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安那琪其来有自。马来西亚槟城部落客安那琪，真有你的！
在网上初次看到“安那琪”时，大脑不知怎的把它读为“安琪那”，隐隐约约以为又是另一个英文名为“Angelina , Angel or something like that” 的部落客。读了几篇安那琪的博客后，心血来潮 GOOGLE 了一下“安那琪 +anarchy”,果然不出所料。
又上了一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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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民初的中國文人，一時找不到適切的中國文字表達西方語彙，往往採用優雅而有想像空間的音譯。他們把英文的「天使」（angel）翻成「安琪兒」，「無政府」（anarchy）翻成「 安那琪」。安琪兒與安那琪，祇一字之差，不免讓人產生近似的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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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拼音】wuzhengfuzhuyi
【中文詞條】無政府主義
【外文詞條】anarchism
【作 者】馬嘯原
又譯安那琪主義。近現代西方小資產階級社會政治思潮之一。主張立即取消國家和政府﹐建立沒有任何政治權威的﹑絕對自由的社會。
古希臘時期﹐斯多葛派的創始人芝諾﹑犬儒學派的安提斯泰尼和第歐根尼‧拉爾修都提出過立即取消國家政府﹐回到人類自然善良的天性中去﹐實現宇宙和諧的主張。歐洲中世紀﹐一個稱作“兄弟姐妹自由精神派”的教會團體﹐也主張要實現一種沒有國家﹑教會和法律約束的個人絕對自由的社會。近代第一個提出無政府主義思想的是英國的W.戈德溫。此後德國的M.施蒂納﹑法國的蒲魯東﹐P.-J.﹑俄國的巴枯寧﹐..及克魯泡特金﹐..等人﹐也相繼提出過各種無政府主義主張。其中影響最大的是蒲魯東﹐他第一個使用了“無政府”(Anarchy)概念並作了較系統的理論闡述。
無政府主義者抨擊資本主義的各種弊病﹐認為這些弊病的產生是由於國家和政府的存在。他們認為政府是一種強制力量﹐它造成了人們的屈從﹐而屈從是產生一切邪惡的根源。人們只應受自己意志的支配﹐必須立即廢除一切國家﹐建立一個以個人自由聯合為基礎的﹑以小生產者為主體的﹑不設立國家政府的絕對自由社會。他們提出了“自由即至善”的口號﹐認為個人自由高於組織紀律﹐個人意志高於集體意志﹐個人利益高於集體利益﹐個人自由產生了社會秩序而不是社會秩序給人們以自由。
從19世紀40年代開始﹐無政府主義在法國﹑義大利﹑西班牙﹑瑞士等國的工人運動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20世紀初期﹐隨著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其影響日益削弱。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西方﹐由於國家對社會生活的干預日益頻繁﹐60﹑70年代﹐歐美一些地區又興起了一股無政府主義思潮﹐許多人創辦報刊﹐發表論著﹐繼續宣揚無政府主義。大部分人主張和平宣傳﹐也有少數人走上了恐怖主義道路。
20世紀初﹐無政府主義從歐洲和日本傳到中國。中國早期最有影響的無政府主義者是劉師培﹑張繼等人。他們創立無政府主義團體和刊物﹐宣傳蒲魯東﹑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等人的觀點。由於老莊虛無思想在中國社會的長期影響﹐焚符破璽﹐無為而治被一些人認為是理想社會﹐並把它和西方的無政府主義相比附﹐因此無政府主義曾一度在知識分子中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五四運動後﹐馬克思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展開了激烈的思想論戰﹐使許多青年知識分子迅速認清了無政府主義的錯誤﹐找到了拯救中國的正確道路(見中國近代無政府主義思潮)。
參考書目
馬克思﹕《巴枯寧“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摘要》﹐《馬克 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9。
Sunday, July 31, 2005
来自彼岸的警钟
最近马来西亚的卸任董总主席郭全强在接受星洲日报的專访时说：新加坡现在积极提倡华文，不过，他的基础摧毁了。新加坡的华人家庭本来有90%是用华语，经过二三十年英语至上到现在，有50%的华人家庭用英语，他们的母语改变了，观念改变了，你要读英文才有出路，这对学华文教育影响很大。现在李光耀后悔了，他再三强调学习华文的重要性……他们要恢复到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华文教育环境是很难的，这是我们的优势……新加坡积极推动学习华文，对我们并没有造成隐忧，他们都重视了，可见我们做得更对，因此我们应更有信心。”
董总是马来西亚维护华文教育的堡垒，任董总主席一职达12年的郭全强的一番话自有他的权威性，相信在马来西亚华社也有其影响力。
他的言下和言外之意，有两点：一是，他对马国的华文教育的成就感到无比的骄傲，二是，新加坡的情况印证马国华社这些年来积极维护和发展华文教育的正确性。
从马来西亚人的角度来看，他的言论是正确的，我们可以理解。但他那段话中的一个关键字句却似乎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的思考空间，即他认为新加坡重新积极提倡华文的“基础摧毁了”。似乎是说，现在新加坡要来重振华文教育也枉然。
从马来西亚人的角度来看，新加坡早已没有了“华文教育的基础”，也许是言重了。不过，我国政治领导人过去十年来若是任由新加坡华族忽略对华文的重视的情况滋长下去，新加坡的华文教育的基础的确会自我摧毁，千金散尽还可以多少赚回来，新加坡自毁华文学习的长城之后，突然发现自己失去了祖传家业的重要性，而要再来推展华文的时候就形同要在我们的社会发展其他跟我们没有相干的外语一样困难。
“哀莫大于心死”，当关心华文的一代人不再关心，原本不关心的新一代人更不知道该关什么心时，新加坡重振华文学习的基础就真的完全摧毁了。
这就像马来西亚政府多年来为了发展马来文教育而不惜摧毁原来的英文教育一样，他们现在对英文教育的重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从马哈迪时代的后期讲到今天，似乎没有什么进展，关键就在于英文教育的基础没有了，马国一时之间也找不到可以推动英文教育的人力资源。
所以，新加坡今日在改革华文教学所做的许多工作，短期来看是为已经呈现薄弱的基础赶紧加固，也只有基础加固之后，才能进一步谈论发展的大业。
目前是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危机”也是“有所为之机”，就看领导人的决心和华族家庭的视野如何。
几日前，南大中文系系主任李元瑾博士透露，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第一届中文系收生人数，比原定学额超出近50%。她说：“今年，我们原本准备的录取人数只有50名，可是因为学生反应非常好，让我们无法拒绝。就算增加到现在的74名，超出接近原定学额的50%，仍让不少家长和学生失望而回，这是我们觉得很遗憾的事。”
今年初，我国几间开办华文特选课程的初级学院也因为学生的反应热烈，而增加了今年的收生人数。
这前后两个可喜现象告诉我们，华文教育在新加坡并没有走到穷途末路，甚至还有点“柳暗花明”的感觉。只要旧一代人没有死心，新一代人开始更加关心，华文教育在国际的大气候和国内的小环境两相配合下是可以走出另一条路来。
● 严孟达
董总是马来西亚维护华文教育的堡垒，任董总主席一职达12年的郭全强的一番话自有他的权威性，相信在马来西亚华社也有其影响力。
他的言下和言外之意，有两点：一是，他对马国的华文教育的成就感到无比的骄傲，二是，新加坡的情况印证马国华社这些年来积极维护和发展华文教育的正确性。
从马来西亚人的角度来看，他的言论是正确的，我们可以理解。但他那段话中的一个关键字句却似乎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的思考空间，即他认为新加坡重新积极提倡华文的“基础摧毁了”。似乎是说，现在新加坡要来重振华文教育也枉然。
从马来西亚人的角度来看，新加坡早已没有了“华文教育的基础”，也许是言重了。不过，我国政治领导人过去十年来若是任由新加坡华族忽略对华文的重视的情况滋长下去，新加坡的华文教育的基础的确会自我摧毁，千金散尽还可以多少赚回来，新加坡自毁华文学习的长城之后，突然发现自己失去了祖传家业的重要性，而要再来推展华文的时候就形同要在我们的社会发展其他跟我们没有相干的外语一样困难。
“哀莫大于心死”，当关心华文的一代人不再关心，原本不关心的新一代人更不知道该关什么心时，新加坡重振华文学习的基础就真的完全摧毁了。
这就像马来西亚政府多年来为了发展马来文教育而不惜摧毁原来的英文教育一样，他们现在对英文教育的重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从马哈迪时代的后期讲到今天，似乎没有什么进展，关键就在于英文教育的基础没有了，马国一时之间也找不到可以推动英文教育的人力资源。
所以，新加坡今日在改革华文教学所做的许多工作，短期来看是为已经呈现薄弱的基础赶紧加固，也只有基础加固之后，才能进一步谈论发展的大业。
目前是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危机”也是“有所为之机”，就看领导人的决心和华族家庭的视野如何。
几日前，南大中文系系主任李元瑾博士透露，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第一届中文系收生人数，比原定学额超出近50%。她说：“今年，我们原本准备的录取人数只有50名，可是因为学生反应非常好，让我们无法拒绝。就算增加到现在的74名，超出接近原定学额的50%，仍让不少家长和学生失望而回，这是我们觉得很遗憾的事。”
今年初，我国几间开办华文特选课程的初级学院也因为学生的反应热烈，而增加了今年的收生人数。
这前后两个可喜现象告诉我们，华文教育在新加坡并没有走到穷途末路，甚至还有点“柳暗花明”的感觉。只要旧一代人没有死心，新一代人开始更加关心，华文教育在国际的大气候和国内的小环境两相配合下是可以走出另一条路来。
● 严孟达
尼罗红能重新适应大海吗？
上个星期天去逛菜场，看见一个鱼贩的摊位上有3条尼罗红鱼，在水盆里翻腾。一时觉得有缘，就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它们，拿到家里附近的养鱼场去放生。
不料，鱼场主人责备我说：“你不该把它们放来这里啊。虽然尼罗红本来在淡水和咸水里都能活，可是现在的都是人工淡水养殖的，你把它们放在主要是咸水的水池里，明天就翻白肚喽。”
尼罗红是罗非鱼中一种杂交变异种，耐低氧，窒息点较低，对盐度适应范围很广。罗非鱼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新加坡的尼罗红大多是来自尼罗河下游，汇入红海和地中海的地方，是适应能力很强的鱼。可是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人工淡水培育，良好的水质，严格控制的水温，营养均衡的饲料，使得现在的尼罗红已经失去了原本对自然的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了。
丧失对海水适应力的尼罗红不由得让我想到了新加坡人的变化。上个世纪初，大批来自中国南部的移民为了谋求更好的生活，来到南洋扎了根。虽然当时的南洋条件艰苦，他们还是很快适应了新加坡潮湿闷热的气候，简陋落后的环境，并把热带雨林变成了钢筋水泥的森林，把小渔村变成了大都市。他们用最顽强的生命力和对环境的适应与改造能力创造了一个赤道岛国的发展神话。
新加坡人追求5个C
而再看如今的新加坡人，尤其是年轻的新加坡人，就好似这人工养殖的尼罗红，从小就生活在条件良好的人工水池，享受着过滤得很干净的池水。而当他们游出人工水池，游向河流，游向大海的时候，就惊讶地发现，为什么河水这么多泥沙，海水又这么咸呢？然后有的退缩了，有的沉溺了……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人去中国和其他的地方发展，而很多例子都证明了新加坡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要比其他邻国的年轻人弱的。而这和新加坡人从小优越的生长环境，和这种生活环境对新加坡人的生活理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有一些到了国外，发现国外的生活条件没法和新加坡比，就抱怨连连；更多的，是那么的满足新加坡的生活环境，而不想有任何变化。可是这些人却忘记了，前人们，正是不怕艰难困苦地克服了自然、气候等各种因素，才创造出现在这种美好生活的。
许多新加坡人最明确的追求无疑就是5C：现金Cash，信用卡Credit card, 俱乐部会员证Club membership, 共管式公寓Condominium和汽车Car。所以毕业后，在新加坡的大公司找份安稳的工作，开始存钱，成了大多数新加坡人计划的人生。但这5C其实只不过是成功的影子。
而相反的，如果没有对于环境和区域的适应能力，却过于注重眼前的物质追求，反而会被这5个C捆绑住了手脚，无法开发本身最大的潜力。
比如说，一套50多万的共管公寓，现在首期只需先付5%的现金，也就只有2万或3万元。这样就可以让工作不久，积蓄还有限的年轻人，更早拥有自己的梦想之家。
可问题是剩下的那50万元。以每年平均5％的利息算，光利息每年就将近2万5000元。如果分20年还完，每年要偿还2万5000元的本金。为了这个C的梦想，可能一对刚刚结婚不久的小夫妻，就这样被每年5万多元的财务与精神负担捆绑了手脚，也没有了开创新天地的气魄。
相比之下，在二十年前，一栋四房式组屋价值是4万元。五房式组屋也不过是7万元。对年轻夫妇来说，只需要在当时一两年的薪金，就可以从容应付。无债一身轻，这是敢于创业的基本条件。二十年后的今天，薪金的变动不是太大，但房屋的价格，包括组屋的价格，却起了较大的变化。
除了共管公寓，另一个C——Car，当然也是很多年轻人梦寐以求的。
很多年轻人刚刚工作，就开始供车。车贷听起来很便宜，年息通常只有3％，实在是一种诱惑。可这个每年3％的利息是基于总体贷款来计算，也就是说即使还到第十年，还是和第一年还一样的利息钱，并不随着所欠的款额越少而减少付款。所以其实真正的利息就变成了每年5至6％左右。一辆车的寿命往往在7年左右，当车报废的时候，开始步入中年的拥车者也许还在偿还第一辆已经报废汽车的贷款呢。
这种对优质的物质生活过分急切的期望，很大程度地限制了新加坡人的能动力。
比如5C中的Club membership。这种会员制无非是吸引客人不断回同一间俱乐部，饭店或者度假村的手段。成为会员，固然可以享受到不少优惠和奖励。可是全世界有那么多的饭店、俱乐部和度假村，又为什么要为了一棵树而放弃整个森林呢？为了一张会员金卡，就这样牺牲了各种不同的阅历和感受，真的值得吗？
精神须换上新的3个C
要让尼罗红能够重新遨游在广阔的海洋，就必须减少对5C一定程度的执着，而要在精神上换上3个C——勇气Courage, 竞争力Competitiveness和创造力Creativity。
新加坡的年轻人想要开拓更广阔的视野，建造更多元化的新加坡，必须要具有像前人一样敢于面对艰难的勇气；而面对不同的环境，无论是艰苦的，奢华的，落后的，先进的，还是无法预料的，都要用毅力、用智慧去适应；更要挣脱物质追求的过度束缚，积极创新增值。
我们的社会和企业更应该鼓励年轻人，对这3个新的C的追求。比如银行，除了向年轻人提供房屋贷款和汽车贷款，还应该提供低息海外留学贷款等，帮助新加坡年轻人勇敢地走出国门，去增长见闻，增强能动性和适应能力。而新加坡人本身到底是要作一条在生活压力下退化了的尼罗红，还是不断增强3个C，无所畏惧地游向更宽阔的山川河流，自由自在地在汪洋大海遨游呢？
● 许伟刚 ·作者从事企业培训
不料，鱼场主人责备我说：“你不该把它们放来这里啊。虽然尼罗红本来在淡水和咸水里都能活，可是现在的都是人工淡水养殖的，你把它们放在主要是咸水的水池里，明天就翻白肚喽。”
尼罗红是罗非鱼中一种杂交变异种，耐低氧，窒息点较低，对盐度适应范围很广。罗非鱼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新加坡的尼罗红大多是来自尼罗河下游，汇入红海和地中海的地方，是适应能力很强的鱼。可是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人工淡水培育，良好的水质，严格控制的水温，营养均衡的饲料，使得现在的尼罗红已经失去了原本对自然的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了。
丧失对海水适应力的尼罗红不由得让我想到了新加坡人的变化。上个世纪初，大批来自中国南部的移民为了谋求更好的生活，来到南洋扎了根。虽然当时的南洋条件艰苦，他们还是很快适应了新加坡潮湿闷热的气候，简陋落后的环境，并把热带雨林变成了钢筋水泥的森林，把小渔村变成了大都市。他们用最顽强的生命力和对环境的适应与改造能力创造了一个赤道岛国的发展神话。
新加坡人追求5个C
而再看如今的新加坡人，尤其是年轻的新加坡人，就好似这人工养殖的尼罗红，从小就生活在条件良好的人工水池，享受着过滤得很干净的池水。而当他们游出人工水池，游向河流，游向大海的时候，就惊讶地发现，为什么河水这么多泥沙，海水又这么咸呢？然后有的退缩了，有的沉溺了……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人去中国和其他的地方发展，而很多例子都证明了新加坡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要比其他邻国的年轻人弱的。而这和新加坡人从小优越的生长环境，和这种生活环境对新加坡人的生活理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有一些到了国外，发现国外的生活条件没法和新加坡比，就抱怨连连；更多的，是那么的满足新加坡的生活环境，而不想有任何变化。可是这些人却忘记了，前人们，正是不怕艰难困苦地克服了自然、气候等各种因素，才创造出现在这种美好生活的。
许多新加坡人最明确的追求无疑就是5C：现金Cash，信用卡Credit card, 俱乐部会员证Club membership, 共管式公寓Condominium和汽车Car。所以毕业后，在新加坡的大公司找份安稳的工作，开始存钱，成了大多数新加坡人计划的人生。但这5C其实只不过是成功的影子。
而相反的，如果没有对于环境和区域的适应能力，却过于注重眼前的物质追求，反而会被这5个C捆绑住了手脚，无法开发本身最大的潜力。
比如说，一套50多万的共管公寓，现在首期只需先付5%的现金，也就只有2万或3万元。这样就可以让工作不久，积蓄还有限的年轻人，更早拥有自己的梦想之家。
可问题是剩下的那50万元。以每年平均5％的利息算，光利息每年就将近2万5000元。如果分20年还完，每年要偿还2万5000元的本金。为了这个C的梦想，可能一对刚刚结婚不久的小夫妻，就这样被每年5万多元的财务与精神负担捆绑了手脚，也没有了开创新天地的气魄。
相比之下，在二十年前，一栋四房式组屋价值是4万元。五房式组屋也不过是7万元。对年轻夫妇来说，只需要在当时一两年的薪金，就可以从容应付。无债一身轻，这是敢于创业的基本条件。二十年后的今天，薪金的变动不是太大，但房屋的价格，包括组屋的价格，却起了较大的变化。
除了共管公寓，另一个C——Car，当然也是很多年轻人梦寐以求的。
很多年轻人刚刚工作，就开始供车。车贷听起来很便宜，年息通常只有3％，实在是一种诱惑。可这个每年3％的利息是基于总体贷款来计算，也就是说即使还到第十年，还是和第一年还一样的利息钱，并不随着所欠的款额越少而减少付款。所以其实真正的利息就变成了每年5至6％左右。一辆车的寿命往往在7年左右，当车报废的时候，开始步入中年的拥车者也许还在偿还第一辆已经报废汽车的贷款呢。
这种对优质的物质生活过分急切的期望，很大程度地限制了新加坡人的能动力。
比如5C中的Club membership。这种会员制无非是吸引客人不断回同一间俱乐部，饭店或者度假村的手段。成为会员，固然可以享受到不少优惠和奖励。可是全世界有那么多的饭店、俱乐部和度假村，又为什么要为了一棵树而放弃整个森林呢？为了一张会员金卡，就这样牺牲了各种不同的阅历和感受，真的值得吗？
精神须换上新的3个C
要让尼罗红能够重新遨游在广阔的海洋，就必须减少对5C一定程度的执着，而要在精神上换上3个C——勇气Courage, 竞争力Competitiveness和创造力Creativity。
新加坡的年轻人想要开拓更广阔的视野，建造更多元化的新加坡，必须要具有像前人一样敢于面对艰难的勇气；而面对不同的环境，无论是艰苦的，奢华的，落后的，先进的，还是无法预料的，都要用毅力、用智慧去适应；更要挣脱物质追求的过度束缚，积极创新增值。
我们的社会和企业更应该鼓励年轻人，对这3个新的C的追求。比如银行，除了向年轻人提供房屋贷款和汽车贷款，还应该提供低息海外留学贷款等，帮助新加坡年轻人勇敢地走出国门，去增长见闻，增强能动性和适应能力。而新加坡人本身到底是要作一条在生活压力下退化了的尼罗红，还是不断增强3个C，无所畏惧地游向更宽阔的山川河流，自由自在地在汪洋大海遨游呢？
● 许伟刚 ·作者从事企业培训
食人族的启发
这里先讲一个故事。
有人类学家发现某些古人类具有食人的习性，尤其是碰到饥荒时，更会挑选部落中人作为食物。一些部落会挑选智能和体力最弱的人，他们的逻辑是必须留住聪明和强壮者，以使整个部落的生存在未来更有保障。
另一些部落则会挑选最聪明最强壮者，因为较弱的人总会联合起来，把强者除掉。他们之所以会这么做，一来是不想让占少数的强者有机会把自己给吃掉，二来也知道只要不是自己被吃掉，吃掉谁都无所谓。
经过千万年的演化，不同的选择也产生了不同的结果：选择把弱者吃掉的部落，都保留了部落里最优秀的分子，而不断把强者吃掉的部落，剩下的都是较弱的一群，他们一旦面对前者的竞争，不但处于劣势，甚至面临灭族危机。
当然，不同的部族首先为何会作出如此不同的选择，还有待人类学家以更精确的科学方法去证明。但是，食人族的习性最起码能给我们带来一个启示：哪个社会具备珍惜人才，让优秀分子人尽其才，而不是被“吃掉”的制度，哪个社会必会逐渐强大起来。
最近，又有一批品学兼优的学生获得公共服务委员会（PSC）所颁发的奖学金。“PSC奖学金得主”在新加坡已经成为精英的代名词，一般人对他们也有这样的理解：一旦获得这份奖学金，得主基本上是仕途无忧。
事实当然不如人们所想像的那般容易，奖学金得主还是必须在公共部门中通过种种的考验，才能证明他们的确有过人的能耐。但是，因为有了奖学金制度，他们才得以在短时间内学好十八般武艺，然后通过“少林木人巷”，比其他同龄的人或者比他们年长的同事，更快的升迁到重要的位置，能早日发挥所长。
可以想像，如果他们是生长在一个没有奖学金制度，而且有才能者总是被“吃掉”的地方，不但无法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登上重要职位，搞不好在半途就已被人“吃掉”。
可以这么说，奖学金制度是个爱护人才的制度。它使学业出众者在很年轻的时候，便有机会受到严格的挑选和栽培。只要在遴选的关键时刻能把握得好，这样的制度便能继续产生效用，不会因为选错人才而出现弊端。
政府颁发奖学金的制度之所以不断受到人们的批评，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奖学金得主所获得的特殊待遇。在一些时候，这的确容易令人数占大多数的非奖学金得主产生自己“低人一等”的感觉，甚至出现“再怎么努力也无法超越奖学金得主”的挫折感。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精英领高薪”的课题上。许多民众一旦听到优秀人才领取的薪酬有如“天文数字”，心里便产生异样的感觉。即使一些民众在理性上能理解以高薪吸引人才的逻辑，但是情绪上却隐隐感到不快。
所幸这种感觉并未造成失控。只要领取高薪的人才尽心尽力为民众办事，面对民众时采取谦和的态度，人们其实不会对“高薪养才”的制度有多大的怨言，毕竟他们也从中看到了好处。正是新加坡多年来实行珍惜人才的政策，竞争力才得以不断增强，而人才所造就的经济繁荣，也使广大民众受益。
NKF前执行理事长杜莱的60万元年薪，听在民众耳里之所以会那么刺耳，同他在最近的诽谤官司中采取的高姿态不无关系。当他坚持“900元的镀金水喉并不贵”时，他的薪金在人们的眼里就显得“贵”了。
如果杜莱所表现的是谦和、朴素及向民众负责的态度，即使他领取60万元年薪引起民众的不满，也不至于会引发如此巨大的反弹。
事实上，要求NKF革除杜莱的执行理事长职务的互联网联署行动，在短短两天内就接到近三万人的签名。如此具规模的请愿行动近年罕见，除了展示科技进步的威力之外，也让人感受到公民社会的强烈脉动。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就是“水”，这是社会不同层面的领导人所必须紧记的。
新加坡必须维持珍惜人才、重用人才的制度，否则很快便会被别人超越，丧失竞争力。不过，当我们坚守这个制度时，也必须不断提醒人才同民间保持紧密接触，了解民众的想法，以献身和服务人民的精神，继续赢得人民对育才制度的支持。
现在的文明世界已经没有食人部落了，无论你是弱者还是强者，都不会担心被别人联合起来“吃掉”，但是成功者千万要记得不能恃才傲物，一定要保持谦虚和懂得照顾社会上的弱者。
● 林义明
有人类学家发现某些古人类具有食人的习性，尤其是碰到饥荒时，更会挑选部落中人作为食物。一些部落会挑选智能和体力最弱的人，他们的逻辑是必须留住聪明和强壮者，以使整个部落的生存在未来更有保障。
另一些部落则会挑选最聪明最强壮者，因为较弱的人总会联合起来，把强者除掉。他们之所以会这么做，一来是不想让占少数的强者有机会把自己给吃掉，二来也知道只要不是自己被吃掉，吃掉谁都无所谓。
经过千万年的演化，不同的选择也产生了不同的结果：选择把弱者吃掉的部落，都保留了部落里最优秀的分子，而不断把强者吃掉的部落，剩下的都是较弱的一群，他们一旦面对前者的竞争，不但处于劣势，甚至面临灭族危机。
当然，不同的部族首先为何会作出如此不同的选择，还有待人类学家以更精确的科学方法去证明。但是，食人族的习性最起码能给我们带来一个启示：哪个社会具备珍惜人才，让优秀分子人尽其才，而不是被“吃掉”的制度，哪个社会必会逐渐强大起来。
最近，又有一批品学兼优的学生获得公共服务委员会（PSC）所颁发的奖学金。“PSC奖学金得主”在新加坡已经成为精英的代名词，一般人对他们也有这样的理解：一旦获得这份奖学金，得主基本上是仕途无忧。
事实当然不如人们所想像的那般容易，奖学金得主还是必须在公共部门中通过种种的考验，才能证明他们的确有过人的能耐。但是，因为有了奖学金制度，他们才得以在短时间内学好十八般武艺，然后通过“少林木人巷”，比其他同龄的人或者比他们年长的同事，更快的升迁到重要的位置，能早日发挥所长。
可以想像，如果他们是生长在一个没有奖学金制度，而且有才能者总是被“吃掉”的地方，不但无法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登上重要职位，搞不好在半途就已被人“吃掉”。
可以这么说，奖学金制度是个爱护人才的制度。它使学业出众者在很年轻的时候，便有机会受到严格的挑选和栽培。只要在遴选的关键时刻能把握得好，这样的制度便能继续产生效用，不会因为选错人才而出现弊端。
政府颁发奖学金的制度之所以不断受到人们的批评，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奖学金得主所获得的特殊待遇。在一些时候，这的确容易令人数占大多数的非奖学金得主产生自己“低人一等”的感觉，甚至出现“再怎么努力也无法超越奖学金得主”的挫折感。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精英领高薪”的课题上。许多民众一旦听到优秀人才领取的薪酬有如“天文数字”，心里便产生异样的感觉。即使一些民众在理性上能理解以高薪吸引人才的逻辑，但是情绪上却隐隐感到不快。
所幸这种感觉并未造成失控。只要领取高薪的人才尽心尽力为民众办事，面对民众时采取谦和的态度，人们其实不会对“高薪养才”的制度有多大的怨言，毕竟他们也从中看到了好处。正是新加坡多年来实行珍惜人才的政策，竞争力才得以不断增强，而人才所造就的经济繁荣，也使广大民众受益。
NKF前执行理事长杜莱的60万元年薪，听在民众耳里之所以会那么刺耳，同他在最近的诽谤官司中采取的高姿态不无关系。当他坚持“900元的镀金水喉并不贵”时，他的薪金在人们的眼里就显得“贵”了。
如果杜莱所表现的是谦和、朴素及向民众负责的态度，即使他领取60万元年薪引起民众的不满，也不至于会引发如此巨大的反弹。
事实上，要求NKF革除杜莱的执行理事长职务的互联网联署行动，在短短两天内就接到近三万人的签名。如此具规模的请愿行动近年罕见，除了展示科技进步的威力之外，也让人感受到公民社会的强烈脉动。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就是“水”，这是社会不同层面的领导人所必须紧记的。
新加坡必须维持珍惜人才、重用人才的制度，否则很快便会被别人超越，丧失竞争力。不过，当我们坚守这个制度时，也必须不断提醒人才同民间保持紧密接触，了解民众的想法，以献身和服务人民的精神，继续赢得人民对育才制度的支持。
现在的文明世界已经没有食人部落了，无论你是弱者还是强者，都不会担心被别人联合起来“吃掉”，但是成功者千万要记得不能恃才傲物，一定要保持谦虚和懂得照顾社会上的弱者。
● 林义明
Friday, July 29, 2005
陈华彪 : 我对中医药的看法很客观
或许是早报7月24日的文章的题目《不管中药西药，能治病就是好药》让读者会错意吧。虽然我不完全同意华彪的论述，但个人以为，辨别科学与非科学问题得立场，或许在他的文章中，不太容易被一般读者所领略。而《不管中药西药，能治病就是好药》一文中的某一些遣词用字，让一些比较习惯于中国/东方的这种思考框架的人士感觉不太舒服。
既然华彪已做出回应，我想他更有兴趣于科学与非科学的讨论。中药只不过是一个例子。当然，在任何研究者能够提供所谓的“严谨的科学研究和实验下所取得的能够确实证明气（或其他关于中药的理论）的存在的数据”之前，个人以为，那几篇回应文章，和华彪回应回应的回应，都没有交锋，大家都没有在一些共识（如科学与非科学的概念，严谨的科学研究和实验下所取得的数据和生活经验所总结的一些“观察经验”）的前提下进行讨论。
无论如何，这样一来一往，总比没有任何回应的好。
本人或许没有受过严谨的实验研究和科学思考模式的训练，但愚以为西药乃是针对病症，由外而内对阵下药（西药乃是化学反应作用的产品，非自然药品，而每一个化学药物都会有副作用，这一点，应该毋庸置疑吧？），而中药乃由内而外，针对病的起源，下药辅助或刺激身体内外器官的功能活动表现，由身体本身的功能来抵抗外来疾病。
讨论双方如果无法在对某一些前提有共识前做出回应，讨论会失焦。
另注：迄今，要提出严谨的科学研究和实验下所取得的能够确实证明中药疗效的科学性和数据，确实很难。
在尚未发现气的存在前，我们不能假定它的存在。同样的，我们不能假定它的不存在。更正确的说法应为我们既无法确定它的存在，也无法确定它的不存在，不是吗？若有任何高人能指出这个说法的不正确性，并佐以严谨逻辑论述，本人将愿意随时接受指正。：）
=============================================
《陈华彪 : 我对中医药的看法很客观〉
针对《联合早报》过去两天来王平先生、梁赞美女士、梁文宁小姐和黄信永先生对我的批评，本人想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王先生把科学指为“小白鼠实验”，并声称中医学所采取的理论、中药的临床实践，是经过“内证实验”和“理性思考”的结合建构的，此论点显示他对科学研究所采取的指导原则的误解。
科学不是如此简单，其中还融合了统计学、逻辑、实验技巧等知识。然而，任何医疗程序和药物是否被证实有效，都必须通过所谓的双盲实验法。何谓双盲实验法呢？简单地说，就是被试者和研究者一样都不能知道研究的重点，而实验由中立的第三者代劳实行。这是为了减低所谓的研究者偏见效应和安慰剂效应。有许多心理学研究显示，如果研究者和被试者在实验之前都彼此“相信”某种结果，研究者往往能得到预期的结果。这并不代表实验成功，因为研究者在此情况下通常都只注意到那些证实自己理论的证据，而忽略了那些不利证据。
我猜测王先生的论点是从刘力红的《思考中医》这本书里引述的。刘力红把“内证实验”形容为一种“完全是通过自身修炼来实现的一种能力”，并指出若要对经络隧道一目了然，先决条件就是必须彻底相信这些肉眼看不到、任何仪器都测量不出的东西。这就是典型的研究者偏见效应：因为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所以选择性地看到结果。若中医理论都建立在“内证实验”上，那么恐怕无法通过科学实验的标准。
第二，黄先生把细菌所发出的信息比喻成气 ，并声称既然细菌都能发出气 ，何况人类？若要做此比喻，人类肯定可以发出气，因为人体内的神经细胞就是透过化学反应发出信息。然而，此“气"”非彼“气”，我们没有必要应用“气”去解释黄先生所指出的现象，只需简单的化学反应就足以说明了。
梁小姐也提出现今研究者没有发现气的存在，并不代表气不存在，因为“今天所有的研究发现，不都是昨日的未知吗？”。然而，她却犯了逻辑学里典型的愚昧辩解谬论：若无法证明某种东西不存在，就等同它存在。这把提供证据的包袱全都推给他人。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证据必须由提出论点的人提供。在研究者尚未发现气的存在前，我们不能假定它的存在。关于这点，我想引述英国哲学家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一句话：不要因为某种东西有了个名称，我们就必须假定它的存在。
任何不是建立在正确理论上的医疗程序，就如同一栋地基不稳的屋子，随时会倒塌。本人未曾读过任何一个证明“气”的存在的严谨研究报告，而梁小姐也承认研究者尚未找到气。然而，细胞、细菌和人类的生理和化学结构却被许多研究者找到了。基于以上理由，我当然认为中医理论是建立在不稳定的基础上。
第三，本人曾说过，没有兴趣比较中国和西方的这种思考框架。很可惜的是，以上的批评者都硬要利用此框架作为批评的基础。虽然我提出了对中医的质疑，不过我并没有拒绝中华文化。尽管本人否定了气的概念，不过并不拒绝传统中药，只要任何药物通过了双盲实验法证实有效，我才管它是从哪里来的。
或许本人的立场应该是辨别科学与非科学问题，而科学是超越文化包袱的，不会因为在不同的文化里拥有不同的标准。顺道一提，梁小姐所指出的脊骨神经疗法在医疗界也引起了许多争议，只因它也不是建立在严谨的科学理论上。还有，现在西方也尚存在着许多相信气的人存在。我对这些“西方”现象也不认同，因为我的标准是一致的。
梁女士和梁小姐的文章标题分别为《中医讲求实效不是文化尊严》和《取中西医精华造福人群》，我也赞同标题的说法。然而，若“讲求实效”和“取中西医精华”的方法错误或者不够严谨，恐怕就无法摆脱“文化尊严”的包袱，以及达到“造福人群”的效果吧。
第四，以上批评者暗示本人还未深入了解问题就做出批判。这个指责不公平，因为我确实有阅读各方的论点，才写出7月24日那篇文章。王先生和黄先生也分别批评我引述了李敖的话，因为他不是医学家。按照此逻辑，普通老百姓不是没资格批评有关当局的政策了，因为我们都不是当官的？我也不是医学系出身，而是心理学系出身的。然而，我受过了严谨的实验研究和科学思考模式的训练，所以从此立场看到中医理论的不足。
当然，我的论点或许会有错误。因此，我感谢梁女士指出中医只有2000年而非5000年历史。勇于承认本身观点和理念上的错误也是科学的指导原则之一。不过，前提是对方必须呈上强而有力的证据来推翻我的论点。
对不起，“个人经验”和“所目睹的实例”都无法构成有力证据。本人指的证据是在严谨的科学研究和实验下所取得的能够确实证明气的存在的数据。若有任何研究者能够提供这方面的证据，本人将收回以上言论，并承认气的存在和中医理论的正确性。
既然华彪已做出回应，我想他更有兴趣于科学与非科学的讨论。中药只不过是一个例子。当然，在任何研究者能够提供所谓的“严谨的科学研究和实验下所取得的能够确实证明气（或其他关于中药的理论）的存在的数据”之前，个人以为，那几篇回应文章，和华彪回应回应的回应，都没有交锋，大家都没有在一些共识（如科学与非科学的概念，严谨的科学研究和实验下所取得的数据和生活经验所总结的一些“观察经验”）的前提下进行讨论。
无论如何，这样一来一往，总比没有任何回应的好。
本人或许没有受过严谨的实验研究和科学思考模式的训练，但愚以为西药乃是针对病症，由外而内对阵下药（西药乃是化学反应作用的产品，非自然药品，而每一个化学药物都会有副作用，这一点，应该毋庸置疑吧？），而中药乃由内而外，针对病的起源，下药辅助或刺激身体内外器官的功能活动表现，由身体本身的功能来抵抗外来疾病。
讨论双方如果无法在对某一些前提有共识前做出回应，讨论会失焦。
另注：迄今，要提出严谨的科学研究和实验下所取得的能够确实证明中药疗效的科学性和数据，确实很难。
在尚未发现气的存在前，我们不能假定它的存在。同样的，我们不能假定它的不存在。更正确的说法应为我们既无法确定它的存在，也无法确定它的不存在，不是吗？若有任何高人能指出这个说法的不正确性，并佐以严谨逻辑论述，本人将愿意随时接受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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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华彪 : 我对中医药的看法很客观〉
针对《联合早报》过去两天来王平先生、梁赞美女士、梁文宁小姐和黄信永先生对我的批评，本人想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王先生把科学指为“小白鼠实验”，并声称中医学所采取的理论、中药的临床实践，是经过“内证实验”和“理性思考”的结合建构的，此论点显示他对科学研究所采取的指导原则的误解。
科学不是如此简单，其中还融合了统计学、逻辑、实验技巧等知识。然而，任何医疗程序和药物是否被证实有效，都必须通过所谓的双盲实验法。何谓双盲实验法呢？简单地说，就是被试者和研究者一样都不能知道研究的重点，而实验由中立的第三者代劳实行。这是为了减低所谓的研究者偏见效应和安慰剂效应。有许多心理学研究显示，如果研究者和被试者在实验之前都彼此“相信”某种结果，研究者往往能得到预期的结果。这并不代表实验成功，因为研究者在此情况下通常都只注意到那些证实自己理论的证据，而忽略了那些不利证据。
我猜测王先生的论点是从刘力红的《思考中医》这本书里引述的。刘力红把“内证实验”形容为一种“完全是通过自身修炼来实现的一种能力”，并指出若要对经络隧道一目了然，先决条件就是必须彻底相信这些肉眼看不到、任何仪器都测量不出的东西。这就是典型的研究者偏见效应：因为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所以选择性地看到结果。若中医理论都建立在“内证实验”上，那么恐怕无法通过科学实验的标准。
第二，黄先生把细菌所发出的信息比喻成气 ，并声称既然细菌都能发出气 ，何况人类？若要做此比喻，人类肯定可以发出气，因为人体内的神经细胞就是透过化学反应发出信息。然而，此“气"”非彼“气”，我们没有必要应用“气”去解释黄先生所指出的现象，只需简单的化学反应就足以说明了。
梁小姐也提出现今研究者没有发现气的存在，并不代表气不存在，因为“今天所有的研究发现，不都是昨日的未知吗？”。然而，她却犯了逻辑学里典型的愚昧辩解谬论：若无法证明某种东西不存在，就等同它存在。这把提供证据的包袱全都推给他人。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证据必须由提出论点的人提供。在研究者尚未发现气的存在前，我们不能假定它的存在。关于这点，我想引述英国哲学家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一句话：不要因为某种东西有了个名称，我们就必须假定它的存在。
任何不是建立在正确理论上的医疗程序，就如同一栋地基不稳的屋子，随时会倒塌。本人未曾读过任何一个证明“气”的存在的严谨研究报告，而梁小姐也承认研究者尚未找到气。然而，细胞、细菌和人类的生理和化学结构却被许多研究者找到了。基于以上理由，我当然认为中医理论是建立在不稳定的基础上。
第三，本人曾说过，没有兴趣比较中国和西方的这种思考框架。很可惜的是，以上的批评者都硬要利用此框架作为批评的基础。虽然我提出了对中医的质疑，不过我并没有拒绝中华文化。尽管本人否定了气的概念，不过并不拒绝传统中药，只要任何药物通过了双盲实验法证实有效，我才管它是从哪里来的。
或许本人的立场应该是辨别科学与非科学问题，而科学是超越文化包袱的，不会因为在不同的文化里拥有不同的标准。顺道一提，梁小姐所指出的脊骨神经疗法在医疗界也引起了许多争议，只因它也不是建立在严谨的科学理论上。还有，现在西方也尚存在着许多相信气的人存在。我对这些“西方”现象也不认同，因为我的标准是一致的。
梁女士和梁小姐的文章标题分别为《中医讲求实效不是文化尊严》和《取中西医精华造福人群》，我也赞同标题的说法。然而，若“讲求实效”和“取中西医精华”的方法错误或者不够严谨，恐怕就无法摆脱“文化尊严”的包袱，以及达到“造福人群”的效果吧。
第四，以上批评者暗示本人还未深入了解问题就做出批判。这个指责不公平，因为我确实有阅读各方的论点，才写出7月24日那篇文章。王先生和黄先生也分别批评我引述了李敖的话，因为他不是医学家。按照此逻辑，普通老百姓不是没资格批评有关当局的政策了，因为我们都不是当官的？我也不是医学系出身，而是心理学系出身的。然而，我受过了严谨的实验研究和科学思考模式的训练，所以从此立场看到中医理论的不足。
当然，我的论点或许会有错误。因此，我感谢梁女士指出中医只有2000年而非5000年历史。勇于承认本身观点和理念上的错误也是科学的指导原则之一。不过，前提是对方必须呈上强而有力的证据来推翻我的论点。
对不起，“个人经验”和“所目睹的实例”都无法构成有力证据。本人指的证据是在严谨的科学研究和实验下所取得的能够确实证明气的存在的数据。若有任何研究者能够提供这方面的证据，本人将收回以上言论，并承认气的存在和中医理论的正确性。
Thursday, July 28, 2005
评判中医疗法须要客观
《早报星期天》7月24日刊载陈华彪先生《不管中药西药，能治病就是好药》一文，起初以为是一篇专论，细读后原来作者另有所指，可归结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中医的理论是“…让人啼笑皆非…”；
第二，凡中药没给科学尝过（小白鼠实验），都要算伪药，即不科学的；
第三，接受中医治疗的人，其实买的不是医疗服务，而是某种莫名其妙的文化尊严。（即心理的安慰治疗）。
第四，国外研究证实了针灸对于很多病症却毫无疗效。
陈先生的这些认识，我的看法如下：
第一，我们必须客观认识，西方医学是当今世界医学的主流，它值根于西方文化。中医学是世界上唯一有五千年连续历史的，独立于西方医学的医学，它值根于中华文化。中医理论是不是“啼笑皆非”，中药算不算“伪药”，应该要客观正确地认识。
任何有意研究或认识中医药者，必须明确认识中医学是值根于传统中华文化，里头存在很细微、很精深的“内证实验”。即是说，中医学的理论、中药的临床实践，是经过“内证实验”和“理性思考”的结合构建的。陈先生另找有关资料查阅，便会了解。
第二，西方医学的历史发展，其模式原来是生物模式。20世纪后期才发现不对，最后改为——生物、心理、社会模式。这是一个进步，重视了心理和社会对疾病的重要性，但仍然没有把人提到最重要的地位。
我们中医看病着重治病人，不是单纯在治其病，中医根据宏观理论把人放在天地人群之间进行观察、诊断与治疗。如果要找个中医学的模式的话，应是“天人相应”观，简称“人天观”。
比方2003年沙斯（SARS）流行，中医无法——客观说是无须追求确认“冠状病毒”，而是根据当年的气候环境、地理条件与病人的征候表现，确认沙斯是湿邪为主的瘟疫病，实行辨证治疗与预防，在中国取得较好的效果。
第三，陈先生说“接受中医治疗的人，其实买的不是医疗服务，而是某种莫名其妙的文化尊严”，我们不知道是根据什么逻辑或统计数字。另者，这样的看法是否把看中医的病人当成个个都是傻子？
第四，针灸学是中医药学的组成部分，其治疗疗效离不开中医的基本理论作为指导。而且，正统的中医药工作者绝对不会说针灸可以治疗任何的病。
总之，要客观认识问题，任何人首先必须对该问题深入学习，提升自己的认识，才会有客观的发言权。不能单以什么李敖说啦，国外很多的研究啦……来定论。这未免太主观了，因为被引述的人毕竟还不是正统的中医。
陈先生也可以到中华医院中医药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相信可以找到更客观的答案。
● 王平 ·作者从事中医药业务
=============================================
中医药是科学吗？
本月24日的《早报星期天·想法》，刊登了陈华彪的《不管中药西药，能治病就是好药》一文。乍看之下，还以为作者是在替中医界说话，看后才发现他对中医的认识是那么贫乏。身为中医的我，不得不提笔说出中医的情况。
作者引用李敖谴责中医的话；“凡是科学没尝过的药物，不管是神农尝过也好，黄帝尝过也罢，都是‘伪药’”。我们都知道，李敖是知名的评论员，但引用他的话来论中医，那就显得不合逻辑。因为他不是医学家，更不是中医专家。况且所引的文字究竟出自何书也没指出。
作者还说：“所谓‘气’这玩意儿是早在两百年前就被正统生物学家唾弃的概念，而生物学和医学也因此进步。别人丢弃的‘瑕疵品’却被当成是重要的‘医疗原则’，还让人啼笑皆非。”
到底是哪一位生物学家曾经唾弃过气的概念呢？西方生物学家怎样用西方生物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东方哲学的气呢？其实，气的存在，不只是东方哲学的一种概念，任何练习气功的人，都会感受到气的存在。
全世界有120个国家的医生应用针灸治病，而针刺入穴位能使疾病消除，其基本道理就是通过调动经络中的“经气”以调节机体的阴阳平衡来起作用的。中医理论还提到五脏六腑都有气。如心气、肝气、胃气、肾气等等。每个脏腑功能的表现，其实就是所谓的气。
人体所有内外器官的功能活动表现，就属于该人体的神气。说穿了，气的内容相似于该机体的整体“信息”。几年前我国一大学教授研究为什么蔬菜会在同一个时间损坏，原来蔬菜中的细菌向外发放一种信息，当每个细菌收到信息后，在某一个时间同时一起作用，让蔬菜在同一个时间损坏。细菌都能发出气（信息），为什么人类就不能没有气呢？
中医学的内容当然不只是在气上打转，还有中医的辨证论治、各种疾病的中药治疗科研、药物科研，中国最近还探讨中医“证”与基因表达的关系等等。如果作者花一些时间到中国的中医院参观，就能了解他们的研究情况。
作者说：“由于传统中医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而大众又有使用中药的习惯，因此有关当局把传统中医视为一种附属的医疗。”难道卫生部不是因为中医药有其一定的疗效才将中医纳入受管制的医疗体系，而是如作者所说的“因为中医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这种说法，真令人啼笑皆非，因为那太小看卫生部了。
最后的一段话更令人费解。作者说：“我经常认为，坚持接受传统治疗的人，其实买的不是医疗服务，而是某种莫名其妙的文化尊严。”按照作者的逻辑，每年几十万人到各中医诊所或中医慈善机构找寻中医治疗，只是买“文化尊严”，却不需解决病情。读者能接受这种奇怪的逻辑吗？
不要忘记，有不少印度人、马来人、甚至是欧洲人也到中医门诊接受治疗，难道他们也来买所谓的“莫名其妙的文化尊严”？难道他们也属于中华文化的子孙吗？
● 黄信勇
第一，中医的理论是“…让人啼笑皆非…”；
第二，凡中药没给科学尝过（小白鼠实验），都要算伪药，即不科学的；
第三，接受中医治疗的人，其实买的不是医疗服务，而是某种莫名其妙的文化尊严。（即心理的安慰治疗）。
第四，国外研究证实了针灸对于很多病症却毫无疗效。
陈先生的这些认识，我的看法如下：
第一，我们必须客观认识，西方医学是当今世界医学的主流，它值根于西方文化。中医学是世界上唯一有五千年连续历史的，独立于西方医学的医学，它值根于中华文化。中医理论是不是“啼笑皆非”，中药算不算“伪药”，应该要客观正确地认识。
任何有意研究或认识中医药者，必须明确认识中医学是值根于传统中华文化，里头存在很细微、很精深的“内证实验”。即是说，中医学的理论、中药的临床实践，是经过“内证实验”和“理性思考”的结合构建的。陈先生另找有关资料查阅，便会了解。
第二，西方医学的历史发展，其模式原来是生物模式。20世纪后期才发现不对，最后改为——生物、心理、社会模式。这是一个进步，重视了心理和社会对疾病的重要性，但仍然没有把人提到最重要的地位。
我们中医看病着重治病人，不是单纯在治其病，中医根据宏观理论把人放在天地人群之间进行观察、诊断与治疗。如果要找个中医学的模式的话，应是“天人相应”观，简称“人天观”。
比方2003年沙斯（SARS）流行，中医无法——客观说是无须追求确认“冠状病毒”，而是根据当年的气候环境、地理条件与病人的征候表现，确认沙斯是湿邪为主的瘟疫病，实行辨证治疗与预防，在中国取得较好的效果。
第三，陈先生说“接受中医治疗的人，其实买的不是医疗服务，而是某种莫名其妙的文化尊严”，我们不知道是根据什么逻辑或统计数字。另者，这样的看法是否把看中医的病人当成个个都是傻子？
第四，针灸学是中医药学的组成部分，其治疗疗效离不开中医的基本理论作为指导。而且，正统的中医药工作者绝对不会说针灸可以治疗任何的病。
总之，要客观认识问题，任何人首先必须对该问题深入学习，提升自己的认识，才会有客观的发言权。不能单以什么李敖说啦，国外很多的研究啦……来定论。这未免太主观了，因为被引述的人毕竟还不是正统的中医。
陈先生也可以到中华医院中医药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相信可以找到更客观的答案。
● 王平 ·作者从事中医药业务
=============================================
中医药是科学吗？
本月24日的《早报星期天·想法》，刊登了陈华彪的《不管中药西药，能治病就是好药》一文。乍看之下，还以为作者是在替中医界说话，看后才发现他对中医的认识是那么贫乏。身为中医的我，不得不提笔说出中医的情况。
作者引用李敖谴责中医的话；“凡是科学没尝过的药物，不管是神农尝过也好，黄帝尝过也罢，都是‘伪药’”。我们都知道，李敖是知名的评论员，但引用他的话来论中医，那就显得不合逻辑。因为他不是医学家，更不是中医专家。况且所引的文字究竟出自何书也没指出。
作者还说：“所谓‘气’这玩意儿是早在两百年前就被正统生物学家唾弃的概念，而生物学和医学也因此进步。别人丢弃的‘瑕疵品’却被当成是重要的‘医疗原则’，还让人啼笑皆非。”
到底是哪一位生物学家曾经唾弃过气的概念呢？西方生物学家怎样用西方生物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东方哲学的气呢？其实，气的存在，不只是东方哲学的一种概念，任何练习气功的人，都会感受到气的存在。
全世界有120个国家的医生应用针灸治病，而针刺入穴位能使疾病消除，其基本道理就是通过调动经络中的“经气”以调节机体的阴阳平衡来起作用的。中医理论还提到五脏六腑都有气。如心气、肝气、胃气、肾气等等。每个脏腑功能的表现，其实就是所谓的气。
人体所有内外器官的功能活动表现，就属于该人体的神气。说穿了，气的内容相似于该机体的整体“信息”。几年前我国一大学教授研究为什么蔬菜会在同一个时间损坏，原来蔬菜中的细菌向外发放一种信息，当每个细菌收到信息后，在某一个时间同时一起作用，让蔬菜在同一个时间损坏。细菌都能发出气（信息），为什么人类就不能没有气呢？
中医学的内容当然不只是在气上打转，还有中医的辨证论治、各种疾病的中药治疗科研、药物科研，中国最近还探讨中医“证”与基因表达的关系等等。如果作者花一些时间到中国的中医院参观，就能了解他们的研究情况。
作者说：“由于传统中医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而大众又有使用中药的习惯，因此有关当局把传统中医视为一种附属的医疗。”难道卫生部不是因为中医药有其一定的疗效才将中医纳入受管制的医疗体系，而是如作者所说的“因为中医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这种说法，真令人啼笑皆非，因为那太小看卫生部了。
最后的一段话更令人费解。作者说：“我经常认为，坚持接受传统治疗的人，其实买的不是医疗服务，而是某种莫名其妙的文化尊严。”按照作者的逻辑，每年几十万人到各中医诊所或中医慈善机构找寻中医治疗，只是买“文化尊严”，却不需解决病情。读者能接受这种奇怪的逻辑吗？
不要忘记，有不少印度人、马来人、甚至是欧洲人也到中医门诊接受治疗，难道他们也来买所谓的“莫名其妙的文化尊严”？难道他们也属于中华文化的子孙吗？
● 黄信勇
Health Tips
PLASTIC WATER BOTTLE BELOW OR EQUAL TO 5
A dentist's wife has a tumor in her uterus and need to remove it.
Her doctor told them the possible cause of his wife's tumor is by some
chemical which only affecting women.
The chemical mainly find in plastic water bottle. It is not the
water that affecting you but the chemical releasing from the bottle.
You must check on the bottom of the bottle there is a triangle sign
and there will be a number on it.
Make sure the number is higher than or equal to 5. Then this bottle
is save to use. Whatever number under 5 will release the chemical.
For most bottle water, the number is 1. Remember to check and stop
reuse those bottles.
A dentist's wife has a tumor in her uterus and need to remove it.
Her doctor told them the possible cause of his wife's tumor is by some
chemical which only affecting women.
The chemical mainly find in plastic water bottle. It is not the
water that affecting you but the chemical releasing from the bottle.
You must check on the bottom of the bottle there is a triangle sign
and there will be a number on it.
Make sure the number is higher than or equal to 5. Then this bottle
is save to use. Whatever number under 5 will release the chemical.
For most bottle water, the number is 1. Remember to check and stop
reuse those bottles.
Wednesday, July 27, 2005
新加坡：亚洲之虎步入中年
亚洲之虎步入中年，它是如何应对的呢？新加坡，这个东南亚最小但也最富有的国家，曾一度充当区域经济领头羊的角色，它认为自已已经找到了答案：任何政府决策人认为能奏效的法子，全都应当试试看。
1997年之前数年，新加坡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几乎高达10%，此后只有两次接近这一水平，接下来就是经济从亚洲金融危机的破坏和对非典的恐慌中恢复的时期了。今年新加坡经济增长率预测约为3.5%，属于亚洲最低水平之列。
新加坡经济放缓不仅仅是因为油价高涨、过于依赖波动性强的电子和医药品生产。新加坡政府承认，该国用现代化的基础建设、政府兢兢业业的规划以及受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来吸引外国制造业，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传统经济模式已经山穷水尽了。
这一经济模式使新加坡人均收入达到瑞士的一半——人们常常将新加坡与瑞士社会相提并论。但是，竞争日益激烈以及东亚的工厂和经济重心迁往中国，逼迫新加坡另寻新途径。
为应对困境，新加坡尝试了各种办法。新加坡今年批准建立赌场，这只是政府支持下的众多巨额赌注之一。除了盯住医药制造以外，新加坡还将大量外来投资投入生物技术研究和电影制作行业，吸引私人银行，并将资金注入范围涵盖从印尼银行到俄罗斯电信的海外投资项目。
与此同时，新加坡也告诉本国拘禁古板的公民们应当放活络一些。对口香糖以及桌面脱衣舞的禁令也已经放松了。有人说，政府批准开设赌场基本上是试图为提升旅游业而营造氛围（这是时下流行的官方习惯说法）。
在这场刻意制造的热闹景象背后隐含着一项宏伟的规划：通过培养创造精神、革新精神和冒险精神，将未来的新加坡打造成为充满活力、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知识经济”。但是，要给以华人为主的民众举办企业家培训课程，任何以此为己任的政府都需要通过一番努力才能有所进展。新加坡政府则需要在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首先，新加坡公民长期受政府庇护而不必冒险。结果，人们总是自然而然地找政府为他们解决问题。大部分人看来还乐此不彼。但是这样就很难培养坚韧不拔的独立精神。
其次，这个城市国家的经济体系受到严格调控，并相当倚重政府官员对经济前景的预测能力。这种经济体制在赶超先进国家、目标相对明确的阶段尚有用武之地。但在经济发展的中断期日益增多的时代，这种体制对于一个成熟的经济就越来越显得不适用了。
第三，蓬勃的革新和创新精神源自思想的碰撞和对知识的挑战，甚至杂乱无序的状态。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 有句名言说，博尔吉亚家族（the Borgias）血腥统治下的30年中诞生了文艺复兴，而享受了500年和平与兄弟般友爱的瑞士，只会制造布谷鸟钟。这句话不禁跃入我们的脑海。
然而在新加坡，异议不受鼓励。一段死记硬背的教育史，一众温驯的、受政府操纵的当地媒体以及一个将反对党领袖告得穷困潦倒、急欲威胁或讼告外国媒体和博客的政府，这些根本无助于促进自由思考和抗争辩论。
诸如此类的态度和习惯已经根深蒂固了。新加坡政府在社会工程上的手腕本来就是徒有虚名，就算新加坡政府真的想要改变现状，也要在社会工程上大费周章。新加坡政府如果把培养革新精神抛在脑后，固守自己的长项，或许更好一些。
这个国家还是有一些强项的：交通运输状况优良，工人训练有素、擅长精细工作，储蓄资金雄厚，还有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公共服务部门高度廉洁，在动荡的地区环境中一支独秀保持政治稳定。正如“一片糟糕社区里的一幢精美的房舍”，新加坡的这一优势不应低估。如果问问外籍管理人员为何定居新加坡，他们往往会回答：“因为内人觉得这里很安全。”这句话还算不上“新经济”中最激动人心的口号。不过与其试图让新加坡这只上了年纪又不愿冒风险的老虎学习新本领，还不如多讲讲这句话，效果也许会更好。
来源:FT 《世界商业评论》ICXO.COM ( 日期：2005-07-14 13:59)
1997年之前数年，新加坡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几乎高达10%，此后只有两次接近这一水平，接下来就是经济从亚洲金融危机的破坏和对非典的恐慌中恢复的时期了。今年新加坡经济增长率预测约为3.5%，属于亚洲最低水平之列。
新加坡经济放缓不仅仅是因为油价高涨、过于依赖波动性强的电子和医药品生产。新加坡政府承认，该国用现代化的基础建设、政府兢兢业业的规划以及受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来吸引外国制造业，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传统经济模式已经山穷水尽了。
这一经济模式使新加坡人均收入达到瑞士的一半——人们常常将新加坡与瑞士社会相提并论。但是，竞争日益激烈以及东亚的工厂和经济重心迁往中国，逼迫新加坡另寻新途径。
为应对困境，新加坡尝试了各种办法。新加坡今年批准建立赌场，这只是政府支持下的众多巨额赌注之一。除了盯住医药制造以外，新加坡还将大量外来投资投入生物技术研究和电影制作行业，吸引私人银行，并将资金注入范围涵盖从印尼银行到俄罗斯电信的海外投资项目。
与此同时，新加坡也告诉本国拘禁古板的公民们应当放活络一些。对口香糖以及桌面脱衣舞的禁令也已经放松了。有人说，政府批准开设赌场基本上是试图为提升旅游业而营造氛围（这是时下流行的官方习惯说法）。
在这场刻意制造的热闹景象背后隐含着一项宏伟的规划：通过培养创造精神、革新精神和冒险精神，将未来的新加坡打造成为充满活力、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知识经济”。但是，要给以华人为主的民众举办企业家培训课程，任何以此为己任的政府都需要通过一番努力才能有所进展。新加坡政府则需要在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首先，新加坡公民长期受政府庇护而不必冒险。结果，人们总是自然而然地找政府为他们解决问题。大部分人看来还乐此不彼。但是这样就很难培养坚韧不拔的独立精神。
其次，这个城市国家的经济体系受到严格调控，并相当倚重政府官员对经济前景的预测能力。这种经济体制在赶超先进国家、目标相对明确的阶段尚有用武之地。但在经济发展的中断期日益增多的时代，这种体制对于一个成熟的经济就越来越显得不适用了。
第三，蓬勃的革新和创新精神源自思想的碰撞和对知识的挑战，甚至杂乱无序的状态。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 有句名言说，博尔吉亚家族（the Borgias）血腥统治下的30年中诞生了文艺复兴，而享受了500年和平与兄弟般友爱的瑞士，只会制造布谷鸟钟。这句话不禁跃入我们的脑海。
然而在新加坡，异议不受鼓励。一段死记硬背的教育史，一众温驯的、受政府操纵的当地媒体以及一个将反对党领袖告得穷困潦倒、急欲威胁或讼告外国媒体和博客的政府，这些根本无助于促进自由思考和抗争辩论。
诸如此类的态度和习惯已经根深蒂固了。新加坡政府在社会工程上的手腕本来就是徒有虚名，就算新加坡政府真的想要改变现状，也要在社会工程上大费周章。新加坡政府如果把培养革新精神抛在脑后，固守自己的长项，或许更好一些。
这个国家还是有一些强项的：交通运输状况优良，工人训练有素、擅长精细工作，储蓄资金雄厚，还有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公共服务部门高度廉洁，在动荡的地区环境中一支独秀保持政治稳定。正如“一片糟糕社区里的一幢精美的房舍”，新加坡的这一优势不应低估。如果问问外籍管理人员为何定居新加坡，他们往往会回答：“因为内人觉得这里很安全。”这句话还算不上“新经济”中最激动人心的口号。不过与其试图让新加坡这只上了年纪又不愿冒风险的老虎学习新本领，还不如多讲讲这句话，效果也许会更好。
来源:FT 《世界商业评论》ICXO.COM ( 日期：2005-07-14 13:59)
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已
“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这是《飘洋过海来看你》的歌词，台湾才子李宗盛词曲创作，80年代丘丘合唱团主唱娃娃金智娟用她那沙哑嘶喊的嗓子唱红这首歌，也唱红了“不能自己”这个词。
“不能自己”应为“不能自已”，意思是不能抑制自己的感情。但是，借流行歌曲和媒体的力量，集非成是，“不能自己”取代了“不能自已”。
互联网是这类错字、白字、别字、生造词的温床，错得多了，规范字词或得让位，像按部就班成了按步就班、故步自封成了固步字封、交代成了交待就是例子。即使规范字词没让位，错字错词有朝一日冒出头来，平起平坐，也成了规范。
中文确有一些模糊地带，比方份和分、像和象，简化的结果，反为不妙。你说成分，别人照写成份，还有度假，台湾则来个渡假，谁是谁非，有得争。像前文的飘洋过海，到底是飘还是漂？
网上文章一大抄，繁简转化，像份分，内码中都有这两个字；渡假转为简体，还是渡假，不会转化成度假，转化不来便成了错字。
其他名词像闹双包（闹双胞）、唾手可得（垂手可得）、打麻将吃和（打麻将吃糊／吃餬）——括号内是错用词，通过Google搜寻，闹双包出现745次，闹双胞7230次，错词比正词多出近十倍，吃和则几乎没人写对。
各地词汇网上传播
倾巢而出、企图是贬义词，但在网上都成了中性词；差强人意原指大体上令人满意，现在成了表现不好的意思。杀鸡取卵成了杀鹅取卵，这敢情是受了英文会生蛋的金鹅典故的影响，中文成语西化了。
现代中文电脑更先进，中日韩CJK 18030字库包含了繁简体字，因此，网上出现了掺杂了繁简体的文章，我本身使用五笔字型输入法，偶尔心里想着繁体字，就下意识地取码。就说有一次吧，就把异字打成異字，把山脉打成山脈，丝毫不察觉。
一些字词，有规范的写法，比方甘拜下风，就有人写成甘败下风，其他如唉声叹气（哀声叹气）、欲罢不能（欲拔不能）、衣冠笔挺（衣冠毕挺），语义上也通，结果如何？偏房会不会取代正室，我不知道。难怪有人说，万一写错字想狡辩，可以上网搜寻，找一万个例子来混淆视听。
另一方面，中港台和新马一带的词汇，也在网上散播，跟现代中国人说发飚、放鸽子、劈腿、红火、惨绿、马子，他们肯定明白。
大陆词汇像侃大山、北大慌、海龟派、下岗、臭老九；台湾词汇像大演罗生门、黑白讲、嘿咻（做爱）、条子；香港词汇像古惑仔、执笠（完蛋）、盲公竹、笃背脊；英文词汇像卡士(cast)、摆甫士(pose)、第一时间；日文词汇像麻吉（友善）、超人气、一级棒；这间中许多词汇已流传开来，一些还在酝酿，等着冒出头。
中文的情况还好，汉字不会增加，增加的是词组，英文的变化更是要命，有一次，收到个电邮，上有afaik一字，查字典也不得要领，弄明白了，原来是as far as I know的缩写。
语文是活的，不时在变化，借助互联网，变化更快更大。它的取向由群众决定，语文专家肯定要悲伤得“不能自己”。
● 高极登
“不能自己”应为“不能自已”，意思是不能抑制自己的感情。但是，借流行歌曲和媒体的力量，集非成是，“不能自己”取代了“不能自已”。
互联网是这类错字、白字、别字、生造词的温床，错得多了，规范字词或得让位，像按部就班成了按步就班、故步自封成了固步字封、交代成了交待就是例子。即使规范字词没让位，错字错词有朝一日冒出头来，平起平坐，也成了规范。
中文确有一些模糊地带，比方份和分、像和象，简化的结果，反为不妙。你说成分，别人照写成份，还有度假，台湾则来个渡假，谁是谁非，有得争。像前文的飘洋过海，到底是飘还是漂？
网上文章一大抄，繁简转化，像份分，内码中都有这两个字；渡假转为简体，还是渡假，不会转化成度假，转化不来便成了错字。
其他名词像闹双包（闹双胞）、唾手可得（垂手可得）、打麻将吃和（打麻将吃糊／吃餬）——括号内是错用词，通过Google搜寻，闹双包出现745次，闹双胞7230次，错词比正词多出近十倍，吃和则几乎没人写对。
各地词汇网上传播
倾巢而出、企图是贬义词，但在网上都成了中性词；差强人意原指大体上令人满意，现在成了表现不好的意思。杀鸡取卵成了杀鹅取卵，这敢情是受了英文会生蛋的金鹅典故的影响，中文成语西化了。
现代中文电脑更先进，中日韩CJK 18030字库包含了繁简体字，因此，网上出现了掺杂了繁简体的文章，我本身使用五笔字型输入法，偶尔心里想着繁体字，就下意识地取码。就说有一次吧，就把异字打成異字，把山脉打成山脈，丝毫不察觉。
一些字词，有规范的写法，比方甘拜下风，就有人写成甘败下风，其他如唉声叹气（哀声叹气）、欲罢不能（欲拔不能）、衣冠笔挺（衣冠毕挺），语义上也通，结果如何？偏房会不会取代正室，我不知道。难怪有人说，万一写错字想狡辩，可以上网搜寻，找一万个例子来混淆视听。
另一方面，中港台和新马一带的词汇，也在网上散播，跟现代中国人说发飚、放鸽子、劈腿、红火、惨绿、马子，他们肯定明白。
大陆词汇像侃大山、北大慌、海龟派、下岗、臭老九；台湾词汇像大演罗生门、黑白讲、嘿咻（做爱）、条子；香港词汇像古惑仔、执笠（完蛋）、盲公竹、笃背脊；英文词汇像卡士(cast)、摆甫士(pose)、第一时间；日文词汇像麻吉（友善）、超人气、一级棒；这间中许多词汇已流传开来，一些还在酝酿，等着冒出头。
中文的情况还好，汉字不会增加，增加的是词组，英文的变化更是要命，有一次，收到个电邮，上有afaik一字，查字典也不得要领，弄明白了，原来是as far as I know的缩写。
语文是活的，不时在变化，借助互联网，变化更快更大。它的取向由群众决定，语文专家肯定要悲伤得“不能自己”。
● 高极登
Tuesday, July 26, 2005
马中调汇的互动
7月21日傍晚7时，中国人民银行在它的网站宣布，立即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也就是以日元、欧元及美元等的水平來估量人民币的合理币值。所以，人民币就在一夜之间与美元脱钩。这是重大不过的震撼。这也意味着，接下來会有更多的变数，这算不算是“突而其來”呢？
大約在八年前的一个下午，我从北京乘搭马航回吉隆坡。在机舱內阅读当天的兩份马来西亚华文报章，得悉隔天吉隆坡将召开一个区域的经济会议。
在那么大的一架空中巴士，却只载着60名乘客，而其中35名乘客手中都拿着几本经济专著。在大约六个小时的飞行时间里，他们几乎都在埋头看书。当时我便马上断定，他们是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由此可知，中国对经济课题之郑重其事和認真的态度。
几天前，我们从报章上知道中国的外汇储备已攀上7000亿美元的水平。在阅读的同时，我们不免要问，中国外储有必要作如此快速的增长吗？現在回想起來才突然明白，中国是为了要在此时同美元调汇，所以才作出如此巨大的累积。
最近，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格林斯潘也曾再次强调，人民币长久以来同美元挂钩的政策，对中国的经济结构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如此钉住美元汇率，将会扭曲本身的金融体系，而最终会自食其果等等。
格林斯潘指出，中国购买美国公债与债券之总值已达2300亿美元之巨，因此他断言，人民币升值会符合中国的利益，不但会为中国带来繁荣与稳定，而且有助于全球贸易的平衡。格老的这一番好意，是否已洞悉先机，早有先見之明？但是，他的吁请在24小时內实现了。然而，这是否会导致美元从此走上风雨飘摇之路呢？市场中人还得拭目以待。
马、中以不同方式同美元脱钩
同时令人惊奇的是，吉隆坡似乎在一刻钟內宣布同北京采取同样的步骤，双双放弃与美元的固定汇制。马国由此改用“管理式浮动”，有别于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的自由浮动。马国是見机行事，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希望躲过被淹没的风险，而且可以随时煞车。如此的迥异，也许是马国的外储不足以捍卫令吉之故，所以有必要采取管理式浮动的措施。
如此一來，令吉又有多大的风险呢？这一回，中国是在部署了7000亿外汇储备之后，才宣布稍微作2％的增值，看起來是“投石问路”，未來还会增值多少則要看市场反应而定。但是马国沒有大幅增加外储，因此，它要对令吉采取管制性的浮动。也就是說，随时准备恢复固定制，特別是当炒家或袭客要來的时候，仍然会使他们无法全身而退。
其实，令吉的狙击客经过上回的事件之后，如果继续炒作，仍可能“赔了夫人又折兵”，做亏本生意。況且马中关系良好，相信在策略的因应方面早已密切互通。也就是说，此一时彼一时，这方面的风险暂时不足为患。
再说，自从金融风暴之后，令吉至目前为止，仍然受到限制，不能在市場上自由买卖，更甭说炒作了。因此，我们自然不免会担心那些外储微不足道的国家如泰国、菲律宾和印尼又會面对危难了。有人说，在经济上沒有绝对的专家，唯有步步为营的因应哲学才是最佳方案。马中两国这回的行动都保留余地，也就是退則能守。
有人说，中国在出口方面必須要增加幅度，才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现在它的币值強化了，会否減少它的出口竞争力而导致失业率上升，将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
可是，以中国目前销往世界各地的低成本产品来看，即使汇率上升两成至三成或以上，这些产品仍然是物有所值。如此平白多赚二三成入袋，而且一年比一年富有，实非虛谈。
美元与人民币未来都是赢家
一个弱势的美元与一个强势的人民币，将逐步形成兩个赢家。这应该是未來的趋势。
也许，中国此回调整的幅度，是顺应贸易盈余而作出的结构调整，对于美国、欧盟和日本來说，升值的幅度是微不足道的，但大家所乐于看到的是中国作出尝试。特別是当中国的外储达到1万亿美元或以上时，时机将更为成熟，人民币便可进一步以市场供求为基础而浮动，那更是皆大欢喜。到时，货币市场将会更为稳定。那无疑是一件好事。
人民币升值后的第二天，新加坡股市中一些在中国投资的大企业几乎应声而起，这说明海外都看好中国这回让人民币升值的措施。中国这回如此谨慎，可能是因为有一群成熟的经济学者提供策略。往后，也必然会朝稳健的方向发展，这对周边国家來說，都是一桩好事。
这回人民币与美元脱汇，同欧元和日元并驾齐驱，无疑会令美元造成必然的冲击，一时之间它的顶限还很难预料。因此，一般人都会采取观望的态度。不过，弱势的美元会对美国非常有利。
还记得十余年前，英镑在一夜之间跌了超过20％，反而使英国经济复苏过来。这回人民币的升值虽然只有2％，但后市看起，还有大幅升值的余地，对于全球经济及其本身的影响，还可能出现许多变化，目前尚难下一定论。
中华民族是个很节俭的民族，随着中国的外汇储备越來越多，人民币未来将能为全球货币带来更大的稳定作用，也为全球经济作出更大的贡献。
● 吕罗拔 ·作者为新加坡商联总会名誉会长，马來西亞商人。
大約在八年前的一个下午，我从北京乘搭马航回吉隆坡。在机舱內阅读当天的兩份马来西亚华文报章，得悉隔天吉隆坡将召开一个区域的经济会议。
在那么大的一架空中巴士，却只载着60名乘客，而其中35名乘客手中都拿着几本经济专著。在大约六个小时的飞行时间里，他们几乎都在埋头看书。当时我便马上断定，他们是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由此可知，中国对经济课题之郑重其事和認真的态度。
几天前，我们从报章上知道中国的外汇储备已攀上7000亿美元的水平。在阅读的同时，我们不免要问，中国外储有必要作如此快速的增长吗？現在回想起來才突然明白，中国是为了要在此时同美元调汇，所以才作出如此巨大的累积。
最近，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格林斯潘也曾再次强调，人民币长久以来同美元挂钩的政策，对中国的经济结构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如此钉住美元汇率，将会扭曲本身的金融体系，而最终会自食其果等等。
格林斯潘指出，中国购买美国公债与债券之总值已达2300亿美元之巨，因此他断言，人民币升值会符合中国的利益，不但会为中国带来繁荣与稳定，而且有助于全球贸易的平衡。格老的这一番好意，是否已洞悉先机，早有先見之明？但是，他的吁请在24小时內实现了。然而，这是否会导致美元从此走上风雨飘摇之路呢？市场中人还得拭目以待。
马、中以不同方式同美元脱钩
同时令人惊奇的是，吉隆坡似乎在一刻钟內宣布同北京采取同样的步骤，双双放弃与美元的固定汇制。马国由此改用“管理式浮动”，有别于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的自由浮动。马国是見机行事，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希望躲过被淹没的风险，而且可以随时煞车。如此的迥异，也许是马国的外储不足以捍卫令吉之故，所以有必要采取管理式浮动的措施。
如此一來，令吉又有多大的风险呢？这一回，中国是在部署了7000亿外汇储备之后，才宣布稍微作2％的增值，看起來是“投石问路”，未來还会增值多少則要看市场反应而定。但是马国沒有大幅增加外储，因此，它要对令吉采取管制性的浮动。也就是說，随时准备恢复固定制，特別是当炒家或袭客要來的时候，仍然会使他们无法全身而退。
其实，令吉的狙击客经过上回的事件之后，如果继续炒作，仍可能“赔了夫人又折兵”，做亏本生意。況且马中关系良好，相信在策略的因应方面早已密切互通。也就是说，此一时彼一时，这方面的风险暂时不足为患。
再说，自从金融风暴之后，令吉至目前为止，仍然受到限制，不能在市場上自由买卖，更甭说炒作了。因此，我们自然不免会担心那些外储微不足道的国家如泰国、菲律宾和印尼又會面对危难了。有人说，在经济上沒有绝对的专家，唯有步步为营的因应哲学才是最佳方案。马中两国这回的行动都保留余地，也就是退則能守。
有人说，中国在出口方面必須要增加幅度，才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现在它的币值強化了，会否減少它的出口竞争力而导致失业率上升，将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
可是，以中国目前销往世界各地的低成本产品来看，即使汇率上升两成至三成或以上，这些产品仍然是物有所值。如此平白多赚二三成入袋，而且一年比一年富有，实非虛谈。
美元与人民币未来都是赢家
一个弱势的美元与一个强势的人民币，将逐步形成兩个赢家。这应该是未來的趋势。
也许，中国此回调整的幅度，是顺应贸易盈余而作出的结构调整，对于美国、欧盟和日本來说，升值的幅度是微不足道的，但大家所乐于看到的是中国作出尝试。特別是当中国的外储达到1万亿美元或以上时，时机将更为成熟，人民币便可进一步以市场供求为基础而浮动，那更是皆大欢喜。到时，货币市场将会更为稳定。那无疑是一件好事。
人民币升值后的第二天，新加坡股市中一些在中国投资的大企业几乎应声而起，这说明海外都看好中国这回让人民币升值的措施。中国这回如此谨慎，可能是因为有一群成熟的经济学者提供策略。往后，也必然会朝稳健的方向发展，这对周边国家來說，都是一桩好事。
这回人民币与美元脱汇，同欧元和日元并驾齐驱，无疑会令美元造成必然的冲击，一时之间它的顶限还很难预料。因此，一般人都会采取观望的态度。不过，弱势的美元会对美国非常有利。
还记得十余年前，英镑在一夜之间跌了超过20％，反而使英国经济复苏过来。这回人民币的升值虽然只有2％，但后市看起，还有大幅升值的余地，对于全球经济及其本身的影响，还可能出现许多变化，目前尚难下一定论。
中华民族是个很节俭的民族，随着中国的外汇储备越來越多，人民币未来将能为全球货币带来更大的稳定作用，也为全球经济作出更大的贡献。
● 吕罗拔 ·作者为新加坡商联总会名誉会长，马來西亞商人。
朱成虎关于核武器的狂言
Zhu Chenghu's blunder on nuclear bombs
● By Charles F. Hawkins 霍金斯
作者Charles F. Hawkins是美国资深防务问题分析家
As rational humans we generally like to think that everyone can get along in a peaceful way while seeking better lives for our children and ourselves.
But once in a while an event or utterance by a national official brings us back to reality - the world is not inherently a peaceful place.
Such was the case this past Thursday when Major General Zhu Chenghu, a dean at the prestigious 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in Beijing, coolly stated that China would have to resort to the use of nuclear weapons in a wa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ver Taiwan.
So much for the “peaceful rise of China.”
Although an official spokesman for Beijing repeatedly emphasised that Zhu's comments were his “personal opinion,” there is ample reason to believe that Zhu is not the only senior officer in China who holds this viewpoint.
I know Zhu Chenghu. We had dinner together two years ago with another PLA general. He's a soft-spoken, logical man, and has an excellent command of English, one of the reasons he supervises instruction at NDU for English-speaking foreign military students.
His words about using nuclear weapons against the US in a war over Taiwan were not a mistake.
Since before March 2004, when Taiwan held national elections what were highly contested on several points—Chen Shui-bian won by a narrow margin and his constitutional reform initiative failed to receive enough votes to count - I have detected among Chinese defence analysts and military elites a growing concern over wa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ver Taiwan.
That concern has been expressed to me in two ways: one, China will go to war against Taiwan if it declares independence; and two, if the United States intervenes, China has the capability to win, regardless of US capabilities.
But win by using what? Nuclear weapons?
Such an idea, if enacted, is sure to backfire and wreak devastation on China. US planners in Pacific Command in Hawaii take such wartime considerations seriously, and make war plans accordingly.
First use of nuclear weapons by China in a wa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be met with overwhelming response.
I shudder to think of the consequences. Shanghai, a city I have come to love and appreciate, would be wiped from the coast of the sea. Beijing, a world-class city that will host the 2008 Olympics, would cease to exist.
More importantly, I would lose many friends - people in China whom I care about deeply.
What must Zhu Chenghu have been thinking?
For one thing he was thinking about the many wargames that Chinese defence analysts and PLA planners have conducted to study consequences of a nuclear wa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se wargames, conducted in secret and unpublicised to the Chinese public, explore different “what if” scenarios. What these wargames don't explore is the attitude of the American people if they are attacked, especially by nuclear weapons.
Nothing would keep Americans from seeking a full measure of retribution.
One is left to ponder why Zhu Chenghu would make such a pronouncement in the first place. Clearly he understands the American psyche and knows enough about military affairs to realise that PACOM has the ability to dominate China in either a conventional war or a nuclear one.
It can only be that the general was speaking on behalf of other factions in Beijing, factions that want to send a message to the United States over their deep-seated desire to gain control over Taiwan.
I'm sorry that the man I enjoyed dinner with feels this way, or, if he does not, that he was ordered to make such an outrageous statement in the first place.
The policy of Washington on the matter of China-Taiwan is very simple and direct: If China attacks Taiwa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help defend it. This includes a nuclear war, if it comes to that.
And I hope for all our sakes that it does't.
The writer is a senior defence analyst in Washington, D.C.and a frequent visitor to Asia. He contributes this article to Lianhe Zaobao.
朱成虎关于核武器的狂言
一般有理性的人都希望人们能够和平共处，并为自己和下一代谋求更美好的生活。然而，一些事件或者一些官员的讲话，有时候会让我们回到现实——世界和平不是理所当然的事。
著名的中国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上星期四泰然表示，一旦因为台湾问题同美国发生战争，中国将使用核武器对付美国。
看来我们就别再谈什么中国的“和平崛起”了。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一再表示朱成虎的谈话纯属“个人意见”。但是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朱成虎并不是唯一持有这种看法的中国高级官员。
我认识朱成虎，我们曾经在两年前同另一名解放军将官一起吃晚餐。他是一个声音柔和、思路清晰的人。另外，他的英文能力也很强，所以他的工作是负责监督学院里说英语的外籍学生的课程。他说中国会用核武器对付美国的谈话绝对不是失言。
自从台湾去年3月备受争议的总统选举后——宪法改革计划并 没有获得足够支持的陈水扁以微差获胜——我就察觉到中国国防 分析人员和解放军高层越来越关注中国会因为台湾同美国开战的问题。
他们向我表示，如果台湾宣布独立，中国将会对台湾动武。如果美国出手干预，不论美国的军事力量如何，中国也有能力取胜。
但是中国要靠什么取胜呢？使用核武器吗？
这样的想法如果真的付诸行动，结果将会适得其反，使中国蒙受严重的破坏。
在夏威夷的美军太平洋总部的军事策划人员，非常认真看待这类战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也会提出应变的作战计划。中国如果在同美国作战时先行使用核武器，美国将会作出强有力的反击。
我不敢想像后果将会如何。我喜欢和欣赏的上海将会从地面上消失，将于2008年主办奥运会的世界级都市北京也将不复存在。更重要的是，我将失去一些我非常关心的中国朋友。
朱成虎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呢？可以肯定的是，他在思考中国军事分析人员和解放军军事策划人员对于和美国发生核战争的纸上演习的结果。这些不为中国民众所知的秘密演习，目的是探讨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
不过，演习没有考虑到的是美国人受到攻击，特别是核武器攻击时，会有什么反应。我想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美国人采取严厉的报复行动。
朱成虎究竟为什么要发表这样的谈话呢？他应该很清楚美国人的心态，也应该知道不论是常规战争或者核战争，美军太平洋总部都有能力制服中国。
唯一的可能是朱成虎是在替北京的某些派系表态，这些人要向美国传达他们要控制台湾的决心。
对于和我共进晚餐的朋友有这样的看法，或者没有这样的看法却被迫发表这样的言论，我感到非常遗憾。
华盛顿对台海局势的立场是非常简单和直截了当的：如果中国攻击台湾，美国将会帮助台湾自卫，这包括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核战争。
当然，为了大家好，我希望这样的情况不会出现。
.此文专供本报发表，叶琦保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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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核对抗不是政策是假设
● 陈有为（华盛顿）·作者是华盛顿中国论坛社社长
中国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日前发表谈话声称，如果美国介入台海战争，对中国进行导弹袭击，中国可能使用核武器来对付美国。他还预计，如果西安以东的城市在一场核战争中变成废墟，则美国的一两百座城市也会遭到毁灭。
这是近十年来中国首位高级军官发表这种看法，其明确性与公开性超过了现任副总参谋长熊光楷在1995年台海危机期间的类似谈话。据记忆所及，连苏联军方人士在冷战时期也没有发出过这样的警告。
因此，朱的谈话引起美国朝野、西方舆论的震动并不令人意外。美国务院发言人批评这个谈话“ 不负责任”，国会议员谭克雷多则致函中国驻美大使，要求中国政府澄清事实。
朱成虎的谈话是否反应了政府的立场？美国介入台海战争从而引发中美之间核对抗的可能性有多大？这场核对抗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是人们所极为关注的问题。
首先，且看朱成虎发表谈话的时机。美国国务卿赖斯正好到北京会晤中国领导人，对中方尽力促成朝核六方会谈复会表示感谢，并且有意给美国朝野的“中国威胁论”降温，表示中国崛起对美国不是威胁。对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要求美国防止“法理台独”，虽未看到她有何具体表态，但她曾一再表明希望两岸重启和谈。
因此，从中美双方领导人的意愿、台海局势与中美台三边关系的客观形势来看，北京目前实在没有对美国发出如此狠话的必要。把朱的谈话解读为中国政府的立场，是没有根据的。
朱成虎是中国比较知名的军事分析家之一。在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期间，他经常公开论析战局，在电视上爆光率高，也被西方认为具有鹰派色彩。也许因为他说话过于直率，不够周全，所以后来从敏感的战略研究所一线岗位被调任二线外训部，即防务学院前身。
军事分析家的个人看法
其实，朱成虎对外发表谈话时已经表明是个人看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澄清这是他的“个人看法”。我们先来对这个谈话的三点主要内容进行分析，看他是否反映了官方想法。
第一，他表明中国已经拥有第二次核打击能力，可以对外来入侵者实行核回击。中国现在拥有的094核潜艇与东风31型多弹头洲际导弹，就是进行远程核打击的重要工具。中国究竟已有多少远程洲际导弹，西方说法不一。中国自己的估计是“够用了”，至于多少才算“够用 ”，那只有让西方军事家去捉摸了。
第二，虽然中国的核力量和美国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但中国没有必要与美国展开核军备竞赛，把自己的核力量增加到苏联与美国相当的水平，即达到双方可以相互确保摧毁（MAD）的地步。
中国核战略的目的不在于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核战，而是使它达到有效的程度，即使你伤我一臂我也要断你十指，使你付出很大代价得不偿失。事实上越是高度现代化国家越经不起核战争，而比较落后的国家却能够承受核战争的后果。
毛泽东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说过，如果发生核战争，即使全世界的27亿人口死一半还剩一半，就是要表明落后国家的存活率可能比发达国家还要高。
第三，他表明中国不会死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的原则不变。如果中国在常规战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必要时将以核武器来吓阻对方的进攻。其实这是美国与北约集团在80年代中期实行过的一种战略，即以在欧洲中部地区部署大量中程导弹来平衡苏联在欧洲的常规军力优势。一旦苏联以常规兵力发动进攻，北约就立即动用中程核武器来对付苏联，使苏联在进攻西欧之前必须考虑严重的后果。
美国著名的核战略问题专家赫尔曼·卡恩（ Herman Khan）曾在60年代提出战争逐步升级的理论，估计从国家之间利益发生冲突、双方卷入局部军事行动直到最后大规模的核战争，前后共有二三十个逐步升级的梯阶。现在朱成虎是本末倒置反其道而行之，不是从战争的开初阶段，而是把最后阶段的结局拿到前面来考虑，一开始就提出使用核武器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来遏阻与避免战争的扩大。
若无假想将来束手无策
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朱成虎所讲的不外乎是目前中国军力的实际情况，为未来局势演变的预测和由此而产生的对策设想。这与现行政策是两码事。他讲话的重点是假设，他所讲的是从各种假设中产生的政策选择，不能把它和中国的现行政策等同起来。
对于世界上任何大国的军事参谋和高级智囊人物来说，评估局势，谋划对策，进行选择，应付不测，是他们必须尽力完成的重要任务。因为对局势研判的正误，政策选择与执行手段是否有效，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利益以至国家的生死存亡。没有把这种评估与对策公诸于世，并不等于它们的不存在。
对中国来说是这样，对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军事参谋人员来说，也何尝不是如此。美国军政部门的谋略家们，早就在对台海局势与中国崛起后的各种对策进行论析与评估。
有的媒体如《大西洋月刊》近来甚至把未来中美战争不可避免当作重要话题。五角大楼不但对将来可能发生的台海战争进行过预测和沙盘作业，而且还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至少部分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
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中国有关军政部门对未来形势演变无动于衷，对需要采取的应变措施心中无数，等待将来面临危机束手无策，那才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在朱成虎发表这番谈话之后，中国外交部只表示这是他的“个人看法”，中国国防部更是一言不发保持沉默。但这并不能理解为他们同意和支持朱成虎的说法。
对于中美两国来说，不论谁来带头，也不论结局如何，在两大国之间发生一场核战，对两国家利益而言，都是有害无益。中国一些军人以拥有击沉美国第七舰队的能力而感到自豪，却没想到使第七舰队5000兵员葬身海底可能是中美大战的开始而不是结束。美国军方正在筹划未来如何介入台海冲突，却没想过即使以重兵介入也阻止不了中国统一的最后实现。
笔者认为，无论现在和将来，中美两国领导人必须高瞻远瞩，认清双方共同利益，防止台湾走向独立，不把打一场核战争作为战略决策的目标，以免中美军事冲突的发生与逐步升级。
朱成虎谈话只不过是给中美关系吹动一片涟漪。它的效应除了使中国“愤青”网民们产生一阵子亢奋之外，大概就是对美国眼下越来越热的“中国威胁论”这盘时新菜碟中，撒上一点胡椒面而已。
● By Charles F. Hawkins 霍金斯
作者Charles F. Hawkins是美国资深防务问题分析家
As rational humans we generally like to think that everyone can get along in a peaceful way while seeking better lives for our children and ourselves.
But once in a while an event or utterance by a national official brings us back to reality - the world is not inherently a peaceful place.
Such was the case this past Thursday when Major General Zhu Chenghu, a dean at the prestigious 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in Beijing, coolly stated that China would have to resort to the use of nuclear weapons in a wa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ver Taiwan.
So much for the “peaceful rise of China.”
Although an official spokesman for Beijing repeatedly emphasised that Zhu's comments were his “personal opinion,” there is ample reason to believe that Zhu is not the only senior officer in China who holds this viewpoint.
I know Zhu Chenghu. We had dinner together two years ago with another PLA general. He's a soft-spoken, logical man, and has an excellent command of English, one of the reasons he supervises instruction at NDU for English-speaking foreign military students.
His words about using nuclear weapons against the US in a war over Taiwan were not a mistake.
Since before March 2004, when Taiwan held national elections what were highly contested on several points—Chen Shui-bian won by a narrow margin and his constitutional reform initiative failed to receive enough votes to count - I have detected among Chinese defence analysts and military elites a growing concern over wa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ver Taiwan.
That concern has been expressed to me in two ways: one, China will go to war against Taiwan if it declares independence; and two, if the United States intervenes, China has the capability to win, regardless of US capabilities.
But win by using what? Nuclear weapons?
Such an idea, if enacted, is sure to backfire and wreak devastation on China. US planners in Pacific Command in Hawaii take such wartime considerations seriously, and make war plans accordingly.
First use of nuclear weapons by China in a wa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be met with overwhelming response.
I shudder to think of the consequences. Shanghai, a city I have come to love and appreciate, would be wiped from the coast of the sea. Beijing, a world-class city that will host the 2008 Olympics, would cease to exist.
More importantly, I would lose many friends - people in China whom I care about deeply.
What must Zhu Chenghu have been thinking?
For one thing he was thinking about the many wargames that Chinese defence analysts and PLA planners have conducted to study consequences of a nuclear wa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se wargames, conducted in secret and unpublicised to the Chinese public, explore different “what if” scenarios. What these wargames don't explore is the attitude of the American people if they are attacked, especially by nuclear weapons.
Nothing would keep Americans from seeking a full measure of retribution.
One is left to ponder why Zhu Chenghu would make such a pronouncement in the first place. Clearly he understands the American psyche and knows enough about military affairs to realise that PACOM has the ability to dominate China in either a conventional war or a nuclear one.
It can only be that the general was speaking on behalf of other factions in Beijing, factions that want to send a message to the United States over their deep-seated desire to gain control over Taiwan.
I'm sorry that the man I enjoyed dinner with feels this way, or, if he does not, that he was ordered to make such an outrageous statement in the first place.
The policy of Washington on the matter of China-Taiwan is very simple and direct: If China attacks Taiwa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help defend it. This includes a nuclear war, if it comes to that.
And I hope for all our sakes that it does't.
The writer is a senior defence analyst in Washington, D.C.and a frequent visitor to Asia. He contributes this article to Lianhe Zaobao.
朱成虎关于核武器的狂言
一般有理性的人都希望人们能够和平共处，并为自己和下一代谋求更美好的生活。然而，一些事件或者一些官员的讲话，有时候会让我们回到现实——世界和平不是理所当然的事。
著名的中国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上星期四泰然表示，一旦因为台湾问题同美国发生战争，中国将使用核武器对付美国。
看来我们就别再谈什么中国的“和平崛起”了。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一再表示朱成虎的谈话纯属“个人意见”。但是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朱成虎并不是唯一持有这种看法的中国高级官员。
我认识朱成虎，我们曾经在两年前同另一名解放军将官一起吃晚餐。他是一个声音柔和、思路清晰的人。另外，他的英文能力也很强，所以他的工作是负责监督学院里说英语的外籍学生的课程。他说中国会用核武器对付美国的谈话绝对不是失言。
自从台湾去年3月备受争议的总统选举后——宪法改革计划并 没有获得足够支持的陈水扁以微差获胜——我就察觉到中国国防 分析人员和解放军高层越来越关注中国会因为台湾同美国开战的问题。
他们向我表示，如果台湾宣布独立，中国将会对台湾动武。如果美国出手干预，不论美国的军事力量如何，中国也有能力取胜。
但是中国要靠什么取胜呢？使用核武器吗？
这样的想法如果真的付诸行动，结果将会适得其反，使中国蒙受严重的破坏。
在夏威夷的美军太平洋总部的军事策划人员，非常认真看待这类战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也会提出应变的作战计划。中国如果在同美国作战时先行使用核武器，美国将会作出强有力的反击。
我不敢想像后果将会如何。我喜欢和欣赏的上海将会从地面上消失，将于2008年主办奥运会的世界级都市北京也将不复存在。更重要的是，我将失去一些我非常关心的中国朋友。
朱成虎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呢？可以肯定的是，他在思考中国军事分析人员和解放军军事策划人员对于和美国发生核战争的纸上演习的结果。这些不为中国民众所知的秘密演习，目的是探讨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
不过，演习没有考虑到的是美国人受到攻击，特别是核武器攻击时，会有什么反应。我想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美国人采取严厉的报复行动。
朱成虎究竟为什么要发表这样的谈话呢？他应该很清楚美国人的心态，也应该知道不论是常规战争或者核战争，美军太平洋总部都有能力制服中国。
唯一的可能是朱成虎是在替北京的某些派系表态，这些人要向美国传达他们要控制台湾的决心。
对于和我共进晚餐的朋友有这样的看法，或者没有这样的看法却被迫发表这样的言论，我感到非常遗憾。
华盛顿对台海局势的立场是非常简单和直截了当的：如果中国攻击台湾，美国将会帮助台湾自卫，这包括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核战争。
当然，为了大家好，我希望这样的情况不会出现。
.此文专供本报发表，叶琦保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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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核对抗不是政策是假设
● 陈有为（华盛顿）·作者是华盛顿中国论坛社社长
中国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日前发表谈话声称，如果美国介入台海战争，对中国进行导弹袭击，中国可能使用核武器来对付美国。他还预计，如果西安以东的城市在一场核战争中变成废墟，则美国的一两百座城市也会遭到毁灭。
这是近十年来中国首位高级军官发表这种看法，其明确性与公开性超过了现任副总参谋长熊光楷在1995年台海危机期间的类似谈话。据记忆所及，连苏联军方人士在冷战时期也没有发出过这样的警告。
因此，朱的谈话引起美国朝野、西方舆论的震动并不令人意外。美国务院发言人批评这个谈话“ 不负责任”，国会议员谭克雷多则致函中国驻美大使，要求中国政府澄清事实。
朱成虎的谈话是否反应了政府的立场？美国介入台海战争从而引发中美之间核对抗的可能性有多大？这场核对抗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是人们所极为关注的问题。
首先，且看朱成虎发表谈话的时机。美国国务卿赖斯正好到北京会晤中国领导人，对中方尽力促成朝核六方会谈复会表示感谢，并且有意给美国朝野的“中国威胁论”降温，表示中国崛起对美国不是威胁。对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要求美国防止“法理台独”，虽未看到她有何具体表态，但她曾一再表明希望两岸重启和谈。
因此，从中美双方领导人的意愿、台海局势与中美台三边关系的客观形势来看，北京目前实在没有对美国发出如此狠话的必要。把朱的谈话解读为中国政府的立场，是没有根据的。
朱成虎是中国比较知名的军事分析家之一。在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期间，他经常公开论析战局，在电视上爆光率高，也被西方认为具有鹰派色彩。也许因为他说话过于直率，不够周全，所以后来从敏感的战略研究所一线岗位被调任二线外训部，即防务学院前身。
军事分析家的个人看法
其实，朱成虎对外发表谈话时已经表明是个人看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澄清这是他的“个人看法”。我们先来对这个谈话的三点主要内容进行分析，看他是否反映了官方想法。
第一，他表明中国已经拥有第二次核打击能力，可以对外来入侵者实行核回击。中国现在拥有的094核潜艇与东风31型多弹头洲际导弹，就是进行远程核打击的重要工具。中国究竟已有多少远程洲际导弹，西方说法不一。中国自己的估计是“够用了”，至于多少才算“够用 ”，那只有让西方军事家去捉摸了。
第二，虽然中国的核力量和美国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但中国没有必要与美国展开核军备竞赛，把自己的核力量增加到苏联与美国相当的水平，即达到双方可以相互确保摧毁（MAD）的地步。
中国核战略的目的不在于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核战，而是使它达到有效的程度，即使你伤我一臂我也要断你十指，使你付出很大代价得不偿失。事实上越是高度现代化国家越经不起核战争，而比较落后的国家却能够承受核战争的后果。
毛泽东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说过，如果发生核战争，即使全世界的27亿人口死一半还剩一半，就是要表明落后国家的存活率可能比发达国家还要高。
第三，他表明中国不会死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的原则不变。如果中国在常规战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必要时将以核武器来吓阻对方的进攻。其实这是美国与北约集团在80年代中期实行过的一种战略，即以在欧洲中部地区部署大量中程导弹来平衡苏联在欧洲的常规军力优势。一旦苏联以常规兵力发动进攻，北约就立即动用中程核武器来对付苏联，使苏联在进攻西欧之前必须考虑严重的后果。
美国著名的核战略问题专家赫尔曼·卡恩（ Herman Khan）曾在60年代提出战争逐步升级的理论，估计从国家之间利益发生冲突、双方卷入局部军事行动直到最后大规模的核战争，前后共有二三十个逐步升级的梯阶。现在朱成虎是本末倒置反其道而行之，不是从战争的开初阶段，而是把最后阶段的结局拿到前面来考虑，一开始就提出使用核武器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来遏阻与避免战争的扩大。
若无假想将来束手无策
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朱成虎所讲的不外乎是目前中国军力的实际情况，为未来局势演变的预测和由此而产生的对策设想。这与现行政策是两码事。他讲话的重点是假设，他所讲的是从各种假设中产生的政策选择，不能把它和中国的现行政策等同起来。
对于世界上任何大国的军事参谋和高级智囊人物来说，评估局势，谋划对策，进行选择，应付不测，是他们必须尽力完成的重要任务。因为对局势研判的正误，政策选择与执行手段是否有效，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利益以至国家的生死存亡。没有把这种评估与对策公诸于世，并不等于它们的不存在。
对中国来说是这样，对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军事参谋人员来说，也何尝不是如此。美国军政部门的谋略家们，早就在对台海局势与中国崛起后的各种对策进行论析与评估。
有的媒体如《大西洋月刊》近来甚至把未来中美战争不可避免当作重要话题。五角大楼不但对将来可能发生的台海战争进行过预测和沙盘作业，而且还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至少部分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
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中国有关军政部门对未来形势演变无动于衷，对需要采取的应变措施心中无数，等待将来面临危机束手无策，那才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在朱成虎发表这番谈话之后，中国外交部只表示这是他的“个人看法”，中国国防部更是一言不发保持沉默。但这并不能理解为他们同意和支持朱成虎的说法。
对于中美两国来说，不论谁来带头，也不论结局如何，在两大国之间发生一场核战，对两国家利益而言，都是有害无益。中国一些军人以拥有击沉美国第七舰队的能力而感到自豪，却没想到使第七舰队5000兵员葬身海底可能是中美大战的开始而不是结束。美国军方正在筹划未来如何介入台海冲突，却没想过即使以重兵介入也阻止不了中国统一的最后实现。
笔者认为，无论现在和将来，中美两国领导人必须高瞻远瞩，认清双方共同利益，防止台湾走向独立，不把打一场核战争作为战略决策的目标，以免中美军事冲突的发生与逐步升级。
朱成虎谈话只不过是给中美关系吹动一片涟漪。它的效应除了使中国“愤青”网民们产生一阵子亢奋之外，大概就是对美国眼下越来越热的“中国威胁论”这盘时新菜碟中，撒上一点胡椒面而已。
马华教比新加坡占优势
董总前主席郭全强：马华教比新加坡占优势
（吉隆坡讯）马来西亚最高华文教育机构董总前主席郭全强认为，虽然新加坡现在积极提倡华文，不过，他们的基础已经毁了，要恢复到像马国这样的华文教育环境是很难的，这就是马国在华文教育方面所处的优势。
他在接受《星洲日报》的访问时对马国的华文教育前景、跟邻近国家比较，尤其是新加坡，马国有何优势或隐忧发表他的看法。
他说：“新加坡的华人家庭本来有90%是用华语，经过二三十年英语至上，现在有50%的华人家庭用英语，他们的母语改变了，观念改变了，你要读英文才有出路，这对华文教育影响很大。”
“现在（内阁资政）李光耀后悔了，他再三强调学习华文的重要性，但学校里的学生，家长还是比较重视英文。他们对华文学习，只是应付而已。因此，他们要恢复到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华文教育环境是很难的。”
他指出，新加坡现在要培养华文精英，这些精英可能有一大半是马来西亚独中生。有人这样讲，如果把新加坡大学内的马来西亚籍教师除掉，新加坡大学将要关门。
他说：“新加坡积极推动学习华文，对我们并没有造成隐忧，他们都重视了，可见我们做得更对，因此我们应更有信心。”
对于独中是否应加强英语的教学，才能跟世界接轨，以及将独中生培训成双语人才的问题，他说，一路来独中对国语（马来语）、英语及华语都很注重。从初一到高三，每周英语都有七八节课，马来语也有六七节。
“问题是我们用这么多时间，但效果并不好。现在我们正努力想办法改变，尝试新的英文教学法。巴生滨华中学已向一家英文中心买了版权，采用它的教学法。新的一套教学法，制造学英文的环境，并且采用多媒体教授。”
（吉隆坡讯）马来西亚最高华文教育机构董总前主席郭全强认为，虽然新加坡现在积极提倡华文，不过，他们的基础已经毁了，要恢复到像马国这样的华文教育环境是很难的，这就是马国在华文教育方面所处的优势。
他在接受《星洲日报》的访问时对马国的华文教育前景、跟邻近国家比较，尤其是新加坡，马国有何优势或隐忧发表他的看法。
他说：“新加坡的华人家庭本来有90%是用华语，经过二三十年英语至上，现在有50%的华人家庭用英语，他们的母语改变了，观念改变了，你要读英文才有出路，这对华文教育影响很大。”
“现在（内阁资政）李光耀后悔了，他再三强调学习华文的重要性，但学校里的学生，家长还是比较重视英文。他们对华文学习，只是应付而已。因此，他们要恢复到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华文教育环境是很难的。”
他指出，新加坡现在要培养华文精英，这些精英可能有一大半是马来西亚独中生。有人这样讲，如果把新加坡大学内的马来西亚籍教师除掉，新加坡大学将要关门。
他说：“新加坡积极推动学习华文，对我们并没有造成隐忧，他们都重视了，可见我们做得更对，因此我们应更有信心。”
对于独中是否应加强英语的教学，才能跟世界接轨，以及将独中生培训成双语人才的问题，他说，一路来独中对国语（马来语）、英语及华语都很注重。从初一到高三，每周英语都有七八节课，马来语也有六七节。
“问题是我们用这么多时间，但效果并不好。现在我们正努力想办法改变，尝试新的英文教学法。巴生滨华中学已向一家英文中心买了版权，采用它的教学法。新的一套教学法，制造学英文的环境，并且采用多媒体教授。”
Saturday, July 23, 2005
快樂的人是把他所有的都看成最好的
快樂的人不一定要最好的-- 快樂的人是把他所有的都看成最好的.
5年來的早餐
作者:是一位護士
在一個很忙碌的早上,大約是8:30,一個大約八十歲的老人家,想找一 個醫生幫他拆線.他很趕;但醫生正在幫人做手術,所以,他一直在等 ,不停地看錶.當時這個護士自己不是太忙,看著老人家好像很趕似的 ,自己又沒什麼好做,好吧!讓我來幫他拆線吧!我叫那個伯伯先坐下 ,然後,我再把傷口上的布一層一層地拆下,一邊拆一邊和那個伯伯閒聊．
護士小姐特然好奇地問:[為什麼你這麼趕?]
[是呀!因為我約了人9:00,真不好意思,麻煩了你!]
護士好奇的想:八十多歲的老人家應該不用上班的了,什麼事情讓他那麼趕呢?老人家說:
[是呀…是呀…我要趕去老人療養院陪我的老婆吃早餐.]護士小姐就更加好奇:
[啊呀!原來入了療養院啊！沒有什麼嘛？]老人家答：
[啊 ！沒事了，柏金遜症罷了，都好一段日子的了．〕護士小姐幫他拆好了線，看一看錶：
[哎呀！你會遲到，怕不怕你的太太會擔心你呀？ 〕老人說：
[不會，這五年來她都不認得我了，我去不去，其實她都 不知道．〕護士小姐很好奇地問：
〔哇！她已經不認得你五年之久 啦！？你還每朝早去？〕老人笑笑口，拍拍護士的手說：
〔她不認得 我，但我認得她，那就可以了！〕跟著他就慢慢轉身走了．
護士看著他的背影，眼淚慢慢地落下來了．她自己想：這就是我需要的愛情．
真正的愛情不只是身體上，不只是講浪漫氣氛；
真正的愛情是接受，接受以前的對方，現在的對方和將來的對方．
無論他以前是怎樣，現 在或將來是怎樣，
快樂的人不一定要最好的．快樂的人是把他所有的都看成最好的.
5年來的早餐
作者:是一位護士
在一個很忙碌的早上,大約是8:30,一個大約八十歲的老人家,想找一 個醫生幫他拆線.他很趕;但醫生正在幫人做手術,所以,他一直在等 ,不停地看錶.當時這個護士自己不是太忙,看著老人家好像很趕似的 ,自己又沒什麼好做,好吧!讓我來幫他拆線吧!我叫那個伯伯先坐下 ,然後,我再把傷口上的布一層一層地拆下,一邊拆一邊和那個伯伯閒聊．
護士小姐特然好奇地問:[為什麼你這麼趕?]
[是呀!因為我約了人9:00,真不好意思,麻煩了你!]
護士好奇的想:八十多歲的老人家應該不用上班的了,什麼事情讓他那麼趕呢?老人家說:
[是呀…是呀…我要趕去老人療養院陪我的老婆吃早餐.]護士小姐就更加好奇:
[啊呀!原來入了療養院啊！沒有什麼嘛？]老人家答：
[啊 ！沒事了，柏金遜症罷了，都好一段日子的了．〕護士小姐幫他拆好了線，看一看錶：
[哎呀！你會遲到，怕不怕你的太太會擔心你呀？ 〕老人說：
[不會，這五年來她都不認得我了，我去不去，其實她都 不知道．〕護士小姐很好奇地問：
〔哇！她已經不認得你五年之久 啦！？你還每朝早去？〕老人笑笑口，拍拍護士的手說：
〔她不認得 我，但我認得她，那就可以了！〕跟著他就慢慢轉身走了．
護士看著他的背影，眼淚慢慢地落下來了．她自己想：這就是我需要的愛情．
真正的愛情不只是身體上，不只是講浪漫氣氛；
真正的愛情是接受，接受以前的對方，現在的對方和將來的對方．
無論他以前是怎樣，現 在或將來是怎樣，
快樂的人不一定要最好的．快樂的人是把他所有的都看成最好的.
孤独旅行
常一个人上路。了解的人自然会意，也不多问，不了解的人便会瞪大着眼睛，惊讶地问道：你怎么一个人旅行啊？怎么不找朋友一起来？不会寂寞吗？……
不想回答这样的问题。我怀疑即使是解释了也是否足以说服惊异的眼光。若解释了也无法理解或体会，那也是徒然的。于是，常以微笑敷衍了事，又皆大欢喜。有时，孤独的人也会问孤独的人，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旅行方式。同样的问题，却包含了不同的意义和动机。
其实，自己并不喜欢独自上路，碰上美景无法和好友分享时，真的很寂寞。然而，生命旅途本就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学习过程。于是，必须学习与寂寞相处，也渐渐地学会了享受孤独的旅行。和朋友一同上路，即使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还是拥有一张安全网；独自一人，没有安全网，所以完完全全处于陌生的环境，也因此更能投入其中。这样的时刻，更能清楚地看到自己性格上的盲点。单独一人，更容易和自己世界以外的人交流。如果说只身在外很危险，另一方面，却也因为一个人可怜兮兮的样子，一路上获得更多人主动的帮忙。
久而久之，一个人上路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什么时候想上路、去哪儿、怎样的方式，自己全权负责。碰上朋友要跟着一同上路时，反而会犹豫。旅行的重点、目的、方式和花费都需要协调，而每个人都有自己可以妥协的底线。有一回，廉价航空飞贝尔法斯特(Belfast)低至零收费（机票本身不收费，只需付机场税），本想去一趟。室友得知后也要同行。其中一人坚持要有卫生间的房间，虽然这超出了我原定住宿舍的预算，但我选择妥协。然而，最终预定不到有卫生间的房间，她仍不肯妥协，于是，她宁愿放弃行程也不能没有卫生间。
每个人对旅行的要求都很不一样。我虽然很好玩，但旅行的意义对我而言不只是因为有空或是有多余的金钱时才进行的消遣或享受。即使是玩，也可以玩得很认真，也有严肃的成分和其中的执著。然而，也有一些旅行，只是为了要和要好的朋友在一起，享受与朋友在异乡的时光，那又是另一种要求的旅行了。
● 阿龙
（传自英国达勒姆，Durham）
不想回答这样的问题。我怀疑即使是解释了也是否足以说服惊异的眼光。若解释了也无法理解或体会，那也是徒然的。于是，常以微笑敷衍了事，又皆大欢喜。有时，孤独的人也会问孤独的人，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旅行方式。同样的问题，却包含了不同的意义和动机。
其实，自己并不喜欢独自上路，碰上美景无法和好友分享时，真的很寂寞。然而，生命旅途本就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学习过程。于是，必须学习与寂寞相处，也渐渐地学会了享受孤独的旅行。和朋友一同上路，即使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还是拥有一张安全网；独自一人，没有安全网，所以完完全全处于陌生的环境，也因此更能投入其中。这样的时刻，更能清楚地看到自己性格上的盲点。单独一人，更容易和自己世界以外的人交流。如果说只身在外很危险，另一方面，却也因为一个人可怜兮兮的样子，一路上获得更多人主动的帮忙。
久而久之，一个人上路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什么时候想上路、去哪儿、怎样的方式，自己全权负责。碰上朋友要跟着一同上路时，反而会犹豫。旅行的重点、目的、方式和花费都需要协调，而每个人都有自己可以妥协的底线。有一回，廉价航空飞贝尔法斯特(Belfast)低至零收费（机票本身不收费，只需付机场税），本想去一趟。室友得知后也要同行。其中一人坚持要有卫生间的房间，虽然这超出了我原定住宿舍的预算，但我选择妥协。然而，最终预定不到有卫生间的房间，她仍不肯妥协，于是，她宁愿放弃行程也不能没有卫生间。
每个人对旅行的要求都很不一样。我虽然很好玩，但旅行的意义对我而言不只是因为有空或是有多余的金钱时才进行的消遣或享受。即使是玩，也可以玩得很认真，也有严肃的成分和其中的执著。然而，也有一些旅行，只是为了要和要好的朋友在一起，享受与朋友在异乡的时光，那又是另一种要求的旅行了。
● 阿龙
（传自英国达勒姆，Durham）
英国反恐经验值得借鉴
仅仅一周时间，英国当局就基本查清了伦敦恐怖爆炸案的凶手线索。如此快捷的侦破效率，让人容易想起福尔摩斯和电影《007》。
与小说和电影的情节相比，今天的反恐远比阴暗街道上的谋杀案或冷战时期间谍故事要复杂得多。21世纪的恐怖活动是全球化的，反恐不仅是破案、捉拿凶手、惩治罪犯，而且交织着族群关系、宗教信仰，甚至国际关系。这些微妙的因素，都是过去的侦探英雄和情报高手所没有遇到过的。
伦敦爆炸案是“全球化恐怖，地方性解决”的一面镜子。英国人的反恐经验，很值得人们借鉴和深思。
忘记“文明冲突论”
伦敦发生的爆炸案，不仅是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事件之一，而且是英伦三岛第一次经历自杀式袭击。普通人在惊骇之后，自然会想起所谓“文明冲突论”，卡伊达组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处在社会边缘的少数民族，都可能成为怀疑对象。
但是，英国人却表现出超常的冷静和团结，不同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没有筑起怀疑和误解的高墙。相反，人们似乎比往常更相互关心，维护伦敦“自由、宗教宽容、文化多样性”的意志更坚决，和谐生活在同一个社会的信念更强烈。
这种全国齐心反恐的氛围，是英国精英阶层的政治智慧营造的。负责首都安全的伦敦警察局在爆炸发生后说，袭击看起来像卡伊达组织干的，但不能断言一定是他们干的，正在调查。在尚未找到证据的情况下，他们甚至没有想当然地把卡伊达组织当作替罪羊，这让人感到他们没有多少先入之见，而是在严肃地办案。
二战期间，英国女王到皇家伦敦医院看望受害者。她强调对爆炸者最好的回答是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灾难会强化英国人的社会感、人道主义和对法律的信任。而这次，伦敦市长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对公众说，人们对生命的渴望和对自由的追求将战胜爆炸者。首相布莱尔在爆炸案发生后立刻同英国的回教社区领导人举行磋商，他说正派的回教徒是不会搞恐怖的，爆炸事件是由极端和邪恶的意识形态造成的，其根源在于对回教教义的曲解。
英国媒体的水准也很高。爆炸案发生的第二天，各媒体几乎都刊登和播报各色人种、各种宗教背景的受害者的头像，有的报纸特意挑选回教徒受害者的照片，告诫人们恐怖袭击者的目的只有一个：离间文明社会的和谐共存，让人人自危、彼此怀疑。评论家们则呼吁人们保持冷静，应更好地了解邻居、其价值观和期待。也有专栏作家提醒，英国人要避免马德里火车爆炸事件后所出现的社会分裂和政治内讧。回教学者撰文指出，制造恐怖不是回教的信条，和谐生活在一起才是共同的祈愿。
没有人说“报复”或“回击”某个国家和某个宗教团体的话，也没有人提及“文明冲突论”，没有人呼吁制定“报复性立法措施”。英国公民人人觉得自己是潜在的受害者，因此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可在反恐中扮演积极的角色。
当警方查明爆炸者是英格兰北部的回教青年时，警方呼吁公众不要在回教社区寻找替罪羊，“不该指责和中伤任何一个社区是爆炸的元凶，他们需要的是安慰和平静”。这使绝大多数人，包括穆斯林相信，“恐怖分子就是恐怖分子，他们没有宗教”。
在恐怖分子和宗教派别间划出一条明显的界限，就能引导大众齐心反恐。英国甚至把恐怖分子和他的家庭严格区分开来，这就不难想像，侦破伦敦爆炸案的第一个关键线索，来自一个回教徒的电话举报，来自其中一个袭击者的家庭。
以开放的心态反恐
英国有丰富的侦探技术和文化传统，也有对付爱尔兰共和军的反恐经验，但面对伦敦爆炸案，英国人依然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英国警方和情报当局欢迎来自欧洲、美国、中东和南亚的情报专家通力合作，提供援助，伦敦爆炸案调查成了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国际情报和技术合作。去年调查过马德里火车爆炸事件的西班牙情报专家小组，是第一个“带着反恐经验”到达伦敦的外国协助者。
伦敦爆炸案发生后，警方立即公布了反恐热线电话，希望公众能将任何可疑线索反映给警方。依靠大众办案，是英国警方惯常使用的方法。英国广播公司每周都与警方合作办一个电视节目，将日常刑事案件摹拟出来，提供举报电话。热线电话公布不久，一名回教徒家长举报自己的孩子失踪。
英国侦破专家以其特有的仔细和全面，展开伦敦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线索搜寻行动。他们下到地铁用棉签搜集爆炸残留物，希望能借此确定炸药的类别，对所有与爆炸现场有关的电视监控录像一一细看，希望能找到凶手的蛛丝马迹。军情系统除了了解国内外相关情况，重新审视了2000年以来截获的所有通讯纪录。
当地铁和被炸巴士车上找到的个人身份证件、银行信用卡与闭路电视录像、炸药遗留物、DNA检测结果、举报线索一一比对后，警方很快确认爆炸案是由英国青年制造的，他们首次在英国发动了自杀式炸弹攻击，其中三名是巴基斯坦裔。反恐官员相信，这一团伙是由“外面的黑手”操控的，目前仍逍遥法外。调查仍在进行，估计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水落石出。
在反思基础上制定对策
爆炸案发生后仅一周时间，英国警方便确认了袭击者的身份，这不能不说与他们开放的反恐手段有关。如同警方所言，他们在破案，同时也在学习，很多反恐技术和思路是以前没有的，现在学到了，将有助于今后对付那些恶魔。
开放的心态，并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开放和政治学意义上的政策开明，而是一种在已知世界之外还存在其他可能性的达观襟怀，是一种善于学习的谦逊风范。
大难临头，英国人齐心协力面对危机。当尘埃开始落定时，他们则进入反思。7月14日中午12点，英国和不少欧盟地区的人们为爆炸袭击受害者默哀两分钟，标志着伦敦查案初有进展，也意味着痛定思痛的开始。
南亚后裔的社会边缘化，伊拉克战争的后果，族群间的经济和教育差别，新一代恐怖成员的本土化，情报系统和反恐警察对基层恐怖成员的行踪缺乏监视，都是滋生恐怖的土壤。英国目前在反思基础上制定反恐对策，力图以法律预防或尽可能减少恐怖事件的发生。
工党政府酝酿了多时的反恐法案，将在汲取各政党建议后在今年第四季度交议会审议。英国国防大臣也透露在未来12个月内从伊拉克撤军。利用目前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机会，英国也敦促欧盟采取新的反恐措施，把安全问题摆在优先位置。比如，改善警察与司法机构的合作，切断恐怖组织的经济来源，登记丢失和被盗的炸药材料，保护欧洲关键的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所有欧盟国家须强制性保存所有电子数据至少一年，争取在年底实施欧盟的各项反恐措施。
通过制定法律而非动辄发动战争或大量拘捕嫌疑人作为主要反恐手段，也是值得借鉴的反恐经验。这多少体现了文明社会的风范，也能更理智地对付恐怖活动。
● 陈冰（伦敦）·作者是旅英中国资深媒体人
与小说和电影的情节相比，今天的反恐远比阴暗街道上的谋杀案或冷战时期间谍故事要复杂得多。21世纪的恐怖活动是全球化的，反恐不仅是破案、捉拿凶手、惩治罪犯，而且交织着族群关系、宗教信仰，甚至国际关系。这些微妙的因素，都是过去的侦探英雄和情报高手所没有遇到过的。
伦敦爆炸案是“全球化恐怖，地方性解决”的一面镜子。英国人的反恐经验，很值得人们借鉴和深思。
忘记“文明冲突论”
伦敦发生的爆炸案，不仅是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事件之一，而且是英伦三岛第一次经历自杀式袭击。普通人在惊骇之后，自然会想起所谓“文明冲突论”，卡伊达组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处在社会边缘的少数民族，都可能成为怀疑对象。
但是，英国人却表现出超常的冷静和团结，不同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没有筑起怀疑和误解的高墙。相反，人们似乎比往常更相互关心，维护伦敦“自由、宗教宽容、文化多样性”的意志更坚决，和谐生活在同一个社会的信念更强烈。
这种全国齐心反恐的氛围，是英国精英阶层的政治智慧营造的。负责首都安全的伦敦警察局在爆炸发生后说，袭击看起来像卡伊达组织干的，但不能断言一定是他们干的，正在调查。在尚未找到证据的情况下，他们甚至没有想当然地把卡伊达组织当作替罪羊，这让人感到他们没有多少先入之见，而是在严肃地办案。
二战期间，英国女王到皇家伦敦医院看望受害者。她强调对爆炸者最好的回答是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灾难会强化英国人的社会感、人道主义和对法律的信任。而这次，伦敦市长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对公众说，人们对生命的渴望和对自由的追求将战胜爆炸者。首相布莱尔在爆炸案发生后立刻同英国的回教社区领导人举行磋商，他说正派的回教徒是不会搞恐怖的，爆炸事件是由极端和邪恶的意识形态造成的，其根源在于对回教教义的曲解。
英国媒体的水准也很高。爆炸案发生的第二天，各媒体几乎都刊登和播报各色人种、各种宗教背景的受害者的头像，有的报纸特意挑选回教徒受害者的照片，告诫人们恐怖袭击者的目的只有一个：离间文明社会的和谐共存，让人人自危、彼此怀疑。评论家们则呼吁人们保持冷静，应更好地了解邻居、其价值观和期待。也有专栏作家提醒，英国人要避免马德里火车爆炸事件后所出现的社会分裂和政治内讧。回教学者撰文指出，制造恐怖不是回教的信条，和谐生活在一起才是共同的祈愿。
没有人说“报复”或“回击”某个国家和某个宗教团体的话，也没有人提及“文明冲突论”，没有人呼吁制定“报复性立法措施”。英国公民人人觉得自己是潜在的受害者，因此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可在反恐中扮演积极的角色。
当警方查明爆炸者是英格兰北部的回教青年时，警方呼吁公众不要在回教社区寻找替罪羊，“不该指责和中伤任何一个社区是爆炸的元凶，他们需要的是安慰和平静”。这使绝大多数人，包括穆斯林相信，“恐怖分子就是恐怖分子，他们没有宗教”。
在恐怖分子和宗教派别间划出一条明显的界限，就能引导大众齐心反恐。英国甚至把恐怖分子和他的家庭严格区分开来，这就不难想像，侦破伦敦爆炸案的第一个关键线索，来自一个回教徒的电话举报，来自其中一个袭击者的家庭。
以开放的心态反恐
英国有丰富的侦探技术和文化传统，也有对付爱尔兰共和军的反恐经验，但面对伦敦爆炸案，英国人依然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英国警方和情报当局欢迎来自欧洲、美国、中东和南亚的情报专家通力合作，提供援助，伦敦爆炸案调查成了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国际情报和技术合作。去年调查过马德里火车爆炸事件的西班牙情报专家小组，是第一个“带着反恐经验”到达伦敦的外国协助者。
伦敦爆炸案发生后，警方立即公布了反恐热线电话，希望公众能将任何可疑线索反映给警方。依靠大众办案，是英国警方惯常使用的方法。英国广播公司每周都与警方合作办一个电视节目，将日常刑事案件摹拟出来，提供举报电话。热线电话公布不久，一名回教徒家长举报自己的孩子失踪。
英国侦破专家以其特有的仔细和全面，展开伦敦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线索搜寻行动。他们下到地铁用棉签搜集爆炸残留物，希望能借此确定炸药的类别，对所有与爆炸现场有关的电视监控录像一一细看，希望能找到凶手的蛛丝马迹。军情系统除了了解国内外相关情况，重新审视了2000年以来截获的所有通讯纪录。
当地铁和被炸巴士车上找到的个人身份证件、银行信用卡与闭路电视录像、炸药遗留物、DNA检测结果、举报线索一一比对后，警方很快确认爆炸案是由英国青年制造的，他们首次在英国发动了自杀式炸弹攻击，其中三名是巴基斯坦裔。反恐官员相信，这一团伙是由“外面的黑手”操控的，目前仍逍遥法外。调查仍在进行，估计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水落石出。
在反思基础上制定对策
爆炸案发生后仅一周时间，英国警方便确认了袭击者的身份，这不能不说与他们开放的反恐手段有关。如同警方所言，他们在破案，同时也在学习，很多反恐技术和思路是以前没有的，现在学到了，将有助于今后对付那些恶魔。
开放的心态，并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开放和政治学意义上的政策开明，而是一种在已知世界之外还存在其他可能性的达观襟怀，是一种善于学习的谦逊风范。
大难临头，英国人齐心协力面对危机。当尘埃开始落定时，他们则进入反思。7月14日中午12点，英国和不少欧盟地区的人们为爆炸袭击受害者默哀两分钟，标志着伦敦查案初有进展，也意味着痛定思痛的开始。
南亚后裔的社会边缘化，伊拉克战争的后果，族群间的经济和教育差别，新一代恐怖成员的本土化，情报系统和反恐警察对基层恐怖成员的行踪缺乏监视，都是滋生恐怖的土壤。英国目前在反思基础上制定反恐对策，力图以法律预防或尽可能减少恐怖事件的发生。
工党政府酝酿了多时的反恐法案，将在汲取各政党建议后在今年第四季度交议会审议。英国国防大臣也透露在未来12个月内从伊拉克撤军。利用目前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机会，英国也敦促欧盟采取新的反恐措施，把安全问题摆在优先位置。比如，改善警察与司法机构的合作，切断恐怖组织的经济来源，登记丢失和被盗的炸药材料，保护欧洲关键的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所有欧盟国家须强制性保存所有电子数据至少一年，争取在年底实施欧盟的各项反恐措施。
通过制定法律而非动辄发动战争或大量拘捕嫌疑人作为主要反恐手段，也是值得借鉴的反恐经验。这多少体现了文明社会的风范，也能更理智地对付恐怖活动。
● 陈冰（伦敦）·作者是旅英中国资深媒体人
Thursday, July 21, 2005
变与不变
婚姻生活不如婚前憧憬的那么美满，男女都有话说。女的说：“我以为结婚后他会改变，变得成熟一点，比较会照顾我，比如说下班后会早一点回家，没事帮忙做做家务。可是谁知道他结婚后，还是从前那个样子，下班后就去找他的那帮朋友，到了周末，总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陪我逛街，我还没试三件衣服，就催我回家。回到家，就立刻倒在沙发上看电视，话都不多说一句。”
男的说：“我以为结婚后，她还是像结婚前那么小鸟依人，说话细声细气，对我温柔体贴。谁知结婚不到一年，她就好像变了一个人，跟我说话总是一副命令语气，什么事都要管，好像我妈，我喝完咖啡忘记洗杯子，她都会唠叨半天。下班后我要是不赶回家陪她，她就抱怨我不够爱她，那大家不如不要出去工作算了，两个人从早到晚互相对看，看她烦不烦？”
变与不变怎么都成了婚姻不美满的理由？女人希望男人婚后会改变，结果他一点没变，她大失所望。男人希望女人不要变，可是她在他眼里还是渐渐与从前不一样了，他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变与不变，换个角度来看，是不是男人与女人都会觉得好受一点，对婚姻的失望也少一点。
对女人来说，男人不太会改变，那代表着他对你的爱也比较长久一点。他又那么怕麻烦，连陪你逛街都嫌烦，所以也不太可能再去外面找别的女人来烦他。
对男人来说，女人会改变，那代表着婚姻让她成长。她长大了，不再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小女生，懂得去照顾家，也顺便照顾你。难道你要一辈子对着一个除了撒娇，什么也不会的小姑娘。再说了，因为你有眼光，够本事，才把超可爱的她追到手，娶回家，虽然偶尔有点小麻烦，还是忍忍吧。
● 朱玉梅
男的说：“我以为结婚后，她还是像结婚前那么小鸟依人，说话细声细气，对我温柔体贴。谁知结婚不到一年，她就好像变了一个人，跟我说话总是一副命令语气，什么事都要管，好像我妈，我喝完咖啡忘记洗杯子，她都会唠叨半天。下班后我要是不赶回家陪她，她就抱怨我不够爱她，那大家不如不要出去工作算了，两个人从早到晚互相对看，看她烦不烦？”
变与不变怎么都成了婚姻不美满的理由？女人希望男人婚后会改变，结果他一点没变，她大失所望。男人希望女人不要变，可是她在他眼里还是渐渐与从前不一样了，他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变与不变，换个角度来看，是不是男人与女人都会觉得好受一点，对婚姻的失望也少一点。
对女人来说，男人不太会改变，那代表着他对你的爱也比较长久一点。他又那么怕麻烦，连陪你逛街都嫌烦，所以也不太可能再去外面找别的女人来烦他。
对男人来说，女人会改变，那代表着婚姻让她成长。她长大了，不再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小女生，懂得去照顾家，也顺便照顾你。难道你要一辈子对着一个除了撒娇，什么也不会的小姑娘。再说了，因为你有眼光，够本事，才把超可爱的她追到手，娶回家，虽然偶尔有点小麻烦，还是忍忍吧。
● 朱玉梅
Wednesday, July 20, 2005
给恐怖主义下定义
每个时代都有其敌人。20世纪中叶，法西斯分子是作恶者。 二战以后，共产主义者成为文明的公敌。7月7日伦敦的恐怖爆炸显示恐怖分子仍然是当今公认的邪恶之徒。
“恐怖主义”一词现在在全球法律书籍中都可找到，也是新立法措施的对象。另外还有对付“恐怖组织”的民事制裁行动，协助恐怖分子可以是一种犯罪行为。
但我们有时很难确定谁是“恐怖分子”。一个组织是不是恐怖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驱动下的行政决议。由于政治上的分歧，联合国虽然一次又一次地通过对付恐怖主义的决议案，但各国对恐怖主义却没有一致的定义。
恐怖主义的标准定义都和事实有一段距离。例如，美国国会提出的定义是，要具备强迫或恐吓民众或影响政府的动机才会构成恐怖主义。如果根据这一定义，2001年9月的恐怖袭击也不能清楚的被列为恐怖行动。也许劫机者的目的仅仅是要杀死不忠于教义的离经叛道者，那他们就不是国会定义里所说的恐怖分子。
我认为若用给盗窃或谋杀案下定义的方法来确定何谓恐怖主义，那是错误的。这里牵涉太多有争议性的问题。比较好的办法是找出当我们想到恐怖主义时常会提出的问题，并弄清楚为什么人们会在某些暴力行为下感觉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
这样，我们就可以围绕这所有的因素来决定什么是恐怖主义，而又不需要只把其中一点列为决定性的因素。
有争议性的三个基本问题是：受害者是什么人、行凶者是什么人、行动到底有没有充足的正义理由。
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必须是平民吗？有些人认为应该是这样。但是当卡伊达炸毁了美军科尔（USS Cole）号驱逐舰时，大多数人都认为遇难的水兵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布什总统的军事法庭也采取了同样的逻辑，无论军人或平民受攻击都有可能认定为恐怖主义。
历史的案例得到多数人认同
在行凶者方面也有类似的问题。恐怖分子可以包括士兵或国家的特工吗？联合国里的回教国家支持这一立场，我认为它们的看法是正确的。国际刑事法庭可以起诉犯下战争罪行的国家首脑，在同样的逻辑下，国家官员也应对其授权实施的恐怖主义行为负责。
在给恐怖主义下定义时，最具争议性的问题来自这句话：“一个人眼中的恐怖分子，可以是另一人心目中的自由战士。”问题在于为达到理想，是否就可以不择手段？回教国家认同这样的看法，所以才和持不同意见的西方国家产生矛盾。
那些诉诸恐怖行动的人通常认为他们是在维护正义。有时是这样，有时则不尽然。没有任何美国人会同意“波士顿倾茶事件”是针对英国产业的恐怖袭击。（编按：这是指1773年，被英国殖民统治的美洲人与英国政府矛盾加深，一些波士顿居民走上三艘英国商船，把所有茶叶扔入港口中，这次纠纷与其他冲突导致1776年的美国独立革命。）
同样的，没有任何法国人会将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法国抗德游击队员描述为恐怖分子。然而，上述两者都犯下了对财产和人民的暴力行为，也因此符合传统上对恐怖主义的定义。
还有另一些很难界定的例子。斯特恩（Stern ）和同伙为了将巴勒斯坦人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炸毁了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饭店又怎么界定呢？有好的恐怖和坏的恐怖行动之分吗？对于一些人来说，政治目的举足轻重。但实际的历史案例却都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同。
在这现象的背后，挥之不去的问题仍然是：为什么恐怖主义如此不同，为什么需要给它一个特别的定义，为什么我们对这种形式的暴力比对其他寻常的犯罪行为更为畏惧呢？
一个原因是恐怖主义通常是有组织的活动。2002年7月，一个埃及人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的以色列航空(El AI)柜台开枪打死了两名排队等候的人，联邦调查局认定该嫌犯不是恐怖分子，因为他是独自行动的。恐怖分子是有组织的，就算一些人被捕，组织还是能够维持下去，这使恐怖分子比一般罪犯来得可怕。
恐怖分子要在公众心中制造恐慌就必须以公开的方式行动。罪犯通常在暗地里行动，恐怖分子却渴望曝光。有效的恐怖行动总是成为头条新闻，它不但出人意料，也能带来强烈的震撼。它就像一出在广大舞台上演出的充满戏剧性的好戏。
恐怖分子没有罪恶感
还有另一个原因使公众对2001年9月发生在美国的恐怖袭击感到害怕。恐怖分子一般受到道德观念或宗教信仰的驱使：他们没有罪恶感，也决无悔意。他们也准备再次行动。
如果我们尝试以上面所说的六个层面把九一一事件定义为恐怖袭击，也就是：暴力的、有组织的、公然的袭击、私人集体攻击其他平民、做后无犯罪感、不论行为正义与否；那么，问题仍然存在，因为在这六个层面上我们都可以找到反例证。
有时受害者是军人，而行凶者是国家。有时理想看来大义凛然；而一个人如果拥有了足够的武器，不需要组织也能制造恐怖。将炭疽菌夹进信件当中就足以制造恐惧了。某些恐怖分子也可能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懊悔。
这并不足为奇，许多定义都面对这样的问题。20世纪的伟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提出了应对困难定义的另一种方法：用“家庭成员相似性”的类比法来解释概念。家庭成员可能拥有许多相同的特征：身高、皮肤、毛发颜色等。有些家庭成员可能拥有部分而不是全部特征，不同成员也可能拥有不完全相同的特征。然而，虽然没有一个完全共有的特征，这并不妨碍我们将他们认定为同一个家庭的成员。
恐怖主义拥有这些“家庭关系”的特质——至少有六个相关的因素而尽管其中的每一个又都有其例外。复杂案件的内在特殊性可能会使律师感到不安，但在现实世界中，这六个因素也许就是我们能采用的最佳标准了。
● 弗莱彻
·作者George P Fletcher是哥伦比亚法学院的法学教授。他的近作是《战争中的浪漫主义者：恐怖主义时代的荣誉与负疚》
原文题目：Defining Terrorism
版权所有： Project Syndicate2005年 www.project-syndicate.org
“恐怖主义”一词现在在全球法律书籍中都可找到，也是新立法措施的对象。另外还有对付“恐怖组织”的民事制裁行动，协助恐怖分子可以是一种犯罪行为。
但我们有时很难确定谁是“恐怖分子”。一个组织是不是恐怖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驱动下的行政决议。由于政治上的分歧，联合国虽然一次又一次地通过对付恐怖主义的决议案，但各国对恐怖主义却没有一致的定义。
恐怖主义的标准定义都和事实有一段距离。例如，美国国会提出的定义是，要具备强迫或恐吓民众或影响政府的动机才会构成恐怖主义。如果根据这一定义，2001年9月的恐怖袭击也不能清楚的被列为恐怖行动。也许劫机者的目的仅仅是要杀死不忠于教义的离经叛道者，那他们就不是国会定义里所说的恐怖分子。
我认为若用给盗窃或谋杀案下定义的方法来确定何谓恐怖主义，那是错误的。这里牵涉太多有争议性的问题。比较好的办法是找出当我们想到恐怖主义时常会提出的问题，并弄清楚为什么人们会在某些暴力行为下感觉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
这样，我们就可以围绕这所有的因素来决定什么是恐怖主义，而又不需要只把其中一点列为决定性的因素。
有争议性的三个基本问题是：受害者是什么人、行凶者是什么人、行动到底有没有充足的正义理由。
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必须是平民吗？有些人认为应该是这样。但是当卡伊达炸毁了美军科尔（USS Cole）号驱逐舰时，大多数人都认为遇难的水兵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布什总统的军事法庭也采取了同样的逻辑，无论军人或平民受攻击都有可能认定为恐怖主义。
历史的案例得到多数人认同
在行凶者方面也有类似的问题。恐怖分子可以包括士兵或国家的特工吗？联合国里的回教国家支持这一立场，我认为它们的看法是正确的。国际刑事法庭可以起诉犯下战争罪行的国家首脑，在同样的逻辑下，国家官员也应对其授权实施的恐怖主义行为负责。
在给恐怖主义下定义时，最具争议性的问题来自这句话：“一个人眼中的恐怖分子，可以是另一人心目中的自由战士。”问题在于为达到理想，是否就可以不择手段？回教国家认同这样的看法，所以才和持不同意见的西方国家产生矛盾。
那些诉诸恐怖行动的人通常认为他们是在维护正义。有时是这样，有时则不尽然。没有任何美国人会同意“波士顿倾茶事件”是针对英国产业的恐怖袭击。（编按：这是指1773年，被英国殖民统治的美洲人与英国政府矛盾加深，一些波士顿居民走上三艘英国商船，把所有茶叶扔入港口中，这次纠纷与其他冲突导致1776年的美国独立革命。）
同样的，没有任何法国人会将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法国抗德游击队员描述为恐怖分子。然而，上述两者都犯下了对财产和人民的暴力行为，也因此符合传统上对恐怖主义的定义。
还有另一些很难界定的例子。斯特恩（Stern ）和同伙为了将巴勒斯坦人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炸毁了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饭店又怎么界定呢？有好的恐怖和坏的恐怖行动之分吗？对于一些人来说，政治目的举足轻重。但实际的历史案例却都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同。
在这现象的背后，挥之不去的问题仍然是：为什么恐怖主义如此不同，为什么需要给它一个特别的定义，为什么我们对这种形式的暴力比对其他寻常的犯罪行为更为畏惧呢？
一个原因是恐怖主义通常是有组织的活动。2002年7月，一个埃及人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的以色列航空(El AI)柜台开枪打死了两名排队等候的人，联邦调查局认定该嫌犯不是恐怖分子，因为他是独自行动的。恐怖分子是有组织的，就算一些人被捕，组织还是能够维持下去，这使恐怖分子比一般罪犯来得可怕。
恐怖分子要在公众心中制造恐慌就必须以公开的方式行动。罪犯通常在暗地里行动，恐怖分子却渴望曝光。有效的恐怖行动总是成为头条新闻，它不但出人意料，也能带来强烈的震撼。它就像一出在广大舞台上演出的充满戏剧性的好戏。
恐怖分子没有罪恶感
还有另一个原因使公众对2001年9月发生在美国的恐怖袭击感到害怕。恐怖分子一般受到道德观念或宗教信仰的驱使：他们没有罪恶感，也决无悔意。他们也准备再次行动。
如果我们尝试以上面所说的六个层面把九一一事件定义为恐怖袭击，也就是：暴力的、有组织的、公然的袭击、私人集体攻击其他平民、做后无犯罪感、不论行为正义与否；那么，问题仍然存在，因为在这六个层面上我们都可以找到反例证。
有时受害者是军人，而行凶者是国家。有时理想看来大义凛然；而一个人如果拥有了足够的武器，不需要组织也能制造恐怖。将炭疽菌夹进信件当中就足以制造恐惧了。某些恐怖分子也可能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懊悔。
这并不足为奇，许多定义都面对这样的问题。20世纪的伟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提出了应对困难定义的另一种方法：用“家庭成员相似性”的类比法来解释概念。家庭成员可能拥有许多相同的特征：身高、皮肤、毛发颜色等。有些家庭成员可能拥有部分而不是全部特征，不同成员也可能拥有不完全相同的特征。然而，虽然没有一个完全共有的特征，这并不妨碍我们将他们认定为同一个家庭的成员。
恐怖主义拥有这些“家庭关系”的特质——至少有六个相关的因素而尽管其中的每一个又都有其例外。复杂案件的内在特殊性可能会使律师感到不安，但在现实世界中，这六个因素也许就是我们能采用的最佳标准了。
● 弗莱彻
·作者George P Fletcher是哥伦比亚法学院的法学教授。他的近作是《战争中的浪漫主义者：恐怖主义时代的荣誉与负疚》
原文题目：Defining Terrorism
版权所有： Project Syndicate2005年 www.project-syndicate.org
新加坡 NKF事件的省思
NKF事件，我只有四个疑问：
1.如果杜莱和董事局真的无愧于心，为何不留下来， 待真相水落石出后，继续为NKF，为肾脏病人服务，这样不是更符合NKF的利益吗？清者自清。
2.如果，杜X和董事局集体辞职的理由是为了NKF的利益，那这是不是说明了些什么？难言之隐？
3.有人说，没有杜X，就没有今日的NKF的发展规模。有了NKF，因此挽救了许多肾脏病人的性命和减轻了他们的生活负担。想请教的是，到底是善翁人士的捐款（当中有许多是平民百姓的血汗钱）帮了肾脏病人， 还是杜X的才干？没有杜X的NKF，善翁人士就会停止捐款？不！那，由杜X(或任何人)管理的NKF，没有了公众的捐款，还能运作吗？还帮得了肾脏病人吗？答案是肯定的！何为因，何为果，不是很清楚吗？
4.有谁能否告诉我，一场NKF慈善筹款节目主持费用是多少呢？一直以来，我还以为是义务的，至多补贴点车马费，意思意思！ 请告诉我，我还可以继续（我也很希望）这样认为。
质疑并不代表我的看法一定是对或者错，只不过在真相的透明度并不那么高时，我们必须质疑，而这无分对错，是一种对真相而不是表象的追求和执著！
===============================================
新加坡NKF事件——精英和大众价值观的冲突
新加坡的NKF事件以精英们预料不到的结果成为爆炸性的事件。
第一天庭审的时候，杜莱先生很强硬，说自己不会辞职，除非NKF叫他走。当时的报纸上我们看到NKF的名誉赞助人之一吴作栋夫人对于杜莱的大力支持，她坚持认为杜莱年薪60万新元是合理的，对一个管理数千万元捐款的慈善机构来说，他所领取的薪金只不过是一粒花生米（peanut，意思是小数额）。吴夫人过去两天都到高庭旁听这场官司，她说，她不明白报业控股为什么要针对一个拯救生命，帮助有需要病人的慈善团体。言下之意，似乎指报业控股集团的“诽谤文章”不道德。
我们看看NKF职员对于杜莱的支持：在杜莱进入办公室的时候，他们集体起立鼓掌，表示坚决支持杜莱。《新明晚报》、《联合早报》、《联合晚报》等报纸上也有不少NKF 职员支持杜莱的报道。他们的网站主页上是董事会坚决支持杜莱的声明。
但是，仅仅隔了一天，事情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杜莱辞职了，NKF的主页上也没有了董事会的支持，那些声援杜莱的声音一夜之间暗淡下去。在杜莱辞职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已经有39000人在网站上签名谴责NKF，4000多人到银行取消自动转账捐款给NKF的GIRO，有一位系统工程师甚至专程上门取回刚刚捐款的12元前。当晚NKF举办的慈善募捐成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没有当场公布捐款数目的令人尴尬的活动。
这种变化很耐人寻味。这次对于报业控股集团的起诉，在随便一个普通市民都看来是NKF的失策，充分显示了NKF的领导层的弱智。为什么当初他们会想到起诉？
看看以前的NKF官司历史：1997年，NKF保险顾问王良艺和同事聊天，说NKF花钱挥霍，杜莱出国都坐头等舱，结果马上被杜莱起诉，以赔钱告终。1998年，商人辛加拉维鲁在NKF的呼吁捐款信背后写了一句：如果杜莱出国不坐头等舱，我们就可以不需要捐那么多钱了。结果被杜莱起诉，赔款22000元，并花10000元在报纸上登载道歉启示。1999年，辛加拉维鲁移民定居澳大利亚。
也许是前二次的得手使杜莱昏了头脑，所以这次不假思索地起诉了报业控股。这次不同的是：对手不是无力打官司的平民，而是精英云集的报社。他们不仅可以在自己的报纸上为自己辩护，大力报道宣传庭内容，更重要的是请了最有名的文达星律师，终于逼得NKF丑态百出。旁听的一些律师表示惊讶：为什么杜莱要打一场输定的官司。
如果说官司的胜利（以杜莱撤诉告终）取决于报社精英和文达星的努力，逼迫杜莱辞职的则是群众的愤怒和行动。
杜莱从来没有想到过，一个990元的水龙头会激起群众如此的愤怒，更不会想到，他的言行在群众心目中是如此的丑陋。以前群众看到的，是经过精心策划包装的NKF，一个以慈善事业为宗旨的具有美好形象的组织。以前，这个组织对于老百姓来说是不透明的,是庭审的内容让大众看到了真相，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能被他们的价值观接受的真实的NKF。大众把自己多年来捐款支持的NKF看作为自己阶层服务的机构，当然有理由要求NKF的做法符合自己的价值观。从庭审的对话记录，从吴作栋夫人的言论，从NKF董事会的声明和职员对杜莱的支持，我们看到的是富有精英特色的价值观——喂饱精英是为了大众更大的利益。但是工薪阶层以及失业者、退休者对于慈善机构的要求绝不等同于对于商业机构的要求，他们从自己微薄的收入中捐出一点钱，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当然要求慈善机构不要具有和他们同样的悲悯之心。或者说，他们捐款给NKF,是相信NKF不会辜负他们的委托。但事实却残酷地显示：NKF的负责人不是那种从自己牙缝里省钱给病人的人。
在一个精英统治的社会里，普通人是可怜的，精英们胆敢故意忽略大众的价值观和真实的利益，却可以动用自己的才能和精英地位去操纵大众。象杜莱先生那样的精英从来不觉得990元的镀金水龙头太贵，也不觉得从慈善捐款中拿出60万元作为自己的年薪是什么问心有愧的的事。而吴作栋夫人也认为杜莱是一个很优秀的管理者，他配得上这个待遇。董事会也没有人认为玩命工作、成绩斐然的杜莱坐头等舱有什么不妥。但是，在月收入1000-4000的普通工薪阶层的捐款者看来，这却是令人愤怒的。
不管慈善组织，还是其他的组织，都可能沦为精英阶层的工具，不论其创始人的动机是多么慈悲。这点，老百姓不见得都明白。他们善良的心不一定肯相信慈善组织会如此冷血。这次杜莱辞职后，NKF就会变得更好吗？从观念上，我不相信他们的价值观会和我们平民阶层一致，因为从董事会和下属职员对杜莱的支持，我们可以看出杜莱其实是他们的代表。另有人提出质疑：在一个失业率很高的新加坡，慈善机构NKF却高新聘请了17位外国专家,真的有这个必要吗？或者有其他的特殊用意？NKF其他的职员是否也拿到了很高的收入？
在新加坡，严重的涂鸦行为是要坐牢和鞭刑的，现在新加坡居然有人胆敢在NKF大楼上到处写上“大骗仙”，“吊死杜莱”，“Hang Durai”,“Liar”,” Save Singapore”,可见愤怒已经接近极限。
新加坡人喜欢大选。大选来临的时候，政府会采取一些措施讨好人民，这是实利。大选时民众可以从反对党的演讲中听到很多内幕和政府的丑闻，这是他们喜欢听的。精英阶层对于草根阶层是一个不透明的阶层，所以，任何内幕对于老百姓都是物以稀为贵。这次NKF的丑闻对于新加坡政府也是一个提醒：精英阶层对草根阶层价值观的漠视，已经构成不可忽略的危机。新加坡平民的愤怒和团结，也第一次史无前例地表现出来了。如果在政府部门也爆发类似的丑闻，那么是否导致类似的激烈反应？政府是否需要考虑现在的政治过于精英化的问题呢？看看今年总统候选人的资格条件：
“民选总统法令规定，候选人必须超过45岁，曾担任过部长、大法官、国会议长、总检察长、公共服务委员会主席、审计长、总会计长或常任秘书至少三年；或曾担任一家缴足资本1亿元以上公司的主席或总裁至少三年；或曾在具有同样规模的法定机构担任总裁或主席职位，并经过总统选举委员会鉴定为具有管理财务的能力和经验，能有效执行总统职责和任务。”
难怪81岁的纳丹总统找不到竞选对手。
一个本来几乎被大众忘记的诽谤案件，一个与黄娜和刘红梅的凶杀案相比，几乎不能吸引大众视线的案件，却由于庭审披露的内容变成了一个焦点。新加坡政府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出高度的理智，政府在案件审理的二天时间未作干涉，既没有作任何表态，也没有介入新闻和网络，整个过程充分体验了市民的意愿。诉方撤出后才由社会部长维文医生出来发表意见。
这次NKF事件的结果，可以说是新加坡市民大众价值观的一次大胜利。但是我们也看到，报业控股集团是精英聚集的地方，文达星律师更是出类拔萃的精英。下一次，再有一个王良艺或辛加拉维鲁那样的平民或“准精英”遇到类似的案件，请得起文达星这样昂贵的律师吗？
2005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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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KF风波续闻
以个人名义发表看法，何晶呼吁继续支持NKF
淡马锡控股执行董事何晶以个人名义，投函《海峡时报》和《今日报》言论版，针对NKF事件发表看法，并呼吁国人继续支持NKF。
她在文章中赞扬NKF在扶持肾脏及其他疾病的病人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并说她个人向来很欣赏NKF。
何晶也是李显龙总理的妻子。她说：“他们给予的，不只是筹款和提供洗肾服务，他们也辅导、鼓励、甚至督促病人和家属对自己负起更大责任，努力活下去。病人和家属及孩子在鼓励下携手互相扶持、不放弃。这使病人活得更有尊严和自信。”
储备金如何管理
她也建议把NKF储备金以“留本基金”(endowment fund)方式来发展和管理。她认为NKF这些年来储存了庞大的储备金是“明智及负责任的做法”。
但她说，NKF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没有人希望在经济衰退时、善款用完后，必须负起可怕的责任，决定让哪个病人活、哪个死。
她说：“无论谁有什么过失，我都要由衷感谢杜莱、NKF及他们支持者，包括捐款者、艺人、义工、执行委员会和名誉赞助人。”
何晶认为，杜莱被指责的某些行为的确令人质疑、可能有利益冲突或超出正当规范。
她说：“如果是这样，这些行为就应该纠正过来……在一个公共信托机构里，执行委员会也必须能中立地维护公众的利益。”
何晶也指出，在文明社会中，人们应该给予被谴责一方公平审讯机会，即使是杀人犯也有这样的权利。
她说：“如果被证实有贪污或款项被滥用，那么就让有关当局调查，通过合法程序给予公平和公正裁决。”
她了解这次NKF事件中，很多人有被欺骗的感觉，因为他们捐出的是他们辛苦赚来的血汗钱，“但这不能成为破坏NKF设施的理由，也不能这样就对NKF的职员乱骂，这是不对的。”
何晶说：“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包括杜莱和NKF，在这次严重和不幸的打击后，会更坚强、更明智，也做得更好。”
她希望新加坡人能和她一样，继续支持NKF及其他慈善团体，让他们看到新加坡人的慷慨和温情。
杜莱的薪水问题
对于杜莱所领取的薪金和花红数额，何晶表示杜莱改变了NKF，让它提供医疗护理来救人，也通过不间断的筹款来为肾脏病人提供支援，因此她不认为不应该给他恰当及应得的酬劳和花红。
何晶指出，如果杜莱继续当律师的话，他可能赚得更多。
她认为，即使是慈善机构，也必须有专业的管理。她说，无可否认的，有些义务工作者是分文不取地协助慈善团体，这令人敬重和钦佩，“但我们不能因此认为投身慈善事业的人，都能做出这样无私的奉献”。
她说：“毕竟，我们不会期望公共医院总裁领取微薄的薪水。”
据本报了解，公共医院总裁的年薪（包括花红在内），一般是6位数，不过并没有高达12个月的花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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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KF的工作让我印象深刻
● 雷米瑞兹医生（Dr Sylvia Ramirez)
我曾在哈佛医学院完成与肾病和公共卫生有关的医学课程，也在不久前获得芝加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我曾经是NKF预防计划的负责医生，对于淡马锡控股执行董事何晶以个人名义，投函《海峡时报》和《今日报》言论版（7月18日），针对NKF事件发表看法，并呼吁国人继续支持NKF，我对她明确、具有洞察力和宏观的观点感到非常敬佩。
我在今年1月到美国，出任密歇根州（安阿伯）大学肾脏研究和教育协会（University Renal Research and Education Association)的副主席。新加坡民众对于杜莱诽谤案件的反应让我感到震惊。想到NKF要达到它在国内和国际的目标的努力可能因此受挫，更让我感到遗憾。
我在完成医学课程后，先到新加坡国大医院，后来才到NKF工作。NKF员工和领导层改善病人生活素质的决心让我印象深刻。因为杜莱的远见，我们在全国各学校展开有关肾病和高血压的健康检查，并及早发现一些孩子的病患。这个计划广为人知，我也多次向想要知道详情的医生讲述细节。
NKF和它的肾病预防计划在照顾肾脏病患方面起了重大影响。NKF为病患所提供的高水平服务，已经使它成为他人学习的对象。
NKF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人们和社区已经认识到，应付医疗费用昂贵和医疗系统难以负担的疾病（比如糖尿病、高血压和早期的肾病），最节省金钱和最有效的方法是预防和健康检查。
我上回到新加坡时，杜莱和我谈了许多计划，并表示希望我能助他一臂之力。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计划是探讨如何在具备成本效益的情况下，为需要接受化疗的癌症病患建立门诊中心。美国的经验显示，这个模式可以减少住院开销，改善治疗的效果和病患的生活素质。
他也提到要成立一个“亚洲儿童医疗基金”，通过在国际社会筹款，让亚洲的儿童病患能够在新加坡医院获得高素质的医疗服务。
此外，他也希望我能够着手筹备一个关于预防疾病的国际会议，会议将展现NKF和新加坡的医疗系统在通过社区预防疾病所取得的成绩。
何晶写给报章的函件，让我和以前及现在的同事相信，NKF将能继续朝它的目标前进。我很愿意为NKF效劳。我虽然不是新加坡人，却把新加坡当成自己的家，也会永远感激NKF、杜莱和新加坡人。
（编按：这是作者的公开信，授权本报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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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福金：压力比想像中大
接任NKF临时主席后，余福金说，面对的压力比他想像中还大，幸好有家人的支持。
前天是星期天，他和家人度过了温馨的一天，以弥补他因为退休后仍无法好好陪家人的愧疚。
他说：“我和儿子各买了一本《哈利波特》，一起阅读来减压。我也陪女儿上网打电玩。妻子还炖了药材鸡给我提神，补充精力。”
如果部长请他正式接任NKF主席，他是否会答应？
余福金说：“现在我走一步算一步，不敢去想得太远。”
ＮＫＦ仍有支持者
尽管在网上表示反对杜莱的签名已超过4万人，但也有人仍然支持他。
其中一名捐款者陈兴楠昨天一早到NKF总部，递交一封信给新上任的临时主席兼代执行理事长余福金，表达他对NKF和杜莱的支持。
陈兴楠（48岁，酒店业者）受访时说：“我对NKF非常信任，也相信余福金所领导的执行理事会将做出令人信服的决定。”
他说，他支持NKF超过15年，每月定期捐20元给NKF，每逢慈善演出也会打15至20通电话。
他说：“如果他们真的是乱花钱，又怎么可能累积2亿元储备金呢？大家都只看到杜莱的薪水很高，但是他毕竟为NKF献上了人生中宝贵的37年，辛苦地把NKF建立起来。我们有多少人可以做到这点？”
陈兴楠说，如果证实杜莱没有触犯法律，他会设立网站，呼吁人们支持杜莱继续留下来为NKF服务。
他说：“我真的希望我这15年来没看错人。不过如果调查显示他真的滥用善款，我今后再也不敢相信任何慈善团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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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
● 韩咏红
杜莱当初执意控告海峡时报，是因为他对自身做法的法理依据过于自信，还是因为他从经验中得知，在本地涉及社会要人的诽谤案例中，被控的一方都是输的多，赢的少？
当杜莱案在开审的仅仅两天后时突然结束时，整件事给人的直觉印象就是一出闹剧。一个不明智的高级管理将自己套牢在可笑的丑剧角色中。
杜莱在法庭上的无力，和他身为控方的姿态，形成强烈的对比。去告人的，反成为被审判者，受到全民的制裁。在法庭上揭出来的事实对他与NKF的形象如此不利，他自明这些情况的存在，还自动与人对簿公堂。这背后是一种“成功人士”的狂妄。
另外，NKF执行理事长大概没有想到，有些资料外界竟然能够取得到。或许他更没有想到，他的行事标准和社会对一个慈善机构主管的期盼与要求存在如此巨大的鸿沟。990元的水喉不贵，60万的年薪不高，作为高级专业人士他心安理得接受上述报酬与福利。
如果“在商言商”，用现代经营管理学的标准衡量，杜莱的薪酬和福利，可以说是一般为人接受的情况。
这个案子应该让我们回到过去几年来本地一直热烈讨论的课题，慈善事业能否用现代管理的一套逻辑。通过杜莱事件，社会发出明确清楚的讯息：这违背了道义情感和价值观，我们不接受。
是的，不能要求有才干而且肩负重大责任的能人，过清汤白水的生活。但是，慈善事业操作者应该享受到哪种水平的待遇？公益事业可以允许到什么程度的商业化管理？当这个社会在一步步以平常人，而非圣人的标准来对待精英时，有没有时不时检查一下，我们的作为，是否已经离开价值观与原则太远了？
可惜，在本地，这些有关原则的理性讨论那么的少。由于平时就太少讨论，因此一旦某个事件曝光，社会情绪极容易沸腾。
过去多年来，我们社会的价值观和原则已经发生剧烈变化。NKF不是唯一的例子。凡贡献皆以金钱衡量，杰出人士需要过一定程度的奢华生活，似乎成了大家都普遍认同的价值与生活方式。
是这样吗？
这一役，能不能帮助我们找回失落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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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机构不是商业机构
● 罗国安
不要再将事件的注意力转移到公众切断NKF“财路”的事上了，这应该是NKF将自己的运作及账目公开及透明化的最好时机。
NKF应证明杜莱事件只是孤立事件，并不是冰山一角。
毕竟，民众有权要求社会慈善机构透明化。试想如果民众不再过问捐款的去向，也不再关心肾脏病人有否受到基金有效的照顾，而只是一味地为了奖金、奖品而捐款，慈善机构也不理会他人的质疑，把自己当作一个“商业机构”管理，那么所谓的“慈善筹款活动”和博彩公司的又有什么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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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道德标准
● 白士德
NKF——也许民众更为熟悉的是它已在最近放弃的全国肾脏基金会这个名称——过去几天因执行理事长杜莱跟报纸打诽谤官司，天天都上了报纸封面的头条。因为这起官司而被辩方踢爆的许多早已广为流传的“内幕”，也闹得沸沸扬扬。
大家现在心里似乎都有话说，许多人也相信自己说出的一定会是一番大道理，担心别人没想到，于是都想在报上发表。更多的人则是在一旁看热闹。
我不想针对这起事件中的任何一点参加谈论，而是想谈谈我们的社会该如何让本地的慈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也许有人会因为NKF陷入眼前的困境而高呼“大快人心”，我却关心我们的社会该如何协助这个筹款最成功的公益机构继续造福人群。
要谈什么透明度、储备金能用多少年或者该如何善用义款，涉及的问题太复杂了，不仅有计算标准的问题，也有道德标准的问题，可说人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作出完全不同的判断，不容易划下一条界线。我们最好还是耐心等待NKF的新领导层去深入研究探讨，让它给社会大众作出详细的交代和提出建议。现在摆在眼前的问题，是如何恢复民众对慈善团体的信心，继续捐款。
我们要合理及有理性的看待任何事情，或者要对任何事情作出判断，道德标准是最重要的准绳。如果大家的道德标准不一样，无法取得共识，最好还是暂时把判断搁置一旁，先把其他具体的事情做好。对于像NKF这样的医疗公益机构，它的具体工作就是帮助好病人，让他们不会为钱烦恼，继续得到妥善的治疗。
要谈一个公益机构该如何治理？该如何寻求民众的支持？又该如何推动它的公益事业？归根结底都涉及道德标准，就连什么该花，什么不该花，都跟道德标准脱离不了关系。但是，在我们还无法对道德标准达成共识之前该怎么办？难道要永远搁置不顾吗？
我认为当NKF的新管理层检讨了它的服务宗旨和目标之后，一定能对所需的资源作出合理的判断，只要有足够的资源，它就能继续向无助的肾脏病人和癌症病人伸出援手。也只有在对所需资源理出一个头绪之后，它才能向社会大众提出一套自我监管和接受监管的标准。
无论检讨的结果如何，我们看待NKF或其他慈善公益团体的一举一动，也许还是会有自己的一套道德标准。这套标准又跟我们的社会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你认为能接受的，我未必能接受。
但是，我们是否能同意让大家保持不同的标准，还是硬要它们按自己的道德标准办事？这关乎这些团体的发展，我们不应该坚持自己的标准，造成它们窒息而死，而是应该接受跟自己不同的标准，然后继续密切监督它们，确保它们不乖离自己答应支持它们时所坚持的原则。
有一个问题，也关系到大家的道德标准，却是在这节骨眼上还说不出口的。我想提出来，但先请大家原谅。这就是人才问题。我觉得这是个非常迫切的问题，因为没有领导人才，任何慈善公益机构，包括NKF是不可能有发展的。我们都亲眼见到有些慈善机构不断发展壮大，有些却死气沉沉，甚至难以支撑下去。为什么？最大的关键是人才。
我们的社会有很崇高的传统道德标准，也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标准，使得我们认定要做慈善，就不能讲钱，要讲钱，也不要期望自己能成为百万富翁。这个标准过时了吗？这可是见仁见智。但是，我要问的是，人才难寻，好的人才都给大公司以高薪罗致旗下，他们还会看上慈善公益团体吗？这是个值得大家继续深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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镀金水龙头启示录
● 陈思澄
在这次诉讼案的审讯过程中，NKF执行理事长杜莱在接受辩方报业控股的律师盘问时，不只坚称一个近千元的水龙头“不算昂贵”，还对自己所支取的高薪及多达12个月的花红振振有词。尤其令人气愤填膺的是，他在针对装置镀金水龙头的辩解竟然是：“只要是受过教育的人，知道这个水龙头有洗手和冲凉的功用，自然不会觉得它贵。”
至于为何NKF要为杜莱个人拥有的马赛地轿车负担路税、维修费用，他的解释是：这辆车不只供他和家人使用，偶尔也用在载送NKF的贵宾。据知，NKF名下有八辆轿车及一组司机随时备用，这家机构真那么迫切需要到他的马赛地来载送贵宾吗？
至于夸大洗肾病人的数目及谎称储备金只够维持三年，则更令人摇头。对此，他认为是一时疏忽，担心说了实情就没人持续捐款。
然而，每次扭开电视就看到镜头肆意渲染洗肾、癌症的病患如何悲苦，拼命强调病人的窘境和NKF能力有限。但幸好新加坡人却是无比单纯善良，所以每次筹款演出都报捷。也正因为如此，这些筹款演出就像马拉松接力赛那样没完没了，只因有人认为展示他人的悲情必有所获。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每每看到路上一只受伤的小动物都会心有不忍而施以援手，何况是看到不幸者如泣如诉的求援？可是，在慷慨解囊之际是不是应该想想，这些善款最终是否都用在正途？
贩卖别人的悲哀来争取捐款，已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假若还要从中借着各种名目假公济私，那已不是“可恶”两个字所可以概括的劣行。
我们的确应该关爱身陷逆境的同胞，甚至是那些无故受虐的小动物，不该也不必为某些人的错误示范而关闭自己的心房。然则，与其看演出或为抽奖而捐款，我们更应该拓宽胸怀，也关心民间其他非常需要捐助的慈善机构，把一己的仁爱和能力分送给更多需要帮助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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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公众对NKF的信心
上周，NKF癌症基金刚在《风雨同舟献真心》第二场慈善筹款义演中筹得535万元的善款，超过第一场义演的筹款数字508万元，前后为这家本地最大的慈善机构筹得超过1000万元的款项。虽然第三场义演就将在今晚展开，但公众的心情，肯定同过去的两场演出迥然有别。
从过去几天来公众的反应，可知大家目前的焦点，已不是肾脏或癌症病人仍需要多少善款，以及本地到底有多少贫病交加的人士需要它伸出援手，而是NKF执行理事长杜莱的薪酬是否太高、他乘坐头等机艙出国公干是否合理，以及他为办公室装置镀金水龙头等装修开支是否太过奢华。
因此，当NKF及其执行理事长状告报业控股的案件一开庭审讯，立即就成为这本地最热门的话题。然而，随着双方对簿公堂，使许多实情逐渐曝光，而作为控方的NKF又在本周二忽然撤销控状，期待这家机构在法庭上作出解释的公众，不只对它的理财原则大感失望，甚至有受骗的感觉。于是愤怒之声四起，使NKF这一在本地向来广受支持的慈善团体，顿时声誉大跌。
到昨晚为止，已经有4000多名通过银行转账捐款给NKF的人，向NKF要求取消捐款，也有不少公众上网要求爬炒侵啊８猩跽撸恍┟裰诨乖贜KF的大厦涂写大字报，以泄愤怒。
公众之所以对NKF感到不满，一方面是因为这家标榜每一分钱都用在病人身上的机构，竟然对奢侈的花费毫不在意，而且企图隐瞒事实，对外公布不确实的数字。
但是话说回头，原为帮助肾脏病人减轻医疗负担而设的NKF，自从1969年成立至今，已经拯救不少肾脏病人的性命。根据这家机构的数据，本地目前有65％的肾脏病人得到它的帮助。这种医疗费用沉重的疾病，每年在本地夺走了600条人命。因此，本地的21所洗肾中心，是肾脏病人赖以求生和减轻痛苦的地点。
但NKF目前已经不只是一家为肾脏病人服务的机构，而且也是一家癌症基金会。它肩负了比过去更为重大的使命。虽然这宗案件已凸显了NKF的弊端，但这家机构依然任重道远。事实上，仍有许多病患等待它的帮助和津贴，公众绝不能因此而失去对它的信心。而昨日愤怒的民众对它进行破坏的行为，也应该予以严厉的指责。
面对公众压力的NKF，目前最重要的便是如何挽回公众对它的信心，并重新取得大家的支持。
首先，这家机构或许应该针对隐瞒事实、虚报数字、企图误导公众的行为负责，诚恳向公众道歉，并承诺以更大的透明度来取得公众的信任。对错误行为作出弥补，将有助于平息众怒，并取得公众的谅解。
其次，作为一家纯粹由善款来维持的机构，既然每一分钱都是由善心人士所捐出，它也应该要为过去豪华、奢侈的花费作出解释，并确保今后每一分善款都作正当、合理的使用，而且也正如它所宣称，将每一分钱都用在病人身上，不再辜负公众对它的期望。
其次，NKF应该向公众解释，当我国目前失业人数仍然偏高的情况下，何以却需要从17个国家聘请外来人才。如果本地的其他慈善团体都能轻易吸引义工，或招入善心人士以低廉工资为它们服务，何以NKF却需要大费周章？
36年来，这家机构已经为本地的肾脏病人作出巨大的贡献，而今后仍有许多肾脏和癌症患者需要它的帮助，公众不能因为这案件而减少对它的支持，甚至降低我们对社会不幸者的关怀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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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慈善机构如何重整旗鼓
● 才敏
近日，一场NKF风波闹得满城风雨，广大公众人士，尤其是NKF的捐款者无不义愤填膺。新加坡政府在平息民众怒气、安抚病患忧虑的同时，迅速采取果断的措施，希望能尽快平息这场风波，重建民众对NKF及其他慈善机构的信心。
这时，对新加坡慈善机构进行整顿工作不仅势在必行，而且很有必要。针对公众的普遍焦点，政府决定将工作重点放在提高慈善机构透明度这一决策，是正确而且英明的。
应对慈善机构严格治理
由于上市公司涉及到公众的利益，所以在过去几年里，新加坡政府针对挂牌公司进行严格治理，要求挂牌公司增加透明度，目前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样，作为慈善机构，因为它吸纳的是公众人士的无偿捐款，所以提高透明度就更为重要。现在正是治理新加坡慈善机构的最佳时机。
在针对慈善机构进行治理时，我们可以从慈善机构管理层的两种责任入手。首先就是信托责任，另外就是社会责任。像NKF这样的大型慈善机构，是以基金的形式接受捐款，并向病患提供援助的，所以它对受益人（肾脏病人等）和捐款人（公众）负有信托与社会责任。
为确保该信托与社会责任得以落实，慈善机构必须在信息披露方面提高透明度。其实，公众所关注的重点是他们的捐款用在病人身上的比例，这是公众的权利。所以慈善机构有义务向公众详细披露基金的管理费用、机构的行政费用、筹款活动经费及病患的治疗费用等重要信息。
要确保慈善机构的透明度，可以考虑三种运作方式。第一种方式适用于小型的慈善机构。这类机构只需将筹得的善款总额和直接转给病患者的金额进行简单披露，公众对自己的捐款用途就可以一目了然。
第二种方式适用于大型慈善机构。举例来说，NKF作为一个大型的公益基金组织，它要考虑的不仅是病患者当前的需要，还包括对病患者未来需要的准备。所以，它可以将筹得的善款进行投资，并将取得的投资回报用于援助病患者。
慈善机构需详细披露账目
在这种情况下，慈善机构需要详细披露所筹善款总额、投资总额、投资年限、回报总额及相关行政开支等信息。这样善心人士才可以了解自己的捐款在何时有什么样的用途。
譬如，针对目前的有关报道，如果大家得知自己每一元捐款只有一毛钱用在病患者身上时，会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怒。但是如果慈善机构能够更加透明化，让人们了解，基金会通过将他们的善款进行投资，在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每年的投资回报中，将会有更多的资金是用于病患者身上，那么公众自然会觉得这种安排是合理的。
第三种方式，就是让大型慈善机构负责所有的筹款活动，然后通过有关机构将捐款转给病患者。这样做的好处是，大型机构可以将精力完全用于组织筹款活动，并把款项分配给其他附属小型慈善机构，而小型的慈善机构就可以省下时间专心致志照顾病人。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两种机构都需要向公众披露信息，以确保透明度。
同时，公众应该保持一个平衡的心态，并不是每个慈善机构的总裁都可以分文不取。当然，大型慈善机构的总裁或高层管理人员可以由其他机构人士兼任，由于在其他机构他们已经能获取高收入，所以他们可以不从慈善机构赚取收入。但是，慈善机构还是需要全职管理人员来全心投入公益事业，并应付众多的管理事务。
慈善机构负有社会责任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可以将公益基金交给资产管理公司的专业人士管理。但是像NKF这样的机构，拥有超过两亿新元的储备，如果交给资产管理公司，就需要一笔庞大的资产管理费用。我们可以要求慈善机构做公益事业，但是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士都为慈善机构提供免费服务。
其实慈善机构的问题不只是发生在新加坡，很多国家都有或曾经有过这样的问题。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国际专家，已经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理论基础，他就是Requisite Organization和Social Power and the CEO这两本权威论著的作者埃利奥特·贾克斯（Elliot Jaques）。
贾克斯是企业管理专家和心理学家。早在50年代，他就提出了“企业文化”的概念，1965年，他又创造性地提出“中年危机”的概念。在他晚年，贾克斯还不断强调行政管理高层应具有透明度高、公平合理的薪金制度。他认为，一个公平合理的薪金制度，是建造社会相互信任的奠基石。这项理论，对整顿慈善机构，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由于他在军事领导研究方面的贡献，曾经获得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将军授予的荣誉表彰。贾克斯曾经对英国教会进行改组工作，所以对慈善机构的整个运作十分了解，在行政架构、管理和薪金制度方面都提出很好的理论。
慈善机构的另一项责任是社会责任。通过NKF风波，我们看到，它直接影响到公众对慈善机构捐款的态度，破坏了公众对慈善机构的信任。同时，对于那些已在慈善机构贡献多年，愿意将慈善作为个人事业的有志之士来讲，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场风波，他们也会裹足不前。
如果连慈善机构的管理层、员工都退缩，社会工作者的士气更会受到打击。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下，最后遭殃的就是那些需要社会伸出援手的病患者。
所以，慈善机构的管理层必须履行其社会责任。只有这样，慈善事业才能处处为公益着想，做到让员工满意，让善心人士信任，让病患者获益。新加坡的慈善机构通过这次调整，未来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作者来自中国天津，目前从事企业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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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杜莱和董事局真的无愧于心，为何不留下来， 待真相水落石出后，继续为NKF，为肾脏病人服务，这样不是更符合NKF的利益吗？清者自清。
2.如果，杜X和董事局集体辞职的理由是为了NKF的利益，那这是不是说明了些什么？难言之隐？
3.有人说，没有杜X，就没有今日的NKF的发展规模。有了NKF，因此挽救了许多肾脏病人的性命和减轻了他们的生活负担。想请教的是，到底是善翁人士的捐款（当中有许多是平民百姓的血汗钱）帮了肾脏病人， 还是杜X的才干？没有杜X的NKF，善翁人士就会停止捐款？不！那，由杜X(或任何人)管理的NKF，没有了公众的捐款，还能运作吗？还帮得了肾脏病人吗？答案是肯定的！何为因，何为果，不是很清楚吗？
4.有谁能否告诉我，一场NKF慈善筹款节目主持费用是多少呢？一直以来，我还以为是义务的，至多补贴点车马费，意思意思！ 请告诉我，我还可以继续（我也很希望）这样认为。
质疑并不代表我的看法一定是对或者错，只不过在真相的透明度并不那么高时，我们必须质疑，而这无分对错，是一种对真相而不是表象的追求和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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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NKF事件——精英和大众价值观的冲突
新加坡的NKF事件以精英们预料不到的结果成为爆炸性的事件。
第一天庭审的时候，杜莱先生很强硬，说自己不会辞职，除非NKF叫他走。当时的报纸上我们看到NKF的名誉赞助人之一吴作栋夫人对于杜莱的大力支持，她坚持认为杜莱年薪60万新元是合理的，对一个管理数千万元捐款的慈善机构来说，他所领取的薪金只不过是一粒花生米（peanut，意思是小数额）。吴夫人过去两天都到高庭旁听这场官司，她说，她不明白报业控股为什么要针对一个拯救生命，帮助有需要病人的慈善团体。言下之意，似乎指报业控股集团的“诽谤文章”不道德。
我们看看NKF职员对于杜莱的支持：在杜莱进入办公室的时候，他们集体起立鼓掌，表示坚决支持杜莱。《新明晚报》、《联合早报》、《联合晚报》等报纸上也有不少NKF 职员支持杜莱的报道。他们的网站主页上是董事会坚决支持杜莱的声明。
但是，仅仅隔了一天，事情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杜莱辞职了，NKF的主页上也没有了董事会的支持，那些声援杜莱的声音一夜之间暗淡下去。在杜莱辞职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已经有39000人在网站上签名谴责NKF，4000多人到银行取消自动转账捐款给NKF的GIRO，有一位系统工程师甚至专程上门取回刚刚捐款的12元前。当晚NKF举办的慈善募捐成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没有当场公布捐款数目的令人尴尬的活动。
这种变化很耐人寻味。这次对于报业控股集团的起诉，在随便一个普通市民都看来是NKF的失策，充分显示了NKF的领导层的弱智。为什么当初他们会想到起诉？
看看以前的NKF官司历史：1997年，NKF保险顾问王良艺和同事聊天，说NKF花钱挥霍，杜莱出国都坐头等舱，结果马上被杜莱起诉，以赔钱告终。1998年，商人辛加拉维鲁在NKF的呼吁捐款信背后写了一句：如果杜莱出国不坐头等舱，我们就可以不需要捐那么多钱了。结果被杜莱起诉，赔款22000元，并花10000元在报纸上登载道歉启示。1999年，辛加拉维鲁移民定居澳大利亚。
也许是前二次的得手使杜莱昏了头脑，所以这次不假思索地起诉了报业控股。这次不同的是：对手不是无力打官司的平民，而是精英云集的报社。他们不仅可以在自己的报纸上为自己辩护，大力报道宣传庭内容，更重要的是请了最有名的文达星律师，终于逼得NKF丑态百出。旁听的一些律师表示惊讶：为什么杜莱要打一场输定的官司。
如果说官司的胜利（以杜莱撤诉告终）取决于报社精英和文达星的努力，逼迫杜莱辞职的则是群众的愤怒和行动。
杜莱从来没有想到过，一个990元的水龙头会激起群众如此的愤怒，更不会想到，他的言行在群众心目中是如此的丑陋。以前群众看到的，是经过精心策划包装的NKF，一个以慈善事业为宗旨的具有美好形象的组织。以前，这个组织对于老百姓来说是不透明的,是庭审的内容让大众看到了真相，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能被他们的价值观接受的真实的NKF。大众把自己多年来捐款支持的NKF看作为自己阶层服务的机构，当然有理由要求NKF的做法符合自己的价值观。从庭审的对话记录，从吴作栋夫人的言论，从NKF董事会的声明和职员对杜莱的支持，我们看到的是富有精英特色的价值观——喂饱精英是为了大众更大的利益。但是工薪阶层以及失业者、退休者对于慈善机构的要求绝不等同于对于商业机构的要求，他们从自己微薄的收入中捐出一点钱，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当然要求慈善机构不要具有和他们同样的悲悯之心。或者说，他们捐款给NKF,是相信NKF不会辜负他们的委托。但事实却残酷地显示：NKF的负责人不是那种从自己牙缝里省钱给病人的人。
在一个精英统治的社会里，普通人是可怜的，精英们胆敢故意忽略大众的价值观和真实的利益，却可以动用自己的才能和精英地位去操纵大众。象杜莱先生那样的精英从来不觉得990元的镀金水龙头太贵，也不觉得从慈善捐款中拿出60万元作为自己的年薪是什么问心有愧的的事。而吴作栋夫人也认为杜莱是一个很优秀的管理者，他配得上这个待遇。董事会也没有人认为玩命工作、成绩斐然的杜莱坐头等舱有什么不妥。但是，在月收入1000-4000的普通工薪阶层的捐款者看来，这却是令人愤怒的。
不管慈善组织，还是其他的组织，都可能沦为精英阶层的工具，不论其创始人的动机是多么慈悲。这点，老百姓不见得都明白。他们善良的心不一定肯相信慈善组织会如此冷血。这次杜莱辞职后，NKF就会变得更好吗？从观念上，我不相信他们的价值观会和我们平民阶层一致，因为从董事会和下属职员对杜莱的支持，我们可以看出杜莱其实是他们的代表。另有人提出质疑：在一个失业率很高的新加坡，慈善机构NKF却高新聘请了17位外国专家,真的有这个必要吗？或者有其他的特殊用意？NKF其他的职员是否也拿到了很高的收入？
在新加坡，严重的涂鸦行为是要坐牢和鞭刑的，现在新加坡居然有人胆敢在NKF大楼上到处写上“大骗仙”，“吊死杜莱”，“Hang Durai”,“Liar”,” Save Singapore”,可见愤怒已经接近极限。
新加坡人喜欢大选。大选来临的时候，政府会采取一些措施讨好人民，这是实利。大选时民众可以从反对党的演讲中听到很多内幕和政府的丑闻，这是他们喜欢听的。精英阶层对于草根阶层是一个不透明的阶层，所以，任何内幕对于老百姓都是物以稀为贵。这次NKF的丑闻对于新加坡政府也是一个提醒：精英阶层对草根阶层价值观的漠视，已经构成不可忽略的危机。新加坡平民的愤怒和团结，也第一次史无前例地表现出来了。如果在政府部门也爆发类似的丑闻，那么是否导致类似的激烈反应？政府是否需要考虑现在的政治过于精英化的问题呢？看看今年总统候选人的资格条件：
“民选总统法令规定，候选人必须超过45岁，曾担任过部长、大法官、国会议长、总检察长、公共服务委员会主席、审计长、总会计长或常任秘书至少三年；或曾担任一家缴足资本1亿元以上公司的主席或总裁至少三年；或曾在具有同样规模的法定机构担任总裁或主席职位，并经过总统选举委员会鉴定为具有管理财务的能力和经验，能有效执行总统职责和任务。”
难怪81岁的纳丹总统找不到竞选对手。
一个本来几乎被大众忘记的诽谤案件，一个与黄娜和刘红梅的凶杀案相比，几乎不能吸引大众视线的案件，却由于庭审披露的内容变成了一个焦点。新加坡政府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出高度的理智，政府在案件审理的二天时间未作干涉，既没有作任何表态，也没有介入新闻和网络，整个过程充分体验了市民的意愿。诉方撤出后才由社会部长维文医生出来发表意见。
这次NKF事件的结果，可以说是新加坡市民大众价值观的一次大胜利。但是我们也看到，报业控股集团是精英聚集的地方，文达星律师更是出类拔萃的精英。下一次，再有一个王良艺或辛加拉维鲁那样的平民或“准精英”遇到类似的案件，请得起文达星这样昂贵的律师吗？
2005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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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KF风波续闻
以个人名义发表看法，何晶呼吁继续支持NKF
淡马锡控股执行董事何晶以个人名义，投函《海峡时报》和《今日报》言论版，针对NKF事件发表看法，并呼吁国人继续支持NKF。
她在文章中赞扬NKF在扶持肾脏及其他疾病的病人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并说她个人向来很欣赏NKF。
何晶也是李显龙总理的妻子。她说：“他们给予的，不只是筹款和提供洗肾服务，他们也辅导、鼓励、甚至督促病人和家属对自己负起更大责任，努力活下去。病人和家属及孩子在鼓励下携手互相扶持、不放弃。这使病人活得更有尊严和自信。”
储备金如何管理
她也建议把NKF储备金以“留本基金”(endowment fund)方式来发展和管理。她认为NKF这些年来储存了庞大的储备金是“明智及负责任的做法”。
但她说，NKF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没有人希望在经济衰退时、善款用完后，必须负起可怕的责任，决定让哪个病人活、哪个死。
她说：“无论谁有什么过失，我都要由衷感谢杜莱、NKF及他们支持者，包括捐款者、艺人、义工、执行委员会和名誉赞助人。”
何晶认为，杜莱被指责的某些行为的确令人质疑、可能有利益冲突或超出正当规范。
她说：“如果是这样，这些行为就应该纠正过来……在一个公共信托机构里，执行委员会也必须能中立地维护公众的利益。”
何晶也指出，在文明社会中，人们应该给予被谴责一方公平审讯机会，即使是杀人犯也有这样的权利。
她说：“如果被证实有贪污或款项被滥用，那么就让有关当局调查，通过合法程序给予公平和公正裁决。”
她了解这次NKF事件中，很多人有被欺骗的感觉，因为他们捐出的是他们辛苦赚来的血汗钱，“但这不能成为破坏NKF设施的理由，也不能这样就对NKF的职员乱骂，这是不对的。”
何晶说：“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包括杜莱和NKF，在这次严重和不幸的打击后，会更坚强、更明智，也做得更好。”
她希望新加坡人能和她一样，继续支持NKF及其他慈善团体，让他们看到新加坡人的慷慨和温情。
杜莱的薪水问题
对于杜莱所领取的薪金和花红数额，何晶表示杜莱改变了NKF，让它提供医疗护理来救人，也通过不间断的筹款来为肾脏病人提供支援，因此她不认为不应该给他恰当及应得的酬劳和花红。
何晶指出，如果杜莱继续当律师的话，他可能赚得更多。
她认为，即使是慈善机构，也必须有专业的管理。她说，无可否认的，有些义务工作者是分文不取地协助慈善团体，这令人敬重和钦佩，“但我们不能因此认为投身慈善事业的人，都能做出这样无私的奉献”。
她说：“毕竟，我们不会期望公共医院总裁领取微薄的薪水。”
据本报了解，公共医院总裁的年薪（包括花红在内），一般是6位数，不过并没有高达12个月的花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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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KF的工作让我印象深刻
● 雷米瑞兹医生（Dr Sylvia Ramirez)
我曾在哈佛医学院完成与肾病和公共卫生有关的医学课程，也在不久前获得芝加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我曾经是NKF预防计划的负责医生，对于淡马锡控股执行董事何晶以个人名义，投函《海峡时报》和《今日报》言论版（7月18日），针对NKF事件发表看法，并呼吁国人继续支持NKF，我对她明确、具有洞察力和宏观的观点感到非常敬佩。
我在今年1月到美国，出任密歇根州（安阿伯）大学肾脏研究和教育协会（University Renal Research and Education Association)的副主席。新加坡民众对于杜莱诽谤案件的反应让我感到震惊。想到NKF要达到它在国内和国际的目标的努力可能因此受挫，更让我感到遗憾。
我在完成医学课程后，先到新加坡国大医院，后来才到NKF工作。NKF员工和领导层改善病人生活素质的决心让我印象深刻。因为杜莱的远见，我们在全国各学校展开有关肾病和高血压的健康检查，并及早发现一些孩子的病患。这个计划广为人知，我也多次向想要知道详情的医生讲述细节。
NKF和它的肾病预防计划在照顾肾脏病患方面起了重大影响。NKF为病患所提供的高水平服务，已经使它成为他人学习的对象。
NKF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人们和社区已经认识到，应付医疗费用昂贵和医疗系统难以负担的疾病（比如糖尿病、高血压和早期的肾病），最节省金钱和最有效的方法是预防和健康检查。
我上回到新加坡时，杜莱和我谈了许多计划，并表示希望我能助他一臂之力。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计划是探讨如何在具备成本效益的情况下，为需要接受化疗的癌症病患建立门诊中心。美国的经验显示，这个模式可以减少住院开销，改善治疗的效果和病患的生活素质。
他也提到要成立一个“亚洲儿童医疗基金”，通过在国际社会筹款，让亚洲的儿童病患能够在新加坡医院获得高素质的医疗服务。
此外，他也希望我能够着手筹备一个关于预防疾病的国际会议，会议将展现NKF和新加坡的医疗系统在通过社区预防疾病所取得的成绩。
何晶写给报章的函件，让我和以前及现在的同事相信，NKF将能继续朝它的目标前进。我很愿意为NKF效劳。我虽然不是新加坡人，却把新加坡当成自己的家，也会永远感激NKF、杜莱和新加坡人。
（编按：这是作者的公开信，授权本报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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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福金：压力比想像中大
接任NKF临时主席后，余福金说，面对的压力比他想像中还大，幸好有家人的支持。
前天是星期天，他和家人度过了温馨的一天，以弥补他因为退休后仍无法好好陪家人的愧疚。
他说：“我和儿子各买了一本《哈利波特》，一起阅读来减压。我也陪女儿上网打电玩。妻子还炖了药材鸡给我提神，补充精力。”
如果部长请他正式接任NKF主席，他是否会答应？
余福金说：“现在我走一步算一步，不敢去想得太远。”
ＮＫＦ仍有支持者
尽管在网上表示反对杜莱的签名已超过4万人，但也有人仍然支持他。
其中一名捐款者陈兴楠昨天一早到NKF总部，递交一封信给新上任的临时主席兼代执行理事长余福金，表达他对NKF和杜莱的支持。
陈兴楠（48岁，酒店业者）受访时说：“我对NKF非常信任，也相信余福金所领导的执行理事会将做出令人信服的决定。”
他说，他支持NKF超过15年，每月定期捐20元给NKF，每逢慈善演出也会打15至20通电话。
他说：“如果他们真的是乱花钱，又怎么可能累积2亿元储备金呢？大家都只看到杜莱的薪水很高，但是他毕竟为NKF献上了人生中宝贵的37年，辛苦地把NKF建立起来。我们有多少人可以做到这点？”
陈兴楠说，如果证实杜莱没有触犯法律，他会设立网站，呼吁人们支持杜莱继续留下来为NKF服务。
他说：“我真的希望我这15年来没看错人。不过如果调查显示他真的滥用善款，我今后再也不敢相信任何慈善团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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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
● 韩咏红
杜莱当初执意控告海峡时报，是因为他对自身做法的法理依据过于自信，还是因为他从经验中得知，在本地涉及社会要人的诽谤案例中，被控的一方都是输的多，赢的少？
当杜莱案在开审的仅仅两天后时突然结束时，整件事给人的直觉印象就是一出闹剧。一个不明智的高级管理将自己套牢在可笑的丑剧角色中。
杜莱在法庭上的无力，和他身为控方的姿态，形成强烈的对比。去告人的，反成为被审判者，受到全民的制裁。在法庭上揭出来的事实对他与NKF的形象如此不利，他自明这些情况的存在，还自动与人对簿公堂。这背后是一种“成功人士”的狂妄。
另外，NKF执行理事长大概没有想到，有些资料外界竟然能够取得到。或许他更没有想到，他的行事标准和社会对一个慈善机构主管的期盼与要求存在如此巨大的鸿沟。990元的水喉不贵，60万的年薪不高，作为高级专业人士他心安理得接受上述报酬与福利。
如果“在商言商”，用现代经营管理学的标准衡量，杜莱的薪酬和福利，可以说是一般为人接受的情况。
这个案子应该让我们回到过去几年来本地一直热烈讨论的课题，慈善事业能否用现代管理的一套逻辑。通过杜莱事件，社会发出明确清楚的讯息：这违背了道义情感和价值观，我们不接受。
是的，不能要求有才干而且肩负重大责任的能人，过清汤白水的生活。但是，慈善事业操作者应该享受到哪种水平的待遇？公益事业可以允许到什么程度的商业化管理？当这个社会在一步步以平常人，而非圣人的标准来对待精英时，有没有时不时检查一下，我们的作为，是否已经离开价值观与原则太远了？
可惜，在本地，这些有关原则的理性讨论那么的少。由于平时就太少讨论，因此一旦某个事件曝光，社会情绪极容易沸腾。
过去多年来，我们社会的价值观和原则已经发生剧烈变化。NKF不是唯一的例子。凡贡献皆以金钱衡量，杰出人士需要过一定程度的奢华生活，似乎成了大家都普遍认同的价值与生活方式。
是这样吗？
这一役，能不能帮助我们找回失落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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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机构不是商业机构
● 罗国安
不要再将事件的注意力转移到公众切断NKF“财路”的事上了，这应该是NKF将自己的运作及账目公开及透明化的最好时机。
NKF应证明杜莱事件只是孤立事件，并不是冰山一角。
毕竟，民众有权要求社会慈善机构透明化。试想如果民众不再过问捐款的去向，也不再关心肾脏病人有否受到基金有效的照顾，而只是一味地为了奖金、奖品而捐款，慈善机构也不理会他人的质疑，把自己当作一个“商业机构”管理，那么所谓的“慈善筹款活动”和博彩公司的又有什么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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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道德标准
● 白士德
NKF——也许民众更为熟悉的是它已在最近放弃的全国肾脏基金会这个名称——过去几天因执行理事长杜莱跟报纸打诽谤官司，天天都上了报纸封面的头条。因为这起官司而被辩方踢爆的许多早已广为流传的“内幕”，也闹得沸沸扬扬。
大家现在心里似乎都有话说，许多人也相信自己说出的一定会是一番大道理，担心别人没想到，于是都想在报上发表。更多的人则是在一旁看热闹。
我不想针对这起事件中的任何一点参加谈论，而是想谈谈我们的社会该如何让本地的慈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也许有人会因为NKF陷入眼前的困境而高呼“大快人心”，我却关心我们的社会该如何协助这个筹款最成功的公益机构继续造福人群。
要谈什么透明度、储备金能用多少年或者该如何善用义款，涉及的问题太复杂了，不仅有计算标准的问题，也有道德标准的问题，可说人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作出完全不同的判断，不容易划下一条界线。我们最好还是耐心等待NKF的新领导层去深入研究探讨，让它给社会大众作出详细的交代和提出建议。现在摆在眼前的问题，是如何恢复民众对慈善团体的信心，继续捐款。
我们要合理及有理性的看待任何事情，或者要对任何事情作出判断，道德标准是最重要的准绳。如果大家的道德标准不一样，无法取得共识，最好还是暂时把判断搁置一旁，先把其他具体的事情做好。对于像NKF这样的医疗公益机构，它的具体工作就是帮助好病人，让他们不会为钱烦恼，继续得到妥善的治疗。
要谈一个公益机构该如何治理？该如何寻求民众的支持？又该如何推动它的公益事业？归根结底都涉及道德标准，就连什么该花，什么不该花，都跟道德标准脱离不了关系。但是，在我们还无法对道德标准达成共识之前该怎么办？难道要永远搁置不顾吗？
我认为当NKF的新管理层检讨了它的服务宗旨和目标之后，一定能对所需的资源作出合理的判断，只要有足够的资源，它就能继续向无助的肾脏病人和癌症病人伸出援手。也只有在对所需资源理出一个头绪之后，它才能向社会大众提出一套自我监管和接受监管的标准。
无论检讨的结果如何，我们看待NKF或其他慈善公益团体的一举一动，也许还是会有自己的一套道德标准。这套标准又跟我们的社会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你认为能接受的，我未必能接受。
但是，我们是否能同意让大家保持不同的标准，还是硬要它们按自己的道德标准办事？这关乎这些团体的发展，我们不应该坚持自己的标准，造成它们窒息而死，而是应该接受跟自己不同的标准，然后继续密切监督它们，确保它们不乖离自己答应支持它们时所坚持的原则。
有一个问题，也关系到大家的道德标准，却是在这节骨眼上还说不出口的。我想提出来，但先请大家原谅。这就是人才问题。我觉得这是个非常迫切的问题，因为没有领导人才，任何慈善公益机构，包括NKF是不可能有发展的。我们都亲眼见到有些慈善机构不断发展壮大，有些却死气沉沉，甚至难以支撑下去。为什么？最大的关键是人才。
我们的社会有很崇高的传统道德标准，也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标准，使得我们认定要做慈善，就不能讲钱，要讲钱，也不要期望自己能成为百万富翁。这个标准过时了吗？这可是见仁见智。但是，我要问的是，人才难寻，好的人才都给大公司以高薪罗致旗下，他们还会看上慈善公益团体吗？这是个值得大家继续深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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镀金水龙头启示录
● 陈思澄
在这次诉讼案的审讯过程中，NKF执行理事长杜莱在接受辩方报业控股的律师盘问时，不只坚称一个近千元的水龙头“不算昂贵”，还对自己所支取的高薪及多达12个月的花红振振有词。尤其令人气愤填膺的是，他在针对装置镀金水龙头的辩解竟然是：“只要是受过教育的人，知道这个水龙头有洗手和冲凉的功用，自然不会觉得它贵。”
至于为何NKF要为杜莱个人拥有的马赛地轿车负担路税、维修费用，他的解释是：这辆车不只供他和家人使用，偶尔也用在载送NKF的贵宾。据知，NKF名下有八辆轿车及一组司机随时备用，这家机构真那么迫切需要到他的马赛地来载送贵宾吗？
至于夸大洗肾病人的数目及谎称储备金只够维持三年，则更令人摇头。对此，他认为是一时疏忽，担心说了实情就没人持续捐款。
然而，每次扭开电视就看到镜头肆意渲染洗肾、癌症的病患如何悲苦，拼命强调病人的窘境和NKF能力有限。但幸好新加坡人却是无比单纯善良，所以每次筹款演出都报捷。也正因为如此，这些筹款演出就像马拉松接力赛那样没完没了，只因有人认为展示他人的悲情必有所获。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每每看到路上一只受伤的小动物都会心有不忍而施以援手，何况是看到不幸者如泣如诉的求援？可是，在慷慨解囊之际是不是应该想想，这些善款最终是否都用在正途？
贩卖别人的悲哀来争取捐款，已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假若还要从中借着各种名目假公济私，那已不是“可恶”两个字所可以概括的劣行。
我们的确应该关爱身陷逆境的同胞，甚至是那些无故受虐的小动物，不该也不必为某些人的错误示范而关闭自己的心房。然则，与其看演出或为抽奖而捐款，我们更应该拓宽胸怀，也关心民间其他非常需要捐助的慈善机构，把一己的仁爱和能力分送给更多需要帮助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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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公众对NKF的信心
上周，NKF癌症基金刚在《风雨同舟献真心》第二场慈善筹款义演中筹得535万元的善款，超过第一场义演的筹款数字508万元，前后为这家本地最大的慈善机构筹得超过1000万元的款项。虽然第三场义演就将在今晚展开，但公众的心情，肯定同过去的两场演出迥然有别。
从过去几天来公众的反应，可知大家目前的焦点，已不是肾脏或癌症病人仍需要多少善款，以及本地到底有多少贫病交加的人士需要它伸出援手，而是NKF执行理事长杜莱的薪酬是否太高、他乘坐头等机艙出国公干是否合理，以及他为办公室装置镀金水龙头等装修开支是否太过奢华。
因此，当NKF及其执行理事长状告报业控股的案件一开庭审讯，立即就成为这本地最热门的话题。然而，随着双方对簿公堂，使许多实情逐渐曝光，而作为控方的NKF又在本周二忽然撤销控状，期待这家机构在法庭上作出解释的公众，不只对它的理财原则大感失望，甚至有受骗的感觉。于是愤怒之声四起，使NKF这一在本地向来广受支持的慈善团体，顿时声誉大跌。
到昨晚为止，已经有4000多名通过银行转账捐款给NKF的人，向NKF要求取消捐款，也有不少公众上网要求爬炒侵啊８猩跽撸恍┟裰诨乖贜KF的大厦涂写大字报，以泄愤怒。
公众之所以对NKF感到不满，一方面是因为这家标榜每一分钱都用在病人身上的机构，竟然对奢侈的花费毫不在意，而且企图隐瞒事实，对外公布不确实的数字。
但是话说回头，原为帮助肾脏病人减轻医疗负担而设的NKF，自从1969年成立至今，已经拯救不少肾脏病人的性命。根据这家机构的数据，本地目前有65％的肾脏病人得到它的帮助。这种医疗费用沉重的疾病，每年在本地夺走了600条人命。因此，本地的21所洗肾中心，是肾脏病人赖以求生和减轻痛苦的地点。
但NKF目前已经不只是一家为肾脏病人服务的机构，而且也是一家癌症基金会。它肩负了比过去更为重大的使命。虽然这宗案件已凸显了NKF的弊端，但这家机构依然任重道远。事实上，仍有许多病患等待它的帮助和津贴，公众绝不能因此而失去对它的信心。而昨日愤怒的民众对它进行破坏的行为，也应该予以严厉的指责。
面对公众压力的NKF，目前最重要的便是如何挽回公众对它的信心，并重新取得大家的支持。
首先，这家机构或许应该针对隐瞒事实、虚报数字、企图误导公众的行为负责，诚恳向公众道歉，并承诺以更大的透明度来取得公众的信任。对错误行为作出弥补，将有助于平息众怒，并取得公众的谅解。
其次，作为一家纯粹由善款来维持的机构，既然每一分钱都是由善心人士所捐出，它也应该要为过去豪华、奢侈的花费作出解释，并确保今后每一分善款都作正当、合理的使用，而且也正如它所宣称，将每一分钱都用在病人身上，不再辜负公众对它的期望。
其次，NKF应该向公众解释，当我国目前失业人数仍然偏高的情况下，何以却需要从17个国家聘请外来人才。如果本地的其他慈善团体都能轻易吸引义工，或招入善心人士以低廉工资为它们服务，何以NKF却需要大费周章？
36年来，这家机构已经为本地的肾脏病人作出巨大的贡献，而今后仍有许多肾脏和癌症患者需要它的帮助，公众不能因为这案件而减少对它的支持，甚至降低我们对社会不幸者的关怀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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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慈善机构如何重整旗鼓
● 才敏
近日，一场NKF风波闹得满城风雨，广大公众人士，尤其是NKF的捐款者无不义愤填膺。新加坡政府在平息民众怒气、安抚病患忧虑的同时，迅速采取果断的措施，希望能尽快平息这场风波，重建民众对NKF及其他慈善机构的信心。
这时，对新加坡慈善机构进行整顿工作不仅势在必行，而且很有必要。针对公众的普遍焦点，政府决定将工作重点放在提高慈善机构透明度这一决策，是正确而且英明的。
应对慈善机构严格治理
由于上市公司涉及到公众的利益，所以在过去几年里，新加坡政府针对挂牌公司进行严格治理，要求挂牌公司增加透明度，目前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样，作为慈善机构，因为它吸纳的是公众人士的无偿捐款，所以提高透明度就更为重要。现在正是治理新加坡慈善机构的最佳时机。
在针对慈善机构进行治理时，我们可以从慈善机构管理层的两种责任入手。首先就是信托责任，另外就是社会责任。像NKF这样的大型慈善机构，是以基金的形式接受捐款，并向病患提供援助的，所以它对受益人（肾脏病人等）和捐款人（公众）负有信托与社会责任。
为确保该信托与社会责任得以落实，慈善机构必须在信息披露方面提高透明度。其实，公众所关注的重点是他们的捐款用在病人身上的比例，这是公众的权利。所以慈善机构有义务向公众详细披露基金的管理费用、机构的行政费用、筹款活动经费及病患的治疗费用等重要信息。
要确保慈善机构的透明度，可以考虑三种运作方式。第一种方式适用于小型的慈善机构。这类机构只需将筹得的善款总额和直接转给病患者的金额进行简单披露，公众对自己的捐款用途就可以一目了然。
第二种方式适用于大型慈善机构。举例来说，NKF作为一个大型的公益基金组织，它要考虑的不仅是病患者当前的需要，还包括对病患者未来需要的准备。所以，它可以将筹得的善款进行投资，并将取得的投资回报用于援助病患者。
慈善机构需详细披露账目
在这种情况下，慈善机构需要详细披露所筹善款总额、投资总额、投资年限、回报总额及相关行政开支等信息。这样善心人士才可以了解自己的捐款在何时有什么样的用途。
譬如，针对目前的有关报道，如果大家得知自己每一元捐款只有一毛钱用在病患者身上时，会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怒。但是如果慈善机构能够更加透明化，让人们了解，基金会通过将他们的善款进行投资，在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每年的投资回报中，将会有更多的资金是用于病患者身上，那么公众自然会觉得这种安排是合理的。
第三种方式，就是让大型慈善机构负责所有的筹款活动，然后通过有关机构将捐款转给病患者。这样做的好处是，大型机构可以将精力完全用于组织筹款活动，并把款项分配给其他附属小型慈善机构，而小型的慈善机构就可以省下时间专心致志照顾病人。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两种机构都需要向公众披露信息，以确保透明度。
同时，公众应该保持一个平衡的心态，并不是每个慈善机构的总裁都可以分文不取。当然，大型慈善机构的总裁或高层管理人员可以由其他机构人士兼任，由于在其他机构他们已经能获取高收入，所以他们可以不从慈善机构赚取收入。但是，慈善机构还是需要全职管理人员来全心投入公益事业，并应付众多的管理事务。
慈善机构负有社会责任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可以将公益基金交给资产管理公司的专业人士管理。但是像NKF这样的机构，拥有超过两亿新元的储备，如果交给资产管理公司，就需要一笔庞大的资产管理费用。我们可以要求慈善机构做公益事业，但是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士都为慈善机构提供免费服务。
其实慈善机构的问题不只是发生在新加坡，很多国家都有或曾经有过这样的问题。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国际专家，已经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理论基础，他就是Requisite Organization和Social Power and the CEO这两本权威论著的作者埃利奥特·贾克斯（Elliot Jaques）。
贾克斯是企业管理专家和心理学家。早在50年代，他就提出了“企业文化”的概念，1965年，他又创造性地提出“中年危机”的概念。在他晚年，贾克斯还不断强调行政管理高层应具有透明度高、公平合理的薪金制度。他认为，一个公平合理的薪金制度，是建造社会相互信任的奠基石。这项理论，对整顿慈善机构，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由于他在军事领导研究方面的贡献，曾经获得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将军授予的荣誉表彰。贾克斯曾经对英国教会进行改组工作，所以对慈善机构的整个运作十分了解，在行政架构、管理和薪金制度方面都提出很好的理论。
慈善机构的另一项责任是社会责任。通过NKF风波，我们看到，它直接影响到公众对慈善机构捐款的态度，破坏了公众对慈善机构的信任。同时，对于那些已在慈善机构贡献多年，愿意将慈善作为个人事业的有志之士来讲，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场风波，他们也会裹足不前。
如果连慈善机构的管理层、员工都退缩，社会工作者的士气更会受到打击。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下，最后遭殃的就是那些需要社会伸出援手的病患者。
所以，慈善机构的管理层必须履行其社会责任。只有这样，慈善事业才能处处为公益着想，做到让员工满意，让善心人士信任，让病患者获益。新加坡的慈善机构通过这次调整，未来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作者来自中国天津，目前从事企业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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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July 14, 2005
泰国人的快乐哲学
到泰国旅游，尤其在曼谷以外的地方，很多游客也许只感到泰国人友善好客且很容易就开心笑起来，至于为什么能那么随意地快乐也许不很理解，其实泰国人这份乐天性格，或许也有我们能借镜之处。
一个民族气质的形成，当然不只是靠一两种能清楚解释或归纳出来的文化素养，更不是一些光靠运动推行出来的表面文章，泰国人的乐天随缘，除了长年累月经过其精致文化的熏陶，其对人生及自然的信仰，更是塑成这份性格的主要原因。
泰国人当然也用英文。泰国人对英文的出发角度一开始就是“工具语文”，能掌握固然好，因为那是项工具，但泰国人不会认为自己不懂英文就是落后或感到遗憾。他们不骄傲，但也没有这种语文自卑感。
当然，他们有足够条件可以不强迫自己非学英文不可。泰文也一直是国家官方语，任何有需要的人都能在曼谷找到各国语文的翻译。你或许觉得如此与国际挂钩很不方便，但日本、韩国不也都如此“不亢不卑”？可以这么说，在“归属感”和“利益方便”，泰国人认为用属于自己声气的“归属感”还是比较快乐和自在些的。因为这份归属感是无法取代的。
对于“稳定”的认识，泰国人是纯粹唯心主义的。假如懂得泰语，就会惊异泰语中竟有那么多跟“心”（Jai）有关的词汇。泰国人的“心”，是一个道德衡量器。待人接物，利害取舍，恻隐牺牲，几乎样样事都先经过心来考量。
泰国人会告诉你，人的许多悲剧与遗憾都因为Jai Ruoan （心焚）而起，只有心清凉（Jai Yen）的人，才可能是个快乐的人。因此，泰国人的“心”除了是个衡量器，也是一个情感上的过滤点，假如生活中能样样都做到心安理得及心平气和，那就是境界。
很肯定的，宗教哲学上的知足教育，也对泰国人的快乐观影响至深。但那并不等于说泰国人就事事不求进取，泰国人也讲求进取，但他们会同时考量到不违背自然、不伤害或影响他人及不剥削自己的能力。泰国人相信，顺从自然，也就是顺从心灵。宗教让泰国人始终相信人性中除其恶也原有一份神性。假如社会上有更多人能自觉地发扬这份心灵辽阔的神性，那么这就是一个更有关爱的社会。而人与人之间长期互相熏陶，一种不言而喻的、大部分人都能取得共识的生命价值观也会形成起来，所以在泰国能听到那么多自然和谐的笑声。
假如通谙泰语并能懂得他们的幽默，就会发现泰国人是个思维非常活泼的民族。很多我们认为是忌讳的事物，他们常常不介意拿来自嘲寻寻开心，泰国人的笑话绝对是天马行空的，无论是讽刺时弊，或是一针见血地搞笑。有时外国人会觉得“不可思议”或怎能玩成这样子？但因为大家都明白只是玩笑，没人会真正摆到心里去，从他们笑话里的火候，往往也就能看出胸怀宽阔、事事不计较是他们时时找到快乐的原因。
泰国人真正明白“色即是空”
另有些现象，一般外人也许会觉得摸不着头脑，泰国这个佛国，大城市夜生活竟也如此开放蓬勃。其实，泰国人是真正明白“色即是空”的境界，何况佛教里也有欢喜佛？快乐与信仰也不是矛盾的两件事。
泰国的夜生活场所旁边可以是夜校，警察总局没多远可以是红灯区，红灯区附近当然也无妨有寺庙，不是说色即是空么？一切只需以平常心看待，那么心清就自然透明，皮皮肉肉又怎可能会摧毁心灵的本质呢？
假如是一个因为乡下家贫无法生存而到城里卖淫养家的女子，即便她回到乡下人们也可以用平常心对待她的，再说到底，她只是卖淫，不是卖心。泰国人不是以皮肉衡量人，而是以心来衡量一个人。泰国人的心哲学，无疑有其民族性及专属文化性，但说到把快乐泉源回朔到以心灵作归依这一截，仍是有其参考价值的。
● 吴韦材
一个民族气质的形成，当然不只是靠一两种能清楚解释或归纳出来的文化素养，更不是一些光靠运动推行出来的表面文章，泰国人的乐天随缘，除了长年累月经过其精致文化的熏陶，其对人生及自然的信仰，更是塑成这份性格的主要原因。
泰国人当然也用英文。泰国人对英文的出发角度一开始就是“工具语文”，能掌握固然好，因为那是项工具，但泰国人不会认为自己不懂英文就是落后或感到遗憾。他们不骄傲，但也没有这种语文自卑感。
当然，他们有足够条件可以不强迫自己非学英文不可。泰文也一直是国家官方语，任何有需要的人都能在曼谷找到各国语文的翻译。你或许觉得如此与国际挂钩很不方便，但日本、韩国不也都如此“不亢不卑”？可以这么说，在“归属感”和“利益方便”，泰国人认为用属于自己声气的“归属感”还是比较快乐和自在些的。因为这份归属感是无法取代的。
对于“稳定”的认识，泰国人是纯粹唯心主义的。假如懂得泰语，就会惊异泰语中竟有那么多跟“心”（Jai）有关的词汇。泰国人的“心”，是一个道德衡量器。待人接物，利害取舍，恻隐牺牲，几乎样样事都先经过心来考量。
泰国人会告诉你，人的许多悲剧与遗憾都因为Jai Ruoan （心焚）而起，只有心清凉（Jai Yen）的人，才可能是个快乐的人。因此，泰国人的“心”除了是个衡量器，也是一个情感上的过滤点，假如生活中能样样都做到心安理得及心平气和，那就是境界。
很肯定的，宗教哲学上的知足教育，也对泰国人的快乐观影响至深。但那并不等于说泰国人就事事不求进取，泰国人也讲求进取，但他们会同时考量到不违背自然、不伤害或影响他人及不剥削自己的能力。泰国人相信，顺从自然，也就是顺从心灵。宗教让泰国人始终相信人性中除其恶也原有一份神性。假如社会上有更多人能自觉地发扬这份心灵辽阔的神性，那么这就是一个更有关爱的社会。而人与人之间长期互相熏陶，一种不言而喻的、大部分人都能取得共识的生命价值观也会形成起来，所以在泰国能听到那么多自然和谐的笑声。
假如通谙泰语并能懂得他们的幽默，就会发现泰国人是个思维非常活泼的民族。很多我们认为是忌讳的事物，他们常常不介意拿来自嘲寻寻开心，泰国人的笑话绝对是天马行空的，无论是讽刺时弊，或是一针见血地搞笑。有时外国人会觉得“不可思议”或怎能玩成这样子？但因为大家都明白只是玩笑，没人会真正摆到心里去，从他们笑话里的火候，往往也就能看出胸怀宽阔、事事不计较是他们时时找到快乐的原因。
泰国人真正明白“色即是空”
另有些现象，一般外人也许会觉得摸不着头脑，泰国这个佛国，大城市夜生活竟也如此开放蓬勃。其实，泰国人是真正明白“色即是空”的境界，何况佛教里也有欢喜佛？快乐与信仰也不是矛盾的两件事。
泰国的夜生活场所旁边可以是夜校，警察总局没多远可以是红灯区，红灯区附近当然也无妨有寺庙，不是说色即是空么？一切只需以平常心看待，那么心清就自然透明，皮皮肉肉又怎可能会摧毁心灵的本质呢？
假如是一个因为乡下家贫无法生存而到城里卖淫养家的女子，即便她回到乡下人们也可以用平常心对待她的，再说到底，她只是卖淫，不是卖心。泰国人不是以皮肉衡量人，而是以心来衡量一个人。泰国人的心哲学，无疑有其民族性及专属文化性，但说到把快乐泉源回朔到以心灵作归依这一截，仍是有其参考价值的。
● 吴韦材
叫床博客
上海朋友的msn名字马上改成：喜欢芙蓉姐姐的人，你已经out了，现在我们崇拜的是菊花姐姐。不知道过一阵子还会有什么姐姐妹妹出现，但这两个活宝已经娱乐到广大看客，为这个郁闷的夏天带来不少笑声。
芙蓉姐姐其实是一个外表平庸却不甘寂寞的女子，因为在北大清华的论坛上发表了的一些超级自恋的文字和照片而一举成名。菊花姐姐则是因为参加真人秀，其认真却令人忍俊不禁的表演视频被网友竞相发送而成名，前者有心，后者无意，结果都在网络上走红。
再后来，连芙蓉哥哥也出现了。网友看了芙蓉哥哥的照片，马上大喊救命！在这里，还有什么是不可以的。在中国如果你要挖掘到有趣新闻，一定要成为网络人，因为不少浮出台面的新闻，都是在网络的虚拟世界里风光了一阵子，传统媒体才慢一拍跟进。
网络世界里的自恋狂特别多，而不甘寂寞的自恋狂更多。饥饿的媒体似乎也助他们一臂之力，如果正如安迪沃尔所说，每个人都有成名15分钟的机会，在中国只要你真的豁出去，成名不远，可能都不需要15分钟。
中国年轻人似乎都在努力实践张爱玲的名言，出名要趁早。不少人就通过了互联网的传播而搭上成名子弹火车，先有木子美发表的网络性爱日记，再有竹影青瞳在博客上贴裸照，后来甚至出现了中年版的木子美流氓燕，一个比一个不甘示弱。不少人通过博客（台湾译为部落格，好漂亮的译名）书写私人网络日记而成名。
走笔至此，朋友msn传来最新发展，那是一对年轻夫妇的博客，看来图片和文字已经满足不了看客们的偷窥欲，这个博客竟然在网上发布夫妇俩叫床的声音，点击率马上狂飙。
● 叶孝忠（传自香港）
芙蓉姐姐其实是一个外表平庸却不甘寂寞的女子，因为在北大清华的论坛上发表了的一些超级自恋的文字和照片而一举成名。菊花姐姐则是因为参加真人秀，其认真却令人忍俊不禁的表演视频被网友竞相发送而成名，前者有心，后者无意，结果都在网络上走红。
再后来，连芙蓉哥哥也出现了。网友看了芙蓉哥哥的照片，马上大喊救命！在这里，还有什么是不可以的。在中国如果你要挖掘到有趣新闻，一定要成为网络人，因为不少浮出台面的新闻，都是在网络的虚拟世界里风光了一阵子，传统媒体才慢一拍跟进。
网络世界里的自恋狂特别多，而不甘寂寞的自恋狂更多。饥饿的媒体似乎也助他们一臂之力，如果正如安迪沃尔所说，每个人都有成名15分钟的机会，在中国只要你真的豁出去，成名不远，可能都不需要15分钟。
中国年轻人似乎都在努力实践张爱玲的名言，出名要趁早。不少人就通过了互联网的传播而搭上成名子弹火车，先有木子美发表的网络性爱日记，再有竹影青瞳在博客上贴裸照，后来甚至出现了中年版的木子美流氓燕，一个比一个不甘示弱。不少人通过博客（台湾译为部落格，好漂亮的译名）书写私人网络日记而成名。
走笔至此，朋友msn传来最新发展，那是一对年轻夫妇的博客，看来图片和文字已经满足不了看客们的偷窥欲，这个博客竟然在网上发布夫妇俩叫床的声音，点击率马上狂飙。
● 叶孝忠（传自香港）
私人角落
这绝对是奢侈的。每天活在都市里的人，要一直保持一个属于自己的自然私人角落。北京一些老同学说，除非你有钱买下一个小岛。
也不是真的那么困难。不过，确实需要好长一段时间去慢慢寻找。记得看过一部电影，说纽约市内就有个黑人隐士，竟然就在纽约市心的中央公园里找到属于他的一片清静天地。那真匪夷所思，纽约中央公园即便再大，白天是游人不断，夜里更是巡逻警察与浪人瘪三展开拉锯战的追逐场，他如何能在那里找到乐土？
所以说我和我朋友还是挺幸运的。这海边我们只要有机会就来，它的最大优点就是有点“军事条件”。它的位置，在泰国某个岛屿面向茫茫大海的一边，从沙滩上我们可以望到海上一切动静，但因为巨礁颇多而且角度错落的关系，路过的船只却不一定都能望到我们。
岛的另一边，其实就是个热闹旅游区，人山人海的白色细沙沙滩就有两公里长，水上运动和沙滩餐厅每天挤满人。私人角落的这一边，苍天保佑，隔了一座小山丘，只有一条蜿蜒小路能攀过来。而更妙是，就算有车也来不了，只有适宜爬山用的小摩托车能攀过山头。其实，从热闹的旅游区到这里来也用不着20分钟，但谁会来呢？海边都是尖锐危险的乱石，除了椰树和红树林，连原有的居民都纷纷搬到闹区赚游客钱去了。
水源确实是个大问题，以前居民留下的井，许多都不能喝了。除了水其他方面都能解决。每次我们来“松绑”，车后面就是一大桶清水和两三天的食物。夜里海风好大，睡在沙滩上连营帐也不必，绝无蚊子拜访。而这种生活的感觉，却是分外真实又特别立体的。此处除了自然里的声音和我们自己的声音就没其他声响，因此每句说出来的话都是很需要才说的，我们都喜欢这样。我们也感觉到，在毫无催促情况下，身边事物的形状或状态，往往能有更加细致入微的发现。叶子脉络内流动着生命。甲虫也会喝水。中午退潮后礁石会在烈日下发出诱人的气味。沙滩上的沙，半夜里偶尔会有轻微的移动。海浪的前沿，在漆黑中有水母发出的荧光。而人最稳定的心情状态，就是当他在眺望着水平线的那一刻。
在无人角落，因为不必再去应付别人而头脑会变得简单许多。而对于自己作为一个人类的能力，我也常带有一种类似回首式的重新评估：我可以生火。我知道如何利用周围环境里的一切制作简单工具。我可以如此开心满足于一条毫无烹饪而只是烤熟的小鱼。虽然，虽然把摩托车开到可以买可口可乐的地方也不过是20分钟，但我们都喜欢把那个沉闷的世界置于脑后。
假如手工很好，就能把整条嫩树的树皮直直割下，那么那就是很好的绳索，用来绑紧椰叶也就是很好的覆盖。认识树丫倒要一些时间，但只要找对了两支配搭树丫，再加上覆盖就是个很好的通风小寮。平时我很少注意自己一双手，也曾一直以为自己要求很多，其实人的需要只是很少，在这里谁都能把目光毫无阻挡地看到对方眼睛里面去，陪伴是一种心领神会，一种了解，身体有个遮盖，心有个遮盖，原来也就够了
● 吴韦材
也不是真的那么困难。不过，确实需要好长一段时间去慢慢寻找。记得看过一部电影，说纽约市内就有个黑人隐士，竟然就在纽约市心的中央公园里找到属于他的一片清静天地。那真匪夷所思，纽约中央公园即便再大，白天是游人不断，夜里更是巡逻警察与浪人瘪三展开拉锯战的追逐场，他如何能在那里找到乐土？
所以说我和我朋友还是挺幸运的。这海边我们只要有机会就来，它的最大优点就是有点“军事条件”。它的位置，在泰国某个岛屿面向茫茫大海的一边，从沙滩上我们可以望到海上一切动静，但因为巨礁颇多而且角度错落的关系，路过的船只却不一定都能望到我们。
岛的另一边，其实就是个热闹旅游区，人山人海的白色细沙沙滩就有两公里长，水上运动和沙滩餐厅每天挤满人。私人角落的这一边，苍天保佑，隔了一座小山丘，只有一条蜿蜒小路能攀过来。而更妙是，就算有车也来不了，只有适宜爬山用的小摩托车能攀过山头。其实，从热闹的旅游区到这里来也用不着20分钟，但谁会来呢？海边都是尖锐危险的乱石，除了椰树和红树林，连原有的居民都纷纷搬到闹区赚游客钱去了。
水源确实是个大问题，以前居民留下的井，许多都不能喝了。除了水其他方面都能解决。每次我们来“松绑”，车后面就是一大桶清水和两三天的食物。夜里海风好大，睡在沙滩上连营帐也不必，绝无蚊子拜访。而这种生活的感觉，却是分外真实又特别立体的。此处除了自然里的声音和我们自己的声音就没其他声响，因此每句说出来的话都是很需要才说的，我们都喜欢这样。我们也感觉到，在毫无催促情况下，身边事物的形状或状态，往往能有更加细致入微的发现。叶子脉络内流动着生命。甲虫也会喝水。中午退潮后礁石会在烈日下发出诱人的气味。沙滩上的沙，半夜里偶尔会有轻微的移动。海浪的前沿，在漆黑中有水母发出的荧光。而人最稳定的心情状态，就是当他在眺望着水平线的那一刻。
在无人角落，因为不必再去应付别人而头脑会变得简单许多。而对于自己作为一个人类的能力，我也常带有一种类似回首式的重新评估：我可以生火。我知道如何利用周围环境里的一切制作简单工具。我可以如此开心满足于一条毫无烹饪而只是烤熟的小鱼。虽然，虽然把摩托车开到可以买可口可乐的地方也不过是20分钟，但我们都喜欢把那个沉闷的世界置于脑后。
假如手工很好，就能把整条嫩树的树皮直直割下，那么那就是很好的绳索，用来绑紧椰叶也就是很好的覆盖。认识树丫倒要一些时间，但只要找对了两支配搭树丫，再加上覆盖就是个很好的通风小寮。平时我很少注意自己一双手，也曾一直以为自己要求很多，其实人的需要只是很少，在这里谁都能把目光毫无阻挡地看到对方眼睛里面去，陪伴是一种心领神会，一种了解，身体有个遮盖，心有个遮盖，原来也就够了
● 吴韦材
得失安之于数
毁誉听之于人
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讲堂上，悬挂一副乾隆时代的院长旷敏本所写的楹联。开头的三句是“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
楹联的第二句：“毁誉听之于人”，大意指毁谤及赞誉是出自别人的嘴巴，由人去说，任人评论。立足社会，必然有被人赞扬，也会被人毁谤讥骂。对此，就要泰然处之。
被别人称颂固然是令人欢欣的事。但智者应当持着“一则以喜，继则以忧，再则以惧”的态度来对待赞誉。忧则恐怕接着招来他人嫉妒，永无宁日，惧则怕被中伤陷害。所以为人必须持着“谨防名越实，应效有若无”的平常心态度，别沾沾自喜，更应战战兢兢，时加自勉。
每个人都会评价别人。他们心中都有一座天平，一把量尺，是凭自己的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等为准绳去评估。可惜人往往很少用同样的天平或尺去称量自己，而只以主观态度看待别人。他们怀有妒嫉与敌意，凭空捏造，以诽谤性的言词低贬破坏他人名誉。而且不客观不公允。他心里有数，他也了解自己，明知自己有过错，却能容忍和宽恕自己。这种双重标准处事，往往闹出很多问题。
名誉，是一个人凭他的言行品德、才能、功勋、贡献等美德而赢得别人的承认与赞许。但往往因为他有杰出表现，而招致别人嫉妒和恶意中伤及诋毁，所谓“树大招风”，“誉之所至，谤亦随之”。
连外国人也说，没有人会去踢一头死去的狗。死去的狗再不能威胁别人，起不了作用，人就会不屑一顾。当人是个无能庸才废料，谁会去理睬他？只要人有所表现，那不难招来攻击。有道：“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这是人的劣根性，不值得因被人诋毁破坏名誉而困扰。也许自己的职衔比人高，本领比人强，运气比人好，家庭比人幸福，令别人心有不甘，心中不舒，由衷地妒嫉。妒嫉心是人的一种病态心理。我曾说过：世上最多人患的病是“眼红病”。
二千年前庄子所说“举世誉之而不加劝”(全世界的人赞誉他而不洋洋得意)，相信只有少数人能做得到。但“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全世界非议他却毫不沮丧)，那只有圣人的气度才能如是。
现代社会有严谨的法律保护被诽谤及毁誉的受害者。对于那些不负责任，无中生有，信口雌黄，极尽挑拨，损害别人尊严及诬蔑人格的懦夫，我们应该暴露他们的恶毒动机，迎头痛击，让他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与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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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失安之于数
楹联的第三句：“得失安之于数，”大意指事情的成功与失败，只能取决于数(术数，命运，自然规律)。这因为人生有太多变化与未能预见的因素，就算竭尽全力，也未必确保得到什么。
所谓术数，是指人生命运及气数。宿命论者把人生得失归咎于已注定的命运。香港歌手许冠杰把“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唱得家喻户晓，人人会哼，把哲理铭刻在人们的心坎上。甚至连爱情，诗人徐志摩也大叹“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其实世人所求以及争夺的不外是名、利、权。得到叫成功，否则是失败。至于成败得失的定义是因人而异，没有绝对成与败，真正的得失其实只是心中的感觉。
究竟世事的成败得失，是否取决于数？难道是命中注定？还是命运掌握在人的手中？
在生活中，若是人把目标定得太高，妄想得离谱，结果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弄得筋疲力尽，焦头烂额，以失败告终，然后归咎命中注定。有人为了名、利、权，竟包藏祸心，不顾亲情友情，背信弃义，泯灭人性，不择手段以达到目的。更有甚者，得手后不肯放手，千方百计要永远拥有它，不遵守“游戏”规则，狡诈、虚伪、撒谎，用权谋，暗算对方，置之死地。日后失败，就不要哀叹命数和天意，只怪自己心术不正，那是因果，恶有恶报！
人生目的岂只是为了名利权？难道真的没有东西是能够永远“得(到)”而不“失(去)”，值得追求的吗？我深信只要人修身正心，行善积德，成为一个品德高尚，堂堂正正的坦荡君子才是人生要“得“的目的。这总比去追逐过眼云烟的东西更为重要。是非成败转头空，人何不脚踏实地，尽力而为，不计得失，不论成败，那又何需说“得失安之于数”呢？
● 幼吾
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讲堂上，悬挂一副乾隆时代的院长旷敏本所写的楹联。开头的三句是“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
楹联的第二句：“毁誉听之于人”，大意指毁谤及赞誉是出自别人的嘴巴，由人去说，任人评论。立足社会，必然有被人赞扬，也会被人毁谤讥骂。对此，就要泰然处之。
被别人称颂固然是令人欢欣的事。但智者应当持着“一则以喜，继则以忧，再则以惧”的态度来对待赞誉。忧则恐怕接着招来他人嫉妒，永无宁日，惧则怕被中伤陷害。所以为人必须持着“谨防名越实，应效有若无”的平常心态度，别沾沾自喜，更应战战兢兢，时加自勉。
每个人都会评价别人。他们心中都有一座天平，一把量尺，是凭自己的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等为准绳去评估。可惜人往往很少用同样的天平或尺去称量自己，而只以主观态度看待别人。他们怀有妒嫉与敌意，凭空捏造，以诽谤性的言词低贬破坏他人名誉。而且不客观不公允。他心里有数，他也了解自己，明知自己有过错，却能容忍和宽恕自己。这种双重标准处事，往往闹出很多问题。
名誉，是一个人凭他的言行品德、才能、功勋、贡献等美德而赢得别人的承认与赞许。但往往因为他有杰出表现，而招致别人嫉妒和恶意中伤及诋毁，所谓“树大招风”，“誉之所至，谤亦随之”。
连外国人也说，没有人会去踢一头死去的狗。死去的狗再不能威胁别人，起不了作用，人就会不屑一顾。当人是个无能庸才废料，谁会去理睬他？只要人有所表现，那不难招来攻击。有道：“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这是人的劣根性，不值得因被人诋毁破坏名誉而困扰。也许自己的职衔比人高，本领比人强，运气比人好，家庭比人幸福，令别人心有不甘，心中不舒，由衷地妒嫉。妒嫉心是人的一种病态心理。我曾说过：世上最多人患的病是“眼红病”。
二千年前庄子所说“举世誉之而不加劝”(全世界的人赞誉他而不洋洋得意)，相信只有少数人能做得到。但“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全世界非议他却毫不沮丧)，那只有圣人的气度才能如是。
现代社会有严谨的法律保护被诽谤及毁誉的受害者。对于那些不负责任，无中生有，信口雌黄，极尽挑拨，损害别人尊严及诬蔑人格的懦夫，我们应该暴露他们的恶毒动机，迎头痛击，让他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与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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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失安之于数
楹联的第三句：“得失安之于数，”大意指事情的成功与失败，只能取决于数(术数，命运，自然规律)。这因为人生有太多变化与未能预见的因素，就算竭尽全力，也未必确保得到什么。
所谓术数，是指人生命运及气数。宿命论者把人生得失归咎于已注定的命运。香港歌手许冠杰把“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唱得家喻户晓，人人会哼，把哲理铭刻在人们的心坎上。甚至连爱情，诗人徐志摩也大叹“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其实世人所求以及争夺的不外是名、利、权。得到叫成功，否则是失败。至于成败得失的定义是因人而异，没有绝对成与败，真正的得失其实只是心中的感觉。
究竟世事的成败得失，是否取决于数？难道是命中注定？还是命运掌握在人的手中？
在生活中，若是人把目标定得太高，妄想得离谱，结果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弄得筋疲力尽，焦头烂额，以失败告终，然后归咎命中注定。有人为了名、利、权，竟包藏祸心，不顾亲情友情，背信弃义，泯灭人性，不择手段以达到目的。更有甚者，得手后不肯放手，千方百计要永远拥有它，不遵守“游戏”规则，狡诈、虚伪、撒谎，用权谋，暗算对方，置之死地。日后失败，就不要哀叹命数和天意，只怪自己心术不正，那是因果，恶有恶报！
人生目的岂只是为了名利权？难道真的没有东西是能够永远“得(到)”而不“失(去)”，值得追求的吗？我深信只要人修身正心，行善积德，成为一个品德高尚，堂堂正正的坦荡君子才是人生要“得“的目的。这总比去追逐过眼云烟的东西更为重要。是非成败转头空，人何不脚踏实地，尽力而为，不计得失，不论成败，那又何需说“得失安之于数”呢？
● 幼吾
速度尽头的那道光 --《头文字D》
看日本漫画会提高华文程度？这点我有保留。日本漫画里的日语翻译成华语，文字和原文一样浅显。一套二三十本小书，生词很可能只有那几个专业术语。
说看漫画可以学华语，其实是加强语感。语言的东西要多听多读多讲。看一千册漫画，也许，也许就能培养出基本的语感了。
改编自同名日本漫画的电影《头文字D》，藤原文太训练儿子拓海开车用的正是培养语感的方法。
凌晨三四点在山上开车开足5年，同一段路开始用两小时，最后只须少过半小时，秋名山车神就是这样磨炼出来的。拓海开车时看东西会蒙，却从没发生过车祸。是速度飞快，也是技术到家。语感培养出来了，喝醉了也不会说出离文法太远的话。至于合不合逻辑则另当别论。
拓海开的AE86，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辆车有多厉害，直到开了别人的同款车：“怎么刹车像坏掉，转弯时车子像要散掉，车盘怎么不听使唤。”开惯了好车，一开坏车马上就知道车子坏在哪里。
语文也是。小时候学华语，要背书，当时很不甘愿，现在才明白，好文章值得死背死记，因为最终都会化为己用。背熟了好文章，种植在意识里的语感就会自动排斥no taste的词句文章。背书没有错，但是要背好书，谁来决定好与不好，问题的症结需要擅长改装引擎的高人才懂，光会辨别车子型号款式还不足以指点迷津。
香港影评称拓海是17岁身躯8岁心理，简单一句话就是单纯。这是日本励志漫画的一个特质——天才型的人物都很单纯。因为心地单纯，才可以心无杂念，埋头苦练，追求至高境界。过程不一样，但是终点却是相同，掌握一门技术和求道悟道的精神是一致的。
心思单纯的人碰上明师，就像郭靖遇上洪七公，玉石成大器。明师在日本励志漫画或金庸武侠小说扮演的角色有时比主角重要。少年出英雄，因为有明师指点。孙悟空是从石头蹦出来，但七十二变的法力却是拜师学回来的。拓海的明师就是他的醉猫老爸，他才是秋名山车神。
传说《头文字Ｄ》将开拍续集。续集一定少不了挑战竞赛，每比赛一次，主角的技艺就提升另一个层次。这是贯穿日本励志漫画的“内功心法”。日本漫画作者为主角塑造的对手，从来不比主角逊色。遇强更强，这是励志的精神主轴。
如果说电影《头文字D》有不足的地方，那是拓海和对手交流部分交戏不够。
日本漫画《灌篮高手》好看，一大原因是樱木花道和流川枫之间的竞争妙趣横生。奋斗的过程其实非常孤独，我们需要至少一个可敬的对手，想像他在前方等着自己，想像他已经看到自己梦寐以求的风景。他证实了风景的存在。他是终点的那条冲线。速度尽头的那道光。
另一部日本漫画《棋灵王》有一句话单纯而深奥：追求棋艺的突破的一大动力就是要联系遥远的过去和遥远的现在。
人害怕寂寞空虚，高手怕无敌，因为无敌最寂寞。这些天才和高手醉心钻研，无论是要超越体能的极限还是对手的才能，所追求的现在没有人了解不重要，他们的知心和同道在遥远的过去和遥远的未来。
不知不觉练就一身好武功的拓海，碰到驾驶技术了得，而且输了仍邀请他加入车队的高桥凉介。拓海说他只要赢自己。没有高桥凉介在后面追着，他往哪里找到自己。
赢要赢得漂亮，输要输得有风度。识英雄重英雄，痛快的感觉何止踩尽油门高速飘移过弯。
● 赵琬仪
说看漫画可以学华语，其实是加强语感。语言的东西要多听多读多讲。看一千册漫画，也许，也许就能培养出基本的语感了。
改编自同名日本漫画的电影《头文字D》，藤原文太训练儿子拓海开车用的正是培养语感的方法。
凌晨三四点在山上开车开足5年，同一段路开始用两小时，最后只须少过半小时，秋名山车神就是这样磨炼出来的。拓海开车时看东西会蒙，却从没发生过车祸。是速度飞快，也是技术到家。语感培养出来了，喝醉了也不会说出离文法太远的话。至于合不合逻辑则另当别论。
拓海开的AE86，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辆车有多厉害，直到开了别人的同款车：“怎么刹车像坏掉，转弯时车子像要散掉，车盘怎么不听使唤。”开惯了好车，一开坏车马上就知道车子坏在哪里。
语文也是。小时候学华语，要背书，当时很不甘愿，现在才明白，好文章值得死背死记，因为最终都会化为己用。背熟了好文章，种植在意识里的语感就会自动排斥no taste的词句文章。背书没有错，但是要背好书，谁来决定好与不好，问题的症结需要擅长改装引擎的高人才懂，光会辨别车子型号款式还不足以指点迷津。
香港影评称拓海是17岁身躯8岁心理，简单一句话就是单纯。这是日本励志漫画的一个特质——天才型的人物都很单纯。因为心地单纯，才可以心无杂念，埋头苦练，追求至高境界。过程不一样，但是终点却是相同，掌握一门技术和求道悟道的精神是一致的。
心思单纯的人碰上明师，就像郭靖遇上洪七公，玉石成大器。明师在日本励志漫画或金庸武侠小说扮演的角色有时比主角重要。少年出英雄，因为有明师指点。孙悟空是从石头蹦出来，但七十二变的法力却是拜师学回来的。拓海的明师就是他的醉猫老爸，他才是秋名山车神。
传说《头文字Ｄ》将开拍续集。续集一定少不了挑战竞赛，每比赛一次，主角的技艺就提升另一个层次。这是贯穿日本励志漫画的“内功心法”。日本漫画作者为主角塑造的对手，从来不比主角逊色。遇强更强，这是励志的精神主轴。
如果说电影《头文字D》有不足的地方，那是拓海和对手交流部分交戏不够。
日本漫画《灌篮高手》好看，一大原因是樱木花道和流川枫之间的竞争妙趣横生。奋斗的过程其实非常孤独，我们需要至少一个可敬的对手，想像他在前方等着自己，想像他已经看到自己梦寐以求的风景。他证实了风景的存在。他是终点的那条冲线。速度尽头的那道光。
另一部日本漫画《棋灵王》有一句话单纯而深奥：追求棋艺的突破的一大动力就是要联系遥远的过去和遥远的现在。
人害怕寂寞空虚，高手怕无敌，因为无敌最寂寞。这些天才和高手醉心钻研，无论是要超越体能的极限还是对手的才能，所追求的现在没有人了解不重要，他们的知心和同道在遥远的过去和遥远的未来。
不知不觉练就一身好武功的拓海，碰到驾驶技术了得，而且输了仍邀请他加入车队的高桥凉介。拓海说他只要赢自己。没有高桥凉介在后面追着，他往哪里找到自己。
赢要赢得漂亮，输要输得有风度。识英雄重英雄，痛快的感觉何止踩尽油门高速飘移过弯。
● 赵琬仪
Monday, July 11, 2005
头文字D 里的人生爱情观
头文字D电影里AE86虽然无论从引擎性能，马力扭力，起跑速度，加速度，远远不如GTR跑车，但最终AE86还是跑赢跑车。原因在于，GTR跑车手在拐弯时技术上的不足而必须减速（谓之站）；相对于AE86 车手因技术上的略胜一筹，使用飘移技术，而无需在拐弯时减速（谓之站），虽然输在起跑（谓之慢，却不怕），结果还是赢了比赛。若以此赛车过程隐喻人生，则印证了人生，不怕慢，只怕站。
男主角最终因女主角隐瞒援助外交之事，无法接受，一走了之，没有给女主角解释的机会。通过男主角对爱情的价值观，究竟导演欲表达什么样的一种对爱情的看法？正面或反面，令人玩味。
男主角是因为爱得不够深？或对爱情的价值观深受成长社会环境所影响，进而对援助外交有了单一且片面的认识，而断定凡属援助外交的一群，就不能有单纯的爱情权利？做妓女瓦全是因为爱慕虚荣？还是受制于环境的无奈？一般人把爱情的位置置于什么样的高度，其爱情观又深受哪一些社会所灌输的所谓价值观的影响，爱情观里搀杂了哪一些外来杂质（价值观）？
答案不假外求，就在你我心中。
男主角最终因女主角隐瞒援助外交之事，无法接受，一走了之，没有给女主角解释的机会。通过男主角对爱情的价值观，究竟导演欲表达什么样的一种对爱情的看法？正面或反面，令人玩味。
男主角是因为爱得不够深？或对爱情的价值观深受成长社会环境所影响，进而对援助外交有了单一且片面的认识，而断定凡属援助外交的一群，就不能有单纯的爱情权利？做妓女瓦全是因为爱慕虚荣？还是受制于环境的无奈？一般人把爱情的位置置于什么样的高度，其爱情观又深受哪一些社会所灌输的所谓价值观的影响，爱情观里搀杂了哪一些外来杂质（价值观）？
答案不假外求，就在你我心中。
Sunday, July 10, 2005
英国人为什么处变不惊？
“伦敦发生连环恐怖爆炸事件了！”整个世界都在为英国人着急、担忧，喜欢冲动的外国人甚至煽情出“对伦敦的袭击就是对人类的袭击”这样的语词。但英国人呢？他们平静得让人肃然起敬，谈论最多的是如何在地铁关闭的情况下仍能按时上班。
“这事早晚要发生”，“谁让英国和美国肩并肩袭击伊拉克”，“比起二战时期伦敦遭纳粹德国的大规模空袭，这事不算大”……，这些说法最能体现英国人的心态。“你赢了这一回合，你的敌人会赢下一回合，就像拳击一样，没有常胜之说”。
这是英国人的“常识”，你不可能事事占优，和中国的“中庸之道”很接近。刚刚出人意料地获得2012年奥运会申办权，第二天就遭恐怖袭击，这很正常。
“当然，我们会赢再一个回合。悲泣有何用？如何让伦敦不刹车才是认真对待的。”在伦敦金融城上班的英国朋友在电话上对我说：“爆炸声连续响起后，伦敦股市下跌了一些，但那和任何一个坏日子差不多，怎么会产生惊慌”。
他的腔调和二战最艰难时期丘吉尔的名言——“一切照常”（Business as usual）差不多，也和布莱尔首相几小时前的讲话大同小异：“八国峰会照常进行，恐怖分子不可能打破我们的正常生活。”
这让人不禁发问，为什么英国人在类似恐怖袭击这样的大灾难面前泰然自若？
身在伦敦，我自己也没感到恐慌，倒是中国国内的朋友不断打电话询问我是否平安。我想我的平静和所有行走在伦敦街头上的人一样，大概是源于英国应急行动之快捷，我们在很短时间内就知道了究竟发生了什么。
第一声爆炸声响起后不到半小时，紧急救援服务便到现场。再过半小时，伦敦警方通过电视直播告示大众：“待在原地，不要走动！”他们还关闭了全部地铁交通网。
又过了一小时，在伦敦各主要道路上就出现了警告标志：“避开伦敦”、“本区域关闭”、“收听电台广播”。不久，询问伤亡情况的热线电话也开通了，大众可查询自己的亲朋好友是否在伤亡名单中。
政府部门的反应也相当快捷。爆炸发生两小时后，内政大臣克拉克在唐宁街发表声明，宣布“可怕的事件造成了严重的伤亡”。中午12点，正在苏格兰出席八国峰会的首相布莱尔声明说：“伦敦发生了一系列恐怖袭击，这是精心设计的，而且特别选择在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开幕之际发动袭击。”他还说，自己将在数小时内返回伦敦，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将在他缺席的情况下继续举行。
下午一点，当布莱尔还在返回伦敦的路上时，英国议会下议院召开特别会议，就伦敦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向社会公众报告。平时剑拔弩张的朝野两党此时完全一条心，要求大众做好伦敦还会发生爆炸的心理准备，但告诉人民不必紧张，警方会查出凶手。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事发三个小时后，各医院的发言人发布消息说，从各种伤情看，还没有发现过去没有见过的奇怪症状，从而排除了伦敦遭“脏弹”等非常规武器袭击的可能性。
医院也宣布，受伤者多是外国游客，“但我们已找到各种语言的翻译人员，在医治过程中没有任何语言障碍”。
人们也许要问，英国的应急措施为何如此高效而且有序？实事是，他们已演练了三年多时间了！他们早有预感“这一天会到来”。这其实也是一种常识。
经历大世面所以不惊
英国人的“常识”来自见惯或经历了大世面，因此有处变不惊的民族禀性。无论是遇到大喜的事还是大悲的事，英国人所想的总是“下一步会怎样发生”。这一想就能平静下来，大有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从容感。
在奥运举办城市即将揭晓前，英国几大电视台都在现场直播，嘉宾们的预测多是伦敦胜算的可能性不大。BBC记者在结果宣布前几秒钟说：“巴黎可是申办了三次，经验和人缘都比我们强啊，巴黎赢了对英国人也很方便，早晨乘坐‘伦敦之星’火车去看比赛，晚上就可回家！”
伦敦特拉法特广场上悬挂的申奥横幅上写的是“伦敦感谢您”，不论解释是输是赢，这个标语都很体面。而在巴黎，等待庆祝申奥成功的广场上高悬的是“巴黎2012”，有志在必得之势。
当听到伦敦赢了巴黎以后，人们在“简直不敢相信”的气氛中不断跳跃欢呼，而广场上空是声音更大的“红箭”飞行队的表演，释放的彩色烟幕竟是法国国旗的颜色。
没有僵硬意识形态
电视镜头很快切到巴黎，记者很歉意地说，“这里在下雨”。他同情地安抚着准备庆祝的法国人：“你们到伦敦看比赛一样方便，只是得花点钱买火车票。”这既很体面，也显得很有教养，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英国人的自知之明，因为他们知道，伦敦赢了，是因为运气好，而不是比巴黎更有优势。
宣布结果之后四小时，人们的讨论热点已转移到修建体育场馆的钱从何而来，以及伦敦东区的贫穷和破旧能否就此改观。
再说遇到灾难，二战期间，欧洲大陆所有国家都向希特勒投降时，英国却在岛屿上坚决抵抗，在艰难中孵化出“刚强而不失幽默感”的心态。
在伦敦遭遇大轰炸后（为避开英军雷达，德军常在夜晚轰炸）的第二天早晨，送牛奶的工人照样挨家挨户递送。在被炸毁的房屋前，他们照样放下一个牛奶瓶，只是多了一个动作：脱帽默哀。报纸头版上出现的大标题是：“最大规模轰炸，78比26，英国仍在发球。”意思是，空战中德军78架战机被击落，英军损失26架，皇家空军仍在开炮。多么洒脱！
这似乎已多少让我们明白，在伦敦恐怖袭击案发生后，英国人为何如此镇静。也许有人要说，其他国家的人也历经沧桑和苦难，为何依然容易激动？
有一个因素，恐怕是英国特有的，那就是英国人没有僵硬的意识形态，没有僵硬的宗教信仰。他们只是尊重常识。这常识是生活中一点一滴提炼出来的，不是从理论中拣选的，也不是出于精神需求，其落脚点是为解决问题。
即便是影响世界民主进程的1648年革命，英国人的解读并不是有些学者所言的“是历史的必然”，而是“历史的巧合”，现代议会制度是在皇家军队和克伦威尔（Cromwell）的“新模范军”（New Model Army）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为了解决问题而产生的。基督教和回教、马克思主义和纳粹主义，都在英国生根，但在常识面前一一低头，没有让英国人昏迷。英国人最自豪的是，遵循常识使英国在千年来都不被外族统治。
现在，英国人又在按常识行动。伦敦遭炸了，喊天喊地有何用？还是认真去做好份内的事，去寻找对付恐怖分子的办法吧。
● 陈冰 ·作者是旅英中国资深媒体人
“这事早晚要发生”，“谁让英国和美国肩并肩袭击伊拉克”，“比起二战时期伦敦遭纳粹德国的大规模空袭，这事不算大”……，这些说法最能体现英国人的心态。“你赢了这一回合，你的敌人会赢下一回合，就像拳击一样，没有常胜之说”。
这是英国人的“常识”，你不可能事事占优，和中国的“中庸之道”很接近。刚刚出人意料地获得2012年奥运会申办权，第二天就遭恐怖袭击，这很正常。
“当然，我们会赢再一个回合。悲泣有何用？如何让伦敦不刹车才是认真对待的。”在伦敦金融城上班的英国朋友在电话上对我说：“爆炸声连续响起后，伦敦股市下跌了一些，但那和任何一个坏日子差不多，怎么会产生惊慌”。
他的腔调和二战最艰难时期丘吉尔的名言——“一切照常”（Business as usual）差不多，也和布莱尔首相几小时前的讲话大同小异：“八国峰会照常进行，恐怖分子不可能打破我们的正常生活。”
这让人不禁发问，为什么英国人在类似恐怖袭击这样的大灾难面前泰然自若？
身在伦敦，我自己也没感到恐慌，倒是中国国内的朋友不断打电话询问我是否平安。我想我的平静和所有行走在伦敦街头上的人一样，大概是源于英国应急行动之快捷，我们在很短时间内就知道了究竟发生了什么。
第一声爆炸声响起后不到半小时，紧急救援服务便到现场。再过半小时，伦敦警方通过电视直播告示大众：“待在原地，不要走动！”他们还关闭了全部地铁交通网。
又过了一小时，在伦敦各主要道路上就出现了警告标志：“避开伦敦”、“本区域关闭”、“收听电台广播”。不久，询问伤亡情况的热线电话也开通了，大众可查询自己的亲朋好友是否在伤亡名单中。
政府部门的反应也相当快捷。爆炸发生两小时后，内政大臣克拉克在唐宁街发表声明，宣布“可怕的事件造成了严重的伤亡”。中午12点，正在苏格兰出席八国峰会的首相布莱尔声明说：“伦敦发生了一系列恐怖袭击，这是精心设计的，而且特别选择在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开幕之际发动袭击。”他还说，自己将在数小时内返回伦敦，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将在他缺席的情况下继续举行。
下午一点，当布莱尔还在返回伦敦的路上时，英国议会下议院召开特别会议，就伦敦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向社会公众报告。平时剑拔弩张的朝野两党此时完全一条心，要求大众做好伦敦还会发生爆炸的心理准备，但告诉人民不必紧张，警方会查出凶手。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事发三个小时后，各医院的发言人发布消息说，从各种伤情看，还没有发现过去没有见过的奇怪症状，从而排除了伦敦遭“脏弹”等非常规武器袭击的可能性。
医院也宣布，受伤者多是外国游客，“但我们已找到各种语言的翻译人员，在医治过程中没有任何语言障碍”。
人们也许要问，英国的应急措施为何如此高效而且有序？实事是，他们已演练了三年多时间了！他们早有预感“这一天会到来”。这其实也是一种常识。
经历大世面所以不惊
英国人的“常识”来自见惯或经历了大世面，因此有处变不惊的民族禀性。无论是遇到大喜的事还是大悲的事，英国人所想的总是“下一步会怎样发生”。这一想就能平静下来，大有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从容感。
在奥运举办城市即将揭晓前，英国几大电视台都在现场直播，嘉宾们的预测多是伦敦胜算的可能性不大。BBC记者在结果宣布前几秒钟说：“巴黎可是申办了三次，经验和人缘都比我们强啊，巴黎赢了对英国人也很方便，早晨乘坐‘伦敦之星’火车去看比赛，晚上就可回家！”
伦敦特拉法特广场上悬挂的申奥横幅上写的是“伦敦感谢您”，不论解释是输是赢，这个标语都很体面。而在巴黎，等待庆祝申奥成功的广场上高悬的是“巴黎2012”，有志在必得之势。
当听到伦敦赢了巴黎以后，人们在“简直不敢相信”的气氛中不断跳跃欢呼，而广场上空是声音更大的“红箭”飞行队的表演，释放的彩色烟幕竟是法国国旗的颜色。
没有僵硬意识形态
电视镜头很快切到巴黎，记者很歉意地说，“这里在下雨”。他同情地安抚着准备庆祝的法国人：“你们到伦敦看比赛一样方便，只是得花点钱买火车票。”这既很体面，也显得很有教养，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英国人的自知之明，因为他们知道，伦敦赢了，是因为运气好，而不是比巴黎更有优势。
宣布结果之后四小时，人们的讨论热点已转移到修建体育场馆的钱从何而来，以及伦敦东区的贫穷和破旧能否就此改观。
再说遇到灾难，二战期间，欧洲大陆所有国家都向希特勒投降时，英国却在岛屿上坚决抵抗，在艰难中孵化出“刚强而不失幽默感”的心态。
在伦敦遭遇大轰炸后（为避开英军雷达，德军常在夜晚轰炸）的第二天早晨，送牛奶的工人照样挨家挨户递送。在被炸毁的房屋前，他们照样放下一个牛奶瓶，只是多了一个动作：脱帽默哀。报纸头版上出现的大标题是：“最大规模轰炸，78比26，英国仍在发球。”意思是，空战中德军78架战机被击落，英军损失26架，皇家空军仍在开炮。多么洒脱！
这似乎已多少让我们明白，在伦敦恐怖袭击案发生后，英国人为何如此镇静。也许有人要说，其他国家的人也历经沧桑和苦难，为何依然容易激动？
有一个因素，恐怕是英国特有的，那就是英国人没有僵硬的意识形态，没有僵硬的宗教信仰。他们只是尊重常识。这常识是生活中一点一滴提炼出来的，不是从理论中拣选的，也不是出于精神需求，其落脚点是为解决问题。
即便是影响世界民主进程的1648年革命，英国人的解读并不是有些学者所言的“是历史的必然”，而是“历史的巧合”，现代议会制度是在皇家军队和克伦威尔（Cromwell）的“新模范军”（New Model Army）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为了解决问题而产生的。基督教和回教、马克思主义和纳粹主义，都在英国生根，但在常识面前一一低头，没有让英国人昏迷。英国人最自豪的是，遵循常识使英国在千年来都不被外族统治。
现在，英国人又在按常识行动。伦敦遭炸了，喊天喊地有何用？还是认真去做好份内的事，去寻找对付恐怖分子的办法吧。
● 陈冰 ·作者是旅英中国资深媒体人
男女平等，孩子该跟谁的姓？
何必执著？
小孩太小不能自己决定。暂时由父母决定。只要父母同意就好。没有姓氏也无所谓。
以后孩子长大，要改名，他的自由。社会环境允不允许， 是另一回事。
命名不过是一种形式。
玫瑰不叫玫瑰，还是一样芬芳。红色不叫红色，本质还是一样。
至于社会接不接受这样的观点， 那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了，不由得我们决定。人人观点不同。
我现在的观点是如此，未来会不会一样，自己也不知道！ ：）
小孩太小不能自己决定。暂时由父母决定。只要父母同意就好。没有姓氏也无所谓。
以后孩子长大，要改名，他的自由。社会环境允不允许， 是另一回事。
命名不过是一种形式。
玫瑰不叫玫瑰，还是一样芬芳。红色不叫红色，本质还是一样。
至于社会接不接受这样的观点， 那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了，不由得我们决定。人人观点不同。
我现在的观点是如此，未来会不会一样，自己也不知道！ ：）
Saturday, July 09, 2005
强烈谴责伦敦恐怖袭击！！！
字眼不足以表达我内心的强烈感受！
人类的互相戕害，是否永无止境？以暴治暴是唯一的出路？
此次的恐怖袭击，不是一个起点，亦不是一个终点。接下来人类互相憎恨的结果会带领世界走向何方，不堪设想！
往生者，安息吧！
生存者，要坚强活下去。
阖起双眼，让我们在哀悼的同时，亦深思恐怖主义背后的成因！
人类的互相戕害，是否永无止境？以暴治暴是唯一的出路？
此次的恐怖袭击，不是一个起点，亦不是一个终点。接下来人类互相憎恨的结果会带领世界走向何方，不堪设想！
往生者，安息吧！
生存者，要坚强活下去。
阖起双眼，让我们在哀悼的同时，亦深思恐怖主义背后的成因！
YahOO! Lets gOOgle GeMiNi e Blogger!
最近收到 GOOGLE ALERT 的通知。Gemini e Blogger 这个关键词在GOOGLE搜索有了新的消息。一直以来，我用华文部落劲，并没有收到通知。这次的通知把我连接到 Gemini e Blogger,难道只因为机器无法阅读出现了英文字母？
有空时得研究研究！
有空时得研究研究！
你为什么念中文系？
我常问学生何以要上大学，同学总是面面相觑，无言以对。他们也许心中确实有答案，却不便启齿。不过，我想大学生甚少自觉思考大学教育究竟为何物，上大学究竟为何事，恐怕也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我所说的学生基本上是中文系的同学，其他诸学系的同学也许求学目标比较明确，而大多希望毕业后自己创业。根据最近本地的一份调查结果，受访的新加坡人中约有40％的人生目标就是创业。
从前孔子认为，“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俗之不祥。”从国家的立场看，大学教育的目的之一自然是培养可用的人才。国家提供设备和机会，而少者愿学，老者得教，国势必然兴盛，甚且举国文质彬彬，民德于焉归厚。
从学生的立场看，一个人经过多年来种种剧烈竞争，终于有幸踏入大学之门，难道不应该反思一下，何苦须要持续的奋斗和挣扎？
中文系同学不管是理想抑或无奈地碍于情势，毕业后许多都在中小学执教育人。教育自然是高尚的事业，但是，教育之所以高尚却并非由于日复一日、经年无改的教室活动，而是教师本人无私的春风化雨和作育英才。
化育的功夫并非来自大学学历，而却来自学生自己在大学生活中对专业学问的研寻以及对自我的认识和磨练。有志于从事教育的学子，进大学以后应该念兹在兹，以期三四年的大学生活可以开拓自己的眼界和变化自己的气质。
关乎日用人生
如果你为追求个人的兴趣而进大学——这固然是非常合理的动机，但对于自己的兴趣，你到底是否有具体清晰的自觉？以中文系的学生而言，如果热爱中国文学，那是什么样的中国文学？你心中的所谓文学，其实又是什么样的一门学问？你为什么会钟情于文学？
诸如此类的问题，大学生应该有一种自觉，然后在这种自觉的指引下，慢慢认真寻求答案。
更重要的是，追求答案的整个过程其实就是认识自我的一段经验，因此，努力探索而来的答案根本上也是对自我的认识和发现。如此，所累积的文学知识就不仅仅是纸面上的文章，而更是真切的人生学问。
所谓真切，意谓这种学问必须关乎日用人生，而尤其以个人自己的人生为然。换一个比较通俗的讲法，大学里研寻的学问必须要能实用，既可用诸己，又可施于人。
学问好比语言，语言水平真正优异的学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运用所学的语言，同时又可以借助语言提升自我。要学好语言，方法不只一种。你可以到大学去学，也可以到小贩中心去学。大学里利用专业教学法来教授语言，教师会跟学生讲解语法，学生必须在定时的课堂上操练口语，而课外也必定有书写的习作。
这些学习方法自然跟在小贩中心朝夕在生活中通过摸索和实验来学习颇不相同，然而，语言学习如果不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恐怕我们只能说大学生在大学讲堂得到的只是有关语言的知识，而并未能够真正掌握和运用语言本身。
再者，他们的所谓语言知识很可能还会脱离实际人生。外国学生学习华文，往往必须到中国社会去，实地浸濡，目的正在于学会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活泼而有生命的语言。当然，这样的生活语言，其实就是文化的具体表现。
同理，中文系同学几年所学的知识固然离不开书本，但是，所学、所知、所体会却不应该只囿限于书本。他们应该学会如何生活。书本上许多知识原来也是生活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同学们必须明白这个道理，而同时努力学习如何转化书本上的知识为切身实用的学问。
应该培养器识
读书应该以变化气质、提升精神和改变生活为鹄的，惟其如此，学问才能够成为同学们生命中关键的有机成分。
如果中文系同学所学的知识不能够在他们的生活中活用，不能够在他们的生命中引起变化，那么，他们的知识最终只是纸面上的知识，而他们本人也就不过是有限的工具。
中文系的教育不应该是工具的教育。孔子说：“君子不器。”器是盛装知识的工具，供人使用，所以，孔子警戒他的弟子立志要高尚，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做“君子儒”，千万别做“小人儒”。要影响他人，要改变世界，必须从转化自己开始。
换言之，中文系的学生绝对不能把自己看作是工具。如果大学教育只是为你提供某些专科的知识，你最多也只能将这些知识转告别人——你毕竟仍然是一个器具，你的知识并未能够转化成为学问，而你本人其实也是依然故我。
毕竟大学教育与专科学校的教育应该是截然不同的。中文系的学生固然也有专业知识，但他们更应该培养出一种器识来。
学以致用，指的不但是生活中的活学活用，而更重要的是所学能够提升自己，默化他人，了解世变。如果读了三四年文学名著，却不能够从作品中学会体味人生，欣赏文化以及了解自己，对你而言，文学就不啻是纸面上的文字游戏而已。那你的确没有必要到大学来啊！
大学并不是供人逃避现实的象牙塔。
● 劳悦强 ·作者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
当然，我所说的学生基本上是中文系的同学，其他诸学系的同学也许求学目标比较明确，而大多希望毕业后自己创业。根据最近本地的一份调查结果，受访的新加坡人中约有40％的人生目标就是创业。
从前孔子认为，“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俗之不祥。”从国家的立场看，大学教育的目的之一自然是培养可用的人才。国家提供设备和机会，而少者愿学，老者得教，国势必然兴盛，甚且举国文质彬彬，民德于焉归厚。
从学生的立场看，一个人经过多年来种种剧烈竞争，终于有幸踏入大学之门，难道不应该反思一下，何苦须要持续的奋斗和挣扎？
中文系同学不管是理想抑或无奈地碍于情势，毕业后许多都在中小学执教育人。教育自然是高尚的事业，但是，教育之所以高尚却并非由于日复一日、经年无改的教室活动，而是教师本人无私的春风化雨和作育英才。
化育的功夫并非来自大学学历，而却来自学生自己在大学生活中对专业学问的研寻以及对自我的认识和磨练。有志于从事教育的学子，进大学以后应该念兹在兹，以期三四年的大学生活可以开拓自己的眼界和变化自己的气质。
关乎日用人生
如果你为追求个人的兴趣而进大学——这固然是非常合理的动机，但对于自己的兴趣，你到底是否有具体清晰的自觉？以中文系的学生而言，如果热爱中国文学，那是什么样的中国文学？你心中的所谓文学，其实又是什么样的一门学问？你为什么会钟情于文学？
诸如此类的问题，大学生应该有一种自觉，然后在这种自觉的指引下，慢慢认真寻求答案。
更重要的是，追求答案的整个过程其实就是认识自我的一段经验，因此，努力探索而来的答案根本上也是对自我的认识和发现。如此，所累积的文学知识就不仅仅是纸面上的文章，而更是真切的人生学问。
所谓真切，意谓这种学问必须关乎日用人生，而尤其以个人自己的人生为然。换一个比较通俗的讲法，大学里研寻的学问必须要能实用，既可用诸己，又可施于人。
学问好比语言，语言水平真正优异的学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运用所学的语言，同时又可以借助语言提升自我。要学好语言，方法不只一种。你可以到大学去学，也可以到小贩中心去学。大学里利用专业教学法来教授语言，教师会跟学生讲解语法，学生必须在定时的课堂上操练口语，而课外也必定有书写的习作。
这些学习方法自然跟在小贩中心朝夕在生活中通过摸索和实验来学习颇不相同，然而，语言学习如果不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恐怕我们只能说大学生在大学讲堂得到的只是有关语言的知识，而并未能够真正掌握和运用语言本身。
再者，他们的所谓语言知识很可能还会脱离实际人生。外国学生学习华文，往往必须到中国社会去，实地浸濡，目的正在于学会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活泼而有生命的语言。当然，这样的生活语言，其实就是文化的具体表现。
同理，中文系同学几年所学的知识固然离不开书本，但是，所学、所知、所体会却不应该只囿限于书本。他们应该学会如何生活。书本上许多知识原来也是生活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同学们必须明白这个道理，而同时努力学习如何转化书本上的知识为切身实用的学问。
应该培养器识
读书应该以变化气质、提升精神和改变生活为鹄的，惟其如此，学问才能够成为同学们生命中关键的有机成分。
如果中文系同学所学的知识不能够在他们的生活中活用，不能够在他们的生命中引起变化，那么，他们的知识最终只是纸面上的知识，而他们本人也就不过是有限的工具。
中文系的教育不应该是工具的教育。孔子说：“君子不器。”器是盛装知识的工具，供人使用，所以，孔子警戒他的弟子立志要高尚，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做“君子儒”，千万别做“小人儒”。要影响他人，要改变世界，必须从转化自己开始。
换言之，中文系的学生绝对不能把自己看作是工具。如果大学教育只是为你提供某些专科的知识，你最多也只能将这些知识转告别人——你毕竟仍然是一个器具，你的知识并未能够转化成为学问，而你本人其实也是依然故我。
毕竟大学教育与专科学校的教育应该是截然不同的。中文系的学生固然也有专业知识，但他们更应该培养出一种器识来。
学以致用，指的不但是生活中的活学活用，而更重要的是所学能够提升自己，默化他人，了解世变。如果读了三四年文学名著，却不能够从作品中学会体味人生，欣赏文化以及了解自己，对你而言，文学就不啻是纸面上的文字游戏而已。那你的确没有必要到大学来啊！
大学并不是供人逃避现实的象牙塔。
● 劳悦强 ·作者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
Friday, July 08, 2005
如果中国大陆有一百个龙应台
我喜欢阅读龙应台的文章，更尊敬她悲天悯人的大情怀。第一次阅读大作《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深深为作者的道德勇气而折服。
“半夜里，吃客喝酒猜拳作乐，吵得鸡犬不宁。你为什么不生气？……为什么不找警察呢？发觉警察与小贩有勾结，为什么不继续向上反映？”
“淡水河畔的住家整笼整笼地把恶臭的垃圾往河里倒；厕所的排泄管直接通到河底。河水一涨，污秽气直逼到呼吸里来。爱河的人，你又为什么不生气？你为什么没有勇气对那个丢汽水瓶的少年郎大声说：‘你敢丢我就把你也丢进去’？”
“你静静坐在那儿钓鱼（那已经布满癌细胞的鱼），想着今晚的鱼汤，假装没看见那个几百年都化解不了的汽水瓶。你为什么不丢掉鱼竿，站起来，告诉他你很生气？”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
这是龙女士20年多前在台湾的呐喊。龙女士虽是女子，却让许多绅士们汗颜。
欺负弱者的社会
中国大陆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工业开发区、化工厂附近的空气污浊、废水污染，充斥各地的假冒伪劣产品；大街小巷，各大商店广告宣传的噪音令人刺耳……
医院里握有开具处方大权的医生与药厂销售员互相勾结，众多病患对着医院大门望“药”兴叹；有的黑心医生拿了回扣还开假药，哪管病人是死是活？
泗县幼童的疫苗案中，这些幼小的生命，以后会有哪些后遗症？该不该彻底调查？
泗县当地医院的医生竟然殴打《中国经营报》的采访记者，天理难容！如何处理？
有的火车站警察与卖票的黄牛互相勾结，老老实实排队的旅客却买不上票；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无论风霜雨雪，辛勤劳作，大楼造好后，他们怯生生地悄然离去，气宇轩昂的老板和风度翩翩的绅士们优雅地住进去。
民工们一天只拿30至50元人民币，他们节衣缩食，到年底返乡与亲人团聚，在汽车、火车上座率远高于运输淡季、人人都必须回家（在春节期间，高价也不可能限制人员流动）的日子，却要支付比平时高得多的车票钱。
而支付了昂贵的车费后，又没有享受到稍微改善一点的服务，过道上、厕所旁全部塞得满满的，百分之百超载，都在所不辞。
对真话感到不自在
有点知识的学生可以半价优惠坐火车，有钱的老板可以坐飞机，这不分明是在欺负弱者吗？如果大陆各地、各个城市都有几个“龙应台”，对于我们的社会的文明、和谐、进步，该起多大的推动作用啊！
也许我们许多同胞听惯了“形势一片大好”之类的粉饰太平的假话、空话，对于直接刺破皇帝没有新衣的真话反而不习惯了。龙女士在《罗素，1920》一文中，提及的“涸泽而渔”（编者按：龙文是写“竭泽而鱼”），难道不正是中国面临的隐忧吗？
文中引用的具体数字、比例是否百分之百精确，另当别论。大量耗费能源，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效益，这难道不是中国大陆的现状吗？
不错，作为先进国家的日本、美国，在发展过程中耗费了人类大量的森林、石油等大量宝贵的资源。难道中国也就一定要重复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吗？大量消耗资源，实际上是在掠夺子孙后代的资源。传统文化面临断层的危险，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中秋节、农历七七中国情人节，台湾是什么样的盛况？端午节，韩国都要申报为自己的文化遗产了。我看这方面，不妨就事论事，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中国从来不缺少主义，就缺少实干，缺少研究实际问题。阅读龙女士的《罗素，1920》，我们不妨多研究如何节能、如何有效使用资源，如何开发节能新材料，如何使资源得到循环使用，如何在国民中普及节能意识。
如果能在物质主义和精神家园、保护历史文化传统、人类长远的可持续发展之间保持平衡，那就更理想了。对于其他的理论、主义之类的东西，抱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就可以了。无限上纲上线、过多的政治联想都是没有必要的、不可取的。
长期习惯非白即黑
龙应台女士足迹遍及世界，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有着深切的人文关怀。对于民生、教育、社会、民主等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对于我们大陆长期习惯“非白即黑”、不是对就是错、缺少理性思辩的民众来说可能不是一下子就能完全接受。
我们可以不同意她的看法，但还是应该尊重她说话的权利，我们也可以事实为依据开展理性思辩。龙女士的观点，我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支持，例如，她写的《啊，上海男人》，其中有些的确是事实，但有些则难免有以偏概全之虞，还不足以反映上海男人的全貌。
上海男女平等，上海男人做事细心负责，勤俭持家，尊重女性，讲究卫生，没有大男子主义，可惜缺少一点勇气和豪放。我觉得上海男人在大陆男人中还算是比较优秀的一群（尽管我不是上海男人）。
但是，我不赞成一些上海男人因为上海《文汇报》刊登了这篇描写上海男人缺点文章，就拒绝订阅《文汇报》。这样未免有些狭窄。有些观点不赞成的话，不妨主动友好地邀请龙女士多来上海看看，多交流，多沟通。那样的话，上海男人在龙女士眼里一定会可爱得多。
有道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龙女士如此关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又何尝不是我们中国人社会的福气呢？
我们应该珍惜她、尊重她、感谢她，有空的话，多读她的文章，然后对照现实，冷静思考、反省，然后再问问自己：有没有勇气学习她？如果在大陆出现一百个龙应台，我们的生活环境会变得多么美好！
● 阮永松 ·作者在上海一家翻译公司任职
“半夜里，吃客喝酒猜拳作乐，吵得鸡犬不宁。你为什么不生气？……为什么不找警察呢？发觉警察与小贩有勾结，为什么不继续向上反映？”
“淡水河畔的住家整笼整笼地把恶臭的垃圾往河里倒；厕所的排泄管直接通到河底。河水一涨，污秽气直逼到呼吸里来。爱河的人，你又为什么不生气？你为什么没有勇气对那个丢汽水瓶的少年郎大声说：‘你敢丢我就把你也丢进去’？”
“你静静坐在那儿钓鱼（那已经布满癌细胞的鱼），想着今晚的鱼汤，假装没看见那个几百年都化解不了的汽水瓶。你为什么不丢掉鱼竿，站起来，告诉他你很生气？”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
这是龙女士20年多前在台湾的呐喊。龙女士虽是女子，却让许多绅士们汗颜。
欺负弱者的社会
中国大陆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工业开发区、化工厂附近的空气污浊、废水污染，充斥各地的假冒伪劣产品；大街小巷，各大商店广告宣传的噪音令人刺耳……
医院里握有开具处方大权的医生与药厂销售员互相勾结，众多病患对着医院大门望“药”兴叹；有的黑心医生拿了回扣还开假药，哪管病人是死是活？
泗县幼童的疫苗案中，这些幼小的生命，以后会有哪些后遗症？该不该彻底调查？
泗县当地医院的医生竟然殴打《中国经营报》的采访记者，天理难容！如何处理？
有的火车站警察与卖票的黄牛互相勾结，老老实实排队的旅客却买不上票；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无论风霜雨雪，辛勤劳作，大楼造好后，他们怯生生地悄然离去，气宇轩昂的老板和风度翩翩的绅士们优雅地住进去。
民工们一天只拿30至50元人民币，他们节衣缩食，到年底返乡与亲人团聚，在汽车、火车上座率远高于运输淡季、人人都必须回家（在春节期间，高价也不可能限制人员流动）的日子，却要支付比平时高得多的车票钱。
而支付了昂贵的车费后，又没有享受到稍微改善一点的服务，过道上、厕所旁全部塞得满满的，百分之百超载，都在所不辞。
对真话感到不自在
有点知识的学生可以半价优惠坐火车，有钱的老板可以坐飞机，这不分明是在欺负弱者吗？如果大陆各地、各个城市都有几个“龙应台”，对于我们的社会的文明、和谐、进步，该起多大的推动作用啊！
也许我们许多同胞听惯了“形势一片大好”之类的粉饰太平的假话、空话，对于直接刺破皇帝没有新衣的真话反而不习惯了。龙女士在《罗素，1920》一文中，提及的“涸泽而渔”（编者按：龙文是写“竭泽而鱼”），难道不正是中国面临的隐忧吗？
文中引用的具体数字、比例是否百分之百精确，另当别论。大量耗费能源，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效益，这难道不是中国大陆的现状吗？
不错，作为先进国家的日本、美国，在发展过程中耗费了人类大量的森林、石油等大量宝贵的资源。难道中国也就一定要重复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吗？大量消耗资源，实际上是在掠夺子孙后代的资源。传统文化面临断层的危险，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中秋节、农历七七中国情人节，台湾是什么样的盛况？端午节，韩国都要申报为自己的文化遗产了。我看这方面，不妨就事论事，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中国从来不缺少主义，就缺少实干，缺少研究实际问题。阅读龙女士的《罗素，1920》，我们不妨多研究如何节能、如何有效使用资源，如何开发节能新材料，如何使资源得到循环使用，如何在国民中普及节能意识。
如果能在物质主义和精神家园、保护历史文化传统、人类长远的可持续发展之间保持平衡，那就更理想了。对于其他的理论、主义之类的东西，抱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就可以了。无限上纲上线、过多的政治联想都是没有必要的、不可取的。
长期习惯非白即黑
龙应台女士足迹遍及世界，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有着深切的人文关怀。对于民生、教育、社会、民主等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对于我们大陆长期习惯“非白即黑”、不是对就是错、缺少理性思辩的民众来说可能不是一下子就能完全接受。
我们可以不同意她的看法，但还是应该尊重她说话的权利，我们也可以事实为依据开展理性思辩。龙女士的观点，我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支持，例如，她写的《啊，上海男人》，其中有些的确是事实，但有些则难免有以偏概全之虞，还不足以反映上海男人的全貌。
上海男女平等，上海男人做事细心负责，勤俭持家，尊重女性，讲究卫生，没有大男子主义，可惜缺少一点勇气和豪放。我觉得上海男人在大陆男人中还算是比较优秀的一群（尽管我不是上海男人）。
但是，我不赞成一些上海男人因为上海《文汇报》刊登了这篇描写上海男人缺点文章，就拒绝订阅《文汇报》。这样未免有些狭窄。有些观点不赞成的话，不妨主动友好地邀请龙女士多来上海看看，多交流，多沟通。那样的话，上海男人在龙女士眼里一定会可爱得多。
有道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龙女士如此关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又何尝不是我们中国人社会的福气呢？
我们应该珍惜她、尊重她、感谢她，有空的话，多读她的文章，然后对照现实，冷静思考、反省，然后再问问自己：有没有勇气学习她？如果在大陆出现一百个龙应台，我们的生活环境会变得多么美好！
● 阮永松 ·作者在上海一家翻译公司任职
Thursday, July 07, 2005
机器无法阅读
机器真的能分辨出 HTML 文件里文字的前后关系吗？恐怕不能。请参考
http://james.seng.sg/archives/2005/04/12/interview_with_digital_life.html
http://en.wikipedia.org/wiki/Semantic_web
那，我这几个星期来的不见天日的日赶夜赶，所为何来？公司的这个项目看来不太能如期交货。而整个问题的根源出自项目管理的不协调，对所用工具/系统的不了解，以及在教育客户的认知方面的不足，并且不能好好安抚无理取闹的客户。
客户要求系统能够处理文件里文字的前后关系，而公司竟没有人有足够的知识与勇气和专业判断，指出该要求的不可行性（依照现有的技术）。项目的具体内容恕不能公开，这涉及到专业守着与客户机密。
总而言之，项目的发展令人担忧，远远被抛在进度表的后头，日赶夜赶地交分析报告，对于系统的完善并无多大的帮助，且造成整个团队的身心俱乏。
不平衡、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意志不够坚强的人，早已萌生去意。
浪费时间，等同浪费生命。
http://james.seng.sg/archives/2005/04/12/interview_with_digital_life.html
http://en.wikipedia.org/wiki/Semantic_web
那，我这几个星期来的不见天日的日赶夜赶，所为何来？公司的这个项目看来不太能如期交货。而整个问题的根源出自项目管理的不协调，对所用工具/系统的不了解，以及在教育客户的认知方面的不足，并且不能好好安抚无理取闹的客户。
客户要求系统能够处理文件里文字的前后关系，而公司竟没有人有足够的知识与勇气和专业判断，指出该要求的不可行性（依照现有的技术）。项目的具体内容恕不能公开，这涉及到专业守着与客户机密。
总而言之，项目的发展令人担忧，远远被抛在进度表的后头，日赶夜赶地交分析报告，对于系统的完善并无多大的帮助，且造成整个团队的身心俱乏。
不平衡、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意志不够坚强的人，早已萌生去意。
浪费时间，等同浪费生命。
“通俗化”的误区
本文无意加入“坊”或“舫”的讨论队伍，也不是在此探讨两个字之间哪个更为贴切，而是在这次的译名讨论中，看到一些人对“通俗化”的看法，而引发出一些对“通俗化”的反思。
那些反对用“舫”字的人，认为此字不够通俗，可能有些本地人看不懂也念不准，因此觉得这个字不合适。
何不先看看何谓“通俗”？
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悲怆》通俗吗？巴洛克风格设计概念通俗吗？长篇小说《飘》通俗吗？在文化水平稍高的社会，上述例子耳熟能详，都算通俗。
但“通俗化”并不意味着就是“一味追求简单和一味地简化”，因为这个字在本地较少人懂得，因为要照顾某些可能不懂这个字的人而舍之不用，更不能成为“关心与好意”的借口。
我多年的疑问是，究竟是谁在这里一直监察我们对什么懂得和不懂得的水平？假如真相是一些以为自己有监察权力的人自己水平低而不懂得，就按照他们的意思去降低整个水平，那将是谁的悲哀呢？
或许有人会说，看学生水平就知道我们华文低到什么程度。首先，让我们扪心自问，这些年来华文低落的原因何在？我们一直以一种所谓大气候的认命视角来看待华文教育，更作出一次又一次的妥协。
遗憾地说，每次的妥协就是每次的退步。社会上的人文水平也是同样道理，说到底，即便是用了“舫”这个字，新加坡是一个媒体传播科技发达国家，假如一个国家真要去教育全人民认识一个“舫”字，有困难吗？
一则可怕的寓言
“舫”字，甚至可以是可怕的寓言。
寓言是这样的：在译名评审会上，有人觉得这个舫字有点陌生，他认为也许公众不会看，就作个注号。然后建议文案一层一层递上去了，确实有些上层不会看，就算其中有些会看，也碍于“国情和大气候”，只好扮演顺从通俗主流的角色。
这舫字的命运这时就已冷了半截，再传到最高级去，万一连他也不会看，那就越发肯定这个字是晦涩的了。
因此，检审过程一定会流畅愉快，因为都一致地通过了，看不懂的会理直气壮要求更通俗化，看得懂的要照顾和体谅大气候。搞不好，连“坊”都太难懂，那是不是建议用“方” 更为通俗呢？
在新加坡写作，编辑会央求作者迎合所谓的大众“通俗水平”及“欠缺阅读的耐心”，无论题材是否适合，以用字简单和内容简短为佳。但如此迎合并未因此而刺激更多读者，因为妥协是消极的，想看精致文字与深刻内容的人会因为得不到满足而放弃这份读物，而原本就抗拒阅读华文或没有太强华文阅读能力的人依然觉得是在浪费时间。
当然，一批愿意阅读的读者，很快就会习惯并欢迎常常为他们精心安排的通俗改革。但这种惰性是可怕的。群众没时间深究任何人文后果，越简单，就是越舒服和越方便，最好大脑收起来都能看得懂。一个个排队跟着“低”下去，谁关心水准和深度了？水准和深度不过是一小部分人在报章上讨论的话题，不关他的事。
养蚕织布是文化，但剪裁刺绣才是文明，其中是有分别的，而有些文化艺术，是必须具有一定高度才能欣赏的。有诚意要提升社会的人文水平，不能一味地往通俗处去想，而是应该通过群众教育来推介比当下更要高一些的认识层次。
绝对不能因为“苦无教育方案只得降低再降低来迁就”，那结果只会低无可低。这里并非鼓励要用难懂晦涩的字，但有些人就利用有难懂晦涩的存在为借口，理直气壮地贬降水平，如此心甘情愿掉入通俗化的误区，就等于是文化的饮鸩解渴。
● 吴韦材 ·作者是本地写作人，文发自北京
那些反对用“舫”字的人，认为此字不够通俗，可能有些本地人看不懂也念不准，因此觉得这个字不合适。
何不先看看何谓“通俗”？
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悲怆》通俗吗？巴洛克风格设计概念通俗吗？长篇小说《飘》通俗吗？在文化水平稍高的社会，上述例子耳熟能详，都算通俗。
但“通俗化”并不意味着就是“一味追求简单和一味地简化”，因为这个字在本地较少人懂得，因为要照顾某些可能不懂这个字的人而舍之不用，更不能成为“关心与好意”的借口。
我多年的疑问是，究竟是谁在这里一直监察我们对什么懂得和不懂得的水平？假如真相是一些以为自己有监察权力的人自己水平低而不懂得，就按照他们的意思去降低整个水平，那将是谁的悲哀呢？
或许有人会说，看学生水平就知道我们华文低到什么程度。首先，让我们扪心自问，这些年来华文低落的原因何在？我们一直以一种所谓大气候的认命视角来看待华文教育，更作出一次又一次的妥协。
遗憾地说，每次的妥协就是每次的退步。社会上的人文水平也是同样道理，说到底，即便是用了“舫”这个字，新加坡是一个媒体传播科技发达国家，假如一个国家真要去教育全人民认识一个“舫”字，有困难吗？
一则可怕的寓言
“舫”字，甚至可以是可怕的寓言。
寓言是这样的：在译名评审会上，有人觉得这个舫字有点陌生，他认为也许公众不会看，就作个注号。然后建议文案一层一层递上去了，确实有些上层不会看，就算其中有些会看，也碍于“国情和大气候”，只好扮演顺从通俗主流的角色。
这舫字的命运这时就已冷了半截，再传到最高级去，万一连他也不会看，那就越发肯定这个字是晦涩的了。
因此，检审过程一定会流畅愉快，因为都一致地通过了，看不懂的会理直气壮要求更通俗化，看得懂的要照顾和体谅大气候。搞不好，连“坊”都太难懂，那是不是建议用“方” 更为通俗呢？
在新加坡写作，编辑会央求作者迎合所谓的大众“通俗水平”及“欠缺阅读的耐心”，无论题材是否适合，以用字简单和内容简短为佳。但如此迎合并未因此而刺激更多读者，因为妥协是消极的，想看精致文字与深刻内容的人会因为得不到满足而放弃这份读物，而原本就抗拒阅读华文或没有太强华文阅读能力的人依然觉得是在浪费时间。
当然，一批愿意阅读的读者，很快就会习惯并欢迎常常为他们精心安排的通俗改革。但这种惰性是可怕的。群众没时间深究任何人文后果，越简单，就是越舒服和越方便，最好大脑收起来都能看得懂。一个个排队跟着“低”下去，谁关心水准和深度了？水准和深度不过是一小部分人在报章上讨论的话题，不关他的事。
养蚕织布是文化，但剪裁刺绣才是文明，其中是有分别的，而有些文化艺术，是必须具有一定高度才能欣赏的。有诚意要提升社会的人文水平，不能一味地往通俗处去想，而是应该通过群众教育来推介比当下更要高一些的认识层次。
绝对不能因为“苦无教育方案只得降低再降低来迁就”，那结果只会低无可低。这里并非鼓励要用难懂晦涩的字，但有些人就利用有难懂晦涩的存在为借口，理直气壮地贬降水平，如此心甘情愿掉入通俗化的误区，就等于是文化的饮鸩解渴。
● 吴韦材 ·作者是本地写作人，文发自北京
学语文要学出文化气息
有心学好语文，对语文学习的心态要正确，而且也必须没有偏见。
我在华校小学念书时，幸遇一位英文恩师吴振顺先生。他教学认真严格，拿手教英文文法。我小心听讲，认真做功课，学习起来事半功倍。这些基本的文法知识，给我早年就打好了英文的基础，一生受用不尽。
可是我当时（40年代末）的同学，却认为“我们是‘黑毛人'，为什么要学‘红毛字'？”他们甚至把良师称为“泰哥”（tiger,老虎）。结果，因为有了偏见所造成心里障碍，他们的英文学起来事倍功半，大多都学不好。
当时新加坡仍然是英国殖民地，同学对英文的偏见和抗拒心里，讲上面那句带有“反殖”色彩的话，确实是可以理解。可是现在有些华族同胞，对自己的母语，居然也有类似的心理障碍，真是令我百思莫解。
龙应台在大作《守在狭隘的现代里》（6月10日《联合早报》）文中说：“所有的语言都是一把钥匙；一把钥匙，能开启一个世界。今天愈来愈多西方人积极学中文，都是为了要进入原来陌生的世界，去被那个世界里的思想和文采启发、感动，而且掌握了那个语言，可以使我们跟现代更能衔接，更灵活地运转。”
有偏见者走不远
如果对学习华文有偏见和心理障碍，误以为单靠英文英语，就可以“挂枪走天下”，这些人可说是大错特错。
他们受这种偏见的影响，不但华文华语学不好，在世界上也走不远。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个多种语言的世界，除英、美、澳、纽之外，世上还有许多国家都各有不同的语言。
在多语世界，多懂一种语言，就等于多一双眼睛、耳朵、嘴巴。通过多一种语言，就可以打开另一种文化宝藏，增广见闻，大开眼界，终身受用不尽。
因此，摈弃偏见，打破心里障碍，是必须先走的第一步。不然，这些对华文有偏见的人，很可能像我早年不愿学英文的同学那样，日后深感遗憾，后悔莫及, 一如内阁资政李光耀所言。懂得华、英双语，至少可以走遍半个世界，占有许多优势和好处。
有上述条件，学习语言便无往不利。学成后到中国发展，在语言沟通和交流方面，可占优势，“财纳满”（编者按：过去华校生被英校生讥为Chinaman，即中国佬，作者取其谐音作双关语）大体上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学习的目标，只在于做生意赚钱而已，一旦“财纳满”之后，恐怕难有兴趣再不断学下去。既定的学习目标已达，何必再费神自讨苦吃呢？如果这样，语言文化的造诣，就会受到狭窄目标的局限。
学海无涯，应该有更高层次的考虑。语言只是文化的载体，掌握载体后，不应到此为止，而应精益求精，利用这把钥匙和载体，在无涯的学海里探索和吸收文化的精华，做个有墨水、有文化、有见识、有涵养、有风度的雅士，而不是“财纳满”就心满意足的庸碌人。
如果大多数人都这样，就等于中途而废，不会利用语言载体，求取层次更高的学问、见识、文化，那不是太可惜了吗？
要跳出铜臭框框
我们难道不能突破只为“财纳满”的局限，跳出铜臭框框，做个有文化气息和修养的人？如果我们继续被锁在框框里，我们想要建设优雅社会的理想，又如何去实现呢？我们要进一步同中国有更深入交情和关系的愿望，又怎能达到呢？
钱毕竟是身外物。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就是在于物质满足之余，还需要层次更高的精神满足。文化修养，优雅生活，正是精神满足的一部分条件。
我听过人家说：桃花江有美人窝，西洋国有文化人。有些受英文教育的新加坡人，只会用英语跟老外交谈，还沾沾自喜，自以为了不起。可是，老外大多懂得自己的语言文化，他们往往以为亚洲的新加坡人当然也像他们那样，懂得自己的语言文化。
可惜这些国人不堪一问，令老外大失所望之余也深感尴尬，再也不敢在老外面前班门弄斧，自讨没趣了。
在这些人当中，有些受刺激后发奋图强，急起直追，苦学华文华语，努力吸收华族文化，在精神上扎根，在外人面前恢复自尊和自信，使自己不再是无根的浮萍。他们果然有所成。这些人真值得佩服、尊敬、和效法。
● 李成业 ·作者是国会和国际会议同步传译、日内瓦国际会议传译协会会员、本报新闻奖评审委员。
我在华校小学念书时，幸遇一位英文恩师吴振顺先生。他教学认真严格，拿手教英文文法。我小心听讲，认真做功课，学习起来事半功倍。这些基本的文法知识，给我早年就打好了英文的基础，一生受用不尽。
可是我当时（40年代末）的同学，却认为“我们是‘黑毛人'，为什么要学‘红毛字'？”他们甚至把良师称为“泰哥”（tiger,老虎）。结果，因为有了偏见所造成心里障碍，他们的英文学起来事倍功半，大多都学不好。
当时新加坡仍然是英国殖民地，同学对英文的偏见和抗拒心里，讲上面那句带有“反殖”色彩的话，确实是可以理解。可是现在有些华族同胞，对自己的母语，居然也有类似的心理障碍，真是令我百思莫解。
龙应台在大作《守在狭隘的现代里》（6月10日《联合早报》）文中说：“所有的语言都是一把钥匙；一把钥匙，能开启一个世界。今天愈来愈多西方人积极学中文，都是为了要进入原来陌生的世界，去被那个世界里的思想和文采启发、感动，而且掌握了那个语言，可以使我们跟现代更能衔接，更灵活地运转。”
有偏见者走不远
如果对学习华文有偏见和心理障碍，误以为单靠英文英语，就可以“挂枪走天下”，这些人可说是大错特错。
他们受这种偏见的影响，不但华文华语学不好，在世界上也走不远。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个多种语言的世界，除英、美、澳、纽之外，世上还有许多国家都各有不同的语言。
在多语世界，多懂一种语言，就等于多一双眼睛、耳朵、嘴巴。通过多一种语言，就可以打开另一种文化宝藏，增广见闻，大开眼界，终身受用不尽。
因此，摈弃偏见，打破心里障碍，是必须先走的第一步。不然，这些对华文有偏见的人，很可能像我早年不愿学英文的同学那样，日后深感遗憾，后悔莫及, 一如内阁资政李光耀所言。懂得华、英双语，至少可以走遍半个世界，占有许多优势和好处。
有上述条件，学习语言便无往不利。学成后到中国发展，在语言沟通和交流方面，可占优势，“财纳满”（编者按：过去华校生被英校生讥为Chinaman，即中国佬，作者取其谐音作双关语）大体上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学习的目标，只在于做生意赚钱而已，一旦“财纳满”之后，恐怕难有兴趣再不断学下去。既定的学习目标已达，何必再费神自讨苦吃呢？如果这样，语言文化的造诣，就会受到狭窄目标的局限。
学海无涯，应该有更高层次的考虑。语言只是文化的载体，掌握载体后，不应到此为止，而应精益求精，利用这把钥匙和载体，在无涯的学海里探索和吸收文化的精华，做个有墨水、有文化、有见识、有涵养、有风度的雅士，而不是“财纳满”就心满意足的庸碌人。
如果大多数人都这样，就等于中途而废，不会利用语言载体，求取层次更高的学问、见识、文化，那不是太可惜了吗？
要跳出铜臭框框
我们难道不能突破只为“财纳满”的局限，跳出铜臭框框，做个有文化气息和修养的人？如果我们继续被锁在框框里，我们想要建设优雅社会的理想，又如何去实现呢？我们要进一步同中国有更深入交情和关系的愿望，又怎能达到呢？
钱毕竟是身外物。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就是在于物质满足之余，还需要层次更高的精神满足。文化修养，优雅生活，正是精神满足的一部分条件。
我听过人家说：桃花江有美人窝，西洋国有文化人。有些受英文教育的新加坡人，只会用英语跟老外交谈，还沾沾自喜，自以为了不起。可是，老外大多懂得自己的语言文化，他们往往以为亚洲的新加坡人当然也像他们那样，懂得自己的语言文化。
可惜这些国人不堪一问，令老外大失所望之余也深感尴尬，再也不敢在老外面前班门弄斧，自讨没趣了。
在这些人当中，有些受刺激后发奋图强，急起直追，苦学华文华语，努力吸收华族文化，在精神上扎根，在外人面前恢复自尊和自信，使自己不再是无根的浮萍。他们果然有所成。这些人真值得佩服、尊敬、和效法。
● 李成业 ·作者是国会和国际会议同步传译、日内瓦国际会议传译协会会员、本报新闻奖评审委员。
一个犹太人的反省
以阿冲突一直是中东最敏感的政治、民族问题，犹太人在历经二次大战的纳粹大屠杀以后，犹太人在中东的建国被视为天经地义，犹太人的生存权也被普世同情。
然而，在同一地区已生存数千年的巴勒斯坦人，他们的建国、生存权利难道可以漠视吗？以色列为了自己的生存，可以合理化迫害巴勒斯坦人吗？
如果上述声音出自非犹太人，可能会引起道德反响，但如果再出自一位犹太知识分子，必然引起强烈的道德反响。最近有一本书《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走出灰烬》（中文译本为《一个犹太人的反省》），作者马克·艾里斯做出如下的道德诉求：
“作为犹太人，我们是来自大屠杀与以色列建国之后的，而想要有向前走的路，我们就必须体认到，我们遭苦难时的清白无辜并不能转化为握有权力时的清白无辜。”
“一场为土地和权力的斗争却把他们的历史与未来绑在一起，而想要说到互相尊重，就得去争取一个以公民权为优先的民主结构。”
犹太人“只相信战争”
巴勒斯坦裔的美籍学者爱德华·萨依德，是众所皆知为巴勒斯坦人生存权大声疾呼的知识分子，但犹太裔美籍学者马克·艾里斯却能超越自身的犹太人身份认同，提出一个新视野：“我再也不能沉默，要向全世界表达我的愤怒，以色列的犹太人放弃了上帝，只信仰战争。”依据艾理斯的逻辑，以色列人迫害巴勒斯坦人，使犹太人失去了自己的道德基础，也失去了犹太教教义所坚持的价值体系。
艾理斯的道德性呼吁，必然引来以色列犹太人（尤其是基本教义派或极右派）的强烈情绪反弹，然而，知识分子的最可贵处正是“向掌权者说出真话”，诉诸自己的道德良知，“虽千万人吾往矣”。
《一个犹太人的反省》投射到中国大陆与台湾的互动，也提供了一个脑力激荡与新视野。如果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能了解台湾历史，体会台湾人“当家作主”、“出头天”的愿望，并对近十多年台湾民主化、本土化有深入的分析，就能体会“台湾意识”、“本土意识”的深度内涵。
反之，台湾知识分子若能重新理解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对中国民族主义有深层的结构性分析，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全力“拚经济”的用心，台湾知识分子就能采取理性、客观的态度面对两岸互动。
陈水扁只相信选举
陈水扁在公元2000年当政以后，本来最有条件打破“国共内战”的包袱，以民进党身份与中共进行和平对话。然而，陈水扁未曾用心研究中国历史与当代状况，“读书不求甚解”，在他心目中，“中国就是一片黑暗大陆”，于是从“台独万岁”、“承认九二共识”、“一边一国”、“没有九二共识”诸多矛盾言论全部出笼，加上“选举挂帅”的炒作，两岸关系陷入新低点。
为争取连任总统和扩大民进党的选票基础，陈水扁不惜发挥律师钻法律漏洞的习性，“公投绑大选”引来台北与华府、北京的高度不信任与危机。为了与李登辉的台联争选票，陈水扁与李登辉相互飙车，将“制宪、正名”视为选举工具。
正因为用尽手段争取胜选，才引来中国人大制订《反分裂国家法》，以严峻的“非和平手段”制约势不可挡的“法理台独”。
连战、宋楚瑜访问中国大陆以后，两岸关系由量变到质变，中国大陆人士有机会全面理解台湾问题，台湾研究也成为“显学”。
大陆要倾听台湾民意
有别于过去的中共领导人，胡锦涛硬中更硬、软中更软，采取更弹性且合乎台湾民意的手法处理两岸问题。
台湾已是一个多元民主开放的社会，在东亚儒家文化圈中，台湾在政治民主、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的发展均有其进步性，中共在军事、外交采取对台高压，徒然引来台湾民意的更大反感。如何认真倾听台湾民意的走向，对民主化、本土化有“同情的了解”，是胡锦涛面对台湾问题的应有态度。
和平、民主、市场经济是法国大革命以来人类的普世价值，台湾已有深刻的经验，中国大陆也必然要能融入上述主流思潮。哲学家康德说：“追求永久和平是理性的最高目标，也是一种道德义务。”海峡两岸的政治决策者与知识分子，为了突破无解的政治图腾，不妨从和平、民主、市场经济的相互对话与交流着眼。
上述《一个犹太人的反省》对海峡两岸知识分子也提供一个思考架构。以色列前总理拉宾于1993年签署第一份协议时，曾语重心长对巴勒斯坦人说：
“我们和你们一样，都是一个民族，一个想要打造家园的民族。想要种一棵树，想爱、想与你们共同生活。活得有尊严，彼此为对方设身处地。活得像人，自由的人。”上述一段话，难道不适用于台湾海峡的两岸吗？
● 胡忠信 ·作者是台湾资深时事评论员
然而，在同一地区已生存数千年的巴勒斯坦人，他们的建国、生存权利难道可以漠视吗？以色列为了自己的生存，可以合理化迫害巴勒斯坦人吗？
如果上述声音出自非犹太人，可能会引起道德反响，但如果再出自一位犹太知识分子，必然引起强烈的道德反响。最近有一本书《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走出灰烬》（中文译本为《一个犹太人的反省》），作者马克·艾里斯做出如下的道德诉求：
“作为犹太人，我们是来自大屠杀与以色列建国之后的，而想要有向前走的路，我们就必须体认到，我们遭苦难时的清白无辜并不能转化为握有权力时的清白无辜。”
“一场为土地和权力的斗争却把他们的历史与未来绑在一起，而想要说到互相尊重，就得去争取一个以公民权为优先的民主结构。”
犹太人“只相信战争”
巴勒斯坦裔的美籍学者爱德华·萨依德，是众所皆知为巴勒斯坦人生存权大声疾呼的知识分子，但犹太裔美籍学者马克·艾里斯却能超越自身的犹太人身份认同，提出一个新视野：“我再也不能沉默，要向全世界表达我的愤怒，以色列的犹太人放弃了上帝，只信仰战争。”依据艾理斯的逻辑，以色列人迫害巴勒斯坦人，使犹太人失去了自己的道德基础，也失去了犹太教教义所坚持的价值体系。
艾理斯的道德性呼吁，必然引来以色列犹太人（尤其是基本教义派或极右派）的强烈情绪反弹，然而，知识分子的最可贵处正是“向掌权者说出真话”，诉诸自己的道德良知，“虽千万人吾往矣”。
《一个犹太人的反省》投射到中国大陆与台湾的互动，也提供了一个脑力激荡与新视野。如果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能了解台湾历史，体会台湾人“当家作主”、“出头天”的愿望，并对近十多年台湾民主化、本土化有深入的分析，就能体会“台湾意识”、“本土意识”的深度内涵。
反之，台湾知识分子若能重新理解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对中国民族主义有深层的结构性分析，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全力“拚经济”的用心，台湾知识分子就能采取理性、客观的态度面对两岸互动。
陈水扁只相信选举
陈水扁在公元2000年当政以后，本来最有条件打破“国共内战”的包袱，以民进党身份与中共进行和平对话。然而，陈水扁未曾用心研究中国历史与当代状况，“读书不求甚解”，在他心目中，“中国就是一片黑暗大陆”，于是从“台独万岁”、“承认九二共识”、“一边一国”、“没有九二共识”诸多矛盾言论全部出笼，加上“选举挂帅”的炒作，两岸关系陷入新低点。
为争取连任总统和扩大民进党的选票基础，陈水扁不惜发挥律师钻法律漏洞的习性，“公投绑大选”引来台北与华府、北京的高度不信任与危机。为了与李登辉的台联争选票，陈水扁与李登辉相互飙车，将“制宪、正名”视为选举工具。
正因为用尽手段争取胜选，才引来中国人大制订《反分裂国家法》，以严峻的“非和平手段”制约势不可挡的“法理台独”。
连战、宋楚瑜访问中国大陆以后，两岸关系由量变到质变，中国大陆人士有机会全面理解台湾问题，台湾研究也成为“显学”。
大陆要倾听台湾民意
有别于过去的中共领导人，胡锦涛硬中更硬、软中更软，采取更弹性且合乎台湾民意的手法处理两岸问题。
台湾已是一个多元民主开放的社会，在东亚儒家文化圈中，台湾在政治民主、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的发展均有其进步性，中共在军事、外交采取对台高压，徒然引来台湾民意的更大反感。如何认真倾听台湾民意的走向，对民主化、本土化有“同情的了解”，是胡锦涛面对台湾问题的应有态度。
和平、民主、市场经济是法国大革命以来人类的普世价值，台湾已有深刻的经验，中国大陆也必然要能融入上述主流思潮。哲学家康德说：“追求永久和平是理性的最高目标，也是一种道德义务。”海峡两岸的政治决策者与知识分子，为了突破无解的政治图腾，不妨从和平、民主、市场经济的相互对话与交流着眼。
上述《一个犹太人的反省》对海峡两岸知识分子也提供一个思考架构。以色列前总理拉宾于1993年签署第一份协议时，曾语重心长对巴勒斯坦人说：
“我们和你们一样，都是一个民族，一个想要打造家园的民族。想要种一棵树，想爱、想与你们共同生活。活得有尊严，彼此为对方设身处地。活得像人，自由的人。”上述一段话，难道不适用于台湾海峡的两岸吗？
● 胡忠信 ·作者是台湾资深时事评论员
Tuesday, July 05, 2005
影像背后的文化反思
三年前的我，最痛恨的就是男欢女爱、情情答答的电影。无奈当时一位硕士生学姐硬要看一部爱情电影，并夸说：“从来没有亚洲电影可以拍出如斯深邃的爱情感觉。”九十分钟后，内心竟然有所震撼，就像十年前第一次观赏岩井俊二的《情书》一样。片中的其貌不扬的男主角被高挑俏丽的女主角拳打脚踢——没错，我跟韩国戏剧的第一次美丽的邂逅就是《我的野蛮女友》。
近年“韩流”大行其道，不少人认为当地政策乃背后支持的“东风”。固然，在1997年金融风暴后，韩国政府有感于发展物质型产业的局限性，毅然提倡文化立国的新目标，先设立“文化产业基金”，再制定《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提供了庞大的资金予国内文化产业。另外，《电影配额制》规定电影院与电视台必须播放一定比重的国产电影，即使韩国加入世贸组织，此项限制依然在外国的不满声音中存活下来。再者，电影检查制度的大幅度放宽，即使敏感的政治课题，甚至暴力情欲的画面，不再是电影创作的禁忌。可见，从客观的效果来看，政府刚柔并济的双重措施，对韩国的戏剧提供了有利条件。
韩国电影勾勒天真浪漫
作为一个纯粹的观众，看戏剧的动机无非为了娱乐，希望从人物、故事和影像获得一些感动，以丰富精神生活。即使投资如何庞大，场面多么宏伟惊人，如果故事不能打动观众，也是徒然。回想过去看过的韩国戏剧，个人沉迷的不是瑰丽的视觉享受，而是向往其中勾勒的美好事物，那种带点天真的浪漫。
不是吗？《触不到的恋人》（Il Mare）里，只靠一个超越时空的信箱传达男女主角彼此的心意，现实中没可能的爱情，若即若离却又如斯香甜窝心，正是俘虏观众之处。《JSA安全地带》里互相对峙的南北韩士兵, 在紧张兮兮的三八线边境结成好友，即使后来惨剧发生，双方还是不愿意出卖对方，反映根深蒂固的友谊犹胜两地对立政权的扭曲和蹂躏。
去年东京国际电影节获得两项大奖的《总统理发师》（The President"s Barber），片中善良理发师的幼儿被秘密警察误认为间谍，受尽电刑的折磨，父亲四处寻访名医，更冒死刮去总统画像的油彩作药材，儿子终于可以再次站起来行走，显示出暴政下“人民才是胜利者”的悲悯情怀。
韩国人契而不舍追求美好事物的情怀，与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历史上，朝鲜作为一个半岛小国，被中国、俄罗斯、日本、蒙古所包围，历史记载中，几乎每两年就有被外国人入侵的纪录，因此当地历史就是一部韩国人如何在外敌侵略下求存的血泪史。年轻的韩国人见面觉得投缘，就会问对方梦想是什么。韩国友人解释：“因为韩国人一直过得很辛苦，梦想是我们的安慰剂，让我们能热情地生活下去。”韩国戏剧尽可能把爱情、亲情、友情和师生之情推到极致、纯粹，就是来自梦想的渴求。
实现梦想的过程中，必须承受别人的冷嘲热讽，克服既定制度的阻扰。当去年在本地上映的《兄弟》（港译《太极旗飘扬》）的导演姜帝圭说，韩国民族性埋藏了一份深厚的“Han”，就是“恨”、“憾”、“怨”、“不平”。这种“恨”,不是诉之于不择手段的复仇，而是以奋力自强，坚忍不拔来超越对手。
《大长今》催化对梦想的渴望
即将于本地播放的韩国历史剧《大长今》,主角徐长今正是这样的一个人物。长今为了平反母亲的冤案及继承亡母的梦想，进入王宫受训，从普通宫女到成为御膳房里出色的上赞内人，却被仇人陷害，被贬为官婢。及后恩缘际会下学习医术，再次入宫受训成为医女，并企图进行复仇计划。然而，长今在行医的过程中，却觉悟医术的真谛，逐渐捐弃了复仇的念头，不愿借治病的机会杀害仇人，只要求后者诚心忏悔。经历千辛万苦，最后实现梦想，当上御膳房最高尚宫，更排除各大臣由于男尊女卑封建思想的非议，破例成为皇帝的御医。
“平凡人克服困难得到成功，这样的感动是不分国界的。”《大长今》导演李丙勋说。
这套历史剧竟然不受国情与文化差异的限制，没有暴力，也不算煽情，既非悲剧也不是喜剧，更没有搞笑或以特技效果堆砌的武功之反智，仍广受欢迎，可见人的基本情感，是一样的、共通的：人们内心其实渴望真善美，而长今不但拥有一股永不放弃的精神，而且从来不跟恶势力妥协，一举一动都是正义，结果胜利，才能让人们感动。因此《大长今》跨越疆界，拨人心弦的力量就是催化人们对梦想的渴望。
长今的坚持，其实也象征了整个连续剧的制作过程。导演李丙勋翻阅史书，偶然发现韩国医学史上的“医女”制度。由于受到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古代男尊女卑的情形非常严重，女孩无法接受男医生的诊断，于是有了医女制度。这些医女都通过孝经等医学考试，拥有最好的知识，但身份不如男性医师。
历史记载长今“皇苑护生冠杏林，承旨封为大长今，当为一代女仕杰”，作为女子竟然破格获颁予正三品堂上官，反映其医术之高明，而背后的奋斗史应该不足为外人道也。
导演李丙勋为了以历史剧把传统价值交给年轻人，一方面，极力挖掘固有传统的精粹，成立四个由学者专家担任的考证小组，查究十六世纪韩国料理、医术、历史和服装资料；另一方面，他认定此剧的对象是年轻一代，着意克服一般古装剧剧情发展慢，画面暗淡的弊端，除了让剧情发展紧凑，采取节奏台词对话，也多用逆光拍摄技巧散发人物的气质，服装、道具采用对比色，赋予画面丰富的色彩，凸显人的活泼与力量。
把传统翻新，又纳入新的元素，以达成最终教育年轻一代的目标。可见韩国戏剧的成功，在于韩国人清楚知道什么是永远不变，什么要天天求变；什么要坚持，什么要破旧立新。就是如斯的态度，韩国戏剧为现代观众找回失去已久的纯真和渴望，而背后的文化坚持也值得我们去深究、借镜。
● 梁耀祖 ·作者是房地产业规划师
近年“韩流”大行其道，不少人认为当地政策乃背后支持的“东风”。固然，在1997年金融风暴后，韩国政府有感于发展物质型产业的局限性，毅然提倡文化立国的新目标，先设立“文化产业基金”，再制定《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提供了庞大的资金予国内文化产业。另外，《电影配额制》规定电影院与电视台必须播放一定比重的国产电影，即使韩国加入世贸组织，此项限制依然在外国的不满声音中存活下来。再者，电影检查制度的大幅度放宽，即使敏感的政治课题，甚至暴力情欲的画面，不再是电影创作的禁忌。可见，从客观的效果来看，政府刚柔并济的双重措施，对韩国的戏剧提供了有利条件。
韩国电影勾勒天真浪漫
作为一个纯粹的观众，看戏剧的动机无非为了娱乐，希望从人物、故事和影像获得一些感动，以丰富精神生活。即使投资如何庞大，场面多么宏伟惊人，如果故事不能打动观众，也是徒然。回想过去看过的韩国戏剧，个人沉迷的不是瑰丽的视觉享受，而是向往其中勾勒的美好事物，那种带点天真的浪漫。
不是吗？《触不到的恋人》（Il Mare）里，只靠一个超越时空的信箱传达男女主角彼此的心意，现实中没可能的爱情，若即若离却又如斯香甜窝心，正是俘虏观众之处。《JSA安全地带》里互相对峙的南北韩士兵, 在紧张兮兮的三八线边境结成好友，即使后来惨剧发生，双方还是不愿意出卖对方，反映根深蒂固的友谊犹胜两地对立政权的扭曲和蹂躏。
去年东京国际电影节获得两项大奖的《总统理发师》（The President"s Barber），片中善良理发师的幼儿被秘密警察误认为间谍，受尽电刑的折磨，父亲四处寻访名医，更冒死刮去总统画像的油彩作药材，儿子终于可以再次站起来行走，显示出暴政下“人民才是胜利者”的悲悯情怀。
韩国人契而不舍追求美好事物的情怀，与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历史上，朝鲜作为一个半岛小国，被中国、俄罗斯、日本、蒙古所包围，历史记载中，几乎每两年就有被外国人入侵的纪录，因此当地历史就是一部韩国人如何在外敌侵略下求存的血泪史。年轻的韩国人见面觉得投缘，就会问对方梦想是什么。韩国友人解释：“因为韩国人一直过得很辛苦，梦想是我们的安慰剂，让我们能热情地生活下去。”韩国戏剧尽可能把爱情、亲情、友情和师生之情推到极致、纯粹，就是来自梦想的渴求。
实现梦想的过程中，必须承受别人的冷嘲热讽，克服既定制度的阻扰。当去年在本地上映的《兄弟》（港译《太极旗飘扬》）的导演姜帝圭说，韩国民族性埋藏了一份深厚的“Han”，就是“恨”、“憾”、“怨”、“不平”。这种“恨”,不是诉之于不择手段的复仇，而是以奋力自强，坚忍不拔来超越对手。
《大长今》催化对梦想的渴望
即将于本地播放的韩国历史剧《大长今》,主角徐长今正是这样的一个人物。长今为了平反母亲的冤案及继承亡母的梦想，进入王宫受训，从普通宫女到成为御膳房里出色的上赞内人，却被仇人陷害，被贬为官婢。及后恩缘际会下学习医术，再次入宫受训成为医女，并企图进行复仇计划。然而，长今在行医的过程中，却觉悟医术的真谛，逐渐捐弃了复仇的念头，不愿借治病的机会杀害仇人，只要求后者诚心忏悔。经历千辛万苦，最后实现梦想，当上御膳房最高尚宫，更排除各大臣由于男尊女卑封建思想的非议，破例成为皇帝的御医。
“平凡人克服困难得到成功，这样的感动是不分国界的。”《大长今》导演李丙勋说。
这套历史剧竟然不受国情与文化差异的限制，没有暴力，也不算煽情，既非悲剧也不是喜剧，更没有搞笑或以特技效果堆砌的武功之反智，仍广受欢迎，可见人的基本情感，是一样的、共通的：人们内心其实渴望真善美，而长今不但拥有一股永不放弃的精神，而且从来不跟恶势力妥协，一举一动都是正义，结果胜利，才能让人们感动。因此《大长今》跨越疆界，拨人心弦的力量就是催化人们对梦想的渴望。
长今的坚持，其实也象征了整个连续剧的制作过程。导演李丙勋翻阅史书，偶然发现韩国医学史上的“医女”制度。由于受到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古代男尊女卑的情形非常严重，女孩无法接受男医生的诊断，于是有了医女制度。这些医女都通过孝经等医学考试，拥有最好的知识，但身份不如男性医师。
历史记载长今“皇苑护生冠杏林，承旨封为大长今，当为一代女仕杰”，作为女子竟然破格获颁予正三品堂上官，反映其医术之高明，而背后的奋斗史应该不足为外人道也。
导演李丙勋为了以历史剧把传统价值交给年轻人，一方面，极力挖掘固有传统的精粹，成立四个由学者专家担任的考证小组，查究十六世纪韩国料理、医术、历史和服装资料；另一方面，他认定此剧的对象是年轻一代，着意克服一般古装剧剧情发展慢，画面暗淡的弊端，除了让剧情发展紧凑，采取节奏台词对话，也多用逆光拍摄技巧散发人物的气质，服装、道具采用对比色，赋予画面丰富的色彩，凸显人的活泼与力量。
把传统翻新，又纳入新的元素，以达成最终教育年轻一代的目标。可见韩国戏剧的成功，在于韩国人清楚知道什么是永远不变，什么要天天求变；什么要坚持，什么要破旧立新。就是如斯的态度，韩国戏剧为现代观众找回失去已久的纯真和渴望，而背后的文化坚持也值得我们去深究、借镜。
● 梁耀祖 ·作者是房地产业规划师
罗素，1920；龙应台，2005？
1920年10月2日至1921年7月1日，罗素应邀到北京大学等地讲学，次年出版了《中国问题》一书。在书中他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对比，总结两者间的差异，指出中国文化中具有普世价值的积极成分。罗素虽然用大量篇幅探讨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但是这些都是他展开论述的外部场景，书中的主旨思想是非常明确的：文化是解决中国及世界未来发展的第一要素。
罗素作为哲学家、思想家，他关注的首先是西方社会，正是深感西方文化对工业化社会的无能为力，才将研究目光转向东方。在到达中国之前，他先去了前苏联，显然对社会主义更不满，那仅是一种制度，不是文化，虽然他说“只要文化问题能够解决，无论采用哪种政治或经济制度去实现这一目标，或多或少我都能够坦然接受”。
就当时中国面临的困境，他虽不情愿未来中国全盘西化，却也认为“迫切的学习西方的学问，用一种全新的观念武装自己，迅速将中国人的面目现代化”，前提是“中国能建立势力巩固、信用卓著的政府”。他始终憧憬着完美的结局，即东西方文化的合流与互惠。
让人无法理解的是，2005年6月龙应台女士借罗素，全面否定了中国对发展道路的探索。其文章并没有论述中国文化自1949年以来些许变化，却简单地总结出“强烈排外保守主义”、“全面破坏传统文化”及“今天（全盘西化的隐语）”的三段论。特别是“今天”，中国彻头彻尾变成了“掠夺者”：它为了维持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费量，强行设置大型水电工程，造成160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1000万人被迫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中；它大量非法砍伐印尼的原始雨林，并将很快吞噬珍贵而仅存的“5%”。
中国真的是这样吗？更进一步，中国真的不应该这样吗？
2003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在140亿吨标准煤左右；美国消耗其中的35亿吨，中国消耗其中的17.5亿吨。统计表明，世界人均消耗2.2吨标准煤，美国人均11.7吨，日本人均5.5吨，韩国人均4.07吨，中国人均1.36吨。同年全球消费石油30多亿吨，美国消费了10亿吨，人均3.44吨，中国消费了3亿吨，人均0.23吨。
中国在不降低发达国家消耗总量和人均水平的条件下致力于提高自身人均消费水平，这错了吗？
对于大型水电工程的争议从来没有统一的认识。龙应台强调的移民是最受争议的部分，世界银行环境部将其列入水电环境与社会保护十大原则的首位，但无论如何也没有1000万人因移民而被迫生活在极度贫困中。
中国三峡工程移民130万，二滩水电工程移民3万。笔者通过对山东省淄博、滨州、东营三地安置三峡移民项目调查，移民安置都较好地解决移民住房、耕地和子女上学问题。在淄博市周村区西坞村，安置移民12户54人，每户独立砖瓦房，正房四间，东西厢房各两间。首次入住所需床、衣橱、炉具、面粉、米、油、盐等全部齐备，生活水准与当地农村持平，子女免费进入当地学校就读，不存在失学问题。
没让千万人流离失所
移民所不满意的不在生活质量方面，主要是认为安置点距故土太远，自己可能再没机会重返故土，其次对耕地质量和水源距离提出异议，还有认为现金补助标准偏低。
从调查结果看，移民对安置结果是满意的，没有提出重新安置的要求。可见中国政府对解决移民问题是重视的，绝不会让1600万人流离失所。不知道龙应台从何处得到这个数据。
关于木材贸易，还有比龙应台更激烈的指责。世界自然基金会说，由于中国大量进口木材，摧生了猖獗的非法交易；伦敦的环境调查组织认为中国进口木材中44%为非法交易；美国的环境调查局称中国为世界最大的木材走私市场。总而言之，中国对木材的消耗成为全球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
但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又有多少数据支持这一观点呢？全球环境是从中国开始大量进口木材的1998年恶化的吗？全球气候升温是从1998年开始加剧的吗？世界雨林的缩减速度是从1998年开始加速的吗？全球生物物种是从1998年开始加速灭绝的吗?
2003年中国进口原木2546万立方米，其中60%从俄罗斯进口，12%从东南亚进口，剩余从澳洲、非洲和南美进口。实际上，印尼最大的木材出口地是日本而不是中国。2003年日本进口木材2376万立方米。所以说中国会吞噬印尼“5%”的原始雨林是不合适的。
世界上20%的享受福利的居民消耗着全球金属消耗量的75%、木材消耗量的85%、能源消耗量的70%。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地球上所有居民绝对无法共同享有这种以加重自然生态负担为代价的福利。
龙应台在文章中忧虑的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而是借用这一话题否定1949年后中国选择的发展方式，特别是目前对完成工业化转变的努力，这一努力打破了原有不公平格局，直接威胁到原有利益分配。
文化不是文明的全部。拥有优秀文化的种族也抵挡不住残酷生存斗争，只有种族的延续，才能确保文明的延续，别的更靠不住。
回顾中国近代走过的道路，既不是共产党刻意选择的，也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为了适应生存环境不断修正的结果。即便共产党政权垮塌，也不会阻碍中国人选择富国强民的道路。把中国的发展完全解读为负面，就是因为庞大的人口基数。一定要警惕这种把中国庞大人口定义为原罪的论调。
目前中国远未完成罗素强调的“现代化”，所以还是应该迫切地向西方文化学习，用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武装自己，为中华文明的延续争取更大空间。相信中华文明决不会比世界其他任何一种文明更先消亡。
● 赵凯 ·作者任职于中国山东胜利油田
罗素作为哲学家、思想家，他关注的首先是西方社会，正是深感西方文化对工业化社会的无能为力，才将研究目光转向东方。在到达中国之前，他先去了前苏联，显然对社会主义更不满，那仅是一种制度，不是文化，虽然他说“只要文化问题能够解决，无论采用哪种政治或经济制度去实现这一目标，或多或少我都能够坦然接受”。
就当时中国面临的困境，他虽不情愿未来中国全盘西化，却也认为“迫切的学习西方的学问，用一种全新的观念武装自己，迅速将中国人的面目现代化”，前提是“中国能建立势力巩固、信用卓著的政府”。他始终憧憬着完美的结局，即东西方文化的合流与互惠。
让人无法理解的是，2005年6月龙应台女士借罗素，全面否定了中国对发展道路的探索。其文章并没有论述中国文化自1949年以来些许变化，却简单地总结出“强烈排外保守主义”、“全面破坏传统文化”及“今天（全盘西化的隐语）”的三段论。特别是“今天”，中国彻头彻尾变成了“掠夺者”：它为了维持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费量，强行设置大型水电工程，造成160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1000万人被迫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中；它大量非法砍伐印尼的原始雨林，并将很快吞噬珍贵而仅存的“5%”。
中国真的是这样吗？更进一步，中国真的不应该这样吗？
2003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在140亿吨标准煤左右；美国消耗其中的35亿吨，中国消耗其中的17.5亿吨。统计表明，世界人均消耗2.2吨标准煤，美国人均11.7吨，日本人均5.5吨，韩国人均4.07吨，中国人均1.36吨。同年全球消费石油30多亿吨，美国消费了10亿吨，人均3.44吨，中国消费了3亿吨，人均0.23吨。
中国在不降低发达国家消耗总量和人均水平的条件下致力于提高自身人均消费水平，这错了吗？
对于大型水电工程的争议从来没有统一的认识。龙应台强调的移民是最受争议的部分，世界银行环境部将其列入水电环境与社会保护十大原则的首位，但无论如何也没有1000万人因移民而被迫生活在极度贫困中。
中国三峡工程移民130万，二滩水电工程移民3万。笔者通过对山东省淄博、滨州、东营三地安置三峡移民项目调查，移民安置都较好地解决移民住房、耕地和子女上学问题。在淄博市周村区西坞村，安置移民12户54人，每户独立砖瓦房，正房四间，东西厢房各两间。首次入住所需床、衣橱、炉具、面粉、米、油、盐等全部齐备，生活水准与当地农村持平，子女免费进入当地学校就读，不存在失学问题。
没让千万人流离失所
移民所不满意的不在生活质量方面，主要是认为安置点距故土太远，自己可能再没机会重返故土，其次对耕地质量和水源距离提出异议，还有认为现金补助标准偏低。
从调查结果看，移民对安置结果是满意的，没有提出重新安置的要求。可见中国政府对解决移民问题是重视的，绝不会让1600万人流离失所。不知道龙应台从何处得到这个数据。
关于木材贸易，还有比龙应台更激烈的指责。世界自然基金会说，由于中国大量进口木材，摧生了猖獗的非法交易；伦敦的环境调查组织认为中国进口木材中44%为非法交易；美国的环境调查局称中国为世界最大的木材走私市场。总而言之，中国对木材的消耗成为全球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
但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又有多少数据支持这一观点呢？全球环境是从中国开始大量进口木材的1998年恶化的吗？全球气候升温是从1998年开始加剧的吗？世界雨林的缩减速度是从1998年开始加速的吗？全球生物物种是从1998年开始加速灭绝的吗?
2003年中国进口原木2546万立方米，其中60%从俄罗斯进口，12%从东南亚进口，剩余从澳洲、非洲和南美进口。实际上，印尼最大的木材出口地是日本而不是中国。2003年日本进口木材2376万立方米。所以说中国会吞噬印尼“5%”的原始雨林是不合适的。
世界上20%的享受福利的居民消耗着全球金属消耗量的75%、木材消耗量的85%、能源消耗量的70%。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地球上所有居民绝对无法共同享有这种以加重自然生态负担为代价的福利。
龙应台在文章中忧虑的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而是借用这一话题否定1949年后中国选择的发展方式，特别是目前对完成工业化转变的努力，这一努力打破了原有不公平格局，直接威胁到原有利益分配。
文化不是文明的全部。拥有优秀文化的种族也抵挡不住残酷生存斗争，只有种族的延续，才能确保文明的延续，别的更靠不住。
回顾中国近代走过的道路，既不是共产党刻意选择的，也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为了适应生存环境不断修正的结果。即便共产党政权垮塌，也不会阻碍中国人选择富国强民的道路。把中国的发展完全解读为负面，就是因为庞大的人口基数。一定要警惕这种把中国庞大人口定义为原罪的论调。
目前中国远未完成罗素强调的“现代化”，所以还是应该迫切地向西方文化学习，用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武装自己，为中华文明的延续争取更大空间。相信中华文明决不会比世界其他任何一种文明更先消亡。
● 赵凯 ·作者任职于中国山东胜利油田
Saturday, July 02, 2005
架构牢狱 - 《毕业生》
她狼虎之年，酒不离口，烟不离手，老公是生意人，常在家宴请宾客，她勉为其难担任女主人，跟一群陌生人周旋，虚情假意，言不由衷，最后伺机开溜，走楼梯躲入私人空间，静静喝默默抽，她寂寞空虚，生活虽然富裕，总好像少了些什么，是爱情吗？是性满足吗？她自己也不清楚。
有个不喜欢应酬的年青人，顺着楼梯摸索，想找个清净的角落松口气，他刚大学毕业，父亲把他推到大机构总裁前，隆重展示，大力推荐，老父望子成龙，没意会到儿子的内心，厌恶高位职权，讨厌都市的虚假，拒绝接受设定的模式，默默挣扎着，不肯被钉牢在架构上。
他看到她了，觉得打扰了她，非常不好意思。她也看到他了，从他生硬的反应，肯定他仍是童子身；哟，太好了，猎物送上门了，让老娘为他启蒙吧，随便使个激将法，就骗了他的初夜。她化为只贪婪的蜘蛛，疯狂的吸取养分。
这场勾引戏，安宾歌罗馥(Anne Bancroft)演得太出色了，成为影史经典，对手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首次上镜，拿捏得准确，令观众眼前一亮，鲤鱼跃龙门，《毕业生》(The Graduate)轰动全球，叫好叫座。
影片上映时我才17岁，节衣缩食，看了一次又一次，对银幕上的都市冷漠有很深的感触，家里穷，童年时已深知何谓白眼，《毕业生》让我知道白眼之外，成年人的关系，原来还如此虚伪。
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我也被钉在架构上，遵循众人的模式，刻意为自己营造一个角色，奉献出最精炼的脑汁体能，争取最有力的位置，最丰厚的报酬，进程中不断战争，回击对手，弄到满身伤痕。
时光就这样耗费了，蛮不值得的，很无奈的，生命的意义远超架构，大部分的世人，都无法发挥个淋漓尽致。有人不顾一切，摆脱架构的控制，追随自己的理想，很羡慕很羡慕。我在架构牢狱数日子，快出生天了。
久不久，总会把《毕业生》的VCD重看一次；熬了大半生，回味少年看戏时的心态，蛮过瘾的。活得快乐些吧，生命快耗光咯。
● 姚忠在
有个不喜欢应酬的年青人，顺着楼梯摸索，想找个清净的角落松口气，他刚大学毕业，父亲把他推到大机构总裁前，隆重展示，大力推荐，老父望子成龙，没意会到儿子的内心，厌恶高位职权，讨厌都市的虚假，拒绝接受设定的模式，默默挣扎着，不肯被钉牢在架构上。
他看到她了，觉得打扰了她，非常不好意思。她也看到他了，从他生硬的反应，肯定他仍是童子身；哟，太好了，猎物送上门了，让老娘为他启蒙吧，随便使个激将法，就骗了他的初夜。她化为只贪婪的蜘蛛，疯狂的吸取养分。
这场勾引戏，安宾歌罗馥(Anne Bancroft)演得太出色了，成为影史经典，对手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首次上镜，拿捏得准确，令观众眼前一亮，鲤鱼跃龙门，《毕业生》(The Graduate)轰动全球，叫好叫座。
影片上映时我才17岁，节衣缩食，看了一次又一次，对银幕上的都市冷漠有很深的感触，家里穷，童年时已深知何谓白眼，《毕业生》让我知道白眼之外，成年人的关系，原来还如此虚伪。
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我也被钉在架构上，遵循众人的模式，刻意为自己营造一个角色，奉献出最精炼的脑汁体能，争取最有力的位置，最丰厚的报酬，进程中不断战争，回击对手，弄到满身伤痕。
时光就这样耗费了，蛮不值得的，很无奈的，生命的意义远超架构，大部分的世人，都无法发挥个淋漓尽致。有人不顾一切，摆脱架构的控制，追随自己的理想，很羡慕很羡慕。我在架构牢狱数日子，快出生天了。
久不久，总会把《毕业生》的VCD重看一次；熬了大半生，回味少年看戏时的心态，蛮过瘾的。活得快乐些吧，生命快耗光咯。
● 姚忠在
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或备择成本）的概念表述了稀缺与选择二者之间的基本关系。对任何人来说，如果有价值的实物或活动并不稀缺，那么，所有人在任何时期的所有需求都能得到满足。这就没有必要去从价值各不相同的备择方案中进行选择，实际上也就没有必要去进行决定哪种需求优先的社会协调过程。在这没有稀缺的幻想环境中，不存在错过、放弃或损失机会取舍的问题。
一旦稀缺被引入，需求就不能都得到满足。除非存在着能够预先决定有价值最终产品分配的“自然”约束（比如，2月份苏格兰的阳光）、否则，稀缺既直接地在备择的最终产品中引起对必需品的选择，又间接地在公共机构或在为社会相互作用、并产生最终产品选择的程序安排中引起对必需品的选择。
选择暗含着拒绝和挑选备择品。机会成本就是特指拒绝备择品或机会的最高价值的估价。它是为了获取已挑选的具体实物中具有更高价值的选择物而放弃或损失的价值。
机会成本与选择
如果做出不同的选择，机会成本不是“某一种可能是”的预期价值。注意，它不是那种没有有效地参照选择的“某种一定是”的价值。在缺乏选择的情况下，有时候讨论预计要发生但没有发生事件的价值是有意义的，但是，既然可供选择的方案并不代表一种丢失或已损失的机会，因而把这些价值定义为机会成本是无意义的。一旦选择与机会成本之间的基本关系被承认就会得出几种含意。
第一，如果选择是在不同的价值选择物中进行，一些人不一定会进行选择。这不是说，一个作出决定的人必然成为选择者。由此得出第二种含义。没有选中的选择方案的价值，即机会成本，一定是存在于参与选择的个人头脑中的价值，而不是其他。因此，成本必定完全由选择者来决定，而不能由其他人决定。第三个必然结论是，机会成本必定是主观事物。它存在于选择者头脑中，并且能由居于选择者之外的其他人去具体化或进行测量。同时，不能轻易地被转化为一种资源、商品或货币信度。第四，机会成本人是存在于作出选择决定的时刻。在此以后它立即消失。因此，这种成本从未被实现，这种被拒绝的选择物从不能被享有。
在选择和机会成本二者关系中最重要的结论是，这里，成本必须具有超前或向前看特征。机会成本，即选择者所拒绝的选择方案的价值，是选择的障碍；但是，在选择者选择到更喜爱的选择物之前，它必须被考虑、估价、直到被拒绝。当然，在任何具体的选择中的机会成本，会被以前进行过的选择所影响，但是相对于选择本身来说，机会成本影响着选择（Choice-influencing），而是被选择所影响（Choice-influenced）。
成本的其他概念
机会成本与成本的其他概念之间的区别，最好按照影响选择或被选择所影响这两类来解释。事实上，一旦做了选择，出现后果，结果很可能包含着效用损失，不论对于最初作出选择的人或是其他都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把这些损失（不论估计的学是实现的）称为成本是意义的，但必须认识到，这些通过选择决定的成本，由自身定义可知，不能影响选择本身。
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这一点。一人愿意采用期限三年的分期付款计划购买一部汽车。形成并影响选择的机会成本是购买者对所拒绝购买的备择品的估价。在上述情况下是该货款所能够支付的购买物的估计值。在考虑了备择物的潜在价值，并决定购买汽车之后，须要履行偿债计划。每月必须支付，通常把这些支付称为汽车的“成本”。只要贷款到期并必须按时支付，这个人将非常清楚，他正蒙受效用损失。然而，作为影响选择的要求，这些“成本”是不相干的。从效用维度看，选择后果不能资本化这是造成混淆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学家们在某种意义上认识到这里产生的区别。他们常常用“旁置成本不再相关”的论调表明，选择的后果不能影响选择自身。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形式化的成本表和成本函数（它们必定隐含着成本的可测量性和可具体化性），经济学家们把成本从选择过程中分离出来。
会计师们也基本持有同一观点，他们通常严格按事后或受选择影响的方式估计成本。这些由会计师估计的“成本”，不能准确地反映损失值或失去的机会。在决策之前，可以把数量估计引入备择行动工作计划。但这种对机会成本的估计是会计对没有进行的项目的估计，而不是对已择项目定值的估计。
正如前面所言，只有选择才会影响选择的机会成本。由定义成本不能“溢出”到其他人中。当然，也可能某人的选择会使其他人蒙受损失，把这些损失称为“外在成本”有时是有益的。我们必须强调，这些外在成本是选择的障碍，它衡量了失去的机会，如果人们愿意考虑这些外在成本，并按自己估计的效用值对其进行计算的话。
机会成本和福利准则
在分析和应用机会成本理论时，混乱的主要根源在于，将理想人的市场反应的结果推广到为非市场环境的决策者定义规则或准则。在市场充分均衡时，大量买方和卖方分别选择，产生了可以用价格与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正式描述的那种结果。在特定条件下，通过竞争过程的作用，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此外，上述等式描述的一般均衡状态满足某些特定效率准则。
价格可被观测，客观上是可度量的。市场均衡的一个条件是，任何一种商品的所有单位的所有相应交换价格都相等。根据这种相等关系，可以看出，由于交易者的均衡条件要求边际成本等于价格，边际成本在客观上也是可度量的。由上面讨论可推知，如果边际成本可以测度，通过迫使决策者使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机制的作用，就可以实现独立于与竞争过程本身的资源“有效”利用。
上述整个逻辑来源于对机会成本的误解所引起的一系列混乱。每个交易者按照适当的数量关系进行调整，使他的边际机会成本等于价格。所有交易者边际机会成本均等于适当的、统一的价格这一事实表明，直到上述条件满足为止，所有交易者都具有调整商品数量的能力。它并不意味着在客观意义上边际机会成本与价格相等可以独立于数量调节过程。
考虑一个理想市场。市场中存在种商品，其统一的交易价格为每单位1美元。交易者预期的机会损失值为1美元。在客观决定的价格下，只有调整商品数量，交易者才能使其主观经验与预期的效用损失相等。在采取活动过程中所放弃的预期比活动过程中的预期值更不具体、更难以度量。选择双方在各方面都是平等的。
除市场选择，没有其他办法能使边际机会成本等于价格。因此，任何指导“管理者”在非市场环境中用成本作为确定价格基础的“规则”，必定是没意义的。然而，由机会成本定价确定的福利准则还受到另外一个重要的批评，它与可度量问题相去甚远。即使我们忽视第一种批评，并且假定边际成本可按某种方式度量，指导“管理者”用成本确定价格的原则也必须依赖于“管理者”个人行为，这种行为更像机器人，而不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的个人。为什么“管理者”会遵循这一规则？他不能使他的边际成本等于选择的预期收益值吗？他不能使他的边际本等于选择的预期收益值吗？“管理者”生活在非市场环境中，这一事实保证了他没有义务承担选择所产生的效用增减。然而，从个人的意义上来说，他自己的收益或损失，不论在选择之前还是在选择之后进行估计，都与在选择前本金的估计值完全不同，并由选择后的本金承担。
机会成本与制度选择
如上所述，在缺乏预先配置的“自然”约束条件下，存在稀缺必然存在选择，不论直接从最终“商品”中做选择，还是间接地从最终配置决定的规则、制度和程序中进行选择。上述第二类选择中的机会成本须进一步考察。在某种意义上用制度化程序分配稀缺资源会消除上述意义上的“选择”，在这方面它近似于上面提到的“自然”约束。分配结果可从某些制度过程操作中得到，没有任何个人或团体从最终备择状态中选择，因而没有任何主观上经历的机会成本。然而，尽管在成本和选择之间缺乏这种一般意义上的重要桥梁，我们仍然可以估计不同的配置情况下“可能出现”的选择值。在一系列制度决定的配置中，这些预期值损失的形式会归入理性选择计算，这种计算包括各种备择制度程序中较高水平的选择。在这种高水平的选择中，即使“选择”这个词的标准用法没有包含在资源配置中，它只单独使用，机会成本也为选择的负方出现。
考虑一个极端例子。一座楼房有两套互相分开的恒温器装置（高温和低温恒温器）；规则是每天用一个均匀的硬币在两套装置中“选择”高温或低温调节。即使个人没有单独地、或做为集体中的一员做出选择，如果恒温装置是高温而不是低温的，他研究可预期的潜在价值也是有意义的。投掷硬币“选择”的温度设施对个人效用具有影响，其影响可以在实际“选择”之前预估。然而，只要常规程序实际上持续不变，在任一天，使用某一恒温装置而不是另外那种恒温装置的损失的预期值不能代表机会成本。
为代替均匀、等重的硬币，假定现行制度允许楼房中所有投票表决，每天早晨由大多数人“选择”的结果确定该日的恒温器装置。再假定表决团体的人数很多，一个人对预期的多数派结果的影响很小。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一程序中，正如投掷硬币一样，没有人真正在备择物的最终状态之间选择。每一投票都面临十分不同的“赞成”高温或赞成低温的制度内选择，众所周知，任何人对结局的影响都很小。在他所面临的选择中，在这个术语的任何完全的价值意义上，每个表决者既不能为自己也不能为他人合理地考虑最终备择状态的预期损失。假如对个人来说低温恒温装置的预期损失为1000美元，如果他认为自己只对表决的结果有1‰的影响。则损失的预期效用值按交换标准仅为1美元。这1美元代表赞成高温调节的机会成本的交换标准的值。
既然同一结果（数值可能不同）对所有的投票者都成立，则没有人按收益和损失充分估值进行“选择”。“选择”来自于个人和群体都未充分考虑效益——成本的制度程序。在相关机会成本意义上，有效选择成为各种制度的选择。当然，在很长时期内（在上述温度选择例子中为多日），一个制度中做出的“选择”的结果可能成为其他制度做出选择进行比较的资料。当个人面临各种制度中的一种选择时，只要他知道他对选择负有个人责任。那么全部机会成本逻辑就与制度或体系选择水平相宜。然而，只有当每个人在有关的团体中确实成为各式各样制度规则的选择者时，这种结果才得以实现。只有威克塞尔（Wicksell）一致性规则在制度体系选择的某些最高水平上生效时，从而任何人都具有潜在的抉择权力，才能预期选择的备择机会成本进入并形成个人决策。
总结
机会成本是经济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从它的基本定义（即稀缺存在时因选择而失去的机会值）上看，这一概念简单，直截了当，易于理解。在分析买卖双方在市场上做出的选择时，在概念的严格定义中出现的复杂性质相对而言并不重要。但是，当我们想让机会成本逻辑扩展到市场环境中时，不论在指导决策的规范确定上，还是在制度内部或制度之间的选择的应用上，所出现的模糊和混淆表明，就连这样一个基本的概念也需要予以分析和澄清。
詹姆士.M.布坎南(James M. Buchnam) 著
一旦稀缺被引入，需求就不能都得到满足。除非存在着能够预先决定有价值最终产品分配的“自然”约束（比如，2月份苏格兰的阳光）、否则，稀缺既直接地在备择的最终产品中引起对必需品的选择，又间接地在公共机构或在为社会相互作用、并产生最终产品选择的程序安排中引起对必需品的选择。
选择暗含着拒绝和挑选备择品。机会成本就是特指拒绝备择品或机会的最高价值的估价。它是为了获取已挑选的具体实物中具有更高价值的选择物而放弃或损失的价值。
机会成本与选择
如果做出不同的选择，机会成本不是“某一种可能是”的预期价值。注意，它不是那种没有有效地参照选择的“某种一定是”的价值。在缺乏选择的情况下，有时候讨论预计要发生但没有发生事件的价值是有意义的，但是，既然可供选择的方案并不代表一种丢失或已损失的机会，因而把这些价值定义为机会成本是无意义的。一旦选择与机会成本之间的基本关系被承认就会得出几种含意。
第一，如果选择是在不同的价值选择物中进行，一些人不一定会进行选择。这不是说，一个作出决定的人必然成为选择者。由此得出第二种含义。没有选中的选择方案的价值，即机会成本，一定是存在于参与选择的个人头脑中的价值，而不是其他。因此，成本必定完全由选择者来决定，而不能由其他人决定。第三个必然结论是，机会成本必定是主观事物。它存在于选择者头脑中，并且能由居于选择者之外的其他人去具体化或进行测量。同时，不能轻易地被转化为一种资源、商品或货币信度。第四，机会成本人是存在于作出选择决定的时刻。在此以后它立即消失。因此，这种成本从未被实现，这种被拒绝的选择物从不能被享有。
在选择和机会成本二者关系中最重要的结论是，这里，成本必须具有超前或向前看特征。机会成本，即选择者所拒绝的选择方案的价值，是选择的障碍；但是，在选择者选择到更喜爱的选择物之前，它必须被考虑、估价、直到被拒绝。当然，在任何具体的选择中的机会成本，会被以前进行过的选择所影响，但是相对于选择本身来说，机会成本影响着选择（Choice-influencing），而是被选择所影响（Choice-influenced）。
成本的其他概念
机会成本与成本的其他概念之间的区别，最好按照影响选择或被选择所影响这两类来解释。事实上，一旦做了选择，出现后果，结果很可能包含着效用损失，不论对于最初作出选择的人或是其他都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把这些损失（不论估计的学是实现的）称为成本是意义的，但必须认识到，这些通过选择决定的成本，由自身定义可知，不能影响选择本身。
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这一点。一人愿意采用期限三年的分期付款计划购买一部汽车。形成并影响选择的机会成本是购买者对所拒绝购买的备择品的估价。在上述情况下是该货款所能够支付的购买物的估计值。在考虑了备择物的潜在价值，并决定购买汽车之后，须要履行偿债计划。每月必须支付，通常把这些支付称为汽车的“成本”。只要贷款到期并必须按时支付，这个人将非常清楚，他正蒙受效用损失。然而，作为影响选择的要求，这些“成本”是不相干的。从效用维度看，选择后果不能资本化这是造成混淆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学家们在某种意义上认识到这里产生的区别。他们常常用“旁置成本不再相关”的论调表明，选择的后果不能影响选择自身。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形式化的成本表和成本函数（它们必定隐含着成本的可测量性和可具体化性），经济学家们把成本从选择过程中分离出来。
会计师们也基本持有同一观点，他们通常严格按事后或受选择影响的方式估计成本。这些由会计师估计的“成本”，不能准确地反映损失值或失去的机会。在决策之前，可以把数量估计引入备择行动工作计划。但这种对机会成本的估计是会计对没有进行的项目的估计，而不是对已择项目定值的估计。
正如前面所言，只有选择才会影响选择的机会成本。由定义成本不能“溢出”到其他人中。当然，也可能某人的选择会使其他人蒙受损失，把这些损失称为“外在成本”有时是有益的。我们必须强调，这些外在成本是选择的障碍，它衡量了失去的机会，如果人们愿意考虑这些外在成本，并按自己估计的效用值对其进行计算的话。
机会成本和福利准则
在分析和应用机会成本理论时，混乱的主要根源在于，将理想人的市场反应的结果推广到为非市场环境的决策者定义规则或准则。在市场充分均衡时，大量买方和卖方分别选择，产生了可以用价格与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正式描述的那种结果。在特定条件下，通过竞争过程的作用，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此外，上述等式描述的一般均衡状态满足某些特定效率准则。
价格可被观测，客观上是可度量的。市场均衡的一个条件是，任何一种商品的所有单位的所有相应交换价格都相等。根据这种相等关系，可以看出，由于交易者的均衡条件要求边际成本等于价格，边际成本在客观上也是可度量的。由上面讨论可推知，如果边际成本可以测度，通过迫使决策者使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机制的作用，就可以实现独立于与竞争过程本身的资源“有效”利用。
上述整个逻辑来源于对机会成本的误解所引起的一系列混乱。每个交易者按照适当的数量关系进行调整，使他的边际机会成本等于价格。所有交易者边际机会成本均等于适当的、统一的价格这一事实表明，直到上述条件满足为止，所有交易者都具有调整商品数量的能力。它并不意味着在客观意义上边际机会成本与价格相等可以独立于数量调节过程。
考虑一个理想市场。市场中存在种商品，其统一的交易价格为每单位1美元。交易者预期的机会损失值为1美元。在客观决定的价格下，只有调整商品数量，交易者才能使其主观经验与预期的效用损失相等。在采取活动过程中所放弃的预期比活动过程中的预期值更不具体、更难以度量。选择双方在各方面都是平等的。
除市场选择，没有其他办法能使边际机会成本等于价格。因此，任何指导“管理者”在非市场环境中用成本作为确定价格基础的“规则”，必定是没意义的。然而，由机会成本定价确定的福利准则还受到另外一个重要的批评，它与可度量问题相去甚远。即使我们忽视第一种批评，并且假定边际成本可按某种方式度量，指导“管理者”用成本确定价格的原则也必须依赖于“管理者”个人行为，这种行为更像机器人，而不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的个人。为什么“管理者”会遵循这一规则？他不能使他的边际成本等于选择的预期收益值吗？他不能使他的边际本等于选择的预期收益值吗？“管理者”生活在非市场环境中，这一事实保证了他没有义务承担选择所产生的效用增减。然而，从个人的意义上来说，他自己的收益或损失，不论在选择之前还是在选择之后进行估计，都与在选择前本金的估计值完全不同，并由选择后的本金承担。
机会成本与制度选择
如上所述，在缺乏预先配置的“自然”约束条件下，存在稀缺必然存在选择，不论直接从最终“商品”中做选择，还是间接地从最终配置决定的规则、制度和程序中进行选择。上述第二类选择中的机会成本须进一步考察。在某种意义上用制度化程序分配稀缺资源会消除上述意义上的“选择”，在这方面它近似于上面提到的“自然”约束。分配结果可从某些制度过程操作中得到，没有任何个人或团体从最终备择状态中选择，因而没有任何主观上经历的机会成本。然而，尽管在成本和选择之间缺乏这种一般意义上的重要桥梁，我们仍然可以估计不同的配置情况下“可能出现”的选择值。在一系列制度决定的配置中，这些预期值损失的形式会归入理性选择计算，这种计算包括各种备择制度程序中较高水平的选择。在这种高水平的选择中，即使“选择”这个词的标准用法没有包含在资源配置中，它只单独使用，机会成本也为选择的负方出现。
考虑一个极端例子。一座楼房有两套互相分开的恒温器装置（高温和低温恒温器）；规则是每天用一个均匀的硬币在两套装置中“选择”高温或低温调节。即使个人没有单独地、或做为集体中的一员做出选择，如果恒温装置是高温而不是低温的，他研究可预期的潜在价值也是有意义的。投掷硬币“选择”的温度设施对个人效用具有影响，其影响可以在实际“选择”之前预估。然而，只要常规程序实际上持续不变，在任一天，使用某一恒温装置而不是另外那种恒温装置的损失的预期值不能代表机会成本。
为代替均匀、等重的硬币，假定现行制度允许楼房中所有投票表决，每天早晨由大多数人“选择”的结果确定该日的恒温器装置。再假定表决团体的人数很多，一个人对预期的多数派结果的影响很小。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一程序中，正如投掷硬币一样，没有人真正在备择物的最终状态之间选择。每一投票都面临十分不同的“赞成”高温或赞成低温的制度内选择，众所周知，任何人对结局的影响都很小。在他所面临的选择中，在这个术语的任何完全的价值意义上，每个表决者既不能为自己也不能为他人合理地考虑最终备择状态的预期损失。假如对个人来说低温恒温装置的预期损失为1000美元，如果他认为自己只对表决的结果有1‰的影响。则损失的预期效用值按交换标准仅为1美元。这1美元代表赞成高温调节的机会成本的交换标准的值。
既然同一结果（数值可能不同）对所有的投票者都成立，则没有人按收益和损失充分估值进行“选择”。“选择”来自于个人和群体都未充分考虑效益——成本的制度程序。在相关机会成本意义上，有效选择成为各种制度的选择。当然，在很长时期内（在上述温度选择例子中为多日），一个制度中做出的“选择”的结果可能成为其他制度做出选择进行比较的资料。当个人面临各种制度中的一种选择时，只要他知道他对选择负有个人责任。那么全部机会成本逻辑就与制度或体系选择水平相宜。然而，只有当每个人在有关的团体中确实成为各式各样制度规则的选择者时，这种结果才得以实现。只有威克塞尔（Wicksell）一致性规则在制度体系选择的某些最高水平上生效时，从而任何人都具有潜在的抉择权力，才能预期选择的备择机会成本进入并形成个人决策。
总结
机会成本是经济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从它的基本定义（即稀缺存在时因选择而失去的机会值）上看，这一概念简单，直截了当，易于理解。在分析买卖双方在市场上做出的选择时，在概念的严格定义中出现的复杂性质相对而言并不重要。但是，当我们想让机会成本逻辑扩展到市场环境中时，不论在指导决策的规范确定上，还是在制度内部或制度之间的选择的应用上，所出现的模糊和混淆表明，就连这样一个基本的概念也需要予以分析和澄清。
詹姆士.M.布坎南(James M. Buchnam) 著
Friday, July 01, 2005
找其他的机会, 没有必要捉住不放。
做大事是林爱莲从小就烙印在脑海中的信念。
她告诉自己，大事要趁年轻的时候做。抱着“拿得起，放得下，看得开”的心态，林爱莲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把一手创建的“水王国”的版图从中国延伸到中东，横跨半个地球。林爱莲现在的生活离不开“今天在中国应酬，明天飞中东签合同”的忙碌模式，但她从小就有的小镇性格没有改变，她抽时间和朋友聚会，喜欢热闹但不喜欢 big party 的她，根本没空寂寞。
林爱莲从小就懂得做生意，而且是稳赚的。
自小与领养她的婆婆一起居住的林爱莲因为家境贫困，所以很懂得金钱的重要性。“大人送我玩具，我都不玩，全卖给邻居小孩，把赚的钱存进扑满，满了之后就拿给婆婆用。我卖出的那些玩具根本不必本钱，所以稳赚。”
从小就想做大事
念小学的时候，林爱莲就学会卖三明治、制造藤器。从马来西亚来新加坡求学后，她靠补习、卖保险和帮人写信赚取学费。虽然得半工半读，从中学到大学，她的成绩都考到特优。
我可以想像当年的这个小女孩，在马来西亚霹雳州的金宝甘榜向邻居小孩兜售玩具的模样。小时候清寒的生活，必定对目前44岁的她奠下了一定的性格模式。
“是，因为小时候环境不好，我自小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做大事。那个时候虽然不知道什么才算大事，但这样的信念一直埋在心中，直到现在。”
林爱莲后来做的大事确实很大。10 多年前，她凭个人独到的眼光，认定废水再生市场有庞大的发展空间，于是毅然放弃原来在药剂行的事业，创立了以提供净化废水系统为主的凯发集团（Hyflux Ltd）。现在，林爱莲的“水王国”版图已经从10 年前的中国延伸到中东，成绩大家都看得到。
“我一直告诉自己，一定要趁年轻的时候打拼；每天工作的时候我都付出 100% 的时间和精力，那我在周末的时候才能够享受完全属于自己的 100% 休闲时间。”
看得开，放得下
有些人因为经历过太多苦，对金钱非常在意。这一点林爱莲就非常豁达，她坦言自己最大的好处就是凡事看得开放得下，所以到现在为止人生并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地方。
“我不会一直往一个没有结果的地方走。试过以后如果不行，我会找其他的机会；没有必要捉住不放。”
比如凯发集团曾经尝试将生意版图扩张到中国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油田，花了很多的精力但就是无法打进这个市场。
凯发刚创业时曾想进入染料市场，解决这个行业所带来的污染问题，但因为这个市场存在着一些社会问题，而其文化和素质都跟公司所知道的很不同，所以也一直没结果。
另外，凯发原来的美国伙伴Mirant，在新加坡海水淡化工程截止投标的6个月前撤出，也让她感到失望。
“我不会耿耿于怀。虽然吃了一点亏，但我明白有些事情得看机遇；这边做不成，我就往别边去，不会因此停下来。”
没有时间寂寞
对人生，林爱莲也抱着一样的生活态度，很多东西都随缘，不会要求一些得不到的东西。
问仍然单身的林爱莲经常为事业奔波，回到家的时候会不会偶尔觉得寂寞，她的回答是：“我根本没有时间寂寞。没有工作的时候，我都忙着和朋友聚会，她们经常到我家来开饮食大会，（我根本）没有时间静下来。”
林爱莲也不会花时间在社交晚宴上，除非真的需要，要不然一般的社交场合她一定缺席。
“我喜欢热闹，但不是出席这些社交场合的热闹。我经常和相熟的朋友在家小聚，喜欢的是这种私人性质的 gathering，不是 big party。”所以林爱莲说她的衣柜一点都不精彩，永远只有上班穿的衣服。
当林爱莲真正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她会拿起画笔，画一些卡通，画一些油画。“这是我从小的兴趣，小时候没有太多的机会画，现在有空就会补上两笔。”
中国中东大不同
林爱莲今年3月获得第20届“新加坡商业奖”（Singapore Business Awards）的大奖——“杰出商人奖”，打破了过去19年来从未有女商家得奖的纪录。她的名声这些年来从新加坡漂洋过海响到中国，从去年开始中东地区的国家也竞相和她合作。个子小小的她是怎样将她的魅力散发出去？
“在中国做生意要谦虚，在中东则得‘有多大说多大’。”这是林爱莲这些年来在不同地区打拼学会的应对策略和体验。
“中国和中东在文化上的差异是两个极端。中国人一向比较含蓄，我们的传统较为谦卑，在中国做生意因此不能夸大其词。相比之下，习惯了大排场的中东人就显得比较嚣张，随时都会把我说的话折扣一半，所以要给他们留下印象，不妨把话说大一点。”
身为女性，不论在中国还是中东，林爱莲难免都有点吃亏。她说：“起初刚进中国的时候，因为个子小，面孔看起来也不成熟，当地人当我是黄毛丫头，对我没有太大的尊敬。而在中东，女性的地位本来就不高，所以需要靠公司的名义才能够打得进去。”
虽然个子小小，也没有强硬派女强人的作风，但林爱莲很快凭真才实学和真材实料，获得不同地区合作伙伴的信任。不过，林爱莲坦言自己还是不习惯应酬， 很多时候都需要左右手在身边助自己一臂之力。
“有时候谈生意难免需要多喝酒，两杯下肚也比较容易打开话匣子，不喝就好像不给面子，所以我得请男同事代劳，自己到了最后才喝一点。”
除了全面进军中国和中东，林爱莲也密切留意印度。据了解，凯发有意在印度南部工业区设立海水淡化厂，现今正与一些伙伴商谈。
每天带着一个新希望
由于股价近来猛涨，身为凯发集团总裁的林爱莲截至今年4月的账面“身价”突破4亿元，难得的是她现在还保持“小镇性格”，朋友最欣赏她的亲切随和。
“这些年来我的小镇性格都没有改变，不论是对高层还是下属，我的态度都一样，从不摆架子。要得到别人的尊重，首先当然要尊重别人。”
林爱莲说她近几年开始将一些事务交给同事打理，这让她“赚到”一些时间，可以更好的审视公司的环境和情况，尤其是人事方面。
她承认成功得付出一定的代价，比如成了名人，牺牲了一点个人自由，但这些她都可以应付。
林爱莲说：“或许因为自小没有得到太多的机会，所以我一直很希望为自己和别人制造机会。当我看到公司稳健成长，员工的生活和环境因为公司的成功而变得更好时，我有很大的满足感——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
看得出出身贫寒的林爱莲在经过多年的奋斗之后，对生活和生命都抱着乐观的态度。
对自己，林爱莲说：“我告诉自己，每天都要带着一个新的希望，不要让沮丧跟随。”
对别人，她说：“要记住，凡事要拿得起， 放得下，看得开，日子也就不会过得那么辛苦。”
● 吴庆康
她告诉自己，大事要趁年轻的时候做。抱着“拿得起，放得下，看得开”的心态，林爱莲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把一手创建的“水王国”的版图从中国延伸到中东，横跨半个地球。林爱莲现在的生活离不开“今天在中国应酬，明天飞中东签合同”的忙碌模式，但她从小就有的小镇性格没有改变，她抽时间和朋友聚会，喜欢热闹但不喜欢 big party 的她，根本没空寂寞。
林爱莲从小就懂得做生意，而且是稳赚的。
自小与领养她的婆婆一起居住的林爱莲因为家境贫困，所以很懂得金钱的重要性。“大人送我玩具，我都不玩，全卖给邻居小孩，把赚的钱存进扑满，满了之后就拿给婆婆用。我卖出的那些玩具根本不必本钱，所以稳赚。”
从小就想做大事
念小学的时候，林爱莲就学会卖三明治、制造藤器。从马来西亚来新加坡求学后，她靠补习、卖保险和帮人写信赚取学费。虽然得半工半读，从中学到大学，她的成绩都考到特优。
我可以想像当年的这个小女孩，在马来西亚霹雳州的金宝甘榜向邻居小孩兜售玩具的模样。小时候清寒的生活，必定对目前44岁的她奠下了一定的性格模式。
“是，因为小时候环境不好，我自小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做大事。那个时候虽然不知道什么才算大事，但这样的信念一直埋在心中，直到现在。”
林爱莲后来做的大事确实很大。10 多年前，她凭个人独到的眼光，认定废水再生市场有庞大的发展空间，于是毅然放弃原来在药剂行的事业，创立了以提供净化废水系统为主的凯发集团（Hyflux Ltd）。现在，林爱莲的“水王国”版图已经从10 年前的中国延伸到中东，成绩大家都看得到。
“我一直告诉自己，一定要趁年轻的时候打拼；每天工作的时候我都付出 100% 的时间和精力，那我在周末的时候才能够享受完全属于自己的 100% 休闲时间。”
看得开，放得下
有些人因为经历过太多苦，对金钱非常在意。这一点林爱莲就非常豁达，她坦言自己最大的好处就是凡事看得开放得下，所以到现在为止人生并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地方。
“我不会一直往一个没有结果的地方走。试过以后如果不行，我会找其他的机会；没有必要捉住不放。”
比如凯发集团曾经尝试将生意版图扩张到中国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油田，花了很多的精力但就是无法打进这个市场。
凯发刚创业时曾想进入染料市场，解决这个行业所带来的污染问题，但因为这个市场存在着一些社会问题，而其文化和素质都跟公司所知道的很不同，所以也一直没结果。
另外，凯发原来的美国伙伴Mirant，在新加坡海水淡化工程截止投标的6个月前撤出，也让她感到失望。
“我不会耿耿于怀。虽然吃了一点亏，但我明白有些事情得看机遇；这边做不成，我就往别边去，不会因此停下来。”
没有时间寂寞
对人生，林爱莲也抱着一样的生活态度，很多东西都随缘，不会要求一些得不到的东西。
问仍然单身的林爱莲经常为事业奔波，回到家的时候会不会偶尔觉得寂寞，她的回答是：“我根本没有时间寂寞。没有工作的时候，我都忙着和朋友聚会，她们经常到我家来开饮食大会，（我根本）没有时间静下来。”
林爱莲也不会花时间在社交晚宴上，除非真的需要，要不然一般的社交场合她一定缺席。
“我喜欢热闹，但不是出席这些社交场合的热闹。我经常和相熟的朋友在家小聚，喜欢的是这种私人性质的 gathering，不是 big party。”所以林爱莲说她的衣柜一点都不精彩，永远只有上班穿的衣服。
当林爱莲真正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她会拿起画笔，画一些卡通，画一些油画。“这是我从小的兴趣，小时候没有太多的机会画，现在有空就会补上两笔。”
中国中东大不同
林爱莲今年3月获得第20届“新加坡商业奖”（Singapore Business Awards）的大奖——“杰出商人奖”，打破了过去19年来从未有女商家得奖的纪录。她的名声这些年来从新加坡漂洋过海响到中国，从去年开始中东地区的国家也竞相和她合作。个子小小的她是怎样将她的魅力散发出去？
“在中国做生意要谦虚，在中东则得‘有多大说多大’。”这是林爱莲这些年来在不同地区打拼学会的应对策略和体验。
“中国和中东在文化上的差异是两个极端。中国人一向比较含蓄，我们的传统较为谦卑，在中国做生意因此不能夸大其词。相比之下，习惯了大排场的中东人就显得比较嚣张，随时都会把我说的话折扣一半，所以要给他们留下印象，不妨把话说大一点。”
身为女性，不论在中国还是中东，林爱莲难免都有点吃亏。她说：“起初刚进中国的时候，因为个子小，面孔看起来也不成熟，当地人当我是黄毛丫头，对我没有太大的尊敬。而在中东，女性的地位本来就不高，所以需要靠公司的名义才能够打得进去。”
虽然个子小小，也没有强硬派女强人的作风，但林爱莲很快凭真才实学和真材实料，获得不同地区合作伙伴的信任。不过，林爱莲坦言自己还是不习惯应酬， 很多时候都需要左右手在身边助自己一臂之力。
“有时候谈生意难免需要多喝酒，两杯下肚也比较容易打开话匣子，不喝就好像不给面子，所以我得请男同事代劳，自己到了最后才喝一点。”
除了全面进军中国和中东，林爱莲也密切留意印度。据了解，凯发有意在印度南部工业区设立海水淡化厂，现今正与一些伙伴商谈。
每天带着一个新希望
由于股价近来猛涨，身为凯发集团总裁的林爱莲截至今年4月的账面“身价”突破4亿元，难得的是她现在还保持“小镇性格”，朋友最欣赏她的亲切随和。
“这些年来我的小镇性格都没有改变，不论是对高层还是下属，我的态度都一样，从不摆架子。要得到别人的尊重，首先当然要尊重别人。”
林爱莲说她近几年开始将一些事务交给同事打理，这让她“赚到”一些时间，可以更好的审视公司的环境和情况，尤其是人事方面。
她承认成功得付出一定的代价，比如成了名人，牺牲了一点个人自由，但这些她都可以应付。
林爱莲说：“或许因为自小没有得到太多的机会，所以我一直很希望为自己和别人制造机会。当我看到公司稳健成长，员工的生活和环境因为公司的成功而变得更好时，我有很大的满足感——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
看得出出身贫寒的林爱莲在经过多年的奋斗之后，对生活和生命都抱着乐观的态度。
对自己，林爱莲说：“我告诉自己，每天都要带着一个新的希望，不要让沮丧跟随。”
对别人，她说：“要记住，凡事要拿得起， 放得下，看得开，日子也就不会过得那么辛苦。”
● 吴庆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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