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里程碑式的研究报告
付出了不合理的巨大代价，还要背负着“盗窃”的舆论、道德和制裁压力，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正处于越来越严重的两难困境当中。
如今，终于有一批国际权威人士站出来，发表研究报告，呼吁发展中国家拥抱开放源代码软件，反对发达国家强加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和软件巨头的超越实际的不合理定价。这样的声音我们已经呼唤了很多年，关键是这是第一次来自发达国家的声音。这份报告将在星期一日内瓦会议上正式发表，会议发言的将有英国国际发展部部长Clare Short MP，WTO总干事Dr Supachai Panitchpakdi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Dr Kamil Idris。这份报告由“知识产权委员会”（CIPR）完成，该委员会由英国政府赞助，宗旨就是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出发，考察知识产权保护的措施，以期与发展政策结合起来。
该委员会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自己发展的需要，权衡自己的利弊得失来制定自己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尤其重要的是，要让公众充分参与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的建立，而不应该盲从美国和欧盟的相关法律和措施。因为即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稍微提升，就会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传播和知识产品的扩散。“日趋加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执行力度，将大大降低发展所需要的教育与研究的知识，限制他们获得保护的产品，如软件。这将为开发人力资源、技术能力和改善贫困人口产生破坏性的后果”。
该委员会成立于2001年，是由英国政府帮助创建的独立机构。成员包括斯坦福法学院教授John Barton，Royal Society副总裁John Enderby教授，知识产权法律师Daniel Alexander，阿根廷Buenos Aries大学教授Carlos Correa，印度科学与产业研究委员会主任Ramesh Mashelkar博士。
早在9月12日，在斯坦福大学莱斯格门下攻读博士学位的袁泳给我发了邮件，推荐了这个网址和报告。当时我就大为惊喜。可以说如获至宝，正是我期望以久的东西。
英国网站ZDNet(UK)专门报道了这个消息。我相信，历史将会记住这一事件，记住这一份报告。因为，它将是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个里程碑，将从此大大改变人们对知识产权的意识，帮助纠正不合理的知识产权舆论导向和政策制定。
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困境
“公平”时常是强者的口头禅，需要这个词汇解脱自己的心里负担。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方面也是如此，他们一方面高举知识产权的大旗期望输出科技获取厚利，一方面连发展中国家仅剩的一点点优势：体力活干出来的产品，比如纺织品、小商品等，也要以各种理由加以限制。这样世界就显得更加“公平”，知识产权如同“环保”、“绿色”、“人权”等词汇一样，神圣得人们不可质疑。
谁会关心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的两难境地？他们得接受发达国家对自己仅有一点优势领域的限制，又得努力去保护发达国家最具优势的方面。这种种强者构建的国际体系和全球话语中，发展中国家仅有的一些头脑，也很快淹没在跨国巨头强大的游说力量之中。发达国家中主流社会对于目前的知识产权保护越来越极端化的趋势，也形成强大的反对力量。比如最近硅谷与好莱坞的知识产权战争，就是最具体的表现。但是，他们依然是从发达国家自己内部出发，从保护消费者和自己产业利益出发，包括我最推崇、最具影响力的网络法律专家莱斯格，也很少看到他对发展中国家有多少关注。
但是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更加突出。我也一直在努力寻找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国外的研究非常透彻，毕竟他们实践这么多年；其次，他们的观点国内人听得进去，国内人再有道理也难逃“民族主义”的质疑。
《整合知识产权与发展政策》报告近200页，而最珍贵的就是后面的参考400多篇文献，许多都直接可以在网上得到。这应该是由发达国家政府资助的第一份有关类似问题的研究报告，由于美国在知识产权方面有着最大的利益，我相信美国政府是不可能支持这样的研究的。论文考察和论证的主要是中国、巴西、印度、南非和肯尼亚。报告分为八章，分别是：1、知识产权与发展；2、健康；3、农业与基因资源；4、传统知识、共享的途径和好处、地理标识；5、版权、软件和互联网；6、专利改革；7、制度能力；8、国际架构。
报告明确指出，知识产权的本质就是一种经济和商业权利。“评估知识产权保护的价值，就如同评估税收一样。没有人能够宣称，税收收得越多越好。但是，现在却有一种趋势，认为知识产权保护越严越好，是不言而喻的”。“发达国家里，存在中一支强大的院外游说力量，宣称所有的知识产权都是对商业有益的，使公众受益最大，也是技术进步的催化剂。他们相信并辩解说，既然知识产权是好的，那么保护得越多就越好。”
我还没来得及详细读完报告，还是引用几句袁泳在MSN的几句对话作为介绍：“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应当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但是也理解这些国家在这方面没有经验，没有制度支持，关键是没有人才。报告指出，在发达国家，对於滥用知识产权的做法，有复杂和周全的法律制度来制衡，保证公众利益不受伤害，如竞争法，反垄断法等；但是发展中国家没有，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国家特别容易受冲击和伤害的原因。所以，这个报告的角度是认真得拿发达国家的条件和能力与发展中国家对比，得出的结论是，在知识产权所涉及的相关领域，发展中国家一定是吃亏的。报告把中国排在发展中国家的第一位，因为整体的技术能力强，但也指出发展中国家中60%最贫穷的人是中国人。”
看来，所谓的“公正”也不是一面之词，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困境也不会视而不顾。这让我们欣慰，也给我们更大的力量。当然，这些研究还是原则性、理论性太多，要是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些具体对策，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就好了。比如软件全球统一价的不合理，发展中国家具体保护水平的确定依据等。
不过，有了这些，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了。因为回答并解决这些根本问题，还只能依靠我们自己的头脑和能力！中国的专家学者，应该开始有所行动了。
在新鲜与虚伪之间
《南方周末》在题为《启动强制许可拯救万千患者》中写道：“在中国，很多艾滋病患者因得不到有效的治疗而死去。图为河南省的两个孩子陪伴着已被艾滋病折磨得奄奄一息的父亲。面对严峻的艾滋病形势，中国应该考虑步印度、巴西等国的后尘——启动强制许可拯救万千患者”。
文章的落脚点就是《整合知识产权与发展政策》。“9月17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知识产权理事会上，英国国际发展事务大臣克莱尔·肖特女士带去了一份题为《整合知识产权与发展政策》的报告。报告特意强调，在一个将有成千上万人死于艾滋病的穷国，当务之急并非实行专利保护，而应优先考虑如何提供廉价药品去挽救生命，在这种情况下，强制许可是一种很好的策略，也是TRIPS规则所允许的。”“肖特带去的那份报告可能会令美国等发达国家感到不快，因为报告强调，知识产权保护不能搞一刀切，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往往对穷国不利。”
当然，文章中最值得玩味的就是国内知识产权专家的声音。“报告的观点并不新鲜。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李顺德教授告诉《南方周末》，许多发展中国家一直有类似的呼声。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个反映发展中国家呼声的报告，竟然由英国国际发展部———一个发达国家的政府部门资助完成。”
观点的确不新鲜，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一直有类似的呼声”。如果观点的新鲜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那么李教授的观点更不新鲜了。因为，根据多年来的研究，我们明白了一个事实：我们国内的大部分知识产权专家都觉得自己生活在发达国家里，而不认为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因此都已经超越现实，说的都是发达国家同样的观点和话语。
连WTO总干事素帕差在报告发布会的演讲中，也高度赞扬这份报告，称它是一项“重要贡献”（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是知识产权的“精神食粮”。中国的知识产权专家比总干事更牛，更见多识广；更不屑于发达国家的“嗟来之食”（他们看重另一种食物）。
当然，比起许多年来已经与跨国公司形成“互利、共生”关系的更多的国内专家来说，李教授还算一直观点有度（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但是也明显地有着洗脱自己作为发展中国家身份的倾向。而真正与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主流声音比较一致的人，比如上海大学的寿步教授，已经成为“恐龙级”的人物，濒临绝境。
现在，新鲜的倒是，本来应该是中国这样发展中国家发出的声音，却需要发达国家来替我们发出。让我们再品味一下文章里的结尾：“有国内IT界人士对这份报告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它为“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个里程碑，将从此大大改变人们对知识产权的意识，帮助纠正不合理的知识产权舆论导向和政策制定”。李顺德并不认为这份报告有如此重大的意义，但他说，英国这种积极的态度值得赞赏，“知识产权制度应该用来推动整个人类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而不仅仅是维护少数发达国家的利益。””
中国的缺席是一种荣耀还是耻辱
不知道是为了开脱自己的尴尬，还是为了显示中国的谦虚与风度，这些可以直接决定许多国家政策的专家们，显然并不喜欢发达国家的专家越过界限，来抢夺他们的“饭碗”。的确，面对这样一份近两百页的报告，如果中国知识产权学术界还有一点良志，知道什么叫羞愧的话，最好还是保持沉默，让一切能够悄无声息地沉没，才能继续维持自己作为一位中国学者的“尊严”。对于许多所谓的国内著名专家来说，《整合知识产权与发展政策》是他们的“当头棒喝”，是一种巨大的威胁和挑战，会映照出许多人灵魂深处的黑暗和大脑中的无知。当然，他们是不会喜欢这份报告，更不会赞美这份报告的。
作为全球知识产权保护进程的里程碑，《整合知识产权与发展政策》的价值与地位不可能简单地被埋没、被贬低。我们很想以最快的速度把它翻译成中文，让更多的中国人读读这份报告，相信看的人多了，就不可能被忽视、被扭曲。我们联系到了《整合知识产权与发展政策》报告委员会主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约翰·巴顿，他对于报告在中国的反响非常感兴趣。他说，这份报告将会由委员会负责翻译成中文。完成的具体时间没有确定，但我们会及时保持联系。根据斯坦福法学院的袁泳得到的信息，不但这份《整合知识产权与发展政策》写作过程没有中国人参与，和报告相关的多次研讨和最终发布的活动，也都没有中国人参加。报告发布会上，有人也提出来这个奇怪的现象。参加会议讨论的发展中国家代表对中国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毕竟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缺席起码是对国内知识产权专家们的莫大讽刺，甚至是一种悲哀。
还是让我们回到文章中来，“如今，知识产权制度已经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艾滋病药物的价格问题，是知识产权制度与发展中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一个最好证明。“一切为了人类健康”———这是某家制药公司的广告语，其实也是所有的发达国家制药公司极力标榜的信条。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知识产权制度的存在，面对那些价格昂贵的专利药，发展中国家的广大患者却只能望洋兴叹。”
“因此，有关专家通过《南方周末》呼吁，中国完全可以考虑实行强制许可，尽早推出更多更好的国产艾滋病药物，同时迫使国外公司将其药物价格降低到国内可以接受的水平。”
是的，知识产权早就应该走下神坛，回归现实：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就是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最高准则！设立知识产权制度，就是为了有利于自己的发展，为了鼓励技术创新。而决不是简单的为了保护跨国公司的财产，为了满足发达国家的利益最大化。
我们真的很想问一下，这么多年了，这些知识产权专家们为了国家利益作出过了什么，发出过什么声音？不新鲜的观点为什么在中国却显得如此新鲜，如此边缘，如此陌生，如此微弱？随着这些国内专家们因为小小的个人利益和职业利益，而无视中国发展现实，不顾国家和人民利益，而盲目将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到最发达国家水平、甚至超越WTO水平，超越发达国家水平。国家承受的损失、人民遭遇的困境必将越来越激化。我始终坚信，总有一天，中国的一些知识产权学者，会因为他们与跨国公司长期互动的所作所为，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中国的知识产权专家们，什么时候才会有一点起码的羞耻心？！
写于2003年1月，刊登于《新青年》杂志
- 作者： 方兴东 访问统计：3 2005年10月29日, 星期六 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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