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学术走出殿堂

　　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的学者契连·乔治（Cherian George）日前和总理新闻秘书陈怀亮在英文报的言论版上进行了一场辞锋犀利的“笔战”。事因学者在报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公民抗命的管理”（Managing Civil Disobedience）的文章中，提出政府以“有调节的胁迫”（calibrated coercion）作为应付反对党人及持续执政的手段，引起了政府措辞尖锐的强力回击。

　　契连·乔治在后续的回应中，指政府不应把分析（analysis）和主张划上等号，但是总理新闻秘书在进一步回应时也反驳了他超然于政治党派的姿态。

　　事实上，“契连·乔治对垒总理新闻秘书”的事件，让我们有机会反思日前另一则同学术界生态相关的新闻。在英国大学之中排名第五的华威大学（Warwick University）去年受经济发展局邀请到本地设立分校，但是由于大学学者指我国“缺乏推动研究的言论自由环境”而提出强烈反对，使“学术自由”成为它最终取消计划的因素之一。

　　华威大学的决定所引起的思考是：言论自由是否等同于学术自由？这个问题关系个人的身份和视角，确实见仁见智。从学者的角度来说，一个自由开放、尺度宽松的社会环境和言论氛围，能促进信息的自由流通，更有助于撞击和迸发出新鲜的想法。一个意见纷呈的社会是学术活力的泉源，而学者也有责任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去充实和提升社会的讨论。因此，其所形成的良性循环即是言论自由能在某种程度上确保学术的自由发展，而学术自由则可以增进和强化言论自由。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则可能是界限相对分明的。教育部长尚达曼指出，学术自由不是绝对的，例如在种族和宗教课题上，学者和一般人一样必须谨慎，不能挑起冲突，然而这并非表示他们不能研究这两项课题。

　　如果进一步反思部长的谈话，可以看出有关当局对学者的言论和学者的研究其实有所区分。如此一来，契连·乔治的“学术分析”受到总理新闻秘书的有力反驳或许就不难理解。

　　由于政府掌握了解读作者意图（intent）的绝对权力，因此当学术意见走出殿堂，再通过媒体进入公共舆论空间时，无可避免地必须受到当局的关注，尤其是当论者的姿态和立场和政府有别的时候。当“打扮认真且严肃”的学术意见被认定为穿上“另有居心”的外衣时，其伪装的嫌疑将更加无法洗脱。

　　政府向来认为媒体不应“设定议程”，这个原则也延伸到参与舆论的作者。学者也自然是这项生态规则的对象。

　　政府对于学者所发表的文章作出回应和反驳，作为一种立场的宣示和重申无可厚非，然而同样值得观察的是报章读者对这种朝野笔锋交错的反应。只要我们心中有一把尺，这场学者和总理新闻秘书的交锋不过是一次理性辩论的正面示范。我们社会也将因此从中得益。

● 曾昭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