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忘是人类的通病，几个人忘了同一件重大事情或惨痛教训，影响还不大，怕的是一大群人，甚至是全民一起忘了同一件大事，忘了惨痛的教训，这叫“集体失忆”，其影响就十分恶劣。
==============================================
关于NKF的调查报告公布之后，人们最容易做的一件事是责骂，最难做的一件事是反思。旧NKF的高层领导犯了那么多不该犯的错误，当然该骂，然而，仅仅是骂能解决问题吗？
人们是不是应该扪心自问：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我自己有没有犯错？我没有一点责任？旧NKF出了那么大、那么多的问题，难道全是杜莱一个人的错？
卫生部长许文远给我们树了一个榜样：坦言自己及卫生部太大意，太过信任杜莱，强调要从NKF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许文远的表态给我们的印象是：在NKF事件中政府该负的责任，要一分不减地负起来，哪怕那是十分痛苦的事。
现在的问题已不是政府该不该负一些责任，而是该负多少责任？这点，民间是有不同看法的。再者，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又该如何向公众交代，这个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因为有一些人到现在还坚称自己没有错。所以，现在NKF问题只是告一个段落，并非剧终，也不能闭幕。
杜莱一人制造不出光芒
其实，旧NKF那令人不敢、不愿正视的耀眼光芒，仅靠杜莱一个人是制造不出来的，那些帮杜莱与旧NKF制造光芒的个人与机构，都应该认真地反省，总结经验，否则，下次还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我之所以要提这个问题，是由于健忘是人类的通病，几个人忘了同一件重大事情或惨痛教训，影响还不大，怕的是一大群人，甚至是全民一起忘了同一件大事，忘了惨痛的教训，这叫“集体失忆”，其影响就十分恶劣。
大家还记得多年前某大福利机构花巨款办豪华慰劳会，给筹款人送厚礼的事吗？那次事件一度闹得沸沸扬扬，舆论一片谴责之声。几年之后，旧NKF的做法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何大家却能接受？那不是集体失忆又是什么？
当旧NKF用惊险、煽情的手法在电视上筹款时，报上不是没有批评，有人写文章指出，那种做法是“用非慈善的方式为慈善事业筹款”，是不可取的。但是主办单位听得进去吗？新传媒对此难道没有一点责任吗？
忘了当时的意见
现在一些有关的机构与个人似乎都选择失忆又失语，好像旧NKF的错误都跟他们无关。
今年5月，一个由总理公署（公共服务署）常任秘书林素芬领导的公益机构理事会在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表明，该理事会在最近呈交财政部的报告书中，不再建议公开公益机构首席执行员的薪金。
据说是接受一些公益机构的要求才作出这样的决定，那些公益机构的理由是，如果公布高层人员的薪酬，他们担心聘请不到人才。
当时，《联合早报》就有评论文章表示异议。才不过6个月，人们好像都忘了有这回事。现在，有关当局已建议，公益机构应该公开高层人员的薪酬。
这种集体失忆如果形成病态（或者叫常态吧），那么，我很怀疑我们会认真吸取NKF事件的经验教训。
事实摆在眼前，好多在报上发表的看来是“小人物”的意见，后来却证明是正确的。我们的老祖宗早有教导：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何况小人物未必愚，他只是权力不大、地位不高而已。
● 韩山元 ·作者是退休的新闻工作者
Friday, December 30, 2005
Wednesday, December 28, 2005
夹在汉语热与英语疯狂之间
近日国际多处掀起汉语热，中国许多媒体都纷纷报道，据估计，目前全球学习汉语人数已达3000万，一百个国家的2300所大学正在教授中文，而直接到中国学习者也已超过10万人。
这热潮，可谓中国在推广与其经济发展相适应形象的一番文化业绩。对全人类长期文化冲击与糅合确实有其积极性。不过，也有些民族自豪感过烈人士，认为汉语升温证明了“汉语实际上比英语优越”，是汉语提升为国际强势语言甚至有天能取代英语的“先兆”。
其实汉语热并非新鲜事。汉代丝路始通时就因商贸而有过早期的汉语热潮。唐代海上丝路开放，长安街上色目人（眼瞳异色的外国人）更多精于汉语。
明清两代对外贸易频繁，不少外商因仰慕中国文化更留在中国成家立业。
汉语热国家有文化渊源
现代也发过汉语热，一是七十年代冷战融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美国就发过一阵汉语热。再来就是九十年代后开放政策得到实效，中国经济引起国际关注，这回掀起的汉语热潮，仍在热发中。
汉语能否后来居上成为国际强势语言那还言之过早。中山大学周小兵副院长，就认为“真正汉语热的地区并不均衡，也尚未达到太过乐观阶段。如汉语最热地区主要集中在韩、日、东南亚等国家，这些国家原就与中国有着文化紧密关系，像日语、韩语、越南语中就有相当多汉字。
“且这些国家华侨也较多，相对来说汉语学习热情就高一点。但在欧洲，学汉语整体人数上还是较少的，更别说与英语相提并论。”
有这种“汉语必成强势”想法的中国知识分子，笔者认为更多属于长久压抑的反射心态。说白了，由小学学习开始，中考、高考都要考英语，大学还考英语4、6级，职场上种种类类的英语考试更五花八门。
有个说法是无论你是搞中医还是二十四史，无论是教师、工程师还是技术员，也不管专业能力多高，也不问对提高工作业绩又何帮助，还不管工作中是否需要，只要是想晋职、评职称，如果考不好英语，就只有“没门”两个字。更莫名其妙是，就算死啃活背考到，最后真要拿到社会作实际运用，大部分人发现又不是那码子事。
英语学习上的种种“苦难冤屈”，是种复杂又矛盾的心理。社会上崇洋风气很盛，“说外语就能呱呱走天下”，在又爱又畏又恨之下，在凭着“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已经不是微不足道”的抬头心理之下，“反对英语霸权，弹劾走火入魔学习”之声，难免就逐渐演变成“抵制英语殖民的汉语至上论”。
一些冷静的警惕
处在“热”和“疯狂”之间，其实清醒最重要。一些冷静的学者已提出警惕，他们普遍认为，对汉语热所产生的盲目乐观情绪并不足取。而由此带来有抬头趋势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应该坚持给予警惕之心。
再说，将两种不同语言进行比较，是一种极不明智的冒险。尤其属于象形性的汉语，它语文背后的深厚涵义、象形特质等等都限制了其普遍性。
对惯用拼音思维的老外来说，他们学习汉语并不比中国人学英语容易多少。况且，如今到中国靠拢这股热潮的外国人，许多人的学习动机不外乎想在当地图些发展优势，真正深入汉学研究领域比例上还是较少的。
这样看来，双方学外语的针对方向不外乎市场功利，就如那位大山，天天荧幕上也不过就是卖英语学习机广告，那又何必生出不平衡的夹缝心态？
另一位中国语言学家邢福义的看法，很值得重视。他指出，其实汉语现在面临的尴尬是“外热内冷”，也就是说，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渴望学习汉语，但另一方面，却是国内全民疯狂学习英语而逐渐荒废了自己的根源语文。
比如，现在中国国内在校学生为主的庞大“外语族”，中文书面表达能力日渐严重退化，中文水平滑落、日常语言单调，这才是危险的。
他认为，极力渲染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数字力量却无视国内的汉语危机是极不理智行为，因为如果中国人在“汉语热”中盲目乐观而忽视了汉语基础教育的重视，丢失自己悠久传统，那才是真正得不偿失。
● 吴韦材 ·作者是旅居北京的本地写作人
这热潮，可谓中国在推广与其经济发展相适应形象的一番文化业绩。对全人类长期文化冲击与糅合确实有其积极性。不过，也有些民族自豪感过烈人士，认为汉语升温证明了“汉语实际上比英语优越”，是汉语提升为国际强势语言甚至有天能取代英语的“先兆”。
其实汉语热并非新鲜事。汉代丝路始通时就因商贸而有过早期的汉语热潮。唐代海上丝路开放，长安街上色目人（眼瞳异色的外国人）更多精于汉语。
明清两代对外贸易频繁，不少外商因仰慕中国文化更留在中国成家立业。
汉语热国家有文化渊源
现代也发过汉语热，一是七十年代冷战融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美国就发过一阵汉语热。再来就是九十年代后开放政策得到实效，中国经济引起国际关注，这回掀起的汉语热潮，仍在热发中。
汉语能否后来居上成为国际强势语言那还言之过早。中山大学周小兵副院长，就认为“真正汉语热的地区并不均衡，也尚未达到太过乐观阶段。如汉语最热地区主要集中在韩、日、东南亚等国家，这些国家原就与中国有着文化紧密关系，像日语、韩语、越南语中就有相当多汉字。
“且这些国家华侨也较多，相对来说汉语学习热情就高一点。但在欧洲，学汉语整体人数上还是较少的，更别说与英语相提并论。”
有这种“汉语必成强势”想法的中国知识分子，笔者认为更多属于长久压抑的反射心态。说白了，由小学学习开始，中考、高考都要考英语，大学还考英语4、6级，职场上种种类类的英语考试更五花八门。
有个说法是无论你是搞中医还是二十四史，无论是教师、工程师还是技术员，也不管专业能力多高，也不问对提高工作业绩又何帮助，还不管工作中是否需要，只要是想晋职、评职称，如果考不好英语，就只有“没门”两个字。更莫名其妙是，就算死啃活背考到，最后真要拿到社会作实际运用，大部分人发现又不是那码子事。
英语学习上的种种“苦难冤屈”，是种复杂又矛盾的心理。社会上崇洋风气很盛，“说外语就能呱呱走天下”，在又爱又畏又恨之下，在凭着“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已经不是微不足道”的抬头心理之下，“反对英语霸权，弹劾走火入魔学习”之声，难免就逐渐演变成“抵制英语殖民的汉语至上论”。
一些冷静的警惕
处在“热”和“疯狂”之间，其实清醒最重要。一些冷静的学者已提出警惕，他们普遍认为，对汉语热所产生的盲目乐观情绪并不足取。而由此带来有抬头趋势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应该坚持给予警惕之心。
再说，将两种不同语言进行比较，是一种极不明智的冒险。尤其属于象形性的汉语，它语文背后的深厚涵义、象形特质等等都限制了其普遍性。
对惯用拼音思维的老外来说，他们学习汉语并不比中国人学英语容易多少。况且，如今到中国靠拢这股热潮的外国人，许多人的学习动机不外乎想在当地图些发展优势，真正深入汉学研究领域比例上还是较少的。
这样看来，双方学外语的针对方向不外乎市场功利，就如那位大山，天天荧幕上也不过就是卖英语学习机广告，那又何必生出不平衡的夹缝心态？
另一位中国语言学家邢福义的看法，很值得重视。他指出，其实汉语现在面临的尴尬是“外热内冷”，也就是说，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渴望学习汉语，但另一方面，却是国内全民疯狂学习英语而逐渐荒废了自己的根源语文。
比如，现在中国国内在校学生为主的庞大“外语族”，中文书面表达能力日渐严重退化，中文水平滑落、日常语言单调，这才是危险的。
他认为，极力渲染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数字力量却无视国内的汉语危机是极不理智行为，因为如果中国人在“汉语热”中盲目乐观而忽视了汉语基础教育的重视，丢失自己悠久传统，那才是真正得不偿失。
● 吴韦材 ·作者是旅居北京的本地写作人
彼此欣赏却不肯付出
“这就是现代人的关系，彼此欣赏却不肯付出。”唐颖深有同感。她感叹现代人更聪明更理性也更悲观，渴望爱却又害怕它的转瞬即逝，爱还未发展便预设了变成泡沫的结局。他们自爱自恋自我守候，所以自私；他们追求完美，难免脆弱，激情时机都在患得患失中丧失。”
===============================================
瞬间之旅》将现代人的两性关系刻画得更幽微淋漓。
故事由三个人物组成：女主角是楚红，离开上海在新加坡工作了五年，其中三年似乎是为了她异域生活中的重要背景——赛姆。男主角赛姆是与她隔桌相对的同事，有过三年交谈和倾诉，也无法改变各奔东西的结局。
小说中另个男人纳丹是有印度血统的英俊青年，他从纽约回到出生地金马仑高原度假，似乎是为了完成和楚红的邂逅。当两人坐在旅馆客厅里，看着电视画面中纽约世贸大厦的倒塌，突然感到内心的虚弱和惶恐只有爱可以安慰，九一一让两人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楚红也因此怀上了纳丹的孩子。
“而唐颖对楚红和纳丹的安排全然不同。一方面是小说情节发展的脉络不同，他俩相识不久，只是偶然邂逅，更重要的是人物和时代背景不同，楚红并不是只能如此的，九一一之夜后，她有选择机会，可以不要孩子，不做单身母亲，但她选择了要；她可以选择与纳丹联系，告诉他真相，但她选择了不，她显然不是白流苏……”
摘自 ： 上海作家唐颖以南洋为反思故乡的彼岸
唐颖，上海著名女作家，近年来在《收获》等中国最重要的文学期刊上连续发表了以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为背景的中篇小说《瞬间之旅》《寂寞空旷》《爱的岁月最残酷》及长篇散文《去槟城》等。
===============================================
瞬间之旅》将现代人的两性关系刻画得更幽微淋漓。
故事由三个人物组成：女主角是楚红，离开上海在新加坡工作了五年，其中三年似乎是为了她异域生活中的重要背景——赛姆。男主角赛姆是与她隔桌相对的同事，有过三年交谈和倾诉，也无法改变各奔东西的结局。
小说中另个男人纳丹是有印度血统的英俊青年，他从纽约回到出生地金马仑高原度假，似乎是为了完成和楚红的邂逅。当两人坐在旅馆客厅里，看着电视画面中纽约世贸大厦的倒塌，突然感到内心的虚弱和惶恐只有爱可以安慰，九一一让两人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楚红也因此怀上了纳丹的孩子。
“而唐颖对楚红和纳丹的安排全然不同。一方面是小说情节发展的脉络不同，他俩相识不久，只是偶然邂逅，更重要的是人物和时代背景不同，楚红并不是只能如此的，九一一之夜后，她有选择机会，可以不要孩子，不做单身母亲，但她选择了要；她可以选择与纳丹联系，告诉他真相，但她选择了不，她显然不是白流苏……”
摘自 ： 上海作家唐颖以南洋为反思故乡的彼岸
唐颖，上海著名女作家，近年来在《收获》等中国最重要的文学期刊上连续发表了以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为背景的中篇小说《瞬间之旅》《寂寞空旷》《爱的岁月最残酷》及长篇散文《去槟城》等。
Monday, December 26, 2005
语言的美
"One of the nice things about Christmas is that you can make people forget about the past with a present."
-- Unknown
有时候，要把一个句子的双关涵义完完整整地翻译出来，还真的有点困难。
这就是语言的美。
-- Unknown
有时候，要把一个句子的双关涵义完完整整地翻译出来，还真的有点困难。
这就是语言的美。
Friday, December 23, 2005
google使用技巧
在搜索框上输入： "index of/ " inurl:lib
再按搜索你将进入许多图书馆，并且一定能下载自己喜欢的书籍。
在搜索框上输入： index of /" cnki
再按搜索你就可以找到许多图书馆的CNKI、VIP、超星等入口！
在搜索框上输入： "index of /" ppt
再按搜索你就可以突破网站入口下载powerpint作品！
在搜索框上输入： "index of /" mp3
再按搜索你就可以突破网站入口下载mp3、rm等影视作品！
在搜索框上输入： "index of /" swf
再按搜索你就可以突破网站入口下载flash作品！
在搜索框上输入： "index of /" 要下载的软件名
再按搜索你就可以突破网站入口下载软件！
注意引号应是英文的！
再按搜索你将进入许多图书馆，并且一定能下载自己喜欢的书籍。
在搜索框上输入： index of /" cnki
再按搜索你就可以找到许多图书馆的CNKI、VIP、超星等入口！
在搜索框上输入： "index of /" ppt
再按搜索你就可以突破网站入口下载powerpint作品！
在搜索框上输入： "index of /" mp3
再按搜索你就可以突破网站入口下载mp3、rm等影视作品！
在搜索框上输入： "index of /" swf
再按搜索你就可以突破网站入口下载flash作品！
在搜索框上输入： "index of /" 要下载的软件名
再按搜索你就可以突破网站入口下载软件！
注意引号应是英文的！
金价猛涨的背后
前不久，黄金在美国收市时已攀上了美元526一安士，也就是在短短的20天内涨了14%，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一次，其中曾有一阵子冲向800美元。
在吉隆坡来说，这是黄金手饰的历史新高，特别是在20天内已先后涨了三次。马来西亚华人之间，以往有买金保值之说，这回的涨风，难免又有人想到用黄金投机。
看来，黄金保安全，是世界上人同此心的想法。
有位马国女学生正在悉尼的新南威尔斯大学修读医科药剂系的第四年荣誉学位，在毕业前一个月，她的系主任发出电邮短讯给他的20多名研究生。建议大家要预先买一些含有中药八角成分的抵抗禽流感的保健成品。
跟着，这名教授在送别这位考获第一等荣誉学位的优秀生回返吉隆坡之前，再度语重心长的告诉她说，在未来的禽流感爆发的高峰期，全球将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会感染，而其中一半人会因病毒或各种客观原因而逝世。
他特别指出，全球经济将会遭受重创，许多人民的生活费将无以为续。为今之计除了作好个人全方位防备，以确保能生存下来之外，重要的是也要先购买黄金。
真没想到，言犹在耳，金价在20天中，便由460美元升至周五收市的526美元。
金价也许会高企两年
今年的冬天来得较慢也较暖，可是世界各地都同样地出现了大雪纷飞的气候，遭受到处处冰封覆盖现象。这也意味着，加速了各地候鸟飞向远方，未来三个月内相信会是高峰期。
这对黄金的价格来说，更有冲上600美元的可能。若是禽流感在2006年底，或到翌年才恶化，那么未来两年的金价也许因此而高居不下，此似乎已是无可避免的局面。
50年前，当我们远行或到外地求学时，父母总会给我们带上一枚粗粗的金戒指，其用意是作不时之需而急应。故此，我们在下意识中也知道，黄金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在马来半岛，华人喜爱黄金是古老的传统美德，因此金店的开设也就很多。印度人爱金的心态也不落于人后，其他如马来妇女更是爱不释手。
因此，黄金大起，对我们广大人民来说真个是皆大欢喜的好事。其实，马国的每个家庭都可说全有黄金伴身，只是或多或少。
不过说也奇怪，我们似乎如何周转不灵，也不致于把金饰变卖以应急，顶多是拿去典当一阵子。
市场不似以前之容易操纵
假如说，目前的金价再大起，我们会否把它变卖以套利呢？答案几乎是全无可能的。一是我们都视黄金为终身属物，而且黄金他日起到800或1000美元以上一安士也不为奇。
据说，金价近日大起，一是由于世人担心通货膨涨的加剧而购来保值，这是实际不过的；其次有说是地缘政治的缘故，这可能就是中、韩、朝与日本之间的多边关系可能出现灾难性演变的反映。
其实最为主要还是各国都趋向于再多购黄金以作货币的储备金，这才是更大的推动力。其他是基金经理有见于此趋势而先进行投资，在全球股市已高升到难以再高的时际，贵重金属自然便是一项炒作的热门对象。
另一方面，黄金的产量已不多，此是众所周知的。因此，黄金在未来变得更为珍贵。过去人为压制黄金价格的力量，已由超级强国转移到世界各国与人民的手上，因此黄金市场也就自由了，不似以前之容易受到操控。
《孙子兵法》有句话说，“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者，形也”，它也说“若转圆木于千仞之山者，势也”。把圆圆的大木桐或大量的积水从8000尺的高山上，大水或转木一滚而下，这种“形势”就像目前黄金价值的处于飞腾一般，无以抵挡。
那么，该怎样应对？说来有件事不妨供大家参考。
1973年，有名马国青年，从怡保转战到狮城来经商。当时正处环球不景气，唯恐恶化。他进而分析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总结所得，便拿定主意：倘若一有剩余的现钱，便到牛车水或小印度去买金饰。
经过若干年有了认识之后，他便转而到银行去买一安士一个的金盾。每买一次都要保留收据，否则，据说若是交不出收条便当作以私货卖出。
买了300个安士后，在银行职员的建议下，他转而购买“纸金”——也就是银行黄金买卖的存摺，在小簿子上记录你的黄金买卖。结果30年后，他成了一名老经验的商界人士。
日前与他谈及时。他说，“假如有钱的话，我还会再买”。要买哪一种呢？他不假思索地说：“存摺”。
-----------------------------------------------
发布时间：2005-12-22 8:54:00
文章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吕罗拔(马来西亚商人，新加坡商联总会名誉会长)
在吉隆坡来说，这是黄金手饰的历史新高，特别是在20天内已先后涨了三次。马来西亚华人之间，以往有买金保值之说，这回的涨风，难免又有人想到用黄金投机。
看来，黄金保安全，是世界上人同此心的想法。
有位马国女学生正在悉尼的新南威尔斯大学修读医科药剂系的第四年荣誉学位，在毕业前一个月，她的系主任发出电邮短讯给他的20多名研究生。建议大家要预先买一些含有中药八角成分的抵抗禽流感的保健成品。
跟着，这名教授在送别这位考获第一等荣誉学位的优秀生回返吉隆坡之前，再度语重心长的告诉她说，在未来的禽流感爆发的高峰期，全球将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会感染，而其中一半人会因病毒或各种客观原因而逝世。
他特别指出，全球经济将会遭受重创，许多人民的生活费将无以为续。为今之计除了作好个人全方位防备，以确保能生存下来之外，重要的是也要先购买黄金。
真没想到，言犹在耳，金价在20天中，便由460美元升至周五收市的526美元。
金价也许会高企两年
今年的冬天来得较慢也较暖，可是世界各地都同样地出现了大雪纷飞的气候，遭受到处处冰封覆盖现象。这也意味着，加速了各地候鸟飞向远方，未来三个月内相信会是高峰期。
这对黄金的价格来说，更有冲上600美元的可能。若是禽流感在2006年底，或到翌年才恶化，那么未来两年的金价也许因此而高居不下，此似乎已是无可避免的局面。
50年前，当我们远行或到外地求学时，父母总会给我们带上一枚粗粗的金戒指，其用意是作不时之需而急应。故此，我们在下意识中也知道，黄金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在马来半岛，华人喜爱黄金是古老的传统美德，因此金店的开设也就很多。印度人爱金的心态也不落于人后，其他如马来妇女更是爱不释手。
因此，黄金大起，对我们广大人民来说真个是皆大欢喜的好事。其实，马国的每个家庭都可说全有黄金伴身，只是或多或少。
不过说也奇怪，我们似乎如何周转不灵，也不致于把金饰变卖以应急，顶多是拿去典当一阵子。
市场不似以前之容易操纵
假如说，目前的金价再大起，我们会否把它变卖以套利呢？答案几乎是全无可能的。一是我们都视黄金为终身属物，而且黄金他日起到800或1000美元以上一安士也不为奇。
据说，金价近日大起，一是由于世人担心通货膨涨的加剧而购来保值，这是实际不过的；其次有说是地缘政治的缘故，这可能就是中、韩、朝与日本之间的多边关系可能出现灾难性演变的反映。
其实最为主要还是各国都趋向于再多购黄金以作货币的储备金，这才是更大的推动力。其他是基金经理有见于此趋势而先进行投资，在全球股市已高升到难以再高的时际，贵重金属自然便是一项炒作的热门对象。
另一方面，黄金的产量已不多，此是众所周知的。因此，黄金在未来变得更为珍贵。过去人为压制黄金价格的力量，已由超级强国转移到世界各国与人民的手上，因此黄金市场也就自由了，不似以前之容易受到操控。
《孙子兵法》有句话说，“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者，形也”，它也说“若转圆木于千仞之山者，势也”。把圆圆的大木桐或大量的积水从8000尺的高山上，大水或转木一滚而下，这种“形势”就像目前黄金价值的处于飞腾一般，无以抵挡。
那么，该怎样应对？说来有件事不妨供大家参考。
1973年，有名马国青年，从怡保转战到狮城来经商。当时正处环球不景气，唯恐恶化。他进而分析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总结所得，便拿定主意：倘若一有剩余的现钱，便到牛车水或小印度去买金饰。
经过若干年有了认识之后，他便转而到银行去买一安士一个的金盾。每买一次都要保留收据，否则，据说若是交不出收条便当作以私货卖出。
买了300个安士后，在银行职员的建议下，他转而购买“纸金”——也就是银行黄金买卖的存摺，在小簿子上记录你的黄金买卖。结果30年后，他成了一名老经验的商界人士。
日前与他谈及时。他说，“假如有钱的话，我还会再买”。要买哪一种呢？他不假思索地说：“存摺”。
-----------------------------------------------
发布时间：2005-12-22 8:54:00
文章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吕罗拔(马来西亚商人，新加坡商联总会名誉会长)
Thursday, December 22, 2005
NKF 风波：我的一些疑问
看看以前的NKF官司历史：1997年，NKF保险顾问王良艺和同事聊天，说NKF花钱挥霍，杜莱出国都坐头等舱，结果马上被杜莱起诉，以赔钱告终。1998年，商人辛加拉维鲁在NKF的呼吁捐款信背后写了一句：如果杜莱出国不坐头等舱，我们就可以不需要捐那么多钱了。结果被杜莱起诉，赔款22000元，并花10000元在报纸上登载道歉启示。1999年，辛加拉维鲁移民定居澳大利亚...
http://www.boxun.com/hero/caogenduanping/116_1.shtml
1. 根据新加坡的法律，之前被杜莱以诽谤名誉起诉而需负上大笔金钱的人士，是否能够翻案？
2. 如果，前NKF管理层和前董事被证明是管理不当/舞弊案的既得利益者
（注：证明其犯罪意图是一个关键.），能不能够把钱追回来，包括冻结它的海内外的财产。毕竟，NKF 新管理层一直嚷嚷着，若以十年为基础，钱不够用。
http://www.zaobao.com/sp/sp051221_508.html
3. 如果，事后仅仅证明此次NKF风波乃管理不当，而无人须负刑事罪的责任，那么，那些善心人士的捐款，最后却有一定百分比的数额被花在高花红，高离职奖金，高福利，而且是在捐款人不知情的情况下， 谁该负责？毕竟，NKF被社会认为是一个非营利慈善团体。
http://www.boxun.com/hero/caogenduanping/116_1.shtml
1. 根据新加坡的法律，之前被杜莱以诽谤名誉起诉而需负上大笔金钱的人士，是否能够翻案？
2. 如果，前NKF管理层和前董事被证明是管理不当/舞弊案的既得利益者
（注：证明其犯罪意图是一个关键.），能不能够把钱追回来，包括冻结它的海内外的财产。毕竟，NKF 新管理层一直嚷嚷着，若以十年为基础，钱不够用。
http://www.zaobao.com/sp/sp051221_508.html
3. 如果，事后仅仅证明此次NKF风波乃管理不当，而无人须负刑事罪的责任，那么，那些善心人士的捐款，最后却有一定百分比的数额被花在高花红，高离职奖金，高福利，而且是在捐款人不知情的情况下， 谁该负责？毕竟，NKF被社会认为是一个非营利慈善团体。
何谓“正面”报道
马来西亚报告称受辱负面报道导致中国游客锐减
原来，只要媒体“正面”报道中国人或华人在马来西亚收入或被杀的新闻，来马的中国游客就不会锐减，马来西亚旅游部就不会蒙受办事不力的不白之冤。
原来，之前媒体报道中国人或华人在马来西亚收入或被杀的新闻， 通通或是大部分都是“负面”报道。
原来，中国游客是这么容易受负面报道的影响，这么地没有分析能力，这么地依靠大马媒体的任何报道， 无论“正面”或“负面”，然后决定，来或不来马来西亚旅游。
原来，只要不报道/或“正面”报道，中国游客就不会锐减。
事实真的是这样子吗？
不晓得，马来西亚旅游部长廖杜益眼中的关于中国人或华人在马来西亚收入或被杀的新闻的“正面”报道，是怎样子的报道？
原来，只要媒体“正面”报道中国人或华人在马来西亚收入或被杀的新闻，来马的中国游客就不会锐减，马来西亚旅游部就不会蒙受办事不力的不白之冤。
原来，之前媒体报道中国人或华人在马来西亚收入或被杀的新闻， 通通或是大部分都是“负面”报道。
原来，中国游客是这么容易受负面报道的影响，这么地没有分析能力，这么地依靠大马媒体的任何报道， 无论“正面”或“负面”，然后决定，来或不来马来西亚旅游。
原来，只要不报道/或“正面”报道，中国游客就不会锐减。
事实真的是这样子吗？
不晓得，马来西亚旅游部长廖杜益眼中的关于中国人或华人在马来西亚收入或被杀的新闻的“正面”报道，是怎样子的报道？
全球化的桃子不能囫囵吞下
在前天（19日）言论版《韩农·示威·新加坡》一文中，作者李慧敏对韩农在香港反世贸的情况作了些评析，也同时把这次反世贸示威投射在本地社会背景上作了一番反思。
对李君认为示威是否就能够或不能够解决问题，我尊重这属于见仁见智的看法，而我自己看法是，示威的最根本目的只在于以最直接方式来表达群众立场而已，它本身并无实际解决策略，因为示威后还需谈判。
文章最后一段说，“有可能我们（新加坡人）比他们（韩农）幸运”，在外层意义上我虽也同意李君的话，但这里我不得不解释一下我们“幸运”的真正原因。
我们幸运因为我们不是农民。
我们“幸运”因为我们其实没有选择。我们假如不配合强国所建议的国际经济市场模式我们就很难生存下去，这是事实。
成为鼓吹口号和文化假象
但全球化也不是一个甜美桃子，我们只挑食其肉就能把核吐出来，正如李君文中说的：“引发反全球化示威的原因其实杂而多端”，其中除了新的经济制度肯定还有其他原因，而我认为，概括了政治、信仰和生活价值观的文化认同，才是所谓全球化迟早会出现的瓶颈。
李文说到：“全球化的进程是人类试图为自己创造更美好生活所制定出来的一个体制”。对于这点我有自己保留的看法。明显的是，当今世界上，财富资源和权力资源都空前地集中在强国身上，上述建议就是他们提出来的，当然对他们有利。
问题是，这个从来还没有历史验证过的“更美好生活体制”是否就适合全人类呢？财富与权力在今天国际形势是如此集中，强国在桌子上就是庄家，难怪，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在国际市场上就成了自我肯定的鼓吹口号，也造成了很多文化上的假象。
是否能在第三世界住到五星级的国际酒店，就是全球化了？是否可以在喜马拉雅山顶上网就全球化了？当然不是。那只说明该酒店连锁做得好，说明网络发达到处都有，但不是全球性，甚至还不是一种普遍性。
假如暗示“普遍性”就是“全球性”，那就是一种欺骗。比如说，进入全球化世界和未进入全球化世界是如何区分的？以目前经济市场要求来看，就是流通的效率，那么，是否一个人能够在世界各地刷卡那么他就已经置身地球村了？假如有一个地方他必须付当地现金，难道那就说他已经来到一个地球村的边界？是如此么？
不可漠视逼入的困境
全球化也许在某些方面有它的善意理想，但它提倡的商业逻辑、金融逻辑、政治逻辑不可避免地有着唯我独尊的态度。我们不觉得全球化霸道，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坚厚的原文化价值足以较量而感受到其伤害，况且我们生活领域里早已经被渗透太多我们相信是对我们有利的信息。
只要我们原有的文化价值观不深厚，我们就可以越来越习惯后现代化，并且相信越后现代化越好。
在接受生活高效率、新审美观、科技方便和经济保障的同时，我们只好也把桃子里的核吞进去，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幸运”。但，既然都是生存在同一个地球上，是否我们就可以漠视第三国家被强国逼入的困境呢？
我们的华族学生不爱学华文也许只是我们的糗事，尽管天天鼓吹仍有掌握强势语文的人觉得无甚大不了，也许这些人相信自己很快就能“全球化”了，但即便是中国，新疆维吾尔学生维护维吾尔语连中国当局都是给予真诚尊重的。
假如强国们坚持推行所谓的“全球化”，这种一直只是鼓吹其普遍性的商业社会道德价值万一有天终于成为全世界的政治价值，那绝对是危险的。
许多社会上原有的传统观、宗教观、家庭观都会受到严重伤害，原有的个体文化不得不让路，纷纷退到博物馆的柜子里去。世界好像突然变得透明般赤裸裸了，一切就是金钱的关系和利益的关系。
那只会以全球化招牌下的经济体制引起更多变相的经济剥削和争夺，只能臣服于强国的经济逻辑和文化价值观，终会发现得不偿失，绝不是什么“更美好的人类生活体制”。
● 吴韦材 ·作者是旅居北京的本地写作人
相关联结：
全球化真有那么好吗？
富不富的感觉
http://search.blogger.com/?as_q=%E5%85%A8%E7%90%83%E5%8C%96&ie=UTF-8&ui=blg&bl_url=egemini.blogspot.com
对李君认为示威是否就能够或不能够解决问题，我尊重这属于见仁见智的看法，而我自己看法是，示威的最根本目的只在于以最直接方式来表达群众立场而已，它本身并无实际解决策略，因为示威后还需谈判。
文章最后一段说，“有可能我们（新加坡人）比他们（韩农）幸运”，在外层意义上我虽也同意李君的话，但这里我不得不解释一下我们“幸运”的真正原因。
我们幸运因为我们不是农民。
我们“幸运”因为我们其实没有选择。我们假如不配合强国所建议的国际经济市场模式我们就很难生存下去，这是事实。
成为鼓吹口号和文化假象
但全球化也不是一个甜美桃子，我们只挑食其肉就能把核吐出来，正如李君文中说的：“引发反全球化示威的原因其实杂而多端”，其中除了新的经济制度肯定还有其他原因，而我认为，概括了政治、信仰和生活价值观的文化认同，才是所谓全球化迟早会出现的瓶颈。
李文说到：“全球化的进程是人类试图为自己创造更美好生活所制定出来的一个体制”。对于这点我有自己保留的看法。明显的是，当今世界上，财富资源和权力资源都空前地集中在强国身上，上述建议就是他们提出来的，当然对他们有利。
问题是，这个从来还没有历史验证过的“更美好生活体制”是否就适合全人类呢？财富与权力在今天国际形势是如此集中，强国在桌子上就是庄家，难怪，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在国际市场上就成了自我肯定的鼓吹口号，也造成了很多文化上的假象。
是否能在第三世界住到五星级的国际酒店，就是全球化了？是否可以在喜马拉雅山顶上网就全球化了？当然不是。那只说明该酒店连锁做得好，说明网络发达到处都有，但不是全球性，甚至还不是一种普遍性。
假如暗示“普遍性”就是“全球性”，那就是一种欺骗。比如说，进入全球化世界和未进入全球化世界是如何区分的？以目前经济市场要求来看，就是流通的效率，那么，是否一个人能够在世界各地刷卡那么他就已经置身地球村了？假如有一个地方他必须付当地现金，难道那就说他已经来到一个地球村的边界？是如此么？
不可漠视逼入的困境
全球化也许在某些方面有它的善意理想，但它提倡的商业逻辑、金融逻辑、政治逻辑不可避免地有着唯我独尊的态度。我们不觉得全球化霸道，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坚厚的原文化价值足以较量而感受到其伤害，况且我们生活领域里早已经被渗透太多我们相信是对我们有利的信息。
只要我们原有的文化价值观不深厚，我们就可以越来越习惯后现代化，并且相信越后现代化越好。
在接受生活高效率、新审美观、科技方便和经济保障的同时，我们只好也把桃子里的核吞进去，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幸运”。但，既然都是生存在同一个地球上，是否我们就可以漠视第三国家被强国逼入的困境呢？
我们的华族学生不爱学华文也许只是我们的糗事，尽管天天鼓吹仍有掌握强势语文的人觉得无甚大不了，也许这些人相信自己很快就能“全球化”了，但即便是中国，新疆维吾尔学生维护维吾尔语连中国当局都是给予真诚尊重的。
假如强国们坚持推行所谓的“全球化”，这种一直只是鼓吹其普遍性的商业社会道德价值万一有天终于成为全世界的政治价值，那绝对是危险的。
许多社会上原有的传统观、宗教观、家庭观都会受到严重伤害，原有的个体文化不得不让路，纷纷退到博物馆的柜子里去。世界好像突然变得透明般赤裸裸了，一切就是金钱的关系和利益的关系。
那只会以全球化招牌下的经济体制引起更多变相的经济剥削和争夺，只能臣服于强国的经济逻辑和文化价值观，终会发现得不偿失，绝不是什么“更美好的人类生活体制”。
● 吴韦材 ·作者是旅居北京的本地写作人
相关联结：
全球化真有那么好吗？
富不富的感觉
http://search.blogger.com/?as_q=%E5%85%A8%E7%90%83%E5%8C%96&ie=UTF-8&ui=blg&bl_url=egemini.blogspot.com
Monday, December 19, 2005
我们的孩子，有未来吗？
谁许给孩子一个未来？
这是一篇读来让人揪心的文章。尤其对于经过马来西亚教育制度洗礼的人。我们常说：“孩子，是未来的希望，国家未来的栋梁。”可是，就是在大马的社会情景里，不禁要高呼：“我们的孩子，有未来吗？”
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我们又做了些什么？我们又愿意做些什么？如果，每做一件事情都有所谓的代价，那么，我们愿意付出的最高代价是多少？
这是一篇读来让人揪心的文章。尤其对于经过马来西亚教育制度洗礼的人。我们常说：“孩子，是未来的希望，国家未来的栋梁。”可是，就是在大马的社会情景里，不禁要高呼：“我们的孩子，有未来吗？”
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我们又做了些什么？我们又愿意做些什么？如果，每做一件事情都有所谓的代价，那么，我们愿意付出的最高代价是多少？
Sunday, December 18, 2005
Stripped Naked
Did he or did he not?
Constable Mohd Zul Fatah Saari Wednesday denied filming the video clip of a woman doing ear squats naked in a police locker room at the Petaling Jaya police station on June 29.
... Zul Fatah described Lans Corporal Mat Suhaimi Nordin who made the allegation in his testimony at the Commission of Inquiry ... as a liar. [Bernama: Zul Fatah denies filming nude squats video]
The policeman said to have shown the nude squat video clip to a colleague just 90 minutes after it was shot has denied doing so. [The Star: Policeman denies showing video clip to colleague]
One or the other is lying, that much is clear.
Assuming that Suhaimi was telling the truth, you have to be amazed at Zul Fatah's brazenness in filming the video clip at a police station where he was not based at, and later offering the video clip to Suhami, who was his superior officer.
How did Zul Fatah find out that Gadis Lokap was being held at the Petaling Jaya police station?
Who told Zul Fatah that she was a pretty young thing, and that she was about to be ordered to strip and do ear squats?
How did Zul Fatah know where to position himself in order to secretly film Gadis Lokap doing ear squats in the nude? Did someone tell him? Do other policemen know of this "secret location"?
Why did he offer the video clip to Suhaimi? Wasn't he afraid of being hauled up?
One of the more important conclusions that we can draw from this unravelling episode is that there are policemen who are willing to lie, even when they are under oath to tell the truth in a public hearing, and even when the eyes of the entire nation are focussed on them.
The other is that a policeman with the lowly rank of constable could only have been willing to do those things in the manner that they were said to have been done, if there was little risk of him being brought to book for his actions.
[And we haven't even gotten to thinking about what if Suhami was the one lying]
This is not about a few black sheep. This is about an entire environment that in its totality, allows black sheep to thrive.
Constable Mohd Zul Fatah Saari Wednesday denied filming the video clip of a woman doing ear squats naked in a police locker room at the Petaling Jaya police station on June 29.
... Zul Fatah described Lans Corporal Mat Suhaimi Nordin who made the allegation in his testimony at the Commission of Inquiry ... as a liar. [Bernama: Zul Fatah denies filming nude squats video]
The policeman said to have shown the nude squat video clip to a colleague just 90 minutes after it was shot has denied doing so. [The Star: Policeman denies showing video clip to colleague]
One or the other is lying, that much is clear.
Assuming that Suhaimi was telling the truth, you have to be amazed at Zul Fatah's brazenness in filming the video clip at a police station where he was not based at, and later offering the video clip to Suhami, who was his superior officer.
How did Zul Fatah find out that Gadis Lokap was being held at the Petaling Jaya police station?
Who told Zul Fatah that she was a pretty young thing, and that she was about to be ordered to strip and do ear squats?
How did Zul Fatah know where to position himself in order to secretly film Gadis Lokap doing ear squats in the nude? Did someone tell him? Do other policemen know of this "secret location"?
Why did he offer the video clip to Suhaimi? Wasn't he afraid of being hauled up?
One of the more important conclusions that we can draw from this unravelling episode is that there are policemen who are willing to lie, even when they are under oath to tell the truth in a public hearing, and even when the eyes of the entire nation are focussed on them.
The other is that a policeman with the lowly rank of constable could only have been willing to do those things in the manner that they were said to have been done, if there was little risk of him being brought to book for his actions.
[And we haven't even gotten to thinking about what if Suhami was the one lying]
This is not about a few black sheep. This is about an entire environment that in its totality, allows black sheep to thrive.
Saturday, December 17, 2005
好玩的句子
转过来，分之飨之！
===========================================
一 .烤肉时最不希望发生的事：
1.肉跟你装熟；
2.木炭耍冷；
3.蛤蚧搞自闭；
4.烤肉架搞分裂；
5.火种没种；
6.肉跟架子搞小团体；
7.香肠肉跟你耍黑道；
8.黑轮爆胎；
9.葱跟你装蒜；
10.玉米跟你来硬的！
二.你说：我爱你 521
+ 又说：每一天 365
---------------------------------
结果呢 = 886
三.表演系排小品。
男生：“本来咱俩这事儿好好的，都是让你妈给逼的。”
女生：“是你妈逼的！”
男生：“你妈逼的！”
女生：“你妈逼的！！”
男生：“去你妈的，不排了，不排了，这叫什么台词儿啊？！！”
四.第一题：
黄花岗起义时，开第一枪的人是谁？
(a) 黄兴 (b) 宋教仁 (c) 孙文 (d) 罗福星
第二题：
黄花岗起义时，开第二枪的人是谁？
(a) 黄兴 (b) 宋教仁 (c) 孙文 (d) 罗福星
第三题：
黄花岗起义时，开第三枪的人是谁？
(a) 黄兴 (b) 宋教仁 (c) 孙文 (d) 罗福星
这三题的答案都是(a)
因为教育出版社的教材里有一句话：“黄兴朝向空中鸣了三枪 揭开了黄花岗起义的序幕！”
五. 科大有个学生，马上大四毕业了，依然没有工作，没有女友。
于是，他去算命。
“你啊，将一直穷困潦倒，直到四十岁……”
学生听了眼睛一亮，心想有转机，于是问：“然后呢？”
“然后你就习惯这样的生活了……”
六.构建和谐社会的五大要素：
1.在自然界不要跟天斗；
2.在国际上不要跟美国斗；
3.在中国不要跟GCD斗；
4.在公里里不要跟老板斗;
5.在家里不要跟老婆斗。
七. 大学生总喜欢新鲜刺激的事物。
譬如打牌，输的要喊“我是猪”或是抱电线杆子喊“我的病有救了”之类的壮举。
你看人家汕大多有创意——宿舍打牌，谁输了谁要在半夜十二点独自上后山抄十个墓碑的碑文回来！
最要命的是第二天早上大家一起上山找墓碑校对！！
结果一学期下来，英文单词没背几个，后山的216块碑文背的倒是滚瓜烂熟，
更重要的是大家文学和书法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好多人竟然还学会了用小篆做签名档……
八.看一个人的心术，要看他的眼神。
看一个人的身价，要看他的对手。
看一个人的底牌．要看他身边的好友。
看一个人是否快乐，要看他清晨梦醒时的一刹那表情。
看一个人的胸襟，要看他如何面对失败及被人出卖。
看两个人的关系（男女），要看发生“意外”时，另一方的紧张程度……
===========================================
一 .烤肉时最不希望发生的事：
1.肉跟你装熟；
2.木炭耍冷；
3.蛤蚧搞自闭；
4.烤肉架搞分裂；
5.火种没种；
6.肉跟架子搞小团体；
7.香肠肉跟你耍黑道；
8.黑轮爆胎；
9.葱跟你装蒜；
10.玉米跟你来硬的！
二.你说：我爱你 521
+ 又说：每一天 365
---------------------------------
结果呢 = 886
三.表演系排小品。
男生：“本来咱俩这事儿好好的，都是让你妈给逼的。”
女生：“是你妈逼的！”
男生：“你妈逼的！”
女生：“你妈逼的！！”
男生：“去你妈的，不排了，不排了，这叫什么台词儿啊？！！”
四.第一题：
黄花岗起义时，开第一枪的人是谁？
(a) 黄兴 (b) 宋教仁 (c) 孙文 (d) 罗福星
第二题：
黄花岗起义时，开第二枪的人是谁？
(a) 黄兴 (b) 宋教仁 (c) 孙文 (d) 罗福星
第三题：
黄花岗起义时，开第三枪的人是谁？
(a) 黄兴 (b) 宋教仁 (c) 孙文 (d) 罗福星
这三题的答案都是(a)
因为教育出版社的教材里有一句话：“黄兴朝向空中鸣了三枪 揭开了黄花岗起义的序幕！”
五. 科大有个学生，马上大四毕业了，依然没有工作，没有女友。
于是，他去算命。
“你啊，将一直穷困潦倒，直到四十岁……”
学生听了眼睛一亮，心想有转机，于是问：“然后呢？”
“然后你就习惯这样的生活了……”
六.构建和谐社会的五大要素：
1.在自然界不要跟天斗；
2.在国际上不要跟美国斗；
3.在中国不要跟GCD斗；
4.在公里里不要跟老板斗;
5.在家里不要跟老婆斗。
七. 大学生总喜欢新鲜刺激的事物。
譬如打牌，输的要喊“我是猪”或是抱电线杆子喊“我的病有救了”之类的壮举。
你看人家汕大多有创意——宿舍打牌，谁输了谁要在半夜十二点独自上后山抄十个墓碑的碑文回来！
最要命的是第二天早上大家一起上山找墓碑校对！！
结果一学期下来，英文单词没背几个，后山的216块碑文背的倒是滚瓜烂熟，
更重要的是大家文学和书法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好多人竟然还学会了用小篆做签名档……
八.看一个人的心术，要看他的眼神。
看一个人的身价，要看他的对手。
看一个人的底牌．要看他身边的好友。
看一个人是否快乐，要看他清晨梦醒时的一刹那表情。
看一个人的胸襟，要看他如何面对失败及被人出卖。
看两个人的关系（男女），要看发生“意外”时，另一方的紧张程度……
政治考试
你了解自己的政治倾向吗？
可以做一下“世界上最短的政治测验”，一共10个问题。赞同就选A，不置可否选M，反对选D。
题目及译文如下：
Personal Issues/个人问题
Government should not censor speech, press, media or Internet
政府不应该限制言论、出版、媒体或互联网
Military service should be voluntary. There should be no draft
参军应该是自愿的，不应该强制
There should be no laws regarding sex for consenting adults
法律不应该管成年人的性行为，只要双方自愿
Repeal laws prohibiting adult possession and use of drugs
废除禁止成人拥有及使用毒品的法律
There should be no National ID card
不应该有国民身份证
Economic Issues/经济问题
End "corporate welfare." No government handouts to business
终止“企业福利”，政府不应拿钱去补贴经营
End government barriers to international free trade
结束政府为国际自由贸易设置的壁垒
Let people control their own retirement; privatize Social Security
让人民自己管理退休金；社会保障私有化
Replace government welfare with private charity
用私人慈善取代政府福利
Cut taxes and government spending by 50% or more
把税金和政府支出都砍掉至少一半
回答完点击“记分”（Score It!）按钮。
你会落到如下五个区间之一，该网站的解释如下：
Libertatian 不太了解中文怎么翻译这个词，自由意志主义者？这一派支持最大程度的个人自由和经济自由，鼓吹小政府——有限地保护个人免于压迫和暴力。他们信奉个人对自己负责，反对政府官僚主义和税收，赞成私人慈善事业，容忍不同的生活方式，支持自由市场，捍卫公民自由。
Left (Liberal) 左翼（自由派）。自由派信奉个人有选择的自由，但倾向于由大政府来控制经济。他们支持政府建立“安全网”来帮助弱势群体，鼓吹对企业的严格管理。自由派倾向支持环境保护，捍卫公民自由和表达自由，支持政府采取行动促进平等，容忍不同的生活方式。
Centrist 中间派。中间派对政府控制经济和个人行为采取中间态度。根据具体议题，他们有时候赞成政府干预，有时候赞成个人选择。中间派自傲他们有开放的思想，反对“政治极端”，强调“现实”的解决方案。
Right (Conservative) 右翼（保守派）。保守派倾向于经济自由，但支持用法律来限制破坏“传统价值观”的个人行为。他们反对政府对企业过度控制，赞成政府采取行动保卫道德和传统家庭结构。保守派通常支持强大的军队，反对官僚主义和高税收，赞成自由市场经济，赞成严格的法律。
Statist (Big Government) 又不知该怎样翻译——中央经济统治论者？这一派希望政府严格管理经济和个人事务。他们经常质疑在当今的世界，经济自由与个人自由是否是现实的选项，不相信自由市场，支持高税收和中央计划经济，反对不同的生活方式，质疑公民自由的重要性。
这套题目是一个倡导公民自治的自由派团体设计的，据说已经有520万人次做过。如果做完觉得不过瘾，来做这个有名的政治罗盘（Political Compass）。这个题目比较多，共分6页。每题有四种选择：Strongly Disagree - 强烈反对|Disagree - 反对|Agree - 赞成|Strongly Agree - 强烈赞成。
题目与译文是我从其他地方拷贝来的。
第一页
If economic globalisation is inevitable, it should primarily serve humanity rather than the interests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如果经济全球化的确不可避免，它也应该首先为大众服务而不是为跨国公司的利益服务。
I’d always support my country, whether it was right or wrong.
我永远支持我的国家，无论其对错
No one chooses their country of birth, so it’s foolish to be proud of it.
以出生于某个国家而自豪是愚蠢的，因为这并不是你自己的选择。
Our race has many superior qualities, compared to other races.
我们的民族相对其它民族有很多优点
The enemy of my enemy is my friend.
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
Military action that defies international law is sometimes justified.
违背国际法的军事行动有时是正当的
The growing fusion between information and entertainment is a worrying contribution to the public’s shrinking attention span.
信息和娱乐的融合对日渐短暂的大众注意力有害无益。（这句有难度，attention span 指注意力的持续时间）
第二页
People are ultimately divided more by class than by nationality.
从根本上来说，人们还是应该以阶级划分，而不是以国籍划分。
Controlling infl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controlling unemployment.
控制通货膨胀远比降低失业率更重要
Corporations cannot be trusted to voluntarily respect the environment.
不能指望企业会主动去保护环境
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 is a fundamentally good idea.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本质上来说是个好主意。
It’s a sad reflection on our society that something as basic as drinking water is now a bottled, branded consumer product.
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诸如饮水之类都成了有包装，有品牌的商品，这反映了我们社会可悲的现实。
Land shouldn’t be a commodity to be bought and sold.
土地不应该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
Many personal fortunes are made by people who simply manipulate money and contribute nothing to their society.
一些人，除了资本运作外对这个社会没有任何贡献，却攫取了大量个人财富。
Protectionism is sometimes necessary in trade.
贸易保护主义有些时候是必须的。
The only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a company should be to deliver a profit to its shareholders.
公司的唯一社会价值就是为股东创造利润。
The rich are too highly taxed.
富人们被收的税太多了
Those with the ability to pay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higher standards of medical care .
有能力支付的人理应享受更高水平的医疗保健。
Governments should penalise businesses that mislead the public.
政府应当惩罚那些误导公众的生意。
The freer the market, the freer the people.
市场越自由，人民就越自由。
第三页
Abortion, when the woman’s life is not threatened, should always be illegal.
堕胎是违法的, 除非妇女的生命受到威胁。
All authority must be questioned.
没有权威能够不受质疑。
An eye for an eye and a tooth for a tooth.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Taxpayers should not be expected to prop up any theatres or museums that cannot survive on a commercial basis.
不应该指望纳税者去支持那些经营不下去的剧院或美术馆
Schools should not make classroom attendance compulsory.
学校不应该强制学生到教室出勤
Everyone has their rights, but it is better for all of us that different sorts of people should keep to their own kind.
人人有其权利，但是人们又是多种多样的，最好是让人人都能保持自己的特性
Good parents sometimes have to spank their children, to teach them right from wrong.
称职的父母有时不得不打孩子屁股，用坏的方法教他们学好
It’s natural for children to keep some secrets from their parents
孩子们对父母保留一些秘密是很自然的.
Marijuana should be legalised.
大麻应该合法化
The prime function of schooling is to equip the future generation to find jobs.
学校的首要功能是帮下一代具备找工作的能力
Significantly congenitally disabled people should not be allowed to reproduce.
显然，先天性残疾人不应该被允许生育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children to learn is to accept discipline.
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事是学会守规矩
There are no savage and civilised peoples； there are only different cultures.
没有所谓野蛮人文明人之分，不同的仅是文化
Those who are able to work, and refuse the opportunity, should not expect society’s support.
那些有能力工作但又放弃的人，不该指望社会的支持
When you are troubled, it’s better not to think about it, but to keep busy with more cheerful things.
当你遇到麻烦，与其操心，不如多做些开心的事
First-generation immigrants can never be fully integrated within their new country.
第一代移民永远不能完全融入新国家
What’s good for the most successful corporations is always, ultimately, good for all of us.
如果对最成功的企业有利，最终总是对我们全体有利
No broadcasting institution, however independent its content, should receive public funding.
不管是否独立，广播机构不应该接受公共基金
第四页
Our civil liberties are being excessively curbed in the name of counter-terrorism.
在反恐怖主义的名义下我们的公民自由被过份地遏制
A significant advantage of a one-party state is that it avoids all the arguments that delay progress in a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
一党制国家相对民主政体来说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它能够排除所有会导致延进度的争议。
Although the electronic age makes official surveillance easier, only wrongdoers need to be worried.
虽然在电子时代官方监视更加容易, 但只有坏人才需要担心
The death penalty should be an option for the most serious crimes.
对非常严重的罪行，应该考虑采用死刑
In a civilised society, one must always have people above to be obeyed and people below to be commanded.
在一个文明社会里，（从权力来源上来说），任何个人都必须“为人所治”，同时也有权力“治人”。（另一翻译是：在文明社会，下级永远应该服从上级。）
Abstract art that doesn’t represent anything shouldn’t be considered art at all.
没有什么具体含义的抽象艺术就不应该被视为艺术
In criminal justice, punishment should be more important than rehabilitation.
在刑法中，惩罚比改造更重要
It is a waste of time to try to rehabilitate some criminals.
挽救某些罪犯简直就是浪费时间
The businessman and the manufacturer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writer and the artist.
商人和工程师比作家和艺术家更重要
Mothers may have careers, but their first duty is to be homemakers.
作为母亲当然仍可以工作，不过照料家庭更为重要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are unethically exploiting the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跨国公司从发展中国家不道德地掠夺植物基因资源
Making peace with the establishment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maturity.
通过武装争取和平是（政治）成熟的重要方面
第五页
Astrology accurately explains many things.
占星术能够精确解释很多现象。
Religion and morality are closely linked.
宗教和道德是紧密相联的。
Charity is better than social security as a means of helping the genuinely disadvantaged.
相比于社会保障制度，慈善业能够更好的帮助真正的弱势群体。
Some people are naturally unlucky.
有些人天生就是不走运。
Faith-based schools have a positive role to play in our education system.
在我们的教育系统中，宗教学校起到积极作用。
第六页
Sex outside of marriage is usually immoral.
婚外性通常是不道德的。
A same sex couple in a stable, loving relationship, should not be excluded from the possibility of child adoption.
一对关系稳定、彼此相爱的同性夫妇不应被剥夺收养孩子的权利。
Pornography, depicting consenting adults, should be legal for the adult population.
色情产品(制造者为出於自愿的成年人)，应该对成年人合法开放。
What goes on in a private bedroom between consenting adults is no business of the state.
成年人在卧室里干什么(出於自愿)与政府无关。
No one can feel naturally homosexual.
没有人是天生的同性恋。
It‘s fine for society to be open about sex, but these days it‘s going too far.
社会对性持开明态度没什么，但是现在这股风气过了头
此题用x 轴表示经济观点，越右越赞成市场经济，弗里德曼在那里等你；y 轴表示政治观点，越往上越支持集权主义。萨达姆和布什分别处于原点左右两侧，但都爬得很高。
一些名人的翻译：Stalin 斯大林、Hitler 希特勒、Thatcher 撒切尔夫人、Friedman 弗里德曼、Gandhi 甘地 Saddm Hussein 萨达姆侯赛因、Yassier Arafat阿拉法特、Jacques Chirac 希拉克、 Pope John Paul II 罗马教皇、Ariel Sharon 沙龙、Genorge.W.Bush 乔治.布什、John Howard 霍华德、Silvio Berlusconi 贝鲁斯科尼、Tony Blair 布莱尔、Nelson Mandela 纳尔逊.曼德拉、The Dalai Lama 达赖喇嘛。
Economic Left/Right: 横轴是经济观点。左方是左派，右方是右派。
Social Libertarian/Authoritarian: 纵轴是政治观点。上方是集权派，下方是自由派。
我的政治倾向：在“最短的政治测验”里，我位于正中央，是如假包换的中间派。在政治罗盘测验里，也算是中间派：经济观点偏左一点点，不到-1；政治观点倾向自由派，-4。
可以做一下“世界上最短的政治测验”，一共10个问题。赞同就选A，不置可否选M，反对选D。
题目及译文如下：
Personal Issues/个人问题
Government should not censor speech, press, media or Internet
政府不应该限制言论、出版、媒体或互联网
Military service should be voluntary. There should be no draft
参军应该是自愿的，不应该强制
There should be no laws regarding sex for consenting adults
法律不应该管成年人的性行为，只要双方自愿
Repeal laws prohibiting adult possession and use of drugs
废除禁止成人拥有及使用毒品的法律
There should be no National ID card
不应该有国民身份证
Economic Issues/经济问题
End "corporate welfare." No government handouts to business
终止“企业福利”，政府不应拿钱去补贴经营
End government barriers to international free trade
结束政府为国际自由贸易设置的壁垒
Let people control their own retirement; privatize Social Security
让人民自己管理退休金；社会保障私有化
Replace government welfare with private charity
用私人慈善取代政府福利
Cut taxes and government spending by 50% or more
把税金和政府支出都砍掉至少一半
回答完点击“记分”（Score It!）按钮。
你会落到如下五个区间之一，该网站的解释如下：
Libertatian 不太了解中文怎么翻译这个词，自由意志主义者？这一派支持最大程度的个人自由和经济自由，鼓吹小政府——有限地保护个人免于压迫和暴力。他们信奉个人对自己负责，反对政府官僚主义和税收，赞成私人慈善事业，容忍不同的生活方式，支持自由市场，捍卫公民自由。
Left (Liberal) 左翼（自由派）。自由派信奉个人有选择的自由，但倾向于由大政府来控制经济。他们支持政府建立“安全网”来帮助弱势群体，鼓吹对企业的严格管理。自由派倾向支持环境保护，捍卫公民自由和表达自由，支持政府采取行动促进平等，容忍不同的生活方式。
Centrist 中间派。中间派对政府控制经济和个人行为采取中间态度。根据具体议题，他们有时候赞成政府干预，有时候赞成个人选择。中间派自傲他们有开放的思想，反对“政治极端”，强调“现实”的解决方案。
Right (Conservative) 右翼（保守派）。保守派倾向于经济自由，但支持用法律来限制破坏“传统价值观”的个人行为。他们反对政府对企业过度控制，赞成政府采取行动保卫道德和传统家庭结构。保守派通常支持强大的军队，反对官僚主义和高税收，赞成自由市场经济，赞成严格的法律。
Statist (Big Government) 又不知该怎样翻译——中央经济统治论者？这一派希望政府严格管理经济和个人事务。他们经常质疑在当今的世界，经济自由与个人自由是否是现实的选项，不相信自由市场，支持高税收和中央计划经济，反对不同的生活方式，质疑公民自由的重要性。
这套题目是一个倡导公民自治的自由派团体设计的，据说已经有520万人次做过。如果做完觉得不过瘾，来做这个有名的政治罗盘（Political Compass）。这个题目比较多，共分6页。每题有四种选择：Strongly Disagree - 强烈反对|Disagree - 反对|Agree - 赞成|Strongly Agree - 强烈赞成。
题目与译文是我从其他地方拷贝来的。
第一页
If economic globalisation is inevitable, it should primarily serve humanity rather than the interests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如果经济全球化的确不可避免，它也应该首先为大众服务而不是为跨国公司的利益服务。
I’d always support my country, whether it was right or wrong.
我永远支持我的国家，无论其对错
No one chooses their country of birth, so it’s foolish to be proud of it.
以出生于某个国家而自豪是愚蠢的，因为这并不是你自己的选择。
Our race has many superior qualities, compared to other races.
我们的民族相对其它民族有很多优点
The enemy of my enemy is my friend.
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
Military action that defies international law is sometimes justified.
违背国际法的军事行动有时是正当的
The growing fusion between information and entertainment is a worrying contribution to the public’s shrinking attention span.
信息和娱乐的融合对日渐短暂的大众注意力有害无益。（这句有难度，attention span 指注意力的持续时间）
第二页
People are ultimately divided more by class than by nationality.
从根本上来说，人们还是应该以阶级划分，而不是以国籍划分。
Controlling infl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controlling unemployment.
控制通货膨胀远比降低失业率更重要
Corporations cannot be trusted to voluntarily respect the environment.
不能指望企业会主动去保护环境
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 is a fundamentally good idea.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本质上来说是个好主意。
It’s a sad reflection on our society that something as basic as drinking water is now a bottled, branded consumer product.
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诸如饮水之类都成了有包装，有品牌的商品，这反映了我们社会可悲的现实。
Land shouldn’t be a commodity to be bought and sold.
土地不应该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
Many personal fortunes are made by people who simply manipulate money and contribute nothing to their society.
一些人，除了资本运作外对这个社会没有任何贡献，却攫取了大量个人财富。
Protectionism is sometimes necessary in trade.
贸易保护主义有些时候是必须的。
The only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a company should be to deliver a profit to its shareholders.
公司的唯一社会价值就是为股东创造利润。
The rich are too highly taxed.
富人们被收的税太多了
Those with the ability to pay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higher standards of medical care .
有能力支付的人理应享受更高水平的医疗保健。
Governments should penalise businesses that mislead the public.
政府应当惩罚那些误导公众的生意。
The freer the market, the freer the people.
市场越自由，人民就越自由。
第三页
Abortion, when the woman’s life is not threatened, should always be illegal.
堕胎是违法的, 除非妇女的生命受到威胁。
All authority must be questioned.
没有权威能够不受质疑。
An eye for an eye and a tooth for a tooth.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Taxpayers should not be expected to prop up any theatres or museums that cannot survive on a commercial basis.
不应该指望纳税者去支持那些经营不下去的剧院或美术馆
Schools should not make classroom attendance compulsory.
学校不应该强制学生到教室出勤
Everyone has their rights, but it is better for all of us that different sorts of people should keep to their own kind.
人人有其权利，但是人们又是多种多样的，最好是让人人都能保持自己的特性
Good parents sometimes have to spank their children, to teach them right from wrong.
称职的父母有时不得不打孩子屁股，用坏的方法教他们学好
It’s natural for children to keep some secrets from their parents
孩子们对父母保留一些秘密是很自然的.
Marijuana should be legalised.
大麻应该合法化
The prime function of schooling is to equip the future generation to find jobs.
学校的首要功能是帮下一代具备找工作的能力
Significantly congenitally disabled people should not be allowed to reproduce.
显然，先天性残疾人不应该被允许生育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children to learn is to accept discipline.
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事是学会守规矩
There are no savage and civilised peoples； there are only different cultures.
没有所谓野蛮人文明人之分，不同的仅是文化
Those who are able to work, and refuse the opportunity, should not expect society’s support.
那些有能力工作但又放弃的人，不该指望社会的支持
When you are troubled, it’s better not to think about it, but to keep busy with more cheerful things.
当你遇到麻烦，与其操心，不如多做些开心的事
First-generation immigrants can never be fully integrated within their new country.
第一代移民永远不能完全融入新国家
What’s good for the most successful corporations is always, ultimately, good for all of us.
如果对最成功的企业有利，最终总是对我们全体有利
No broadcasting institution, however independent its content, should receive public funding.
不管是否独立，广播机构不应该接受公共基金
第四页
Our civil liberties are being excessively curbed in the name of counter-terrorism.
在反恐怖主义的名义下我们的公民自由被过份地遏制
A significant advantage of a one-party state is that it avoids all the arguments that delay progress in a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
一党制国家相对民主政体来说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它能够排除所有会导致延进度的争议。
Although the electronic age makes official surveillance easier, only wrongdoers need to be worried.
虽然在电子时代官方监视更加容易, 但只有坏人才需要担心
The death penalty should be an option for the most serious crimes.
对非常严重的罪行，应该考虑采用死刑
In a civilised society, one must always have people above to be obeyed and people below to be commanded.
在一个文明社会里，（从权力来源上来说），任何个人都必须“为人所治”，同时也有权力“治人”。（另一翻译是：在文明社会，下级永远应该服从上级。）
Abstract art that doesn’t represent anything shouldn’t be considered art at all.
没有什么具体含义的抽象艺术就不应该被视为艺术
In criminal justice, punishment should be more important than rehabilitation.
在刑法中，惩罚比改造更重要
It is a waste of time to try to rehabilitate some criminals.
挽救某些罪犯简直就是浪费时间
The businessman and the manufacturer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writer and the artist.
商人和工程师比作家和艺术家更重要
Mothers may have careers, but their first duty is to be homemakers.
作为母亲当然仍可以工作，不过照料家庭更为重要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are unethically exploiting the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跨国公司从发展中国家不道德地掠夺植物基因资源
Making peace with the establishment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maturity.
通过武装争取和平是（政治）成熟的重要方面
第五页
Astrology accurately explains many things.
占星术能够精确解释很多现象。
Religion and morality are closely linked.
宗教和道德是紧密相联的。
Charity is better than social security as a means of helping the genuinely disadvantaged.
相比于社会保障制度，慈善业能够更好的帮助真正的弱势群体。
Some people are naturally unlucky.
有些人天生就是不走运。
Faith-based schools have a positive role to play in our education system.
在我们的教育系统中，宗教学校起到积极作用。
第六页
Sex outside of marriage is usually immoral.
婚外性通常是不道德的。
A same sex couple in a stable, loving relationship, should not be excluded from the possibility of child adoption.
一对关系稳定、彼此相爱的同性夫妇不应被剥夺收养孩子的权利。
Pornography, depicting consenting adults, should be legal for the adult population.
色情产品(制造者为出於自愿的成年人)，应该对成年人合法开放。
What goes on in a private bedroom between consenting adults is no business of the state.
成年人在卧室里干什么(出於自愿)与政府无关。
No one can feel naturally homosexual.
没有人是天生的同性恋。
It‘s fine for society to be open about sex, but these days it‘s going too far.
社会对性持开明态度没什么，但是现在这股风气过了头
此题用x 轴表示经济观点，越右越赞成市场经济，弗里德曼在那里等你；y 轴表示政治观点，越往上越支持集权主义。萨达姆和布什分别处于原点左右两侧，但都爬得很高。
一些名人的翻译：Stalin 斯大林、Hitler 希特勒、Thatcher 撒切尔夫人、Friedman 弗里德曼、Gandhi 甘地 Saddm Hussein 萨达姆侯赛因、Yassier Arafat阿拉法特、Jacques Chirac 希拉克、 Pope John Paul II 罗马教皇、Ariel Sharon 沙龙、Genorge.W.Bush 乔治.布什、John Howard 霍华德、Silvio Berlusconi 贝鲁斯科尼、Tony Blair 布莱尔、Nelson Mandela 纳尔逊.曼德拉、The Dalai Lama 达赖喇嘛。
Economic Left/Right: 横轴是经济观点。左方是左派，右方是右派。
Social Libertarian/Authoritarian: 纵轴是政治观点。上方是集权派，下方是自由派。
我的政治倾向：在“最短的政治测验”里，我位于正中央，是如假包换的中间派。在政治罗盘测验里，也算是中间派：经济观点偏左一点点，不到-1；政治观点倾向自由派，-4。
新加坡人不一样啊
新加坡华人可分成两类，按本地名词，叫做华语源流和英语源流，这种分别起码也有100年了。两个群体说不同的话，上不同的学校，学习不同的典籍，看不同的报纸，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也大不相同。看联合早报网站，可以体会华语源流新加坡人的心情。要了解英语源流的华人，得看海峡时报，特别是Life版。在联合早报上，只能看到对中国的颂扬。但在海峡时报上，内容就丰富了。一个月前，就有位女士在Life版撰文，讲述在中国旅游被骗，和中国人不文明的经历。
昨天的Life版上有篇文章，Singaporean first, Chinese second（我们首先是新加坡人，其次才是华人），作者是海峡时报驻华记者Clarissa Oon，在北京呆了七个月了。我在此转述她的看法。
跟无数的出租车司机、商店店员甚至足疗按摩师聊过之后，记者发现，如果她回答自己是新加坡人，中国年轻人的第一反应是“那是孙燕姿的国家”，上岁数的中国人会说“李光耀治理得很好”，而几乎所有人都会说“那是花园城市”，尽管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没去过新加坡。
聊深了，记者发现大部分中国人觉得新加坡华人跟他们应该是一样的，有一种远亲发达了，自己也感到荣耀的感觉。如果他们发现新加坡人的想法跟中国人并不一样，而且除了眼睛皮肤的颜色相同之外基本就是外国人，他们会感到震惊。
比如今年四月，中国各地爆发反日游行。出租车司机很惊讶记者表现出来的无动于衷。
“新加坡不是也被日本侵略了吗？你们跟我们不一样是华人吗？”，他们很难理解记者的观点：大部分新加坡人已经翻过了那一页，战争不再是新日关系中的问题。当记者跟一个司机解释中日紧张关系产生于当前的地缘政治竞争而不是历史认识，司机用不信任的眼光看她，接下来一言不发。
其他在中国生活的新加坡人则表示，当中国人表示“台湾一定要回归祖国”，他们有种疏离感。一个在北京生活的新加坡人说：不是我支持台湾独立，而是对这个问题感到矛盾。（很多新加坡人认为台湾问题与己无关）
至于其他的文化差异，作者表示接受不了中国艳俗的物质主义，以及中国年轻人对爱情、性、婚姻随心所欲的态度。贪婪被当作优点，离婚率那么高，在原有的意识形态崩溃后，资本主义价值观迅速取代共产主义，但用于制约的宗教却被禁止。
语言差异。记者说她从8岁才开始学中文，流利的口语只能维持10分钟，之后就得找合适的词了，有时还会出丑。有次她跟一个中国记者聊了个把钟头，对方对她的中文表达越来越忍无可忍，在她把“广东”和“广州”搞混之后，把她教训了一番。
现在她学聪明了，不再装中国人，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是外国人，一上来就说：我们是多元种族国家，英语是我们的共通语言。
这样，对方一听就会称赞她：啊，你的中文说的很不错啊！
==============================================
当中国人对你的“中文表达越来越忍无可忍”，那是因为他们把你的中文水平放在与他们自己同样的高度来进行性比较，而有所要求。
当中国人说：“啊，你的中文说的很不错啊！”，基本上，那可能是因为他们先入为主地认为一个说得一口“溜”的英语的非中国人，也能说华语，诚属难能可贵了。因此而无甚要求。
这是两种不同的层次。
昨天的Life版上有篇文章，Singaporean first, Chinese second（我们首先是新加坡人，其次才是华人），作者是海峡时报驻华记者Clarissa Oon，在北京呆了七个月了。我在此转述她的看法。
跟无数的出租车司机、商店店员甚至足疗按摩师聊过之后，记者发现，如果她回答自己是新加坡人，中国年轻人的第一反应是“那是孙燕姿的国家”，上岁数的中国人会说“李光耀治理得很好”，而几乎所有人都会说“那是花园城市”，尽管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没去过新加坡。
聊深了，记者发现大部分中国人觉得新加坡华人跟他们应该是一样的，有一种远亲发达了，自己也感到荣耀的感觉。如果他们发现新加坡人的想法跟中国人并不一样，而且除了眼睛皮肤的颜色相同之外基本就是外国人，他们会感到震惊。
比如今年四月，中国各地爆发反日游行。出租车司机很惊讶记者表现出来的无动于衷。
“新加坡不是也被日本侵略了吗？你们跟我们不一样是华人吗？”，他们很难理解记者的观点：大部分新加坡人已经翻过了那一页，战争不再是新日关系中的问题。当记者跟一个司机解释中日紧张关系产生于当前的地缘政治竞争而不是历史认识，司机用不信任的眼光看她，接下来一言不发。
其他在中国生活的新加坡人则表示，当中国人表示“台湾一定要回归祖国”，他们有种疏离感。一个在北京生活的新加坡人说：不是我支持台湾独立，而是对这个问题感到矛盾。（很多新加坡人认为台湾问题与己无关）
至于其他的文化差异，作者表示接受不了中国艳俗的物质主义，以及中国年轻人对爱情、性、婚姻随心所欲的态度。贪婪被当作优点，离婚率那么高，在原有的意识形态崩溃后，资本主义价值观迅速取代共产主义，但用于制约的宗教却被禁止。
语言差异。记者说她从8岁才开始学中文，流利的口语只能维持10分钟，之后就得找合适的词了，有时还会出丑。有次她跟一个中国记者聊了个把钟头，对方对她的中文表达越来越忍无可忍，在她把“广东”和“广州”搞混之后，把她教训了一番。
现在她学聪明了，不再装中国人，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是外国人，一上来就说：我们是多元种族国家，英语是我们的共通语言。
这样，对方一听就会称赞她：啊，你的中文说的很不错啊！
==============================================
当中国人对你的“中文表达越来越忍无可忍”，那是因为他们把你的中文水平放在与他们自己同样的高度来进行性比较，而有所要求。
当中国人说：“啊，你的中文说的很不错啊！”，基本上，那可能是因为他们先入为主地认为一个说得一口“溜”的英语的非中国人，也能说华语，诚属难能可贵了。因此而无甚要求。
这是两种不同的层次。
吴资政：媒体不应鹦鹉学舌 复述政府立场
How free should a free press be?
Speaking at the fif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s of the Today newspaper last night, Senior Minister Goh Chok Tong said he did not favour a subservient press, but freedom must also come with responsibility. This is an excerpt from his speech.
I REGARD newspapers as more than just the usual commercial products. The media disseminates information, news, analyses and commentaries. It influences and shapes public opinion. Hence ideally, its corporate interests should converge with the core interests of its home country.
The media also provides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the government and national leaders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people. And by reporting key events as they occur, the media serves as an authoritative record of a nation's significant moments for future generations. The media, therefore, occupies a privileged position in society. Editors and journalists shoulder a heavier moral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beyond that of CEOs and executives of other commercial companies.
Western liberals often argue that press freedom is a necessary ingredient of democracy and that it is the fourth estate to check elected governments, especially against corruption. But a free press by Western standards does not always lead to a clean and efficient government or contribute to economic freedom and prosperity.
An international NGO,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publishes an annual Press Freedom Index. Singapore does not rank high in this index. When Singapore was first ranked in 2003, we were placed 144th out of 166 countries. In 2005, we moved up four places to rank 140th out of 167 countries. Still, nothing to be proud of. After all, the other four original Asean countries were all ranked ahead of Singapore. Indonesia was ranked 102nd - followed by Thailand at 107th, Malaysia at 113th. The ranking of the Philippines was a surprise. Having occasionally read extracts from the Filipino press, I have always been under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Filipino press is extremely free. But the Philippines was ranked 139th, only one position higher than Singapore. Also, to my utter amazement, I discovered that even struggling war-torn Sudan was ranked at 133rd, seven places ahead of Singapore.
Should we be embarrassed because we are near the bottom of the ladder in the ranking? Should we be worried that investors may be put off? Not at all. What then Prime Minister Lee Kuan Yew said in 1959 is still our position today. He told a foreign correspondent then: 'You are not going to teach us how we should run the country. We are not so stupid. We know what our interests are and we try to preserve them.' Mr Lee proved that he was right. By the time he stepped down as Prime Minister in 1990, he had transformed Singapore from the Third World to First. Not only that. Singapore has one of the cleanest and most efficient governments in the world.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s 2005 survey of corruption perception for 158 countries ranked Singapore as the fifth least corrupt country. Malaysia, Thailand, the Philippines and Indonesia, which had better press freedom ranking, were ranked between 39th and 137th in that order. Sudan was a distant 144th.
What about economic freedom and prosperity? The highly regarded US-based Heritage Foundation's Economic Freedom Index gave us top marks. Singapore was ranked second out of 155 economies. Again, Malaysia, Thailand, Indonesia and the Philippines fell behind Singapore. They occupied positions between 70th and 121st.
As for economic prosperity, Singapore is way ahead of many countries with better press freedom rankings. My simple point is this: It has not been proven that having more press freedom would result in a clean and efficient government or economic freedom and prosperity.
I have taken the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Press Freedom Index at face value. It is a subjective measure computed through the prism of Western liberals. The index was compiled based on feedback primarily from 14 freedom of expression groups and 130 press correspondents. It lacks the careful research of hard data like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s Report on World Competitiveness.
Also, press freedom does not equate to press quality. As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pointed out in its report, 'the index should in no way be taken as an indication of the quality of the press in the countries concerned'. Unfortunately, I have not come across any index on the quality of the press. However, I have travelled to many countries and seen their newspapers. I dare say ours are comparable with many of the better foreign ones.
In reality, of course,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unfettered press freedom. Even the most liberal-minded person would acknowledge the necessity of some form of regulation or code to ensure responsible reporting.
Theodore Roosevelt, the 26th American President, once said: 'The power of the journalist is great, but he is entitled neither respect nor admiration because of that power unless it is used right.'Newspaper editors must always be mindful of the powers wielded by their pens or, nowadays, keyboards. They have a greater responsibility to society than merely publishing a sensational story, scooping the news or turning in a bigger profit for shareholders. There are larger national and societal interests at stake. I suppose that is what Roosevelt meant when he said that the journalists should use their power in a right way.
Reputable international news organisations also face this consideration every day. Although their conditions may be different, foreign editors have also exercised restraint and censorship when necessary.
You would recall that about a year ago, an Al-Qaeda-linked group in Iraq kidnapped and beheaded an American contractor, Nick Berg. The editors of several major US news agencies, including CNN, ABC and CBS, were confronted with the stark dilemma of whether to capture viewership by broadcasting the unedited video of Berg's ordeal or censor it and risk being outdone by a competitor. The video was already circulating freely and widely on the Internet. Despite this, most networks decided to report the news without broadcasting the gruesome video. Others simply showed the initial seconds of the video when Berg was still alive. Broadcasting the full video would have served the terrorists' objective of sparking public fear and accentuating public opposition to continued US presence in Iraq. Contrary to concern that such self-censorship might diminish the standing of a network in the eyes of the public, the networks earned praise for their responsible actions. Even Al-Jazeera decided not to air the footage as it felt that to show the actual beheading would have been 'out of the realm of decency'.
Similarly, the BBC covered the July 7 London Tube bombings in a responsible manner. While others contributed to an atmosphere of panic by speculating on casualties and destruction in the immediate aftermath, the BBC exercised considerable self-restraint. Rather than telecast live images, it used mostly videotaped ones which could be edited. The BBC also injected calm by reporting on the speed of emergency services and the quick recovery of the London stock market. These efforts helped the city to regain its composure. In Singapore, our media too had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ast crises.
When Jemaah Islamiah members were arrested in Singapore in September 2002, our editors realised that they must not inadvertently portray the arrests as being targeted against a particular community. To avoid driving a wedge between the various communities, our media took the constructive approach of highlighting the combined efforts of our various communities in fighting the menace. For example, Lianhe Zaobao commentaries explained that the JI issue was not a racial or religious one but a national challenge requiring the concerted effort of all Singaporeans and communities.
Media coverage of the Sars epidemic is another example of strong government-media partnership. Unlike in some other Sars-affected countries, our media worked hand-in-hand with the Government to ensure that the public received accurate information in a non-sensational way. Our newspapers and TV stations produced special cartoons and programmes to drive home messages to promote public hygiene, increase awareness and dispel myths. The Sars episode was one of the most painful moments for Singapore. Without the media working with the Government, Singapore could not have pulled through.
I recount these examples to emphasise that Singapore needs a media model where the players practise press freedom in a responsible way. It is also to remind all of us that should a national crisis such as a terrorist attack or an avian flu epidemic occur, our media should not go for sensational reporting. It should exercise judgment and cover unfolding events sensitively and in a manner which informs, educates and unites, not divides, our people.
Do not get me wrong. I do not favour a subservient press. An unthinking press is not good for Singapore. But press freedom must be practised with a larger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what is in or not in our national interests. Editors need to understand what their larger responsibilities entail and to demand them of their journalists. Editors and journalists must have high personal integrity and sound judgment - people who understand Singapore's uniqueness as a country, our multiracial and multi-religious make-up, vulnerabilities and national goals. By this, I mean that our editors and journalists must be men and women who know what works for Singapore and how to advance our society's collective interests. advanceThe starting point is how to put in place a good government to run a clean, just and efficient system.
Our editors and journalists must work for the public good in a practical rather than an idealistic way. They must report the news and present viewpoints with the aim to educate and inform without pursuing any personal or political agenda. Capturing readership is an important goal but to do so through sensational coverage is not the right way.
Opinions and analytical pieces on salient issues are important for giving readers varying perspectives. However, editors should take a balanced approach so as not to allow the commentary and opinion pages of their newspapers to reflect only biased or partisan views.
More importantly, news should not be slanted to serve a hidden agenda. The media is free to put across a range of worthy different viewpoints to encourage constructive social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It should not parrot the government's position. It would lose its credibility if it tries to be the government's propagandist. A discredited media would not serve our national interests.
Let me emphasise that while times have changed, the context in which our media operates has not changed much. Our multi-ethnic structure and social fabric remain the same. So are the permanent vulnerabilities. Even though Singapore is now more developed and our population better educated, it remains crucial for Singapore to maintain our own unique and tested system of political governance and media model. They have worked well. We should improve them from experience and by learning from others. Accept what has worked and reject what has not, whether they are from the East or West. But we must be bold enough to evolve our own model of a responsible, lively and credible media. The results of a prosperous, vibrant, well-governed Singapore speak for themselves.
DIFFERENT TIMES, SAME CONTEXT
While times have changed, the context in which our media operates has not changed much. Our multi-ethnic structure and social fabric remain the same. So are the permanent vulnerabilities.
MEETING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 have travelled to many countries and seen their newspapers. I dare say ours are comparable with many of the better foreign ones.
Speaking at the fif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s of the Today newspaper last night, Senior Minister Goh Chok Tong said he did not favour a subservient press, but freedom must also come with responsibility. This is an excerpt from his speech.
I REGARD newspapers as more than just the usual commercial products. The media disseminates information, news, analyses and commentaries. It influences and shapes public opinion. Hence ideally, its corporate interests should converge with the core interests of its home country.
The media also provides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the government and national leaders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people. And by reporting key events as they occur, the media serves as an authoritative record of a nation's significant moments for future generations. The media, therefore, occupies a privileged position in society. Editors and journalists shoulder a heavier moral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beyond that of CEOs and executives of other commercial companies.
Western liberals often argue that press freedom is a necessary ingredient of democracy and that it is the fourth estate to check elected governments, especially against corruption. But a free press by Western standards does not always lead to a clean and efficient government or contribute to economic freedom and prosperity.
An international NGO,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publishes an annual Press Freedom Index. Singapore does not rank high in this index. When Singapore was first ranked in 2003, we were placed 144th out of 166 countries. In 2005, we moved up four places to rank 140th out of 167 countries. Still, nothing to be proud of. After all, the other four original Asean countries were all ranked ahead of Singapore. Indonesia was ranked 102nd - followed by Thailand at 107th, Malaysia at 113th. The ranking of the Philippines was a surprise. Having occasionally read extracts from the Filipino press, I have always been under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Filipino press is extremely free. But the Philippines was ranked 139th, only one position higher than Singapore. Also, to my utter amazement, I discovered that even struggling war-torn Sudan was ranked at 133rd, seven places ahead of Singapore.
Should we be embarrassed because we are near the bottom of the ladder in the ranking? Should we be worried that investors may be put off? Not at all. What then Prime Minister Lee Kuan Yew said in 1959 is still our position today. He told a foreign correspondent then: 'You are not going to teach us how we should run the country. We are not so stupid. We know what our interests are and we try to preserve them.' Mr Lee proved that he was right. By the time he stepped down as Prime Minister in 1990, he had transformed Singapore from the Third World to First. Not only that. Singapore has one of the cleanest and most efficient governments in the world.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s 2005 survey of corruption perception for 158 countries ranked Singapore as the fifth least corrupt country. Malaysia, Thailand, the Philippines and Indonesia, which had better press freedom ranking, were ranked between 39th and 137th in that order. Sudan was a distant 144th.
What about economic freedom and prosperity? The highly regarded US-based Heritage Foundation's Economic Freedom Index gave us top marks. Singapore was ranked second out of 155 economies. Again, Malaysia, Thailand, Indonesia and the Philippines fell behind Singapore. They occupied positions between 70th and 121st.
As for economic prosperity, Singapore is way ahead of many countries with better press freedom rankings. My simple point is this: It has not been proven that having more press freedom would result in a clean and efficient government or economic freedom and prosperity.
I have taken the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Press Freedom Index at face value. It is a subjective measure computed through the prism of Western liberals. The index was compiled based on feedback primarily from 14 freedom of expression groups and 130 press correspondents. It lacks the careful research of hard data like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s Report on World Competitiveness.
Also, press freedom does not equate to press quality. As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pointed out in its report, 'the index should in no way be taken as an indication of the quality of the press in the countries concerned'. Unfortunately, I have not come across any index on the quality of the press. However, I have travelled to many countries and seen their newspapers. I dare say ours are comparable with many of the better foreign ones.
In reality, of course,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unfettered press freedom. Even the most liberal-minded person would acknowledge the necessity of some form of regulation or code to ensure responsible reporting.
Theodore Roosevelt, the 26th American President, once said: 'The power of the journalist is great, but he is entitled neither respect nor admiration because of that power unless it is used right.'Newspaper editors must always be mindful of the powers wielded by their pens or, nowadays, keyboards. They have a greater responsibility to society than merely publishing a sensational story, scooping the news or turning in a bigger profit for shareholders. There are larger national and societal interests at stake. I suppose that is what Roosevelt meant when he said that the journalists should use their power in a right way.
Reputable international news organisations also face this consideration every day. Although their conditions may be different, foreign editors have also exercised restraint and censorship when necessary.
You would recall that about a year ago, an Al-Qaeda-linked group in Iraq kidnapped and beheaded an American contractor, Nick Berg. The editors of several major US news agencies, including CNN, ABC and CBS, were confronted with the stark dilemma of whether to capture viewership by broadcasting the unedited video of Berg's ordeal or censor it and risk being outdone by a competitor. The video was already circulating freely and widely on the Internet. Despite this, most networks decided to report the news without broadcasting the gruesome video. Others simply showed the initial seconds of the video when Berg was still alive. Broadcasting the full video would have served the terrorists' objective of sparking public fear and accentuating public opposition to continued US presence in Iraq. Contrary to concern that such self-censorship might diminish the standing of a network in the eyes of the public, the networks earned praise for their responsible actions. Even Al-Jazeera decided not to air the footage as it felt that to show the actual beheading would have been 'out of the realm of decency'.
Similarly, the BBC covered the July 7 London Tube bombings in a responsible manner. While others contributed to an atmosphere of panic by speculating on casualties and destruction in the immediate aftermath, the BBC exercised considerable self-restraint. Rather than telecast live images, it used mostly videotaped ones which could be edited. The BBC also injected calm by reporting on the speed of emergency services and the quick recovery of the London stock market. These efforts helped the city to regain its composure. In Singapore, our media too had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ast crises.
When Jemaah Islamiah members were arrested in Singapore in September 2002, our editors realised that they must not inadvertently portray the arrests as being targeted against a particular community. To avoid driving a wedge between the various communities, our media took the constructive approach of highlighting the combined efforts of our various communities in fighting the menace. For example, Lianhe Zaobao commentaries explained that the JI issue was not a racial or religious one but a national challenge requiring the concerted effort of all Singaporeans and communities.
Media coverage of the Sars epidemic is another example of strong government-media partnership. Unlike in some other Sars-affected countries, our media worked hand-in-hand with the Government to ensure that the public received accurate information in a non-sensational way. Our newspapers and TV stations produced special cartoons and programmes to drive home messages to promote public hygiene, increase awareness and dispel myths. The Sars episode was one of the most painful moments for Singapore. Without the media working with the Government, Singapore could not have pulled through.
I recount these examples to emphasise that Singapore needs a media model where the players practise press freedom in a responsible way. It is also to remind all of us that should a national crisis such as a terrorist attack or an avian flu epidemic occur, our media should not go for sensational reporting. It should exercise judgment and cover unfolding events sensitively and in a manner which informs, educates and unites, not divides, our people.
Do not get me wrong. I do not favour a subservient press. An unthinking press is not good for Singapore. But press freedom must be practised with a larger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what is in or not in our national interests. Editors need to understand what their larger responsibilities entail and to demand them of their journalists. Editors and journalists must have high personal integrity and sound judgment - people who understand Singapore's uniqueness as a country, our multiracial and multi-religious make-up, vulnerabilities and national goals. By this, I mean that our editors and journalists must be men and women who know what works for Singapore and how to advance our society's collective interests. advanceThe starting point is how to put in place a good government to run a clean, just and efficient system.
Our editors and journalists must work for the public good in a practical rather than an idealistic way. They must report the news and present viewpoints with the aim to educate and inform without pursuing any personal or political agenda. Capturing readership is an important goal but to do so through sensational coverage is not the right way.
Opinions and analytical pieces on salient issues are important for giving readers varying perspectives. However, editors should take a balanced approach so as not to allow the commentary and opinion pages of their newspapers to reflect only biased or partisan views.
More importantly, news should not be slanted to serve a hidden agenda. The media is free to put across a range of worthy different viewpoints to encourage constructive social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It should not parrot the government's position. It would lose its credibility if it tries to be the government's propagandist. A discredited media would not serve our national interests.
Let me emphasise that while times have changed, the context in which our media operates has not changed much. Our multi-ethnic structure and social fabric remain the same. So are the permanent vulnerabilities. Even though Singapore is now more developed and our population better educated, it remains crucial for Singapore to maintain our own unique and tested system of political governance and media model. They have worked well. We should improve them from experience and by learning from others. Accept what has worked and reject what has not, whether they are from the East or West. But we must be bold enough to evolve our own model of a responsible, lively and credible media. The results of a prosperous, vibrant, well-governed Singapore speak for themselves.
DIFFERENT TIMES, SAME CONTEXT
While times have changed, the context in which our media operates has not changed much. Our multi-ethnic structure and social fabric remain the same. So are the permanent vulnerabilities.
MEETING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 have travelled to many countries and seen their newspapers. I dare say ours are comparable with many of the better foreign ones.
留给新加坡人自己决断
... 新加坡有很特殊的历史发展背景，它的言论空间尺度很难被外人想象，不能用中国或台湾动勘时代比照。与中国相比，某些方面更紧，比如对政府领导人的批评；也有某些方面比较宽松，比如媒体经常原文转载外国的批评。龙应台写的批评新加坡的文章，每一篇都被联合早报转载。在东南亚工作过十年的台湾记者徐宗懋指出：这种宽松是因为外国人对新加坡的批评，基本都批不到点子上。
所谓李氏家族裙带，毕竟只是耳语。浮在表面、被普通民众看到的事实是：李显龙是同侪中最有魄力的，经济学人也不否认；李显扬领导的新电信是盈利的，不仅在新加坡，而且在澳洲、中国都发展得不错；何晶领衔的淡马锡控股也是成功的投资公司。新加坡法律太严苛？结果是低犯罪率。新加坡缺乏自由？是更自由的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人向新加坡移民，而不是相反。国营企业不如民营有效率？跻身世界500强之列的新加坡企业都是国营的。
外国人只是匆匆一看，批评他不喜欢的方面，但这些正是使新加坡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因素，是一般民众赞成的。所以报纸选登这些批评，正好激起新加坡人同仇敌忾。这是批评者意想不到的。
新加坡的言论文化就是如此。是好是坏，，毕竟是他们承担后果。
摘自 经济学人与外界批评
[阅读全文]
所谓李氏家族裙带，毕竟只是耳语。浮在表面、被普通民众看到的事实是：李显龙是同侪中最有魄力的，经济学人也不否认；李显扬领导的新电信是盈利的，不仅在新加坡，而且在澳洲、中国都发展得不错；何晶领衔的淡马锡控股也是成功的投资公司。新加坡法律太严苛？结果是低犯罪率。新加坡缺乏自由？是更自由的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人向新加坡移民，而不是相反。国营企业不如民营有效率？跻身世界500强之列的新加坡企业都是国营的。
外国人只是匆匆一看，批评他不喜欢的方面，但这些正是使新加坡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因素，是一般民众赞成的。所以报纸选登这些批评，正好激起新加坡人同仇敌忾。这是批评者意想不到的。
新加坡的言论文化就是如此。是好是坏，，毕竟是他们承担后果。
摘自 经济学人与外界批评
[阅读全文]
RSS名称丰富含义的由来
讨论与Blog相关的技术，不可不谈的就是RSS，这个缩写在英文中可以有几个源头，并被不同的技术团体做不同的解释。既可以是“Rich Site Summary”，或“RDF Site Summary”，也可以是“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为什么有这么多含义呢？这还要从RSS的一段今天也没有理清的关系说起 ......
[阅读全文]
[阅读全文]
从积极角度看陈万荣案
虽然我国法庭每年平均处理五到二十起逃兵事件，但像钢琴家陈万荣的案件一样引发逃兵议题的，实属罕见。不过，深一层看，这个议题的出现，其实有其更深层的意含。
最令公众人士，尤其是服过兵役的公民不满的，应该是陈万荣所受到的罚款处分。不少人质疑，他是不是因为名成利就而获得“优待”和轻罚？当然不是。
11月24日国防部的第一次回应，并没有消除疑虑，反而是激发了更多的情绪反应。国防部投函报章，一般性地指出，严正看待逃避服役事件，而逃役者也须面对后果，受到法律制裁，按《征召法令》，可被罚款高达五千元，或监禁不超过三年，或两者兼施，至于实际的处罚，由法庭决定。
这样的回应显然比民众在这个课题上的情绪慢了半拍。有人要国防部表明立场，到底逃役者是该罚款还是坐监？11月30日，国防部不得不再次回应，透露该部正在检讨《征召法令》，在检讨完毕后，将给予公众完整的回复。
有关方面接着也才透露，陈万荣的罚款数额是三千元，同时，当年他父母保送他出国的三万元保证金也被没收。随后则是国防部长张志贤在一个公开场合回答记者的问题，表示当局正在检讨有关法令，他个人倾向于对明知故犯的逃役者处以监刑。
一场风波总算暂时平息。但是，重要的疑问还是没有解开。最令许多人疑惑的，是《征召法令》中明明有规定，对逃役者可以处以最高五千元罚款，或最高三年监禁，或两者兼施。但为什么法庭一路来都只选择罚款了事，甚至只罚三千元，而不动用监刑？这是出于什么考量
有报道还说，曾有逃役者在地方法庭被处监，但上诉后都改为罚款，这是由于受到高庭判决先例的约束。？相信这种法律上的论说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和信服的。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国防部并没有寻求增加罚款额和监刑？一连串的疑问，都还有待解开。
撇开逃役与相关刑罚的争论，我想，陈万荣案最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是一般当过兵的公民对这一事件的心理和情绪反应。它所折射的信息是很清楚的，那就是，经过将近四十年的积淀，国民意识已非常的厚实，新加坡人已经普遍地把服役和对国家的效忠与牺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以服役为荣，逃役为耻。
服役之苦，军令之严，只有真正当过兵的阿兵哥们才有深刻的体验，少数人不幸在军训的事故中丧生，不少人因军训而受伤，在这些公民心目中，执干戈以卫社稷，乃是公民义务，无怨无悔，但他们肯定也希望得到国家和人民的体认与感激。
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求公正。国民服役是一视同仁的，不管你出身什么家庭背景，什么种族，什么宗教，都得接受同样的训练，穿同样的军服，吃同样的米饭，没有特权，没有优待。
正因为大家都经过这一过程，公平、公正的概念也就更加根深蒂固。陈万荣案之所以激起波澜，正因为它使许多服过兵役的国民有不公正之感，甚至愤慨。大家都觉得，三千块钱罚款与逃役的严重性落差太大了。因此，这次的经验，应该能使国防部更深切体察当过兵的公民心目中的这种公正感。
● 吴俊刚
·作者为《联合早报》评论员
===============================================
View Melvyn Tan case from a positive angle
About five to 20 National Service evaders go before the Singapore courts each year, but none has sparked a debate on the issue of punishment for NS defaulters as in the case of pianist Melvyn Tan.
When we look deeper into the controversy, we will understand better its underlying significance.
What the public, especially Singaporeans who have served NS, are most unhappy about is that Mr Tan has got away with a fine.
The question many have raised is this: Has he been given "special treatment" and let off with just a slap on the wrist because of his fame and achievements? Of course not.
When the Ministry of Defence first responded to the case on Nov 24, instead of clearing doubts, it generated more emotional reactions from the people.
In a letter to the press, Mindef said that it takes a serious stand on all defaulters who will have to bear the consequences of their action and will be dealt with by the courts under the Enlistment Act.
On conviction, they are liable for an imprisonment term not exceeding three years or a fine not exceeding $5,000, or both. But the exact sentence will be determined by the courts.
The reply obviously was not good enough and some began asking Mindef to state its position categorically - should defaulters be fined or jailed?
The ministry responded again on Nov 30 by saying that it is reviewing the Enlistment Act and will give a full response on the matter when the review is completed.
And then it was revealed by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that Mr Tan was fined $3,000 and that his parents also lost a $30,000 bond pledged as a guarantee that he would return to serve NS.
Subsequently, responding to media queries on the Melvyn Tan case earlier this month, Defence Minister Teo Chee Hean said that Mindef is reviewing the Enlistment Act. He also added that he is personally in favour of imposing custodial sentences for people who deliberately evade NS.
The furore may have died down. But one important question remains unanswered.
What the people find most puzzling is this: Since the punishment for failing to serve NS is an imprisonment term not exceeding three years or a fine not exceeding $5,000, or both, why have the courts so far chosen to impose only a fine ($3,000 in Melvyn Tan's case) and not a jail term? What are the considerations?
There have been news reports that some draft dodgers who were sentenced to jail by the Subordinate Courts managed to have it converted to a fine when they appealed because there is such a precedent in the High Court.
The average person may not understand the legal complexities involved. Neither would they be convinced.
Why has Mindef so far not sought to increase the maximum fine and jail term for NS evaders? This is yet another question that needs to be answered.
The issues of draft dodging and the penalties for it aside, what truly deserves our attention from the Melvyn Tan case is the reaction of Singaporeans who have served NS.
The message is clear. After close to 40 years, there is now a strong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For Singaporeans, our system of National Service is now intertwined with a sense of loyalty and the willingness to sacrifice for the country. To serve NS is an honour and to evade it is a disgrace.
Only people who have gone through NS understand what military training and discipline is. Many have suffered injuries in the course of training and a few have even lost their lives.
To them, to be trained to defend the country is a duty that they must fulfil. Naturally, they hope that what they have done will be recognised and appreciated by the nation and fellow Singaporeans.
More importantly, they want fairness. The same treatment should be extended to all who serve NS, regardless of family background, race or religion. Everyone goes through the same training, wears the same uniform and eats the same food. No one gets special privileges or favours.
This sense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has taken root precisely because everyone goes through the same process.
That the Melvyn Tan case has caused an uproar is because many who have served NS feel resentment at something they believe is unfair.
They feel strongly that a fine of $3,000 is inadequate for evading NS which is a serious offence.
This episode should help Mindef understand better this sense of fairness that Singaporeans who have served NS hold dear to their hearts.
By Goh Choon Kang. The writer is a leader writer of Lianhe Zaobao. Translated by Yap Gee Poh.
最令公众人士，尤其是服过兵役的公民不满的，应该是陈万荣所受到的罚款处分。不少人质疑，他是不是因为名成利就而获得“优待”和轻罚？当然不是。
11月24日国防部的第一次回应，并没有消除疑虑，反而是激发了更多的情绪反应。国防部投函报章，一般性地指出，严正看待逃避服役事件，而逃役者也须面对后果，受到法律制裁，按《征召法令》，可被罚款高达五千元，或监禁不超过三年，或两者兼施，至于实际的处罚，由法庭决定。
这样的回应显然比民众在这个课题上的情绪慢了半拍。有人要国防部表明立场，到底逃役者是该罚款还是坐监？11月30日，国防部不得不再次回应，透露该部正在检讨《征召法令》，在检讨完毕后，将给予公众完整的回复。
有关方面接着也才透露，陈万荣的罚款数额是三千元，同时，当年他父母保送他出国的三万元保证金也被没收。随后则是国防部长张志贤在一个公开场合回答记者的问题，表示当局正在检讨有关法令，他个人倾向于对明知故犯的逃役者处以监刑。
一场风波总算暂时平息。但是，重要的疑问还是没有解开。最令许多人疑惑的，是《征召法令》中明明有规定，对逃役者可以处以最高五千元罚款，或最高三年监禁，或两者兼施。但为什么法庭一路来都只选择罚款了事，甚至只罚三千元，而不动用监刑？这是出于什么考量
有报道还说，曾有逃役者在地方法庭被处监，但上诉后都改为罚款，这是由于受到高庭判决先例的约束。？相信这种法律上的论说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和信服的。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国防部并没有寻求增加罚款额和监刑？一连串的疑问，都还有待解开。
撇开逃役与相关刑罚的争论，我想，陈万荣案最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是一般当过兵的公民对这一事件的心理和情绪反应。它所折射的信息是很清楚的，那就是，经过将近四十年的积淀，国民意识已非常的厚实，新加坡人已经普遍地把服役和对国家的效忠与牺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以服役为荣，逃役为耻。
服役之苦，军令之严，只有真正当过兵的阿兵哥们才有深刻的体验，少数人不幸在军训的事故中丧生，不少人因军训而受伤，在这些公民心目中，执干戈以卫社稷，乃是公民义务，无怨无悔，但他们肯定也希望得到国家和人民的体认与感激。
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求公正。国民服役是一视同仁的，不管你出身什么家庭背景，什么种族，什么宗教，都得接受同样的训练，穿同样的军服，吃同样的米饭，没有特权，没有优待。
正因为大家都经过这一过程，公平、公正的概念也就更加根深蒂固。陈万荣案之所以激起波澜，正因为它使许多服过兵役的国民有不公正之感，甚至愤慨。大家都觉得，三千块钱罚款与逃役的严重性落差太大了。因此，这次的经验，应该能使国防部更深切体察当过兵的公民心目中的这种公正感。
● 吴俊刚
·作者为《联合早报》评论员
===============================================
View Melvyn Tan case from a positive angle
About five to 20 National Service evaders go before the Singapore courts each year, but none has sparked a debate on the issue of punishment for NS defaulters as in the case of pianist Melvyn Tan.
When we look deeper into the controversy, we will understand better its underlying significance.
What the public, especially Singaporeans who have served NS, are most unhappy about is that Mr Tan has got away with a fine.
The question many have raised is this: Has he been given "special treatment" and let off with just a slap on the wrist because of his fame and achievements? Of course not.
When the Ministry of Defence first responded to the case on Nov 24, instead of clearing doubts, it generated more emotional reactions from the people.
In a letter to the press, Mindef said that it takes a serious stand on all defaulters who will have to bear the consequences of their action and will be dealt with by the courts under the Enlistment Act.
On conviction, they are liable for an imprisonment term not exceeding three years or a fine not exceeding $5,000, or both. But the exact sentence will be determined by the courts.
The reply obviously was not good enough and some began asking Mindef to state its position categorically - should defaulters be fined or jailed?
The ministry responded again on Nov 30 by saying that it is reviewing the Enlistment Act and will give a full response on the matter when the review is completed.
And then it was revealed by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that Mr Tan was fined $3,000 and that his parents also lost a $30,000 bond pledged as a guarantee that he would return to serve NS.
Subsequently, responding to media queries on the Melvyn Tan case earlier this month, Defence Minister Teo Chee Hean said that Mindef is reviewing the Enlistment Act. He also added that he is personally in favour of imposing custodial sentences for people who deliberately evade NS.
The furore may have died down. But one important question remains unanswered.
What the people find most puzzling is this: Since the punishment for failing to serve NS is an imprisonment term not exceeding three years or a fine not exceeding $5,000, or both, why have the courts so far chosen to impose only a fine ($3,000 in Melvyn Tan's case) and not a jail term? What are the considerations?
There have been news reports that some draft dodgers who were sentenced to jail by the Subordinate Courts managed to have it converted to a fine when they appealed because there is such a precedent in the High Court.
The average person may not understand the legal complexities involved. Neither would they be convinced.
Why has Mindef so far not sought to increase the maximum fine and jail term for NS evaders? This is yet another question that needs to be answered.
The issues of draft dodging and the penalties for it aside, what truly deserves our attention from the Melvyn Tan case is the reaction of Singaporeans who have served NS.
The message is clear. After close to 40 years, there is now a strong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For Singaporeans, our system of National Service is now intertwined with a sense of loyalty and the willingness to sacrifice for the country. To serve NS is an honour and to evade it is a disgrace.
Only people who have gone through NS understand what military training and discipline is. Many have suffered injuries in the course of training and a few have even lost their lives.
To them, to be trained to defend the country is a duty that they must fulfil. Naturally, they hope that what they have done will be recognised and appreciated by the nation and fellow Singaporeans.
More importantly, they want fairness. The same treatment should be extended to all who serve NS, regardless of family background, race or religion. Everyone goes through the same training, wears the same uniform and eats the same food. No one gets special privileges or favours.
This sense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has taken root precisely because everyone goes through the same process.
That the Melvyn Tan case has caused an uproar is because many who have served NS feel resentment at something they believe is unfair.
They feel strongly that a fine of $3,000 is inadequate for evading NS which is a serious offence.
This episode should help Mindef understand better this sense of fairness that Singaporeans who have served NS hold dear to their hearts.
By Goh Choon Kang. The writer is a leader writer of Lianhe Zaobao. Translated by Yap Gee Poh.
Thursday, December 15, 2005
爱情:寻找相似的灵魂
...... 崇拜，是对深邃灵魂的向往渴望，对方身上反射的自我期许，让翁帆和扬，甘愿付出年轻的生命相迎。陈文茜和平路讨论杨翁之恋时曾说，智慧的长者是一所绝佳的学校，成为杨振宁妻子，拉高了翁帆人生的起点。
青春和青春的相悦自有无可替代的天然之美，但爱情旅途有着不同出发点，从仰望出发也可到达目的地。爱情最终的真义，不就是要寻找相似的灵魂？
摘自 翁帆和扬·安德烈
青春和青春的相悦自有无可替代的天然之美，但爱情旅途有着不同出发点，从仰望出发也可到达目的地。爱情最终的真义，不就是要寻找相似的灵魂？
摘自 翁帆和扬·安德烈
人生的跑道
傍晚下班回家，一看到屋子里的情况，气便不打一处来了。
大厅里没人，灯亮着、风扇猛猛地开着，桌子上，狼籍不堪地弃置着吃了一半的罐头鱼、喝了半瓶的汽水、还有，咬了一半的面包；厨房里，橱门大大地敞开着；楼上呢，传来了收音机震天价响的噪音。
气鼓鼓地跑上楼，发现次子正坐在电脑旁，全神贯注地敲打着键盘。
我生气地数落他的“罪状”，数数数，数着数着，连过去的旧账也一并翻了出来，婆婆妈妈、唠唠叨叨，彻底忘记了被我数落着的这个孩子已经成年而且站起来时比我足足高了三尺余。
静静地听着、听着，他的脸，突然闪出了一种痛苦的表情，像一只受伤的犬。
次日，长子对我说道：
“妈妈，弟弟已经长大了，您不应该为了这些芝麻绿豆的小事而责备他，您应该设法找出让他心烦的原因呀！”
寥寥数语，醍醐灌顶。
身为父母的，常常忘记一个基本的事实：孩子会长大、孩子已长大。我们老是高高在上地摆出长者的姿态，而这一摆，有时可能便摆上长长的半个世纪而不自觉。
实际上，我们应该和孩子一起成长，我们应该随着他们的需要而改变自己的教育方式。一个两岁的孩子，将吃喝一半的食物随意丢在桌上而走开，他需要的是父母耐心的教导；一名十二岁的孩子做同样的事情，父母便得好好地骂一骂了，然而，当一名二十一岁的孩子犯上这个错误时，他需要的，不是教导、不是斥责、不是提醒，而是理解与宽容。在他疏忽行事的背后，肯定有着需要我们深入去了解的内在原因、有着需要我们伸出援手以共同解决的问题。一开口便不分青红皂白地骂，不但于事无补，还会使亲子关系蒙上重重阴影。
事后，经过详谈，果然发现了次子当日的确有个难解的心结，结果便因心不在焉而出现了有异于常的行为。
从上述事件，我发现了为人父母者常犯的另一个毛病是：我们惯于指责而吝于赞美。
性好整洁的次子做事一向秩序井然，自个儿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衣服鞋袜，永远各就各位。家里哪儿东西凌乱，他总自动自发地整理；哪儿有蚊虫蚂蚁的踪迹，他总不嫌麻烦地大事歼灭。我把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的，从来不曾美言称赞，然而，一旦出现状况，便理直气壮地大发雷霆。
我执教鞭，常常有机会与学生家长接触。我发现两代间的冲突常常源于父母没有与孩子一起成长。孩子的胃是饱的，身子是暖和的，可是，他们胸腔里已经茁壮成长的那颗心，却仍然被父母看成是襁褓期间的婴儿心。父母为了浮在生活表面许许多多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喋喋不休，却不知道青春期的少男少女真正需要的是贴心的关爱。这种情形，就好像看到黑烟从车里冒出时，不去探究车子冒烟的内在原因，反而啰啰唆唆地嫌黑烟污染空气、嫌黑烟有碍瞻观，全然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
生活，是一条长长的跑道，当孩子比我们矮了一大截时，我们是孩子的教练，指导他们正确的跑姿、指引他们正确的跑向；可是，有一天，当他们与我们高与肩齐时，我们便得与他们并肩而跑了。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及早赢取孩子永远的尊敬。
● 尤今
大厅里没人，灯亮着、风扇猛猛地开着，桌子上，狼籍不堪地弃置着吃了一半的罐头鱼、喝了半瓶的汽水、还有，咬了一半的面包；厨房里，橱门大大地敞开着；楼上呢，传来了收音机震天价响的噪音。
气鼓鼓地跑上楼，发现次子正坐在电脑旁，全神贯注地敲打着键盘。
我生气地数落他的“罪状”，数数数，数着数着，连过去的旧账也一并翻了出来，婆婆妈妈、唠唠叨叨，彻底忘记了被我数落着的这个孩子已经成年而且站起来时比我足足高了三尺余。
静静地听着、听着，他的脸，突然闪出了一种痛苦的表情，像一只受伤的犬。
次日，长子对我说道：
“妈妈，弟弟已经长大了，您不应该为了这些芝麻绿豆的小事而责备他，您应该设法找出让他心烦的原因呀！”
寥寥数语，醍醐灌顶。
身为父母的，常常忘记一个基本的事实：孩子会长大、孩子已长大。我们老是高高在上地摆出长者的姿态，而这一摆，有时可能便摆上长长的半个世纪而不自觉。
实际上，我们应该和孩子一起成长，我们应该随着他们的需要而改变自己的教育方式。一个两岁的孩子，将吃喝一半的食物随意丢在桌上而走开，他需要的是父母耐心的教导；一名十二岁的孩子做同样的事情，父母便得好好地骂一骂了，然而，当一名二十一岁的孩子犯上这个错误时，他需要的，不是教导、不是斥责、不是提醒，而是理解与宽容。在他疏忽行事的背后，肯定有着需要我们深入去了解的内在原因、有着需要我们伸出援手以共同解决的问题。一开口便不分青红皂白地骂，不但于事无补，还会使亲子关系蒙上重重阴影。
事后，经过详谈，果然发现了次子当日的确有个难解的心结，结果便因心不在焉而出现了有异于常的行为。
从上述事件，我发现了为人父母者常犯的另一个毛病是：我们惯于指责而吝于赞美。
性好整洁的次子做事一向秩序井然，自个儿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衣服鞋袜，永远各就各位。家里哪儿东西凌乱，他总自动自发地整理；哪儿有蚊虫蚂蚁的踪迹，他总不嫌麻烦地大事歼灭。我把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的，从来不曾美言称赞，然而，一旦出现状况，便理直气壮地大发雷霆。
我执教鞭，常常有机会与学生家长接触。我发现两代间的冲突常常源于父母没有与孩子一起成长。孩子的胃是饱的，身子是暖和的，可是，他们胸腔里已经茁壮成长的那颗心，却仍然被父母看成是襁褓期间的婴儿心。父母为了浮在生活表面许许多多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喋喋不休，却不知道青春期的少男少女真正需要的是贴心的关爱。这种情形，就好像看到黑烟从车里冒出时，不去探究车子冒烟的内在原因，反而啰啰唆唆地嫌黑烟污染空气、嫌黑烟有碍瞻观，全然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
生活，是一条长长的跑道，当孩子比我们矮了一大截时，我们是孩子的教练，指导他们正确的跑姿、指引他们正确的跑向；可是，有一天，当他们与我们高与肩齐时，我们便得与他们并肩而跑了。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及早赢取孩子永远的尊敬。
● 尤今
天地有大美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是庄子在《知北遊》篇说的。蒋勋新书用了前面五个字作书名。
有一个分辨真假钻石的说法。一个人从小到大接触的都是真钻石，长大了把一堆真假钻石摆在面前，他可以不假思索地把真假分开。因为从小接触了真东西，耳濡目染之下辨识能力成了直觉本能。
多看多接触正是培养美感的一个方法。新世代新精神特质就是爱美——美比生命还大（larger than life）。
从商业包装到精神修炼都是在追求“美”，不同的是手段，前者强调有外就有内（结果只有外），后者认为有内就有外（结果忽略了外），完美的应该是内外同修。
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在的美，要看到接触到才能培养出美感，发扬活着的美学。蒋勋的新书从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谈美和美感，比从哲学角度或艺术理论分析美感经验，更能说明美的感受无处不在。
去年有一本书《汉宝德谈美》谈美感教育，提出“美感教育的第一步是张看眼睛”。忙碌的人有时过马路都不张眼，更别说打开心灵视野。
12月到农历新年是新加坡最好感受美感的季节。这个时候张开眼睛收获一定不少。
从圣诞节到农历新年，街道张灯结彩，购物中心橱窗以致银行邮政局都布置得喜气洋洋。喜气总离美不会太远，因为当中蕴含了相信美好的心情，还有积极奋发的生命力。
这段时间也是新加坡时雨时晴，气候落差比较强烈的季节。灰天微雨使热带岛国有早秋的写意；雨后阳光，建筑物和柏油路被打得发亮，树影斑斑衬得南洋情调特别浓艳娇媚。
而人，紧张忙碌的新加坡人沾上了不同程度的festive mood。虽然是商业宣传催生出来的节日气氛，但是长周末假期打散了日常忙碌的节奏，慢下来让自己记得要对身边的人包括自己好一点，这是生活中的“大美”。
美就美，干吗还分大小？《汉宝德谈美》作者提醒大家，光是感官愉悦只是“美”，“结合了真与善而形成的至美状态”是“大美”。
家居布置得美丽，人看了开心住得舒服，那是“小美”。那份使家人住得安稳，客人坐得自在的心意，就有了“大美”的光泽。
美本身无价，也不用花钱。你对身边的人体贴包容些，对陌生的人善意耐心些，世界就这样一点点的美丽起来。
蒋勋在新书里写到——宋代绘画里的亭子总设计在景观最好的地方。“因为这个亭子表示说：你人生到了最美的地方，应该停一停，如果不停下来就看不到美”。
有些人，包括笔者常抱怨岛国不够美丽。风景看多了，发现要发觉美，追根究底是一颗追求美的心灵，还有成就美的行动力（愿意慢下来）。
生活在其中，我们是不是视这座花园城市为不见，只在人家门口停驻看风景，却忘了停下匆忙的步伐欣赏自家庭院也有的树影花香。
写这篇文章时，心情放假，思绪随性。在这个新旧要交棒的时刻，我们慢下来吧。这篇专栏就让笔者随便扯过去吧。
希望你发现美丽。
● 赵琬仪
电邮: www.mytissue.com
有一个分辨真假钻石的说法。一个人从小到大接触的都是真钻石，长大了把一堆真假钻石摆在面前，他可以不假思索地把真假分开。因为从小接触了真东西，耳濡目染之下辨识能力成了直觉本能。
多看多接触正是培养美感的一个方法。新世代新精神特质就是爱美——美比生命还大（larger than life）。
从商业包装到精神修炼都是在追求“美”，不同的是手段，前者强调有外就有内（结果只有外），后者认为有内就有外（结果忽略了外），完美的应该是内外同修。
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在的美，要看到接触到才能培养出美感，发扬活着的美学。蒋勋的新书从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谈美和美感，比从哲学角度或艺术理论分析美感经验，更能说明美的感受无处不在。
去年有一本书《汉宝德谈美》谈美感教育，提出“美感教育的第一步是张看眼睛”。忙碌的人有时过马路都不张眼，更别说打开心灵视野。
12月到农历新年是新加坡最好感受美感的季节。这个时候张开眼睛收获一定不少。
从圣诞节到农历新年，街道张灯结彩，购物中心橱窗以致银行邮政局都布置得喜气洋洋。喜气总离美不会太远，因为当中蕴含了相信美好的心情，还有积极奋发的生命力。
这段时间也是新加坡时雨时晴，气候落差比较强烈的季节。灰天微雨使热带岛国有早秋的写意；雨后阳光，建筑物和柏油路被打得发亮，树影斑斑衬得南洋情调特别浓艳娇媚。
而人，紧张忙碌的新加坡人沾上了不同程度的festive mood。虽然是商业宣传催生出来的节日气氛，但是长周末假期打散了日常忙碌的节奏，慢下来让自己记得要对身边的人包括自己好一点，这是生活中的“大美”。
美就美，干吗还分大小？《汉宝德谈美》作者提醒大家，光是感官愉悦只是“美”，“结合了真与善而形成的至美状态”是“大美”。
家居布置得美丽，人看了开心住得舒服，那是“小美”。那份使家人住得安稳，客人坐得自在的心意，就有了“大美”的光泽。
美本身无价，也不用花钱。你对身边的人体贴包容些，对陌生的人善意耐心些，世界就这样一点点的美丽起来。
蒋勋在新书里写到——宋代绘画里的亭子总设计在景观最好的地方。“因为这个亭子表示说：你人生到了最美的地方，应该停一停，如果不停下来就看不到美”。
有些人，包括笔者常抱怨岛国不够美丽。风景看多了，发现要发觉美，追根究底是一颗追求美的心灵，还有成就美的行动力（愿意慢下来）。
生活在其中，我们是不是视这座花园城市为不见，只在人家门口停驻看风景，却忘了停下匆忙的步伐欣赏自家庭院也有的树影花香。
写这篇文章时，心情放假，思绪随性。在这个新旧要交棒的时刻，我们慢下来吧。这篇专栏就让笔者随便扯过去吧。
希望你发现美丽。
● 赵琬仪
电邮: www.mytissue.com
Wednesday, December 14, 2005
全球化真有那么好吗？
近几年我们也常说全球化，但对其实质性，我们是否有作过深入的探讨呢？它真的是那么完美无缺吗？真的是好到不容置疑、可以毫无条件全盘接受？或者是，我们自以为有能力去应付它所带来的冲击？就像吃有毒的河豚那样，可以啖其美肉而避其剧毒，设法吸收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却又绕过误区，避开一些似是而非的漏洞和陷阱？
老百姓对全球化的认识过于片面，或将它与现代化混淆倒还能理解。我曾经听说过，只要全世界的飞机都能停在我们够大的机场上，那就是全球化了。再说，所谓的全球化不就是接上全球网络吗？不就是学术与高科技的友善交换吗？不就是我们更多设施能提升到国际认可的水平，或者把经济项目尽量挤到前面去吗？
西方强调个人
纽约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张旭东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里指出：西方提出的全球化基本上可理解为一种普遍主义，这其中当然具有其本身的政治本体论，但它最为有利和最擅长的形式，并非具体的或带有关联的辩证思维，而是一种抽象的、割裂的、反本质及反文化的思维。它强调一种个人的原子式，它不强调浪漫的或地域性的内容；不强调社区与传统；不强调文化认同；而强调每个人都是原子，也因此采用了普遍性，拥有共同的公约性来作为支持点。
从上述论点，我们已可以模拟出一个全球化的人物典型：一位市场专才，只认同自己个人的价值观，完全不在乎自己原来的文化属性或任何其他文化传统。生活原则只讲实际利益，并以自身利益作为一切决策的依据。也许，他坐的就是头等舱，膝上是卫星网络，财产也能方便地任意挪移，但谁有钱谁就能当他的老板，哪处有利可图就往哪处靠过去。
这例子值得深思。因为它可以是一个人物，也可以是一个社会，甚至可以是一个国家。
人人价值有异，这种多元性应该得到尊重。对生命和宇宙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让基督教徒、回教徒、佛教徒去开个国际会议，大家限定一段长短相同的时间发言，那可以，说完大家承认说过的内容也就好了。根据这些认同，就能组织出一些人类价值的共同点。但要求真正大同是奢望，至少在短期的未来都无法实现。
不同的宗教、政治、经济与亲属制度组成每个地方的一体性和总体特征，这使到不同的人类群体能够生活在自己的宇宙观模式里。这些观念对群体的衣食住行、工作与娱乐、生产与消费、道德实践与伦常仪式，都有微妙的反射作用。时至今日，人类在步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其实也有自身价值观上某种程度的磨损。这是事实。但东方有个古老智慧叫做“变通”，“变则通，通则灵”，这个“变”跟西方的“change”是不同的，它其中还融入适合自己需要的过滤及应对方式，以维持“天（主流政治）、地（自然环境）、人（社会生活）的始终和谐。
中、印对全球化进行反思
这样的“变通”，其中包含着社会自身的觉悟、衡量、选择和决定。这也是为什么在“全球化时代”的语境里，最容易受到误导的是一些文化与传统薄弱的社会。至于中国与印度这两大文明古国，虽然也以本身能适应的方式步向现代化，但步伐却是谨慎的，而且也没忘记对全球化实质提出适当的质疑。这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文化底子深厚，比文化与传统薄弱的国家更有能力就全球化问题进行反思。
美国文博大学政治系副教授于滨在谈及全球化时说：“美国人现在谈起（全球化）已不如数年前那样一往情深了，他们也在对全球化的利弊得失进行检讨和反思。事实已经证明：全球化并不等于现代化。全球化仅仅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实现现代化可能性的某些必要机会，但并不能保证现代化的必然实现。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与国际体系‘接轨’的也不在少数，然而经过一段努力达到‘准’现代化的毕竟少之又少。”
不是没有可鉴的前车，问题是我们有没有鉴的能力。表面上我国似乎一派洋化，但其实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也未必如此悲观，只要细心分析我国的群体价值观就会发现，新加坡肯定仍拥有自己的专属文化价值。或许我们这方面该努力再做些论析、界定和归纳的工作，但我们绝对不是真空。
不过，在自己文化价值尚未完全成熟、抵御能力尚弱的时候就无条件接纳西方那套带有经济剥削居心的全球化论调，甚至呼之应之，那会不会更容易迷失自己呢？
● 吴韦材 ·作者是旅居北京的本地写作人
老百姓对全球化的认识过于片面，或将它与现代化混淆倒还能理解。我曾经听说过，只要全世界的飞机都能停在我们够大的机场上，那就是全球化了。再说，所谓的全球化不就是接上全球网络吗？不就是学术与高科技的友善交换吗？不就是我们更多设施能提升到国际认可的水平，或者把经济项目尽量挤到前面去吗？
西方强调个人
纽约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张旭东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里指出：西方提出的全球化基本上可理解为一种普遍主义，这其中当然具有其本身的政治本体论，但它最为有利和最擅长的形式，并非具体的或带有关联的辩证思维，而是一种抽象的、割裂的、反本质及反文化的思维。它强调一种个人的原子式，它不强调浪漫的或地域性的内容；不强调社区与传统；不强调文化认同；而强调每个人都是原子，也因此采用了普遍性，拥有共同的公约性来作为支持点。
从上述论点，我们已可以模拟出一个全球化的人物典型：一位市场专才，只认同自己个人的价值观，完全不在乎自己原来的文化属性或任何其他文化传统。生活原则只讲实际利益，并以自身利益作为一切决策的依据。也许，他坐的就是头等舱，膝上是卫星网络，财产也能方便地任意挪移，但谁有钱谁就能当他的老板，哪处有利可图就往哪处靠过去。
这例子值得深思。因为它可以是一个人物，也可以是一个社会，甚至可以是一个国家。
人人价值有异，这种多元性应该得到尊重。对生命和宇宙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让基督教徒、回教徒、佛教徒去开个国际会议，大家限定一段长短相同的时间发言，那可以，说完大家承认说过的内容也就好了。根据这些认同，就能组织出一些人类价值的共同点。但要求真正大同是奢望，至少在短期的未来都无法实现。
不同的宗教、政治、经济与亲属制度组成每个地方的一体性和总体特征，这使到不同的人类群体能够生活在自己的宇宙观模式里。这些观念对群体的衣食住行、工作与娱乐、生产与消费、道德实践与伦常仪式，都有微妙的反射作用。时至今日，人类在步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其实也有自身价值观上某种程度的磨损。这是事实。但东方有个古老智慧叫做“变通”，“变则通，通则灵”，这个“变”跟西方的“change”是不同的，它其中还融入适合自己需要的过滤及应对方式，以维持“天（主流政治）、地（自然环境）、人（社会生活）的始终和谐。
中、印对全球化进行反思
这样的“变通”，其中包含着社会自身的觉悟、衡量、选择和决定。这也是为什么在“全球化时代”的语境里，最容易受到误导的是一些文化与传统薄弱的社会。至于中国与印度这两大文明古国，虽然也以本身能适应的方式步向现代化，但步伐却是谨慎的，而且也没忘记对全球化实质提出适当的质疑。这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文化底子深厚，比文化与传统薄弱的国家更有能力就全球化问题进行反思。
美国文博大学政治系副教授于滨在谈及全球化时说：“美国人现在谈起（全球化）已不如数年前那样一往情深了，他们也在对全球化的利弊得失进行检讨和反思。事实已经证明：全球化并不等于现代化。全球化仅仅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实现现代化可能性的某些必要机会，但并不能保证现代化的必然实现。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与国际体系‘接轨’的也不在少数，然而经过一段努力达到‘准’现代化的毕竟少之又少。”
不是没有可鉴的前车，问题是我们有没有鉴的能力。表面上我国似乎一派洋化，但其实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也未必如此悲观，只要细心分析我国的群体价值观就会发现，新加坡肯定仍拥有自己的专属文化价值。或许我们这方面该努力再做些论析、界定和归纳的工作，但我们绝对不是真空。
不过，在自己文化价值尚未完全成熟、抵御能力尚弱的时候就无条件接纳西方那套带有经济剥削居心的全球化论调，甚至呼之应之，那会不会更容易迷失自己呢？
● 吴韦材 ·作者是旅居北京的本地写作人
‘七月流火’越来越‘火’
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咬文嚼字》创刊已经10周年了。该刊自创办以来，一直收到批评用“七月流火”表示天热的稿件，可是，一篇也没有用过。原因何在？
“七月流火”出自《诗经·豳风·七月》，是交代时序变化的，意思是：夏历七月大火星渐渐西下，到了暑往寒来的时候了。可是，现在许多人用它极言盛夏酷热，结果招来许多批评。然而，形容盛夏酷热的“七月流火”依然大行其时，而且越来越火。原因何在？
今年7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向到访的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一行致欢迎词时，一开头就说了句：“七月流火，但充满热情的岂止是天气。”校长先生用“七月流火”是想借以烘托人大师生接待贵宾之热情。
贵为大学校长，又是研究国学的，他这么一用，可谓火上加油。一个本来就有争议的用法，经高端应用，全球报道，立刻引发一场火热的讨论。
“百家会诊”讨论“七月流火”
《咬文嚼字》有个专栏叫“百家会诊”，编者早在今春就预告了“候诊”对象——“用‘七月流火’形容盛夏的酷热对吗？”“会诊”文章排在11月份的刊物上发表。编者说，此次会诊，参加讨论的来稿是近来最多的，原因跟纪宝成引发的争论有关。
“会诊”专栏共发表七篇文章，三篇反对用“七月流火”形容盛夏酷热，四篇表示赞成。反对者无不引经据典，结论是“七月”是夏历七月，天气要转凉了，不是公历七月，天气热得要命，所以“七月流火”并不热，怎能望文生义地用来形容盛夏酷热呢？赞成者则多角度地加以论证，分析“七月流火”之所以越来越火的原因。
张怡春认为“七月流火”是借形词，用的已经不是它在《诗经》中的本义了。他认为“七月流火”已经“变身”，舍其本义而借其词形，正可形象地描绘出暑热难耐的情形，言简意赅，恰到好处。反之，如果不翻新其语义，那么这个濒临死亡的词语就很难进入现代人的语用范围了，它将成为“死词”。借形，焕发了“七月流火”的新生命。要我说，这是语言用户让它起死回生，并给了它第二春。谁不喜欢能有第二春啊？
“会诊”者宋桂奇说，用“七月流火”表示天气炎热，是个“美丽的误会”。一是“形不变而义变的成语非常多”，如“出尔反尔”、“文质彬彬”等。二是变化后的“七月流火”通俗易懂、形象生动，望文生义正好开启读者想像之门，从字面就能感受到烈日当空，热浪如火。要我说，因误会而变得美丽，夫复何求！
第三位“会诊”者王国锋主要分析了“七月流火”之所以“火”的原因。第一，从构词角度来说，它与语汇发展的规律相符。“一种语言的词汇绝不应该视为一堆现成的、静止的材料。且不说新的词和词形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只要语言存活于人民的口中，它的词汇就是造词能力连续创造和再创造的产品。”（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语）如今的“七月流火”，正是对旧词的再创造，是对语言资源的开发。既能推陈出新，丰富词汇，又可减轻学习者的负担，一举两得。
其次，从接受的角度看，如今的“七月流火”能让大多数人无障碍接受。“七月流火”点明酷热的时间，塑造酷热的形象，语简义丰，易懂好用。让老词服务于今天的大众，它才能走得更远用得更火。要我说，这是“老树春深更着花”，在人们的语文生活中平添了一道风景。
辞典不收“七月流火”
第四位“会诊”者是顾黎明。他说“七月流火”有两义：天凉和天热。但是这些年来，他“上下求索”，讲天气转凉的只找到一例。如果没有特别说明，人们只会觉得“七月”热，不会觉得“七月”凉。所以“七月流火”不可能回到从前表示“天气转凉”的意义上去了。要我说，既然回头已不可能，那就只有大胆地向前走了。
“七月流火”在人们的语文生活中“火”成一片，可是在辞书中难觅踪迹。因此顾黎明建议词典收入“七月流火”，并将表示天气炎热的之义列入，以免有人继续犯以古匡今的错误。
编者对“会诊”的总结回答了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他们坚持不刊登那些批评以“七月流火”来表示天热的稿件，一是因为这种用法给了传统的“七月流火”新的生命，人们很难找出比它更鲜明更生动的形容天气炎热的表达方式了。二是因为在当前的语用实际中，以“七月流火”表示天气转凉的语例几乎为零。
编者还注意到，用“七月流火”表示天气炎热已经具有类推能产性了，如“五月流火”“六月流火”“九月流火”，笔者则看过“八月流火”。编者呼吁语言用户应当把眼界放宽些，他们对语文工具书未能及时将“七月流火”的新用法收录，表示遗憾。
（本文系据《咬文嚼字》2005年第11期“百家会诊”专栏文章综合改写而成，谨此声明，并向原作者和编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 汪惠迪 ·作者是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语文顾问，定居香港。
“七月流火”出自《诗经·豳风·七月》，是交代时序变化的，意思是：夏历七月大火星渐渐西下，到了暑往寒来的时候了。可是，现在许多人用它极言盛夏酷热，结果招来许多批评。然而，形容盛夏酷热的“七月流火”依然大行其时，而且越来越火。原因何在？
今年7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向到访的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一行致欢迎词时，一开头就说了句：“七月流火，但充满热情的岂止是天气。”校长先生用“七月流火”是想借以烘托人大师生接待贵宾之热情。
贵为大学校长，又是研究国学的，他这么一用，可谓火上加油。一个本来就有争议的用法，经高端应用，全球报道，立刻引发一场火热的讨论。
“百家会诊”讨论“七月流火”
《咬文嚼字》有个专栏叫“百家会诊”，编者早在今春就预告了“候诊”对象——“用‘七月流火’形容盛夏的酷热对吗？”“会诊”文章排在11月份的刊物上发表。编者说，此次会诊，参加讨论的来稿是近来最多的，原因跟纪宝成引发的争论有关。
“会诊”专栏共发表七篇文章，三篇反对用“七月流火”形容盛夏酷热，四篇表示赞成。反对者无不引经据典，结论是“七月”是夏历七月，天气要转凉了，不是公历七月，天气热得要命，所以“七月流火”并不热，怎能望文生义地用来形容盛夏酷热呢？赞成者则多角度地加以论证，分析“七月流火”之所以越来越火的原因。
张怡春认为“七月流火”是借形词，用的已经不是它在《诗经》中的本义了。他认为“七月流火”已经“变身”，舍其本义而借其词形，正可形象地描绘出暑热难耐的情形，言简意赅，恰到好处。反之，如果不翻新其语义，那么这个濒临死亡的词语就很难进入现代人的语用范围了，它将成为“死词”。借形，焕发了“七月流火”的新生命。要我说，这是语言用户让它起死回生，并给了它第二春。谁不喜欢能有第二春啊？
“会诊”者宋桂奇说，用“七月流火”表示天气炎热，是个“美丽的误会”。一是“形不变而义变的成语非常多”，如“出尔反尔”、“文质彬彬”等。二是变化后的“七月流火”通俗易懂、形象生动，望文生义正好开启读者想像之门，从字面就能感受到烈日当空，热浪如火。要我说，因误会而变得美丽，夫复何求！
第三位“会诊”者王国锋主要分析了“七月流火”之所以“火”的原因。第一，从构词角度来说，它与语汇发展的规律相符。“一种语言的词汇绝不应该视为一堆现成的、静止的材料。且不说新的词和词形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只要语言存活于人民的口中，它的词汇就是造词能力连续创造和再创造的产品。”（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语）如今的“七月流火”，正是对旧词的再创造，是对语言资源的开发。既能推陈出新，丰富词汇，又可减轻学习者的负担，一举两得。
其次，从接受的角度看，如今的“七月流火”能让大多数人无障碍接受。“七月流火”点明酷热的时间，塑造酷热的形象，语简义丰，易懂好用。让老词服务于今天的大众，它才能走得更远用得更火。要我说，这是“老树春深更着花”，在人们的语文生活中平添了一道风景。
辞典不收“七月流火”
第四位“会诊”者是顾黎明。他说“七月流火”有两义：天凉和天热。但是这些年来，他“上下求索”，讲天气转凉的只找到一例。如果没有特别说明，人们只会觉得“七月”热，不会觉得“七月”凉。所以“七月流火”不可能回到从前表示“天气转凉”的意义上去了。要我说，既然回头已不可能，那就只有大胆地向前走了。
“七月流火”在人们的语文生活中“火”成一片，可是在辞书中难觅踪迹。因此顾黎明建议词典收入“七月流火”，并将表示天气炎热的之义列入，以免有人继续犯以古匡今的错误。
编者对“会诊”的总结回答了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他们坚持不刊登那些批评以“七月流火”来表示天热的稿件，一是因为这种用法给了传统的“七月流火”新的生命，人们很难找出比它更鲜明更生动的形容天气炎热的表达方式了。二是因为在当前的语用实际中，以“七月流火”表示天气转凉的语例几乎为零。
编者还注意到，用“七月流火”表示天气炎热已经具有类推能产性了，如“五月流火”“六月流火”“九月流火”，笔者则看过“八月流火”。编者呼吁语言用户应当把眼界放宽些，他们对语文工具书未能及时将“七月流火”的新用法收录，表示遗憾。
（本文系据《咬文嚼字》2005年第11期“百家会诊”专栏文章综合改写而成，谨此声明，并向原作者和编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 汪惠迪 ·作者是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语文顾问，定居香港。
Monday, December 12, 2005
防别的锅里还有这种米
半年了，我们的话题还是绕不开NKF。其实，NKF本身或者它的前总裁未来的具体情况如何，已经不是我最关心的项目了。因为现在审计公司马上要公布结果，如果它有任何发现，当局会有后续行动，而NKF的临时执行委员会在“清理门户”之际，也已在改变现行做法和计划未来。
真正让人担忧的，是NKF事件所折射出来的许多现象。翻查旧报纸，上个世纪90年代也有人指NKF用钱有问题，杜莱出国时乘坐头等舱，作出这样评论的包括NKF的前义工。不过事件总是以杜莱起诉人诽谤，遭到起诉者后来道歉赔偿、庭外和解告终。
而上个星期，行动党前国会议员吴俊刚在报上的一篇《NKF式的形象工程》，披露他在当国会议员期间即因要协助患有肾脏病选民而同NKF打过交道，对NKF有所体会的情况。为什么就连执政党议员在隐隐感觉问题存在时，也只能“暗中劝导基层组织和中元会，不需要再那么落力为NKF筹款”？
NKF的问题，真的只是因为上一任NKF执行理事长只手遮天似的管理方式？那么，到底是怎样的社会条件容许只手遮天的情况出现和存在了这么长的时日？是执行委员会没有发挥好监管的作用？现在我们看，其他公营或非牟利机构该有的管理机制，出事前的NKF对外发言时也不是没有公布过——有专业知识、有威信、有社会地位的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世界著名的审计公司负责审计等等。事实上，NKF过去在受到外界批评的时候，也都搬出一套套存在的监管机制理直气壮地驳斥，让许多人哑口无言。那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许文远说，“如果我们一切由一个人控制，执委会又不监督，这人又有一定的领袖魅力，员工都把他当神那么崇拜，没有人愿意揭发内情，外人很难发现有何不妥”。
这当中不只是崇拜，而应该还有很缜密、庞大的体制运作，也有很实际的利益牵扯其中吧。我们的社会里，提出质疑者往往被怀疑有所企图，而社会倾向相信的是已经建立起形象的权威者。好像信任才是美德，质疑就是罪过。要揭发，等于要和一个庞大的，外表看来完美无暇，而且道德高尚的体制对抗。揭发需要清醒，需要勇气之外，前车可鉴，揭发者恐怕还要考虑自己是否有雄厚的资金背景。
NKF的事件最终会过去。现在政府有坚定的政治意志，也有政治压力，要使事情水落石出。不过，我们不能停止问的是很多“为什么”。
这些问题不止于NKF而已。我们需要问的，是我们的社会生态里，这样的事件为什么有机会发生。如果是一些与整个社会生态有关的更深层的原因，它昨天发生在NKF，那同样的，这锅米要在其他机构里蒸煮成饭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岛国廉正的信誉来之不易，经不起更多NKF事件的重演，发生公众看到的外表只是糖衣，往深层看时发现腐化的情况。公开与透明很重要，一个什么样的机构需要做什么样的事情的认识很重要。我们需要更多地讨论超越NKF的课题，包括怎样进行有效的监督。NKF有的监管机制，倒过来看，其他非牟利机构，包括接受许多公众捐款的慈善机构，还有使用公帑的机构也都有。但是要怎样建立信心，让大家都相信每一分钱都花在实际合乎公众利益的事情上？坐在那些管理委员会的成员、监管的机构，能够不碍于任何情面、不顾虑自己的利益受到影响，都像许文远所说的，“不必客气”，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 李慧玲
真正让人担忧的，是NKF事件所折射出来的许多现象。翻查旧报纸，上个世纪90年代也有人指NKF用钱有问题，杜莱出国时乘坐头等舱，作出这样评论的包括NKF的前义工。不过事件总是以杜莱起诉人诽谤，遭到起诉者后来道歉赔偿、庭外和解告终。
而上个星期，行动党前国会议员吴俊刚在报上的一篇《NKF式的形象工程》，披露他在当国会议员期间即因要协助患有肾脏病选民而同NKF打过交道，对NKF有所体会的情况。为什么就连执政党议员在隐隐感觉问题存在时，也只能“暗中劝导基层组织和中元会，不需要再那么落力为NKF筹款”？
NKF的问题，真的只是因为上一任NKF执行理事长只手遮天似的管理方式？那么，到底是怎样的社会条件容许只手遮天的情况出现和存在了这么长的时日？是执行委员会没有发挥好监管的作用？现在我们看，其他公营或非牟利机构该有的管理机制，出事前的NKF对外发言时也不是没有公布过——有专业知识、有威信、有社会地位的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世界著名的审计公司负责审计等等。事实上，NKF过去在受到外界批评的时候，也都搬出一套套存在的监管机制理直气壮地驳斥，让许多人哑口无言。那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许文远说，“如果我们一切由一个人控制，执委会又不监督，这人又有一定的领袖魅力，员工都把他当神那么崇拜，没有人愿意揭发内情，外人很难发现有何不妥”。
这当中不只是崇拜，而应该还有很缜密、庞大的体制运作，也有很实际的利益牵扯其中吧。我们的社会里，提出质疑者往往被怀疑有所企图，而社会倾向相信的是已经建立起形象的权威者。好像信任才是美德，质疑就是罪过。要揭发，等于要和一个庞大的，外表看来完美无暇，而且道德高尚的体制对抗。揭发需要清醒，需要勇气之外，前车可鉴，揭发者恐怕还要考虑自己是否有雄厚的资金背景。
NKF的事件最终会过去。现在政府有坚定的政治意志，也有政治压力，要使事情水落石出。不过，我们不能停止问的是很多“为什么”。
这些问题不止于NKF而已。我们需要问的，是我们的社会生态里，这样的事件为什么有机会发生。如果是一些与整个社会生态有关的更深层的原因，它昨天发生在NKF，那同样的，这锅米要在其他机构里蒸煮成饭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岛国廉正的信誉来之不易，经不起更多NKF事件的重演，发生公众看到的外表只是糖衣，往深层看时发现腐化的情况。公开与透明很重要，一个什么样的机构需要做什么样的事情的认识很重要。我们需要更多地讨论超越NKF的课题，包括怎样进行有效的监督。NKF有的监管机制，倒过来看，其他非牟利机构，包括接受许多公众捐款的慈善机构，还有使用公帑的机构也都有。但是要怎样建立信心，让大家都相信每一分钱都花在实际合乎公众利益的事情上？坐在那些管理委员会的成员、监管的机构，能够不碍于任何情面、不顾虑自己的利益受到影响，都像许文远所说的，“不必客气”，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 李慧玲
序 - 百年思索
在台湾，我大概一年只做一次演讲。今天之所以愿意来跟法学院的同学谈谈人文素养的必要，主要是由於看到台湾解严以来变成如此政治淹盖一切的一个社会，而我又当然不能不注意到，要领导台湾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政治人物里有相当高的比例来自这个法学院。总统候选人也好，中央民意代表也好，不知道有多少是来自台大政治系、法律系，再不然就是农经系，是不是？（笑声）
但是今天的题目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政治人」＿＿要有什麽样的人文素养。为什麽不是「政治人物」呢？因为对今天已经是四十岁以上的人要求他们有人文素养，是太晚了一点，今天面对的你们大概二十岁；在二十五年之後，你们之中今天在座的，也许就有四个人要变成总统候选人。那麽，我来的原因很明白：你们将来很可能影响社会。但是昨天我听到另一个说法。我的一个好朋友说，「你确实应该去台大法学院讲人文素养，因为这个地方出产最多危害社会的人。」（笑声）二十五年之後，当你们之中的诸君变成社会的领导人时，我才七十二岁，我还要被你们领导，受你们影响。所以「先下手为强」，今天先来影响你们。（笑声）
我们为什麽要关心今天的政治人，明天的政治人物？因为他们掌有权力，他将决定一个社会的走向，所以我们这些可能被他决定大半命运的人，最殷切的期望就是，你这个权力在手的人，拜托，请务必培养价值判断的能力。你必须知道什麽叫做「价值」，你必须知道如何做「判断」。
我今天完全不想涉及任何的现实政治，让我们远离政治一天。今天所要跟你们共同思索的是：我们如何对一个现象形成判断，尤其是在一个众说纷纭、真假不分的时代里。二十五年之後，你们之中的某个人也许必须决定：你是不是应该强迫像钱穆这样的国学大师搬出他住了很久的素书楼；你也许要决定，在「五四」一○五周年的那一天，你要做什麽样的谈话来回顾历史？二十五年之後，你也许要决定，到底日本跟中国跟台湾的关系，战争的罪责和现代化的矛盾，应该怎麽样去看？二十五年後的今天，也许你们也要决定到底台湾和中国应该是什麽样的关系？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历史发展上，又处在什麽地位？甚至於，西方跟东方的文明，他们之间全新的交错点应该在哪里？二十五年之後，你们要面对这些我们没有解决的旧问题，加上我们现在也许无能设想的新的问题，而且你们要带着这个社会走向新的方向。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共同思索是一个走向未来的小小预备。
人文是什麽呢？我们可以暂时接受一个非常粗略的分法，就是「文」「史」「哲」，叁个大方向。先谈谈文学，指的是最广义的文学，包括文学、艺术、美学，广义的美学。
文学---------白杨树的湖中倒影
为什麽需要文学？了解文学、接近文学，对我们形成价值判断有什麽关系？如果说，文学有一百种所谓「功能」而我必须选择一种最重要的，我的答案是：德文有一个很精确的说法，macht sichtbar，意思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在我自己的体认中，这就是文学跟艺术的最重要、最实质、最核心的一个作用。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代人熟不熟悉鲁迅的小说？他的作品对我们这一代人是禁书。没有读过鲁迅的请举一下手？（约有一半人举手）鲁迅的短篇《药》，讲的是一户人家的孩子生了痨病。民间的迷信是，馒头沾了鲜血给孩子吃，他的病就会好。或者说《祝福》里的祥林嫂；祥林嫂是一个唠唠叨叨的近乎疯狂的女人，她的孩子给狼叼走了。
让我们假想，如果你我是生活在鲁迅所描写的那个村子里头的人，那麽我们看见的，理解的，会是什麽呢？祥林嫂，不过就是一个让我们视而不见或者绕道而行的疯子。而在《药》里，我们本身可能就是那一大早去买馒头，等看人砍头的父亲或母亲，就等着要把那个馒头泡在血里，来养自己的孩子。再不然，我们就是那小村子里头最大的知识份仔，一个口齿不清的秀才，大不了对农民的迷信表达一点不满。
但是透过作家的眼光，我们和村子里的人生就有了艺术的距离。在《药》里头，你不仅只看见愚昧，你同时也看见愚昧後面人的生存状态，看见人的生存状态中不可动摇的无可奈何与悲伤。在《祝福》里头，你不仅只看见贫穷粗鄙，你同时看见贫穷下面「人」作为一种原型最值得尊敬的痛苦。文学，使你「看见」。
我想作家也分成叁种吧！坏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伟大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这是叁个不同层次。
文学与艺术使我们看见现实背面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在这种现实里，除了理性的深刻以外，还有直觉的对「美」的顿悟。美，也是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
谁……能够完整的背出一阕词？讲我最喜欢的词人苏东坡好了。谁今天晚上愿意为我们朗诵《江城子》？（骚动、犹豫，一男学生□腆地站起来，开始背诵）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学生忘词，支吾片刻，一位白发老先生朗声接下：「明月夜，短松岗。」热烈掌声）
你说这短短七十个字，它带给我们什麽？它对我们的价值判断有什麽作用？你说没有，也不过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欲言又止的文字，文字里幽渺的意象，意象所激起的朦胧的感觉，使你停下来叹一口气，使你突然看向窗外倏然灭掉的路灯，使你久久地坐在黑暗里，让孤独笼罩，与隐藏最深的自己素面相对。
但是它的作用是什麽呢？如果鲁迅的小说使你看见了现实背後的纵深，那麽，一首动人，深刻的诗，我想，它提供了一种「空」的可能，「空」相对於「实」。空，是另一种现实。我们平常看不见的、更贴近存在本质的现实。
假想有一个湖，湖里当然有水，湖岸上有一排白杨树，这一排白杨树当然是实体的世界，你可以用手去摸，感觉到它树干的凹凸的质地。这就是我们平常理性的现实的世界，但事实上有另外一个世界，我们不称它为「实」，甚至不注意到它的存在。水边的白杨树，不可能没有倒影，只要白杨树长在水边就有倒影。而这个倒影，你摸不到它的树干，而且它那麽虚幻无常：风吹起的时候，或者今天有云，下小雨，或者满月的月光浮动，或者水波如镜面，而使得白杨树的倒影永远以不同的形状，不同的深浅，不同的质感出现，它是破碎的，它是回旋的，它是若有若无的。但是你说，到底岸上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还是水里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然而在生活里，我们通常只活在一个现实里头，就是岸上的白杨树那个层面，手可以摸到、眼睛可以看到的层面，而往往忽略了水里头那个「空」的，那个随时千变万化的，那个与我们的心灵直接观照的倒影的层面。
文学，只不过就是提醒我们：除了岸上的白杨树外，有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更真实存在，就是湖水里头那白杨树的倒影。
哲学--------迷宫中望见星空
哲学是什麽？我们为什麽需要哲学？
欧洲有一种迷宫，是用树篱围成的，非常复杂。你进去了就走不出来。不久前，我还带着我的两个孩子在巴黎迪士尼乐园里走那麽一个迷宫；进去之後，足足有半个小时出不来，但是两个孩子倒是有一种奇怪的动物本能，不知怎麽的就出去了，站在高处看着妈妈在里头转，就是转不出去。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处境，当然是一个迷宫，充满了迷惘和□徨，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出路何在。我们所处的社会，尤其是「解严」後的台湾，价值颠倒混乱，何尝不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迷宫里，每一条路都不知最後通向哪里。
就我个人体认而言，哲学就是，我在绿色的迷宫里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晚上降临，星星出来了，我从迷宫里抬头望上看，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哲学，就是对於星斗的认识，如果你认识了星座，你就有可能走出迷宫，不为眼前障碍所惑，哲学就是你望着星空所发出来的天问。
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读几行《天问》吧。（投影打出）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何阖而晦何开而明角宿未旦曜灵安藏
两千多年以前，屈原站在他绿色的迷宫里，仰望满天星斗，脱口而出这样的问题。他问的是，天为什麽和地上下相合，十二个时辰怎样历志？日月附着在什麽地方，二十八个星宿根据什麽排列，为什麽天门关闭，为夜吗？为什麽天门张开，为昼吗？角宿值夜，天还没有亮，太阳在什麽地方隐藏？
基本上，这是一个叁岁的孩子，眼睛张开第一次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天上这闪亮的碎石子的时候所发出来的疑问，非常原始；因为原始，所以深刻而巨大，所以人，对这样的问题，无可回避。
掌有权力的人，和我们一样在迷宫里头行走，但是权力很容易使他以为自己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路，而且还要带领群众往前走，而事实上，他可能既不知道他站在什麽方位，也不知道这个方位在大格局里有什麽意义；他既不清楚来的走的是哪条路，也搞不明白前面的路往哪里去；他既未发觉自己深处迷宫中，更没发觉，头上就有纵横的星图。这样的人，要来领导我们的社会，实在令人害怕。其实，所谓走出思想的迷宫，走出历史的迷宫，在西方的的历史里头，已经有特定的名词，譬如说，「启蒙」，十八世纪的启蒙。所谓启蒙，不过就是在绿色的迷宫里头，发觉星空的存在，发出天问，思索出路、走出去。对於我，这就是启蒙。
所以，如果说文学使我们看见水里白杨树倒影，那麽哲学，使我们能藉着星光的照亮，摸索的走出迷宫。
史学--------沙漠玫瑰的开放
我把史学放在最後。历史对於价值判断的影响，好像非常清楚。鉴往知来，认识过去才能以测未来，这话都已经说烂了。我不太用成语，所以试试另外一个说法。
一个朋友从以色列来，给我带了一朵沙漠玫瑰。沙漠里没有玻瑰，但是这个植物的名字叫做沙漠玫瑰。拿在手里，是一蓬乾草，真正的枯萎，乾的，死掉的草，这样一把，很难看。但是他要我看说明书；说明书告诉我，这个沙漠玫瑰其实是一种地衣，针叶型，有点像松枝的形状。你把它整个泡在水里，第八天它会完全复活；把水拿掉的话，它又会渐渐乾掉，枯乾如沙。把它再藏个一年两年，然後哪一天再泡在水里，它又会复活。这就是沙漠玫瑰。
好，我就把这个团枯乾的草，用一个大玻璃碗盛着，注满了清水，放在那儿。从那一天开始，我跟我两个宝贝儿子，就每天去探看沙漠玫瑰怎麽样了？第一天去看它，没有动静，还是一把枯草浸在水里头，第二天去看的时候发现，它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已经从里头往外头，稍稍舒展松了，而且有一点绿的感觉，还不是颜色。第叁天再去看，那个绿的模糊的感觉已经实实在在是一种绿的颜色，松枝的绿色，散发出潮湿青苔的气味，虽然边缘还是乾死的。它把自己张开，已经让我们看出了它真有玫瑰形的图案。每一天，它核心的绿意就往外扩展一寸。我们每天给它加清水，到了有一天，那个绿色已经渐渐延伸到它所有的手指，层层舒展开来。
第八天，当我们去看沙漠玫瑰的时候，刚好我们一路邻居也在，他就跟着我们一起到厨房里去看。这一天，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完整的、丰润饱满、复活了的沙漠玫瑰！我们叁个疯狂大叫出声，因为太快乐了，我们看到一朵尽情开放的浓绿的沙漠玫瑰。
这个邻居在旁边很奇怪的说，这一把杂草，你们干嘛呀？我楞住了。
是啊，在他的眼中，它不是玫瑰，它是地衣啊！你说，地衣再美，美到哪里去呢？他看到的就是一把挺难看、气味潮湿的低等植物，搁在一个大碗里；也就是说，他看到的是现象的本身定在那一个时刻，是孤立的，而我们所看到的是现象和现象背後一点一滴的线索，辗转曲折、千丝万缕的来历。
於是，这个东西在我们的价值判断里，它的美是惊天动地的，它的复活过程就是宇宙洪荒初始的惊骇演出。我们能够对它欣赏，只有一个原因；我们知道它的起点在哪里。知不知道这个起点，就形成我们和邻居之间价值判断的南辕北辙。
不必说鉴往知来，我只想告诉你沙漠玫瑰的故事罢了。对於任何东西、现象、目题、人、事件、如果不认识它的过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现在到底代表什麽意义？不理解它的现在，又何从判断它的未来？不认识过去，不理解现在，不能判断未来，你又有什麽资格来做我们的「国家领导人」？
对於历史我是一个非常愚笨的、非常晚熟的学生。四十岁之後，才发觉自己的不足。写「野火」的时候我只看孤立的现象，就是说，沙漠玫瑰放在这里，很丑，我要改变你，因为我要一朵真正芬芳的玫瑰。四十岁之後，发现了历史，知道了沙漠玫瑰一路是怎麽过来的，我的兴趣不再是直接的批评，而在於：你给我一个东西、一个事件、一个现象，我希望知道这个事件在更大的座标里头，横的跟纵的，它到底是在哪一个位置上？在我不知道这个横的跟纵的座标之前，对不起，我不敢对这个事情批判。
了解这一点之後，对於这个社会的教育系统和传播媒体所给你的许许多多所谓的知识，你发现，恐怕有百分之六十都是半真半假的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从小就认为所谓西方文化就是开放的、民主的、讲究个人价值反抗权威的文化，都说西方是自由主义的文化。用自己的脑子去研究一下欧洲史以後，你就大吃一惊：哪有这回事啊？西方文艺复兴之前是一回事，文艺复兴之後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前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後又是一回事。然後你也相信过，什麽叫中国，什麽叫中国国情，就是专制，两千年的专制。你用自己的脑子研究一下中国历史就发现，咦，这也是一个半真半假的陈述。中国是专制的吗？朱元璋之前的中国跟朱元璋之後的中国不是一回事的；雍正乾隆之前的中国，跟雍正乾隆之後的中国又不是一回事的，那麽你说「中国两千年专制」指的是那一段呢？这样的一个斩钉截铁的陈述有什麽意义呢？自己进入历史之後，你纳闷：为什麽这个社会给了你那麽多半真半假的「真理」，而且不告诉你他们是半真半假的东西？
对历史的探索势必要迫使你回头去重读原典，用你现在比较成熟的、参考系比较广阔的眼光。重读原典使我对自己变得苛刻起来。有一个大陆作家在欧洲哪一个国家的餐厅吃饭，一群朋友高高兴兴地吃饭，喝了酒，拍拍屁股就走了。离开餐馆很远了，服务生追出来说：「对不起，你们忘了付帐。」作家就写了一篇文章大大地赞美欧洲人民族性多麽的淳厚，没有人怀疑他们是故意白吃的。要是在咱们中国的话，吃饭忘了付钱人家可能要拿着菜刀出来追你的。（笑）
我写了篇文章带点反驳的意思，就是说，对不起，这可不是民族性、道德水平或文化差异的问题。这恐怕根本还是一个经济问题。比如说如果作家去的欧洲正好是二次大战後粮食严重不足的德国，德国待者恐怕也要拿着菜刀追出来的。这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体制结构的问题。
写了那篇文章之後，我洋洋得意觉得自己很有见解。好了，有一天重读原典的时候，翻到一个畅销作家两千多年前写的文章，让我差点从椅子上一跤摔下来。我发现，我的「了不起」的见解，人家两千年前就写过了，而且写得比我还好。这个人是谁呢？（投影打出《五蠹篇》）
韩非子要解释的是：我们中国人老是赞美尧舜□让是一个多麽道德高尚的一个事情，但是尧舜「王天下」的时候，他们住的是茅屋，他们穿的是粗布衣服，他们吃的东西也很差，也就是说，他们的享受跟最低级的人的享受是差不多的。然後禹当国王的时候他的劳苦跟「臣虏之劳」也差不多。所以尧舜禹做政治领导人的时候，他们的待遇跟享受和最底层的老百姓差别不大，「以是言之」，那个时候他们很容易□让，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能享受的东西很少，放弃了也没有什麽了不起。（笑声）但是「今之县令」，在今天的体制里，仅只是一个县令，跟老百姓比起来，他享受的权力非常大。用二十世纪的语言来说，他有种种「官本位」所赋以的特权，他有终身俸、住房优惠、出国考察金、医疗保险……因为权力带来的利益太大了，而且整个家族都要享受这个好处，谁肯让呢？「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也」，原因，不是道德，不是文化，不是民族性，是什麽呢？「薄厚之实异也」，实际利益，经济问题，体制结构，造成今天完全不一样的行为。
看了韩非子的《五蠹篇》之後，我在想，算了，两千年之後你还在写一样的东西，而且自以为见解独到。你，太可笑，太不懂自己的位置了。
这种衡量自己的「苛刻」，我认为其实应该是一个基本条件。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前人走过的路，但是对於过去的路有所认识，至少是一个追求。讲到这里我想起艾略特很有名的一篇文学评论，谈个人才气与传统，强调的也是：每一个个人创作成就必须放在文学谱系里去评断才有意义。谱系，就是历史。然而这个标准对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毋宁是困难的，因为长期政治动汤与分裂造成文化的严重断层，我们离我们的原典，我们的谱系，我们的历史，非常、非常遥远。
文学、哲学跟史学。文学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哲学使你成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星，从而有了走出迷宫的可能；那麽历史就是让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
会弹钢琴的刽子手
素养跟知识有没有差别？当然有，而且有着极其关键的差别。我们不要忘记，毛泽东会写迷人的诗词、纳粹头子很多会弹钢琴、有哲学博士学位。这些政治人物难道不是很有人文素养吗？我认为，他们所拥有的是人文知识，不是人文素养。知识是外在於你的东西，是材料、是工具、是可以量化的知道；必须让知识进入人的认知本体，渗透他的生活与行为，才能称之为素养。人文素养是在涉猎了文、史、哲学之後，更进一步认识到，这些人文「学」到最後都有一个终极的关怀，对「人」的关怀。脱离了对「人」的关怀，你只能有人文知识，不能有人文素养。
素养和知识的差别，容许我窃取王阳明的语言来解释。学生问他为什麽许多人知道孝悌的道理，却做出邪恶的事情，王阳明说：「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在我个人的解读里，王阳明所指知而不行的「未知」就是「知识」的层次，而素养，就是「知行的本体」。王阳明用来解释「知行的本体」的四个字很能表达我对「人文素养」的认识：真诚恻怛。
对人文素养最可怕的讽刺莫过於：在集中营里，纳粹要犹太音乐家们拉着小提琴送他们的同胞进入毒气房。一个会写诗、懂古典音乐、有哲学博士学位的人，不见得不会妄自尊大、草菅人命。但是一个真正认识人文价值而「真诚恻怛」的人，也就是一个真正有人文素养的人，我相信，他不会违背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
在我们的历史里，不论是过去还是眼前，不以人为本的政治人物可太多了啊。
一切价值的重估
我们今天所碰到的好像是一个「什麽都可以」的时代。从一元价值的时代，进入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但是，事实上，什麽都可以，很可能也就意味着什麽都不可以：你有知道的权利我就失去了隐密的权利；你有掠夺的自由我就失去了不被掠夺的自由。解放不一定意味着真正的自由，而是一种变相的捆绑。而价值的多元是不是代表因此不需要固守价值？我想当然不是的。
我们所面临的绝对不是一个价值放弃的问题，而是一个「一切价值都必须重估」的巨大考验；一切价值的重估，正好是尼采的一个书名，表示在他的时代有他的困惑。重估价值是多麽艰难的任务，必须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或者说，社会里头的人有能力思考、有能力做成熟的价值判断，才有可能担负这个任务。
於是又回到今天谈话的起点。你如果看不见白杨树水中的倒影，不知道星空在哪里，同时没看过沙漠玫瑰，而你是政治系毕业的；二十五年之後，你不知道文学是什麽，哲学是什麽，史学是什麽，或者说，更糟的，你会写诗、会弹钢琴、有哲学博士学位同时却又迷信自已、崇拜权力，那麽拜托，你不要从政吧！我想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是「真诚恻怛」的政治家，但是它却充满了利欲薰心和粗暴恶俗的政客。政治家跟政客之间有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差别，这个差别，我个人认为，就是人文素养的有与无。
二十五年之後，我们再来这里见面吧。那个时候我坐在台下，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意兴风发的总统候选人坐在台上。我希望听到的是你们尽其所能读了原典之後对世界有什麽自己的心得，希望看见你们如何气魄开阔、眼光远大地把我们这个社会带出历史的迷宫----虽然我们永远在一个更大的迷宫里---并且认出下一个世纪星空的位置。
这是一场非常「前现代」的谈话，但是我想，在我们还没有属於自己的「现代」之前，暂时还不必赶凑别人的热闹谈「後现代」吧！自己的道路，自己走，一步一个脚印。
（这是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五日在台大法学院作的演讲）
但是今天的题目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政治人」＿＿要有什麽样的人文素养。为什麽不是「政治人物」呢？因为对今天已经是四十岁以上的人要求他们有人文素养，是太晚了一点，今天面对的你们大概二十岁；在二十五年之後，你们之中今天在座的，也许就有四个人要变成总统候选人。那麽，我来的原因很明白：你们将来很可能影响社会。但是昨天我听到另一个说法。我的一个好朋友说，「你确实应该去台大法学院讲人文素养，因为这个地方出产最多危害社会的人。」（笑声）二十五年之後，当你们之中的诸君变成社会的领导人时，我才七十二岁，我还要被你们领导，受你们影响。所以「先下手为强」，今天先来影响你们。（笑声）
我们为什麽要关心今天的政治人，明天的政治人物？因为他们掌有权力，他将决定一个社会的走向，所以我们这些可能被他决定大半命运的人，最殷切的期望就是，你这个权力在手的人，拜托，请务必培养价值判断的能力。你必须知道什麽叫做「价值」，你必须知道如何做「判断」。
我今天完全不想涉及任何的现实政治，让我们远离政治一天。今天所要跟你们共同思索的是：我们如何对一个现象形成判断，尤其是在一个众说纷纭、真假不分的时代里。二十五年之後，你们之中的某个人也许必须决定：你是不是应该强迫像钱穆这样的国学大师搬出他住了很久的素书楼；你也许要决定，在「五四」一○五周年的那一天，你要做什麽样的谈话来回顾历史？二十五年之後，你也许要决定，到底日本跟中国跟台湾的关系，战争的罪责和现代化的矛盾，应该怎麽样去看？二十五年後的今天，也许你们也要决定到底台湾和中国应该是什麽样的关系？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历史发展上，又处在什麽地位？甚至於，西方跟东方的文明，他们之间全新的交错点应该在哪里？二十五年之後，你们要面对这些我们没有解决的旧问题，加上我们现在也许无能设想的新的问题，而且你们要带着这个社会走向新的方向。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共同思索是一个走向未来的小小预备。
人文是什麽呢？我们可以暂时接受一个非常粗略的分法，就是「文」「史」「哲」，叁个大方向。先谈谈文学，指的是最广义的文学，包括文学、艺术、美学，广义的美学。
文学---------白杨树的湖中倒影
为什麽需要文学？了解文学、接近文学，对我们形成价值判断有什麽关系？如果说，文学有一百种所谓「功能」而我必须选择一种最重要的，我的答案是：德文有一个很精确的说法，macht sichtbar，意思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在我自己的体认中，这就是文学跟艺术的最重要、最实质、最核心的一个作用。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代人熟不熟悉鲁迅的小说？他的作品对我们这一代人是禁书。没有读过鲁迅的请举一下手？（约有一半人举手）鲁迅的短篇《药》，讲的是一户人家的孩子生了痨病。民间的迷信是，馒头沾了鲜血给孩子吃，他的病就会好。或者说《祝福》里的祥林嫂；祥林嫂是一个唠唠叨叨的近乎疯狂的女人，她的孩子给狼叼走了。
让我们假想，如果你我是生活在鲁迅所描写的那个村子里头的人，那麽我们看见的，理解的，会是什麽呢？祥林嫂，不过就是一个让我们视而不见或者绕道而行的疯子。而在《药》里，我们本身可能就是那一大早去买馒头，等看人砍头的父亲或母亲，就等着要把那个馒头泡在血里，来养自己的孩子。再不然，我们就是那小村子里头最大的知识份仔，一个口齿不清的秀才，大不了对农民的迷信表达一点不满。
但是透过作家的眼光，我们和村子里的人生就有了艺术的距离。在《药》里头，你不仅只看见愚昧，你同时也看见愚昧後面人的生存状态，看见人的生存状态中不可动摇的无可奈何与悲伤。在《祝福》里头，你不仅只看见贫穷粗鄙，你同时看见贫穷下面「人」作为一种原型最值得尊敬的痛苦。文学，使你「看见」。
我想作家也分成叁种吧！坏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伟大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这是叁个不同层次。
文学与艺术使我们看见现实背面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在这种现实里，除了理性的深刻以外，还有直觉的对「美」的顿悟。美，也是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
谁……能够完整的背出一阕词？讲我最喜欢的词人苏东坡好了。谁今天晚上愿意为我们朗诵《江城子》？（骚动、犹豫，一男学生□腆地站起来，开始背诵）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学生忘词，支吾片刻，一位白发老先生朗声接下：「明月夜，短松岗。」热烈掌声）
你说这短短七十个字，它带给我们什麽？它对我们的价值判断有什麽作用？你说没有，也不过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欲言又止的文字，文字里幽渺的意象，意象所激起的朦胧的感觉，使你停下来叹一口气，使你突然看向窗外倏然灭掉的路灯，使你久久地坐在黑暗里，让孤独笼罩，与隐藏最深的自己素面相对。
但是它的作用是什麽呢？如果鲁迅的小说使你看见了现实背後的纵深，那麽，一首动人，深刻的诗，我想，它提供了一种「空」的可能，「空」相对於「实」。空，是另一种现实。我们平常看不见的、更贴近存在本质的现实。
假想有一个湖，湖里当然有水，湖岸上有一排白杨树，这一排白杨树当然是实体的世界，你可以用手去摸，感觉到它树干的凹凸的质地。这就是我们平常理性的现实的世界，但事实上有另外一个世界，我们不称它为「实」，甚至不注意到它的存在。水边的白杨树，不可能没有倒影，只要白杨树长在水边就有倒影。而这个倒影，你摸不到它的树干，而且它那麽虚幻无常：风吹起的时候，或者今天有云，下小雨，或者满月的月光浮动，或者水波如镜面，而使得白杨树的倒影永远以不同的形状，不同的深浅，不同的质感出现，它是破碎的，它是回旋的，它是若有若无的。但是你说，到底岸上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还是水里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然而在生活里，我们通常只活在一个现实里头，就是岸上的白杨树那个层面，手可以摸到、眼睛可以看到的层面，而往往忽略了水里头那个「空」的，那个随时千变万化的，那个与我们的心灵直接观照的倒影的层面。
文学，只不过就是提醒我们：除了岸上的白杨树外，有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更真实存在，就是湖水里头那白杨树的倒影。
哲学--------迷宫中望见星空
哲学是什麽？我们为什麽需要哲学？
欧洲有一种迷宫，是用树篱围成的，非常复杂。你进去了就走不出来。不久前，我还带着我的两个孩子在巴黎迪士尼乐园里走那麽一个迷宫；进去之後，足足有半个小时出不来，但是两个孩子倒是有一种奇怪的动物本能，不知怎麽的就出去了，站在高处看着妈妈在里头转，就是转不出去。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处境，当然是一个迷宫，充满了迷惘和□徨，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出路何在。我们所处的社会，尤其是「解严」後的台湾，价值颠倒混乱，何尝不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迷宫里，每一条路都不知最後通向哪里。
就我个人体认而言，哲学就是，我在绿色的迷宫里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晚上降临，星星出来了，我从迷宫里抬头望上看，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哲学，就是对於星斗的认识，如果你认识了星座，你就有可能走出迷宫，不为眼前障碍所惑，哲学就是你望着星空所发出来的天问。
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读几行《天问》吧。（投影打出）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何阖而晦何开而明角宿未旦曜灵安藏
两千多年以前，屈原站在他绿色的迷宫里，仰望满天星斗，脱口而出这样的问题。他问的是，天为什麽和地上下相合，十二个时辰怎样历志？日月附着在什麽地方，二十八个星宿根据什麽排列，为什麽天门关闭，为夜吗？为什麽天门张开，为昼吗？角宿值夜，天还没有亮，太阳在什麽地方隐藏？
基本上，这是一个叁岁的孩子，眼睛张开第一次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天上这闪亮的碎石子的时候所发出来的疑问，非常原始；因为原始，所以深刻而巨大，所以人，对这样的问题，无可回避。
掌有权力的人，和我们一样在迷宫里头行走，但是权力很容易使他以为自己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路，而且还要带领群众往前走，而事实上，他可能既不知道他站在什麽方位，也不知道这个方位在大格局里有什麽意义；他既不清楚来的走的是哪条路，也搞不明白前面的路往哪里去；他既未发觉自己深处迷宫中，更没发觉，头上就有纵横的星图。这样的人，要来领导我们的社会，实在令人害怕。其实，所谓走出思想的迷宫，走出历史的迷宫，在西方的的历史里头，已经有特定的名词，譬如说，「启蒙」，十八世纪的启蒙。所谓启蒙，不过就是在绿色的迷宫里头，发觉星空的存在，发出天问，思索出路、走出去。对於我，这就是启蒙。
所以，如果说文学使我们看见水里白杨树倒影，那麽哲学，使我们能藉着星光的照亮，摸索的走出迷宫。
史学--------沙漠玫瑰的开放
我把史学放在最後。历史对於价值判断的影响，好像非常清楚。鉴往知来，认识过去才能以测未来，这话都已经说烂了。我不太用成语，所以试试另外一个说法。
一个朋友从以色列来，给我带了一朵沙漠玫瑰。沙漠里没有玻瑰，但是这个植物的名字叫做沙漠玫瑰。拿在手里，是一蓬乾草，真正的枯萎，乾的，死掉的草，这样一把，很难看。但是他要我看说明书；说明书告诉我，这个沙漠玫瑰其实是一种地衣，针叶型，有点像松枝的形状。你把它整个泡在水里，第八天它会完全复活；把水拿掉的话，它又会渐渐乾掉，枯乾如沙。把它再藏个一年两年，然後哪一天再泡在水里，它又会复活。这就是沙漠玫瑰。
好，我就把这个团枯乾的草，用一个大玻璃碗盛着，注满了清水，放在那儿。从那一天开始，我跟我两个宝贝儿子，就每天去探看沙漠玫瑰怎麽样了？第一天去看它，没有动静，还是一把枯草浸在水里头，第二天去看的时候发现，它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已经从里头往外头，稍稍舒展松了，而且有一点绿的感觉，还不是颜色。第叁天再去看，那个绿的模糊的感觉已经实实在在是一种绿的颜色，松枝的绿色，散发出潮湿青苔的气味，虽然边缘还是乾死的。它把自己张开，已经让我们看出了它真有玫瑰形的图案。每一天，它核心的绿意就往外扩展一寸。我们每天给它加清水，到了有一天，那个绿色已经渐渐延伸到它所有的手指，层层舒展开来。
第八天，当我们去看沙漠玫瑰的时候，刚好我们一路邻居也在，他就跟着我们一起到厨房里去看。这一天，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完整的、丰润饱满、复活了的沙漠玫瑰！我们叁个疯狂大叫出声，因为太快乐了，我们看到一朵尽情开放的浓绿的沙漠玫瑰。
这个邻居在旁边很奇怪的说，这一把杂草，你们干嘛呀？我楞住了。
是啊，在他的眼中，它不是玫瑰，它是地衣啊！你说，地衣再美，美到哪里去呢？他看到的就是一把挺难看、气味潮湿的低等植物，搁在一个大碗里；也就是说，他看到的是现象的本身定在那一个时刻，是孤立的，而我们所看到的是现象和现象背後一点一滴的线索，辗转曲折、千丝万缕的来历。
於是，这个东西在我们的价值判断里，它的美是惊天动地的，它的复活过程就是宇宙洪荒初始的惊骇演出。我们能够对它欣赏，只有一个原因；我们知道它的起点在哪里。知不知道这个起点，就形成我们和邻居之间价值判断的南辕北辙。
不必说鉴往知来，我只想告诉你沙漠玫瑰的故事罢了。对於任何东西、现象、目题、人、事件、如果不认识它的过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现在到底代表什麽意义？不理解它的现在，又何从判断它的未来？不认识过去，不理解现在，不能判断未来，你又有什麽资格来做我们的「国家领导人」？
对於历史我是一个非常愚笨的、非常晚熟的学生。四十岁之後，才发觉自己的不足。写「野火」的时候我只看孤立的现象，就是说，沙漠玫瑰放在这里，很丑，我要改变你，因为我要一朵真正芬芳的玫瑰。四十岁之後，发现了历史，知道了沙漠玫瑰一路是怎麽过来的，我的兴趣不再是直接的批评，而在於：你给我一个东西、一个事件、一个现象，我希望知道这个事件在更大的座标里头，横的跟纵的，它到底是在哪一个位置上？在我不知道这个横的跟纵的座标之前，对不起，我不敢对这个事情批判。
了解这一点之後，对於这个社会的教育系统和传播媒体所给你的许许多多所谓的知识，你发现，恐怕有百分之六十都是半真半假的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从小就认为所谓西方文化就是开放的、民主的、讲究个人价值反抗权威的文化，都说西方是自由主义的文化。用自己的脑子去研究一下欧洲史以後，你就大吃一惊：哪有这回事啊？西方文艺复兴之前是一回事，文艺复兴之後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前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後又是一回事。然後你也相信过，什麽叫中国，什麽叫中国国情，就是专制，两千年的专制。你用自己的脑子研究一下中国历史就发现，咦，这也是一个半真半假的陈述。中国是专制的吗？朱元璋之前的中国跟朱元璋之後的中国不是一回事的；雍正乾隆之前的中国，跟雍正乾隆之後的中国又不是一回事的，那麽你说「中国两千年专制」指的是那一段呢？这样的一个斩钉截铁的陈述有什麽意义呢？自己进入历史之後，你纳闷：为什麽这个社会给了你那麽多半真半假的「真理」，而且不告诉你他们是半真半假的东西？
对历史的探索势必要迫使你回头去重读原典，用你现在比较成熟的、参考系比较广阔的眼光。重读原典使我对自己变得苛刻起来。有一个大陆作家在欧洲哪一个国家的餐厅吃饭，一群朋友高高兴兴地吃饭，喝了酒，拍拍屁股就走了。离开餐馆很远了，服务生追出来说：「对不起，你们忘了付帐。」作家就写了一篇文章大大地赞美欧洲人民族性多麽的淳厚，没有人怀疑他们是故意白吃的。要是在咱们中国的话，吃饭忘了付钱人家可能要拿着菜刀出来追你的。（笑）
我写了篇文章带点反驳的意思，就是说，对不起，这可不是民族性、道德水平或文化差异的问题。这恐怕根本还是一个经济问题。比如说如果作家去的欧洲正好是二次大战後粮食严重不足的德国，德国待者恐怕也要拿着菜刀追出来的。这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体制结构的问题。
写了那篇文章之後，我洋洋得意觉得自己很有见解。好了，有一天重读原典的时候，翻到一个畅销作家两千多年前写的文章，让我差点从椅子上一跤摔下来。我发现，我的「了不起」的见解，人家两千年前就写过了，而且写得比我还好。这个人是谁呢？（投影打出《五蠹篇》）
韩非子要解释的是：我们中国人老是赞美尧舜□让是一个多麽道德高尚的一个事情，但是尧舜「王天下」的时候，他们住的是茅屋，他们穿的是粗布衣服，他们吃的东西也很差，也就是说，他们的享受跟最低级的人的享受是差不多的。然後禹当国王的时候他的劳苦跟「臣虏之劳」也差不多。所以尧舜禹做政治领导人的时候，他们的待遇跟享受和最底层的老百姓差别不大，「以是言之」，那个时候他们很容易□让，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能享受的东西很少，放弃了也没有什麽了不起。（笑声）但是「今之县令」，在今天的体制里，仅只是一个县令，跟老百姓比起来，他享受的权力非常大。用二十世纪的语言来说，他有种种「官本位」所赋以的特权，他有终身俸、住房优惠、出国考察金、医疗保险……因为权力带来的利益太大了，而且整个家族都要享受这个好处，谁肯让呢？「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也」，原因，不是道德，不是文化，不是民族性，是什麽呢？「薄厚之实异也」，实际利益，经济问题，体制结构，造成今天完全不一样的行为。
看了韩非子的《五蠹篇》之後，我在想，算了，两千年之後你还在写一样的东西，而且自以为见解独到。你，太可笑，太不懂自己的位置了。
这种衡量自己的「苛刻」，我认为其实应该是一个基本条件。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前人走过的路，但是对於过去的路有所认识，至少是一个追求。讲到这里我想起艾略特很有名的一篇文学评论，谈个人才气与传统，强调的也是：每一个个人创作成就必须放在文学谱系里去评断才有意义。谱系，就是历史。然而这个标准对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毋宁是困难的，因为长期政治动汤与分裂造成文化的严重断层，我们离我们的原典，我们的谱系，我们的历史，非常、非常遥远。
文学、哲学跟史学。文学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哲学使你成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星，从而有了走出迷宫的可能；那麽历史就是让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
会弹钢琴的刽子手
素养跟知识有没有差别？当然有，而且有着极其关键的差别。我们不要忘记，毛泽东会写迷人的诗词、纳粹头子很多会弹钢琴、有哲学博士学位。这些政治人物难道不是很有人文素养吗？我认为，他们所拥有的是人文知识，不是人文素养。知识是外在於你的东西，是材料、是工具、是可以量化的知道；必须让知识进入人的认知本体，渗透他的生活与行为，才能称之为素养。人文素养是在涉猎了文、史、哲学之後，更进一步认识到，这些人文「学」到最後都有一个终极的关怀，对「人」的关怀。脱离了对「人」的关怀，你只能有人文知识，不能有人文素养。
素养和知识的差别，容许我窃取王阳明的语言来解释。学生问他为什麽许多人知道孝悌的道理，却做出邪恶的事情，王阳明说：「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在我个人的解读里，王阳明所指知而不行的「未知」就是「知识」的层次，而素养，就是「知行的本体」。王阳明用来解释「知行的本体」的四个字很能表达我对「人文素养」的认识：真诚恻怛。
对人文素养最可怕的讽刺莫过於：在集中营里，纳粹要犹太音乐家们拉着小提琴送他们的同胞进入毒气房。一个会写诗、懂古典音乐、有哲学博士学位的人，不见得不会妄自尊大、草菅人命。但是一个真正认识人文价值而「真诚恻怛」的人，也就是一个真正有人文素养的人，我相信，他不会违背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
在我们的历史里，不论是过去还是眼前，不以人为本的政治人物可太多了啊。
一切价值的重估
我们今天所碰到的好像是一个「什麽都可以」的时代。从一元价值的时代，进入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但是，事实上，什麽都可以，很可能也就意味着什麽都不可以：你有知道的权利我就失去了隐密的权利；你有掠夺的自由我就失去了不被掠夺的自由。解放不一定意味着真正的自由，而是一种变相的捆绑。而价值的多元是不是代表因此不需要固守价值？我想当然不是的。
我们所面临的绝对不是一个价值放弃的问题，而是一个「一切价值都必须重估」的巨大考验；一切价值的重估，正好是尼采的一个书名，表示在他的时代有他的困惑。重估价值是多麽艰难的任务，必须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或者说，社会里头的人有能力思考、有能力做成熟的价值判断，才有可能担负这个任务。
於是又回到今天谈话的起点。你如果看不见白杨树水中的倒影，不知道星空在哪里，同时没看过沙漠玫瑰，而你是政治系毕业的；二十五年之後，你不知道文学是什麽，哲学是什麽，史学是什麽，或者说，更糟的，你会写诗、会弹钢琴、有哲学博士学位同时却又迷信自已、崇拜权力，那麽拜托，你不要从政吧！我想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是「真诚恻怛」的政治家，但是它却充满了利欲薰心和粗暴恶俗的政客。政治家跟政客之间有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差别，这个差别，我个人认为，就是人文素养的有与无。
二十五年之後，我们再来这里见面吧。那个时候我坐在台下，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意兴风发的总统候选人坐在台上。我希望听到的是你们尽其所能读了原典之後对世界有什麽自己的心得，希望看见你们如何气魄开阔、眼光远大地把我们这个社会带出历史的迷宫----虽然我们永远在一个更大的迷宫里---并且认出下一个世纪星空的位置。
这是一场非常「前现代」的谈话，但是我想，在我们还没有属於自己的「现代」之前，暂时还不必赶凑别人的热闹谈「後现代」吧！自己的道路，自己走，一步一个脚印。
（这是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五日在台大法学院作的演讲）
Friday, December 09, 2005
上海流水
那是好几年前了，我在读大学，孙甘露老师比现在要苗条，他来我们学校图书馆参加一个什么会议。自然，他一进来，秦罗敷似的引起会场一阵骚动。人长得好，已经难得；还是个男人，更难得；男人还写小说，还写迷幻诗，那就是人头马了。会议进行着，会场里的女生愈来愈多，到中场休息的时候，举办方不得不换了个大会议室，然而孙老师却浑然不觉会议的主题已经改变，他只在那里用他水汪汪的眼神荼毒生灵。
会议室一刻，人世间一日。结束的时候，竟然下起雨来，主办老师便叫我们去寝室拿伞，不能叫与会的著名作家评论家淋雨啊。亲爱的读者，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一个女孩的一生。我的一位室友被指派送孙老师到校门口，这一路，她是如何战胜颤抖的，她一直守口如瓶，但她当晚就开始写诗，她现在还在写，只要孙老师单着身，她就不会停止写诗。
常常，她会越洋电话来问，最近孙老师在干什么？然后，我打开电视翻看报纸，告诉他孙老师在主持谈话节目、孙老师在Party上弹钢琴，但她不满足，像所有似恋非恋的女人那样，她渴望知道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朋友两肋插刀，我们只好去当狗仔，去接近孙老师的朋友，托人打听和孙老师有关的细节。
大约是被各路人马千万露迷逼得无路可走了，孙老师突然神秘一笑，抛出《上海流水》，自己看去吧。
《上海流水》让多少人流了口水，无法统计了。与其说这是孙老师的私人浮世绘，毋宁说它是上海滩的集体红楼梦。他就是当代宝玉，千人同杯，万红缠绕，“吃”是最经常的主题，“宝爷买单”也是关键字，频繁出现的各路名流更是最大的看点，但“流水”的真正去向却是那些神秘的缩写字母，Y，Z，W……
听说《上海流水》马上要出版了，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孙老师非常非常忙，因为谁都想请他吃饭，被他补充到《流水》里去，要不然，书出来，整整二百页找不到自己的名字，以后还能在上海滩混？
● 毛尖 (传自上海)
会议室一刻，人世间一日。结束的时候，竟然下起雨来，主办老师便叫我们去寝室拿伞，不能叫与会的著名作家评论家淋雨啊。亲爱的读者，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一个女孩的一生。我的一位室友被指派送孙老师到校门口，这一路，她是如何战胜颤抖的，她一直守口如瓶，但她当晚就开始写诗，她现在还在写，只要孙老师单着身，她就不会停止写诗。
常常，她会越洋电话来问，最近孙老师在干什么？然后，我打开电视翻看报纸，告诉他孙老师在主持谈话节目、孙老师在Party上弹钢琴，但她不满足，像所有似恋非恋的女人那样，她渴望知道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朋友两肋插刀，我们只好去当狗仔，去接近孙老师的朋友，托人打听和孙老师有关的细节。
大约是被各路人马千万露迷逼得无路可走了，孙老师突然神秘一笑，抛出《上海流水》，自己看去吧。
《上海流水》让多少人流了口水，无法统计了。与其说这是孙老师的私人浮世绘，毋宁说它是上海滩的集体红楼梦。他就是当代宝玉，千人同杯，万红缠绕，“吃”是最经常的主题，“宝爷买单”也是关键字，频繁出现的各路名流更是最大的看点，但“流水”的真正去向却是那些神秘的缩写字母，Y，Z，W……
听说《上海流水》马上要出版了，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孙老师非常非常忙，因为谁都想请他吃饭，被他补充到《流水》里去，要不然，书出来，整整二百页找不到自己的名字，以后还能在上海滩混？
● 毛尖 (传自上海)
命中注定
有些事是命中注定的，注定会发生，不是人力所能抗拒。可人的天性里偏偏就有一种反叛的力量，想要去改变现实，但往往现实改变不了，还是朝那个既定的命运一步步走去。
法国来的杜教授说一口流利的华语，他说自己的女儿很有语言天才，但因为父母亲都是中文专家，因此决定不学中文，不接触中文，就为了不愿意和父母亲一样。
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这样的心理。年少时候总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可以超越父母亲的成就，甚至看轻父母亲的成就，因此对父母亲所从事的行业产生一种莫名的抗拒感。等到自己真正踏入社会，才发现其实一切并不如想象中简单。其实父母亲的成就，不容轻视。
K从小就想当医生。她看父亲在报馆工作，对她而言，报馆是老人工作的地方，四四方方的木桌子上堆满发黄的稿纸，桌子前面就伏着一个个戴着厚厚眼镜，从早到晚埋头写稿、食古不化的老头子们。她看母亲在文化部门工作，也同样觉得那是一群大叔、大妈聚集的场所。一点都不酷又不年轻时髦的大叔大妈们，搞一些老土、无趣的振兴中华文化、发扬华文华语的活动。
对K来说，她要和“生机勃勃”的主流文化挂钩，她要披着白袍、颈间吊着听筒在医院里冲来冲去。但事与愿违，全班二十三个同学，十五个够资格到医学院面试，结果只有三个被录取。她是众多被淘汰的一个。在众多被淘汰的同学里，她是没有成为医生的那一个，其他人都在父母的资助下远赴英国、澳洲，当上医生。只有她……
然后K迷失了一阵子。她从小追求的梦想一下子破灭，她不晓得自己到底该做些什么。她说她永远记得撕开大学通知书的那一刻，知道自己进不了医学系，心凉了半截。或许当时K应该去见一位辅导员，或许当时她应该仔细检视自己的内心。很多东西你十几年浸濡在里面，你呼吸着它、感受着它，它在你家里、生活周围无所不在。它对你而言无比亲切自然，其实将它扔掉你会更失落更难过，可是你不知道。
那种来自家庭的熏陶或遗传，早渗透了K的每一寸肌肤、每一寸神经。她如何刻意将他们抛开，其实也都是枉然的一种动作。最后K还是从事和媒体、文化有关的工作。在这样的工作里，她如鱼得水。那是她再熟悉不过的一切，包括文字、包括人、包括机制文化。她不用学，她本来就是。
那是命运的安排。让她走开，再让她走近；让她看轻，再让她尊重；那是她的命运。K每每讲起约翰·马科维奇在电影《危险迷情》（Dangerous Liaison）里头说的那句话，他要离开哪一个女子，总对她们的哭诉和质问重复地说：“这是命中注定。”（It's beyond my control）K相信那个角色。很多时候、很多事，确实是“命中注定”……
● 丹女
法国来的杜教授说一口流利的华语，他说自己的女儿很有语言天才，但因为父母亲都是中文专家，因此决定不学中文，不接触中文，就为了不愿意和父母亲一样。
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这样的心理。年少时候总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可以超越父母亲的成就，甚至看轻父母亲的成就，因此对父母亲所从事的行业产生一种莫名的抗拒感。等到自己真正踏入社会，才发现其实一切并不如想象中简单。其实父母亲的成就，不容轻视。
K从小就想当医生。她看父亲在报馆工作，对她而言，报馆是老人工作的地方，四四方方的木桌子上堆满发黄的稿纸，桌子前面就伏着一个个戴着厚厚眼镜，从早到晚埋头写稿、食古不化的老头子们。她看母亲在文化部门工作，也同样觉得那是一群大叔、大妈聚集的场所。一点都不酷又不年轻时髦的大叔大妈们，搞一些老土、无趣的振兴中华文化、发扬华文华语的活动。
对K来说，她要和“生机勃勃”的主流文化挂钩，她要披着白袍、颈间吊着听筒在医院里冲来冲去。但事与愿违，全班二十三个同学，十五个够资格到医学院面试，结果只有三个被录取。她是众多被淘汰的一个。在众多被淘汰的同学里，她是没有成为医生的那一个，其他人都在父母的资助下远赴英国、澳洲，当上医生。只有她……
然后K迷失了一阵子。她从小追求的梦想一下子破灭，她不晓得自己到底该做些什么。她说她永远记得撕开大学通知书的那一刻，知道自己进不了医学系，心凉了半截。或许当时K应该去见一位辅导员，或许当时她应该仔细检视自己的内心。很多东西你十几年浸濡在里面，你呼吸着它、感受着它，它在你家里、生活周围无所不在。它对你而言无比亲切自然，其实将它扔掉你会更失落更难过，可是你不知道。
那种来自家庭的熏陶或遗传，早渗透了K的每一寸肌肤、每一寸神经。她如何刻意将他们抛开，其实也都是枉然的一种动作。最后K还是从事和媒体、文化有关的工作。在这样的工作里，她如鱼得水。那是她再熟悉不过的一切，包括文字、包括人、包括机制文化。她不用学，她本来就是。
那是命运的安排。让她走开，再让她走近；让她看轻，再让她尊重；那是她的命运。K每每讲起约翰·马科维奇在电影《危险迷情》（Dangerous Liaison）里头说的那句话，他要离开哪一个女子，总对她们的哭诉和质问重复地说：“这是命中注定。”（It's beyond my control）K相信那个角色。很多时候、很多事，确实是“命中注定”……
● 丹女
旁观者
“就在十四岁生日前一个礼拜，我惊觉自己成了一个旁观者……”
深夜在书房中翻箱倒筴，满头大汗，一脸灰尘下，终于翻出那本已经微微泛黄的《旁观者》。
《旁观者》的作者为管理学界无人不知的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上两个星期，这位举世公认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大师级人物，以95岁高龄在美国辞世了。
在报上读到消息时，突然想念起这本曾经读得爱不释手的回忆录，想起读此书时，双眼随着作者的夹叙夹评，读得饶有兴味的感觉。
我对管理学所知有限，对管理学家也没有特殊的认识，除非工作所需，很少会主动将管理学著作列入个人的阅读书单，可多年前在朋友推荐下，初读这本厚达五百余页的书，捧在手上，沉甸甸的，一点也不嫌其厚，反倒有惊艳之感。
此书之所以令我着迷，固然因为杜拉克擅于说故事，读《旁观者》就好比读一本小说，人物与叙事方式都那么动人有趣，但，更大的原因毋宁是杜拉克在字里行间处处流露的灼见、视野与境界。
杜拉克在书中娓娓细说生命中走过的人物，他们的行事作风，待人处事的方式，他们的经历和遭遇。
书中涉及的人物，包括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美的精英才俊，如报阀亨利·鲁斯、心理分析学派创始大师佛洛伊德、通用汽车总裁史隆，其中也包括了默默无闻的小学老师，大智若愚的老祖母，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在杜拉克笔下活灵活现，而他们都在不同层次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实况。
不同于一般人之处是，杜拉克全然不以其笔下人物的社会地位来论英雄，相反的，在他眼里，小人物也满含生活智慧和对事情的真知灼见，众人眼中居高位的大人物在识见上也有着偏执与狭隘的一面。
杜拉克并不隐瞒他对大人物的负面批评。对于报阀亨利·鲁斯的管理模式，他的不以为然跃然纸上，他认为鲁斯属下的人马斗争激烈，经常互相中伤，正因为鲁斯的管理方法就是造成编辑互相对立，以方便掌控。
对于通用汽车总裁史隆，杜拉克也不苟同他那种只求专业表现而无视公共责任的价值观；对于美国国务卿季辛吉（基辛格）强权式外交手段，杜拉克也不表苟同，因为雅典覆亡的史实使他铭记在心：“争夺世界霸权最终会危害到自己”。
而杜拉克所缅怀的小时候的老师爱莎和苏菲小姐，读来令人起敬。这两位老师的最大人格特质是，她们都热心于激发学生去学习，而不是一味地批评。杜拉克认为，“教学最后的产物不是老师得到什么，而是学生到底学到什么？”
还记得当时读此书读得最津津有味的部分是杜拉克笔下那位自嘲为“笨老太婆”的老祖母。这位众人眼中“很好笑”的老太太，以一些表面看来令人忍俊不禁的行径，教人明白人生的许多道理，如尊重别人，站在对方的立场关心人。
一位熟悉杜拉克管理学的朋友说，杜拉克管理学最大的精神特质是“以人为本”，他关心的是如何在企业中改善人类的处境，不一味将人等同于“效率”，或视人为赚钱的工具。从这一点看，《旁观者》所传达的讯息其实与杜拉克一贯的管理学说是一致的。
忘了告诉你，关于旁观者，杜拉克是这样定义的：“站在舞台侧面观看的旁观者，能见人所不能见者。毕竟，他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并反复思考——他的思索不是像镜子般的反射，而是一种三棱镜似的折射。”
● 张曦娜
管理大师已去，企业理念凋零
深夜在书房中翻箱倒筴，满头大汗，一脸灰尘下，终于翻出那本已经微微泛黄的《旁观者》。
《旁观者》的作者为管理学界无人不知的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上两个星期，这位举世公认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大师级人物，以95岁高龄在美国辞世了。
在报上读到消息时，突然想念起这本曾经读得爱不释手的回忆录，想起读此书时，双眼随着作者的夹叙夹评，读得饶有兴味的感觉。
我对管理学所知有限，对管理学家也没有特殊的认识，除非工作所需，很少会主动将管理学著作列入个人的阅读书单，可多年前在朋友推荐下，初读这本厚达五百余页的书，捧在手上，沉甸甸的，一点也不嫌其厚，反倒有惊艳之感。
此书之所以令我着迷，固然因为杜拉克擅于说故事，读《旁观者》就好比读一本小说，人物与叙事方式都那么动人有趣，但，更大的原因毋宁是杜拉克在字里行间处处流露的灼见、视野与境界。
杜拉克在书中娓娓细说生命中走过的人物，他们的行事作风，待人处事的方式，他们的经历和遭遇。
书中涉及的人物，包括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美的精英才俊，如报阀亨利·鲁斯、心理分析学派创始大师佛洛伊德、通用汽车总裁史隆，其中也包括了默默无闻的小学老师，大智若愚的老祖母，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在杜拉克笔下活灵活现，而他们都在不同层次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实况。
不同于一般人之处是，杜拉克全然不以其笔下人物的社会地位来论英雄，相反的，在他眼里，小人物也满含生活智慧和对事情的真知灼见，众人眼中居高位的大人物在识见上也有着偏执与狭隘的一面。
杜拉克并不隐瞒他对大人物的负面批评。对于报阀亨利·鲁斯的管理模式，他的不以为然跃然纸上，他认为鲁斯属下的人马斗争激烈，经常互相中伤，正因为鲁斯的管理方法就是造成编辑互相对立，以方便掌控。
对于通用汽车总裁史隆，杜拉克也不苟同他那种只求专业表现而无视公共责任的价值观；对于美国国务卿季辛吉（基辛格）强权式外交手段，杜拉克也不表苟同，因为雅典覆亡的史实使他铭记在心：“争夺世界霸权最终会危害到自己”。
而杜拉克所缅怀的小时候的老师爱莎和苏菲小姐，读来令人起敬。这两位老师的最大人格特质是，她们都热心于激发学生去学习，而不是一味地批评。杜拉克认为，“教学最后的产物不是老师得到什么，而是学生到底学到什么？”
还记得当时读此书读得最津津有味的部分是杜拉克笔下那位自嘲为“笨老太婆”的老祖母。这位众人眼中“很好笑”的老太太，以一些表面看来令人忍俊不禁的行径，教人明白人生的许多道理，如尊重别人，站在对方的立场关心人。
一位熟悉杜拉克管理学的朋友说，杜拉克管理学最大的精神特质是“以人为本”，他关心的是如何在企业中改善人类的处境，不一味将人等同于“效率”，或视人为赚钱的工具。从这一点看，《旁观者》所传达的讯息其实与杜拉克一贯的管理学说是一致的。
忘了告诉你，关于旁观者，杜拉克是这样定义的：“站在舞台侧面观看的旁观者，能见人所不能见者。毕竟，他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并反复思考——他的思索不是像镜子般的反射，而是一种三棱镜似的折射。”
● 张曦娜
管理大师已去，企业理念凋零
管理大师已去，企业理念凋零
全球公认的管理学之父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于上个月以95高龄在美国加州去世。这位见证过经济大恐慌、纳粹暴行、二战乱世，也对日本经济崛起、美国经济鼎盛等作出贡献，并让管理学脱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大师于今亡故，似乎也象征着他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企业理念正逐渐式微。有人甚至形容杜拉克是“没落的品牌”。
无独有偶，曾于60年前聘请他担任管理顾问，让他接下有生以来第一个大型咨询管理项目的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于上月宣布，今年首九个月出现40亿美元的亏损，并且准备在未来三年内裁退3万名员工和关闭12个生产中心。面对严峻的商业竞争，这家在全球汽车市场占有15%份额的百年企业，从明年起便将退居全球第二大汽车制造商，将“全球第一”的地位拱手让给后来居上的日本丰田汽车。
杜拉克的辞世当然同通用汽车的亏损无关。事实上，他当年建议通用汽车采取分权管理的策略，或许还有助于通用汽车改善管理、巩固业务，稳居全球汽车制造业的龙头。而他的这项建议，也已经成为管理学中的经典案例。
但是，被称为“大师中的大师”的杜拉克，在管理领域的权威地位，在他去世之前数年便已开始下跌，同通用汽车在全球的市场占有率不断萎缩的情况，倒有几分相似。
通用电器(General Electric)前任主席兼首席执行员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给他的评价是：“全球都知道他是上世纪最伟大的管理学思想家。”这句话既肯定了他在管理领域无可动摇的地位，可是却也让人联想到他好像是上一个世纪的人物，如今影响力已逐渐走下坡，难免让人感到一种日薄西山的苍凉。
启发通用电器
韦尔奇是在1981年同杜拉克面谈之后大受启发，使通用电器不断壮大，终于成为全球最顶尖的企业。杜拉克给他的忠告是，通用电器旗下所有的子公司都必须是全球数一数二的佼佼者，否则大可脱手转售。这项策略，使得通用电器成为过去25年来美国最成功的企业，跃身为全球企业的巨无霸。
集现代管理学开创者、管理顾问、政治经济学家、大学教授、作家、未来趋势预言家、文化观察者等身份于一身、写下不少过38部著作的杜拉克，基于他敏锐的观察、慎密的思维、丰富的学识、广泛的兴趣，无论是对他本行的企业管理、商业文化，或者是对于带有“业余”性质、却毫无疑问是专家水平的社会观察、趋势预言、政治见解等，几乎都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所以，他的管理理念或许逐渐被人冷落，但却并不意味着他在企业管理及其他领域的贡献，在短时间内会被人遗忘。历史将证明，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具有人道精神的管理学大师。
杜拉克在管理理念方面的最大贡献，在于强调企业应当以人为本。这种理念，接近儒家以民为先的仁者思维。他认为员工绝非企业的成本，而是最有价值的资源。这种爱才、纳才、重才、用才的管理理念，也充分显露出他是以人道主义作为商业出发点。也就是说，企业的最终目标，不外在于造福人群，而一切的企业行为，都不能远离这项宏旨。基于此，他也反对鲁莽的合并与收购行动。
其次，他强调企业领导人除了具备领导才能之外，也必须要有良好的品德。而且，企业最高领导人的薪金，不应该超过最低薪员工的20倍。因此，只顾争取最大商业利益、满足个人财富需求的企业管理者，正是他最鄙夷的人物。不幸的是，在他去世前几年，随着美国网络泡沫破灭，企业问题层出不穷，恩龙、环球电讯、世界通讯等美国企业的会计丑闻和败德行为不断曝光，他最不想看到的企业弊端都一一出现了。
成就非凡却虚怀若谷
在他晚年，看着美国资本主义的漏洞逐渐浮现，企业领导人唯利是图，贪婪成为一种商业文化，他终身维护的资本主义已令他彻底失望，于是他决定不再提供企业咨询，转而将精力用在为非牟利机构服务，尤其是为一些弱势团体运筹帷幄，奉行他以人为本、服务人群的宗旨。
阅历丰富、洞察入微、料事如神、乐天知命的杜拉克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尽管有许多非凡的成就，可是却虚怀若谷。他年轻时还曾经做过记者和股票分析员。他完成大学教育后，在德国一份大报当记者时的第一个采访工作，便是报道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
他在1939年出版的第一本著作《经济人的末日》(The End of Economic Man)中，针对当时欧洲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问题作出分析后，预言希特勒将会屠杀犹太人。因此，在二战中领导英国对抗纳粹侵略的邱吉尔，曾经说他是唯一能够洞察欧洲局势的人。
在1950年，当电脑还没有脱离“贵族身份”走进一般家庭，只有银行、学府、研究机构、大型企业才用得上的庞然大物时，他已经预见电脑的重要性。当网络经济大行其道时，他认为互联网对文化的影响力，会比经济来得大，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而言。
他说：“他们会觉得自己不再是哪个国家的一分子。下一步的发展可能是：一群在心理上已经全球化的中产阶级将会诞生。”
● 郑英豪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无独有偶，曾于60年前聘请他担任管理顾问，让他接下有生以来第一个大型咨询管理项目的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于上月宣布，今年首九个月出现40亿美元的亏损，并且准备在未来三年内裁退3万名员工和关闭12个生产中心。面对严峻的商业竞争，这家在全球汽车市场占有15%份额的百年企业，从明年起便将退居全球第二大汽车制造商，将“全球第一”的地位拱手让给后来居上的日本丰田汽车。
杜拉克的辞世当然同通用汽车的亏损无关。事实上，他当年建议通用汽车采取分权管理的策略，或许还有助于通用汽车改善管理、巩固业务，稳居全球汽车制造业的龙头。而他的这项建议，也已经成为管理学中的经典案例。
但是，被称为“大师中的大师”的杜拉克，在管理领域的权威地位，在他去世之前数年便已开始下跌，同通用汽车在全球的市场占有率不断萎缩的情况，倒有几分相似。
通用电器(General Electric)前任主席兼首席执行员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给他的评价是：“全球都知道他是上世纪最伟大的管理学思想家。”这句话既肯定了他在管理领域无可动摇的地位，可是却也让人联想到他好像是上一个世纪的人物，如今影响力已逐渐走下坡，难免让人感到一种日薄西山的苍凉。
启发通用电器
韦尔奇是在1981年同杜拉克面谈之后大受启发，使通用电器不断壮大，终于成为全球最顶尖的企业。杜拉克给他的忠告是，通用电器旗下所有的子公司都必须是全球数一数二的佼佼者，否则大可脱手转售。这项策略，使得通用电器成为过去25年来美国最成功的企业，跃身为全球企业的巨无霸。
集现代管理学开创者、管理顾问、政治经济学家、大学教授、作家、未来趋势预言家、文化观察者等身份于一身、写下不少过38部著作的杜拉克，基于他敏锐的观察、慎密的思维、丰富的学识、广泛的兴趣，无论是对他本行的企业管理、商业文化，或者是对于带有“业余”性质、却毫无疑问是专家水平的社会观察、趋势预言、政治见解等，几乎都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所以，他的管理理念或许逐渐被人冷落，但却并不意味着他在企业管理及其他领域的贡献，在短时间内会被人遗忘。历史将证明，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具有人道精神的管理学大师。
杜拉克在管理理念方面的最大贡献，在于强调企业应当以人为本。这种理念，接近儒家以民为先的仁者思维。他认为员工绝非企业的成本，而是最有价值的资源。这种爱才、纳才、重才、用才的管理理念，也充分显露出他是以人道主义作为商业出发点。也就是说，企业的最终目标，不外在于造福人群，而一切的企业行为，都不能远离这项宏旨。基于此，他也反对鲁莽的合并与收购行动。
其次，他强调企业领导人除了具备领导才能之外，也必须要有良好的品德。而且，企业最高领导人的薪金，不应该超过最低薪员工的20倍。因此，只顾争取最大商业利益、满足个人财富需求的企业管理者，正是他最鄙夷的人物。不幸的是，在他去世前几年，随着美国网络泡沫破灭，企业问题层出不穷，恩龙、环球电讯、世界通讯等美国企业的会计丑闻和败德行为不断曝光，他最不想看到的企业弊端都一一出现了。
成就非凡却虚怀若谷
在他晚年，看着美国资本主义的漏洞逐渐浮现，企业领导人唯利是图，贪婪成为一种商业文化，他终身维护的资本主义已令他彻底失望，于是他决定不再提供企业咨询，转而将精力用在为非牟利机构服务，尤其是为一些弱势团体运筹帷幄，奉行他以人为本、服务人群的宗旨。
阅历丰富、洞察入微、料事如神、乐天知命的杜拉克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尽管有许多非凡的成就，可是却虚怀若谷。他年轻时还曾经做过记者和股票分析员。他完成大学教育后，在德国一份大报当记者时的第一个采访工作，便是报道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
他在1939年出版的第一本著作《经济人的末日》(The End of Economic Man)中，针对当时欧洲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问题作出分析后，预言希特勒将会屠杀犹太人。因此，在二战中领导英国对抗纳粹侵略的邱吉尔，曾经说他是唯一能够洞察欧洲局势的人。
在1950年，当电脑还没有脱离“贵族身份”走进一般家庭，只有银行、学府、研究机构、大型企业才用得上的庞然大物时，他已经预见电脑的重要性。当网络经济大行其道时，他认为互联网对文化的影响力，会比经济来得大，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而言。
他说：“他们会觉得自己不再是哪个国家的一分子。下一步的发展可能是：一群在心理上已经全球化的中产阶级将会诞生。”
● 郑英豪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NKF式的形象工程
18世纪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时，有位宠臣叫波将金（Potemkin）。据说，有次女皇出外巡游，所到之处，看到不少外观漂亮的村庄，心中大悦。殊不知，这些村庄都是假造的“形象工程”。
“波将金村庄”（Potemkinvillage）于是成了矫饰门面的代名词，用现代话说，是一种形象工程。
20世纪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欺上瞒下的“波将金村庄”。古往今来，由心术不正的人精心打造出来的各种波将金式形象工程，可谓琳琅满目，无奇不有。
波将金村庄固然是经典，NKF个案，看来也可以跻身现代的形象工程名榜。不同的是，波将金村庄也许全是造假，NKF却有真实的前台和布景。
随着调查内情的不断公开，NKF故事情节的演变，真叫人瞠目结舌，原来罐子里装着那么多虫子。至少有一个人已经看得火了。
记者问起卫生部长许文远，政府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对NKF事件负责时，部长说，也许，要等KPMG的独立审查报告出炉才知道。但他坦诚自己过去是过于信任NKF了。他说，如果一个人出于某种动机，存心要误导公众，那么，没有一个政府或监控机制是可以防止的。
许部长打了一个比喻，像报业控股这样一个大机构，其总裁如果因某种动机，把公司当成自己的生意来搞，董事局又极度信任他，他大权独揽，若加上他又具有领袖魅力，所有员工把他像神一样崇拜，没人敢告发，外人就很难知道内情了。
确实是如此。其实，当一个善于玩弄权术的人成功地制造了某种形象工程的光环后，即使有告发者，有所谓的吹哨者（whistleblower），在人们都已普遍被表象迷惑的情况下，也未必就能使内情曝光。告发者往往还会吃苦头，如被反控诽谤。
掩饰表象后面的一切
杜莱指称有诽谤性的《海峡时报》文章，刊登于2004年4月，距离杜莱提出诉讼案开审已经一年多，若不是因为有了这场诉讼，又有多少人注意到文章中所揭露的一切呢？又有多少人相信文章作者之所言呢？
又假定杜莱本人不提出诉讼，NKF的整个形象工程又是否会曝光？若不是杜莱本人犹如神差鬼使，决意要告《海峡》和报业控股，NKF这个罐子也许就永远不会被打开也说不定。
必须说，杜莱的NKF形象工程是非常成功的。因为成功，也就愈加显得真实，愈加容易打动人心，获取信任，获得捐款，也愈加能够掩饰表象后面在进行的一切。
现在，随着内情逐渐暴露，除了卫生部，相信还有不少政治人物也必然或多或少有后悔的感觉。长时间以来，大家就只知道是在支持一个成功的慈善事业，如今肯定会感觉若有所失。
精明的政治人物尚且如此，又何况是一般的市井小民！笔者当议员参与社区工作时，也曾经与NKF交过手：因为帮助一名患肾脏病需要洗肾的选民向NKF求助，使我对这个组织的看法完全改观。于是，我暗中劝导基层组织和中元会，不需要再那么落力为NKF筹款，因为它的基金钱已经很多了。但是，得到的反应顶多是将信将疑。
一次，出席一个中元会，在喊标福物时，为选区教育基金筹款的福物只筹得了几千元，而同场的NKF福物所标得的款项却比教育基金多出了十几倍。
我知道，NKF的形象工程已经深入民心，难以扭转。NKF事件发生，虽然是事隔多年，终于还是有人私底下告诉我：你当年说得对，无奈已无法挽回了。
同样的工程不会绝迹
NKF的剧情还在发展中，虽然不少人已经愤怒到决定停止捐款，但是，可以肯定的，NKF式的形象工程，犹如波将金式的形象工程，并不会因此而绝迹。这主要是人的弱点是难以改变的。
形象工程攻的都是人性的弱点，弄臣专攻皇帝个人的弱点，使他沉溺于所好，不顾国事，甚至杀害忠良（当然包括敢于直言告发者）；NKF式的形象工程则专攻人的恻隐之心，使人不知不觉地随着它筹款机器的巨轮转动。
会搞形象工程的人，大抵都不是等闲之辈，反之，他们深谙心理学的奸佞之徒。宋代大文豪欧阳修写《宦者传论》，就谈到古代最善于搞形象工程的一种人，宦官（太监）。他说，“宦者之害，非一端也。盖其用事也，近而习，其为心也，专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亲之。待其已信，然后惧以祸福而把持之……。”
以小善中人之意，做点好事，讨人欢喜；以小信固人之心，拿出些形象工程，使人相信不疑。这篇文章可以说已经把患者之害讲得非常透彻，然而，在以后的明朝，不还是发生了阉党之祸？
不过，这不等于说我们不能从历史吸取教训。卫生部长说，除非我们吸取正确的教训，不然这类不幸的事将会重演。是的，从历史的角度看，吸取教训容或无法完全避免类似事件在将来的某天重演，但至少可以减少发生的可能性。
独立审计公司KPMG的审计报告将在一两个礼拜内出炉，卫生部长已经要求该公司和新的NKF管理层不要手下留情，而要实话实说，把内情全盘托出，公诸网上，其政治勇气令人佩服。
审计报告又会爆出什么料，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但有一点早已可以肯定的，是NKF案将成为本地最大宗的慈善团体“形象工程”经典案例。据称，前阵子，有批美国的MBA学生特地前来研究NKF的成功模式，现在，不知道他们要怎样为自己的研究报告写结论？
● 吴俊刚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波将金村庄”（Potemkinvillage）于是成了矫饰门面的代名词，用现代话说，是一种形象工程。
20世纪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欺上瞒下的“波将金村庄”。古往今来，由心术不正的人精心打造出来的各种波将金式形象工程，可谓琳琅满目，无奇不有。
波将金村庄固然是经典，NKF个案，看来也可以跻身现代的形象工程名榜。不同的是，波将金村庄也许全是造假，NKF却有真实的前台和布景。
随着调查内情的不断公开，NKF故事情节的演变，真叫人瞠目结舌，原来罐子里装着那么多虫子。至少有一个人已经看得火了。
记者问起卫生部长许文远，政府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对NKF事件负责时，部长说，也许，要等KPMG的独立审查报告出炉才知道。但他坦诚自己过去是过于信任NKF了。他说，如果一个人出于某种动机，存心要误导公众，那么，没有一个政府或监控机制是可以防止的。
许部长打了一个比喻，像报业控股这样一个大机构，其总裁如果因某种动机，把公司当成自己的生意来搞，董事局又极度信任他，他大权独揽，若加上他又具有领袖魅力，所有员工把他像神一样崇拜，没人敢告发，外人就很难知道内情了。
确实是如此。其实，当一个善于玩弄权术的人成功地制造了某种形象工程的光环后，即使有告发者，有所谓的吹哨者（whistleblower），在人们都已普遍被表象迷惑的情况下，也未必就能使内情曝光。告发者往往还会吃苦头，如被反控诽谤。
掩饰表象后面的一切
杜莱指称有诽谤性的《海峡时报》文章，刊登于2004年4月，距离杜莱提出诉讼案开审已经一年多，若不是因为有了这场诉讼，又有多少人注意到文章中所揭露的一切呢？又有多少人相信文章作者之所言呢？
又假定杜莱本人不提出诉讼，NKF的整个形象工程又是否会曝光？若不是杜莱本人犹如神差鬼使，决意要告《海峡》和报业控股，NKF这个罐子也许就永远不会被打开也说不定。
必须说，杜莱的NKF形象工程是非常成功的。因为成功，也就愈加显得真实，愈加容易打动人心，获取信任，获得捐款，也愈加能够掩饰表象后面在进行的一切。
现在，随着内情逐渐暴露，除了卫生部，相信还有不少政治人物也必然或多或少有后悔的感觉。长时间以来，大家就只知道是在支持一个成功的慈善事业，如今肯定会感觉若有所失。
精明的政治人物尚且如此，又何况是一般的市井小民！笔者当议员参与社区工作时，也曾经与NKF交过手：因为帮助一名患肾脏病需要洗肾的选民向NKF求助，使我对这个组织的看法完全改观。于是，我暗中劝导基层组织和中元会，不需要再那么落力为NKF筹款，因为它的基金钱已经很多了。但是，得到的反应顶多是将信将疑。
一次，出席一个中元会，在喊标福物时，为选区教育基金筹款的福物只筹得了几千元，而同场的NKF福物所标得的款项却比教育基金多出了十几倍。
我知道，NKF的形象工程已经深入民心，难以扭转。NKF事件发生，虽然是事隔多年，终于还是有人私底下告诉我：你当年说得对，无奈已无法挽回了。
同样的工程不会绝迹
NKF的剧情还在发展中，虽然不少人已经愤怒到决定停止捐款，但是，可以肯定的，NKF式的形象工程，犹如波将金式的形象工程，并不会因此而绝迹。这主要是人的弱点是难以改变的。
形象工程攻的都是人性的弱点，弄臣专攻皇帝个人的弱点，使他沉溺于所好，不顾国事，甚至杀害忠良（当然包括敢于直言告发者）；NKF式的形象工程则专攻人的恻隐之心，使人不知不觉地随着它筹款机器的巨轮转动。
会搞形象工程的人，大抵都不是等闲之辈，反之，他们深谙心理学的奸佞之徒。宋代大文豪欧阳修写《宦者传论》，就谈到古代最善于搞形象工程的一种人，宦官（太监）。他说，“宦者之害，非一端也。盖其用事也，近而习，其为心也，专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亲之。待其已信，然后惧以祸福而把持之……。”
以小善中人之意，做点好事，讨人欢喜；以小信固人之心，拿出些形象工程，使人相信不疑。这篇文章可以说已经把患者之害讲得非常透彻，然而，在以后的明朝，不还是发生了阉党之祸？
不过，这不等于说我们不能从历史吸取教训。卫生部长说，除非我们吸取正确的教训，不然这类不幸的事将会重演。是的，从历史的角度看，吸取教训容或无法完全避免类似事件在将来的某天重演，但至少可以减少发生的可能性。
独立审计公司KPMG的审计报告将在一两个礼拜内出炉，卫生部长已经要求该公司和新的NKF管理层不要手下留情，而要实话实说，把内情全盘托出，公诸网上，其政治勇气令人佩服。
审计报告又会爆出什么料，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但有一点早已可以肯定的，是NKF案将成为本地最大宗的慈善团体“形象工程”经典案例。据称，前阵子，有批美国的MBA学生特地前来研究NKF的成功模式，现在，不知道他们要怎样为自己的研究报告写结论？
● 吴俊刚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Wednesday, December 07, 2005
不寻常的恻隐
这真人真事发生在甘肃省定西市，就在火车站附近一个破小院里。
82岁的拾荒老人陈尚义，与他81岁老伴张兰英，一生无儿女。自从1988年冬天陈尚义在火车站某个站台上“拾”到一个被遗弃的患病女婴，之后他就陆续从街头巷尾、垃圾堆、医院、车站收养弃婴。
17年里，尚义总共收养残疾弃婴42名，先后13名因病夭折，21名先后被人领养，现在还有八名由两岁到12岁的孩子留在两老身边。
老人收养弃婴事件首先由北京中央电视台于今年年中报道，过后引起社会群众关怀。如今鉴于两老年事已高，政府要将他们所收养的孩子转入社会保障单位内照顾，但两老因与孩子感情深固，仍不情愿放弃抚养孩子。
陈尚义每天捡卖垃圾能挣到10元人民币。为让孩子吃饱，他和老伴张兰英将奶粉掺进面粉熬熟后给孩子们吃。张兰英几乎17年都没离开过他们那破小院，天天做饭洗衣、收拾被盖、擦尿端屎，1998年在照顾孩子时绊倒伤了腰，导致终生驼背。
这不是寻常的恻隐。这里更需无偿的责任和无私的牺牲。在今天现代化都市里，人们虽仍有恻隐之心，但越是进步的社会，社会伦理主要是一种以理性规则、道德义务为中心的伦理。
原始良知仍然可贵
这样的伦理思维并非有错，但良知的启动不能仅仅凭靠规则与义务，人要启动良知还须要感受和体会更多，尤其是对善良的肯定与鼓舞。
人性里最始源的恻隐，它也许不是汹涌澎湃，但却可以源源不断，正所谓“在贤者那里常不泯，在常人那里不常泯，甚至在恶人那里也不会完全泯灭”，就是这个道理。
也唯有如此，恻隐之心这点原本只是柔弱的感情才能变得强大，才能形成大无畏的屏障，才能激发出巨大的力量。
老人陈尚义和老伴也就是凭着恻隐产生的这份无畏，做出常人所做不到的无私极限，才能无怨无悔多年来默默收养那么多残疾的弃婴。
也许从理性规则的角度上看，陈尚义老人的做法并不是理智的，因为怎么说这两位老人都没有抚养这些孩子的条件。从社会道德义务上说，也许人们都同意这应该是政府的责任。
但政府责任不是本文要阐述的主点环节，甘肃省是个穷地方，定西市不只没孤儿院，连福利院也没能力设立一间，地方政府责任的缺失在中国贫困穷区仍是原因复杂及无可奈何的事实。
笔者要强调的是，人心里这点原始良知仍然是最可贵的。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不难发现这点单纯个人主观的恻隐，可以转向普遍客观的道德理性里。社区单位里义工亲身投入的福利工作，或是群众性献血、赈灾，募捐，筹款等等，都是例子。
不过在形式之上，人的这份真挚道德感情更不可或缺。因为有施与而无恻隐，所有善行不过只剩下道德义务的履行罢了。
在社会高度理性化之后，我们仍不可以忘记道德义务与其制度的发端是在哪里。要审视一个社会的人性善良纯度，就要看这些道德义务的“垫底”是不是生命里最起码的那份恻隐。一个人假如不是自发性地要求一种善意、智力与美感的心领神会，是难以产生这种情感的。
对生命与自然的关切之情
因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是：规范与义务并不是道德的全部，道德也不仅仅是规范的普遍履行而已。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及伦理学教研室主任何怀宏，在著作《底线伦理——道德的最后边界》里就有这么一段：“我们仍然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深厚同情，如果没有这一感情的润泽，甚至规范的道德也仍不免由于缺乏源头的活水而硬化或者干枯。一种对他人、同类的恻隐之心和对生命、自然关切之情，将会提醒我们什么才是道德的至深涵意和不竭源泉，提醒我们道德与生命的深刻联系。”
1999年年中开始，两位老人被当地政府纳为低保，每月资助最低生活保障金57元人民币。在2000年，当地政府也出面联系到一位新加坡人林来燕女士，她答应资助这些孩子每人每月80元人民币，一直到他们18岁为止。
同时，林来燕也答应每月出资600元人民币雇请一名保姆来照顾老人和孩子们的生活。
印象中，我以前没在任何媒体上读过有关我国这位林来燕女士的报道，但在知悉这件事情后，对这位无私无偿默默向远方付出同样一份不是寻常恻隐爱心的国人，是由衷发出满心的敬意。
● 吴韦材 ·作者是本地写作人，文发自北京
82岁的拾荒老人陈尚义，与他81岁老伴张兰英，一生无儿女。自从1988年冬天陈尚义在火车站某个站台上“拾”到一个被遗弃的患病女婴，之后他就陆续从街头巷尾、垃圾堆、医院、车站收养弃婴。
17年里，尚义总共收养残疾弃婴42名，先后13名因病夭折，21名先后被人领养，现在还有八名由两岁到12岁的孩子留在两老身边。
老人收养弃婴事件首先由北京中央电视台于今年年中报道，过后引起社会群众关怀。如今鉴于两老年事已高，政府要将他们所收养的孩子转入社会保障单位内照顾，但两老因与孩子感情深固，仍不情愿放弃抚养孩子。
陈尚义每天捡卖垃圾能挣到10元人民币。为让孩子吃饱，他和老伴张兰英将奶粉掺进面粉熬熟后给孩子们吃。张兰英几乎17年都没离开过他们那破小院，天天做饭洗衣、收拾被盖、擦尿端屎，1998年在照顾孩子时绊倒伤了腰，导致终生驼背。
这不是寻常的恻隐。这里更需无偿的责任和无私的牺牲。在今天现代化都市里，人们虽仍有恻隐之心，但越是进步的社会，社会伦理主要是一种以理性规则、道德义务为中心的伦理。
原始良知仍然可贵
这样的伦理思维并非有错，但良知的启动不能仅仅凭靠规则与义务，人要启动良知还须要感受和体会更多，尤其是对善良的肯定与鼓舞。
人性里最始源的恻隐，它也许不是汹涌澎湃，但却可以源源不断，正所谓“在贤者那里常不泯，在常人那里不常泯，甚至在恶人那里也不会完全泯灭”，就是这个道理。
也唯有如此，恻隐之心这点原本只是柔弱的感情才能变得强大，才能形成大无畏的屏障，才能激发出巨大的力量。
老人陈尚义和老伴也就是凭着恻隐产生的这份无畏，做出常人所做不到的无私极限，才能无怨无悔多年来默默收养那么多残疾的弃婴。
也许从理性规则的角度上看，陈尚义老人的做法并不是理智的，因为怎么说这两位老人都没有抚养这些孩子的条件。从社会道德义务上说，也许人们都同意这应该是政府的责任。
但政府责任不是本文要阐述的主点环节，甘肃省是个穷地方，定西市不只没孤儿院，连福利院也没能力设立一间，地方政府责任的缺失在中国贫困穷区仍是原因复杂及无可奈何的事实。
笔者要强调的是，人心里这点原始良知仍然是最可贵的。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不难发现这点单纯个人主观的恻隐，可以转向普遍客观的道德理性里。社区单位里义工亲身投入的福利工作，或是群众性献血、赈灾，募捐，筹款等等，都是例子。
不过在形式之上，人的这份真挚道德感情更不可或缺。因为有施与而无恻隐，所有善行不过只剩下道德义务的履行罢了。
在社会高度理性化之后，我们仍不可以忘记道德义务与其制度的发端是在哪里。要审视一个社会的人性善良纯度，就要看这些道德义务的“垫底”是不是生命里最起码的那份恻隐。一个人假如不是自发性地要求一种善意、智力与美感的心领神会，是难以产生这种情感的。
对生命与自然的关切之情
因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是：规范与义务并不是道德的全部，道德也不仅仅是规范的普遍履行而已。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及伦理学教研室主任何怀宏，在著作《底线伦理——道德的最后边界》里就有这么一段：“我们仍然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深厚同情，如果没有这一感情的润泽，甚至规范的道德也仍不免由于缺乏源头的活水而硬化或者干枯。一种对他人、同类的恻隐之心和对生命、自然关切之情，将会提醒我们什么才是道德的至深涵意和不竭源泉，提醒我们道德与生命的深刻联系。”
1999年年中开始，两位老人被当地政府纳为低保，每月资助最低生活保障金57元人民币。在2000年，当地政府也出面联系到一位新加坡人林来燕女士，她答应资助这些孩子每人每月80元人民币，一直到他们18岁为止。
同时，林来燕也答应每月出资600元人民币雇请一名保姆来照顾老人和孩子们的生活。
印象中，我以前没在任何媒体上读过有关我国这位林来燕女士的报道，但在知悉这件事情后，对这位无私无偿默默向远方付出同样一份不是寻常恻隐爱心的国人，是由衷发出满心的敬意。
● 吴韦材 ·作者是本地写作人，文发自北京
黄禹锡的辞职与科学的“禁区”
11月24日，在世界上首先成功培育人类胚胎干细胞、用患者体细胞成功克隆人类胚胎干细胞系，以及克隆第一条狗的韩国首尔大学教授黄禹锡，因被指责为有违伦理道德而辞去所有科研、政府和社会职务。
老子曾说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自然界是没有仁爱之心的，只有客观规律可言。相应地，揭示自然规律的自然科学研究也应当是没有限制的。但黄禹锡的辞职却再次说明了，由于人是科学研究的主体，因此无论是研究自然科学还是社会、人文科学都需要遵守一定之规，因而就有一定的限制或称为“禁区”。
科学有没有禁区的问题一直是人类许多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两难选择之一。
由于科学的定义和科学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相当多人认为科学是没有禁区的。科学的三种定义是，科学是一种有用的工具；科学是造福人类的有力武器；科学是揭示真理的过程。无论这三种对科学的解释孰优孰劣，都使得人们认为科学是崇高的、神圣的，作用是巨大的，对人类的贡献是无可比拟的，因此科学是没有禁区的。
还有一种纯粹的推理可以表述为：科学是没有禁区的，凡是有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而没有科学，人类就无法前进，也享受不到科学对人类带来的种种好处，更无法迅速推进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
这些理由当然是充分的，但有时候人类的利益与科学的过程或结果发生冲突，并因此要人类作功利选择时，就会遇到两难选择。比如，当一种科学研究会危及人类的利益，如人类的健康和生命时，人类就会想出各种办法来禁止它，这就是禁区，也是当今生命伦理学的首要原则。比如，目前世界上大多数人赞同禁止生育性克隆人，而且大部分国家也制定了相应的法律以禁止克隆人。因为这种研究可能有害于人类，甚至颠覆人类社会。
正因如此，相应的其他生命科学研究也都有不大不小的“禁区”，即必须遵循的伦理原则，比如器官移植、干细胞研究。这些伦理原则既有国际性的，如《赫尔辛基宣言》，也有各国必须遵守的法规，如韩国的《生命伦理安全法》。
而干细胞研究中普遍认同不能违反的原则有：本人同意、无偿、匿名和回避等。但黄禹锡的研究违背了干细胞研究中的无偿和回避原则，一是向提供卵子的女性支付了报偿（每人24万新元），二是黄禹锡的两名女性下属提供了卵子。
说实话，这种违规并没有对人的健康和生命造成危害，可为什么也属于不可践踏的禁区呢？这就在于如果违背这些规律，一是有可能使得科学研究的过程和结果不客观，因为既有利益关系，又可能违背医学研究中的双盲原则。二是研究者和参与研究的自愿者可能利用科学研究谋取利益，这也有损科学研究的公正和客观。
当然，也有人认为，科学研究本来就是探索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行为，一种研究对人或环境有无危害在没有结果出来之前，甚至在结果出来之后很长岁月都无法知道，对此就根本没有必要加以禁止。如果禁止，不是很愚蠢么？
如果按此说法，当然可以克隆人，但如果克隆出来对人类造成了危害，先不论这种危害是否可以挽回，不是最后也会对这类研究加以禁止么？正如人类在几十年后发现了DDT的危害而禁止生产和使用它一样。
当然，这种假设也有另一种结果，克隆人对人类没有危害，是可以进行的。这正应验了“子非鱼安知鱼之不乐”？所以科学是没有禁区的。不过，这种没有禁区确实是需要人类准备付出巨大的代价，就像在赌博。
说到这里就非常清晰了。科学有禁区的前提是估计到某一科学研究可能对人类有害，或这种研究已被证明有害。禁止一种科学研究当然可以归为“反科学”，但是如果这种研究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都对人类产生危害，就可以归为“反人类”。
所以，有时候人类需要在“反科学”与“反人类”之间取舍。
● 张田勘 ·作者是中国《百科知识》副主编
老子曾说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自然界是没有仁爱之心的，只有客观规律可言。相应地，揭示自然规律的自然科学研究也应当是没有限制的。但黄禹锡的辞职却再次说明了，由于人是科学研究的主体，因此无论是研究自然科学还是社会、人文科学都需要遵守一定之规，因而就有一定的限制或称为“禁区”。
科学有没有禁区的问题一直是人类许多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两难选择之一。
由于科学的定义和科学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相当多人认为科学是没有禁区的。科学的三种定义是，科学是一种有用的工具；科学是造福人类的有力武器；科学是揭示真理的过程。无论这三种对科学的解释孰优孰劣，都使得人们认为科学是崇高的、神圣的，作用是巨大的，对人类的贡献是无可比拟的，因此科学是没有禁区的。
还有一种纯粹的推理可以表述为：科学是没有禁区的，凡是有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而没有科学，人类就无法前进，也享受不到科学对人类带来的种种好处，更无法迅速推进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
这些理由当然是充分的，但有时候人类的利益与科学的过程或结果发生冲突，并因此要人类作功利选择时，就会遇到两难选择。比如，当一种科学研究会危及人类的利益，如人类的健康和生命时，人类就会想出各种办法来禁止它，这就是禁区，也是当今生命伦理学的首要原则。比如，目前世界上大多数人赞同禁止生育性克隆人，而且大部分国家也制定了相应的法律以禁止克隆人。因为这种研究可能有害于人类，甚至颠覆人类社会。
正因如此，相应的其他生命科学研究也都有不大不小的“禁区”，即必须遵循的伦理原则，比如器官移植、干细胞研究。这些伦理原则既有国际性的，如《赫尔辛基宣言》，也有各国必须遵守的法规，如韩国的《生命伦理安全法》。
而干细胞研究中普遍认同不能违反的原则有：本人同意、无偿、匿名和回避等。但黄禹锡的研究违背了干细胞研究中的无偿和回避原则，一是向提供卵子的女性支付了报偿（每人24万新元），二是黄禹锡的两名女性下属提供了卵子。
说实话，这种违规并没有对人的健康和生命造成危害，可为什么也属于不可践踏的禁区呢？这就在于如果违背这些规律，一是有可能使得科学研究的过程和结果不客观，因为既有利益关系，又可能违背医学研究中的双盲原则。二是研究者和参与研究的自愿者可能利用科学研究谋取利益，这也有损科学研究的公正和客观。
当然，也有人认为，科学研究本来就是探索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行为，一种研究对人或环境有无危害在没有结果出来之前，甚至在结果出来之后很长岁月都无法知道，对此就根本没有必要加以禁止。如果禁止，不是很愚蠢么？
如果按此说法，当然可以克隆人，但如果克隆出来对人类造成了危害，先不论这种危害是否可以挽回，不是最后也会对这类研究加以禁止么？正如人类在几十年后发现了DDT的危害而禁止生产和使用它一样。
当然，这种假设也有另一种结果，克隆人对人类没有危害，是可以进行的。这正应验了“子非鱼安知鱼之不乐”？所以科学是没有禁区的。不过，这种没有禁区确实是需要人类准备付出巨大的代价，就像在赌博。
说到这里就非常清晰了。科学有禁区的前提是估计到某一科学研究可能对人类有害，或这种研究已被证明有害。禁止一种科学研究当然可以归为“反科学”，但是如果这种研究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都对人类产生危害，就可以归为“反人类”。
所以，有时候人类需要在“反科学”与“反人类”之间取舍。
● 张田勘 ·作者是中国《百科知识》副主编
Tuesday, November 29, 2005
公民社会不是桃花源
潘永强先生《粉丝社会还是公民社会？》一文（《东方日报》，2005年11月15日）质诘为何《哗！FM》保台的签名运动有1万多人支持，而支持学运的签名竟然不到这个数目的十分之一。这个“保台事大，学运事小”的问题，记得更早之前余福祺先生也在《当今大马》的读者投函提出。潘文怀疑，《哗！FM》支持者是粉丝，不是公民，缺乏核心价值。因为缺乏核心价值，他们因而一来关怀狭隘，对保台和学运两者之间轻重不分；二来理念不清，不能理解市场与政治的分野，因此要求国家干预。
庄迪澎先生《“粉丝”与公民不能一刀切》一文（《独立新闻》，2005年11月19日）首先质疑将他们与潘文中所举周杰伦粉丝相比的合理性，认为他们“即使是‘粉丝’，也是对言论空间有所求的‘粉丝’”，拥抱草根的黄文强先生深有同感（《独立新闻》同日读者来函）。庄、黄都同时质疑潘文对《哗！FM》商业运作的理解。国家干预与市场逻辑的讨论非常重要，对潘文、MKSow、黄业华、王宗麟诸先生（《当今大马》，2005年11月22日及24日、《自由媒体》讨论区）以及之前黄金城先生在《东方日报》短评的立场，“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曾剑鸣先生及傅向红小姐前后在三篇文章（见《独立新闻》与《东方日报》）已有精辟申论，此处不鳌。
本文承杨善勇先生《粉丝的本质和属性》一文（《当今大马》，2005年11月23日）遗绪，继续粉丝与公民的讨论。我同意潘文保台与学运之间轻重的价值判断，也不认为保台联署书中的诉求考虑周全，但是，问题真的是出在《哗！FM》支持者的“粉丝性”吗？检验这个问题的最简单方法是，比较一下类似的公民集体行动，看看他们会不会也有类似“关怀狭隘”、“理念不清”的局限？
我直接想到的是四年前的“528运动”。“528运动”堪称《华团大选诉求》之后，华社民意的另一次大动员，支持者从华团、文化界到一般群众，以南洋商报所损失的报份估计，响应人数大概不会少于十万人。比较78年历史华文报的保卫战，31年历史大专法令的抗战新役，意义可能比较小；然而，如果十万人有百分一参与联署，联署人数至少要增加几百人；如果千分一到博大，公众人数至少要增加几十人。为什么同样有关自由民主，大部分528支持者保持沉默？德国神父Martin Niemöller对自己在纳粹保证下独善其身的忏悔，我们念念有词之余，难道看不出Ayah Pin与“天国公社”群众所需要的信仰自由，与我们要维护的言论自由，唇齿相依？至于“理念”，许多528中坚分子在“隆华堂”乃至最近“留华同学会”争议中的立场，恐怕也说不上“反垄断”。难道，528支持者也是粉丝，《南洋商报》、《中国报》编辑、记者、作者们、陈嘉庚乃至丰隆的粉丝？
《哗！FM》支持者这两个局限，就算他们对《哗！FM》DJ的支持都是很工具理性的，要求他们“政治过硬”，没有一丝多余的热情；恐怕也不会就此消失。事实上，这两个局限，除了彻彻底底意识形态挂帅者，恐怕每个公民社会团体都或多或少会有。Wami尝试把关怀从言论自由扩大到自由民主，至今内外成效也有限，我们也只有继续努力而已，不敢宽以待己，严以律人。
“事事关心”是东林党知识分子在十七世纪农业社会的伟大自许，在21世纪的复杂社会恐怕连康梁的粉丝也未必能做到。政治学有所谓“议题公众”（issue public）一词，说明虽然大部分公众至少会关心一个议题、但每个个别议题都只能吸引一小部分公众的现象。怎样把许多不同的议题公众连接起来，变成一个人数更大、关怀更广的议题公众，既需要论述上的整合，也需要组织或行销上的突破。与此同时，让理念深化与连贯的理论建设，不必独求于一小部分理论精英，可以――也更理想的是――在开放活跃、众“智”成城的公共论辩中产生。
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公民社会并不是完成式的，而是进行式的。“公民社会”在英文是civil society，没有直接指向公民（citizen）个人，而是指家庭、国家（官僚 + 政治社会）、市场以外的独立结社空间。据我粗浅的认识，这个实然的定义是比较通用的；虽然已有研究者指出它们之间的边界可能模糊多变，应该从宽解释。虽然1989年东欧变天后，公民社会被认为是民主化一大功臣；但是，公民社会的稳定性、是否能够“坚定和持久的核心理念与价值”都是可议的。Kopecky 与Mudde （2003:8） 就指出，除了波兰，大多数东欧国家在89年秋天的群众示威，都“最多是组织松散的事件，如果有公民社会组织涉入，也是屈指可数”。而且，另外两位学者认为，这些运动大多在一两年内消失，留下的组织性遗产乏善可陈。那听起来也是很“散乱与偶发性的聚合”，或许称这些东欧公民为“民主粉丝”也不为过。
而如果进一步认定公民社会的价值必然就是支持自由民主的，或者反对国家干预社会，就恐怕更主观了。我们不必再举东欧的例子，就举马来西亚的回教青年阵线（ABIM）、马来西亚改革协会（JIM）这些核心理念明确的团体好了。大概没有研究者会认为他们会追求更多私领域的自由；但也大概不会有人敢说他们不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组织可左可右、可高可低、可清可浊、可雅可俗、可庄可谐、可文可武，把它们窄化理解成自由主义的清流，许多草根组织首当其冲都要先“粉丝化”或“非公民化”了。
潘文认为我们不要高估大马的公民社会，以及它在民主化的角色；这个提醒值得肯定。我们本应让“公民社会”回归本来面貌：“家庭、市场、国家之外公民自由结社的场域”，不要让应然的“规范性预期”干扰对“实际存在的公民社会”的实证分析（Neera Chandhoke语），跌入所谓“规范性陷阱”之中。简单地说，我们要对公民社会去浪漫化，不把它想象成桃花源，不要以为每个公民社会中人都是避秦者。
学界早有所谓uncivil society或“不文明社会”（civil一词在英语有多义，可以表示“文明”）一词，用来形容或有暴力倾向、或组织内阶层分明、或缺乏公共精神与自由主义价值的公民社会组织，譬如美国的3K党、巴勒斯坦的哈马斯、东欧变天后涌现的民族主义团体。
如果我们鼓吹公民社会的目的，是希望看到类似东欧般自由民主秩序的确立；如果我们同意，自由民主社会固不可能没有活跃的公民社会，但公民社会的蓬勃和民主化并无必然关系；那么，正确的策略应该是双管齐下：一方面鼓吹、支持公民社会的勃兴；另一方面打正旗号宣扬自由主义的民主理念；而非垄断诠释，把公民社会这家百货市场“概念转换”成自由主义专卖店。事实上，我们亟需对自由主义在政治、经济场域的辩论，而潘、庄、黄、曾、傅等诸先生小姐对国家与市场的讨论因此就颇有意思。
我们应当检验、防备和批评民粹，但是不必为“想象的公民社会”描绘“粉丝社会”这个对比，或者断定“粉丝”是进化前的公民。查Fan一词在东欧变天前100年出现在美语中，其实是fanatic一词的缩语，非其词根；而fanatic则在16世纪初从拉丁语中进入英语，原意为“神意所致的精神错乱”。不过，fan百年前是用来形容棒球队的热情支持者，现代英语只是扩大适用范围，意涵未改；所以各方粉丝不必担心被“污名化”。
“粉丝”生动传神，无头巾气，潘文把它政治化，让“公民社会”在华社走出雪华堂的大礼堂，值得我辈“公民社会粉丝”浮一大白。岁晚天凉，公民社会多一点热情不是坏事，各方英雄围炉煮酒论争之余，恨“粉丝”不成“鱼翅”也好，要还“粉丝”清白也罢，笔下火花四射都不要紧，只要不做“超激粉丝”，恨不得火花星星燎原把偶像／粉丝批评者烧成灰烬就好。
Kopecky, P. and Cas Mudde （2003） “Rethinking Civil Society”, Democratisation, Vol. 10. No. 3. p1-14.
黄进发是前“诉求工委会”执行秘书、“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成员。目前是英国东塞克斯大学政府系博士研究生
庄迪澎先生《“粉丝”与公民不能一刀切》一文（《独立新闻》，2005年11月19日）首先质疑将他们与潘文中所举周杰伦粉丝相比的合理性，认为他们“即使是‘粉丝’，也是对言论空间有所求的‘粉丝’”，拥抱草根的黄文强先生深有同感（《独立新闻》同日读者来函）。庄、黄都同时质疑潘文对《哗！FM》商业运作的理解。国家干预与市场逻辑的讨论非常重要，对潘文、MKSow、黄业华、王宗麟诸先生（《当今大马》，2005年11月22日及24日、《自由媒体》讨论区）以及之前黄金城先生在《东方日报》短评的立场，“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曾剑鸣先生及傅向红小姐前后在三篇文章（见《独立新闻》与《东方日报》）已有精辟申论，此处不鳌。
本文承杨善勇先生《粉丝的本质和属性》一文（《当今大马》，2005年11月23日）遗绪，继续粉丝与公民的讨论。我同意潘文保台与学运之间轻重的价值判断，也不认为保台联署书中的诉求考虑周全，但是，问题真的是出在《哗！FM》支持者的“粉丝性”吗？检验这个问题的最简单方法是，比较一下类似的公民集体行动，看看他们会不会也有类似“关怀狭隘”、“理念不清”的局限？
我直接想到的是四年前的“528运动”。“528运动”堪称《华团大选诉求》之后，华社民意的另一次大动员，支持者从华团、文化界到一般群众，以南洋商报所损失的报份估计，响应人数大概不会少于十万人。比较78年历史华文报的保卫战，31年历史大专法令的抗战新役，意义可能比较小；然而，如果十万人有百分一参与联署，联署人数至少要增加几百人；如果千分一到博大，公众人数至少要增加几十人。为什么同样有关自由民主，大部分528支持者保持沉默？德国神父Martin Niemöller对自己在纳粹保证下独善其身的忏悔，我们念念有词之余，难道看不出Ayah Pin与“天国公社”群众所需要的信仰自由，与我们要维护的言论自由，唇齿相依？至于“理念”，许多528中坚分子在“隆华堂”乃至最近“留华同学会”争议中的立场，恐怕也说不上“反垄断”。难道，528支持者也是粉丝，《南洋商报》、《中国报》编辑、记者、作者们、陈嘉庚乃至丰隆的粉丝？
《哗！FM》支持者这两个局限，就算他们对《哗！FM》DJ的支持都是很工具理性的，要求他们“政治过硬”，没有一丝多余的热情；恐怕也不会就此消失。事实上，这两个局限，除了彻彻底底意识形态挂帅者，恐怕每个公民社会团体都或多或少会有。Wami尝试把关怀从言论自由扩大到自由民主，至今内外成效也有限，我们也只有继续努力而已，不敢宽以待己，严以律人。
“事事关心”是东林党知识分子在十七世纪农业社会的伟大自许，在21世纪的复杂社会恐怕连康梁的粉丝也未必能做到。政治学有所谓“议题公众”（issue public）一词，说明虽然大部分公众至少会关心一个议题、但每个个别议题都只能吸引一小部分公众的现象。怎样把许多不同的议题公众连接起来，变成一个人数更大、关怀更广的议题公众，既需要论述上的整合，也需要组织或行销上的突破。与此同时，让理念深化与连贯的理论建设，不必独求于一小部分理论精英，可以――也更理想的是――在开放活跃、众“智”成城的公共论辩中产生。
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公民社会并不是完成式的，而是进行式的。“公民社会”在英文是civil society，没有直接指向公民（citizen）个人，而是指家庭、国家（官僚 + 政治社会）、市场以外的独立结社空间。据我粗浅的认识，这个实然的定义是比较通用的；虽然已有研究者指出它们之间的边界可能模糊多变，应该从宽解释。虽然1989年东欧变天后，公民社会被认为是民主化一大功臣；但是，公民社会的稳定性、是否能够“坚定和持久的核心理念与价值”都是可议的。Kopecky 与Mudde （2003:8） 就指出，除了波兰，大多数东欧国家在89年秋天的群众示威，都“最多是组织松散的事件，如果有公民社会组织涉入，也是屈指可数”。而且，另外两位学者认为，这些运动大多在一两年内消失，留下的组织性遗产乏善可陈。那听起来也是很“散乱与偶发性的聚合”，或许称这些东欧公民为“民主粉丝”也不为过。
而如果进一步认定公民社会的价值必然就是支持自由民主的，或者反对国家干预社会，就恐怕更主观了。我们不必再举东欧的例子，就举马来西亚的回教青年阵线（ABIM）、马来西亚改革协会（JIM）这些核心理念明确的团体好了。大概没有研究者会认为他们会追求更多私领域的自由；但也大概不会有人敢说他们不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组织可左可右、可高可低、可清可浊、可雅可俗、可庄可谐、可文可武，把它们窄化理解成自由主义的清流，许多草根组织首当其冲都要先“粉丝化”或“非公民化”了。
潘文认为我们不要高估大马的公民社会，以及它在民主化的角色；这个提醒值得肯定。我们本应让“公民社会”回归本来面貌：“家庭、市场、国家之外公民自由结社的场域”，不要让应然的“规范性预期”干扰对“实际存在的公民社会”的实证分析（Neera Chandhoke语），跌入所谓“规范性陷阱”之中。简单地说，我们要对公民社会去浪漫化，不把它想象成桃花源，不要以为每个公民社会中人都是避秦者。
学界早有所谓uncivil society或“不文明社会”（civil一词在英语有多义，可以表示“文明”）一词，用来形容或有暴力倾向、或组织内阶层分明、或缺乏公共精神与自由主义价值的公民社会组织，譬如美国的3K党、巴勒斯坦的哈马斯、东欧变天后涌现的民族主义团体。
如果我们鼓吹公民社会的目的，是希望看到类似东欧般自由民主秩序的确立；如果我们同意，自由民主社会固不可能没有活跃的公民社会，但公民社会的蓬勃和民主化并无必然关系；那么，正确的策略应该是双管齐下：一方面鼓吹、支持公民社会的勃兴；另一方面打正旗号宣扬自由主义的民主理念；而非垄断诠释，把公民社会这家百货市场“概念转换”成自由主义专卖店。事实上，我们亟需对自由主义在政治、经济场域的辩论，而潘、庄、黄、曾、傅等诸先生小姐对国家与市场的讨论因此就颇有意思。
我们应当检验、防备和批评民粹，但是不必为“想象的公民社会”描绘“粉丝社会”这个对比，或者断定“粉丝”是进化前的公民。查Fan一词在东欧变天前100年出现在美语中，其实是fanatic一词的缩语，非其词根；而fanatic则在16世纪初从拉丁语中进入英语，原意为“神意所致的精神错乱”。不过，fan百年前是用来形容棒球队的热情支持者，现代英语只是扩大适用范围，意涵未改；所以各方粉丝不必担心被“污名化”。
“粉丝”生动传神，无头巾气，潘文把它政治化，让“公民社会”在华社走出雪华堂的大礼堂，值得我辈“公民社会粉丝”浮一大白。岁晚天凉，公民社会多一点热情不是坏事，各方英雄围炉煮酒论争之余，恨“粉丝”不成“鱼翅”也好，要还“粉丝”清白也罢，笔下火花四射都不要紧，只要不做“超激粉丝”，恨不得火花星星燎原把偶像／粉丝批评者烧成灰烬就好。
Kopecky, P. and Cas Mudde （2003） “Rethinking Civil Society”, Democratisation, Vol. 10. No. 3. p1-14.
黄进发是前“诉求工委会”执行秘书、“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成员。目前是英国东塞克斯大学政府系博士研究生
Monday, November 28, 2005
注意泰国
亚洲石油化学工业年会明年将移师曼谷举行。六个核心成员国的协会代表，按掼例在六个月前先召开筹备工作会议。
从新加坡飞曼谷途中，没想到身旁一位老是忙着翻阅商业报表的老外，竟也是西方某家石油化学业龙头老大的驻新高层管理人员。交谈启动之后，这位曾经在泰国工作数年，又在新加坡驻扎逾十年的美国佬对我说了一句颇具“结论性”的话：“在这个区域，除了中国，就要注意泰国了！”
前年年末，我曾到曼谷参加一个工业研讨会，那时即已强烈感受到曼谷从九七年东南亚金融风暴的重灾区中复苏过来的强劲动感：呼啸而过的新地铁穿破了曼谷恶名昭彰的塞车，带起城内一股通畅十足的消费热潮。这回初抵曼谷，更感受到泰国的雄心勃勃。
在经济与工业上，往往也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现象，汽车与电子业在泰国也发挥了如此效应。飞机上读着星期三的联合早报，封面的重头新闻是日本丰田(TOYOTA)汽车公司有望在2006年取代美国通用汽车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公司。今天，像丰田、本田、NISSAN这些日本汽车业的巨擘，纷纷在泰国大展拳脚，除了设立具有外销取向的生产基地之外，也开设研究与发展中心。中南半岛上的泰国被日本汽车业“钦点”为区域重镇的大形势一旦隐约浮现，许多相关工业也就春江水暖鸭先知，急速设厂抢滩，准备分一杯羹。群雄蠢蠢欲动，泰国的雄心，虽然无形，却很立体。
会议前夕，笔者拜访了自身服务的出光集团在曼谷的一家润滑油厂。自这家新厂于年头启动之后，我不只一次听日本同事们“吹嘘”这家经已在泰国运作超过30年的老公司如何蜕变成一家“豪华”的新厂。
工厂距曼谷市约一个小时车程，我藉机向前来接我的年轻日本同事套问一些泰国经济的“经脉”情报。
“丰田汽车在这里创设研究中心，可能会生产一些输往欧洲，尤其是东欧的柴油车种。汽车业在泰国，会是经济的发动机。”——论东南亚的汽车工业，泰国是由北向南泰山压顶，马来西亚的汽车业近年正处于多事之秋，面对泰国大军压境，更形凄风苦雨，之前有些原本在马国生产再调往泰国的边沿工业产品，现在干脆拔队移往泰国。
“泰国的大学毕业生起薪大概是1万3000泰铢（约600新元），非技术工人月薪是六七千铢（约350新元）。由于工资廉宜，这里的工业，于自动化和劳工之间，有比较大的选择空间……”论薪金，新马泰三国是由南向北强烈倾斜了。全球化的工业特点是工厂的“无国籍化”、“游牧化”，哪里水草肥美（工资低廉、技术上进），便往哪里流注。
2003年的SARS病毒与近来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多少使外资原先对中国的情有独钟产生调整作用，也多少对东南亚的工业版图产生长远的影响，泰国在这个调整过程里，坐享了其中一些落在头顶的果实。
曼谷沿河一带，新酒店一家家冒起，跨河新桥又添新姿，真该注意泰国了！
● 陈再藩（传自曼谷）
从新加坡飞曼谷途中，没想到身旁一位老是忙着翻阅商业报表的老外，竟也是西方某家石油化学业龙头老大的驻新高层管理人员。交谈启动之后，这位曾经在泰国工作数年，又在新加坡驻扎逾十年的美国佬对我说了一句颇具“结论性”的话：“在这个区域，除了中国，就要注意泰国了！”
前年年末，我曾到曼谷参加一个工业研讨会，那时即已强烈感受到曼谷从九七年东南亚金融风暴的重灾区中复苏过来的强劲动感：呼啸而过的新地铁穿破了曼谷恶名昭彰的塞车，带起城内一股通畅十足的消费热潮。这回初抵曼谷，更感受到泰国的雄心勃勃。
在经济与工业上，往往也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现象，汽车与电子业在泰国也发挥了如此效应。飞机上读着星期三的联合早报，封面的重头新闻是日本丰田(TOYOTA)汽车公司有望在2006年取代美国通用汽车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公司。今天，像丰田、本田、NISSAN这些日本汽车业的巨擘，纷纷在泰国大展拳脚，除了设立具有外销取向的生产基地之外，也开设研究与发展中心。中南半岛上的泰国被日本汽车业“钦点”为区域重镇的大形势一旦隐约浮现，许多相关工业也就春江水暖鸭先知，急速设厂抢滩，准备分一杯羹。群雄蠢蠢欲动，泰国的雄心，虽然无形，却很立体。
会议前夕，笔者拜访了自身服务的出光集团在曼谷的一家润滑油厂。自这家新厂于年头启动之后，我不只一次听日本同事们“吹嘘”这家经已在泰国运作超过30年的老公司如何蜕变成一家“豪华”的新厂。
工厂距曼谷市约一个小时车程，我藉机向前来接我的年轻日本同事套问一些泰国经济的“经脉”情报。
“丰田汽车在这里创设研究中心，可能会生产一些输往欧洲，尤其是东欧的柴油车种。汽车业在泰国，会是经济的发动机。”——论东南亚的汽车工业，泰国是由北向南泰山压顶，马来西亚的汽车业近年正处于多事之秋，面对泰国大军压境，更形凄风苦雨，之前有些原本在马国生产再调往泰国的边沿工业产品，现在干脆拔队移往泰国。
“泰国的大学毕业生起薪大概是1万3000泰铢（约600新元），非技术工人月薪是六七千铢（约350新元）。由于工资廉宜，这里的工业，于自动化和劳工之间，有比较大的选择空间……”论薪金，新马泰三国是由南向北强烈倾斜了。全球化的工业特点是工厂的“无国籍化”、“游牧化”，哪里水草肥美（工资低廉、技术上进），便往哪里流注。
2003年的SARS病毒与近来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多少使外资原先对中国的情有独钟产生调整作用，也多少对东南亚的工业版图产生长远的影响，泰国在这个调整过程里，坐享了其中一些落在头顶的果实。
曼谷沿河一带，新酒店一家家冒起，跨河新桥又添新姿，真该注意泰国了！
● 陈再藩（传自曼谷）
绝活儿
在中国南方城市深圳街头拍到的一张照片。人在乞讨，整个人向前，五体投地叩头，行的是大礼。他身边的大狗，也一样懂得灵性，恭恭敬敬伏在地上，狗脸微微向下，仿佛也明白自己在做的是什么一回事。
妙的是他们行乞用的“乞丐杯”，那汉子手里握着的是肯德基饮料杯，那只狗握着的，是一家昂贵咖啡店的杯子。
这只狗真值得养。索性介绍到电视台拍电视剧当狗明星好了。
要说有多么光怪陆离就多么地光怪陆离。这些当街拦路的乞丐，电视台不知已拍过多少回揭底式纪录片，躺在地上双脚瘫痪的老大妈，“收工”之后双脚走得比谁都快。有次利用偷拍镜头，还从头到尾拍到这些乞丐开档前的“乔装”过程：他们原本就跟混在街上的老百姓一样，然后在热闹的市中心物色到一个“适当地点”，先跑到无人小巷里，拿出残废的假脚装上；或用又臭又烂的毯子蒙住脸，扮断腿的，则需要一块有轮子的小板，然后纷纷登场了，四面八方像灾难那样爬出来。其中不少演技精湛的，会额外增加戏剧性。比如北京崇文门地铁站一上楼梯，人人都碰见过这样一个乞丐，他脸蛋长得其实一表人才，怎看也看不出身上有啥缺陷，他是整个人平伏在地上爬行的，那张英俊姣好的脸，其实就游荡在人们走过的脚后跟旁边数寸。他会凭专业经验来挑对象，挑准了，就一把拉住某个过路的人，不管是男是女，然后就用可怜巴巴的眼神抬头望上去，像婴儿一样发出微弱颤抖的声音：妈妈，我爱你。
还别说，利用母爱伟大还真赢得不少大叔大婶的同情。天可怜见的，那么好一副脸孔竟原来是个痴傻。这绝对是绝活。这些表演天才，从角色造型到戏剧化煽情伎俩都掌握得恰到好处。
但，我也曾经按着良心来问，在芸芸讨饭众生中，会否也有命运真正遭灾，不得不出来讨饭残喘苟存的呢？中国就是人多，连好手好脚的人都不一定有饭吃，那些缺胳膊没大腿的，并非个个像央视纪录片拍得那样有社会福利给于温暖和照顾，许多是悄悄死了都没人知道。
天坛附近我遇见个小女孩，年龄约莫十一二，天寒地冻中，她用粉笔在地上写出自己的身世，自己如何出世后就患小儿麻痹症，如何把学习机会让给弟弟，如何从小行乞来帮补家用。地上的地砖，一格格很工整，她一手漂亮的粉笔书法更是字字娟秀，在寒风中特别惹人生怜。我跟朋友说，就算是假的，也是农村里年幼失学，就凭这一手好字，就凭这地上每块砖都冻得像冰一样，就有很好的理由解囊帮助她。不得不承认我心里也有脆弱的角落，人非草木，几元钱人民币在手上其实也干不了事，但假如在她手上，也许就能换得一餐糊口。
记得从前在电影学院，有次提到捐助希望工程一事，很惊异地发现学校里几位老师原来都是持有异议的。尤其已故韩小磊老师，他说到脸泛青筋：“要我们人民煽情地进行这种捐赠，表面上是人性教育，其实这是国家的蒙羞和耻辱，这原本就是国家的责任，他们衮衮诸公应该先把国家里这些基本设施做好，而不是矫情地将这些责任弹回人民身上去！”
如醍醐灌顶。就可惜韩小磊老师去得早，他大概知道贫富悬殊是中国从来无法根治的病，早就不想看下去了。
● 吴韦材
妙的是他们行乞用的“乞丐杯”，那汉子手里握着的是肯德基饮料杯，那只狗握着的，是一家昂贵咖啡店的杯子。
这只狗真值得养。索性介绍到电视台拍电视剧当狗明星好了。
要说有多么光怪陆离就多么地光怪陆离。这些当街拦路的乞丐，电视台不知已拍过多少回揭底式纪录片，躺在地上双脚瘫痪的老大妈，“收工”之后双脚走得比谁都快。有次利用偷拍镜头，还从头到尾拍到这些乞丐开档前的“乔装”过程：他们原本就跟混在街上的老百姓一样，然后在热闹的市中心物色到一个“适当地点”，先跑到无人小巷里，拿出残废的假脚装上；或用又臭又烂的毯子蒙住脸，扮断腿的，则需要一块有轮子的小板，然后纷纷登场了，四面八方像灾难那样爬出来。其中不少演技精湛的，会额外增加戏剧性。比如北京崇文门地铁站一上楼梯，人人都碰见过这样一个乞丐，他脸蛋长得其实一表人才，怎看也看不出身上有啥缺陷，他是整个人平伏在地上爬行的，那张英俊姣好的脸，其实就游荡在人们走过的脚后跟旁边数寸。他会凭专业经验来挑对象，挑准了，就一把拉住某个过路的人，不管是男是女，然后就用可怜巴巴的眼神抬头望上去，像婴儿一样发出微弱颤抖的声音：妈妈，我爱你。
还别说，利用母爱伟大还真赢得不少大叔大婶的同情。天可怜见的，那么好一副脸孔竟原来是个痴傻。这绝对是绝活。这些表演天才，从角色造型到戏剧化煽情伎俩都掌握得恰到好处。
但，我也曾经按着良心来问，在芸芸讨饭众生中，会否也有命运真正遭灾，不得不出来讨饭残喘苟存的呢？中国就是人多，连好手好脚的人都不一定有饭吃，那些缺胳膊没大腿的，并非个个像央视纪录片拍得那样有社会福利给于温暖和照顾，许多是悄悄死了都没人知道。
天坛附近我遇见个小女孩，年龄约莫十一二，天寒地冻中，她用粉笔在地上写出自己的身世，自己如何出世后就患小儿麻痹症，如何把学习机会让给弟弟，如何从小行乞来帮补家用。地上的地砖，一格格很工整，她一手漂亮的粉笔书法更是字字娟秀，在寒风中特别惹人生怜。我跟朋友说，就算是假的，也是农村里年幼失学，就凭这一手好字，就凭这地上每块砖都冻得像冰一样，就有很好的理由解囊帮助她。不得不承认我心里也有脆弱的角落，人非草木，几元钱人民币在手上其实也干不了事，但假如在她手上，也许就能换得一餐糊口。
记得从前在电影学院，有次提到捐助希望工程一事，很惊异地发现学校里几位老师原来都是持有异议的。尤其已故韩小磊老师，他说到脸泛青筋：“要我们人民煽情地进行这种捐赠，表面上是人性教育，其实这是国家的蒙羞和耻辱，这原本就是国家的责任，他们衮衮诸公应该先把国家里这些基本设施做好，而不是矫情地将这些责任弹回人民身上去！”
如醍醐灌顶。就可惜韩小磊老师去得早，他大概知道贫富悬殊是中国从来无法根治的病，早就不想看下去了。
● 吴韦材
Wednesday, November 23, 2005
学习华文需要觉悟性和自发性
现在允许学生带电子词典进考场，考试时连学生的用词思考能力都不在乎了，假如华文成绩仍不见起色，那以后还得通融些什么呢？
我确实怀疑，究竟有没有人认真探讨过我国华文前景越来越惨淡的真正原因。对华文教育，我们一直是饮鸩止渴地放宽再放宽，是否只要把仅有的“复兴希望”放在学生身上，希望他们之中能出现些后继之人，那么日后华文就能复兴了呢？真是如此简单么？
社会实况与教育环境一直是两头矛盾，学生眼睁睁看着这些气急败坏的大人奋力拯救奄奄一息的华文，他们又会作什么想法呢？
曾有人在言论版上提及马来西亚华人学生的华文水平，其实马来西亚华人的华文水平并非今天才如此出色。早在60年代，马来西亚华文文艺界和本地文艺界都是平起平坐的马华文学，那时新加坡的华文普遍水平也比今天要好得多，但为何在不到50年内就如此不济？我们可有正视过其中的原因呢？
马来西亚的华人连讲华语运动都不必，华校在相对比例上也不是那么普遍，那为何他们就能维持华文的高水平，甚至比一直笼罩云雾里鼓吹学习的我们更要出色呢？
马国华人逆境保养母语
大胆说一句，这里的华文学习，就是欠缺觉悟性和自发性。
马来西亚的语文环境并不见得比我们更适宜华文的学习，但马来西亚华人对华文多了份觉悟性和自发性。这两项强力的精神支撑，就足以弥补当地华文在文化处境上的种种不足。
无论学习什么，固然都需技巧与方法，但光依赖技巧和方法来解决文化学习上的问题，就算学到也只是有形而无神。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呼喊状态下拯救华文，但，最重要的驱动力呢？呼喊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是学生为了应付考试么？是为了中国经济崛起以后好学来做生意么？
我确实不明白为何在一个华人人口占上七成多的社会，请华人学习自己母文化和母语文竟如此困难？先要有觉悟，才能有自发。
马来西亚华人对保养自己母文化和母语文都有这点认识和精神，他们不必等候常年举办的寻根活动都能清楚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就算学校里还得耗上更多精力去学习英文和马来文，但对于华文，精神上是不一样的，因为那是对自己母文化身份的认定。
应付态度不会有好成绩
从70年代华文水平开始滑波开始，当时因为经济时势和迁就种种利弊考量的关系，我们的政府虽然面对着滑波的事实却没有去认真纠察滑波的原因，因此也没能力预见华文的低落会陷至今天的地步。
对于华文日渐式微有些人的看法是，我们在经济奋力发展时也付出国际化的代价，与其说国际化，大概他们指的就是因为沟通的需要及频繁而不得不“洋化”起来，但我认为这说法完全是自圆其说。
香港台北也具国际都市规模也做国际生意，他们的华文水平又如何解释？难道东京的日文水平就因为经济发达而低落吗？曼谷的泰国人为了国际利益都放弃自己母语的学习吗？
华文低落后，我们所采取态度一直都是“应付”。改制度，改课本，教育简化，媒体迁就。即便这种应付态度能在每年成绩放榜时自我安慰一番，仍不会真正得到好成绩的，学生走出国门，或是外地华人买了份本地报纸，真相就会大白。
要学好一个项目，除了方法技巧更需要有投入的精神。我们拥有先进的教育环境，但对于学习，我们的学生没有自发性和觉悟性，上面也没有人启发他们这点自发性和觉悟性，别说学习母文化和母语文。
就算是学校里其他科目，不也是为了应付一纸认证么？哪怕教育环境在设备上再如何的好，这种为应付而进行的学习其实是最低层次的学习。
社会价值观是不断地物化，就连学校也在“争”的状态下维护自己的荣誉利益，那又如何向学生灌输所谓的母文化身份的觉悟和自发呢？就算学校逼学生学，但社会上不看这些，这个母文化身份就算再重要，毕业后走到社会上，会有人问津吗？
● 吴韦材 ·作者是本地写作人，文发自北京
我确实怀疑，究竟有没有人认真探讨过我国华文前景越来越惨淡的真正原因。对华文教育，我们一直是饮鸩止渴地放宽再放宽，是否只要把仅有的“复兴希望”放在学生身上，希望他们之中能出现些后继之人，那么日后华文就能复兴了呢？真是如此简单么？
社会实况与教育环境一直是两头矛盾，学生眼睁睁看着这些气急败坏的大人奋力拯救奄奄一息的华文，他们又会作什么想法呢？
曾有人在言论版上提及马来西亚华人学生的华文水平，其实马来西亚华人的华文水平并非今天才如此出色。早在60年代，马来西亚华文文艺界和本地文艺界都是平起平坐的马华文学，那时新加坡的华文普遍水平也比今天要好得多，但为何在不到50年内就如此不济？我们可有正视过其中的原因呢？
马来西亚的华人连讲华语运动都不必，华校在相对比例上也不是那么普遍，那为何他们就能维持华文的高水平，甚至比一直笼罩云雾里鼓吹学习的我们更要出色呢？
马国华人逆境保养母语
大胆说一句，这里的华文学习，就是欠缺觉悟性和自发性。
马来西亚的语文环境并不见得比我们更适宜华文的学习，但马来西亚华人对华文多了份觉悟性和自发性。这两项强力的精神支撑，就足以弥补当地华文在文化处境上的种种不足。
无论学习什么，固然都需技巧与方法，但光依赖技巧和方法来解决文化学习上的问题，就算学到也只是有形而无神。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呼喊状态下拯救华文，但，最重要的驱动力呢？呼喊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是学生为了应付考试么？是为了中国经济崛起以后好学来做生意么？
我确实不明白为何在一个华人人口占上七成多的社会，请华人学习自己母文化和母语文竟如此困难？先要有觉悟，才能有自发。
马来西亚华人对保养自己母文化和母语文都有这点认识和精神，他们不必等候常年举办的寻根活动都能清楚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就算学校里还得耗上更多精力去学习英文和马来文，但对于华文，精神上是不一样的，因为那是对自己母文化身份的认定。
应付态度不会有好成绩
从70年代华文水平开始滑波开始，当时因为经济时势和迁就种种利弊考量的关系，我们的政府虽然面对着滑波的事实却没有去认真纠察滑波的原因，因此也没能力预见华文的低落会陷至今天的地步。
对于华文日渐式微有些人的看法是，我们在经济奋力发展时也付出国际化的代价，与其说国际化，大概他们指的就是因为沟通的需要及频繁而不得不“洋化”起来，但我认为这说法完全是自圆其说。
香港台北也具国际都市规模也做国际生意，他们的华文水平又如何解释？难道东京的日文水平就因为经济发达而低落吗？曼谷的泰国人为了国际利益都放弃自己母语的学习吗？
华文低落后，我们所采取态度一直都是“应付”。改制度，改课本，教育简化，媒体迁就。即便这种应付态度能在每年成绩放榜时自我安慰一番，仍不会真正得到好成绩的，学生走出国门，或是外地华人买了份本地报纸，真相就会大白。
要学好一个项目，除了方法技巧更需要有投入的精神。我们拥有先进的教育环境，但对于学习，我们的学生没有自发性和觉悟性，上面也没有人启发他们这点自发性和觉悟性，别说学习母文化和母语文。
就算是学校里其他科目，不也是为了应付一纸认证么？哪怕教育环境在设备上再如何的好，这种为应付而进行的学习其实是最低层次的学习。
社会价值观是不断地物化，就连学校也在“争”的状态下维护自己的荣誉利益，那又如何向学生灌输所谓的母文化身份的觉悟和自发呢？就算学校逼学生学，但社会上不看这些，这个母文化身份就算再重要，毕业后走到社会上，会有人问津吗？
● 吴韦材 ·作者是本地写作人，文发自北京
Sunday, November 20, 2005
“不讲真话”的经济解读
自从倡导“讲真话”的作家巴金上月去世后，中国媒体兴起一股批判“说假话”的潮流，主流经济学家首先被舆论树为“不讲真话”的典型。
《中国青年报》和搜狐合作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近七成的投票者认为经济学者常站在利益集团的立场上发表言论，反之只有4.1%认为学者站在公众的立场发言。
《中国青年报》指出这些主流经济学家大都有三重身份：企业经济学家、政府经济学家和学术研究专家。
“他们的行为一般可归纳为三步：第一步，通过与企业的结合，成为利益集团的受雇者及‘形象大使’；第二步，通过担任政府经济顾问、某某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在制定与其受雇企业相关的产业及公共政策时，这些经济学家可以‘公平地’将天平偏向自己的幕后老板；第三步，回归本位，以一个学术研究专家及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在媒体上、在大学讲台上、在著述中引经据典，用‘缜密’的经济理论证明自己的观点与决策是正确的”，“这样不仅赢得公众的绝对信任甚至爱戴，而且赢得政府、受雇企业及更多对之青睐的利益集团的信任”。
笔者在大学念了四年经济，读了这样的报道，心里哪会好受？其实经济作为社会科学，跟数学、化学、物理、生物等纯科学（pure science）有本质上的不同。
经济学有“理论”没“定理”
首先，经济学家不能在完全控制的实验室里证明自己的理论，即使最近兴起的“行为经济学”（behavioural economics），也只能做有限度的人类行为模拟测试，然后把实验结果延伸到应用层面。不过随机抽样（random sampling）的方法容易受到质疑，犯上以偏概全的毛病。
更重要的是，人类的行为不像微积分、化学元素、镭射光和细胞，拥有固定的特点，也并不是经济学家所想的充满连贯性（consistency），无时无刻以追求利益、满足感最大化为最终目的，我们的行为受到不同的环境、甚至产品的设计影响（或蒙骗）而令人摸不着头脑，因此试验室的结论应用在现实社会往往像三流医生开的药——时灵时不灵。
基于本质的不同，经济学只能提出“理论”（theory），而不能提出真理般的“定理”（theorem）。理论背后的证据往往不尽完美，因此可以被推翻——你说提高价格会使需求数量减少，那为什么名牌手袋的价钱节节上升，女士们却依然乖乖献上更高的代价把手袋捧回家呢？
说了这么多，无非要指出：经济学家提出的行为预测，聪明人动动脑筋，不难想出相违背的现象。没有人可以完全否定你的观察，经济学家只能引述其他理论，或者针对本理论的假设（assumptions）为自己辩护，这是经济理论的吊诡。
换句话说，经济学里，虽然有绝对的假话，却没有绝对的真话。因此即使《中国青年报》反映大众对于经济学家多“讲真话”的诉求，我不禁反问：什么是真话？经济理论不可能是真理嘛！
要建设性地谈下去，我必须“假设”民众不满的，其实是经济学家昧著良心“讲假话”：即使证据大致上引导我们相信结论A，但是由于结论A不利于雇主的立场，硬要说成雇主指定的结论B，只顾交差了事，也就是上述《中国青年报》的第一步行为，那当然是令人不齿的。
不过我想，只要这个经济学家的受雇身份与他的推论都同时曝光，不合理的结论总不会逃过公众雪亮的双眼。况且雇主聘用经济学家，不一定要他说中听的话，毕竟优秀学者的价值在于明辨是非的能力，以及在强权下依然说真话的勇气。
雇主要经济学家昧著良心“讲假话”，只是掩耳盗铃的消极做法，长远来说受害者是自己，恩龙公司（Enron）的会计丑闻和随后的崩坏便是一例。
第二步行为中，受雇用的经济学家固然责无旁贷，但是归根究底，问题是政府选错了那些受利益团体雇用的经济学家来制定制度——经济活动规则的制定者也是利益相关者，他们的目的是不让别人染指雇主的利益，维持其垄断地位。
克雷洛夫的寓言《狐狸建筑师》里有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一头狮子特别喜欢养鸡，但鸡舍不好，总是丢鸡。狮子决定请最好的建筑师狐狸来建一个坚固的鸡舍。鸡舍建的美轮美奂，看起来固若金汤，但鸡仍然一天天减少。原来狐狸就是偷鸡贼，它把鸡舍盖得非常严实，谁也进不去，但却把一个秘密通道留给自己。
“讲真话”需有政治环境
狮子请狐狸建鸡舍是出于它的无知，用经济学语就是狮子与狐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狮子认清狐狸的偷鸡本性，就会从维护自己利益出发，解雇狐狸，也就是说政府不能任用那些具有双重身份的任何人（包括经济学家）担任公职。
行政技能与经营技能应该分开。民主制度的核心是权力制衡和监督。如果没有监督，一只不偷鸡的狐狸也会盖出不能保护鸡的鸡舍。
最令笔者担忧的是第三步行为，因为这牵涉经济学家本身的职业操守，也在现实里最常见。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科斯（Ronald Coase）曾经揭开了一个学术丑闻：著名经济学家穆勒（John Miller）、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等人为了证明市场有时候会失灵和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引用英国灯塔为过往船只指示方向而无法收费的“事实”作为证据。不过科斯写了《经济学中的灯塔》，揭开灯塔的真相：其实英国的灯塔最初正是由私人建造和经营的，完全可以收费，并作为一项牟利的事业来经营，所以灯塔不是扭曲成私人市场失灵的例子。
科斯指出，这些经济学家“不熟悉英国灯塔制度如何运行的细节”，只是“凭空拿来作为一个例子”。
诚然，市场是否失灵可以讨论，但是引用未经证实的传言或虚构的事件来证明自己的主观臆测绝不可取。任何理论的确立，必须先有事实的支持，上述的例子恰恰本末倒置，颠倒了事实与理论之间的关系。
经济学是一门以事实为根据的科学，无论多抽象的推理或者多么复杂的模型，都要反映现实经济关系，确认事实应该是研究经济学的第一步。如果一开始就依据不正确的事实，无论以后的逻辑推论多么完美，经济理论本身也必然陷入错误的深渊。
中国民众要经济学家反思“讲真话”，固然有其道理，不过民众也要了解经济学的本质和制度的问题，不能随便把责任推到经济学家身上。
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必须牢记，与其他范畴的学者一样，自己要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作风，才能发挥公信力。
更重要的是，政府要塑造一个可以让学者“讲真话”的政治环境。五六十年代中国大跃进时，一些经济学家信口开河，硬说中国国内粮食“亩产10万斤”（按：15亩为一公顷，2斤为1公斤），来驳斥边际产量递减原理（theory of diminishing returns），后来的灾难不用多说。
那时候知道真相、想“讲真话”的人应该不少，只是不敢讲而已。在人人自危的社会，“讲真话”不单需要知识和高尚的情操，更需要勇气。
● 梁耀祖 ·作者是本地房地产规划师
《中国青年报》和搜狐合作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近七成的投票者认为经济学者常站在利益集团的立场上发表言论，反之只有4.1%认为学者站在公众的立场发言。
《中国青年报》指出这些主流经济学家大都有三重身份：企业经济学家、政府经济学家和学术研究专家。
“他们的行为一般可归纳为三步：第一步，通过与企业的结合，成为利益集团的受雇者及‘形象大使’；第二步，通过担任政府经济顾问、某某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在制定与其受雇企业相关的产业及公共政策时，这些经济学家可以‘公平地’将天平偏向自己的幕后老板；第三步，回归本位，以一个学术研究专家及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在媒体上、在大学讲台上、在著述中引经据典，用‘缜密’的经济理论证明自己的观点与决策是正确的”，“这样不仅赢得公众的绝对信任甚至爱戴，而且赢得政府、受雇企业及更多对之青睐的利益集团的信任”。
笔者在大学念了四年经济，读了这样的报道，心里哪会好受？其实经济作为社会科学，跟数学、化学、物理、生物等纯科学（pure science）有本质上的不同。
经济学有“理论”没“定理”
首先，经济学家不能在完全控制的实验室里证明自己的理论，即使最近兴起的“行为经济学”（behavioural economics），也只能做有限度的人类行为模拟测试，然后把实验结果延伸到应用层面。不过随机抽样（random sampling）的方法容易受到质疑，犯上以偏概全的毛病。
更重要的是，人类的行为不像微积分、化学元素、镭射光和细胞，拥有固定的特点，也并不是经济学家所想的充满连贯性（consistency），无时无刻以追求利益、满足感最大化为最终目的，我们的行为受到不同的环境、甚至产品的设计影响（或蒙骗）而令人摸不着头脑，因此试验室的结论应用在现实社会往往像三流医生开的药——时灵时不灵。
基于本质的不同，经济学只能提出“理论”（theory），而不能提出真理般的“定理”（theorem）。理论背后的证据往往不尽完美，因此可以被推翻——你说提高价格会使需求数量减少，那为什么名牌手袋的价钱节节上升，女士们却依然乖乖献上更高的代价把手袋捧回家呢？
说了这么多，无非要指出：经济学家提出的行为预测，聪明人动动脑筋，不难想出相违背的现象。没有人可以完全否定你的观察，经济学家只能引述其他理论，或者针对本理论的假设（assumptions）为自己辩护，这是经济理论的吊诡。
换句话说，经济学里，虽然有绝对的假话，却没有绝对的真话。因此即使《中国青年报》反映大众对于经济学家多“讲真话”的诉求，我不禁反问：什么是真话？经济理论不可能是真理嘛！
要建设性地谈下去，我必须“假设”民众不满的，其实是经济学家昧著良心“讲假话”：即使证据大致上引导我们相信结论A，但是由于结论A不利于雇主的立场，硬要说成雇主指定的结论B，只顾交差了事，也就是上述《中国青年报》的第一步行为，那当然是令人不齿的。
不过我想，只要这个经济学家的受雇身份与他的推论都同时曝光，不合理的结论总不会逃过公众雪亮的双眼。况且雇主聘用经济学家，不一定要他说中听的话，毕竟优秀学者的价值在于明辨是非的能力，以及在强权下依然说真话的勇气。
雇主要经济学家昧著良心“讲假话”，只是掩耳盗铃的消极做法，长远来说受害者是自己，恩龙公司（Enron）的会计丑闻和随后的崩坏便是一例。
第二步行为中，受雇用的经济学家固然责无旁贷，但是归根究底，问题是政府选错了那些受利益团体雇用的经济学家来制定制度——经济活动规则的制定者也是利益相关者，他们的目的是不让别人染指雇主的利益，维持其垄断地位。
克雷洛夫的寓言《狐狸建筑师》里有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一头狮子特别喜欢养鸡，但鸡舍不好，总是丢鸡。狮子决定请最好的建筑师狐狸来建一个坚固的鸡舍。鸡舍建的美轮美奂，看起来固若金汤，但鸡仍然一天天减少。原来狐狸就是偷鸡贼，它把鸡舍盖得非常严实，谁也进不去，但却把一个秘密通道留给自己。
“讲真话”需有政治环境
狮子请狐狸建鸡舍是出于它的无知，用经济学语就是狮子与狐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狮子认清狐狸的偷鸡本性，就会从维护自己利益出发，解雇狐狸，也就是说政府不能任用那些具有双重身份的任何人（包括经济学家）担任公职。
行政技能与经营技能应该分开。民主制度的核心是权力制衡和监督。如果没有监督，一只不偷鸡的狐狸也会盖出不能保护鸡的鸡舍。
最令笔者担忧的是第三步行为，因为这牵涉经济学家本身的职业操守，也在现实里最常见。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科斯（Ronald Coase）曾经揭开了一个学术丑闻：著名经济学家穆勒（John Miller）、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等人为了证明市场有时候会失灵和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引用英国灯塔为过往船只指示方向而无法收费的“事实”作为证据。不过科斯写了《经济学中的灯塔》，揭开灯塔的真相：其实英国的灯塔最初正是由私人建造和经营的，完全可以收费，并作为一项牟利的事业来经营，所以灯塔不是扭曲成私人市场失灵的例子。
科斯指出，这些经济学家“不熟悉英国灯塔制度如何运行的细节”，只是“凭空拿来作为一个例子”。
诚然，市场是否失灵可以讨论，但是引用未经证实的传言或虚构的事件来证明自己的主观臆测绝不可取。任何理论的确立，必须先有事实的支持，上述的例子恰恰本末倒置，颠倒了事实与理论之间的关系。
经济学是一门以事实为根据的科学，无论多抽象的推理或者多么复杂的模型，都要反映现实经济关系，确认事实应该是研究经济学的第一步。如果一开始就依据不正确的事实，无论以后的逻辑推论多么完美，经济理论本身也必然陷入错误的深渊。
中国民众要经济学家反思“讲真话”，固然有其道理，不过民众也要了解经济学的本质和制度的问题，不能随便把责任推到经济学家身上。
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必须牢记，与其他范畴的学者一样，自己要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作风，才能发挥公信力。
更重要的是，政府要塑造一个可以让学者“讲真话”的政治环境。五六十年代中国大跃进时，一些经济学家信口开河，硬说中国国内粮食“亩产10万斤”（按：15亩为一公顷，2斤为1公斤），来驳斥边际产量递减原理（theory of diminishing returns），后来的灾难不用多说。
那时候知道真相、想“讲真话”的人应该不少，只是不敢讲而已。在人人自危的社会，“讲真话”不单需要知识和高尚的情操，更需要勇气。
● 梁耀祖 ·作者是本地房地产规划师
淡马锡入股增添中国金融风险？
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事情往往表象上是一回事，而表象的背后又是另一回事。这个信念，我至今仍未改变。
==============================================
淡马锡控股认购中国银行股权暂时遭受挫折，一时引来各界纷纷议论。
根据此前双方达成的协议，淡马锡通过旗下全资子公司亚洲金融控股（AFH）投资中国银行31亿美元，购买10％股份，并同时承诺在中国银行公开发行时再认购5亿美元的股份。
据中国有关媒体报道，在上月中旬汇金公司就转让中行股权事宜召开的董事会上，淡马锡入股中国银行的方案遭到否定。战略投资者的选择和定价问题，成了最核心和最具争议的话题。
董事会内主要的批评意见认为淡马锡的投资比例过高，可能威胁中国的“金融安全”。
在11月5日《联合早报·言论》版，我们读到来自中国的张汉民和罗淑芳题为《中国挥之不去的金融风险》的文章，大体表达了上述担忧。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两位作者今年8月就在《联合早报》发表文章，对中国国有银行存在的风险作过详细论述。应该说，我对他们列举的中国金融业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大体表示赞同，甚至还能进一步作出补充：
中国银行业呆账坏账居高难下，信贷投放过快，流动性受影响，房地产金融隐含重重泡沫，信用体制不健全，金融体系透明度不高，金融体系与地方政府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等等。
然而我认为，张罗文章最后的结论却张冠李戴，完全缺乏逻辑性。这里试举例说明：
文章说：“境外资本看重国有银行，是因为甩掉包袱的国有银行更能赚大钱，其高达数万亿元（人民币）的居民储蓄和每年递增20％的信贷交易证明它的规模和活力，而且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和社会保障体系薄弱，需要先进的金融产品来满足中国百姓的需求，所以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国有银行可以掘取更丰厚的利润。”
资本冒险冲着利润来
这是不言而喻的。既然大家都知道“资本是冲着利润而来的”，而利润又同风险成正比，没有丰厚的利润人家会冒险入股中国银行？
文章说：“国有银行打折引资，低价卖股充分反映了对外资进入的依赖，这不仅给今后自身发展带来更多的依赖限制，而且阻碍了民族金融自立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延误了民族金融发展的空间。”
首先说“打折引资”问题。既然你们都知道中国国有银行有那么多问题，存在那么大的风险，要吸引外国的战略投资伙伴帮助改制，让它重新获得新生，不打折扣人家会主动上门吗？再说，所谓的“阻碍了民族金融自立和发展”，这实在是陈旧落伍的狭隘经济民族主义观念在作祟，是与全球化经济发展战略背道而驰的。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文章居然声称：“为什么中国人能把卫星搞上天，而不能真正把银行办好呢？”这话要在二三十年前说说还可以让人为之一爽，现在还这样说，不免就让人觉得有些天真可笑了。
事实上，尽管今天神五、神六一个接一个上天了，但中国的国有银行确实就是没有办好，要不然又怎么会存在那么多问题，具有那么多风险呢？
文章说：“中国市场上的资金根本不缺，货币供应量很充足，众多闲钱的投资者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对象。”中国国有银行之所以要改制，并不是缺钱。而且中央政府下决心整治银行呆账坏账，一出手就是几百亿美元。但是在中国，有钱没文化、有资产没治理的事情不是依然很多吗？
文章说：“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未必创造出好的治理结构。”这话没有进一步展开论述，因而语焉不详。事实上，中国银行与淡马锡之间的战略合作正是侧重在公司治理领域，中行将更多地借鉴淡马锡成熟的市场化管理经验，双方高层也将建立固定的领导协调机制。
11月16日《联合早报·天下事》，刊登香港林烟题为《淡马锡控股的中国出路》的文章。文章指出：“淡马锡在印尼投资过两家主要银行，即Bank Danamon和BII。当时，这两家银行在金融风暴中陷入困境，淡马锡接管后实施了很多改革措施，使之逐步走向良性经营，并成为印尼两家最健康的银行。”我以为这是对担心淡马锡入股中行可能增添对方金融风险的最佳反驳。
对金融影响有客观指标
引进外资是否会“引发全面危机”？中国媒体曾经引述，世界银行高级金融专家王君认为，关于外资渗透对金融安全的影响应通过实证研究来进行分析，而非轻率断言。
王君说：“我们应该就外资金融机构对宏观经济、信贷供给、就业创造、金融服务水平、市场与竞争的垄断程度的影响等等进行逐项研究，这些都是有客观指标的。”
他指出，从匈牙利、纽西兰、卢森堡、韩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相关影响是非常差异化的。在很大程度上，外资银行渗透程度高，与本国经济一体化后反而有动力维护该国的经济稳定。事实上，在上个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大量撤资的并不是外资银行。
王君的意见既相当客观，又是相当理智的。
其实，金融行业不仅在中国是重要的经济命脉，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也莫不如此。然而在新加坡星展集团这家全东南亚最大的银行中，作为新加坡国家财政部全资公司的淡马锡，只拥有其中28%的股权，新加坡政府和新加坡人民并没有因此而担心国家的金融安全遭受到了威胁。
反过来看，即使中国银行将其25%的股权全部出售给外国战略投资伙伴，中央政府仍然拥有高达75%的股权。况且它的上面还有中国银监会作主管，怎么会因为淡马锡的加入就增添了金融风险？
我认为中方以淡马锡入股会增添中国金融风险的说法既不客观，也缺乏科学性。
我也相当认同杨保安11月15日发表在《早报财经》版题为《跨国界投资难跨政治藩篱》一文的观点。杨保安指出：“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如果又对外资设限过多，错过了这历史机遇，不仅对中国的银行改革是一大憾事，也对外资发出错误的讯号。……非商业的考量，是否会在这些投资项目强加政治化的外衣，是市场密切关注的发展。投资者将根据这些市场讯号，调整跨国界交易的方向与进度。”
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事情往往表象上是一回事，而表象的背后又是另一回事。这个信念，我至今仍未改变。
● 徐伏钢 ·作者是来自中国的本地媒体工作者
==============================================
淡马锡控股认购中国银行股权暂时遭受挫折，一时引来各界纷纷议论。
根据此前双方达成的协议，淡马锡通过旗下全资子公司亚洲金融控股（AFH）投资中国银行31亿美元，购买10％股份，并同时承诺在中国银行公开发行时再认购5亿美元的股份。
据中国有关媒体报道，在上月中旬汇金公司就转让中行股权事宜召开的董事会上，淡马锡入股中国银行的方案遭到否定。战略投资者的选择和定价问题，成了最核心和最具争议的话题。
董事会内主要的批评意见认为淡马锡的投资比例过高，可能威胁中国的“金融安全”。
在11月5日《联合早报·言论》版，我们读到来自中国的张汉民和罗淑芳题为《中国挥之不去的金融风险》的文章，大体表达了上述担忧。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两位作者今年8月就在《联合早报》发表文章，对中国国有银行存在的风险作过详细论述。应该说，我对他们列举的中国金融业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大体表示赞同，甚至还能进一步作出补充：
中国银行业呆账坏账居高难下，信贷投放过快，流动性受影响，房地产金融隐含重重泡沫，信用体制不健全，金融体系透明度不高，金融体系与地方政府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等等。
然而我认为，张罗文章最后的结论却张冠李戴，完全缺乏逻辑性。这里试举例说明：
文章说：“境外资本看重国有银行，是因为甩掉包袱的国有银行更能赚大钱，其高达数万亿元（人民币）的居民储蓄和每年递增20％的信贷交易证明它的规模和活力，而且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和社会保障体系薄弱，需要先进的金融产品来满足中国百姓的需求，所以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国有银行可以掘取更丰厚的利润。”
资本冒险冲着利润来
这是不言而喻的。既然大家都知道“资本是冲着利润而来的”，而利润又同风险成正比，没有丰厚的利润人家会冒险入股中国银行？
文章说：“国有银行打折引资，低价卖股充分反映了对外资进入的依赖，这不仅给今后自身发展带来更多的依赖限制，而且阻碍了民族金融自立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延误了民族金融发展的空间。”
首先说“打折引资”问题。既然你们都知道中国国有银行有那么多问题，存在那么大的风险，要吸引外国的战略投资伙伴帮助改制，让它重新获得新生，不打折扣人家会主动上门吗？再说，所谓的“阻碍了民族金融自立和发展”，这实在是陈旧落伍的狭隘经济民族主义观念在作祟，是与全球化经济发展战略背道而驰的。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文章居然声称：“为什么中国人能把卫星搞上天，而不能真正把银行办好呢？”这话要在二三十年前说说还可以让人为之一爽，现在还这样说，不免就让人觉得有些天真可笑了。
事实上，尽管今天神五、神六一个接一个上天了，但中国的国有银行确实就是没有办好，要不然又怎么会存在那么多问题，具有那么多风险呢？
文章说：“中国市场上的资金根本不缺，货币供应量很充足，众多闲钱的投资者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对象。”中国国有银行之所以要改制，并不是缺钱。而且中央政府下决心整治银行呆账坏账，一出手就是几百亿美元。但是在中国，有钱没文化、有资产没治理的事情不是依然很多吗？
文章说：“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未必创造出好的治理结构。”这话没有进一步展开论述，因而语焉不详。事实上，中国银行与淡马锡之间的战略合作正是侧重在公司治理领域，中行将更多地借鉴淡马锡成熟的市场化管理经验，双方高层也将建立固定的领导协调机制。
11月16日《联合早报·天下事》，刊登香港林烟题为《淡马锡控股的中国出路》的文章。文章指出：“淡马锡在印尼投资过两家主要银行，即Bank Danamon和BII。当时，这两家银行在金融风暴中陷入困境，淡马锡接管后实施了很多改革措施，使之逐步走向良性经营，并成为印尼两家最健康的银行。”我以为这是对担心淡马锡入股中行可能增添对方金融风险的最佳反驳。
对金融影响有客观指标
引进外资是否会“引发全面危机”？中国媒体曾经引述，世界银行高级金融专家王君认为，关于外资渗透对金融安全的影响应通过实证研究来进行分析，而非轻率断言。
王君说：“我们应该就外资金融机构对宏观经济、信贷供给、就业创造、金融服务水平、市场与竞争的垄断程度的影响等等进行逐项研究，这些都是有客观指标的。”
他指出，从匈牙利、纽西兰、卢森堡、韩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相关影响是非常差异化的。在很大程度上，外资银行渗透程度高，与本国经济一体化后反而有动力维护该国的经济稳定。事实上，在上个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大量撤资的并不是外资银行。
王君的意见既相当客观，又是相当理智的。
其实，金融行业不仅在中国是重要的经济命脉，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也莫不如此。然而在新加坡星展集团这家全东南亚最大的银行中，作为新加坡国家财政部全资公司的淡马锡，只拥有其中28%的股权，新加坡政府和新加坡人民并没有因此而担心国家的金融安全遭受到了威胁。
反过来看，即使中国银行将其25%的股权全部出售给外国战略投资伙伴，中央政府仍然拥有高达75%的股权。况且它的上面还有中国银监会作主管，怎么会因为淡马锡的加入就增添了金融风险？
我认为中方以淡马锡入股会增添中国金融风险的说法既不客观，也缺乏科学性。
我也相当认同杨保安11月15日发表在《早报财经》版题为《跨国界投资难跨政治藩篱》一文的观点。杨保安指出：“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如果又对外资设限过多，错过了这历史机遇，不仅对中国的银行改革是一大憾事，也对外资发出错误的讯号。……非商业的考量，是否会在这些投资项目强加政治化的外衣，是市场密切关注的发展。投资者将根据这些市场讯号，调整跨国界交易的方向与进度。”
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事情往往表象上是一回事，而表象的背后又是另一回事。这个信念，我至今仍未改变。
● 徐伏钢 ·作者是来自中国的本地媒体工作者
Google Share Price Passes $400 Mark
Google Share Price Passes $400 Mark
By Nate Mook, BetaNews
November 17, 2005, 11:58 AM
Boasting a $112 billion market capitalization that now almost doubles Yahoo, Google stock on Thursday surged past the $400 a share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past four weeks, Google shares have shot up over $100, with talk that $500 could be within reach before long.
Google rolled out Google Base Wednesday, which allows users to upload any type of content to the search engine's Web site to be categorized and searched. On Thursday, the company said it was opening offices in Sao Paulo, Brazil and Mexico City in an effort to extend its Latin American reach. Google previously had a research center in Brazil through its acquisition of Akwan in July.
By Nate Mook, BetaNews
November 17, 2005, 11:58 AM
Boasting a $112 billion market capitalization that now almost doubles Yahoo, Google stock on Thursday surged past the $400 a share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past four weeks, Google shares have shot up over $100, with talk that $500 could be within reach before long.
Google rolled out Google Base Wednesday, which allows users to upload any type of content to the search engine's Web site to be categorized and searched. On Thursday, the company said it was opening offices in Sao Paulo, Brazil and Mexico City in an effort to extend its Latin American reach. Google previously had a research center in Brazil through its acquisition of Akwan in July.
专访谢文：闪电离职的幕后故事
- 我今天看网上有很多人，这么点事怎么这么多人关注？因为大家喜欢这个产业并不是喜欢哪个人，人不重要，大家都想在这个产业当中感觉一些动向，吸取一些经验教训，所以是这样一个意义
- 当你签定一个契约，承诺去做一件事的时候，一般的讲是你心中得有一定把握，但是当种种原因、当你判断有问题的时候，那最好不要辜负别人的期望，及时的调整自己
- 有人说我是比较情绪化，或者比较直言不讳，或者个性比较强。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讲，作为一个参与一个事业的，也算是老人了，他想这么一件事，应该是非常理性的。特别是互联网，因为互联网带有非常强的媒体性，传播又非常的快，这么全的受众又是比较有文化，比较年轻，所以我们这批人久而久之都有点自觉不自觉的在当演员，你别管我发火还是不发火，说话是调侃还是怒斥，是理性还是轻松，其实背后都是有个理性的思想在后面，剩下的东西有点类似表演，所以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 当然最新的这种叫做社区化的，或者web2.0的这些东西肯定兴致很高。开始我就认定互联网走向社区化，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一个方向，互动性越大我有越兴趣，广播性越强我有越兴趣
- 自我盘点，我应该是四六，六分领导能力，四分管理能力
- 那种猜测说你说真话，就跟投资方发生矛盾，本身假定前提是错的，投资人从来是欢迎听真话的，哪有投资人欢迎听假话的，这些我觉得都是瞎猜，大概没有真的开过董事会，或者跟股东处理关系，我觉得这些都是一种猜测
- 从选择上，我一般是不愿意跟别人竞争的，我总希望超前一点，烧冷灶，做前端。当然有一方面跟我性格有关系，我这个人是一个喜欢说话，但实际上是比较被动型的
- 作为互联网的老人，总是希望做一点创新性、开拓性的事，叫清高也罢，叫做好胜也罢，我不愿意重复别人的事情，你可以看到我的轨迹，我从来没有重复过
- 所谓遗憾当然说路没走完，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是很无奈的一种结果，但对我个人，对公司，对投资者未必不是下策中的上策
- 应该说坚持创新，坚持规范，坚持诚信，坚持用超负荷的劳动去换取超额的回报，这种理念，我觉得我到哪都会坚持
- 你再棒的判断，放在一个错误的或者叫不成熟的游戏规则下，你是输的
- 大家角色不同，一定有所谓共同利益一面，也有各自利益一面，一样，这也属于游戏规则，应该在游戏开始之前，有明确的，不可更改的，有保障的规矩
- 像你当年签约来做这个工作一样，适当的时候离去也是职业经理人的职责之一，你做了承诺，当你由于种种原因你判断无力达到一个目标的时候，不要因为个人的一点得失，面子，或者是其它的东西，赖在那儿，当断得断。
================================================
各位网友大家好！
主持人 ： 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进入新浪嘉宾聊天室，在昨天有一件非常受大家关注的事情发生，和讯网CEO谢文老师给全体员工发了一份公开信，信中说他将于2月1号正式离职，这份信发布之后引起业界极大的关注，大家猜测谢文为什么离职，聊一聊他下一步的过程，聊一聊他下一步打算是什么样的，我们先请谢文老师跟大家打一声招呼。
谢文 ： 我答应来新浪，一个新浪是多年合作，各位愿意花时间听我说点闲话，问候大家。我之所以答应的话，是因为欠新浪很多情，陈彤都给了很多帮助，但是今天下午并不想谈和讯和离职的事，我们一开始约定就只谈风月不谈政治，所以我们以谈互联网的风月为主。
主持人 ： 谢文老师我们一直称呼他互联网老兵，这么长时间接触过程中，我们感觉谢文老师脾气非常直爽，脾气很直，经常说话也是按他自己话做事，说真话，我们今天聊一聊看看有什么问题可以沟通一下。谢文老师离职昨天下午6点正式公布的，通过一封邮件，新浪也在第一时间发布了这封信，我与和讯第二年合同9月30日到期，由于种种原因我认为不再是带领和讯快速有效前进的合适人选，与董事会协商我将辞去和讯所有职务，12月1日生效，从今天起我将不再担任公司日常工作，开始办理离职手续。
我们第一个问题很简单，谢文老师您认为不是带领和讯前进的合适人选，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
谢文 ： 先纠正你一个细节，我并没有给谁发什么邮件，我跟员工的告别信是发在公司的内部邮件上，至于谁当博客当上瘾了，往外发那是别人的事，跟我没有关系。
具体的事情肯定是不应该说，可以很一般的谈一谈我认为互联网界领军人物或者叫做负点责任的人，环境和人的关系，互联网现在应该说很朝气蓬勃，变换多端，应该说总体来说还是年轻人天下，即使现在上了所谓财富榜的功成名就的，真正的公众人物，应该说像我这样的人也不过是IT圈里的有点人认识就是了，都很年轻，应该说也都很有个性，当你看这些公司成功与否的时候，其实今年，光今年出了多少大事，和这些大事比的话，我这点是不值一提的，你会发现每个人做的事情和他本身某些素质是有很多关系的，丁磊作为一个应该说是这一群人里最典型的网虫级的人物，从最早做社区，做邮件，后来做到游戏，你能够感觉到他喜欢这个东西，他能做这个东西，他有真实的内行判断。
比如像盛大陈天桥，应该说他在我看来不大懂互联网，但是他懂一个价值链或者产业链，这方面他有悟性，所以他在大家都还在黑暗中摸索的时候，自己做了一个网络游戏代理的很健全很有利的产业链、价值链取得成功。比如像王磊磊，王磊磊的互联网记录一般，但是怎么在无线平台上很特别的感觉，他自己比较时尚，比较前卫，本身就是年轻人，所以他在做那个东西，我听移动的人跟我说过，他对产生的理解，对Web平台理解超过大多数这个行当的人，这个就是所谓爱好、能力和平台的吻合度。
新浪，别的人不去说他，比如像陈彤，他就有那个嗅觉，就有那个执着，他带领一个团队，把所谓网络作为一个媒体上基本的行业标准确立了，你现在设想一下这四个人换换位，错错位，让陈彤去做游戏，让陈天桥来做无线，让王磊磊去做新闻，应该都不大合适，或者说不管是自然淘汰，达尔文进化还是个人选择都会有不一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的话，我是最早做游戏，你现在让我重返网络游戏界，我自我都得有自知之明，我觉得有点老了，对于年轻人的爱好，包括很多让年轻人兴奋不已的东西，你没有共鸣，没有共鸣你很难去迎合用户的需求。
当然再有一个很大的因素，是所谓硬条件，就像你们这个五星写字楼，给你一千万盖得起来吗？给你十个亿盖得起来吗？盖得起来，但是要求你30天盖完盖得起来吗？盖不起来，这也是一种。另外还有其它的像所谓智力结构，所谓诚信，反正作为企业文化的一些事情。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要考虑竞争，当你面对的是什么对手的时候，你的综合的能力、实力至少是要跟对手互有所长，大致相当，以弱胜强很好，但是不能从这个前提出发，一定要争取差不多，你打的攻坚战，总要三个兵打一个兵，你打防守总要一个兵防三个兵，如果是10：1的比例很困难了，所以这些都是所谓合适或者不合适的几个比较主要的观察点。
主持人 ： 您刚才在聊天当中很直接的谈到，是做一件事情可能要和自己喜欢某一个事情有关系，但是我们在您的信当中看到一句话，您今后也会继续在互联网行业干，您对互联网很喜欢，是这样吗？
谢文 ： 我不能叫超级网虫，但是我本人用互联网已经有二十年以上历史了，进入商业化的运用互联网也有十年历史了，所以应该说对互联网的魅力，互联网的潜力，互联网对社会生活的冲击力或者是信息化社会的这种感受很深，我们赶不上下一拨什么生物革命或者再下一拨像月球移民，都是下一辈的事了。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龄，互联网应该是，话说大一点，你如果对社会要做点贡献的话，这个是一个碰上了，碰上了的话，应该不管道路多么曲折，或者说是成功与否，应该在这个园地上很少的耕耘，现在也是有太多的机会，太多的挑战，变得 很刺激，大家都想想，我自己爱说好玩。其实这也不是夸张，的确你觉得，就像你们做新闻，你比搜狐抢先10分钟，哪个消息更准确，当然被抢过头了，大家都有一种参与感，自身投入，自己选择，刚才你们说的小孩，哲学系毕业的，来做科技频道，这都是自己选的，这不是政府分配的，不是衣食无着不得已做的，都是大家自身愿意做的，所以这个是这个行业和别的行业好多情况下不一样，有一批超级狂热分子。
主持人 ： 您对互联网激情还在，昨天有个新浪网编辑跟您通电话的时候，您对他说激情不再了这个指的是什么？
谢文 ： 你们有个错别字，“再”应该是再见的“再”，不是在不在的“在”。激情分很多种，一种是一种大的，还有一种是具体的一个操作，一个环境，一件事，这是不一样。你们年轻人谈恋爱，谈了一次、两次、三次，七次、八次，那个大激情老有，但是每次换人的时候，一定是激情不在了，应该从这个意义上去说。
主持人 ： 也就是说您对于互联网的整个的发展方向很感兴趣，但是可能说对于具体再去操作某一个细节的事情。
谢文 ： 也不叫细节，还是一个综合判断。当你签定一个契约，承诺去做一件事的时候，一般的讲是你心中得有一定把握，但是当种种原因，当你判断有问题的时候，那最好不要辜负别人的期望，及时的调整自己。现在是市场经济，市场社会，应该说每个人根据自己能力大小，机会多少，自身的条件，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发挥的平台，这应该是情理之中的。
主持人 ： 您是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感觉？感觉自己这个激情没有了？多长时间？
谢文 ： 就算是昨天下午吧，这就属于犯规了，这个就太具体了，不谈了。
主持人 ： 比如说做这个决定会不会很艰难？
谢文 ： 应该是。有人说我是比较情绪化，或者比较直言不讳，或者个性比较强。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讲，作为一个参与一个事业的，也算是老人了，他想这么一件事，应该是非常理性的。特别是互联网，因为互联网带有非常强的媒体性，传播又非常的快，这个全的受众又是比较有文化，比较年轻，所以我们这批人久而久之都有点自觉不自觉的在当演员，你别管我发火还是不发火，说话是调侃还是怒斥，是理性还是轻松，其实背后都是有个理性的思想在后面，剩下的东西有点类似表演，所以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我们也看到很多不同的CEO非常低调，其实下来的话滔滔不绝的。也有人非常的喜欢暴光，但那都在按照自己判断的一个角度在扮演自己的角色。有的是为公司，有的是为事业，有的完全是为媒体。给媒体服务也是所谓的一个公众人物责任。
主持人 ： 我不知道算不算是违规，您觉得可能一个什么样的CEO来接任您的这个工作，他会非常合适？
谢文 ： 不知道。
主持人 ： 因为您在刚才聊天过程当中谈到说很多都是在玩的过程当中，您实际上从互联网从业经历已经很长了，您觉得您自己在互联网当中还是玩心很重是吗？
谢文 ： 当然。
主持人 ： 您是一个CEO，您自己在互联网上经常会去玩一些什么东西？
谢文 ： 当然获取信息是一个基本的，虽然我获取信息是比较挑剔，只选择几个方向。我有个习惯或者叫做毛病，凡是直接间接跟我有关系的网站，我一般都有事没事都要逛一逛，比如像联众我要时不时玩一玩，比如像博客中国，这跟过去有一点点渊源，比如和讯，比如新浪，因为熟了都愿意看看大家都在玩什么。当然还有一些其它的，像行业动态，产业发展，新技术、新产品、新方式这一类东西都还是看，这些都是玩的一种。
当然最新的这种叫做社区化的，或者web2.0的这些东西肯定兴致很高，因为99年不之之不不小心脂肪你谁吃谁我也等会再出，我或有多说住时间我也不是这样的里便我想要谁在你的房间，吃多了，等会而再吃，我也不是这因的想着信到石棉，我也不是这样的一些照片，给我们的来说的话呢也不是这样的，你呢，给我一也我的房间给我房间，新浪问有特别想说这样的，不一因的地方和我这样的不额准确的数据，辛苦了啊，还好 比来的晚一但这样里的话录入录入及里的比较晚一点现在带的比较问一点的话我也不是这样多一点 这样的话来说我也不是这样的你呢，和我的感觉也不系因的，菜单，音量，节目，我新浪集体固定资产地新浪及固定资产，我也不是这样的你感觉很好的话就是这的这因的比较上问一系会有这样不一样的地方和我们的感觉法什么不一因的地方来说的话呢，现在的知觉性不高，自觉性不高，我们这场访谈的人来说的话呢就是这样的人都不够了，我也不是这因在这个问题上面的话呢地新浪的网友大家哈李借滚与屿屿这样的新的感觉有部分不一样的李最我是这样的地方和我们的感觉不一因的，你呢我也不是这样的响马来说看，和我们的想法不一样的，开始我就认定互联网走向社区化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一个方向，互动性越大我有越兴趣，广播性越强我有越兴趣。
主持人 ： 您自己上QQ或者MSN聊吗？
谢文 ： 我从几年前就端了IS，因为事情太多，干扰的事情太多，让你停不下来。我在待业当中偶尔写一写东西，我记得当年在新浪我还在那偶尔也发过一些东西，但是当我接了一个公司，做了一件事，作为职业经理人的时候，不该写东西了，因为写东西有的时候一个受角色限制，一个自觉不自觉会有点功利目的，再有认真写有时候会有利益冲突，比如说我大骂新浪，你们就不请我来了，将来新浪和和讯不就合作不了了吗？所以我的规矩是，当身份是待业中年的时候说点什么。但是当你变成了一个CEO，变成操作一件事的时候，就行业的内部的事可以发表意见，我也愿意配合媒体，如果媒体觉得这意见有用的话，但是我从不主动，我从来不主动的在媒体上去做什么事。
主持人 ： 您刚才提到这个合作，我们找到了这些东西，我们看到一篇文章是您在2001年的时候写的，当时应该是您在互联网实验室一篇从业日记，从业笔记。
谢文 ： 之前，还没有去那之前。
主持人 ： 领导者与管理者的角色，开篇就讲，一种是一个企业需要两种人，一个是领导型人才，需要有过人的眼光，觉得魄力、冒险精神、散发的勇气，独特的魅力等等，他们可能是董事长、总裁之类，另外一种是管理型人才，沟通、实施，综合能力、专业能力非常棒，但可能他们缺乏的感召力，开拓能力和牺牲精神欠缺一些，您认为他们可能当首席运营官。您是CEO，回头看看这篇文章，您仍然坚持这两个分析吗？
谢文 ： 应该说没有截然分开的所谓那种创业者，战略家，冒险家，开创型的。其实这是一个比例关系，也许一个人有五十五十的，五十领导的素质，五十管理的素质，有的人是10％管理素质，90％领导素质，有的人可能正好相反，所以不是截然的，因为每一个所谓领导者，也可能是一步一步走上来的，这是一个过程。
但是为了说明问题，或者说是其实你看到如果放一个比较长远的时间或者空间中去看的时候，领导型人才和管理型人才是非常不一样的，你比如说MBA训练是训练的管理能力，他们也教领导能力，但领导能力很多，心理学有很多研究，社会学有很多研究，不是天生的，也是在你幼年时期基本定型了的。所以应该是一个混合状，但是你要推到两头的话还是两类不同的人，没有领导能力的公司或者领导能力新形势变成使得丧失了的话也是一种悲哀，大家守成有余，前进不足，全是领导型人才，只有运营能力那个公司也是够呛。
主持人 ： 但是在您过往从业经历当中更多承担CEO角色，您其实在这类人才当中，管理型的人才当中有一个判断是缺乏感召力，也有不落俗套的开拓能力和牺牲精神，您自己认为您自己缺乏这些东西吗？
谢文 ： 你这个问题是说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没有感召力吗？
主持人 ： 您对管理人才有这样判断，您认为这些能力也缺乏吗？
谢文 ： 非要具体到我，我弄得很难。我要说好这叫老王卖瓜，自我贬低，从来没有这个习惯。所以应该说自我盘，我应该是四六吧，六分领导能力，四分管理能力。
主持人 ： 其实外界对于您，我们在昨天推出一个专题之后，我们看到外界对于您其实是有两种看法，一种不凡溢美之词，认为您很直爽，直脾气，在很多事情当中讲真话，很难得，所以推测您跟投资方关系不好。另外也有批评意见，认为您离职可能跟和讯转型不畅，没能上市有关系，我不知道他们分析对不对？您更认同哪一个？
谢文 ： 我没有看这些东西，你们看了以后铺天盖地的看不过来。应该说大家怎么看，是大家根据自己的视角发表自己言论，很难评价，但是总而言之，感觉是没有一个是接近事实的，因为的确感觉事实是我在刻意，职业操守问题，没有必要，一个公司事拿到满世界说干什么。应该说是瞎子摸象，每个观点有真实一面，说的不全面，也许每个说的很准确，但不是主要的，我也不好说这些事情。总的来说综合判断。
主持人 ： 您的从业经历，您创办中工网、宽带网、和讯网，走下来之后很多人认为您是职业经理人这块，在职业经理人这块，很多人看法认为职业经理人工作就是在进行与狼舞，最危险游戏一个关系，您的过程民认为是这样吗？
==============================================
全文 >>
- 当你签定一个契约，承诺去做一件事的时候，一般的讲是你心中得有一定把握，但是当种种原因、当你判断有问题的时候，那最好不要辜负别人的期望，及时的调整自己
- 有人说我是比较情绪化，或者比较直言不讳，或者个性比较强。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讲，作为一个参与一个事业的，也算是老人了，他想这么一件事，应该是非常理性的。特别是互联网，因为互联网带有非常强的媒体性，传播又非常的快，这么全的受众又是比较有文化，比较年轻，所以我们这批人久而久之都有点自觉不自觉的在当演员，你别管我发火还是不发火，说话是调侃还是怒斥，是理性还是轻松，其实背后都是有个理性的思想在后面，剩下的东西有点类似表演，所以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 当然最新的这种叫做社区化的，或者web2.0的这些东西肯定兴致很高。开始我就认定互联网走向社区化，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一个方向，互动性越大我有越兴趣，广播性越强我有越兴趣
- 自我盘点，我应该是四六，六分领导能力，四分管理能力
- 那种猜测说你说真话，就跟投资方发生矛盾，本身假定前提是错的，投资人从来是欢迎听真话的，哪有投资人欢迎听假话的，这些我觉得都是瞎猜，大概没有真的开过董事会，或者跟股东处理关系，我觉得这些都是一种猜测
- 从选择上，我一般是不愿意跟别人竞争的，我总希望超前一点，烧冷灶，做前端。当然有一方面跟我性格有关系，我这个人是一个喜欢说话，但实际上是比较被动型的
- 作为互联网的老人，总是希望做一点创新性、开拓性的事，叫清高也罢，叫做好胜也罢，我不愿意重复别人的事情，你可以看到我的轨迹，我从来没有重复过
- 所谓遗憾当然说路没走完，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是很无奈的一种结果，但对我个人，对公司，对投资者未必不是下策中的上策
- 应该说坚持创新，坚持规范，坚持诚信，坚持用超负荷的劳动去换取超额的回报，这种理念，我觉得我到哪都会坚持
- 你再棒的判断，放在一个错误的或者叫不成熟的游戏规则下，你是输的
- 大家角色不同，一定有所谓共同利益一面，也有各自利益一面，一样，这也属于游戏规则，应该在游戏开始之前，有明确的，不可更改的，有保障的规矩
- 像你当年签约来做这个工作一样，适当的时候离去也是职业经理人的职责之一，你做了承诺，当你由于种种原因你判断无力达到一个目标的时候，不要因为个人的一点得失，面子，或者是其它的东西，赖在那儿，当断得断。
================================================
各位网友大家好！
主持人 ： 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进入新浪嘉宾聊天室，在昨天有一件非常受大家关注的事情发生，和讯网CEO谢文老师给全体员工发了一份公开信，信中说他将于2月1号正式离职，这份信发布之后引起业界极大的关注，大家猜测谢文为什么离职，聊一聊他下一步的过程，聊一聊他下一步打算是什么样的，我们先请谢文老师跟大家打一声招呼。
谢文 ： 我答应来新浪，一个新浪是多年合作，各位愿意花时间听我说点闲话，问候大家。我之所以答应的话，是因为欠新浪很多情，陈彤都给了很多帮助，但是今天下午并不想谈和讯和离职的事，我们一开始约定就只谈风月不谈政治，所以我们以谈互联网的风月为主。
主持人 ： 谢文老师我们一直称呼他互联网老兵，这么长时间接触过程中，我们感觉谢文老师脾气非常直爽，脾气很直，经常说话也是按他自己话做事，说真话，我们今天聊一聊看看有什么问题可以沟通一下。谢文老师离职昨天下午6点正式公布的，通过一封邮件，新浪也在第一时间发布了这封信，我与和讯第二年合同9月30日到期，由于种种原因我认为不再是带领和讯快速有效前进的合适人选，与董事会协商我将辞去和讯所有职务，12月1日生效，从今天起我将不再担任公司日常工作，开始办理离职手续。
我们第一个问题很简单，谢文老师您认为不是带领和讯前进的合适人选，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
谢文 ： 先纠正你一个细节，我并没有给谁发什么邮件，我跟员工的告别信是发在公司的内部邮件上，至于谁当博客当上瘾了，往外发那是别人的事，跟我没有关系。
具体的事情肯定是不应该说，可以很一般的谈一谈我认为互联网界领军人物或者叫做负点责任的人，环境和人的关系，互联网现在应该说很朝气蓬勃，变换多端，应该说总体来说还是年轻人天下，即使现在上了所谓财富榜的功成名就的，真正的公众人物，应该说像我这样的人也不过是IT圈里的有点人认识就是了，都很年轻，应该说也都很有个性，当你看这些公司成功与否的时候，其实今年，光今年出了多少大事，和这些大事比的话，我这点是不值一提的，你会发现每个人做的事情和他本身某些素质是有很多关系的，丁磊作为一个应该说是这一群人里最典型的网虫级的人物，从最早做社区，做邮件，后来做到游戏，你能够感觉到他喜欢这个东西，他能做这个东西，他有真实的内行判断。
比如像盛大陈天桥，应该说他在我看来不大懂互联网，但是他懂一个价值链或者产业链，这方面他有悟性，所以他在大家都还在黑暗中摸索的时候，自己做了一个网络游戏代理的很健全很有利的产业链、价值链取得成功。比如像王磊磊，王磊磊的互联网记录一般，但是怎么在无线平台上很特别的感觉，他自己比较时尚，比较前卫，本身就是年轻人，所以他在做那个东西，我听移动的人跟我说过，他对产生的理解，对Web平台理解超过大多数这个行当的人，这个就是所谓爱好、能力和平台的吻合度。
新浪，别的人不去说他，比如像陈彤，他就有那个嗅觉，就有那个执着，他带领一个团队，把所谓网络作为一个媒体上基本的行业标准确立了，你现在设想一下这四个人换换位，错错位，让陈彤去做游戏，让陈天桥来做无线，让王磊磊去做新闻，应该都不大合适，或者说不管是自然淘汰，达尔文进化还是个人选择都会有不一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的话，我是最早做游戏，你现在让我重返网络游戏界，我自我都得有自知之明，我觉得有点老了，对于年轻人的爱好，包括很多让年轻人兴奋不已的东西，你没有共鸣，没有共鸣你很难去迎合用户的需求。
当然再有一个很大的因素，是所谓硬条件，就像你们这个五星写字楼，给你一千万盖得起来吗？给你十个亿盖得起来吗？盖得起来，但是要求你30天盖完盖得起来吗？盖不起来，这也是一种。另外还有其它的像所谓智力结构，所谓诚信，反正作为企业文化的一些事情。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要考虑竞争，当你面对的是什么对手的时候，你的综合的能力、实力至少是要跟对手互有所长，大致相当，以弱胜强很好，但是不能从这个前提出发，一定要争取差不多，你打的攻坚战，总要三个兵打一个兵，你打防守总要一个兵防三个兵，如果是10：1的比例很困难了，所以这些都是所谓合适或者不合适的几个比较主要的观察点。
主持人 ： 您刚才在聊天当中很直接的谈到，是做一件事情可能要和自己喜欢某一个事情有关系，但是我们在您的信当中看到一句话，您今后也会继续在互联网行业干，您对互联网很喜欢，是这样吗？
谢文 ： 我不能叫超级网虫，但是我本人用互联网已经有二十年以上历史了，进入商业化的运用互联网也有十年历史了，所以应该说对互联网的魅力，互联网的潜力，互联网对社会生活的冲击力或者是信息化社会的这种感受很深，我们赶不上下一拨什么生物革命或者再下一拨像月球移民，都是下一辈的事了。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龄，互联网应该是，话说大一点，你如果对社会要做点贡献的话，这个是一个碰上了，碰上了的话，应该不管道路多么曲折，或者说是成功与否，应该在这个园地上很少的耕耘，现在也是有太多的机会，太多的挑战，变得 很刺激，大家都想想，我自己爱说好玩。其实这也不是夸张，的确你觉得，就像你们做新闻，你比搜狐抢先10分钟，哪个消息更准确，当然被抢过头了，大家都有一种参与感，自身投入，自己选择，刚才你们说的小孩，哲学系毕业的，来做科技频道，这都是自己选的，这不是政府分配的，不是衣食无着不得已做的，都是大家自身愿意做的，所以这个是这个行业和别的行业好多情况下不一样，有一批超级狂热分子。
主持人 ： 您对互联网激情还在，昨天有个新浪网编辑跟您通电话的时候，您对他说激情不再了这个指的是什么？
谢文 ： 你们有个错别字，“再”应该是再见的“再”，不是在不在的“在”。激情分很多种，一种是一种大的，还有一种是具体的一个操作，一个环境，一件事，这是不一样。你们年轻人谈恋爱，谈了一次、两次、三次，七次、八次，那个大激情老有，但是每次换人的时候，一定是激情不在了，应该从这个意义上去说。
主持人 ： 也就是说您对于互联网的整个的发展方向很感兴趣，但是可能说对于具体再去操作某一个细节的事情。
谢文 ： 也不叫细节，还是一个综合判断。当你签定一个契约，承诺去做一件事的时候，一般的讲是你心中得有一定把握，但是当种种原因，当你判断有问题的时候，那最好不要辜负别人的期望，及时的调整自己。现在是市场经济，市场社会，应该说每个人根据自己能力大小，机会多少，自身的条件，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发挥的平台，这应该是情理之中的。
主持人 ： 您是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感觉？感觉自己这个激情没有了？多长时间？
谢文 ： 就算是昨天下午吧，这就属于犯规了，这个就太具体了，不谈了。
主持人 ： 比如说做这个决定会不会很艰难？
谢文 ： 应该是。有人说我是比较情绪化，或者比较直言不讳，或者个性比较强。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讲，作为一个参与一个事业的，也算是老人了，他想这么一件事，应该是非常理性的。特别是互联网，因为互联网带有非常强的媒体性，传播又非常的快，这个全的受众又是比较有文化，比较年轻，所以我们这批人久而久之都有点自觉不自觉的在当演员，你别管我发火还是不发火，说话是调侃还是怒斥，是理性还是轻松，其实背后都是有个理性的思想在后面，剩下的东西有点类似表演，所以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我们也看到很多不同的CEO非常低调，其实下来的话滔滔不绝的。也有人非常的喜欢暴光，但那都在按照自己判断的一个角度在扮演自己的角色。有的是为公司，有的是为事业，有的完全是为媒体。给媒体服务也是所谓的一个公众人物责任。
主持人 ： 我不知道算不算是违规，您觉得可能一个什么样的CEO来接任您的这个工作，他会非常合适？
谢文 ： 不知道。
主持人 ： 因为您在刚才聊天过程当中谈到说很多都是在玩的过程当中，您实际上从互联网从业经历已经很长了，您觉得您自己在互联网当中还是玩心很重是吗？
谢文 ： 当然。
主持人 ： 您是一个CEO，您自己在互联网上经常会去玩一些什么东西？
谢文 ： 当然获取信息是一个基本的，虽然我获取信息是比较挑剔，只选择几个方向。我有个习惯或者叫做毛病，凡是直接间接跟我有关系的网站，我一般都有事没事都要逛一逛，比如像联众我要时不时玩一玩，比如像博客中国，这跟过去有一点点渊源，比如和讯，比如新浪，因为熟了都愿意看看大家都在玩什么。当然还有一些其它的，像行业动态，产业发展，新技术、新产品、新方式这一类东西都还是看，这些都是玩的一种。
当然最新的这种叫做社区化的，或者web2.0的这些东西肯定兴致很高，因为99年不之之不不小心脂肪你谁吃谁我也等会再出，我或有多说住时间我也不是这样的里便我想要谁在你的房间，吃多了，等会而再吃，我也不是这因的想着信到石棉，我也不是这样的一些照片，给我们的来说的话呢也不是这样的，你呢，给我一也我的房间给我房间，新浪问有特别想说这样的，不一因的地方和我这样的不额准确的数据，辛苦了啊，还好 比来的晚一但这样里的话录入录入及里的比较晚一点现在带的比较问一点的话我也不是这样多一点 这样的话来说我也不是这样的你呢，和我的感觉也不系因的，菜单，音量，节目，我新浪集体固定资产地新浪及固定资产，我也不是这样的你感觉很好的话就是这的这因的比较上问一系会有这样不一样的地方和我们的感觉法什么不一因的地方来说的话呢，现在的知觉性不高，自觉性不高，我们这场访谈的人来说的话呢就是这样的人都不够了，我也不是这因在这个问题上面的话呢地新浪的网友大家哈李借滚与屿屿这样的新的感觉有部分不一样的李最我是这样的地方和我们的感觉不一因的，你呢我也不是这样的响马来说看，和我们的想法不一样的，开始我就认定互联网走向社区化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一个方向，互动性越大我有越兴趣，广播性越强我有越兴趣。
主持人 ： 您自己上QQ或者MSN聊吗？
谢文 ： 我从几年前就端了IS，因为事情太多，干扰的事情太多，让你停不下来。我在待业当中偶尔写一写东西，我记得当年在新浪我还在那偶尔也发过一些东西，但是当我接了一个公司，做了一件事，作为职业经理人的时候，不该写东西了，因为写东西有的时候一个受角色限制，一个自觉不自觉会有点功利目的，再有认真写有时候会有利益冲突，比如说我大骂新浪，你们就不请我来了，将来新浪和和讯不就合作不了了吗？所以我的规矩是，当身份是待业中年的时候说点什么。但是当你变成了一个CEO，变成操作一件事的时候，就行业的内部的事可以发表意见，我也愿意配合媒体，如果媒体觉得这意见有用的话，但是我从不主动，我从来不主动的在媒体上去做什么事。
主持人 ： 您刚才提到这个合作，我们找到了这些东西，我们看到一篇文章是您在2001年的时候写的，当时应该是您在互联网实验室一篇从业日记，从业笔记。
谢文 ： 之前，还没有去那之前。
主持人 ： 领导者与管理者的角色，开篇就讲，一种是一个企业需要两种人，一个是领导型人才，需要有过人的眼光，觉得魄力、冒险精神、散发的勇气，独特的魅力等等，他们可能是董事长、总裁之类，另外一种是管理型人才，沟通、实施，综合能力、专业能力非常棒，但可能他们缺乏的感召力，开拓能力和牺牲精神欠缺一些，您认为他们可能当首席运营官。您是CEO，回头看看这篇文章，您仍然坚持这两个分析吗？
谢文 ： 应该说没有截然分开的所谓那种创业者，战略家，冒险家，开创型的。其实这是一个比例关系，也许一个人有五十五十的，五十领导的素质，五十管理的素质，有的人是10％管理素质，90％领导素质，有的人可能正好相反，所以不是截然的，因为每一个所谓领导者，也可能是一步一步走上来的，这是一个过程。
但是为了说明问题，或者说是其实你看到如果放一个比较长远的时间或者空间中去看的时候，领导型人才和管理型人才是非常不一样的，你比如说MBA训练是训练的管理能力，他们也教领导能力，但领导能力很多，心理学有很多研究，社会学有很多研究，不是天生的，也是在你幼年时期基本定型了的。所以应该是一个混合状，但是你要推到两头的话还是两类不同的人，没有领导能力的公司或者领导能力新形势变成使得丧失了的话也是一种悲哀，大家守成有余，前进不足，全是领导型人才，只有运营能力那个公司也是够呛。
主持人 ： 但是在您过往从业经历当中更多承担CEO角色，您其实在这类人才当中，管理型的人才当中有一个判断是缺乏感召力，也有不落俗套的开拓能力和牺牲精神，您自己认为您自己缺乏这些东西吗？
谢文 ： 你这个问题是说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没有感召力吗？
主持人 ： 您对管理人才有这样判断，您认为这些能力也缺乏吗？
谢文 ： 非要具体到我，我弄得很难。我要说好这叫老王卖瓜，自我贬低，从来没有这个习惯。所以应该说自我盘，我应该是四六吧，六分领导能力，四分管理能力。
主持人 ： 其实外界对于您，我们在昨天推出一个专题之后，我们看到外界对于您其实是有两种看法，一种不凡溢美之词，认为您很直爽，直脾气，在很多事情当中讲真话，很难得，所以推测您跟投资方关系不好。另外也有批评意见，认为您离职可能跟和讯转型不畅，没能上市有关系，我不知道他们分析对不对？您更认同哪一个？
谢文 ： 我没有看这些东西，你们看了以后铺天盖地的看不过来。应该说大家怎么看，是大家根据自己的视角发表自己言论，很难评价，但是总而言之，感觉是没有一个是接近事实的，因为的确感觉事实是我在刻意，职业操守问题，没有必要，一个公司事拿到满世界说干什么。应该说是瞎子摸象，每个观点有真实一面，说的不全面，也许每个说的很准确，但不是主要的，我也不好说这些事情。总的来说综合判断。
主持人 ： 您的从业经历，您创办中工网、宽带网、和讯网，走下来之后很多人认为您是职业经理人这块，在职业经理人这块，很多人看法认为职业经理人工作就是在进行与狼舞，最危险游戏一个关系，您的过程民认为是这样吗？
==============================================
全文 >>
Subscribe to:
Posts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