的具体情况如何，已经不是我最关心的项目了。因为现在审计公司马上要公布结果，如果它有任何发现，当局会有后续行动，而NKF的临时执行委员会在“清理门户”之际，也已在改变现行做法和计划未来。
真正让人担忧的，是NKF事件所折射出来的许多现象。翻查旧报纸，上个世纪90年代也有人指NKF用钱有问题，杜莱出国时乘坐头等舱，作出这样评论的包括NKF的前义工。不过事件总是以杜莱起诉人诽谤，遭到起诉者后来道歉赔偿、庭外和解告终。
而上个星期，行动党前国会议员吴俊刚在报上的一篇《NKF式的形象工程》，披露他在当国会议员期间即因要协助患有肾脏病选民而同NKF打过交道，对NKF有所体会的情况。为什么就连执政党议员在隐隐感觉问题存在时，也只能“暗中劝导基层组织和中元会，不需要再那么落力为NKF筹款”？
NKF的问题，真的只是因为上一任NKF执行理事长只手遮天似的管理方式？那么，到底是怎样的社会条件容许只手遮天的情况出现和存在了这么长的时日？是执行委员会没有发挥好监管的作用？现在我们看，其他公营或非牟利机构该有的管理机制，出事前的NKF对外发言时也不是没有公布过——有专业知识、有威信、有社会地位的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世界著名的审计公司负责审计等等。事实上，NKF过去在受到外界批评的时候，也都搬出一套套存在的监管机制理直气壮地驳斥，让许多人哑口无言。那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许文远说，“如果我们一切由一个人控制，执委会又不监督，这人又有一定的领袖魅力，员工都把他当神那么崇拜，没有人愿意揭发内情，外人很难发现有何不妥”。
这当中不只是崇拜，而应该还有很缜密、庞大的体制运作，也有很实际的利益牵扯其中吧。我们的社会里，提出质疑者往往被怀疑有所企图，而社会倾向相信的是已经建立起形象的权威者。好像信任才是美德，质疑就是罪过。要揭发，等于要和一个庞大的，外表看来完美无暇，而且道德高尚的体制对抗。揭发需要清醒，需要勇气之外，前车可鉴，揭发者恐怕还要考虑自己是否有雄厚的资金背景。
NKF的事件最终会过去。现在政府有坚定的政治意志，也有政治压力，要使事情水落石出。不过，我们不能停止问的是很多“为什么”。
这些问题不止于NKF而已。我们需要问的，是我们的社会生态里，这样的事件为什么有机会发生。如果是一些与整个社会生态有关的更深层的原因，它昨天发生在NKF，那同样的，这锅米要在其他机构里蒸煮成饭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岛国廉正的信誉来之不易，经不起更多NKF事件的重演，发生公众看到的外表只是糖衣，往深层看时发现腐化的情况。公开与透明很重要，一个什么样的机构需要做什么样的事情的认识很重要。我们需要更多地讨论超越NKF的课题，包括怎样进行有效的监督。NKF有的监管机制，倒过来看，其他非牟利机构，包括接受许多公众捐款的慈善机构，还有使用公帑的机构也都有。但是要怎样建立信心，让大家都相信每一分钱都花在实际合乎公众利益的事情上？坐在那些管理委员会的成员、监管的机构，能够不碍于任何情面、不顾虑自己的利益受到影响，都像许文远所说的，“不必客气”，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 李慧玲
真正让人担忧的，是NKF事件所折射出来的许多现象。翻查旧报纸，上个世纪90年代也有人指NKF用钱有问题，杜莱出国时乘坐头等舱，作出这样评论的包括NKF的前义工。不过事件总是以杜莱起诉人诽谤，遭到起诉者后来道歉赔偿、庭外和解告终。
而上个星期，行动党前国会议员吴俊刚在报上的一篇《NKF式的形象工程》，披露他在当国会议员期间即因要协助患有肾脏病选民而同NKF打过交道，对NKF有所体会的情况。为什么就连执政党议员在隐隐感觉问题存在时，也只能“暗中劝导基层组织和中元会，不需要再那么落力为NKF筹款”？
NKF的问题，真的只是因为上一任NKF执行理事长只手遮天似的管理方式？那么，到底是怎样的社会条件容许只手遮天的情况出现和存在了这么长的时日？是执行委员会没有发挥好监管的作用？现在我们看，其他公营或非牟利机构该有的管理机制，出事前的NKF对外发言时也不是没有公布过——有专业知识、有威信、有社会地位的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世界著名的审计公司负责审计等等。事实上，NKF过去在受到外界批评的时候，也都搬出一套套存在的监管机制理直气壮地驳斥，让许多人哑口无言。那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许文远说，“如果我们一切由一个人控制，执委会又不监督，这人又有一定的领袖魅力，员工都把他当神那么崇拜，没有人愿意揭发内情，外人很难发现有何不妥”。
这当中不只是崇拜，而应该还有很缜密、庞大的体制运作，也有很实际的利益牵扯其中吧。我们的社会里，提出质疑者往往被怀疑有所企图，而社会倾向相信的是已经建立起形象的权威者。好像信任才是美德，质疑就是罪过。要揭发，等于要和一个庞大的，外表看来完美无暇，而且道德高尚的体制对抗。揭发需要清醒，需要勇气之外，前车可鉴，揭发者恐怕还要考虑自己是否有雄厚的资金背景。
NKF的事件最终会过去。现在政府有坚定的政治意志，也有政治压力，要使事情水落石出。不过，我们不能停止问的是很多“为什么”。
这些问题不止于NKF而已。我们需要问的，是我们的社会生态里，这样的事件为什么有机会发生。如果是一些与整个社会生态有关的更深层的原因，它昨天发生在NKF，那同样的，这锅米要在其他机构里蒸煮成饭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岛国廉正的信誉来之不易，经不起更多NKF事件的重演，发生公众看到的外表只是糖衣，往深层看时发现腐化的情况。公开与透明很重要，一个什么样的机构需要做什么样的事情的认识很重要。我们需要更多地讨论超越NKF的课题，包括怎样进行有效的监督。NKF有的监管机制，倒过来看，其他非牟利机构，包括接受许多公众捐款的慈善机构，还有使用公帑的机构也都有。但是要怎样建立信心，让大家都相信每一分钱都花在实际合乎公众利益的事情上？坐在那些管理委员会的成员、监管的机构，能够不碍于任何情面、不顾虑自己的利益受到影响，都像许文远所说的，“不必客气”，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 李慧玲
序 - 百年思索
在台湾，我大概一年只做一次演讲。今天之所以愿意来跟法学院的同学谈谈人文素养的必要，主要是由於看到台湾解严以来变成如此政治淹盖一切的一个社会，而我又当然不能不注意到，要领导台湾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政治人物里有相当高的比例来自这个法学院。总统候选人也好，中央民意代表也好，不知道有多少是来自台大政治系、法律系，再不然就是农经系，是不是？（笑声）
但是今天的题目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政治人」＿＿要有什麽样的人文素养。为什麽不是「政治人物」呢？因为对今天已经是四十岁以上的人要求他们有人文素养，是太晚了一点，今天面对的你们大概二十岁；在二十五年之後，你们之中今天在座的，也许就有四个人要变成总统候选人。那麽，我来的原因很明白：你们将来很可能影响社会。但是昨天我听到另一个说法。我的一个好朋友说，「你确实应该去台大法学院讲人文素养，因为这个地方出产最多危害社会的人。」（笑声）二十五年之後，当你们之中的诸君变成社会的领导人时，我才七十二岁，我还要被你们领导，受你们影响。所以「先下手为强」，今天先来影响你们。（笑声）
我们为什麽要关心今天的政治人，明天的政治人物？因为他们掌有权力，他将决定一个社会的走向，所以我们这些可能被他决定大半命运的人，最殷切的期望就是，你这个权力在手的人，拜托，请务必培养价值判断的能力。你必须知道什麽叫做「价值」，你必须知道如何做「判断」。
我今天完全不想涉及任何的现实政治，让我们远离政治一天。今天所要跟你们共同思索的是：我们如何对一个现象形成判断，尤其是在一个众说纷纭、真假不分的时代里。二十五年之後，你们之中的某个人也许必须决定：你是不是应该强迫像钱穆这样的国学大师搬出他住了很久的素书楼；你也许要决定，在「五四」一○五周年的那一天，你要做什麽样的谈话来回顾历史？二十五年之後，你也许要决定，到底日本跟中国跟台湾的关系，战争的罪责和现代化的矛盾，应该怎麽样去看？二十五年後的今天，也许你们也要决定到底台湾和中国应该是什麽样的关系？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历史发展上，又处在什麽地位？甚至於，西方跟东方的文明，他们之间全新的交错点应该在哪里？二十五年之後，你们要面对这些我们没有解决的旧问题，加上我们现在也许无能设想的新的问题，而且你们要带着这个社会走向新的方向。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共同思索是一个走向未来的小小预备。
人文是什麽呢？我们可以暂时接受一个非常粗略的分法，就是「文」「史」「哲」，叁个大方向。先谈谈文学，指的是最广义的文学，包括文学、艺术、美学，广义的美学。
文学---------白杨树的湖中倒影
为什麽需要文学？了解文学、接近文学，对我们形成价值判断有什麽关系？如果说，文学有一百种所谓「功能」而我必须选择一种最重要的，我的答案是：德文有一个很精确的说法，macht sichtbar，意思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在我自己的体认中，这就是文学跟艺术的最重要、最实质、最核心的一个作用。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代人熟不熟悉鲁迅的小说？他的作品对我们这一代人是禁书。没有读过鲁迅的请举一下手？（约有一半人举手）鲁迅的短篇《药》，讲的是一户人家的孩子生了痨病。民间的迷信是，馒头沾了鲜血给孩子吃，他的病就会好。或者说《祝福》里的祥林嫂；祥林嫂是一个唠唠叨叨的近乎疯狂的女人，她的孩子给狼叼走了。
让我们假想，如果你我是生活在鲁迅所描写的那个村子里头的人，那麽我们看见的，理解的，会是什麽呢？祥林嫂，不过就是一个让我们视而不见或者绕道而行的疯子。而在《药》里，我们本身可能就是那一大早去买馒头，等看人砍头的父亲或母亲，就等着要把那个馒头泡在血里，来养自己的孩子。再不然，我们就是那小村子里头最大的知识份仔，一个口齿不清的秀才，大不了对农民的迷信表达一点不满。
但是透过作家的眼光，我们和村子里的人生就有了艺术的距离。在《药》里头，你不仅只看见愚昧，你同时也看见愚昧後面人的生存状态，看见人的生存状态中不可动摇的无可奈何与悲伤。在《祝福》里头，你不仅只看见贫穷粗鄙，你同时看见贫穷下面「人」作为一种原型最值得尊敬的痛苦。文学，使你「看见」。
我想作家也分成叁种吧！坏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伟大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这是叁个不同层次。
文学与艺术使我们看见现实背面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在这种现实里，除了理性的深刻以外，还有直觉的对「美」的顿悟。美，也是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
谁……能够完整的背出一阕词？讲我最喜欢的词人苏东坡好了。谁今天晚上愿意为我们朗诵《江城子》？（骚动、犹豫，一男学生□腆地站起来，开始背诵）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学生忘词，支吾片刻，一位白发老先生朗声接下：「明月夜，短松岗。」热烈掌声）
你说这短短七十个字，它带给我们什麽？它对我们的价值判断有什麽作用？你说没有，也不过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欲言又止的文字，文字里幽渺的意象，意象所激起的朦胧的感觉，使你停下来叹一口气，使你突然看向窗外倏然灭掉的路灯，使你久久地坐在黑暗里，让孤独笼罩，与隐藏最深的自己素面相对。
但是它的作用是什麽呢？如果鲁迅的小说使你看见了现实背後的纵深，那麽，一首动人，深刻的诗，我想，它提供了一种「空」的可能，「空」相对於「实」。空，是另一种现实。我们平常看不见的、更贴近存在本质的现实。
假想有一个湖，湖里当然有水，湖岸上有一排白杨树，这一排白杨树当然是实体的世界，你可以用手去摸，感觉到它树干的凹凸的质地。这就是我们平常理性的现实的世界，但事实上有另外一个世界，我们不称它为「实」，甚至不注意到它的存在。水边的白杨树，不可能没有倒影，只要白杨树长在水边就有倒影。而这个倒影，你摸不到它的树干，而且它那麽虚幻无常：风吹起的时候，或者今天有云，下小雨，或者满月的月光浮动，或者水波如镜面，而使得白杨树的倒影永远以不同的形状，不同的深浅，不同的质感出现，它是破碎的，它是回旋的，它是若有若无的。但是你说，到底岸上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还是水里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然而在生活里，我们通常只活在一个现实里头，就是岸上的白杨树那个层面，手可以摸到、眼睛可以看到的层面，而往往忽略了水里头那个「空」的，那个随时千变万化的，那个与我们的心灵直接观照的倒影的层面。
文学，只不过就是提醒我们：除了岸上的白杨树外，有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更真实存在，就是湖水里头那白杨树的倒影。
哲学--------迷宫中望见星空
哲学是什麽？我们为什麽需要哲学？
欧洲有一种迷宫，是用树篱围成的，非常复杂。你进去了就走不出来。不久前，我还带着我的两个孩子在巴黎迪士尼乐园里走那麽一个迷宫；进去之後，足足有半个小时出不来，但是两个孩子倒是有一种奇怪的动物本能，不知怎麽的就出去了，站在高处看着妈妈在里头转，就是转不出去。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处境，当然是一个迷宫，充满了迷惘和□徨，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出路何在。我们所处的社会，尤其是「解严」後的台湾，价值颠倒混乱，何尝不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迷宫里，每一条路都不知最後通向哪里。
就我个人体认而言，哲学就是，我在绿色的迷宫里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晚上降临，星星出来了，我从迷宫里抬头望上看，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哲学，就是对於星斗的认识，如果你认识了星座，你就有可能走出迷宫，不为眼前障碍所惑，哲学就是你望着星空所发出来的天问。
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读几行《天问》吧。（投影打出）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何阖而晦何开而明角宿未旦曜灵安藏
两千多年以前，屈原站在他绿色的迷宫里，仰望满天星斗，脱口而出这样的问题。他问的是，天为什麽和地上下相合，十二个时辰怎样历志？日月附着在什麽地方，二十八个星宿根据什麽排列，为什麽天门关闭，为夜吗？为什麽天门张开，为昼吗？角宿值夜，天还没有亮，太阳在什麽地方隐藏？
基本上，这是一个叁岁的孩子，眼睛张开第一次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天上这闪亮的碎石子的时候所发出来的疑问，非常原始；因为原始，所以深刻而巨大，所以人，对这样的问题，无可回避。
掌有权力的人，和我们一样在迷宫里头行走，但是权力很容易使他以为自己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路，而且还要带领群众往前走，而事实上，他可能既不知道他站在什麽方位，也不知道这个方位在大格局里有什麽意义；他既不清楚来的走的是哪条路，也搞不明白前面的路往哪里去；他既未发觉自己深处迷宫中，更没发觉，头上就有纵横的星图。这样的人，要来领导我们的社会，实在令人害怕。其实，所谓走出思想的迷宫，走出历史的迷宫，在西方的的历史里头，已经有特定的名词，譬如说，「启蒙」，十八世纪的启蒙。所谓启蒙，不过就是在绿色的迷宫里头，发觉星空的存在，发出天问，思索出路、走出去。对於我，这就是启蒙。
所以，如果说文学使我们看见水里白杨树倒影，那麽哲学，使我们能藉着星光的照亮，摸索的走出迷宫。
史学--------沙漠玫瑰的开放
我把史学放在最後。历史对於价值判断的影响，好像非常清楚。鉴往知来，认识过去才能以测未来，这话都已经说烂了。我不太用成语，所以试试另外一个说法。
一个朋友从以色列来，给我带了一朵沙漠玫瑰。沙漠里没有玻瑰，但是这个植物的名字叫做沙漠玫瑰。拿在手里，是一蓬乾草，真正的枯萎，乾的，死掉的草，这样一把，很难看。但是他要我看说明书；说明书告诉我，这个沙漠玫瑰其实是一种地衣，针叶型，有点像松枝的形状。你把它整个泡在水里，第八天它会完全复活；把水拿掉的话，它又会渐渐乾掉，枯乾如沙。把它再藏个一年两年，然後哪一天再泡在水里，它又会复活。这就是沙漠玫瑰。
好，我就把这个团枯乾的草，用一个大玻璃碗盛着，注满了清水，放在那儿。从那一天开始，我跟我两个宝贝儿子，就每天去探看沙漠玫瑰怎麽样了？第一天去看它，没有动静，还是一把枯草浸在水里头，第二天去看的时候发现，它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已经从里头往外头，稍稍舒展松了，而且有一点绿的感觉，还不是颜色。第叁天再去看，那个绿的模糊的感觉已经实实在在是一种绿的颜色，松枝的绿色，散发出潮湿青苔的气味，虽然边缘还是乾死的。它把自己张开，已经让我们看出了它真有玫瑰形的图案。每一天，它核心的绿意就往外扩展一寸。我们每天给它加清水，到了有一天，那个绿色已经渐渐延伸到它所有的手指，层层舒展开来。
第八天，当我们去看沙漠玫瑰的时候，刚好我们一路邻居也在，他就跟着我们一起到厨房里去看。这一天，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完整的、丰润饱满、复活了的沙漠玫瑰！我们叁个疯狂大叫出声，因为太快乐了，我们看到一朵尽情开放的浓绿的沙漠玫瑰。
这个邻居在旁边很奇怪的说，这一把杂草，你们干嘛呀？我楞住了。
是啊，在他的眼中，它不是玫瑰，它是地衣啊！你说，地衣再美，美到哪里去呢？他看到的就是一把挺难看、气味潮湿的低等植物，搁在一个大碗里；也就是说，他看到的是现象的本身定在那一个时刻，是孤立的，而我们所看到的是现象和现象背後一点一滴的线索，辗转曲折、千丝万缕的来历。
於是，这个东西在我们的价值判断里，它的美是惊天动地的，它的复活过程就是宇宙洪荒初始的惊骇演出。我们能够对它欣赏，只有一个原因；我们知道它的起点在哪里。知不知道这个起点，就形成我们和邻居之间价值判断的南辕北辙。
不必说鉴往知来，我只想告诉你沙漠玫瑰的故事罢了。对於任何东西、现象、目题、人、事件、如果不认识它的过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现在到底代表什麽意义？不理解它的现在，又何从判断它的未来？不认识过去，不理解现在，不能判断未来，你又有什麽资格来做我们的「国家领导人」？
对於历史我是一个非常愚笨的、非常晚熟的学生。四十岁之後，才发觉自己的不足。写「野火」的时候我只看孤立的现象，就是说，沙漠玫瑰放在这里，很丑，我要改变你，因为我要一朵真正芬芳的玫瑰。四十岁之後，发现了历史，知道了沙漠玫瑰一路是怎麽过来的，我的兴趣不再是直接的批评，而在於：你给我一个东西、一个事件、一个现象，我希望知道这个事件在更大的座标里头，横的跟纵的，它到底是在哪一个位置上？在我不知道这个横的跟纵的座标之前，对不起，我不敢对这个事情批判。
了解这一点之後，对於这个社会的教育系统和传播媒体所给你的许许多多所谓的知识，你发现，恐怕有百分之六十都是半真半假的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从小就认为所谓西方文化就是开放的、民主的、讲究个人价值反抗权威的文化，都说西方是自由主义的文化。用自己的脑子去研究一下欧洲史以後，你就大吃一惊：哪有这回事啊？西方文艺复兴之前是一回事，文艺复兴之後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前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後又是一回事。然後你也相信过，什麽叫中国，什麽叫中国国情，就是专制，两千年的专制。你用自己的脑子研究一下中国历史就发现，咦，这也是一个半真半假的陈述。中国是专制的吗？朱元璋之前的中国跟朱元璋之後的中国不是一回事的；雍正乾隆之前的中国，跟雍正乾隆之後的中国又不是一回事的，那麽你说「中国两千年专制」指的是那一段呢？这样的一个斩钉截铁的陈述有什麽意义呢？自己进入历史之後，你纳闷：为什麽这个社会给了你那麽多半真半假的「真理」，而且不告诉你他们是半真半假的东西？
对历史的探索势必要迫使你回头去重读原典，用你现在比较成熟的、参考系比较广阔的眼光。重读原典使我对自己变得苛刻起来。有一个大陆作家在欧洲哪一个国家的餐厅吃饭，一群朋友高高兴兴地吃饭，喝了酒，拍拍屁股就走了。离开餐馆很远了，服务生追出来说：「对不起，你们忘了付帐。」作家就写了一篇文章大大地赞美欧洲人民族性多麽的淳厚，没有人怀疑他们是故意白吃的。要是在咱们中国的话，吃饭忘了付钱人家可能要拿着菜刀出来追你的。（笑）
我写了篇文章带点反驳的意思，就是说，对不起，这可不是民族性、道德水平或文化差异的问题。这恐怕根本还是一个经济问题。比如说如果作家去的欧洲正好是二次大战後粮食严重不足的德国，德国待者恐怕也要拿着菜刀追出来的。这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体制结构的问题。
写了那篇文章之後，我洋洋得意觉得自己很有见解。好了，有一天重读原典的时候，翻到一个畅销作家两千多年前写的文章，让我差点从椅子上一跤摔下来。我发现，我的「了不起」的见解，人家两千年前就写过了，而且写得比我还好。这个人是谁呢？（投影打出《五蠹篇》）
韩非子要解释的是：我们中国人老是赞美尧舜□让是一个多麽道德高尚的一个事情，但是尧舜「王天下」的时候，他们住的是茅屋，他们穿的是粗布衣服，他们吃的东西也很差，也就是说，他们的享受跟最低级的人的享受是差不多的。然後禹当国王的时候他的劳苦跟「臣虏之劳」也差不多。所以尧舜禹做政治领导人的时候，他们的待遇跟享受和最底层的老百姓差别不大，「以是言之」，那个时候他们很容易□让，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能享受的东西很少，放弃了也没有什麽了不起。（笑声）但是「今之县令」，在今天的体制里，仅只是一个县令，跟老百姓比起来，他享受的权力非常大。用二十世纪的语言来说，他有种种「官本位」所赋以的特权，他有终身俸、住房优惠、出国考察金、医疗保险……因为权力带来的利益太大了，而且整个家族都要享受这个好处，谁肯让呢？「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也」，原因，不是道德，不是文化，不是民族性，是什麽呢？「薄厚之实异也」，实际利益，经济问题，体制结构，造成今天完全不一样的行为。
看了韩非子的《五蠹篇》之後，我在想，算了，两千年之後你还在写一样的东西，而且自以为见解独到。你，太可笑，太不懂自己的位置了。
这种衡量自己的「苛刻」，我认为其实应该是一个基本条件。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前人走过的路，但是对於过去的路有所认识，至少是一个追求。讲到这里我想起艾略特很有名的一篇文学评论，谈个人才气与传统，强调的也是：每一个个人创作成就必须放在文学谱系里去评断才有意义。谱系，就是历史。然而这个标准对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毋宁是困难的，因为长期政治动汤与分裂造成文化的严重断层，我们离我们的原典，我们的谱系，我们的历史，非常、非常遥远。
文学、哲学跟史学。文学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哲学使你成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星，从而有了走出迷宫的可能；那麽历史就是让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
会弹钢琴的刽子手
素养跟知识有没有差别？当然有，而且有着极其关键的差别。我们不要忘记，毛泽东会写迷人的诗词、纳粹头子很多会弹钢琴、有哲学博士学位。这些政治人物难道不是很有人文素养吗？我认为，他们所拥有的是人文知识，不是人文素养。知识是外在於你的东西，是材料、是工具、是可以量化的知道；必须让知识进入人的认知本体，渗透他的生活与行为，才能称之为素养。人文素养是在涉猎了文、史、哲学之後，更进一步认识到，这些人文「学」到最後都有一个终极的关怀，对「人」的关怀。脱离了对「人」的关怀，你只能有人文知识，不能有人文素养。
素养和知识的差别，容许我窃取王阳明的语言来解释。学生问他为什麽许多人知道孝悌的道理，却做出邪恶的事情，王阳明说：「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在我个人的解读里，王阳明所指知而不行的「未知」就是「知识」的层次，而素养，就是「知行的本体」。王阳明用来解释「知行的本体」的四个字很能表达我对「人文素养」的认识：真诚恻怛。
对人文素养最可怕的讽刺莫过於：在集中营里，纳粹要犹太音乐家们拉着小提琴送他们的同胞进入毒气房。一个会写诗、懂古典音乐、有哲学博士学位的人，不见得不会妄自尊大、草菅人命。但是一个真正认识人文价值而「真诚恻怛」的人，也就是一个真正有人文素养的人，我相信，他不会违背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
在我们的历史里，不论是过去还是眼前，不以人为本的政治人物可太多了啊。
一切价值的重估
我们今天所碰到的好像是一个「什麽都可以」的时代。从一元价值的时代，进入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但是，事实上，什麽都可以，很可能也就意味着什麽都不可以：你有知道的权利我就失去了隐密的权利；你有掠夺的自由我就失去了不被掠夺的自由。解放不一定意味着真正的自由，而是一种变相的捆绑。而价值的多元是不是代表因此不需要固守价值？我想当然不是的。
我们所面临的绝对不是一个价值放弃的问题，而是一个「一切价值都必须重估」的巨大考验；一切价值的重估，正好是尼采的一个书名，表示在他的时代有他的困惑。重估价值是多麽艰难的任务，必须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或者说，社会里头的人有能力思考、有能力做成熟的价值判断，才有可能担负这个任务。
於是又回到今天谈话的起点。你如果看不见白杨树水中的倒影，不知道星空在哪里，同时没看过沙漠玫瑰，而你是政治系毕业的；二十五年之後，你不知道文学是什麽，哲学是什麽，史学是什麽，或者说，更糟的，你会写诗、会弹钢琴、有哲学博士学位同时却又迷信自已、崇拜权力，那麽拜托，你不要从政吧！我想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是「真诚恻怛」的政治家，但是它却充满了利欲薰心和粗暴恶俗的政客。政治家跟政客之间有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差别，这个差别，我个人认为，就是人文素养的有与无。
二十五年之後，我们再来这里见面吧。那个时候我坐在台下，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意兴风发的总统候选人坐在台上。我希望听到的是你们尽其所能读了原典之後对世界有什麽自己的心得，希望看见你们如何气魄开阔、眼光远大地把我们这个社会带出历史的迷宫----虽然我们永远在一个更大的迷宫里---并且认出下一个世纪星空的位置。
这是一场非常「前现代」的谈话，但是我想，在我们还没有属於自己的「现代」之前，暂时还不必赶凑别人的热闹谈「後现代」吧！自己的道路，自己走，一步一个脚印。
（这是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五日在台大法学院作的演讲）
但是今天的题目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政治人」＿＿要有什麽样的人文素养。为什麽不是「政治人物」呢？因为对今天已经是四十岁以上的人要求他们有人文素养，是太晚了一点，今天面对的你们大概二十岁；在二十五年之後，你们之中今天在座的，也许就有四个人要变成总统候选人。那麽，我来的原因很明白：你们将来很可能影响社会。但是昨天我听到另一个说法。我的一个好朋友说，「你确实应该去台大法学院讲人文素养，因为这个地方出产最多危害社会的人。」（笑声）二十五年之後，当你们之中的诸君变成社会的领导人时，我才七十二岁，我还要被你们领导，受你们影响。所以「先下手为强」，今天先来影响你们。（笑声）
我们为什麽要关心今天的政治人，明天的政治人物？因为他们掌有权力，他将决定一个社会的走向，所以我们这些可能被他决定大半命运的人，最殷切的期望就是，你这个权力在手的人，拜托，请务必培养价值判断的能力。你必须知道什麽叫做「价值」，你必须知道如何做「判断」。
我今天完全不想涉及任何的现实政治，让我们远离政治一天。今天所要跟你们共同思索的是：我们如何对一个现象形成判断，尤其是在一个众说纷纭、真假不分的时代里。二十五年之後，你们之中的某个人也许必须决定：你是不是应该强迫像钱穆这样的国学大师搬出他住了很久的素书楼；你也许要决定，在「五四」一○五周年的那一天，你要做什麽样的谈话来回顾历史？二十五年之後，你也许要决定，到底日本跟中国跟台湾的关系，战争的罪责和现代化的矛盾，应该怎麽样去看？二十五年後的今天，也许你们也要决定到底台湾和中国应该是什麽样的关系？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历史发展上，又处在什麽地位？甚至於，西方跟东方的文明，他们之间全新的交错点应该在哪里？二十五年之後，你们要面对这些我们没有解决的旧问题，加上我们现在也许无能设想的新的问题，而且你们要带着这个社会走向新的方向。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共同思索是一个走向未来的小小预备。
人文是什麽呢？我们可以暂时接受一个非常粗略的分法，就是「文」「史」「哲」，叁个大方向。先谈谈文学，指的是最广义的文学，包括文学、艺术、美学，广义的美学。
文学---------白杨树的湖中倒影
为什麽需要文学？了解文学、接近文学，对我们形成价值判断有什麽关系？如果说，文学有一百种所谓「功能」而我必须选择一种最重要的，我的答案是：德文有一个很精确的说法，macht sichtbar，意思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在我自己的体认中，这就是文学跟艺术的最重要、最实质、最核心的一个作用。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代人熟不熟悉鲁迅的小说？他的作品对我们这一代人是禁书。没有读过鲁迅的请举一下手？（约有一半人举手）鲁迅的短篇《药》，讲的是一户人家的孩子生了痨病。民间的迷信是，馒头沾了鲜血给孩子吃，他的病就会好。或者说《祝福》里的祥林嫂；祥林嫂是一个唠唠叨叨的近乎疯狂的女人，她的孩子给狼叼走了。
让我们假想，如果你我是生活在鲁迅所描写的那个村子里头的人，那麽我们看见的，理解的，会是什麽呢？祥林嫂，不过就是一个让我们视而不见或者绕道而行的疯子。而在《药》里，我们本身可能就是那一大早去买馒头，等看人砍头的父亲或母亲，就等着要把那个馒头泡在血里，来养自己的孩子。再不然，我们就是那小村子里头最大的知识份仔，一个口齿不清的秀才，大不了对农民的迷信表达一点不满。
但是透过作家的眼光，我们和村子里的人生就有了艺术的距离。在《药》里头，你不仅只看见愚昧，你同时也看见愚昧後面人的生存状态，看见人的生存状态中不可动摇的无可奈何与悲伤。在《祝福》里头，你不仅只看见贫穷粗鄙，你同时看见贫穷下面「人」作为一种原型最值得尊敬的痛苦。文学，使你「看见」。
我想作家也分成叁种吧！坏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伟大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这是叁个不同层次。
文学与艺术使我们看见现实背面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在这种现实里，除了理性的深刻以外，还有直觉的对「美」的顿悟。美，也是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
谁……能够完整的背出一阕词？讲我最喜欢的词人苏东坡好了。谁今天晚上愿意为我们朗诵《江城子》？（骚动、犹豫，一男学生□腆地站起来，开始背诵）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学生忘词，支吾片刻，一位白发老先生朗声接下：「明月夜，短松岗。」热烈掌声）
你说这短短七十个字，它带给我们什麽？它对我们的价值判断有什麽作用？你说没有，也不过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欲言又止的文字，文字里幽渺的意象，意象所激起的朦胧的感觉，使你停下来叹一口气，使你突然看向窗外倏然灭掉的路灯，使你久久地坐在黑暗里，让孤独笼罩，与隐藏最深的自己素面相对。
但是它的作用是什麽呢？如果鲁迅的小说使你看见了现实背後的纵深，那麽，一首动人，深刻的诗，我想，它提供了一种「空」的可能，「空」相对於「实」。空，是另一种现实。我们平常看不见的、更贴近存在本质的现实。
假想有一个湖，湖里当然有水，湖岸上有一排白杨树，这一排白杨树当然是实体的世界，你可以用手去摸，感觉到它树干的凹凸的质地。这就是我们平常理性的现实的世界，但事实上有另外一个世界，我们不称它为「实」，甚至不注意到它的存在。水边的白杨树，不可能没有倒影，只要白杨树长在水边就有倒影。而这个倒影，你摸不到它的树干，而且它那麽虚幻无常：风吹起的时候，或者今天有云，下小雨，或者满月的月光浮动，或者水波如镜面，而使得白杨树的倒影永远以不同的形状，不同的深浅，不同的质感出现，它是破碎的，它是回旋的，它是若有若无的。但是你说，到底岸上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还是水里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然而在生活里，我们通常只活在一个现实里头，就是岸上的白杨树那个层面，手可以摸到、眼睛可以看到的层面，而往往忽略了水里头那个「空」的，那个随时千变万化的，那个与我们的心灵直接观照的倒影的层面。
文学，只不过就是提醒我们：除了岸上的白杨树外，有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更真实存在，就是湖水里头那白杨树的倒影。
哲学--------迷宫中望见星空
哲学是什麽？我们为什麽需要哲学？
欧洲有一种迷宫，是用树篱围成的，非常复杂。你进去了就走不出来。不久前，我还带着我的两个孩子在巴黎迪士尼乐园里走那麽一个迷宫；进去之後，足足有半个小时出不来，但是两个孩子倒是有一种奇怪的动物本能，不知怎麽的就出去了，站在高处看着妈妈在里头转，就是转不出去。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处境，当然是一个迷宫，充满了迷惘和□徨，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出路何在。我们所处的社会，尤其是「解严」後的台湾，价值颠倒混乱，何尝不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迷宫里，每一条路都不知最後通向哪里。
就我个人体认而言，哲学就是，我在绿色的迷宫里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晚上降临，星星出来了，我从迷宫里抬头望上看，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哲学，就是对於星斗的认识，如果你认识了星座，你就有可能走出迷宫，不为眼前障碍所惑，哲学就是你望着星空所发出来的天问。
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读几行《天问》吧。（投影打出）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何阖而晦何开而明角宿未旦曜灵安藏
两千多年以前，屈原站在他绿色的迷宫里，仰望满天星斗，脱口而出这样的问题。他问的是，天为什麽和地上下相合，十二个时辰怎样历志？日月附着在什麽地方，二十八个星宿根据什麽排列，为什麽天门关闭，为夜吗？为什麽天门张开，为昼吗？角宿值夜，天还没有亮，太阳在什麽地方隐藏？
基本上，这是一个叁岁的孩子，眼睛张开第一次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天上这闪亮的碎石子的时候所发出来的疑问，非常原始；因为原始，所以深刻而巨大，所以人，对这样的问题，无可回避。
掌有权力的人，和我们一样在迷宫里头行走，但是权力很容易使他以为自己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路，而且还要带领群众往前走，而事实上，他可能既不知道他站在什麽方位，也不知道这个方位在大格局里有什麽意义；他既不清楚来的走的是哪条路，也搞不明白前面的路往哪里去；他既未发觉自己深处迷宫中，更没发觉，头上就有纵横的星图。这样的人，要来领导我们的社会，实在令人害怕。其实，所谓走出思想的迷宫，走出历史的迷宫，在西方的的历史里头，已经有特定的名词，譬如说，「启蒙」，十八世纪的启蒙。所谓启蒙，不过就是在绿色的迷宫里头，发觉星空的存在，发出天问，思索出路、走出去。对於我，这就是启蒙。
所以，如果说文学使我们看见水里白杨树倒影，那麽哲学，使我们能藉着星光的照亮，摸索的走出迷宫。
史学--------沙漠玫瑰的开放
我把史学放在最後。历史对於价值判断的影响，好像非常清楚。鉴往知来，认识过去才能以测未来，这话都已经说烂了。我不太用成语，所以试试另外一个说法。
一个朋友从以色列来，给我带了一朵沙漠玫瑰。沙漠里没有玻瑰，但是这个植物的名字叫做沙漠玫瑰。拿在手里，是一蓬乾草，真正的枯萎，乾的，死掉的草，这样一把，很难看。但是他要我看说明书；说明书告诉我，这个沙漠玫瑰其实是一种地衣，针叶型，有点像松枝的形状。你把它整个泡在水里，第八天它会完全复活；把水拿掉的话，它又会渐渐乾掉，枯乾如沙。把它再藏个一年两年，然後哪一天再泡在水里，它又会复活。这就是沙漠玫瑰。
好，我就把这个团枯乾的草，用一个大玻璃碗盛着，注满了清水，放在那儿。从那一天开始，我跟我两个宝贝儿子，就每天去探看沙漠玫瑰怎麽样了？第一天去看它，没有动静，还是一把枯草浸在水里头，第二天去看的时候发现，它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已经从里头往外头，稍稍舒展松了，而且有一点绿的感觉，还不是颜色。第叁天再去看，那个绿的模糊的感觉已经实实在在是一种绿的颜色，松枝的绿色，散发出潮湿青苔的气味，虽然边缘还是乾死的。它把自己张开，已经让我们看出了它真有玫瑰形的图案。每一天，它核心的绿意就往外扩展一寸。我们每天给它加清水，到了有一天，那个绿色已经渐渐延伸到它所有的手指，层层舒展开来。
第八天，当我们去看沙漠玫瑰的时候，刚好我们一路邻居也在，他就跟着我们一起到厨房里去看。这一天，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完整的、丰润饱满、复活了的沙漠玫瑰！我们叁个疯狂大叫出声，因为太快乐了，我们看到一朵尽情开放的浓绿的沙漠玫瑰。
这个邻居在旁边很奇怪的说，这一把杂草，你们干嘛呀？我楞住了。
是啊，在他的眼中，它不是玫瑰，它是地衣啊！你说，地衣再美，美到哪里去呢？他看到的就是一把挺难看、气味潮湿的低等植物，搁在一个大碗里；也就是说，他看到的是现象的本身定在那一个时刻，是孤立的，而我们所看到的是现象和现象背後一点一滴的线索，辗转曲折、千丝万缕的来历。
於是，这个东西在我们的价值判断里，它的美是惊天动地的，它的复活过程就是宇宙洪荒初始的惊骇演出。我们能够对它欣赏，只有一个原因；我们知道它的起点在哪里。知不知道这个起点，就形成我们和邻居之间价值判断的南辕北辙。
不必说鉴往知来，我只想告诉你沙漠玫瑰的故事罢了。对於任何东西、现象、目题、人、事件、如果不认识它的过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现在到底代表什麽意义？不理解它的现在，又何从判断它的未来？不认识过去，不理解现在，不能判断未来，你又有什麽资格来做我们的「国家领导人」？
对於历史我是一个非常愚笨的、非常晚熟的学生。四十岁之後，才发觉自己的不足。写「野火」的时候我只看孤立的现象，就是说，沙漠玫瑰放在这里，很丑，我要改变你，因为我要一朵真正芬芳的玫瑰。四十岁之後，发现了历史，知道了沙漠玫瑰一路是怎麽过来的，我的兴趣不再是直接的批评，而在於：你给我一个东西、一个事件、一个现象，我希望知道这个事件在更大的座标里头，横的跟纵的，它到底是在哪一个位置上？在我不知道这个横的跟纵的座标之前，对不起，我不敢对这个事情批判。
了解这一点之後，对於这个社会的教育系统和传播媒体所给你的许许多多所谓的知识，你发现，恐怕有百分之六十都是半真半假的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从小就认为所谓西方文化就是开放的、民主的、讲究个人价值反抗权威的文化，都说西方是自由主义的文化。用自己的脑子去研究一下欧洲史以後，你就大吃一惊：哪有这回事啊？西方文艺复兴之前是一回事，文艺复兴之後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前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後又是一回事。然後你也相信过，什麽叫中国，什麽叫中国国情，就是专制，两千年的专制。你用自己的脑子研究一下中国历史就发现，咦，这也是一个半真半假的陈述。中国是专制的吗？朱元璋之前的中国跟朱元璋之後的中国不是一回事的；雍正乾隆之前的中国，跟雍正乾隆之後的中国又不是一回事的，那麽你说「中国两千年专制」指的是那一段呢？这样的一个斩钉截铁的陈述有什麽意义呢？自己进入历史之後，你纳闷：为什麽这个社会给了你那麽多半真半假的「真理」，而且不告诉你他们是半真半假的东西？
对历史的探索势必要迫使你回头去重读原典，用你现在比较成熟的、参考系比较广阔的眼光。重读原典使我对自己变得苛刻起来。有一个大陆作家在欧洲哪一个国家的餐厅吃饭，一群朋友高高兴兴地吃饭，喝了酒，拍拍屁股就走了。离开餐馆很远了，服务生追出来说：「对不起，你们忘了付帐。」作家就写了一篇文章大大地赞美欧洲人民族性多麽的淳厚，没有人怀疑他们是故意白吃的。要是在咱们中国的话，吃饭忘了付钱人家可能要拿着菜刀出来追你的。（笑）
我写了篇文章带点反驳的意思，就是说，对不起，这可不是民族性、道德水平或文化差异的问题。这恐怕根本还是一个经济问题。比如说如果作家去的欧洲正好是二次大战後粮食严重不足的德国，德国待者恐怕也要拿着菜刀追出来的。这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体制结构的问题。
写了那篇文章之後，我洋洋得意觉得自己很有见解。好了，有一天重读原典的时候，翻到一个畅销作家两千多年前写的文章，让我差点从椅子上一跤摔下来。我发现，我的「了不起」的见解，人家两千年前就写过了，而且写得比我还好。这个人是谁呢？（投影打出《五蠹篇》）
韩非子要解释的是：我们中国人老是赞美尧舜□让是一个多麽道德高尚的一个事情，但是尧舜「王天下」的时候，他们住的是茅屋，他们穿的是粗布衣服，他们吃的东西也很差，也就是说，他们的享受跟最低级的人的享受是差不多的。然後禹当国王的时候他的劳苦跟「臣虏之劳」也差不多。所以尧舜禹做政治领导人的时候，他们的待遇跟享受和最底层的老百姓差别不大，「以是言之」，那个时候他们很容易□让，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能享受的东西很少，放弃了也没有什麽了不起。（笑声）但是「今之县令」，在今天的体制里，仅只是一个县令，跟老百姓比起来，他享受的权力非常大。用二十世纪的语言来说，他有种种「官本位」所赋以的特权，他有终身俸、住房优惠、出国考察金、医疗保险……因为权力带来的利益太大了，而且整个家族都要享受这个好处，谁肯让呢？「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也」，原因，不是道德，不是文化，不是民族性，是什麽呢？「薄厚之实异也」，实际利益，经济问题，体制结构，造成今天完全不一样的行为。
看了韩非子的《五蠹篇》之後，我在想，算了，两千年之後你还在写一样的东西，而且自以为见解独到。你，太可笑，太不懂自己的位置了。
这种衡量自己的「苛刻」，我认为其实应该是一个基本条件。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前人走过的路，但是对於过去的路有所认识，至少是一个追求。讲到这里我想起艾略特很有名的一篇文学评论，谈个人才气与传统，强调的也是：每一个个人创作成就必须放在文学谱系里去评断才有意义。谱系，就是历史。然而这个标准对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毋宁是困难的，因为长期政治动汤与分裂造成文化的严重断层，我们离我们的原典，我们的谱系，我们的历史，非常、非常遥远。
文学、哲学跟史学。文学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哲学使你成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星，从而有了走出迷宫的可能；那麽历史就是让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
会弹钢琴的刽子手
素养跟知识有没有差别？当然有，而且有着极其关键的差别。我们不要忘记，毛泽东会写迷人的诗词、纳粹头子很多会弹钢琴、有哲学博士学位。这些政治人物难道不是很有人文素养吗？我认为，他们所拥有的是人文知识，不是人文素养。知识是外在於你的东西，是材料、是工具、是可以量化的知道；必须让知识进入人的认知本体，渗透他的生活与行为，才能称之为素养。人文素养是在涉猎了文、史、哲学之後，更进一步认识到，这些人文「学」到最後都有一个终极的关怀，对「人」的关怀。脱离了对「人」的关怀，你只能有人文知识，不能有人文素养。
素养和知识的差别，容许我窃取王阳明的语言来解释。学生问他为什麽许多人知道孝悌的道理，却做出邪恶的事情，王阳明说：「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在我个人的解读里，王阳明所指知而不行的「未知」就是「知识」的层次，而素养，就是「知行的本体」。王阳明用来解释「知行的本体」的四个字很能表达我对「人文素养」的认识：真诚恻怛。
对人文素养最可怕的讽刺莫过於：在集中营里，纳粹要犹太音乐家们拉着小提琴送他们的同胞进入毒气房。一个会写诗、懂古典音乐、有哲学博士学位的人，不见得不会妄自尊大、草菅人命。但是一个真正认识人文价值而「真诚恻怛」的人，也就是一个真正有人文素养的人，我相信，他不会违背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
在我们的历史里，不论是过去还是眼前，不以人为本的政治人物可太多了啊。
一切价值的重估
我们今天所碰到的好像是一个「什麽都可以」的时代。从一元价值的时代，进入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但是，事实上，什麽都可以，很可能也就意味着什麽都不可以：你有知道的权利我就失去了隐密的权利；你有掠夺的自由我就失去了不被掠夺的自由。解放不一定意味着真正的自由，而是一种变相的捆绑。而价值的多元是不是代表因此不需要固守价值？我想当然不是的。
我们所面临的绝对不是一个价值放弃的问题，而是一个「一切价值都必须重估」的巨大考验；一切价值的重估，正好是尼采的一个书名，表示在他的时代有他的困惑。重估价值是多麽艰难的任务，必须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或者说，社会里头的人有能力思考、有能力做成熟的价值判断，才有可能担负这个任务。
於是又回到今天谈话的起点。你如果看不见白杨树水中的倒影，不知道星空在哪里，同时没看过沙漠玫瑰，而你是政治系毕业的；二十五年之後，你不知道文学是什麽，哲学是什麽，史学是什麽，或者说，更糟的，你会写诗、会弹钢琴、有哲学博士学位同时却又迷信自已、崇拜权力，那麽拜托，你不要从政吧！我想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是「真诚恻怛」的政治家，但是它却充满了利欲薰心和粗暴恶俗的政客。政治家跟政客之间有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差别，这个差别，我个人认为，就是人文素养的有与无。
二十五年之後，我们再来这里见面吧。那个时候我坐在台下，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意兴风发的总统候选人坐在台上。我希望听到的是你们尽其所能读了原典之後对世界有什麽自己的心得，希望看见你们如何气魄开阔、眼光远大地把我们这个社会带出历史的迷宫----虽然我们永远在一个更大的迷宫里---并且认出下一个世纪星空的位置。
这是一场非常「前现代」的谈话，但是我想，在我们还没有属於自己的「现代」之前，暂时还不必赶凑别人的热闹谈「後现代」吧！自己的道路，自己走，一步一个脚印。
（这是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五日在台大法学院作的演讲）
Friday, December 09, 2005
上海流水
那是好几年前了，我在读大学，孙甘露老师比现在要苗条，他来我们学校图书馆参加一个什么会议。自然，他一进来，秦罗敷似的引起会场一阵骚动。人长得好，已经难得；还是个男人，更难得；男人还写小说，还写迷幻诗，那就是人头马了。会议进行着，会场里的女生愈来愈多，到中场休息的时候，举办方不得不换了个大会议室，然而孙老师却浑然不觉会议的主题已经改变，他只在那里用他水汪汪的眼神荼毒生灵。
会议室一刻，人世间一日。结束的时候，竟然下起雨来，主办老师便叫我们去寝室拿伞，不能叫与会的著名作家评论家淋雨啊。亲爱的读者，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一个女孩的一生。我的一位室友被指派送孙老师到校门口，这一路，她是如何战胜颤抖的，她一直守口如瓶，但她当晚就开始写诗，她现在还在写，只要孙老师单着身，她就不会停止写诗。
常常，她会越洋电话来问，最近孙老师在干什么？然后，我打开电视翻看报纸，告诉他孙老师在主持谈话节目、孙老师在Party上弹钢琴，但她不满足，像所有似恋非恋的女人那样，她渴望知道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朋友两肋插刀，我们只好去当狗仔，去接近孙老师的朋友，托人打听和孙老师有关的细节。
大约是被各路人马千万露迷逼得无路可走了，孙老师突然神秘一笑，抛出《上海流水》，自己看去吧。
《上海流水》让多少人流了口水，无法统计了。与其说这是孙老师的私人浮世绘，毋宁说它是上海滩的集体红楼梦。他就是当代宝玉，千人同杯，万红缠绕，“吃”是最经常的主题，“宝爷买单”也是关键字，频繁出现的各路名流更是最大的看点，但“流水”的真正去向却是那些神秘的缩写字母，Y，Z，W……
听说《上海流水》马上要出版了，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孙老师非常非常忙，因为谁都想请他吃饭，被他补充到《流水》里去，要不然，书出来，整整二百页找不到自己的名字，以后还能在上海滩混？
● 毛尖 (传自上海)
会议室一刻，人世间一日。结束的时候，竟然下起雨来，主办老师便叫我们去寝室拿伞，不能叫与会的著名作家评论家淋雨啊。亲爱的读者，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一个女孩的一生。我的一位室友被指派送孙老师到校门口，这一路，她是如何战胜颤抖的，她一直守口如瓶，但她当晚就开始写诗，她现在还在写，只要孙老师单着身，她就不会停止写诗。
常常，她会越洋电话来问，最近孙老师在干什么？然后，我打开电视翻看报纸，告诉他孙老师在主持谈话节目、孙老师在Party上弹钢琴，但她不满足，像所有似恋非恋的女人那样，她渴望知道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朋友两肋插刀，我们只好去当狗仔，去接近孙老师的朋友，托人打听和孙老师有关的细节。
大约是被各路人马千万露迷逼得无路可走了，孙老师突然神秘一笑，抛出《上海流水》，自己看去吧。
《上海流水》让多少人流了口水，无法统计了。与其说这是孙老师的私人浮世绘，毋宁说它是上海滩的集体红楼梦。他就是当代宝玉，千人同杯，万红缠绕，“吃”是最经常的主题，“宝爷买单”也是关键字，频繁出现的各路名流更是最大的看点，但“流水”的真正去向却是那些神秘的缩写字母，Y，Z，W……
听说《上海流水》马上要出版了，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孙老师非常非常忙，因为谁都想请他吃饭，被他补充到《流水》里去，要不然，书出来，整整二百页找不到自己的名字，以后还能在上海滩混？
● 毛尖 (传自上海)
命中注定
有些事是命中注定的，注定会发生，不是人力所能抗拒。可人的天性里偏偏就有一种反叛的力量，想要去改变现实，但往往现实改变不了，还是朝那个既定的命运一步步走去。
法国来的杜教授说一口流利的华语，他说自己的女儿很有语言天才，但因为父母亲都是中文专家，因此决定不学中文，不接触中文，就为了不愿意和父母亲一样。
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这样的心理。年少时候总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可以超越父母亲的成就，甚至看轻父母亲的成就，因此对父母亲所从事的行业产生一种莫名的抗拒感。等到自己真正踏入社会，才发现其实一切并不如想象中简单。其实父母亲的成就，不容轻视。
K从小就想当医生。她看父亲在报馆工作，对她而言，报馆是老人工作的地方，四四方方的木桌子上堆满发黄的稿纸，桌子前面就伏着一个个戴着厚厚眼镜，从早到晚埋头写稿、食古不化的老头子们。她看母亲在文化部门工作，也同样觉得那是一群大叔、大妈聚集的场所。一点都不酷又不年轻时髦的大叔大妈们，搞一些老土、无趣的振兴中华文化、发扬华文华语的活动。
对K来说，她要和“生机勃勃”的主流文化挂钩，她要披着白袍、颈间吊着听筒在医院里冲来冲去。但事与愿违，全班二十三个同学，十五个够资格到医学院面试，结果只有三个被录取。她是众多被淘汰的一个。在众多被淘汰的同学里，她是没有成为医生的那一个，其他人都在父母的资助下远赴英国、澳洲，当上医生。只有她……
然后K迷失了一阵子。她从小追求的梦想一下子破灭，她不晓得自己到底该做些什么。她说她永远记得撕开大学通知书的那一刻，知道自己进不了医学系，心凉了半截。或许当时K应该去见一位辅导员，或许当时她应该仔细检视自己的内心。很多东西你十几年浸濡在里面，你呼吸着它、感受着它，它在你家里、生活周围无所不在。它对你而言无比亲切自然，其实将它扔掉你会更失落更难过，可是你不知道。
那种来自家庭的熏陶或遗传，早渗透了K的每一寸肌肤、每一寸神经。她如何刻意将他们抛开，其实也都是枉然的一种动作。最后K还是从事和媒体、文化有关的工作。在这样的工作里，她如鱼得水。那是她再熟悉不过的一切，包括文字、包括人、包括机制文化。她不用学，她本来就是。
那是命运的安排。让她走开，再让她走近；让她看轻，再让她尊重；那是她的命运。K每每讲起约翰·马科维奇在电影《危险迷情》（Dangerous Liaison）里头说的那句话，他要离开哪一个女子，总对她们的哭诉和质问重复地说：“这是命中注定。”（It's beyond my control）K相信那个角色。很多时候、很多事，确实是“命中注定”……
● 丹女
法国来的杜教授说一口流利的华语，他说自己的女儿很有语言天才，但因为父母亲都是中文专家，因此决定不学中文，不接触中文，就为了不愿意和父母亲一样。
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这样的心理。年少时候总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可以超越父母亲的成就，甚至看轻父母亲的成就，因此对父母亲所从事的行业产生一种莫名的抗拒感。等到自己真正踏入社会，才发现其实一切并不如想象中简单。其实父母亲的成就，不容轻视。
K从小就想当医生。她看父亲在报馆工作，对她而言，报馆是老人工作的地方，四四方方的木桌子上堆满发黄的稿纸，桌子前面就伏着一个个戴着厚厚眼镜，从早到晚埋头写稿、食古不化的老头子们。她看母亲在文化部门工作，也同样觉得那是一群大叔、大妈聚集的场所。一点都不酷又不年轻时髦的大叔大妈们，搞一些老土、无趣的振兴中华文化、发扬华文华语的活动。
对K来说，她要和“生机勃勃”的主流文化挂钩，她要披着白袍、颈间吊着听筒在医院里冲来冲去。但事与愿违，全班二十三个同学，十五个够资格到医学院面试，结果只有三个被录取。她是众多被淘汰的一个。在众多被淘汰的同学里，她是没有成为医生的那一个，其他人都在父母的资助下远赴英国、澳洲，当上医生。只有她……
然后K迷失了一阵子。她从小追求的梦想一下子破灭，她不晓得自己到底该做些什么。她说她永远记得撕开大学通知书的那一刻，知道自己进不了医学系，心凉了半截。或许当时K应该去见一位辅导员，或许当时她应该仔细检视自己的内心。很多东西你十几年浸濡在里面，你呼吸着它、感受着它，它在你家里、生活周围无所不在。它对你而言无比亲切自然，其实将它扔掉你会更失落更难过，可是你不知道。
那种来自家庭的熏陶或遗传，早渗透了K的每一寸肌肤、每一寸神经。她如何刻意将他们抛开，其实也都是枉然的一种动作。最后K还是从事和媒体、文化有关的工作。在这样的工作里，她如鱼得水。那是她再熟悉不过的一切，包括文字、包括人、包括机制文化。她不用学，她本来就是。
那是命运的安排。让她走开，再让她走近；让她看轻，再让她尊重；那是她的命运。K每每讲起约翰·马科维奇在电影《危险迷情》（Dangerous Liaison）里头说的那句话，他要离开哪一个女子，总对她们的哭诉和质问重复地说：“这是命中注定。”（It's beyond my control）K相信那个角色。很多时候、很多事，确实是“命中注定”……
● 丹女
旁观者
“就在十四岁生日前一个礼拜，我惊觉自己成了一个旁观者……”
深夜在书房中翻箱倒筴，满头大汗，一脸灰尘下，终于翻出那本已经微微泛黄的《旁观者》。
《旁观者》的作者为管理学界无人不知的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上两个星期，这位举世公认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大师级人物，以95岁高龄在美国辞世了。
在报上读到消息时，突然想念起这本曾经读得爱不释手的回忆录，想起读此书时，双眼随着作者的夹叙夹评，读得饶有兴味的感觉。
我对管理学所知有限，对管理学家也没有特殊的认识，除非工作所需，很少会主动将管理学著作列入个人的阅读书单，可多年前在朋友推荐下，初读这本厚达五百余页的书，捧在手上，沉甸甸的，一点也不嫌其厚，反倒有惊艳之感。
此书之所以令我着迷，固然因为杜拉克擅于说故事，读《旁观者》就好比读一本小说，人物与叙事方式都那么动人有趣，但，更大的原因毋宁是杜拉克在字里行间处处流露的灼见、视野与境界。
杜拉克在书中娓娓细说生命中走过的人物，他们的行事作风，待人处事的方式，他们的经历和遭遇。
书中涉及的人物，包括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美的精英才俊，如报阀亨利·鲁斯、心理分析学派创始大师佛洛伊德、通用汽车总裁史隆，其中也包括了默默无闻的小学老师，大智若愚的老祖母，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在杜拉克笔下活灵活现，而他们都在不同层次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实况。
不同于一般人之处是，杜拉克全然不以其笔下人物的社会地位来论英雄，相反的，在他眼里，小人物也满含生活智慧和对事情的真知灼见，众人眼中居高位的大人物在识见上也有着偏执与狭隘的一面。
杜拉克并不隐瞒他对大人物的负面批评。对于报阀亨利·鲁斯的管理模式，他的不以为然跃然纸上，他认为鲁斯属下的人马斗争激烈，经常互相中伤，正因为鲁斯的管理方法就是造成编辑互相对立，以方便掌控。
对于通用汽车总裁史隆，杜拉克也不苟同他那种只求专业表现而无视公共责任的价值观；对于美国国务卿季辛吉（基辛格）强权式外交手段，杜拉克也不表苟同，因为雅典覆亡的史实使他铭记在心：“争夺世界霸权最终会危害到自己”。
而杜拉克所缅怀的小时候的老师爱莎和苏菲小姐，读来令人起敬。这两位老师的最大人格特质是，她们都热心于激发学生去学习，而不是一味地批评。杜拉克认为，“教学最后的产物不是老师得到什么，而是学生到底学到什么？”
还记得当时读此书读得最津津有味的部分是杜拉克笔下那位自嘲为“笨老太婆”的老祖母。这位众人眼中“很好笑”的老太太，以一些表面看来令人忍俊不禁的行径，教人明白人生的许多道理，如尊重别人，站在对方的立场关心人。
一位熟悉杜拉克管理学的朋友说，杜拉克管理学最大的精神特质是“以人为本”，他关心的是如何在企业中改善人类的处境，不一味将人等同于“效率”，或视人为赚钱的工具。从这一点看，《旁观者》所传达的讯息其实与杜拉克一贯的管理学说是一致的。
忘了告诉你，关于旁观者，杜拉克是这样定义的：“站在舞台侧面观看的旁观者，能见人所不能见者。毕竟，他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并反复思考——他的思索不是像镜子般的反射，而是一种三棱镜似的折射。”
● 张曦娜
管理大师已去，企业理念凋零
深夜在书房中翻箱倒筴，满头大汗，一脸灰尘下，终于翻出那本已经微微泛黄的《旁观者》。
《旁观者》的作者为管理学界无人不知的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上两个星期，这位举世公认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大师级人物，以95岁高龄在美国辞世了。
在报上读到消息时，突然想念起这本曾经读得爱不释手的回忆录，想起读此书时，双眼随着作者的夹叙夹评，读得饶有兴味的感觉。
我对管理学所知有限，对管理学家也没有特殊的认识，除非工作所需，很少会主动将管理学著作列入个人的阅读书单，可多年前在朋友推荐下，初读这本厚达五百余页的书，捧在手上，沉甸甸的，一点也不嫌其厚，反倒有惊艳之感。
此书之所以令我着迷，固然因为杜拉克擅于说故事，读《旁观者》就好比读一本小说，人物与叙事方式都那么动人有趣，但，更大的原因毋宁是杜拉克在字里行间处处流露的灼见、视野与境界。
杜拉克在书中娓娓细说生命中走过的人物，他们的行事作风，待人处事的方式，他们的经历和遭遇。
书中涉及的人物，包括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美的精英才俊，如报阀亨利·鲁斯、心理分析学派创始大师佛洛伊德、通用汽车总裁史隆，其中也包括了默默无闻的小学老师，大智若愚的老祖母，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在杜拉克笔下活灵活现，而他们都在不同层次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实况。
不同于一般人之处是，杜拉克全然不以其笔下人物的社会地位来论英雄，相反的，在他眼里，小人物也满含生活智慧和对事情的真知灼见，众人眼中居高位的大人物在识见上也有着偏执与狭隘的一面。
杜拉克并不隐瞒他对大人物的负面批评。对于报阀亨利·鲁斯的管理模式，他的不以为然跃然纸上，他认为鲁斯属下的人马斗争激烈，经常互相中伤，正因为鲁斯的管理方法就是造成编辑互相对立，以方便掌控。
对于通用汽车总裁史隆，杜拉克也不苟同他那种只求专业表现而无视公共责任的价值观；对于美国国务卿季辛吉（基辛格）强权式外交手段，杜拉克也不表苟同，因为雅典覆亡的史实使他铭记在心：“争夺世界霸权最终会危害到自己”。
而杜拉克所缅怀的小时候的老师爱莎和苏菲小姐，读来令人起敬。这两位老师的最大人格特质是，她们都热心于激发学生去学习，而不是一味地批评。杜拉克认为，“教学最后的产物不是老师得到什么，而是学生到底学到什么？”
还记得当时读此书读得最津津有味的部分是杜拉克笔下那位自嘲为“笨老太婆”的老祖母。这位众人眼中“很好笑”的老太太，以一些表面看来令人忍俊不禁的行径，教人明白人生的许多道理，如尊重别人，站在对方的立场关心人。
一位熟悉杜拉克管理学的朋友说，杜拉克管理学最大的精神特质是“以人为本”，他关心的是如何在企业中改善人类的处境，不一味将人等同于“效率”，或视人为赚钱的工具。从这一点看，《旁观者》所传达的讯息其实与杜拉克一贯的管理学说是一致的。
忘了告诉你，关于旁观者，杜拉克是这样定义的：“站在舞台侧面观看的旁观者，能见人所不能见者。毕竟，他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并反复思考——他的思索不是像镜子般的反射，而是一种三棱镜似的折射。”
● 张曦娜
管理大师已去，企业理念凋零
管理大师已去，企业理念凋零
全球公认的管理学之父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于上个月以95高龄在美国加州去世。这位见证过经济大恐慌、纳粹暴行、二战乱世，也对日本经济崛起、美国经济鼎盛等作出贡献，并让管理学脱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大师于今亡故，似乎也象征着他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企业理念正逐渐式微。有人甚至形容杜拉克是“没落的品牌”。
无独有偶，曾于60年前聘请他担任管理顾问，让他接下有生以来第一个大型咨询管理项目的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于上月宣布，今年首九个月出现40亿美元的亏损，并且准备在未来三年内裁退3万名员工和关闭12个生产中心。面对严峻的商业竞争，这家在全球汽车市场占有15%份额的百年企业，从明年起便将退居全球第二大汽车制造商，将“全球第一”的地位拱手让给后来居上的日本丰田汽车。
杜拉克的辞世当然同通用汽车的亏损无关。事实上，他当年建议通用汽车采取分权管理的策略，或许还有助于通用汽车改善管理、巩固业务，稳居全球汽车制造业的龙头。而他的这项建议，也已经成为管理学中的经典案例。
但是，被称为“大师中的大师”的杜拉克，在管理领域的权威地位，在他去世之前数年便已开始下跌，同通用汽车在全球的市场占有率不断萎缩的情况，倒有几分相似。
通用电器(General Electric)前任主席兼首席执行员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给他的评价是：“全球都知道他是上世纪最伟大的管理学思想家。”这句话既肯定了他在管理领域无可动摇的地位，可是却也让人联想到他好像是上一个世纪的人物，如今影响力已逐渐走下坡，难免让人感到一种日薄西山的苍凉。
启发通用电器
韦尔奇是在1981年同杜拉克面谈之后大受启发，使通用电器不断壮大，终于成为全球最顶尖的企业。杜拉克给他的忠告是，通用电器旗下所有的子公司都必须是全球数一数二的佼佼者，否则大可脱手转售。这项策略，使得通用电器成为过去25年来美国最成功的企业，跃身为全球企业的巨无霸。
集现代管理学开创者、管理顾问、政治经济学家、大学教授、作家、未来趋势预言家、文化观察者等身份于一身、写下不少过38部著作的杜拉克，基于他敏锐的观察、慎密的思维、丰富的学识、广泛的兴趣，无论是对他本行的企业管理、商业文化，或者是对于带有“业余”性质、却毫无疑问是专家水平的社会观察、趋势预言、政治见解等，几乎都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所以，他的管理理念或许逐渐被人冷落，但却并不意味着他在企业管理及其他领域的贡献，在短时间内会被人遗忘。历史将证明，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具有人道精神的管理学大师。
杜拉克在管理理念方面的最大贡献，在于强调企业应当以人为本。这种理念，接近儒家以民为先的仁者思维。他认为员工绝非企业的成本，而是最有价值的资源。这种爱才、纳才、重才、用才的管理理念，也充分显露出他是以人道主义作为商业出发点。也就是说，企业的最终目标，不外在于造福人群，而一切的企业行为，都不能远离这项宏旨。基于此，他也反对鲁莽的合并与收购行动。
其次，他强调企业领导人除了具备领导才能之外，也必须要有良好的品德。而且，企业最高领导人的薪金，不应该超过最低薪员工的20倍。因此，只顾争取最大商业利益、满足个人财富需求的企业管理者，正是他最鄙夷的人物。不幸的是，在他去世前几年，随着美国网络泡沫破灭，企业问题层出不穷，恩龙、环球电讯、世界通讯等美国企业的会计丑闻和败德行为不断曝光，他最不想看到的企业弊端都一一出现了。
成就非凡却虚怀若谷
在他晚年，看着美国资本主义的漏洞逐渐浮现，企业领导人唯利是图，贪婪成为一种商业文化，他终身维护的资本主义已令他彻底失望，于是他决定不再提供企业咨询，转而将精力用在为非牟利机构服务，尤其是为一些弱势团体运筹帷幄，奉行他以人为本、服务人群的宗旨。
阅历丰富、洞察入微、料事如神、乐天知命的杜拉克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尽管有许多非凡的成就，可是却虚怀若谷。他年轻时还曾经做过记者和股票分析员。他完成大学教育后，在德国一份大报当记者时的第一个采访工作，便是报道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
他在1939年出版的第一本著作《经济人的末日》(The End of Economic Man)中，针对当时欧洲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问题作出分析后，预言希特勒将会屠杀犹太人。因此，在二战中领导英国对抗纳粹侵略的邱吉尔，曾经说他是唯一能够洞察欧洲局势的人。
在1950年，当电脑还没有脱离“贵族身份”走进一般家庭，只有银行、学府、研究机构、大型企业才用得上的庞然大物时，他已经预见电脑的重要性。当网络经济大行其道时，他认为互联网对文化的影响力，会比经济来得大，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而言。
他说：“他们会觉得自己不再是哪个国家的一分子。下一步的发展可能是：一群在心理上已经全球化的中产阶级将会诞生。”
● 郑英豪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无独有偶，曾于60年前聘请他担任管理顾问，让他接下有生以来第一个大型咨询管理项目的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于上月宣布，今年首九个月出现40亿美元的亏损，并且准备在未来三年内裁退3万名员工和关闭12个生产中心。面对严峻的商业竞争，这家在全球汽车市场占有15%份额的百年企业，从明年起便将退居全球第二大汽车制造商，将“全球第一”的地位拱手让给后来居上的日本丰田汽车。
杜拉克的辞世当然同通用汽车的亏损无关。事实上，他当年建议通用汽车采取分权管理的策略，或许还有助于通用汽车改善管理、巩固业务，稳居全球汽车制造业的龙头。而他的这项建议，也已经成为管理学中的经典案例。
但是，被称为“大师中的大师”的杜拉克，在管理领域的权威地位，在他去世之前数年便已开始下跌，同通用汽车在全球的市场占有率不断萎缩的情况，倒有几分相似。
通用电器(General Electric)前任主席兼首席执行员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给他的评价是：“全球都知道他是上世纪最伟大的管理学思想家。”这句话既肯定了他在管理领域无可动摇的地位，可是却也让人联想到他好像是上一个世纪的人物，如今影响力已逐渐走下坡，难免让人感到一种日薄西山的苍凉。
启发通用电器
韦尔奇是在1981年同杜拉克面谈之后大受启发，使通用电器不断壮大，终于成为全球最顶尖的企业。杜拉克给他的忠告是，通用电器旗下所有的子公司都必须是全球数一数二的佼佼者，否则大可脱手转售。这项策略，使得通用电器成为过去25年来美国最成功的企业，跃身为全球企业的巨无霸。
集现代管理学开创者、管理顾问、政治经济学家、大学教授、作家、未来趋势预言家、文化观察者等身份于一身、写下不少过38部著作的杜拉克，基于他敏锐的观察、慎密的思维、丰富的学识、广泛的兴趣，无论是对他本行的企业管理、商业文化，或者是对于带有“业余”性质、却毫无疑问是专家水平的社会观察、趋势预言、政治见解等，几乎都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所以，他的管理理念或许逐渐被人冷落，但却并不意味着他在企业管理及其他领域的贡献，在短时间内会被人遗忘。历史将证明，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具有人道精神的管理学大师。
杜拉克在管理理念方面的最大贡献，在于强调企业应当以人为本。这种理念，接近儒家以民为先的仁者思维。他认为员工绝非企业的成本，而是最有价值的资源。这种爱才、纳才、重才、用才的管理理念，也充分显露出他是以人道主义作为商业出发点。也就是说，企业的最终目标，不外在于造福人群，而一切的企业行为，都不能远离这项宏旨。基于此，他也反对鲁莽的合并与收购行动。
其次，他强调企业领导人除了具备领导才能之外，也必须要有良好的品德。而且，企业最高领导人的薪金，不应该超过最低薪员工的20倍。因此，只顾争取最大商业利益、满足个人财富需求的企业管理者，正是他最鄙夷的人物。不幸的是，在他去世前几年，随着美国网络泡沫破灭，企业问题层出不穷，恩龙、环球电讯、世界通讯等美国企业的会计丑闻和败德行为不断曝光，他最不想看到的企业弊端都一一出现了。
成就非凡却虚怀若谷
在他晚年，看着美国资本主义的漏洞逐渐浮现，企业领导人唯利是图，贪婪成为一种商业文化，他终身维护的资本主义已令他彻底失望，于是他决定不再提供企业咨询，转而将精力用在为非牟利机构服务，尤其是为一些弱势团体运筹帷幄，奉行他以人为本、服务人群的宗旨。
阅历丰富、洞察入微、料事如神、乐天知命的杜拉克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尽管有许多非凡的成就，可是却虚怀若谷。他年轻时还曾经做过记者和股票分析员。他完成大学教育后，在德国一份大报当记者时的第一个采访工作，便是报道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
他在1939年出版的第一本著作《经济人的末日》(The End of Economic Man)中，针对当时欧洲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问题作出分析后，预言希特勒将会屠杀犹太人。因此，在二战中领导英国对抗纳粹侵略的邱吉尔，曾经说他是唯一能够洞察欧洲局势的人。
在1950年，当电脑还没有脱离“贵族身份”走进一般家庭，只有银行、学府、研究机构、大型企业才用得上的庞然大物时，他已经预见电脑的重要性。当网络经济大行其道时，他认为互联网对文化的影响力，会比经济来得大，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而言。
他说：“他们会觉得自己不再是哪个国家的一分子。下一步的发展可能是：一群在心理上已经全球化的中产阶级将会诞生。”
● 郑英豪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NKF式的形象工程
18世纪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时，有位宠臣叫波将金（Potemkin）。据说，有次女皇出外巡游，所到之处，看到不少外观漂亮的村庄，心中大悦。殊不知，这些村庄都是假造的“形象工程”。
“波将金村庄”（Potemkinvillage）于是成了矫饰门面的代名词，用现代话说，是一种形象工程。
20世纪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欺上瞒下的“波将金村庄”。古往今来，由心术不正的人精心打造出来的各种波将金式形象工程，可谓琳琅满目，无奇不有。
波将金村庄固然是经典，NKF个案，看来也可以跻身现代的形象工程名榜。不同的是，波将金村庄也许全是造假，NKF却有真实的前台和布景。
随着调查内情的不断公开，NKF故事情节的演变，真叫人瞠目结舌，原来罐子里装着那么多虫子。至少有一个人已经看得火了。
记者问起卫生部长许文远，政府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对NKF事件负责时，部长说，也许，要等KPMG的独立审查报告出炉才知道。但他坦诚自己过去是过于信任NKF了。他说，如果一个人出于某种动机，存心要误导公众，那么，没有一个政府或监控机制是可以防止的。
许部长打了一个比喻，像报业控股这样一个大机构，其总裁如果因某种动机，把公司当成自己的生意来搞，董事局又极度信任他，他大权独揽，若加上他又具有领袖魅力，所有员工把他像神一样崇拜，没人敢告发，外人就很难知道内情了。
确实是如此。其实，当一个善于玩弄权术的人成功地制造了某种形象工程的光环后，即使有告发者，有所谓的吹哨者（whistleblower），在人们都已普遍被表象迷惑的情况下，也未必就能使内情曝光。告发者往往还会吃苦头，如被反控诽谤。
掩饰表象后面的一切
杜莱指称有诽谤性的《海峡时报》文章，刊登于2004年4月，距离杜莱提出诉讼案开审已经一年多，若不是因为有了这场诉讼，又有多少人注意到文章中所揭露的一切呢？又有多少人相信文章作者之所言呢？
又假定杜莱本人不提出诉讼，NKF的整个形象工程又是否会曝光？若不是杜莱本人犹如神差鬼使，决意要告《海峡》和报业控股，NKF这个罐子也许就永远不会被打开也说不定。
必须说，杜莱的NKF形象工程是非常成功的。因为成功，也就愈加显得真实，愈加容易打动人心，获取信任，获得捐款，也愈加能够掩饰表象后面在进行的一切。
现在，随着内情逐渐暴露，除了卫生部，相信还有不少政治人物也必然或多或少有后悔的感觉。长时间以来，大家就只知道是在支持一个成功的慈善事业，如今肯定会感觉若有所失。
精明的政治人物尚且如此，又何况是一般的市井小民！笔者当议员参与社区工作时，也曾经与NKF交过手：因为帮助一名患肾脏病需要洗肾的选民向NKF求助，使我对这个组织的看法完全改观。于是，我暗中劝导基层组织和中元会，不需要再那么落力为NKF筹款，因为它的基金钱已经很多了。但是，得到的反应顶多是将信将疑。
一次，出席一个中元会，在喊标福物时，为选区教育基金筹款的福物只筹得了几千元，而同场的NKF福物所标得的款项却比教育基金多出了十几倍。
我知道，NKF的形象工程已经深入民心，难以扭转。NKF事件发生，虽然是事隔多年，终于还是有人私底下告诉我：你当年说得对，无奈已无法挽回了。
同样的工程不会绝迹
NKF的剧情还在发展中，虽然不少人已经愤怒到决定停止捐款，但是，可以肯定的，NKF式的形象工程，犹如波将金式的形象工程，并不会因此而绝迹。这主要是人的弱点是难以改变的。
形象工程攻的都是人性的弱点，弄臣专攻皇帝个人的弱点，使他沉溺于所好，不顾国事，甚至杀害忠良（当然包括敢于直言告发者）；NKF式的形象工程则专攻人的恻隐之心，使人不知不觉地随着它筹款机器的巨轮转动。
会搞形象工程的人，大抵都不是等闲之辈，反之，他们深谙心理学的奸佞之徒。宋代大文豪欧阳修写《宦者传论》，就谈到古代最善于搞形象工程的一种人，宦官（太监）。他说，“宦者之害，非一端也。盖其用事也，近而习，其为心也，专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亲之。待其已信，然后惧以祸福而把持之……。”
以小善中人之意，做点好事，讨人欢喜；以小信固人之心，拿出些形象工程，使人相信不疑。这篇文章可以说已经把患者之害讲得非常透彻，然而，在以后的明朝，不还是发生了阉党之祸？
不过，这不等于说我们不能从历史吸取教训。卫生部长说，除非我们吸取正确的教训，不然这类不幸的事将会重演。是的，从历史的角度看，吸取教训容或无法完全避免类似事件在将来的某天重演，但至少可以减少发生的可能性。
独立审计公司KPMG的审计报告将在一两个礼拜内出炉，卫生部长已经要求该公司和新的NKF管理层不要手下留情，而要实话实说，把内情全盘托出，公诸网上，其政治勇气令人佩服。
审计报告又会爆出什么料，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但有一点早已可以肯定的，是NKF案将成为本地最大宗的慈善团体“形象工程”经典案例。据称，前阵子，有批美国的MBA学生特地前来研究NKF的成功模式，现在，不知道他们要怎样为自己的研究报告写结论？
● 吴俊刚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波将金村庄”（Potemkinvillage）于是成了矫饰门面的代名词，用现代话说，是一种形象工程。
20世纪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欺上瞒下的“波将金村庄”。古往今来，由心术不正的人精心打造出来的各种波将金式形象工程，可谓琳琅满目，无奇不有。
波将金村庄固然是经典，NKF个案，看来也可以跻身现代的形象工程名榜。不同的是，波将金村庄也许全是造假，NKF却有真实的前台和布景。
随着调查内情的不断公开，NKF故事情节的演变，真叫人瞠目结舌，原来罐子里装着那么多虫子。至少有一个人已经看得火了。
记者问起卫生部长许文远，政府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对NKF事件负责时，部长说，也许，要等KPMG的独立审查报告出炉才知道。但他坦诚自己过去是过于信任NKF了。他说，如果一个人出于某种动机，存心要误导公众，那么，没有一个政府或监控机制是可以防止的。
许部长打了一个比喻，像报业控股这样一个大机构，其总裁如果因某种动机，把公司当成自己的生意来搞，董事局又极度信任他，他大权独揽，若加上他又具有领袖魅力，所有员工把他像神一样崇拜，没人敢告发，外人就很难知道内情了。
确实是如此。其实，当一个善于玩弄权术的人成功地制造了某种形象工程的光环后，即使有告发者，有所谓的吹哨者（whistleblower），在人们都已普遍被表象迷惑的情况下，也未必就能使内情曝光。告发者往往还会吃苦头，如被反控诽谤。
掩饰表象后面的一切
杜莱指称有诽谤性的《海峡时报》文章，刊登于2004年4月，距离杜莱提出诉讼案开审已经一年多，若不是因为有了这场诉讼，又有多少人注意到文章中所揭露的一切呢？又有多少人相信文章作者之所言呢？
又假定杜莱本人不提出诉讼，NKF的整个形象工程又是否会曝光？若不是杜莱本人犹如神差鬼使，决意要告《海峡》和报业控股，NKF这个罐子也许就永远不会被打开也说不定。
必须说，杜莱的NKF形象工程是非常成功的。因为成功，也就愈加显得真实，愈加容易打动人心，获取信任，获得捐款，也愈加能够掩饰表象后面在进行的一切。
现在，随着内情逐渐暴露，除了卫生部，相信还有不少政治人物也必然或多或少有后悔的感觉。长时间以来，大家就只知道是在支持一个成功的慈善事业，如今肯定会感觉若有所失。
精明的政治人物尚且如此，又何况是一般的市井小民！笔者当议员参与社区工作时，也曾经与NKF交过手：因为帮助一名患肾脏病需要洗肾的选民向NKF求助，使我对这个组织的看法完全改观。于是，我暗中劝导基层组织和中元会，不需要再那么落力为NKF筹款，因为它的基金钱已经很多了。但是，得到的反应顶多是将信将疑。
一次，出席一个中元会，在喊标福物时，为选区教育基金筹款的福物只筹得了几千元，而同场的NKF福物所标得的款项却比教育基金多出了十几倍。
我知道，NKF的形象工程已经深入民心，难以扭转。NKF事件发生，虽然是事隔多年，终于还是有人私底下告诉我：你当年说得对，无奈已无法挽回了。
同样的工程不会绝迹
NKF的剧情还在发展中，虽然不少人已经愤怒到决定停止捐款，但是，可以肯定的，NKF式的形象工程，犹如波将金式的形象工程，并不会因此而绝迹。这主要是人的弱点是难以改变的。
形象工程攻的都是人性的弱点，弄臣专攻皇帝个人的弱点，使他沉溺于所好，不顾国事，甚至杀害忠良（当然包括敢于直言告发者）；NKF式的形象工程则专攻人的恻隐之心，使人不知不觉地随着它筹款机器的巨轮转动。
会搞形象工程的人，大抵都不是等闲之辈，反之，他们深谙心理学的奸佞之徒。宋代大文豪欧阳修写《宦者传论》，就谈到古代最善于搞形象工程的一种人，宦官（太监）。他说，“宦者之害，非一端也。盖其用事也，近而习，其为心也，专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亲之。待其已信，然后惧以祸福而把持之……。”
以小善中人之意，做点好事，讨人欢喜；以小信固人之心，拿出些形象工程，使人相信不疑。这篇文章可以说已经把患者之害讲得非常透彻，然而，在以后的明朝，不还是发生了阉党之祸？
不过，这不等于说我们不能从历史吸取教训。卫生部长说，除非我们吸取正确的教训，不然这类不幸的事将会重演。是的，从历史的角度看，吸取教训容或无法完全避免类似事件在将来的某天重演，但至少可以减少发生的可能性。
独立审计公司KPMG的审计报告将在一两个礼拜内出炉，卫生部长已经要求该公司和新的NKF管理层不要手下留情，而要实话实说，把内情全盘托出，公诸网上，其政治勇气令人佩服。
审计报告又会爆出什么料，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但有一点早已可以肯定的，是NKF案将成为本地最大宗的慈善团体“形象工程”经典案例。据称，前阵子，有批美国的MBA学生特地前来研究NKF的成功模式，现在，不知道他们要怎样为自己的研究报告写结论？
● 吴俊刚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Wednesday, December 07, 2005
不寻常的恻隐
这真人真事发生在甘肃省定西市，就在火车站附近一个破小院里。
82岁的拾荒老人陈尚义，与他81岁老伴张兰英，一生无儿女。自从1988年冬天陈尚义在火车站某个站台上“拾”到一个被遗弃的患病女婴，之后他就陆续从街头巷尾、垃圾堆、医院、车站收养弃婴。
17年里，尚义总共收养残疾弃婴42名，先后13名因病夭折，21名先后被人领养，现在还有八名由两岁到12岁的孩子留在两老身边。
老人收养弃婴事件首先由北京中央电视台于今年年中报道，过后引起社会群众关怀。如今鉴于两老年事已高，政府要将他们所收养的孩子转入社会保障单位内照顾，但两老因与孩子感情深固，仍不情愿放弃抚养孩子。
陈尚义每天捡卖垃圾能挣到10元人民币。为让孩子吃饱，他和老伴张兰英将奶粉掺进面粉熬熟后给孩子们吃。张兰英几乎17年都没离开过他们那破小院，天天做饭洗衣、收拾被盖、擦尿端屎，1998年在照顾孩子时绊倒伤了腰，导致终生驼背。
这不是寻常的恻隐。这里更需无偿的责任和无私的牺牲。在今天现代化都市里，人们虽仍有恻隐之心，但越是进步的社会，社会伦理主要是一种以理性规则、道德义务为中心的伦理。
原始良知仍然可贵
这样的伦理思维并非有错，但良知的启动不能仅仅凭靠规则与义务，人要启动良知还须要感受和体会更多，尤其是对善良的肯定与鼓舞。
人性里最始源的恻隐，它也许不是汹涌澎湃，但却可以源源不断，正所谓“在贤者那里常不泯，在常人那里不常泯，甚至在恶人那里也不会完全泯灭”，就是这个道理。
也唯有如此，恻隐之心这点原本只是柔弱的感情才能变得强大，才能形成大无畏的屏障，才能激发出巨大的力量。
老人陈尚义和老伴也就是凭着恻隐产生的这份无畏，做出常人所做不到的无私极限，才能无怨无悔多年来默默收养那么多残疾的弃婴。
也许从理性规则的角度上看，陈尚义老人的做法并不是理智的，因为怎么说这两位老人都没有抚养这些孩子的条件。从社会道德义务上说，也许人们都同意这应该是政府的责任。
但政府责任不是本文要阐述的主点环节，甘肃省是个穷地方，定西市不只没孤儿院，连福利院也没能力设立一间，地方政府责任的缺失在中国贫困穷区仍是原因复杂及无可奈何的事实。
笔者要强调的是，人心里这点原始良知仍然是最可贵的。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不难发现这点单纯个人主观的恻隐，可以转向普遍客观的道德理性里。社区单位里义工亲身投入的福利工作，或是群众性献血、赈灾，募捐，筹款等等，都是例子。
不过在形式之上，人的这份真挚道德感情更不可或缺。因为有施与而无恻隐，所有善行不过只剩下道德义务的履行罢了。
在社会高度理性化之后，我们仍不可以忘记道德义务与其制度的发端是在哪里。要审视一个社会的人性善良纯度，就要看这些道德义务的“垫底”是不是生命里最起码的那份恻隐。一个人假如不是自发性地要求一种善意、智力与美感的心领神会，是难以产生这种情感的。
对生命与自然的关切之情
因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是：规范与义务并不是道德的全部，道德也不仅仅是规范的普遍履行而已。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及伦理学教研室主任何怀宏，在著作《底线伦理——道德的最后边界》里就有这么一段：“我们仍然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深厚同情，如果没有这一感情的润泽，甚至规范的道德也仍不免由于缺乏源头的活水而硬化或者干枯。一种对他人、同类的恻隐之心和对生命、自然关切之情，将会提醒我们什么才是道德的至深涵意和不竭源泉，提醒我们道德与生命的深刻联系。”
1999年年中开始，两位老人被当地政府纳为低保，每月资助最低生活保障金57元人民币。在2000年，当地政府也出面联系到一位新加坡人林来燕女士，她答应资助这些孩子每人每月80元人民币，一直到他们18岁为止。
同时，林来燕也答应每月出资600元人民币雇请一名保姆来照顾老人和孩子们的生活。
印象中，我以前没在任何媒体上读过有关我国这位林来燕女士的报道，但在知悉这件事情后，对这位无私无偿默默向远方付出同样一份不是寻常恻隐爱心的国人，是由衷发出满心的敬意。
● 吴韦材 ·作者是本地写作人，文发自北京
82岁的拾荒老人陈尚义，与他81岁老伴张兰英，一生无儿女。自从1988年冬天陈尚义在火车站某个站台上“拾”到一个被遗弃的患病女婴，之后他就陆续从街头巷尾、垃圾堆、医院、车站收养弃婴。
17年里，尚义总共收养残疾弃婴42名，先后13名因病夭折，21名先后被人领养，现在还有八名由两岁到12岁的孩子留在两老身边。
老人收养弃婴事件首先由北京中央电视台于今年年中报道，过后引起社会群众关怀。如今鉴于两老年事已高，政府要将他们所收养的孩子转入社会保障单位内照顾，但两老因与孩子感情深固，仍不情愿放弃抚养孩子。
陈尚义每天捡卖垃圾能挣到10元人民币。为让孩子吃饱，他和老伴张兰英将奶粉掺进面粉熬熟后给孩子们吃。张兰英几乎17年都没离开过他们那破小院，天天做饭洗衣、收拾被盖、擦尿端屎，1998年在照顾孩子时绊倒伤了腰，导致终生驼背。
这不是寻常的恻隐。这里更需无偿的责任和无私的牺牲。在今天现代化都市里，人们虽仍有恻隐之心，但越是进步的社会，社会伦理主要是一种以理性规则、道德义务为中心的伦理。
原始良知仍然可贵
这样的伦理思维并非有错，但良知的启动不能仅仅凭靠规则与义务，人要启动良知还须要感受和体会更多，尤其是对善良的肯定与鼓舞。
人性里最始源的恻隐，它也许不是汹涌澎湃，但却可以源源不断，正所谓“在贤者那里常不泯，在常人那里不常泯，甚至在恶人那里也不会完全泯灭”，就是这个道理。
也唯有如此，恻隐之心这点原本只是柔弱的感情才能变得强大，才能形成大无畏的屏障，才能激发出巨大的力量。
老人陈尚义和老伴也就是凭着恻隐产生的这份无畏，做出常人所做不到的无私极限，才能无怨无悔多年来默默收养那么多残疾的弃婴。
也许从理性规则的角度上看，陈尚义老人的做法并不是理智的，因为怎么说这两位老人都没有抚养这些孩子的条件。从社会道德义务上说，也许人们都同意这应该是政府的责任。
但政府责任不是本文要阐述的主点环节，甘肃省是个穷地方，定西市不只没孤儿院，连福利院也没能力设立一间，地方政府责任的缺失在中国贫困穷区仍是原因复杂及无可奈何的事实。
笔者要强调的是，人心里这点原始良知仍然是最可贵的。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不难发现这点单纯个人主观的恻隐，可以转向普遍客观的道德理性里。社区单位里义工亲身投入的福利工作，或是群众性献血、赈灾，募捐，筹款等等，都是例子。
不过在形式之上，人的这份真挚道德感情更不可或缺。因为有施与而无恻隐，所有善行不过只剩下道德义务的履行罢了。
在社会高度理性化之后，我们仍不可以忘记道德义务与其制度的发端是在哪里。要审视一个社会的人性善良纯度，就要看这些道德义务的“垫底”是不是生命里最起码的那份恻隐。一个人假如不是自发性地要求一种善意、智力与美感的心领神会，是难以产生这种情感的。
对生命与自然的关切之情
因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是：规范与义务并不是道德的全部，道德也不仅仅是规范的普遍履行而已。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及伦理学教研室主任何怀宏，在著作《底线伦理——道德的最后边界》里就有这么一段：“我们仍然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深厚同情，如果没有这一感情的润泽，甚至规范的道德也仍不免由于缺乏源头的活水而硬化或者干枯。一种对他人、同类的恻隐之心和对生命、自然关切之情，将会提醒我们什么才是道德的至深涵意和不竭源泉，提醒我们道德与生命的深刻联系。”
1999年年中开始，两位老人被当地政府纳为低保，每月资助最低生活保障金57元人民币。在2000年，当地政府也出面联系到一位新加坡人林来燕女士，她答应资助这些孩子每人每月80元人民币，一直到他们18岁为止。
同时，林来燕也答应每月出资600元人民币雇请一名保姆来照顾老人和孩子们的生活。
印象中，我以前没在任何媒体上读过有关我国这位林来燕女士的报道，但在知悉这件事情后，对这位无私无偿默默向远方付出同样一份不是寻常恻隐爱心的国人，是由衷发出满心的敬意。
● 吴韦材 ·作者是本地写作人，文发自北京
黄禹锡的辞职与科学的“禁区”
11月24日，在世界上首先成功培育人类胚胎干细胞、用患者体细胞成功克隆人类胚胎干细胞系，以及克隆第一条狗的韩国首尔大学教授黄禹锡，因被指责为有违伦理道德而辞去所有科研、政府和社会职务。
老子曾说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自然界是没有仁爱之心的，只有客观规律可言。相应地，揭示自然规律的自然科学研究也应当是没有限制的。但黄禹锡的辞职却再次说明了，由于人是科学研究的主体，因此无论是研究自然科学还是社会、人文科学都需要遵守一定之规，因而就有一定的限制或称为“禁区”。
科学有没有禁区的问题一直是人类许多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两难选择之一。
由于科学的定义和科学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相当多人认为科学是没有禁区的。科学的三种定义是，科学是一种有用的工具；科学是造福人类的有力武器；科学是揭示真理的过程。无论这三种对科学的解释孰优孰劣，都使得人们认为科学是崇高的、神圣的，作用是巨大的，对人类的贡献是无可比拟的，因此科学是没有禁区的。
还有一种纯粹的推理可以表述为：科学是没有禁区的，凡是有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而没有科学，人类就无法前进，也享受不到科学对人类带来的种种好处，更无法迅速推进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
这些理由当然是充分的，但有时候人类的利益与科学的过程或结果发生冲突，并因此要人类作功利选择时，就会遇到两难选择。比如，当一种科学研究会危及人类的利益，如人类的健康和生命时，人类就会想出各种办法来禁止它，这就是禁区，也是当今生命伦理学的首要原则。比如，目前世界上大多数人赞同禁止生育性克隆人，而且大部分国家也制定了相应的法律以禁止克隆人。因为这种研究可能有害于人类，甚至颠覆人类社会。
正因如此，相应的其他生命科学研究也都有不大不小的“禁区”，即必须遵循的伦理原则，比如器官移植、干细胞研究。这些伦理原则既有国际性的，如《赫尔辛基宣言》，也有各国必须遵守的法规，如韩国的《生命伦理安全法》。
而干细胞研究中普遍认同不能违反的原则有：本人同意、无偿、匿名和回避等。但黄禹锡的研究违背了干细胞研究中的无偿和回避原则，一是向提供卵子的女性支付了报偿（每人24万新元），二是黄禹锡的两名女性下属提供了卵子。
说实话，这种违规并没有对人的健康和生命造成危害，可为什么也属于不可践踏的禁区呢？这就在于如果违背这些规律，一是有可能使得科学研究的过程和结果不客观，因为既有利益关系，又可能违背医学研究中的双盲原则。二是研究者和参与研究的自愿者可能利用科学研究谋取利益，这也有损科学研究的公正和客观。
当然，也有人认为，科学研究本来就是探索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行为，一种研究对人或环境有无危害在没有结果出来之前，甚至在结果出来之后很长岁月都无法知道，对此就根本没有必要加以禁止。如果禁止，不是很愚蠢么？
如果按此说法，当然可以克隆人，但如果克隆出来对人类造成了危害，先不论这种危害是否可以挽回，不是最后也会对这类研究加以禁止么？正如人类在几十年后发现了DDT的危害而禁止生产和使用它一样。
当然，这种假设也有另一种结果，克隆人对人类没有危害，是可以进行的。这正应验了“子非鱼安知鱼之不乐”？所以科学是没有禁区的。不过，这种没有禁区确实是需要人类准备付出巨大的代价，就像在赌博。
说到这里就非常清晰了。科学有禁区的前提是估计到某一科学研究可能对人类有害，或这种研究已被证明有害。禁止一种科学研究当然可以归为“反科学”，但是如果这种研究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都对人类产生危害，就可以归为“反人类”。
所以，有时候人类需要在“反科学”与“反人类”之间取舍。
● 张田勘 ·作者是中国《百科知识》副主编
老子曾说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自然界是没有仁爱之心的，只有客观规律可言。相应地，揭示自然规律的自然科学研究也应当是没有限制的。但黄禹锡的辞职却再次说明了，由于人是科学研究的主体，因此无论是研究自然科学还是社会、人文科学都需要遵守一定之规，因而就有一定的限制或称为“禁区”。
科学有没有禁区的问题一直是人类许多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两难选择之一。
由于科学的定义和科学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相当多人认为科学是没有禁区的。科学的三种定义是，科学是一种有用的工具；科学是造福人类的有力武器；科学是揭示真理的过程。无论这三种对科学的解释孰优孰劣，都使得人们认为科学是崇高的、神圣的，作用是巨大的，对人类的贡献是无可比拟的，因此科学是没有禁区的。
还有一种纯粹的推理可以表述为：科学是没有禁区的，凡是有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而没有科学，人类就无法前进，也享受不到科学对人类带来的种种好处，更无法迅速推进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
这些理由当然是充分的，但有时候人类的利益与科学的过程或结果发生冲突，并因此要人类作功利选择时，就会遇到两难选择。比如，当一种科学研究会危及人类的利益，如人类的健康和生命时，人类就会想出各种办法来禁止它，这就是禁区，也是当今生命伦理学的首要原则。比如，目前世界上大多数人赞同禁止生育性克隆人，而且大部分国家也制定了相应的法律以禁止克隆人。因为这种研究可能有害于人类，甚至颠覆人类社会。
正因如此，相应的其他生命科学研究也都有不大不小的“禁区”，即必须遵循的伦理原则，比如器官移植、干细胞研究。这些伦理原则既有国际性的，如《赫尔辛基宣言》，也有各国必须遵守的法规，如韩国的《生命伦理安全法》。
而干细胞研究中普遍认同不能违反的原则有：本人同意、无偿、匿名和回避等。但黄禹锡的研究违背了干细胞研究中的无偿和回避原则，一是向提供卵子的女性支付了报偿（每人24万新元），二是黄禹锡的两名女性下属提供了卵子。
说实话，这种违规并没有对人的健康和生命造成危害，可为什么也属于不可践踏的禁区呢？这就在于如果违背这些规律，一是有可能使得科学研究的过程和结果不客观，因为既有利益关系，又可能违背医学研究中的双盲原则。二是研究者和参与研究的自愿者可能利用科学研究谋取利益，这也有损科学研究的公正和客观。
当然，也有人认为，科学研究本来就是探索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行为，一种研究对人或环境有无危害在没有结果出来之前，甚至在结果出来之后很长岁月都无法知道，对此就根本没有必要加以禁止。如果禁止，不是很愚蠢么？
如果按此说法，当然可以克隆人，但如果克隆出来对人类造成了危害，先不论这种危害是否可以挽回，不是最后也会对这类研究加以禁止么？正如人类在几十年后发现了DDT的危害而禁止生产和使用它一样。
当然，这种假设也有另一种结果，克隆人对人类没有危害，是可以进行的。这正应验了“子非鱼安知鱼之不乐”？所以科学是没有禁区的。不过，这种没有禁区确实是需要人类准备付出巨大的代价，就像在赌博。
说到这里就非常清晰了。科学有禁区的前提是估计到某一科学研究可能对人类有害，或这种研究已被证明有害。禁止一种科学研究当然可以归为“反科学”，但是如果这种研究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都对人类产生危害，就可以归为“反人类”。
所以，有时候人类需要在“反科学”与“反人类”之间取舍。
● 张田勘 ·作者是中国《百科知识》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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