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 NKF事件的省思

NKF事件，我只有四个疑问：
1.如果杜莱和董事局真的无愧于心，为何不留下来， 待真相水落石出后，继续为NKF，为肾脏病人服务，这样不是更符合NKF的利益吗？清者自清。
2.如果，杜X和董事局集体辞职的理由是为了NKF的利益，那这是不是说明了些什么？难言之隐？
3.有人说，没有杜X，就没有今日的NKF的发展规模。有了NKF，因此挽救了许多肾脏病人的性命和减轻了他们的生活负担。想请教的是，到底是善翁人士的捐款（当中有许多是平民百姓的血汗钱）帮了肾脏病人， 还是杜X的才干？没有杜X的NKF，善翁人士就会停止捐款？不！那，由杜X(或任何人)管理的NKF，没有了公众的捐款，还能运作吗？还帮得了肾脏病人吗？答案是肯定的！何为因，何为果，不是很清楚吗？
4.有谁能否告诉我，一场NKF慈善筹款节目主持费用是多少呢？一直以来，我还以为是义务的，至多补贴点车马费，意思意思！ 请告诉我，我还可以继续（我也很希望）这样认为。

质疑并不代表我的看法一定是对或者错，只不过在真相的透明度并不那么高时，我们必须质疑，而这无分对错，是一种对真相而不是表象的追求和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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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NKF事件——精英和大众价值观的冲突

新加坡的NKF事件以精英们预料不到的结果成为爆炸性的事件。

第一天庭审的时候，杜莱先生很强硬，说自己不会辞职，除非NKF叫他走。当时的报纸上我们看到NKF的名誉赞助人之一吴作栋夫人对于杜莱的大力支持，她坚持认为杜莱年薪60万新元是合理的，对一个管理数千万元捐款的慈善机构来说，他所领取的薪金只不过是一粒花生米（peanut，意思是小数额）。吴夫人过去两天都到高庭旁听这场官司，她说，她不明白报业控股为什么要针对一个拯救生命，帮助有需要病人的慈善团体。言下之意，似乎指报业控股集团的“诽谤文章”不道德。

我们看看NKF职员对于杜莱的支持：在杜莱进入办公室的时候，他们集体起立鼓掌，表示坚决支持杜莱。《新明晚报》、《联合早报》、《联合晚报》等报纸上也有不少NKF 职员支持杜莱的报道。他们的网站主页上是董事会坚决支持杜莱的声明。

但是，仅仅隔了一天，事情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杜莱辞职了，NKF的主页上也没有了董事会的支持，那些声援杜莱的声音一夜之间暗淡下去。在杜莱辞职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已经有39000人在网站上签名谴责NKF，4000多人到银行取消自动转账捐款给NKF的GIRO，有一位系统工程师甚至专程上门取回刚刚捐款的12元前。当晚NKF举办的慈善募捐成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没有当场公布捐款数目的令人尴尬的活动。

这种变化很耐人寻味。这次对于报业控股集团的起诉，在随便一个普通市民都看来是NKF的失策，充分显示了NKF的领导层的弱智。为什么当初他们会想到起诉？

看看以前的NKF官司历史：1997年，NKF保险顾问王良艺和同事聊天，说NKF花钱挥霍，杜莱出国都坐头等舱，结果马上被杜莱起诉，以赔钱告终。1998年，商人辛加拉维鲁在NKF的呼吁捐款信背后写了一句：如果杜莱出国不坐头等舱，我们就可以不需要捐那么多钱了。结果被杜莱起诉，赔款22000元，并花10000元在报纸上登载道歉启示。1999年，辛加拉维鲁移民定居澳大利亚。

也许是前二次的得手使杜莱昏了头脑，所以这次不假思索地起诉了报业控股。这次不同的是：对手不是无力打官司的平民，而是精英云集的报社。他们不仅可以在自己的报纸上为自己辩护，大力报道宣传庭内容，更重要的是请了最有名的文达星律师，终于逼得NKF丑态百出。旁听的一些律师表示惊讶：为什么杜莱要打一场输定的官司。

如果说官司的胜利（以杜莱撤诉告终）取决于报社精英和文达星的努力，逼迫杜莱辞职的则是群众的愤怒和行动。

杜莱从来没有想到过，一个990元的水龙头会激起群众如此的愤怒，更不会想到，他的言行在群众心目中是如此的丑陋。以前群众看到的，是经过精心策划包装的NKF，一个以慈善事业为宗旨的具有美好形象的组织。以前，这个组织对于老百姓来说是不透明的,是庭审的内容让大众看到了真相，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能被他们的价值观接受的真实的NKF。大众把自己多年来捐款支持的NKF看作为自己阶层服务的机构，当然有理由要求NKF的做法符合自己的价值观。从庭审的对话记录，从吴作栋夫人的言论，从NKF董事会的声明和职员对杜莱的支持，我们看到的是富有精英特色的价值观——喂饱精英是为了大众更大的利益。但是工薪阶层以及失业者、退休者对于慈善机构的要求绝不等同于对于商业机构的要求，他们从自己微薄的收入中捐出一点钱，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当然要求慈善机构不要具有和他们同样的悲悯之心。或者说，他们捐款给NKF,是相信NKF不会辜负他们的委托。但事实却残酷地显示：NKF的负责人不是那种从自己牙缝里省钱给病人的人。

在一个精英统治的社会里，普通人是可怜的，精英们胆敢故意忽略大众的价值观和真实的利益，却可以动用自己的才能和精英地位去操纵大众。象杜莱先生那样的精英从来不觉得990元的镀金水龙头太贵，也不觉得从慈善捐款中拿出60万元作为自己的年薪是什么问心有愧的的事。而吴作栋夫人也认为杜莱是一个很优秀的管理者，他配得上这个待遇。董事会也没有人认为玩命工作、成绩斐然的杜莱坐头等舱有什么不妥。但是，在月收入1000-4000的普通工薪阶层的捐款者看来，这却是令人愤怒的。

不管慈善组织，还是其他的组织，都可能沦为精英阶层的工具，不论其创始人的动机是多么慈悲。这点，老百姓不见得都明白。他们善良的心不一定肯相信慈善组织会如此冷血。这次杜莱辞职后，NKF就会变得更好吗？从观念上，我不相信他们的价值观会和我们平民阶层一致，因为从董事会和下属职员对杜莱的支持，我们可以看出杜莱其实是他们的代表。另有人提出质疑：在一个失业率很高的新加坡，慈善机构NKF却高新聘请了17位外国专家,真的有这个必要吗？或者有其他的特殊用意？NKF其他的职员是否也拿到了很高的收入？

在新加坡，严重的涂鸦行为是要坐牢和鞭刑的，现在新加坡居然有人胆敢在NKF大楼上到处写上“大骗仙”，“吊死杜莱”，“Hang Durai”,“Liar”,” Save Singapore”,可见愤怒已经接近极限。

新加坡人喜欢大选。大选来临的时候，政府会采取一些措施讨好人民，这是实利。大选时民众可以从反对党的演讲中听到很多内幕和政府的丑闻，这是他们喜欢听的。精英阶层对于草根阶层是一个不透明的阶层，所以，任何内幕对于老百姓都是物以稀为贵。这次NKF的丑闻对于新加坡政府也是一个提醒：精英阶层对草根阶层价值观的漠视，已经构成不可忽略的危机。新加坡平民的愤怒和团结，也第一次史无前例地表现出来了。如果在政府部门也爆发类似的丑闻，那么是否导致类似的激烈反应？政府是否需要考虑现在的政治过于精英化的问题呢？看看今年总统候选人的资格条件：

“民选总统法令规定，候选人必须超过45岁，曾担任过部长、大法官、国会议长、总检察长、公共服务委员会主席、审计长、总会计长或常任秘书至少三年；或曾担任一家缴足资本1亿元以上公司的主席或总裁至少三年；或曾在具有同样规模的法定机构担任总裁或主席职位，并经过总统选举委员会鉴定为具有管理财务的能力和经验，能有效执行总统职责和任务。”

难怪81岁的纳丹总统找不到竞选对手。

一个本来几乎被大众忘记的诽谤案件，一个与黄娜和刘红梅的凶杀案相比，几乎不能吸引大众视线的案件，却由于庭审披露的内容变成了一个焦点。新加坡政府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出高度的理智，政府在案件审理的二天时间未作干涉，既没有作任何表态，也没有介入新闻和网络，整个过程充分体验了市民的意愿。诉方撤出后才由社会部长维文医生出来发表意见。

这次NKF事件的结果，可以说是新加坡市民大众价值观的一次大胜利。但是我们也看到，报业控股集团是精英聚集的地方，文达星律师更是出类拔萃的精英。下一次，再有一个王良艺或辛加拉维鲁那样的平民或“准精英”遇到类似的案件，请得起文达星这样昂贵的律师吗？

2005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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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KF风波续闻

以个人名义发表看法，何晶呼吁继续支持NKF

　　淡马锡控股执行董事何晶以个人名义，投函《海峡时报》和《今日报》言论版，针对NKF事件发表看法，并呼吁国人继续支持NKF。

　　她在文章中赞扬NKF在扶持肾脏及其他疾病的病人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并说她个人向来很欣赏NKF。

　　何晶也是李显龙总理的妻子。她说：“他们给予的，不只是筹款和提供洗肾服务，他们也辅导、鼓励、甚至督促病人和家属对自己负起更大责任，努力活下去。病人和家属及孩子在鼓励下携手互相扶持、不放弃。这使病人活得更有尊严和自信。”

储备金如何管理

　　她也建议把NKF储备金以“留本基金”(endowment fund)方式来发展和管理。她认为NKF这些年来储存了庞大的储备金是“明智及负责任的做法”。

　　但她说，NKF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没有人希望在经济衰退时、善款用完后，必须负起可怕的责任，决定让哪个病人活、哪个死。

　　她说：“无论谁有什么过失，我都要由衷感谢杜莱、NKF及他们支持者，包括捐款者、艺人、义工、执行委员会和名誉赞助人。”

　　何晶认为，杜莱被指责的某些行为的确令人质疑、可能有利益冲突或超出正当规范。

　　她说：“如果是这样，这些行为就应该纠正过来……在一个公共信托机构里，执行委员会也必须能中立地维护公众的利益。”

　　何晶也指出，在文明社会中，人们应该给予被谴责一方公平审讯机会，即使是杀人犯也有这样的权利。

　　她说：“如果被证实有贪污或款项被滥用，那么就让有关当局调查，通过合法程序给予公平和公正裁决。”

　　她了解这次NKF事件中，很多人有被欺骗的感觉，因为他们捐出的是他们辛苦赚来的血汗钱，“但这不能成为破坏NKF设施的理由，也不能这样就对NKF的职员乱骂，这是不对的。”

　　何晶说：“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包括杜莱和NKF，在这次严重和不幸的打击后，会更坚强、更明智，也做得更好。”

　　她希望新加坡人能和她一样，继续支持NKF及其他慈善团体，让他们看到新加坡人的慷慨和温情。

杜莱的薪水问题

　　对于杜莱所领取的薪金和花红数额，何晶表示杜莱改变了NKF，让它提供医疗护理来救人，也通过不间断的筹款来为肾脏病人提供支援，因此她不认为不应该给他恰当及应得的酬劳和花红。

　　何晶指出，如果杜莱继续当律师的话，他可能赚得更多。

　　她认为，即使是慈善机构，也必须有专业的管理。她说，无可否认的，有些义务工作者是分文不取地协助慈善团体，这令人敬重和钦佩，“但我们不能因此认为投身慈善事业的人，都能做出这样无私的奉献”。

　　她说：“毕竟，我们不会期望公共医院总裁领取微薄的薪水。”

　　据本报了解，公共医院总裁的年薪（包括花红在内），一般是6位数，不过并没有高达12个月的花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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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KF的工作让我印象深刻

● 雷米瑞兹医生（Dr Sylvia Ramirez)

　　我曾在哈佛医学院完成与肾病和公共卫生有关的医学课程，也在不久前获得芝加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我曾经是NKF预防计划的负责医生，对于淡马锡控股执行董事何晶以个人名义，投函《海峡时报》和《今日报》言论版（7月18日），针对NKF事件发表看法，并呼吁国人继续支持NKF，我对她明确、具有洞察力和宏观的观点感到非常敬佩。

　　我在今年1月到美国，出任密歇根州（安阿伯）大学肾脏研究和教育协会（University Renal Research and Education Association)的副主席。新加坡民众对于杜莱诽谤案件的反应让我感到震惊。想到NKF要达到它在国内和国际的目标的努力可能因此受挫，更让我感到遗憾。

　　我在完成医学课程后，先到新加坡国大医院，后来才到NKF工作。NKF员工和领导层改善病人生活素质的决心让我印象深刻。因为杜莱的远见，我们在全国各学校展开有关肾病和高血压的健康检查，并及早发现一些孩子的病患。这个计划广为人知，我也多次向想要知道详情的医生讲述细节。

　　NKF和它的肾病预防计划在照顾肾脏病患方面起了重大影响。NKF为病患所提供的高水平服务，已经使它成为他人学习的对象。

　　NKF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人们和社区已经认识到，应付医疗费用昂贵和医疗系统难以负担的疾病（比如糖尿病、高血压和早期的肾病），最节省金钱和最有效的方法是预防和健康检查。

　　我上回到新加坡时，杜莱和我谈了许多计划，并表示希望我能助他一臂之力。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计划是探讨如何在具备成本效益的情况下，为需要接受化疗的癌症病患建立门诊中心。美国的经验显示，这个模式可以减少住院开销，改善治疗的效果和病患的生活素质。

　　他也提到要成立一个“亚洲儿童医疗基金”，通过在国际社会筹款，让亚洲的儿童病患能够在新加坡医院获得高素质的医疗服务。

　　此外，他也希望我能够着手筹备一个关于预防疾病的国际会议，会议将展现NKF和新加坡的医疗系统在通过社区预防疾病所取得的成绩。

　　何晶写给报章的函件，让我和以前及现在的同事相信，NKF将能继续朝它的目标前进。我很愿意为NKF效劳。我虽然不是新加坡人，却把新加坡当成自己的家，也会永远感激NKF、杜莱和新加坡人。

（编按：这是作者的公开信，授权本报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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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福金：压力比想像中大

　　接任NKF临时主席后，余福金说，面对的压力比他想像中还大，幸好有家人的支持。

　　前天是星期天，他和家人度过了温馨的一天，以弥补他因为退休后仍无法好好陪家人的愧疚。

　　他说：“我和儿子各买了一本《哈利波特》，一起阅读来减压。我也陪女儿上网打电玩。妻子还炖了药材鸡给我提神，补充精力。”

　　如果部长请他正式接任NKF主席，他是否会答应？

　　余福金说：“现在我走一步算一步，不敢去想得太远。”

ＮＫＦ仍有支持者

　　尽管在网上表示反对杜莱的签名已超过4万人，但也有人仍然支持他。

　　其中一名捐款者陈兴楠昨天一早到NKF总部，递交一封信给新上任的临时主席兼代执行理事长余福金，表达他对NKF和杜莱的支持。

　　陈兴楠（48岁，酒店业者）受访时说：“我对NKF非常信任，也相信余福金所领导的执行理事会将做出令人信服的决定。”

　　他说，他支持NKF超过15年，每月定期捐20元给NKF，每逢慈善演出也会打15至20通电话。

　　他说：“如果他们真的是乱花钱，又怎么可能累积2亿元储备金呢？大家都只看到杜莱的薪水很高，但是他毕竟为NKF献上了人生中宝贵的37年，辛苦地把NKF建立起来。我们有多少人可以做到这点？”

　　陈兴楠说，如果证实杜莱没有触犯法律，他会设立网站，呼吁人们支持杜莱继续留下来为NKF服务。

　　他说：“我真的希望我这15年来没看错人。不过如果调查显示他真的滥用善款，我今后再也不敢相信任何慈善团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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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
● 韩咏红

　　杜莱当初执意控告海峡时报，是因为他对自身做法的法理依据过于自信，还是因为他从经验中得知，在本地涉及社会要人的诽谤案例中，被控的一方都是输的多，赢的少？

　　当杜莱案在开审的仅仅两天后时突然结束时，整件事给人的直觉印象就是一出闹剧。一个不明智的高级管理将自己套牢在可笑的丑剧角色中。

　　杜莱在法庭上的无力，和他身为控方的姿态，形成强烈的对比。去告人的，反成为被审判者，受到全民的制裁。在法庭上揭出来的事实对他与NKF的形象如此不利，他自明这些情况的存在，还自动与人对簿公堂。这背后是一种“成功人士”的狂妄。

　　另外，NKF执行理事长大概没有想到，有些资料外界竟然能够取得到。或许他更没有想到，他的行事标准和社会对一个慈善机构主管的期盼与要求存在如此巨大的鸿沟。990元的水喉不贵，60万的年薪不高，作为高级专业人士他心安理得接受上述报酬与福利。

　　如果“在商言商”，用现代经营管理学的标准衡量，杜莱的薪酬和福利，可以说是一般为人接受的情况。

　　这个案子应该让我们回到过去几年来本地一直热烈讨论的课题，慈善事业能否用现代管理的一套逻辑。通过杜莱事件，社会发出明确清楚的讯息：这违背了道义情感和价值观，我们不接受。

　　是的，不能要求有才干而且肩负重大责任的能人，过清汤白水的生活。但是，慈善事业操作者应该享受到哪种水平的待遇？公益事业可以允许到什么程度的商业化管理？当这个社会在一步步以平常人，而非圣人的标准来对待精英时，有没有时不时检查一下，我们的作为，是否已经离开价值观与原则太远了？

　　可惜，在本地，这些有关原则的理性讨论那么的少。由于平时就太少讨论，因此一旦某个事件曝光，社会情绪极容易沸腾。

　　过去多年来，我们社会的价值观和原则已经发生剧烈变化。NKF不是唯一的例子。凡贡献皆以金钱衡量，杰出人士需要过一定程度的奢华生活，似乎成了大家都普遍认同的价值与生活方式。

　　是这样吗？　

　　这一役，能不能帮助我们找回失落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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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机构不是商业机构
● 罗国安

　　不要再将事件的注意力转移到公众切断NKF“财路”的事上了，这应该是NKF将自己的运作及账目公开及透明化的最好时机。

　　NKF应证明杜莱事件只是孤立事件，并不是冰山一角。

　　毕竟，民众有权要求社会慈善机构透明化。试想如果民众不再过问捐款的去向，也不再关心肾脏病人有否受到基金有效的照顾，而只是一味地为了奖金、奖品而捐款，慈善机构也不理会他人的质疑，把自己当作一个“商业机构”管理，那么所谓的“慈善筹款活动”和博彩公司的又有什么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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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道德标准
● 白士德

　　NKF——也许民众更为熟悉的是它已在最近放弃的全国肾脏基金会这个名称——过去几天因执行理事长杜莱跟报纸打诽谤官司，天天都上了报纸封面的头条。因为这起官司而被辩方踢爆的许多早已广为流传的“内幕”，也闹得沸沸扬扬。

　　大家现在心里似乎都有话说，许多人也相信自己说出的一定会是一番大道理，担心别人没想到，于是都想在报上发表。更多的人则是在一旁看热闹。

　　我不想针对这起事件中的任何一点参加谈论，而是想谈谈我们的社会该如何让本地的慈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也许有人会因为NKF陷入眼前的困境而高呼“大快人心”，我却关心我们的社会该如何协助这个筹款最成功的公益机构继续造福人群。

　　要谈什么透明度、储备金能用多少年或者该如何善用义款，涉及的问题太复杂了，不仅有计算标准的问题，也有道德标准的问题，可说人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作出完全不同的判断，不容易划下一条界线。我们最好还是耐心等待NKF的新领导层去深入研究探讨，让它给社会大众作出详细的交代和提出建议。现在摆在眼前的问题，是如何恢复民众对慈善团体的信心，继续捐款。

　　我们要合理及有理性的看待任何事情，或者要对任何事情作出判断，道德标准是最重要的准绳。如果大家的道德标准不一样，无法取得共识，最好还是暂时把判断搁置一旁，先把其他具体的事情做好。对于像NKF这样的医疗公益机构，它的具体工作就是帮助好病人，让他们不会为钱烦恼，继续得到妥善的治疗。

　　要谈一个公益机构该如何治理？该如何寻求民众的支持？又该如何推动它的公益事业？归根结底都涉及道德标准，就连什么该花，什么不该花，都跟道德标准脱离不了关系。但是，在我们还无法对道德标准达成共识之前该怎么办？难道要永远搁置不顾吗？

　　我认为当NKF的新管理层检讨了它的服务宗旨和目标之后，一定能对所需的资源作出合理的判断，只要有足够的资源，它就能继续向无助的肾脏病人和癌症病人伸出援手。也只有在对所需资源理出一个头绪之后，它才能向社会大众提出一套自我监管和接受监管的标准。

　　无论检讨的结果如何，我们看待NKF或其他慈善公益团体的一举一动，也许还是会有自己的一套道德标准。这套标准又跟我们的社会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你认为能接受的，我未必能接受。

　　但是，我们是否能同意让大家保持不同的标准，还是硬要它们按自己的道德标准办事？这关乎这些团体的发展，我们不应该坚持自己的标准，造成它们窒息而死，而是应该接受跟自己不同的标准，然后继续密切监督它们，确保它们不乖离自己答应支持它们时所坚持的原则。

　　有一个问题，也关系到大家的道德标准，却是在这节骨眼上还说不出口的。我想提出来，但先请大家原谅。这就是人才问题。我觉得这是个非常迫切的问题，因为没有领导人才，任何慈善公益机构，包括NKF是不可能有发展的。我们都亲眼见到有些慈善机构不断发展壮大，有些却死气沉沉，甚至难以支撑下去。为什么？最大的关键是人才。

　　我们的社会有很崇高的传统道德标准，也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标准，使得我们认定要做慈善，就不能讲钱，要讲钱，也不要期望自己能成为百万富翁。这个标准过时了吗？这可是见仁见智。但是，我要问的是，人才难寻，好的人才都给大公司以高薪罗致旗下，他们还会看上慈善公益团体吗？这是个值得大家继续深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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镀金水龙头启示录
● 陈思澄

　　在这次诉讼案的审讯过程中，NKF执行理事长杜莱在接受辩方报业控股的律师盘问时，不只坚称一个近千元的水龙头“不算昂贵”，还对自己所支取的高薪及多达12个月的花红振振有词。尤其令人气愤填膺的是，他在针对装置镀金水龙头的辩解竟然是：“只要是受过教育的人，知道这个水龙头有洗手和冲凉的功用，自然不会觉得它贵。”

　　至于为何NKF要为杜莱个人拥有的马赛地轿车负担路税、维修费用，他的解释是：这辆车不只供他和家人使用，偶尔也用在载送NKF的贵宾。据知，NKF名下有八辆轿车及一组司机随时备用，这家机构真那么迫切需要到他的马赛地来载送贵宾吗？

　　至于夸大洗肾病人的数目及谎称储备金只够维持三年，则更令人摇头。对此，他认为是一时疏忽，担心说了实情就没人持续捐款。

　　然而，每次扭开电视就看到镜头肆意渲染洗肾、癌症的病患如何悲苦，拼命强调病人的窘境和NKF能力有限。但幸好新加坡人却是无比单纯善良，所以每次筹款演出都报捷。也正因为如此，这些筹款演出就像马拉松接力赛那样没完没了，只因有人认为展示他人的悲情必有所获。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每每看到路上一只受伤的小动物都会心有不忍而施以援手，何况是看到不幸者如泣如诉的求援？可是，在慷慨解囊之际是不是应该想想，这些善款最终是否都用在正途？

　　贩卖别人的悲哀来争取捐款，已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假若还要从中借着各种名目假公济私，那已不是“可恶”两个字所可以概括的劣行。
　　我们的确应该关爱身陷逆境的同胞，甚至是那些无故受虐的小动物，不该也不必为某些人的错误示范而关闭自己的心房。然则，与其看演出或为抽奖而捐款，我们更应该拓宽胸怀，也关心民间其他非常需要捐助的慈善机构，把一己的仁爱和能力分送给更多需要帮助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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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公众对NKF的信心

　　上周，NKF癌症基金刚在《风雨同舟献真心》第二场慈善筹款义演中筹得535万元的善款，超过第一场义演的筹款数字508万元，前后为这家本地最大的慈善机构筹得超过1000万元的款项。虽然第三场义演就将在今晚展开，但公众的心情，肯定同过去的两场演出迥然有别。

　　从过去几天来公众的反应，可知大家目前的焦点，已不是肾脏或癌症病人仍需要多少善款，以及本地到底有多少贫病交加的人士需要它伸出援手，而是NKF执行理事长杜莱的薪酬是否太高、他乘坐头等机艙出国公干是否合理，以及他为办公室装置镀金水龙头等装修开支是否太过奢华。

　　因此，当NKF及其执行理事长状告报业控股的案件一开庭审讯，立即就成为这本地最热门的话题。然而，随着双方对簿公堂，使许多实情逐渐曝光，而作为控方的NKF又在本周二忽然撤销控状，期待这家机构在法庭上作出解释的公众，不只对它的理财原则大感失望，甚至有受骗的感觉。于是愤怒之声四起，使NKF这一在本地向来广受支持的慈善团体，顿时声誉大跌。

　　到昨晚为止，已经有4000多名通过银行转账捐款给NKF的人，向NKF要求取消捐款，也有不少公众上网要求爬炒侵啊８猩跽撸恍┟裰诨乖贜KF的大厦涂写大字报，以泄愤怒。

　　公众之所以对NKF感到不满，一方面是因为这家标榜每一分钱都用在病人身上的机构，竟然对奢侈的花费毫不在意，而且企图隐瞒事实，对外公布不确实的数字。

　　但是话说回头，原为帮助肾脏病人减轻医疗负担而设的NKF，自从1969年成立至今，已经拯救不少肾脏病人的性命。根据这家机构的数据，本地目前有65％的肾脏病人得到它的帮助。这种医疗费用沉重的疾病，每年在本地夺走了600条人命。因此，本地的21所洗肾中心，是肾脏病人赖以求生和减轻痛苦的地点。

　　但NKF目前已经不只是一家为肾脏病人服务的机构，而且也是一家癌症基金会。它肩负了比过去更为重大的使命。虽然这宗案件已凸显了NKF的弊端，但这家机构依然任重道远。事实上，仍有许多病患等待它的帮助和津贴，公众绝不能因此而失去对它的信心。而昨日愤怒的民众对它进行破坏的行为，也应该予以严厉的指责。

　　面对公众压力的NKF，目前最重要的便是如何挽回公众对它的信心，并重新取得大家的支持。

　　首先，这家机构或许应该针对隐瞒事实、虚报数字、企图误导公众的行为负责，诚恳向公众道歉，并承诺以更大的透明度来取得公众的信任。对错误行为作出弥补，将有助于平息众怒，并取得公众的谅解。

　　其次，作为一家纯粹由善款来维持的机构，既然每一分钱都是由善心人士所捐出，它也应该要为过去豪华、奢侈的花费作出解释，并确保今后每一分善款都作正当、合理的使用，而且也正如它所宣称，将每一分钱都用在病人身上，不再辜负公众对它的期望。

　　其次，NKF应该向公众解释，当我国目前失业人数仍然偏高的情况下，何以却需要从17个国家聘请外来人才。如果本地的其他慈善团体都能轻易吸引义工，或招入善心人士以低廉工资为它们服务，何以NKF却需要大费周章？

　　36年来，这家机构已经为本地的肾脏病人作出巨大的贡献，而今后仍有许多肾脏和癌症患者需要它的帮助，公众不能因为这案件而减少对它的支持，甚至降低我们对社会不幸者的关怀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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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慈善机构如何重整旗鼓

● 才敏

　　近日，一场NKF风波闹得满城风雨，广大公众人士，尤其是NKF的捐款者无不义愤填膺。新加坡政府在平息民众怒气、安抚病患忧虑的同时，迅速采取果断的措施，希望能尽快平息这场风波，重建民众对NKF及其他慈善机构的信心。

　　这时，对新加坡慈善机构进行整顿工作不仅势在必行，而且很有必要。针对公众的普遍焦点，政府决定将工作重点放在提高慈善机构透明度这一决策，是正确而且英明的。

应对慈善机构严格治理

　　由于上市公司涉及到公众的利益，所以在过去几年里，新加坡政府针对挂牌公司进行严格治理，要求挂牌公司增加透明度，目前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样，作为慈善机构，因为它吸纳的是公众人士的无偿捐款，所以提高透明度就更为重要。现在正是治理新加坡慈善机构的最佳时机。

　　在针对慈善机构进行治理时，我们可以从慈善机构管理层的两种责任入手。首先就是信托责任，另外就是社会责任。像NKF这样的大型慈善机构，是以基金的形式接受捐款，并向病患提供援助的，所以它对受益人（肾脏病人等）和捐款人（公众）负有信托与社会责任。

　　为确保该信托与社会责任得以落实，慈善机构必须在信息披露方面提高透明度。其实，公众所关注的重点是他们的捐款用在病人身上的比例，这是公众的权利。所以慈善机构有义务向公众详细披露基金的管理费用、机构的行政费用、筹款活动经费及病患的治疗费用等重要信息。

　　要确保慈善机构的透明度，可以考虑三种运作方式。第一种方式适用于小型的慈善机构。这类机构只需将筹得的善款总额和直接转给病患者的金额进行简单披露，公众对自己的捐款用途就可以一目了然。

　　第二种方式适用于大型慈善机构。举例来说，NKF作为一个大型的公益基金组织，它要考虑的不仅是病患者当前的需要，还包括对病患者未来需要的准备。所以，它可以将筹得的善款进行投资，并将取得的投资回报用于援助病患者。

慈善机构需详细披露账目

　　在这种情况下，慈善机构需要详细披露所筹善款总额、投资总额、投资年限、回报总额及相关行政开支等信息。这样善心人士才可以了解自己的捐款在何时有什么样的用途。

　　譬如，针对目前的有关报道，如果大家得知自己每一元捐款只有一毛钱用在病患者身上时，会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怒。但是如果慈善机构能够更加透明化，让人们了解，基金会通过将他们的善款进行投资，在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每年的投资回报中，将会有更多的资金是用于病患者身上，那么公众自然会觉得这种安排是合理的。

　　第三种方式，就是让大型慈善机构负责所有的筹款活动，然后通过有关机构将捐款转给病患者。这样做的好处是，大型机构可以将精力完全用于组织筹款活动，并把款项分配给其他附属小型慈善机构，而小型的慈善机构就可以省下时间专心致志照顾病人。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两种机构都需要向公众披露信息，以确保透明度。

　　同时，公众应该保持一个平衡的心态，并不是每个慈善机构的总裁都可以分文不取。当然，大型慈善机构的总裁或高层管理人员可以由其他机构人士兼任，由于在其他机构他们已经能获取高收入，所以他们可以不从慈善机构赚取收入。但是，慈善机构还是需要全职管理人员来全心投入公益事业，并应付众多的管理事务。

慈善机构负有社会责任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可以将公益基金交给资产管理公司的专业人士管理。但是像NKF这样的机构，拥有超过两亿新元的储备，如果交给资产管理公司，就需要一笔庞大的资产管理费用。我们可以要求慈善机构做公益事业，但是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士都为慈善机构提供免费服务。

　　其实慈善机构的问题不只是发生在新加坡，很多国家都有或曾经有过这样的问题。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国际专家，已经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理论基础，他就是Requisite Organization和Social Power and the CEO这两本权威论著的作者埃利奥特·贾克斯（Elliot Jaques）。

　　贾克斯是企业管理专家和心理学家。早在50年代，他就提出了“企业文化”的概念，1965年，他又创造性地提出“中年危机”的概念。在他晚年，贾克斯还不断强调行政管理高层应具有透明度高、公平合理的薪金制度。他认为，一个公平合理的薪金制度，是建造社会相互信任的奠基石。这项理论，对整顿慈善机构，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由于他在军事领导研究方面的贡献，曾经获得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将军授予的荣誉表彰。贾克斯曾经对英国教会进行改组工作，所以对慈善机构的整个运作十分了解，在行政架构、管理和薪金制度方面都提出很好的理论。

　　慈善机构的另一项责任是社会责任。通过NKF风波，我们看到，它直接影响到公众对慈善机构捐款的态度，破坏了公众对慈善机构的信任。同时，对于那些已在慈善机构贡献多年，愿意将慈善作为个人事业的有志之士来讲，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场风波，他们也会裹足不前。

　　如果连慈善机构的管理层、员工都退缩，社会工作者的士气更会受到打击。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下，最后遭殃的就是那些需要社会伸出援手的病患者。

　　所以，慈善机构的管理层必须履行其社会责任。只有这样，慈善事业才能处处为公益着想，做到让员工满意，让善心人士信任，让病患者获益。新加坡的慈善机构通过这次调整，未来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作者来自中国天津，目前从事企业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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